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朱元璋再次给朱棣发去敕令：“秦王朱樉、晋王朱㭎离世后，你已成为诸皇子中最年长，也是最有经验和能力的人。希望你能够担负起指挥北方军事之责，并守卫帝国。”朱元璋此时已身染重病，苦心经营的大明王朝经历了三十一个年头。他在这里有交代后事的意思。他写道：“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如此评价，不可谓不高。
不过也有史家认为，朱元璋重病期间发出的两封敕文都有朱棣修改的嫌疑。也就是说，朱元璋并没有给朱棣留下什么遗书，也没有授权他来节制北方军务。一切都是朱棣上台后伪装出的历史现场。他们推断的依据是《明太祖实录》中朱元璋在五月戊午日发出去的两份敕文，一份给武定侯郭英，另一份给都督杨文。这两个人都是朱元璋最为信任的亲信，尤其郭英。郭英是洪武年间朱元璋分封的五十四侯之一，他能够从朱元璋清洗功臣的屠刀下幸存下来，可见信任程度。要知道，活下来的侯爷只有两个人，除了他，还有长兴侯耿炳文。
郭英在他十八岁那年和哥哥郭兴一起投奔了朱元璋，很快便博得朱元璋赏识，入值警卫宿帐。朱元璋亲切地称他为“郭四”。郭英曾跟随徐达等人，扫荡张士诚的苏北根据地。大明开国后，他又跟徐达、常遇春等人进行北伐，立下赫赫战功，晋升为河南都指挥使，郭英后来又跟随傅友德远征云南。洪武十七年（1384年）郭英被封为武定侯，食禄二千五百石。后又协助大将军冯胜出击关外元残余军队，再次被朱元璋晋升为征虏右副将军；蓝玉追击北元军，郭英也参与了战斗。郭英有个妹妹郭宁妃是朱元璋很喜欢的一个妃子。据说，郭英赴任河南都指挥使时，朱元璋让郭宁妃从皇宫中取出二十锭黄金和二十匹好马赏赐给郭英。虽然和郭英一起征讨四方的将领都没能逃脱被诛杀的命运，但郭英却活了下来。朱元璋甚至将他放在自己身边，统领京师卫戍部队，专门负责皇帝的安全保卫工作。
洪武三十一年，老将耿炳文出任征西将军，郭英为征西副将军，平定高福兴叛乱。郭英胜利回京后不久，就遭到了御史们的弹劾，说他私养家奴一百五十多人，并且杀害无辜男女五人。向来执法严苛的朱元璋却做了一回老好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虽然大臣们不依不饶，但朱元璋还是宽宥了郭英的罪行。对此，《明史》也有说明：“（郭）英孝友，通书史，行师有纪律，以忠谨见亲于太祖，又以宁妃故，恩宠尤渥，诸功臣莫敢望焉。”郭英之所以得到朱元璋的厚爱，除了自己能力强、会做人，还有妹妹郭宁妃的作用。郭英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辽王朱植的岳父。辽王朱植品行端正、敦厚孝顺，又“习军旅，屡树军功”，是北方边境难得的军事统帅。朱元璋曾经想将北方事务交于郭英、杨文和朱植等三人，同时让他们看紧燕王朱棣。朱元璋给郭英的敕文中写道：
朕有天下，胡虏远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今命尔为总兵，都督刘真、宋晟为之副。启辽王知之。以辽东都司并护卫各卫所步军，除守城马军及原留一百守斥候，余皆选拣精锐，统领随辽王至开平迤北，择险要屯驻提备。一切号令悉听燕（辽）王节制。
明史专家黄彰健将郭英后人编的《毓庆勋懿集》中的敕文原文与《明太祖实录》中的敕文进行比对，发现正史敕文中的“燕王”应为“辽王”。这也就意味着，朱元璋临终前压根就没将北方军务托付给燕王。所谓一切号令“悉听燕王节制”不过是张冠李戴，燕王抢了辽王的帽子而已。朱元璋在敕文中写的是，一切听从辽王的指挥和节制。这并不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而是有人故意篡改了朱元璋的圣意。在政治博弈中，胜利者向来握有混淆视听的话语权。同样是在这一天，朱元璋还给都督杨文发了一份敕文，《明实录》记载如下：
兵法有言，贰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应敌，为将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国之门户，今以尔为总兵，往北平参赞，以驻扎在北平的朝廷军队和燕、谷、宁三个藩王府的护卫兵合在一起，挑选精锐步兵和骑兵随燕（辽）王往开平提备，一切号令皆出自燕（辽）王，尔奉而行之。
对此，有史家研究，认为朱元璋给杨文的这份敕文也被篡改过。朱元璋在敕文中仍指示，一切号令皆出自辽王。可是经史家的曲笔摇舌，一切号令又成了出自燕王。朱元璋临终前的安排成了竹篮打水，他既丧失了对朱棣的有效制约，也无法正确认知郭英、朱植和杨文等人的能力。而这时候留给朱元璋的时间所剩无几，他已经来不及精准地部署。或许大病期间，朱元璋已经预感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不然不会一日连发两文。
在一次次危机、逃亡、死亡、绝境中，朱元璋就像是一块含有杂质的铁砣迎接着命运的重锤一点点砸将下去。十余年军旅生涯，再加上三十年的帝王生涯，他早已做到了百炼成钢，成为一块品质极佳的钢。也同时炼就了一颗超人之心，如同铁一般坚硬、冰一般冷酷、水一般沉着、弓弦一般柔韧。
作为创业霸主，朱元璋那颗强大的心脏早就锤炼得百毒不侵，更不会轻易受到感情的诱惑。感情这个东西，不是成全，而是牵绊。他自认能够承受巨大的压力，面对艰难的挑战，能够动用自己的手和嘴，发布其他人不敢发布的残酷、野蛮和不义的指令。血与火的战场，将朱元璋从一个七情六欲的血肉之人打造成了一部机器，一部安装了高性能芯片的钢铁机器。这部机器已经进入最后的运转阶段，有着对光荣岁月的留恋，还有对大明帝国的深深忧虑。原本实力最强的晋王与燕王如同藩王中的两座山峰，相互对视，又相互掣肘，而现在晋王没了，燕王独尊。这个深不可测的儿子，最像自己，也是最危险的。每念及此，朱元璋都不由为那个看上去表面和气的皇太孙朱允炆担忧。
朱棣这时候已位列诸王之首，他又何尝不是在觊觎皇位呢？他在名义上也是嫡出，论才能更超出他的三个哥哥。只是由于偶然因素，他与皇位继承人的身份擦肩而过。他并不甘心，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南京的动向，关注着皇位继承的事。尽管如此，他还没有武力夺取皇位的想法，即使心底里万分渴望，也想不到堂而皇之地篡位，尤其是朱元璋还在世的情况下。燕王朱棣在朱元璋面前始终表现出一副谦卑的姿态，不敢有丝毫的骄横，以免引起猜疑。在朱棣那张谦卑的面孔之下，隐藏着的是一颗澎湃的野心。
朱元璋虽然老朽，但他并不糊涂。如果这时立燕王为皇太子的话，于伦序上不会受到什么指责。皇太孙朱允炆已立了五六年，再废再立，他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一旦他撒手而去，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燕王朱棣。从朱元璋临终前两个月的公文来往与所做的事来看，他对帝国的未来怀有深深的忧虑。在所有的忧虑中，最让他熬心伤神的还是藩王问题。从巩固边疆安全的角度来看，少不了诸子藩王；而从君位的稳固来看，他又担心藩王势力尾大不掉，威胁到皇位。这不是朱元璋一个人的烦恼，这是藩王制带来的必然结果。
藩王的实力强弱在于护卫兵的多寡，护卫是藩王最大的依仗，如果削掉其护卫、兵权，那么藩王就如同没有牙齿的老虎。之前蓝玉案的发生，明军迅速班师，晋王则在山西大肆屠戮蓝玉案涉案勋贵。朱元璋之所以将此重任交于晋王而非燕王，是因为晋王才是实力最强、最受朱元璋信赖的亲王。蓝玉案过后，朱元璋给了晋王和燕王节制本藩军事的特权。《明太祖实录》中记载：
命宋国公冯胜、頴国公傅友德等，往北平等处备边。其山西属卫将校悉听晋王节制，北平属卫将校悉听今上节制，凡军中应有机务一奏朝廷，一启王知，永著于令。
晋王、燕王分别节制山西、北平都司军事之余，连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都要接受二王的指挥。按照明制，皇子封为亲王都授予金册金宝，年食禄米万石。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而这只是一般情况下，若是北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所统兵士都超过这个数字。例如大宁的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这些藩王的府邸、服饰和车旗等，“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藩王的嫡长子立为世子，即藩王未来的接班人，10岁时授予金册金宝。其他诸子则授予涂金的银册银宝，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都有封爵，自六世孙以下都封为奉国中尉。他们出生时要向宗人府请名，年龄大了要请婚。但他们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行当，只是坐糜俸禄，靠国家养活。
此时的朱元璋又怎能想到，一百多年后，皇室成员的俸禄成了朱明王朝沉重的包袱。藩王没有行政权，只有统兵权。朝廷调地方军队，地方守镇官还要得到当地藩王令旨后才能调动。若是遇上战事，即使元勋宿将也要接受藩王节制。当燕王朱棣率军征讨乃儿不花时，像傅友德那样的大将也要听从调遣。对于这种分封的弊端，不光那些有远见的官员看出来了，就连皇太孙朱允炆也感到忧虑不安。
朱允炆被命运裹挟进历史的洪流，是时也是命。让朱元璋想不到的是，在其后几年时间里，二皇子秦王朱樉和三皇子晋王朱㭎会相继离世。燕王朱棣由诸兄弟口中的四哥，摇身变为大哥。朱元璋此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马皇后和几个儿子先后离世，让他感觉来日无多。皇太孙已立五六年，不宜再提废立之事。朱元璋已感到皇太孙朱允炆的文弱性格，并不放心将皇位托付于他。但他只注意到功臣对皇位的威胁，哪里晓得，真正觊觎皇位之人还是自家子弟。尤其几位兄长的离世，让朱棣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名义上的嫡长子。
朱元璋曾经专门颁给燕王朱棣一道敕谕：“朕诸子独汝才智，秦、晋已薨，系汝为长，攘外安内，非汝其谁？……尔其统帅诸王，相机度势，防边乂民，以答天心，以幅朕意。”毫无疑问，朱元璋在这里将守卫边疆的重任，托付给了四皇子朱棣。朱元璋极少在语言上表示对皇子的器重，正因为如此，有史家对这样一道敕谕持怀疑态度，甚至认为它是伪造。不管朱元璋有没有给朱棣这份敕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朱棣感受到了父亲对自己特殊的欣赏。正是这份欣赏，让朱棣行事更加谨慎。做开国皇帝的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过懦弱不行，太过强悍也不行。
朱元璋儿子虽然众多，但具备皇家气象的寥寥无几。当然这也得益于老朱家的遗传，他们大多流氓习气重，行为荒诞，在封藩之地沉湎酒色、荼毒百姓、羞辱官员，破坏国家法度。就算是矮子里面挑将军，朱棣也称得上“众藩之首”。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太子朱标在世时，蓝玉曾私下对他说：“殿下试观陛下，平日于诸子中最爱者为谁？”太子回答：“无如燕王。”
从有关史料中可以看出，朱元璋之所以最看中燕王朱棣，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儿子最像自己。越觉得像自己，越不可能将他留在京师重地。看着眼前的朱棣，就像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朱元璋性格中最危险的特质，便是攻击性，朱棣亦然。从生物学流派的观点看，遗传素质是攻击行为的原因之一。从大明建国以及洪武年的种种作为上看，朱元璋具有攻击性极强的性格特质，遗传因素在人格形成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
朱元璋对朱棣的这份特殊关注，带给朱棣的不是满足，而是不安，是风险。他知道，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失去父亲对他的信任，弄得满盘皆输。可是他赢过吗？似乎从来也不曾有过。一个从来没有赢过的人，却怕起输来。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制定了管束诸藩王行为的章程：“诸王临国，毋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新皇登极三年内，各地藩王不许来朝，只能留守藩封。若是遇上“奸臣”当道，诸王要整顿他们的兵力，听候新皇调遣，拨乱反正。驱逐奸佞后，他们仍要返回各自的封地。朱元璋要求“诸王来朝冕服见天子，次见东宫，先坐受拜，次叙家礼。坐则正中，诸王侍”。他告诉诸子藩王，应尽臣子本分，不得僭越礼制。古人礼制繁复，遵守礼制，也就是服从权威。在一个家庭之中，父亲是天然的权威。对于一个帝国而言，皇帝则是天然的权威。朱元璋还活着，他既是父，又是皇帝。太子朱标未及接班就撒手而去，此时朱允炆十六岁。在强藩林立、虎啸狼嚎的皇族里，皇太孙朱允炆仍像是一只落入狼群的小羊。如果说朱元璋是一只老虎，那么朱棣完全配得上“头狼”的称号。洪武十三年（1380年）春天，朱棣从凤阳回到南京，受命就藩北平。他的府邸就是元朝的旧宫，其规制如同天子。按照规定，藩王的府邸“亚天子一等”，其他诸王皆如此。朱元璋为此还特地告谕诸王，燕王府邸乃元朝旧宫，不需要新建，他们新建的府邸皆按本朝规制。北平是元朝都城，位置险要，燕王的二哥和三哥分别就藩西安和太原，却将北平留给燕王。也难怪有人推测，此中自有深意。
朱元璋通过分封制，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培养成为大明江山的拱卫者与定海柱石，完成中国传统社会所津津乐道的“家国一体化”，甚至出现“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理想格局。朱元璋希望看到的和谐画面，无非是朱家的子孙都能够拱卫皇室、看家护院，将自家天下传之久远。
殊不知，分封诸王虽然提升了诸王的地位，但同时也削弱了嫡长继承制中所蕴含的追求权力传承稳定和政治合法性明晰的制度意图。对于朱元璋这个制度的设计者来说，他左右手互搏，最后破坏的只能是政治理性和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平衡关系。他自以为无懈可击的分封制，在个人主义的现实条件下，最终酿成了一场时代之祸。从事后来看，朱元璋若真的立燕王朱棣为太子，确实可以“贻一世之安”。他没有选择这条路，他也意识到自己死后可能会出乱子。但是，他考虑最多的只是功臣对皇位的威胁，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到真正觊觎皇位的还是他的子孙。
朱元璋刚开始对朱允炆并不满意，这个“性至孝”的孙儿看上去倒有几分书生的痴相，武勇不够、文弱有余。中国人说，痴人有傻福。如果说继承皇位是上天赐福于痴人，那么凭朱允炆这份执拗劲能否坐稳江山则又另当别论。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越来越喜欢这个孙子。他慢慢发现，朱允炆虽然喜欢读书，但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人还算聪慧。他在洪武后期有意让皇太孙朱允炆在政务实践中得到历练。在傅维鳞所编《明书》中有记载：“时太祖春秋高，中外万机，尝付帝（建文帝）裁决。时尚严覆，帝济以宽大，于刑狱多减省，远近忻忻爱戴。”朱允炆能够体会到皇祖父的良苦用心，这个老人已经等不及了。在时间面前，再坚硬的铁也会生锈，再挺直的腰杆也会弯下。论治国理政的能力，朱允炆甚至比不了他的父亲朱标，但他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年轻人面对这个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对抗和不妥协，都在这股狠劲里。
据说，他比照历代刑法，发现《大明律》中不合理的律条共计七十三处，并得到朱元璋的肯定，将它们一一改过来。他还参与到大明司法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去，运用其所学的知识，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当时常州发生一起儿子弑父的案件，地方官审理后，要将儿子处死。但这个被指认为杀父的儿子不停喊冤，朱允炆受命过问刑狱，经过他的一番推审，他认定这是一桩冤案。朱元璋听说后不信，他将犯人和家中奴婢及其乡邻全部拘拿到南京。皇帝亲自审理的结果，与朱允炆的推审完全一致。儿子不是杀人凶手，庸医误投了药将人毒死了。案情真相大白，朱元璋不禁大喜道：“皇太孙，你真聪明，人又宽仁，这真是我大明的福分！”
在明末清初孙承泽的作品《春明梦余录》中也有类似记载。有一次，巡逻士兵抓到一群强盗。朱允炆审理后，断定其中一人是被冤枉的。后来按照司法程序进行审问，七人中果然有一个不是强盗，而是地主家的少爷。其他六人原来是地主家的佃客，他们合谋劫持了地主家的少爷。朱元璋听闻后，感到不可思议，便问朱允炆怎么知道地主家的少爷也在其中。朱允炆笑着回答：“先贤经典《周礼》中谈到了‘色听’，《尚书》中讲了‘惟貌有稽’，都说到从人的外貌神色判断人犯罪了没有。我看到那七个人时，其中一人目光炯炯有神，视听认真、仪态端正，所以我断定他不是强盗。”
一直以来，朱允炆给人的印象都是一个偏于仁弱的书生。但是从他后来削藩的诸般表现，以及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做派，再加上那些机敏断案的野闻逸事，朱允炆的真实面目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从外表看，除了脑袋生得畸形如同半轮明月，朱允炆的面目并不可憎。从天赋看，他不输于其他任何一个皇室子弟。从学识看，朱允炆勤奋好学，熟读儒家经典。再论品德，朱允炆更是皇室子弟中的佼佼者。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炆“仁明孝友”，此言不虚。
至于说到他的能力，也算是中等偏上的资质。朱允炆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就将他带在身边，练习政务，日常奏章由他处理，太孙少年老成，处理结果一般都比较周到，颇合朱元璋的心意。朱元璋处事严苛，而太孙常济以宽大，群臣无不欢悦。他们期盼着朱允炆能够早日接班，给这个过于紧张的帝国松松绑。
5 洪武三十一年的嘱托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十，操劳了一生的朱元璋病逝于南京明故宫西宫。《明太祖实录》对于朱元璋之死的记录为“上崩于西宫，上素少疾，及疾作日，临朝决事，不倦如平时”。这段记载除了歌颂太祖鞠躬尽瘁，为国事操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暗中透露了朱元璋病况不明、突然暴死的事实。不过这样的话，都是在朱棣篡位成功后，经过反复修订后呈现出的面目。朱元璋临终前是否真的如实录中所言“不倦如平时”，谁也无法证实。但这样的记载却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朱元璋不该那个时间死，却突然暴死，死因不明。这也为日后朱棣起兵夺位提供了最为堂皇的理由。
朱元璋把什么事情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太子朱标会先他而去，更没想到皇孙朱允炆最后会落得鸡飞蛋打。他苦心设计的大明剧情，还没演过第二回，就已反转不停。
不过有史料记载，朱元璋生病期间，朱允炆一直侍奉在身边。身体本就单薄的年轻人，守在祖父的床前不眠不休，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看上去“形至骨立”。朱元璋看在眼里不免心疼，他自知来日无多，无法再为皇太孙做得更多。随着朱元璋的离开，这个在废墟上仓皇建立起来的王朝也终于完成了滴血的成人礼，在开国君王的身后，一个略显平庸、压抑，却也可称繁荣的时代就这样全面开启。
晚明学者谈迁在其所著《国榷》一书中，记载了朱元璋临终前的一番嘱托。据说在他弥留之际，气若游丝地跟朱允炆说：“燕王不可不虑。”而在万历年间学者李贽所著《续藏书》中，朱元璋将自己的女婿宁国公主的丈夫梅殷召至御床前，嘱咐道：“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在朱元璋看来，梅殷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忠诚之士，他现在要将皇太孙朱允炆托付于他。朱元璋将早已准备好的遗诏交到梅殷的手上，再三叮嘱：“敢有违天者，汝其为朕伐之。”当时一起受顾命的朝中大臣还有兵部侍郎齐泰和翰林院修撰黄子澄等人。
在一场没有醒来的梦境中，朱元璋走完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也结束了自己一生未了的恩怨。皇位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随即便将朱元璋的遗诏颁示天下，大明朝廷内外一片举哀。朱元璋的遗诏，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现在，朱元璋终于离开这个世界。虽然是帝国大丧，表面上一片悲痛，但满朝文武都长舒了一口气。虎狼般残暴的日子终于到头了，新皇帝仁孝圣明，群臣无不欢欣鼓舞。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笑出来。有那么几个人，在满朝太平气象中却嗅到了危机的气息。在专制体制中，新皇登基，要干的头等大事便是巩固自己的权威，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挑战。
闰五月十六日，朱允炆下令安葬了他的皇祖父朱元璋，同一天，朱允炆宣布正式登基即位，并发布登基诏书，是为建文帝。从这一刻开始，这个略带忧伤的年轻人将不再是以一个第三者的眼光来打量眼前的帝国，他已经成为这个帝国的主人。出生于1377年的朱允炆，此时已是朝气勃发的青年，长年的读书生涯，再加上继承父亲朱标的仁厚秉性，养成他温良的个性及一腔道德理想主义情怀。
新即位的朱允炆在他的即位诏书中明确提出了“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施政纲领，大明也由此步入属于朱允炆的“建文时代”。客观地说，朱允炆这样的性格并不适合政治角斗场，命运却鬼使神差地让他当上了帝国的第二代君主，而让他接替的这位老皇帝竟然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强势皇帝、刚性皇帝，朱允炆则刚性不足、柔弱有余。
一直以来，洪武政治的氛围都让人谈及色变，这绝非世人夸大其词。曾经被朱元璋誉为“才子”的解缙为此上书：
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解缙这段话的意思是：开国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大明没有一个长持不变之法，没有一天不犯错的人。我曾经听说陛下一旦发怒，就要大肆杀伐，追根刨底、穷及党逆。从来没有听说过陛下因为褒扬某人，进而赏赐他一番，甚至恩泽到他的乡间巷里，并始终如一地看待他。如今，大明的现实就是，出了吏部的就没有贤愚之别，进了刑部的就没有冤枉与不冤枉之分。天下人都在说陛下喜怒无常任意杀戮，但他们不知官员中缺乏忠良之辈。
据说，朱元璋见到解缙的这份奏疏后，不仅没有处罚他，反而不迭地夸赞：“才子啊，才子！”从解缙的“控诉”和朱元璋的“认账”来看，即使六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也可知晓洪武时期的政治的确出了不少问题，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严酷”。解缙的看法代表了当时读书人对时局的看法。
在后人总结朱元璋的无数评语中，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许多皇帝影响了一代人的命运，而朱元璋却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命运”。这句话的正解是，朱元璋是个极具个人色彩的统治者。而他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色彩，也为大明王朝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甚至影响中国历史数百年的命运。而在诸多的色彩中，最为后世诟病的莫过于知识分子的地位跌到历史最低点，在大棒（廷杖）和科举（奴化教育）的双重压制下，君臣关系一变而为主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内化倾向，于这数百年间逐渐成形。体制的绞肉机，绞杀着骨肉，也同时绞杀着人性。而酷烈的廷杖，打在士大夫的屁股上，侮辱的却是整个的人格和心灵。十六世纪晚期来到中国并与多名朝廷官员过从甚密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一份私人记述中，曾以令人吃惊的精确性对廷杖进行描写：
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害者伸开四肢趴在地上，大腿处遭到了狠狠地毒打。杖击的工具是一根坚硬无比的木棍，约有一指厚，四指宽，两臂长。执行惩罚的人双手抡起木棍，用尽全力猛击：十棍、二十棍、三十棍，残忍至极。结果是，往往第一棍下去人就已被打得皮开肉绽，再追加几棍可就血肉模糊了。很多人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活在明朝的士大夫不仅难逃屈辱的命运，更难逃杀戮。对此，吴晗先生有着更为准确地认知，他说，自汉代以来至明朝，士大夫的地位经历了从股东、伙计到奴仆的持续下跌。
汉代以来的世家大族，高官无数、奴仆如云，门生故吏遍天下，有着雄厚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这些家族是共建皇业的股东，和皇家利害共同，休戚一致。在这样的情势下，士大夫与皇家是共治的，只有双方合作才能互利。十世纪后，考试制度代替门阀制度，再加战乱频繁，平民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压倒了残存的世族。这一时期士大夫与皇家的关系，如同伙计和老板，是雇佣关系，而不是合股的。
到了明代，士大夫的地位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仆。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被制抑，皇帝就越尊贵，君臣的关系一变而为主奴。朱元璋在开国前后，对于那些早期投奔他的读书人，如朱升、宋濂、刘基、陶安等人，一度非常信任，给以特殊优待。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发生了变化。即使是最初的礼遇背后也暗藏着紧张，最后连表面上的温情面纱也被一并撕去，文士们愈发如履薄冰。那些开国宿将对朝廷重用文士早就心存不满，他们经常在朱元璋耳边提醒——小心文人。
朱元璋原本是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泥腿子，在创业的过程中，那些儒家士子头上戴着光环来到他的身边。尤其是等到1365年，朱元璋兵下江南，一大批江南士人迅速云集于他的麾下。元朝入继华夏大统，马上得之，又马上治之，且贱视南人，故不能得到江南士人的支持。而这也给朱元璋正确江南士人以极好的机会，并为他日后建立明朝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立国之策，是徽州儒生朱升提出来的；先西后东的战略，是浙东儒生刘基提出来的。朱元璋的胜利，明朝的建立都离不开江南士人的支持。
但是，江南士人并不仅仅甘心于帮助朱元璋打天下，而且还志在建立一个符合“仁政”理想的天下。朱元璋初到江安，宋濂就以“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引导他建立仁政。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朱元璋开始向文化靠拢，博览经史，学着写诗填词。很多时候，我们站在门外看门里，以为里面是自己难以触及的神秘世界。可是等到自己跨进那道门，你会发现，其实里面的世界也不过如此。随着自己知识量的增长，文化人的那道神秘光环也慢慢淡去。朱元璋对这帮读书人也不再言听计从。很多时候，他们表现出的唯唯诺诺、条条框框让他很是不满，甚至让他对民间那句“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经验之谈有了同感。
皇明初立，朱元璋在为政当“宽”还是“猛”的问题上，同江南士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与创业阶段不同的是，朱元璋不再满世界去寻找读书人。这时候，那些天生喜好功名的读书人会主动向他投怀送抱。而他广泛建立起来的教育系统，也开始发挥作用，为大明量身打造的专业化人才不断涌现。物以稀为贵，当读书人越来越多，他们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和存在的价值也越来越低。
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广纳儒家学者，严禁各级将官私自任用儒士，绝不允许儒生士子在那些武将面前议古论今，以免他们走文武结合的路子。朱元璋担心的是，这些文臣武将会在条件成熟后站出来与他分庭抗礼。他对那些不受征聘，拒绝与自己合作的儒生不惜采用激烈手段，动用严刑峻法予以制裁。不仅低级别的文官没有几个落得好下场，就连那些一直追随在朱元璋左右、功成名就的大知识分子，也很少能逃过劫难。
据说，太子朱标当年对父亲的做法并不理解，当朱元璋准备把开国功臣，也是朱标老师的宋濂满门抄斩时，朱标急忙奔至御前泣谏，被朱元璋痛骂一顿。朱标一时想不开，竟然跳金水河自杀，幸好被人救起。也难怪美国学者小约翰·D.郎洛瓦坚持认为，朱标的教养是文人型的和“右文”的君主，这种人治理国家可能用“文明”德化之治，而不是用以粗暴镇压为能事的“军事”之治。
朱标英年早逝，相当于半道上突然撒手。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朱元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或许是担心自己死后，诸王来朝会给皇太孙朱允炆造成威胁，朱元璋事先留下遗诏：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位于世，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智，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险惧，虑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辅佑。葬祭之仪，一如汉文帝勿异，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这让那些准备进京奔丧的藩王不得不奉诏行事。朱元璋如此安排，自然有他的道理，所虑者三：一是诸藩皆朱允炆叔辈，若以哭丧为名，别有所图，必将祸乱朝廷；二是诸藩皆拥重兵，一旦诸王离藩，恐扰乱各藩国；三是诸王多坐镇北方边境，一旦他们离藩，恐北虏乘虚而入。各藩所在地的文武官吏一律听从朝廷节制与调遣，只有藩王府的护卫军听命于各自藩王。藩王除了自己的护卫军外，不得染指其他，中央朝廷才是唯一合法的最高权威。
按照那本经过朱棣两次修改流传下来的《明太祖实录》所记，朱元璋临终前，曾经派宦官召燕王朱棣进京。朱棣赴京到淮安时，朱允炆矫诏命他立即返回北平。“上（明太祖）不之知也。疾亟，问左右曰：‘第四子来未？’言不及他。”这样的记录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朱元璋临终之际，本来想秘密召见燕王。朱元璋召见燕王的目的，就是要将皇位传给燕王。不料，建文帝“矫诏”将燕王硬生生给挡了回去，皇位这才落到建文帝朱允炆的手里。如此叙事，合法即位的朱允炆成了篡逆者，而暴起的篡逆者反倒成了受害者。这样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不过是为朱棣起兵夺位的正当性提供法理依据。
朱元璋死后，其讣告必定和遗诏一起报闻诸藩王。他们的父皇驾崩了，还不让他们奔丧，这必然引起诸藩王的怀疑。对朱棣来说，他不仅是燕王，还是太祖皇帝最年长的儿子，不让他进京为父皇送葬，他自然不乐意。他甚至怀疑朝中有人作梗，“矫诏”行事。燕王朱棣的三个哥哥这时候已亡故，按伦序应该由他来继位，京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并不满足于远隔千里在外观望。父子至情，即使有遗诏不让前往南京奔丧，他如真的前去，朱允炆也不好把他定罪。
关于燕王奔丧之事，史家说法不一，有的说有，有的说无。说并无燕王奔丧之事的依据是，当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三年苦战，兵抵南京，望着近在眼前的钟山，燕王朱棣百感交集道：“比为奸恶所祸，不渡此江数年。”既然从未渡过此江，又何来赴京奔丧之说。不过也存在一种记载，朱棣奔丧，因看到江上有防，他不得不返回，因而也就不存在渡江说，当然也就称得上“不渡此江数年”了。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
军一人自辽东逃来，本国人也，属东宁卫，以辽东役繁逃还。言燕王欲祭太祖高皇帝，率师如京。新皇帝许令单骑入城，燕王乃还。
这样的话出自一名朝鲜逃卒之口，按理说一个外邦之人不应抱有任何偏见，也不会占有任何立场，所说的话相对客观。有人注意到，这里还有一句“（燕王）率师如京”，难道说朱棣真有起兵夺位之心？其实不然，在朱元璋颁发的《皇明祖训》中有着明确规定，藩王进京可以带一部分兵马：“凡王入朝，其侍卫文武官员，马步旗军，不拘数日。若王恐供给繁重，斟酌从行者听。”燕王即使真的带上一部分士兵赴京，也算不上冒犯朝廷。
既然“祖训”白纸黑字，又处于新旧交替的非常时刻，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不测，燕王“率师如京”也合乎情理和法理。燕王看到建文帝已在江口重兵设防，不敢贸然前进。而这时候，他身边的道衍和尚进言：“大王以至孝渡江，奈何有违治命，反为不孝也？愿殿下养成龙虎之威也，他日风云感会，羽翼高举，则大江只投鞭可断也。”朱允炆让燕王单骑进京，道衍和尚劝阻了他。几乎所有的皇子都在各自的封地上得知了朱元璋病死的消息，同时他们也得到同样一则匪夷所思的指令：诸王不得回京奔丧。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燕王朱棣，投向那个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皇子。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吴晗著，《明史简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李亚平著，《帝国政界往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
［明］谈迁著，《国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高阳著，《明朝的皇帝》（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张宏杰著，《大明王朝七张面孔》（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年）
孟森著，《明史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清］夏燮著，《明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吴晗著，《朱元璋传》（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年）
樊树志著，《明朝大人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赵柏田著，《明朝的四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
宗承灏著，《大明朝》（北京：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
《明实录（太祖实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
［清］张廷玉等著，《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谌旭彬著，《活在洪武时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