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流的人才往往会折戟科场。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会为此而感到惋惜，因为游戏规则决定了这一切。再三再四的科场失意和伴随着一生的仕途落拓，于个人而言，或许是命运的不济；于文化而言，则有可能是一种幸运。
洪武大幕开启后，为解决大乱之后人才凋敝问题，朱元璋除了任用一批元朝的旧官僚外，还要求各地荐举德才兼备的儒生出任官职，并在中央设国子学，地方设府州县学，从学校直接选拔官吏。大明王朝的第一次科举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洪武三年（1370年），朝廷宣布科举取士几天之后，朱元璋突然颁布诏令，国学及府县生员对骑射功夫要勤加练习，在面试环节要检验考生的武功。朱元璋的理由是“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自己是靠武夫取天下，所招揽的人才不能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朱元璋之所以会临时做出“文武并举”这一补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必然选择。帝国尚未完成统一，蒙元贵族在中原的残余势力还未扫荡干净，社会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科举虽然以选拔文官为目标，但这时候朱元璋对考生的要求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士的范畴。
第一次科举仓促落幕，虽然朱元璋对由科举得人才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下令体制内的文官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但当他发现“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抑或可用，及试用之，不能措诸行事”时，还是深感失望。
十年之后的第二次科举，朱元璋完全打破了第一次科举的制度框框，拒绝简单恢复与翻版，推出所谓的新科举。最明显的变化在考试内容及考试方式上。考试中的经义、四书义题明确规定必须采用指定的传注来回答。比如《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四书五经的考试成为科举的实质内容，限定了经书注疏的范围。考生行文时，只是“代圣贤立言”，必须根据古人的思想及规定的有限几家注疏来发挥，不允许有自己异于圣贤的丝毫见解，谁创新谁就过不了关。从考试方式来看，考试题目也由原来的三场五道上升到三场十八道，题量大大增加，对考生文字功夫要求更高。同时取消了面试环节，也就等于废除了对考生在马术、箭术、书法、算术及律法知识方面的特殊要求，使文章写作成为考生日常学习的唯一重点。
每场考试结束后，各房师便立刻开始阅卷、荐卷，通常是第一场经书考试甫一考毕，全部录取名额已被占满，二、三场考试发挥如何已基本不影响最后的结果。洪武十五年（1382年）以后的科举最首要的目标不再是选拔真才实学，也不再鼓励士子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两相对照，如果说洪武年的第一次科举是在选拔多样化人才，那么第二次科举便是在制造单一化人才。
参加会试的举子们经过层层选拔，会试高中后，必须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分为三甲，一甲有三人，赐进士及第，其中第一名即所谓状元。二甲人数多一些，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也就是相当于进士出身，以此获得进入官场的资格。
殿试的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淘汰赛，只是一次排位赛，将礼部试录取的进士重新分拣赐名。殿试毕竟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考试，事关皇家声誉。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朱元璋煞费苦心，经过反复斟酌，最终圈定了七十八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主考官本身就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资格和待遇，通常是由朝廷指定有德高望重的文人官僚担任。
主考官往往会与考生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利益关系，录取的进士理所当然地尊主考官为座主，自己是门生。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座主和门生之间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抱团关系。科举本是皇帝招揽人才的手段，可人情却成了座主的私人资源。对于这一点，朱元璋也是心知肚明。他见不得官员之间形成朋党势力，无论是当年的淮西势力，还是江左势力，都被他用铁血手段拆得支离破碎。如果非要产生一位座主，那就非他莫属，直接操控文人选拔，而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精英只能成为天子门生。既然他这个做皇帝的要当这个主角，那么主考官的角色便有些尴尬。
刘三吾作为元朝旧臣，曾经担任过元朝广西提学，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一手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来当这个主考官，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对这次科举的期望。
洪武三十年三月初的那个清晨，五十一名考生散散落落地经过东华门，走向他们魂牵梦绕的人生圣殿。他们在经过宫门时，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每个人都要开怀解衣，防止有人夹带用于作弊的书籍或范文之类，甚至身上有类似于文字的刺青也要辨识仔细，不能有半点马虎。检查越严格，越能凸显考试的重要性，就越让这些考生感觉到自己身份的高贵。考场设在奉天殿，奉天殿的廊庑特地挂上了帷幕，又用帘子分隔为五十二间独立空间，里面摆放案桌。监考的官员正襟危坐，宫里的侍从则在一旁为考生端茶送水。殿试是皇帝亲试，除了要亲自命题和亲自决定名次，还要亲临考场。开考前，考生们已到正殿向洪武皇帝行礼，然后再找到自己的座位。当他们在考桌前坐定，开始研墨濡笔，而此时太阳已经慢慢升起来了。
殿试是科举制度这座金字塔的塔尖，每个读书人都有一个进士梦，或者状元梦。他们日夜不辍、蹭蹬不休，一级级地攀登，进入殿试意味着梦想已近在咫尺。殿试就考一篇策论，这一年的策论是一篇材料作文，材料是朱元璋的一番自诉衷肠，历数这些年来自己如何宵衣旰食、殚精竭虑，以及大明开国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要求每个人根据材料，为他出谋划策。策论写作的要点在于找准切入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找准切入点就是要吃透皇帝的心思，投其所好。这些年来，朝廷内外最大的争论集中于朱元璋在治国过程中所使用的严刑峻法，他也想借此机会听一听来自民间的声音。
一切如常，经三月初一殿式，点中陈安邸为状元，尹昌隆为榜眼，刘鹗为探花。金榜题名被认为是人生四大乐事中含金量最高的，一个男人只要实现了金榜题名，那么洞房花烛和他乡故知都会找上门来。殿试名义上皇帝是座主，实际上他不可能每篇文章都亲自过目，看卷子的还是下面的考官。考官看了卷子拿出一个相对公允的名次排序方案，然后再交给皇帝做最后的定夺，以显示皇帝的权威。这样看来，考官的好恶至关重要。如果他不高兴，将考生的排名放在后面，即使文章写得再滴水不漏也进入不了皇帝的视线。对于考生而言，一篇应试文章不仅仅是文字技巧的表现，更是一种政治智慧。
自从接受这一工作以来，刘三吾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当他将考生名单送给朱元璋审查时，在几分得意的背后更多的是诚惶诚恐。几分得意是因为他有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能力，而且在这次招录过程中也问心无愧地做到了这一点。诚惶诚恐则是因为他实在无法把握朱元璋用人的尺度。论文章，这么多年大明官方宣传的强势灌输，使得进入殿试的每个考生都能吃准洪武年间的政治导向，然后展开旁征博引。考生的行文套路更无创造性可言，指定的考试书目，指定的八股行文格式。至于遣词造句，天下书生都知道朱元璋不喜欢奇谈怪论，不喜欢虚饰浮华。即使是颂扬他这个皇帝英明神武千古第一，也不要露出拍马屁拍得过重的痕迹。科举的指挥棒就这样软化了一代士子的脊梁，除去权欲和功名，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贫瘠和荒芜的。
白日煌煌，各人头上顶着一方天，谁又知道哪块云头上会有雨。张榜公布了几天，那些得到结果的新科进士正躲在皇城的某个角落里得体地掩饰着内心早已喷薄而出的幸福感，他们甚至会表现出一种黄花闺女待嫁的羞怯之态。也就在这时，大批落榜考生闹哄哄地鸣冤告状，礼部的大门也差点被他们砸得稀巴烂。南京街头，更有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拦住官员轿子当街告状。也只短短几日，整个南京城沸反盈天，一派大呼小叫的闹腾气象。就连街头摆摊的、杂耍的都知道，是那些读书人干的好事。他们认为自己是这场考试的受害者，科场有人舞弊，他们愤怒了。
“科场舞弊”政治丑闻产生轰动的社会效应，会很容易给那些街头的好事者带来一场倾情参与的狂欢，更何况是在政治敏锐指数最高的皇城。那些平日里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书生，就像是饮下被施了魔法的药水，一夜之间失了心性，变得百无禁忌、原形毕露。南京城的街头巷尾发出同一个疑问：既然皇帝亲临殿试现场，为什么还会闹出此等风波？
喊冤者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直接。他们寒窗苦读是为了能够追逐心中那份缥缈的人生理想，谁知道勤奋如斯的他们不是败在才不如人，而是因为自己生错了地方，生在了广袤贫瘠的北方大地。这句话点醒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他们盯着榜文看了又看，这才发现，会试中榜的五十二名贡生，清一色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巧合？可又说不过去。
礼部官员请来锦衣卫弹压，可即便是手握绣春刀的锦衣卫面对群情激奋的大批士子也只能束手无策。一夜之间，南京城里各式传言和匿名传单塞满了大街小巷，有说主考官收了考生的钱，有说主考官是南方人，有地域歧视。每一种说法听上去都有些道理，说者往往会在话尾加一串后缀词来夯实消息的来源。落第举子成群结队，从贡院来到主管科考的礼部，要求与考官当面对质。
消息传来，朝堂上下也是一片哗然，先后有十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朱元璋彻查此事。就连皇帝身边的侍读张信，也怀疑此次考试有问题。所有人的议论止于议论，唯独皇帝参与的议论是要人命的。朱元璋大为恼火，贪污腐败和营私舞弊本就是他这一生最痛恨的两大关键词。当初之所以选择刘三吾，就是因为看中对方是一个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很过硬的老翰林。痛心之余，朱元璋要求刘三吾必须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刘三吾给出的说法是，北方一直处于元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那里老百姓生活水平较低，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相比，举子的文化素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才会促成一榜尽是南方人的局面。其实刘三吾所分析的这个事，并不是洪武三十年才发生的。从洪武三年（1370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南北榜”案之前的明朝六次殿试，状元是清一色的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存在着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也就是说“南强北弱”的格局不但早就存在，而且这种现象是体制内官员早已心知肚明的事。
如果追溯根源，这种现象起于唐朝安史之乱，到南宋时期进一步扩大。古代官场向来有“南相北将”之说，但在宋朝，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北宋的科举，素来“重北轻南”，北宋真宗以前，所有的宰相都是北方人，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曾在宰相堂手书“南人不得坐此堂”。宋真宗后，南方考生得中者渐多，宋朝的文化名士，如“三苏”等人也多来自南方，到司马光为相时，又曾设置“分路取士”法，压制南方考生的录取名额。到元朝时期，虽然恢复科举，但色目人和蒙古人得到优待，汉人遭到排挤，而那些被打压的考生，又多为南方人。北宋灭亡后，大批的北方知识精英南逃，使南方文化开始了长足发展。南宋灭亡后，元王朝一度废除了科举制，虽然在后期重开科举，但汉人的录取比例极少，而科举出身的官员在体制内的地位也微不足道。
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在历经了金朝、元朝几百年的统治后，经济和文化已大大落后于南方。在元王朝的科举中，那些中榜的汉人大多来自安徽与江南地区。朱元璋起兵平天下的年代里，他所仰仗的人物更是来自浙江的“浙东四才子”——吴征、刘基、章溢、宋濂。早期创业的朱元璋正是因为笼络到了大量的江南文化界名人，才得以迅速壮大实力。谋士朱升、李善长等人都是来自安徽与江南等地的杰出人才。
刘三吾说的这个事，并不是洪武三十年之怪现状。明王朝的教育体制在朱元璋打天下时就已经确立，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最早都设立于朱元璋早期的占领地，如安徽、江苏，以及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北方大规模重设学府、普及教育，多是洪武元年（1368年）之后，无论是师资水平还是开展程度比起南方都相去甚远。当然北方并不是没有人才，山东、山西两省一直是教育大省。
结束了打天下阶段与文人的蜜月期，坐了天下的朱元璋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文化专制。刀锋所向，那些贴身靠前、手无缚鸡之力的南方文人只能选择向现实妥协，甚至向自己曾经极力追随的君主交出他们那颗充满人生智慧的脑袋。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北方士子只能远远地对朱明政权持一种观望态度。
洪武年间所推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弥合这个差距，反而越拉越大。朱元璋发起的几次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士人。许多名士宁愿选择归隐山林，也不愿入世为新政权服务。如此境况，必然导致教育的全面溃退，落后于南方也并不意外。洪武年间，南方士子可谓扬眉吐气，在历次科举中占有绝对优势。北方学子除了争夺科举中极少的名额外，只能通过监生、举荐等非科举方式入仕。即使能够有幸走进体制，在官场中也多受南方文官势力的排挤与压制。直到“南北榜”事件的爆发，人们才将目光投向北方士子。
只要是个官员，无论职位大小，手里掌握一点资源，他们就能玩得风生水起，所谓“串通作弊”不过是明火执仗的潜规则。对于朱元璋来说，重要的不是科场到底有没有作弊，而是掀起这场风暴可以让自己达到什么目的。他也知道，刘三吾是一个刚正不阿之人，绝不会徇私枉法。他也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他还是要求刘三吾从北方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中国古代文官有一种脾性叫“犟”，也就是坚持原则。他们宁愿让皇帝老子不痛快，也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刘三吾就是这种人。他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公正无私的，毫无错处，凭什么要更改成绩。
刘三吾拒绝道：“自己是为国家选拔人才，只能用卷面文章的好坏作为标准，不能以南方人、北方人作为依据。”刘三吾的一番话，使得朱元璋无从应答。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才道：“既然爱卿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不如在北方举人中选拔几个，以安定人心。”
刘三吾是一个特别耿直之人，说什么也不妥协。不换思想，那就换位置。刘三吾被就这样被朱元璋赶出京城，副主考白信蹈等人被停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朝廷上下都知道南北考生存在差异这一事实，却为何纵容各路朝臣在事件中相互指摘、推波助澜？
随后，朱元璋正式下诏，就科举作弊一事，专门成立了十二人的调查小组，这其中有曾经怀疑此次科举舞弊的张信等人，也有以学问著称的严叔载、董贯，还有以忠直敢言闻名的周衡、黄章等人。成员的选择上，可谓公平公正公开。有皇帝替自己撑腰，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前山呼万岁，表达对朱元璋的感激之情。张信领授了皇帝的旨意，组织一些人重新阅卷，二十余日与阅卷诸人关在贡院，不得回家，不得与任何人接触。一时间，会试复审成为京城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聚光灯下，调查小组虽然忘我投入地复核，却迟迟拿不出一个结论。四月十三日，朱元璋实在没有耐心再这么耗下去，他亲临奉天殿，要求听取复试结果。这就像是一台大戏，闹场的锣鼓和龙套也已做足了铺垫，接下来轮到主角们登场。那些六部九卿官员与原主考人也一个个来到奉天殿，他们的脸上写着让人难以捉摸的神情。或许是因为紧张，有的人的衣衫已经湿透了。
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认为很有可取之处。他突然话语一转，将南方卷与北方卷相比，承认北方卷确实不如南方卷，一榜尽是南人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说，刘三吾等人的阅卷没有问题，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五十二人皆是凭其才学录取。张信给出的结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让朱元璋进退两难。在一个不公道的世界里，个别人的公道不仅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有可能赔上自己的前程和身家性命。可是在朱元璋的王国里，公道与不公道取决于圣意，这些官员这么多年还没搞明白这件事，这让他很失望。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落榜的北方学子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调查结果，同时这也给了那些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篇弹劾考官的御史大多来自北方，而告发张信与刘三吾串通舞弊的，正是河南籍御史杨道。如此情形，就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北方籍的官员们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
朱元璋怒火攻心，指责官员官官相护，互相包庇。他认为张信受刘三吾的指使，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北方试卷送交他审阅，这是犯了欺君之罪。朱元璋的疑心病又犯了，他要亲自评卷，前面张榜出来的结果一概无效。虽然刘、张二人给出的理由并无任何破绽，朱元璋心里也认可，法律上更是无懈可击，可一旦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统统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年五月，震怒下的朱元璋做出了一个更为极端的决定，他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等人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十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陈年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刑部大牢的一番严刑逼供，并没有获得半点有价值的口供，这让朱元璋更加恼羞成怒。结果涉案官员全部遭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就这样成了恶制度的替罪羊，走进风沙漫天的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为悲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到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直到被酷刑折磨至死的那一刻，他也无法走出内心冰冷如刀的困惑。悲惨之状，就连苍天也为之变色。其余诸人也先后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法律既不能保全无辜的大臣，也不能完全伸张世间的道义。
六月份，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开出了一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录取名单：五十二名中榜贡士，竟然清一色是北方人，无一名南方人。这真是一个令人疯狂的世界，而权力又是一件任性的法器，两相结合，一切意外都在情理之中。朱元璋将这件事与蓝玉案扯上关系，自然有他的想法。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大多是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血雨腥风下，那些吓破了胆的读书人甚至视做官为畏途，纷纷逃避科举考试。其实在这次科举考试之前，朱元璋就已经从礼部的奏报中获知：“今北方士子，应试者减半也。”
在朱元璋看来，做臣子的大义邀誉可以只对自己所认为的天地良心负责，除此无他。但是身为开国之君的他也只能选择对自己的家天下负责，除此也无他。这就是所谓的屁股决定脑袋，坐在什么位置干什么事。无论是最早作为主考的刘三吾，还是曾质疑刘三吾、后来又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他们都是心无杂念的纯粹的知识分子，坚持以才学取士。南北考生水平上的差距，外带二人的公正，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件。
满朝哗然之后，朱元璋自然不能承认南北考生水平差距的事实，这样等于开罪于北方士子，南北榜的出台，也就成了最好的折中办法，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朱元璋就这样用“搞平衡”的办法处理了这起震撼士子之心的科举大案，随着事件的不断发酵，明朝的科举制度也随之做出重大调整。从此明朝的科举录取，不再是“全国统一划线”，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学子，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上榜之后，再统一参加殿式。
4 诸王内争及奔丧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秋天，在南京紫禁城宫殿的深处，朱元璋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而这一年，他六十七岁。
从后来的举动推测，朱元璋突然失去了从前的底气，他不再一往无前，凡事瞻前顾后。他变得愈发固执，变得更加复杂，让人难以琢磨和理解。不久前，他先是把《皇明祖训》的修订本分给官员们。一个月后，他又把最后的决定本分发给诸皇子。既然是祖训，话说得直白且犀利。这些话并不只是说给皇太孙朱允炆、四皇子朱棣以及当时的子孙听的，而是一种面对未来的叮嘱。它是说给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两百年后的朱家子孙听的，也像是说给六百多年后的我们听的。
细细品味，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执政者”的焦躁不安，其中的表述暗含着对未来的深深忧虑。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朱元璋的遗嘱——具有制度名义的遗嘱。他奋斗一生的结果、他所有想说的话，都镌刻在其中。他说：“凡我子孙，欲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警戒之哉。”在《皇明祖训》中，朱元璋特别强调，它包含的法律乃国家万世不变之大法，子子孙孙世代相守，勿疑勿失。这是“国法”，同时也是“家法”，子子孙孙必须遵守，不得“轻佻，乱我家法”，不得擅改。他还宣称，凡遵守开国者训示的，天、地和祖宗神明都将降福于他。
人老了，会对时间产生一种无力感。即使山呼海啸的勇敢者，也无法超越时间。此时，朱元璋要把自己在动乱时代中的经验留下来，让后人知道。如果不借助制度的威严，他所做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
开国前，朱元璋因为子嗣尚幼，收养了诸多养子，并赐以“朱”姓结成亲缘关系。他将养子培养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并以“养子监军”的模式控制将领，掌握军事大权。通过义子构成亲缘关系，组成宗法意义上的大家庭来更好地控制军队，这对朱元璋来说也算是特殊时期的家庭构成。
开国后，皇子们日渐长大，出于宗法和国家秩序上的考虑，朱元璋还姓于养子，开始推行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分封制。在朱元璋的家庭观念里，亲缘关系也是家庭关系的一种，但始终没有血缘关系重要。朱元璋钦定《皇明祖训》为祖宗家法，并强调“一字不可改易”，其中记载了分封诸王的相关规则，规定了藩王的权利和义务。他最初设计分封制的意图很明显，借此保证朱氏天下不被外姓侵夺，皇室成员代代安稳。
同大多数创业型王朝类似，大明王朝在它的草创时代，高层架构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状态，以此吸纳天下英才，应对外部挑战。待到江山坐定，权力固化，原本开放的结构开始走向封闭，变成朱元璋及其子孙的家国游戏。
而藩王的权力分配与开国前朱元璋用义子镇守地方、监视将领的做法如出一辙。藩王代表皇室驻扎地方，享受权利，也受到制约。早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年底，朱元璋命令外甥李文忠复姓“文忠上甥也，自幼育之，赐以国姓，至是命复姓李氏”。此时开国在即，朱元璋已经在考虑义子在之后国家制度中的定位。随后他让其他义子一个个都恢复本来姓氏，“上即皇帝位，命（沐）英复姓。曰：不可使其本宗乏嗣也”。朱元璋还姓于养子既出于宗法考虑，也有政治因素。一个王朝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正所谓“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推行礼法制度，重塑君臣秩序是当务之急。
义子关系既不是原生的血缘关系，也不是君臣关系，不管从国家层面还是君主个人家庭来看，义子的存在都是不符合礼数的。诸义子只有恢复自己的本姓，身份发生转变才能构成合乎礼法的君臣关系。义子们追随朱元璋建功立业，如果再以“朱”姓分封为王，就意味着在宗法层面承认义子和亲子一样享有权利，义子们还有军功在身，一旦有异心就很容易威胁王朝统治。朱元璋生性多疑，他对部下、义子不全然信任，战争时期让双方互相监视，和平时期则利用藩王控制地方。
根据《皇明祖训》，朱元璋给每一个藩王封地提供两支军队，即守镇兵和护卫兵。藩王统率护卫兵，而守镇兵有自己正式的指挥官，通常由皇帝从京师派下来。藩王对守镇兵没有直接统率权，守镇兵的指挥官要及时向朝廷上报该藩王给他发出的任何指令。如此设计，是为了防止朝廷的军官或其他任何人篡夺权力。诚如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所叙述的那样：一旦朝廷内有不轨之大臣，宫内有奸幸……天子即可秘密命令亲王率领守镇兵给予严惩。在朱元璋的分封体系中，藩王们享受着极大的权力，同时对境内文武官员起到节制的作用。
根据《皇明祖训》，如果朝廷要调动某王的守镇兵，必须以盖有御玺的一封公文送达藩王，同时以完全相同的另一公文送达守镇兵的指挥官。只有指挥官同时收到皇帝的旨意和藩王的命令，他才能发兵。没有藩王的命令，仅有皇帝的信函便没有出兵的权力。在《明太祖实录》1392年10月16日条目记的一道敕令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朱元璋的良苦用心。这道敕令是发给右军都督府的，其中说道：
盖王府置护卫，又设都司，正为彼此防闲。都司乃朝廷方面，凡奉敕调兵，不启王知，不得辄行；有王令旨，而无朝命，亦不许擅发；有如密旨不令王知，亦须详审复奏而行，此国家体统如此。
许多藩王利用自己的护卫兵作为私人武装，而扩充私人武装并没有得到皇帝的授权。比如，秦王朱樉活着的时候，名义上只有亲兵五百人，甚至未被授予真正的护卫兵组织。他只好从都指挥司扩充亲兵队伍，而都指挥司的设立正是为了抑制藩王的护卫兵部队的力量。秦王朱樉、晋王朱㭎和燕王朱棣多次使用他们的护卫兵在边境前线练兵，而让守镇兵护卫他们的封地。朱棣屡次兴兵塞外，每一次兴兵都是一次扩张军事力量的机会。随着不断扩充，他逐渐成长为北方最重要的实力派。这也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说：“在往后的数十年中，燕王守卫他的藩封时，他经常指挥对蒙古人的战斗，在老将们的辅弼之下很会打仗。他的功绩赢得了他父亲的好评，但也引起了后者的烦恼，因为他越来越变得心志不凡、目中无人和闹独立性。”
洪武十三年（1380年），当二十一岁的朱棣带着徐达的爱女，即四年前被册封的燕王妃，纵马出了灯火阑珊的南京城，一路向北，跨过当年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易水，抵达遥远的北平就任燕王时，他已是一名银盔银甲、久经战阵的青年英雄。朱棣就藩北平的头几年，北边的军务一直是徐达主持的。徐达是明王朝排名第一的开国功臣，德高望重。他又是朱棣的岳父，翁婿之间的配合，自然和谐无间。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病亡。这也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对于北边的军务之事，朱棣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北平地处明帝国、蒙古、朝鲜等多种势力的交接地带，这里虎踞龙盘，犹如一团复杂敏感的经络，稍不留意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代替徐达主持北边军务的是大将军冯胜，冯胜被朱元璋赐死之后，接替冯胜的是蓝玉。幸亏他们都被朱元璋先后杀掉，不然的话，他们的存在对朱棣后来的事业发展是个很大的障碍。从某种意义上，朱元璋诛杀功臣宿将，不光替朱允炆“拔刺”，也在替朱棣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燕王的二哥秦王朱樉就藩之后，飞扬跋扈、恣意妄为，经常触犯法律，甚至闹到要举兵谋反。朱元璋把他召回京师，准备将其废黜。亏得皇太子朱标从中化解，才让他逃过一劫。诚如《明史》所言：“太子为人友爱。秦、周诸王数有过，辄调护之，得返国。有告晋王异谋者，太子为涕泣请，帝乃感悟。”
朱棣比谁都了解他的父皇，有人说他最像他的父皇，就连朱元璋也承认诸皇子中，四皇子朱棣最像他。若是如此，朱棣只需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就能契合朱元璋的心意。朱元璋的骨子里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和偏执，对人始终抱有警惕之心，凡事持怀疑态度。他的这种恐惧感和不安心理，只要受到外部世界的小小刺激，就会引发极大的振荡。朱棣需要谨慎行事，既要当一个胜任的藩王，也要讨朱元璋的欢心。据说，朱棣就藩北平后，除了精心料理藩府诸事外，还四处巡视，了解山川形势、体察民生疾苦。他有时路过农家，就到农民家中叙谈，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当了皇帝后还不时向臣子说到这些事：“朕在藩邸时，数因田猎过田家。见所食甚粗粝，知其所苦，每亲劳问之，无不敢悦……”
朱棣这么做，除了尽到一个藩王的职责，也有讨好朱元璋的意思在里面。众所周知，朱元璋是游民出身，早年的卑微出身，让他深深体会到一个小民要想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所要付出的痛苦与艰辛。当皇帝之后，朱元璋不止一次地在官员面前说：“朕为天下主，凡吾民有不得其所者，皆朕之责。”他是天下之主，凡是老百姓吃不上饭、住不上房，都是他这个做皇帝的责任。
长期挣扎活命于社会最底层，造就了朱元璋执政时期的两大特色：一是对农民疾苦的无比同情，二是对豪民和暴吏的刻骨仇恨。他将“安民为本”作为施政的中心要务。每遇灾荒之年，他就像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那样变得焦躁难安。相比较而言，他可以说是历史上对灾荒认识最为深刻的一位君主。朱元璋将民心视为天命所在，将民心视为长治久安的根本。那些短命王朝为什么会那么快就走到灭亡的境地，还是因为失去民心。正因为如此，他才说“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决于此，甚可畏也”。
朱棣心里清楚，他必须极力赢得父皇的赏识和信任。生在君王之家，父子也好，兄弟也罢，都难以抵挡政治风暴的侵袭。朱元璋的一句话可以将他废掉，也可以一句话让他高升。而他的其他兄弟好像并没有识破这一点，有的沉溺于酒色，有的舞枪弄棒，干一些杀人犯法的勾当；有的吟诗作赋，有的炼丹嗑药，燕王朱棣的十弟鲁王吃丹药毒瞎了眼睛。他死后，朱元璋给他的谥号为“荒”。秦王朱樉是在1395年去世，朱元璋在颁赐的谥册中说：“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诸子，以尔年长，首封于秦，期永绥禄位，以籓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其谥曰愍。”这样的话听来，显然不是赞美之词。朱元璋颁赐给秦王朱樉的谥号“愍”，本身就有忧患、痛心之意。秦王朱樉去世后，他的世子朱尚炳继承秦王位，但父子二人的经验和才能相差甚远。
燕王朱棣与三哥晋王朱㭎素有恩怨，大有水火不容之势。《奉天靖难记》中有载：“太子（朱标）与晋王深相结交，构媒孽。晋王又厚结近戚，以为已声誉，日夜搜求上国中细故，专欲倾上，然卒无所得。”朱㭎与朱标同母，自然与朱标、朱允炆父子走得近；朱棣与周王朱橚同母，他们的关系相对亲近。皇太孙朱允炆此时尚年幼，身为亲叔叔的晋王朱㭎必然会对野心勃勃的朱棣怀有戒心。永乐史官修《奉天靖难记》中大肆诬蔑朱标与朱㭎共同倾陷朱棣，且明显偏袒周王朱橚。由此判断，朱㭎在世时与朱棣、朱橚关系并不和谐。朱㭎身为朱元璋的第三子，在长子朱标已亡、二子秦王朱樉任性而为的情况下，得到朱元璋的器重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并不代表朱棣放弃了对晋王的敌意，毕竟两者分属不同阵营。
《明太祖实录》中借朱元璋之口婉转地抬高朱棣，贬低朱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元旦刚刚过去，朱元璋就命燕王朱棣率兵征讨元丞相咬住和平章乃儿不花。当时有情报说，他们正准备拥众南下。和朱棣同时接到敕令的还有晋王朱㭎，朱元璋命燕王和晋王分别由北平和太原出师，合击元势力。朱棣率领军队冒雪前进，以干粮果腹，在大漠里搜索前行。行至傍晚，抵达迤都（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以北），乃儿不花竟然毫无觉察。朱棣并没有发起进攻，而是派一个名叫观童的人前往劝降。观童原是元的全国公，后投降了明廷，授官指挥。乃儿不花见到观童抱头痛哭，互述离别之情。在观童的劝说之下，乃儿不花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部落族人和马驼牛羊归附。这一仗，燕王俘获“乃儿不花及其名王酋长男女数万口，羊马无算，槖驼数千”。燕王大获全胜的捷报从前方传来，朱元璋闻讯大喜，当着群臣的面炫耀：“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他为此还专门派人送去宝钞一百万锭，让燕王赏赐有功的将士。据说，晋王朱㭎在出征前，也同样拿到了一百万锭。因为他是哥哥，朱元璋对他寄予厚望，提前将这一百万锭赏钞运到他的大营，作为赏赐将士之用。令人遗憾的是，晋王居然寸功未立。
在此次行动中，晋王朱㭎表现得极为糟糕。朱㭎因为不适应草原寒冷及饮食，怒及厨子，以雪势茫茫如凿冰捞月，驻军不前，无功而返。而这时候，燕王大捷的消息传来，这怎能不让晋王感到惭愧。《明实录》中说：“晋王素怯，兵既行，不敢远出。”燕王的军队等了他好久，他却迟迟不来会师，燕王只好单独出击。朱元璋对朱㭎的不满集中在两件事上：一是朱棣率军深入蒙古漠北之地，扫清沙漠，朱㭎却无功而返；二是朱㭎不爱惜军士，有筑城劳军之举。一边是朱棣智勇双全地降服诸虏，一边是晋王出塞不见虏而还。这样的记载不乏对燕王的溢美，晋王朱㭎则被衬托得胆小无能。
持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在少数。
考之《太祖皇帝钦录》，或有另外一番历史事实呈现。在这份史录中保存着朱元璋颁给晋王朱㭎的一道谕旨：“洪武二十三年二月十日，山西原调出征马步官军，若不曾启程，休起。如今乃儿不花处走将人来说，去的远了。既远了，不必去赶。既目东宫出来，点视城池。应有官军，都在附近平野处迎接，要马多势大。”同一天，朱元璋还传达了另一道口谕：“说与晋王知道：将山西二都司、河南都司、留守都司马军，于天城、白登屯营驻扎，亲自往来提调……每常马军回时，往来走乏了马，今就后在天城、白登牧养。每遇调遣时，好生便益。”读到这里，让人心底疑云翻腾。既然朱元璋没要求晋王朱㭎出塞，又何来朱㭎“不及而还”？关于其他诸王的个性和才能已无可信材料，因为在靖难之役后，他们将会成为证明燕王夺权的理由。
按照《太祖皇帝钦录》与《明太祖实录》的说法，朱元璋于南京降旨斥责朱㭎之事发生在三月甲戌即三月的最后一天（四月乙亥朔），圣旨送达的日子应该是四月初十。也就是说，直到四月初十这一天，晋王朱㭎才接到朱元璋令其筑城的命令，两个月以后，朱元璋因为天象终止了朱㭎筑城的命令。无论筑城还是不要筑城，这都是朱元璋的个人决定，朱㭎仅奉成命而已。因此，做出这样一个推断，或许不算冒昧：朱元璋绝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来责备朱㭎。在《太宗皇帝钦录》还有一个记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晋王朱㭎与燕王朱棣因为争夺一块果园发生摩擦，吃亏告状的是朱棣。朱㭎手下军士跋扈惯了，这一次竟然把燕王已占的果园强行据为己有。奴才随主子，若是没有朱㭎的授意，这些养羊千户、百户绝对不敢冒犯燕王朱棣。这本是小事一桩，朱棣却将此等小事报告给朱元璋，可见他内心不满已久。
从史料来看，朱元璋并没有纵容朱㭎，对他的训教无处不在。大到筑城修墙，小到养羊放马。每次朱㭎疏失犯错，朱元璋都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有一次，朱㭎因治理封国不力，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袁泰弹劾。朱元璋非但没有袒护，还借此事对他进行教育：“尔往日军士不操，甲仗不整，孽生马不精。如尔兄秦，终岁玩夫人，为妇人所迷。护卫军人等，乱宫无数。”还有一次，晋王朱㭎领军塞上作战，孤军深入。朱元璋批评他鲁莽冒进，容易中敌人的埋伏。朱㭎身上带有明初藩王狂妄自大、飞扬跋扈的性格特质，但这些特质与后来朱棣“杀人弄兵”的行为完全是两码事，比起秦、周、齐、潭、鲁、代、靖江诸王，朱㭎的德行属于比较好的。
蓝玉谋反案发，很多与蓝玉关系密切的公侯指挥都是由朱㭎直接诛杀或抓捕的。不仅如此，朱㭎还诛杀了很多蓝党公侯的家人、火者以及成丁男子，并接收了他们的妻妾子女、财产牲畜。蓝玉案之前，诸王于边务更多的责任是监督管理，行军打仗主要是公侯们的事。蓝玉案之后，朱元璋才真正落实了以秦王、晋王、燕王为首的诸王守边制度。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三月，晋王朱㭎去世，朱济熺以世子继承王位。据说，刚刚袭封晋王爵位的朱济熺，却在这时收到来自祖父朱元璋的一份密谕。令人不解的是这封密谕讲了一段历史故事，并无其他。
当日又赍到圣谕：“五代初梁遣将康怀贞侵晋，围潞洲。及晋王李克用卒，子存勖立与诸将谋曰：‘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且朱温所惮者，先王耳。闻吾新立，以为童子未闲军旅，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举，不可失也。’…梁王闻夹寨不守大惊。既而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
这封密谕收录于《太祖皇帝钦录》，讲的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故事。李存勖乃唐末名将李克用之子，李克用曾被封为晋王。李存勖继承晋王爵位，大败后梁军队，重创朱温。面对强大的对手，朱温不无感慨：“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朱元璋在这里说出这个典故，应该意有所指。李存勖继承的也是晋王爵位，而李存勖的叔父李克宁也曾试图夺位，结果被李存勖诛杀。
朱元璋在这里是把朱济熺比作李存勖，还是把朱棣比作朱温或李克宁，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朱元璋还是希望朱济熺在北方边境，能够像他的父亲晋王朱㭎那样，既能拒敌于千里，又能制衡燕王朱棣。从后来的情势观察，朱棣似乎知晓有这样一封密谕。朱棣登上皇位，还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废掉了朱济熺的爵位。倒霉的朱济熺不仅失去藩王的权位，还不幸沦为弟弟朱济熿的阶下囚。如果没有朱棣的纵容，朱济熿恐怕很难扳倒朱济熺。朱棣对朱㭎的怨恨延续到朱济熺的身上。朱棣打压晋王一系，或出于忌惮，或出于报复。而朱济熿抓住四叔朱棣与晋王一系的恩怨，甘愿成为朱棣打压晋王一系的马前卒。朱棣想要削弱晋王的势力，也需要一个晋王府的内应。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随着秦王朱樉、晋王朱㭎的相继离世，其他藩王无法和在北方称雄的朱棣分庭抗礼。朱棣就藩之地在北平，这是一块形胜之地。金和元两朝都曾在这里建都，旧时宫殿尚存。燕王府邸就是元朝旧宫，虽然略显破旧，但依然保持着昔日帝王的规制，这是其他藩王无法比拟的。当然最重要不是宫殿，而是北平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据说，朱元璋在1398年4月20日给朱棣发出一道诏旨，他告诫朱棣不要被蒙古人的战争烽火所迷惑，要他与辽、代、谷诸王（分别以广宁、大同、大宁和宣府为基地）一起，协同守备，形成首尾相救的环形防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