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亦称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即摩尼教的教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太平”。他们所供奉的偶像是弥勒佛，因此也叫弥勒教；同时又宣传明王出世，故称为明教。投身其间的教众认为他们正行走于黑暗的世道，都不满意当下。他们相信过不了多久，将会迎来一个温暖而明亮的时代，“明王”或“弥勒佛”将横空出世。作为人间子民，他们要动员天下民众去迎接光明的召唤。一个宗教预言就这样口口相传，成为引爆现实的导火索。虽然有人质疑，但并不妨碍信徒对于信仰话题的传播。它像烈火一样燃烧，很快便产生吞没一切的力量。
南北两派在起兵以后，由于同样的信仰，又有着相同的目标，于是合二为一。教徒用红布裹头，时人称之为红巾军。又因为教众烧香拜佛，因此也称为香军。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杀人武器里，知情者能够通过香气辨别出他们属于哪一支队伍。或许是在苦水里泡的时间过于长久的缘故，他们也是最容易得到满足的群体。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从来没被人真正关心过、救济过，甚至怜悯过，而明教组织恰好迎合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在残酷的世界里，唯有精神的强大才能让人活下去。入教的农民滚雪球似的增长，明教的教区随之扩张，与朝廷抗争的行动越来越多。
人们相信，在最黑暗和孤寂的时刻，一定会有闪电掠过天际，而明教就是那道裂空的闪电。光明如期而至，弥勒佛也将从西方极乐世界而来统治这个世界，使人们的命运来个戏剧性的乌托邦式的转变。于是，那些有心造反之人，借助弥勒佛降世大做天命神授的文章。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朱元璋的行乞路线与弥勒教徒起事的区域有着惊人的契合，他的活动路线基本上集中于息州、陈州、信阳和整个淮西流域，而前三个地方正是彭莹玉的活动范围。这一年的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彼时的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经到处可见头上裹着红布的农民。他们分属十数个甚至更多个小山头，遥相呼应。等到朱元璋再度返回皇觉寺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曾经赖以栖身的寺庙，在一场暴乱过后毁于战火。濠州城内外笼罩着一片战争的阴影，元军与红巾军剑拔弩张。突然降临的灾难，再次将朱元璋抛离了原有的生存轨道。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他们枭首号令、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应该是天下的皇帝。而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按理说，他也应该以复兴大宋国运为己任。于是，他们共推韩山童为“明主”，择定日期通告四方首领共同起兵。
至正十二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教的带头大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而此时，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他在这个世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也不管他何处来又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其中。命运再将一个人逼入绝境时，也会为他开启另外一扇窗。就在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了一封改变命运的书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说他已经是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明史》记载，汤和“幼有奇志”，村里孩子玩骑马打仗的游戏时，他总是扮演指挥官的角色。汤和长大后，“身长七尺，倜傥多计略”“沉敏多智数”，按今天的尺寸换算，他该有一米九以上，高大倜傥，富有谋略，沉着、明敏，颇有才智。汤和非常了解朱元璋的生存处境，于是写信相约。与其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一个“死”字。
这封书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促使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形势比人强：一是汤和的那封来信被人发觉，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此事；二是朱元璋出家所居住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意味着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也就是说，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的原因并不是一个英雄对于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是来自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为生活所迫。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的贫困农民是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种文人士大夫似的人生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想，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难想象的。
当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的时候，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在朱元璋写的一篇名为《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幕：朱元璋使用“珓杯”来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生无所托的小民，不信天意，不信神灵，还能信什么？朱元璋渴望天意有灵，神意有指。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中得到想要的答案。
人性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造反者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漂泊于世道上的游民。作为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看重眼前的利益。与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容易上当受骗还不太一样。在人生的重大抉择面前，他们更加精于算计，会将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比较。他们追求的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会，有朝一日时来运转。“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人生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一套混世法则，有奶便是娘。他们可以做到左手英雄豪迈，右手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交椅该坐第几把？容不得丝毫含糊。
接到汤和的信后，朱元璋反复为自己占卜吉凶，每一次占卜都是内心的计算，为他将要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心理支撑点。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不会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他们便不会轻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朱元璋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都再三权衡、犹豫不决，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民。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那些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王朝机器，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拂逆了当权者的意志都要付出惨痛代价。就算反抗，也是极其无力的。因此，在他们造反的同时，必然需要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不然无异于以卵击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兴的军中以后，凭借着年轻人敢想敢闯敢干的“三敢”精神，加上一副好使的脑子，很快独当一面。加入义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逐渐成为郭子兴身边的亲信之人。郭子兴更是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她的名字无从考证，但是部分野史与地方戏曲称之为马秀英。朱元璋和马姑娘结婚以后，地位发生变化，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摇身一变就成了主帅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的生活与他在庙里当和尚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他除了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郭子兴拉拢朱元璋，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存在着抱团相抗的问题，并不和睦。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孙德崖等四人，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
元至正十二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和他的儿子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朱元璋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听到消息，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郭子兴救出。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乱世求生存，他想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被迫撤离，濠州解围。元军退去，但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愈演愈烈。没完没了地内耗，让朱元璋萌生了去意。他最想回到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尤其乱世求生。近有湘军、淮军，远有刘邦信任的丰沛集团。凡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都称为“屋门口人”，平日即守望相助、互通有无；如遇上“屋门口人”与外乡人发生争斗，则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就算流血破财也在所不惜。
濠州因为被围得太久，城里的军士死伤过半，粮草严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怀远用盐换了些米，补给郭子兴的部队。几个月后，朱元璋再次返回故乡招兵买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拉起了一支队伍。虽然只有区区七百多人，但对于他来说，却意义重大。郭子兴非常满意，将其提拔为镇抚。朱元璋此时的心态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郭子兴难成大事。朱元璋觉得该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便将七百多人的队伍交给郭子兴。
至正十四年（1354年），这是春天的某一天，二十七岁的朱元璋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南下定远。这二十四个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是他的老乡。在这里不妨列出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帝国的开国英雄。
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事业的先驱者，他们帮他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惊天的伟业。元末乱世一窝蜂出了那么多扯旗造反之人，只有朱元璋摘取了帝国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4 王朝的仁义之皮
元末乱世，天下势力划分几大派系：元军与红巾军、红巾军与红巾军、元军与元军。派系之间利益交织，矛盾重重。只要巧妙地周旋于几方势力，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能远交近伐，相互牵制；只要争取到几年的和平环境，休养生息，等到时机成熟，就能四面出击，扫灭群雄。而做到这两点的，只有朱元璋。
一支军队，通常会打上指挥者的烙印。军队的特质，往往是指挥者的秉性。若是指挥者没有携带敬畏与情义，一支军队就可能会成为屈辱的代名词。就朱元璋而言，他的军队是一条船，而情义则是平衡内心与现实的压舱石。朱元璋应该感谢郭子兴给他取了个好名字，好过无数个重八叠加。古人深信，名字与一个人的运势紧密关联。读书人真是很好，他可以给自己取好多的名字，又是字，又是号。每一个名号就像他们戴在脸上的面具，代表一种命运的趋向，一种性格的观照。一个人有好几个名字，就有好多重面具。面具多了，人的面貌与性格也就变得模糊。
与普通武夫相比，朱元璋身上有着优于他人的品质，那就是对于士人的态度。早在1366年，朱元璋还是小明王节制下的吴国公时，就已流露出对儒家文化的归化和向往。这个出生于淮河岸边的泥腿子，向来对文化葆有一份敬畏，他命有司到处访求古今书籍。他还对侍臣詹同等人说，每于宫中无事，常取孔子的书来读，像节用爱人、使民以时这样的话，真是治国良策，“孔子之言诚万世师也”。
历史上出现的草莽英雄最容易犯的错误，大多集中于此。他们没有文化，也不读书，以粗鄙的言行掩饰人格的缺失。他们身上的粗豪气质与士人的迂腐格格不入，读书人的柔弱与敏感，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在这里，我且将元末士人的生命形态做一处观照。
概括这一时期士人的生命形态，没有比“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句话更合适的。在元朝，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定统治，把人民分为四等，森严的等级划分使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地位赫然挺立，汉人和南人屈居于蒙古贵族的脚下如同蝼蚁，但中国古代传统士人依然坚持“学而优则仕”，在这种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士人的命途可想而知，“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士人想借元朝的官僚机制实现人生抱负，几乎不可能。科举停废，补充官吏只剩下荐举一途。荐举，使得官场大开奔竞之门，本就不是固若金汤的“权力安全阀”被粗暴地拧开。庞大的胥吏阶层，成为元朝官僚的后备梯队。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多是曾经奋斗在科举第一线的士人。王朝易主，曾经追求的功名理想化为泡影。失去科场舞台的士人，犹如缺氧的鱼。即使体制的那道窄门，为某个人打开一条向上游动的通道，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他很快会发现，前方等待着他的是冷遇，是仇杀，是不得不隐退的选择。废止科举固然令读书人感到怅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大元非“伯乐”，士人自然难成“千里马”，部分士人便产生了归隐之念。
读书人争相脱离宦海，为帝国的官僚机器留下一副苍白虚弱的躯壳。科举制度的取消，让知识无法改变士人的命运，官阶无法兑现官员的利益，权力只能用来交换无现实意义的规则。如此，士子们身无所恋。从官僚系统的上层到底层，每天都在上演着拒官辞官、官员玩失踪的活剧，山林成为他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历史学家孟森在谈到元朝制度时说，有史以来，以元最无制度，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元对制度的漠视，源于对文人的漠视。
元末乱世，读书人沦为战争祭品。不为我用，即为我仇。只要被抓，一杀了之。朱元璋不识多少字，但他崇信文人，崇信他们的真知灼见。战争期间，朱元璋身边始终伴有谋士，他们教他读书认字，给他讲人心向背。这算是他和读书人的蜜月期，亲近且信任，许多人主动来投。接触日深，他可以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与他们探讨治乱之道。他可以写出相对工整的骈体文、诗词歌赋，自我感觉良好。朱元璋让失去希望的读书人，重新看到希望。而他身上所表现出的某些特质，正好符合读书人对于贤明之主的幻想。读书真是天大的好事，让身陷泥沼的朱重八成为朱元璋，让朱元璋成为一块锋利的玉石。当然这只是他的想法，那些读书人并不能帮他洗刷来自底层的胎记，尤其是他身上散发的血腥戾气。
他们希望能够借助他的手，重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他们将儒家的仁义之道灌输给朱元璋，让他这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泥腿子豁然开朗，天下之道，在乎仁义。朱元璋常常对他们说：“元璋明白读书的好处，苦于读书不多，许多事说不出道理，以此，很尊重有学问的人。也明白读书人能讲道理，替人出主意，很可怕；谁对他们客气，给面子，养得好，吃得饱，就替谁出力做事。这种办法叫作‘养士’，养什么似乎不太好听，不过只要养之养之，被养的也就不大在乎了。养士是件好事，你不养，跑到敌人那儿或者被人养去，却会坏事。”
朱元璋认识到读书的好处，读书让他的行事有所皈依，让他的情感有所安放。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写下平生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凭哓哓问姓名。
随着年龄增长，朱元璋对吟诗作文越来越熟练，不乏得意之作。他最喜欢阅读的书籍是兵书，是史册，沉迷于前人的智慧，站在巨人的肩头。他将《孙子兵法》读得烂熟于心，研究历代战史、战例、战将。他甚至想过，若是他有幸生于书香门第，还会投身造反这项刀头舔血的事业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个答案让朱元璋无比伤感。
朱元璋在文人面前有着不同的两副面孔，一副是谦卑的，甚至是自卑的；而另一副则是不安的，甚至是憎恶的。登基前，他用钱权和诚意将文人诱出山林，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登基后，朱元璋则用威权将士人赶出山林，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他还在《严光论》的文章中抛出“不为君用即为罪”的理论。他觉得他们虽然表面恭敬，内心却是瞧不起他的。他们目光如炬，审时度势，什么也瞒不过他们的那双眼睛。朱元璋敬佩他们，也害怕他们，可他怕他们什么呢？打下定远之后，最先投奔他的儒生是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他们来到他的队伍里，带来了一整套发展理念。他向他们问计天下该如何定，这也是朱元璋录用人才必须过的一关。通常情况下，一番交流之下，朱元璋就能知道他们肚子里到底有没有货，是不是他需要的人才。他们说了半天，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有势者强，有德者昌”。
他们劝告朱元璋：“金陵（集庆古名）虎踞龙盘，愿定鼎金陵，倡仁义以一天下。”对于他们带有前瞻性的说法，朱元璋感觉很新鲜，也很有道理。在此之前，朱元璋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发展方向与政治理念。他能够想到的是，如何趋利避害，让自己在乱世之中生存得久一些，再久一些。红巾军的组成很简单，就是一帮用武力捞取血酬的农民，他们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挣扎于生存底线的游民，或者家有两亩薄田的农民，他们参加红巾军，不过是为了图一顿饱饭，希望借此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对于他们来说，所谓有德，就是不要乱杀人，不要乱抢财物，要有自己远大的目标。倡仁义，收人心，对于成就事业是最重要的。
冯氏兄弟说的这番话让朱元璋豁然开朗，这套生存理念与先前农民军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进攻滁州的路上，有一个将要对朱元璋的一生事业起到更大作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濠州定远人李善长。此人学的是法家学问，史传说他“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投奔朱元璋之前，李善长不过是乡间的小知识分子，只能算是粗持文墨，算不得大知识分子。李善长刚到军门谒见，便与朱元璋有过一番对话。
朱元璋向李善长请教：“天下大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
李善长的回答是，秦末大乱，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是群雄之中的佼佼者。他出身平民，性格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滥杀无辜，用了五年时间成就帝业。如今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已成土崩瓦解之势。主公的家乡在濠州，距离刘邦的家乡沛县并不遥远。人杰地灵、天命所在，主公应当仁不让。效法刘邦的所作所为，天下不难平定。
多年以来，朱元璋对红巾军的诸位首领冷眼以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目光短浅的草莽英雄。李善长的一席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于是，他把李善长留下做了掌书记，类似于办公室主任。从攻打滁州开始，李善长成了朱元璋事实上的幕府领袖。李善长是第一批加入朱元璋军事集团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自此，士人集团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攻取太平以后，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来向朱元璋进言：“海内鼎沸，豪杰并争，明公（指朱元璋）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能够听出来，此言有奉承之意，不过也再次警醒他，只有行仁义之举，方能平定天下。如果说朱元璋投奔红巾军的初衷，只是为了改变命运，找个混饭吃的地方，不至于像其父兄那样被这个食人的恶世吞没，那么走到今天，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他的心胸和眼界也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朱元璋的虚心问道，自有报答。尤其是儒生陶安、朱升、孙炎、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相继而来，他们将儒家所主张的那一套“顺天应人”的理论，以及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也灌输给了他，使他逐步摆脱农民军简单粗暴型的发展之路。
朱元璋的人才库里涌现出一大批贤人谋士，有滁州当地的，也有地域相近的，比如定远、凤阳、和县以及淮北地区。刚起兵时，他就率先亮出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北伐时，他提出口号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彼时，长江南北的汉人已经被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苦头。他竖起的这面大旗，可以说是当时最符合现实需要的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创业阶段，朱元璋祭出的法宝是儒家思想中的高端理论——仁者制人。他曾经对手下的武将们说：“每攻下一城，我能够听到你们不乱杀人，就非常高兴。你们要始终明白一个道理，鸟不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也不会进入布满陷阱的地方。而百姓们会自动远离残暴的军队，去投奔不乱杀人的武装。”
朱元璋只读过一年半载的私塾，但在人生的打拼中，却实现了由草莽英雄向儒家王道的转型，这种转型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在元末诸军中，他能够以“独不嗜杀”闻名于天下，这是他做得最成功的地方。那些儒家士子来到朱元璋的身边，反复向他倡导仁义。他们让他懂得了历史的演进规则，每一次新旧制度的更替，这块土地上都会散发出浓重的血腥之气。在浓重的血腥之中，谁能先做到用仁义洗刷血腥，谁就离成功不远了。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够给他们提供苟安于世所需要的最基本条件，他们绝不会冒险去做不法之事。乱世之中，那些握有合法伤害权的官吏只要不全力残害他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投桃报李。
占据滁州之后，大批文臣儒将慕名而来，这些人大多来自安徽境内距滁州不远的地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政治的地缘效应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朱元璋的军队在打拼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实力与品牌效应起到了吸引人才的作用。他们的信任，并没有换来朱元璋对他们的完全信任。为了防止集团内部出现离心叛德之人，他经常将那些征战在外的将士的家眷留在身边作为人质。进攻南京的时候，马夫人和随军将士的家属就全部留在了和州。朱元璋攻取集庆后定下一条规矩：“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坐，不许搬取出外。”征战在外的将官顾虑老婆孩子的安全，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他严令那些心思深沉的谋士不得与武将走得太近，文武结合，难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同时，朱元璋还要求，凡是元朝官吏和儒生，都要由他挑选着用，逃者处死，严禁将领将读书之人留在身边作为谋臣。
时间涓滴而下，一如泉水永不枯竭。与他的那些对手相比，朱元璋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有节制的品行。节制，是贫寒岁月养成的习惯。居于高位之人更要有所节制，不然就有随时跌落的风险。很多年后，他在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时，仍坚持认为：“（张）士诚恃富，（陈）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客观地说，朱元璋置身的那个时代，完全具备了古代江湖社会的全部要素。当然他也是一个江湖浪荡客。一个拥有丰富经历之人，一定怀抱秘密。而他为人处世的秘密就是，不让别人捕捉到他的秘密。
在朱元璋的武装集团中，很多战将都是昔日和他一起分吃小牛犊肉和后来在红巾军中受过恩惠的伙伴。当年，与他共闯天下的二十四个同乡，其中一部分是和他打小就在一起摸爬滚打的玩伴。他们具有生龙活虎的乡野气，为了生存往往不择手段。共同的成长经历，可能会让他们拥有一段相同的秘密。这些人跟着朱元璋出生入死地打天下，他与他们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情基础。有时候他对他们的了解，超过了对自己的了解。在这些人中，比他小四岁的徐达成为武将中的首席功臣。在整个创业过程中，朱元璋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舍生忘死、共担共享的江湖气节才干及其对于未来的准确把握与定位，是他们愿意追随他的理由。论资质和谋略等级，朱元璋在群雄中只能排到中等偏上的水平。放眼看去，那些游民出身的带头大哥，又有几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之辈？如果论狡猾、凶残和厚黑指数，朱元璋不见得比他们强。若论军事战略和素养，或许他能胜人一筹，但也难以做到步步高明。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造反者有可能会在某个时间节点成为先进因素的代表，但他们这些人的出身，绝大部分是流氓无产者，素质并不高。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身上具备了常人所缺乏的残酷与勇敢。他们身上的长处与短处同样鲜明，比如说文化素质低下、目光短浅是他们的通病。这些所谓的江湖英雄，刚起兵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率性而为，打到哪里是哪里。等到起兵之后，大部分人更倾向于拉起一支更像土匪的队伍，像一阵风似的刮过府县，专营烧杀抢掠。这些人不光抢富人，甚至连社会“三无人员”也不放过。朱元璋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可他又是他们中的异类。他从不放任自己，他参加农民军，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江湖生活的向往。
在选择走什么路、如何去走的问题上，朱元璋显然有过一番深思熟虑。只有那些在生活中能够真正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有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局。随着地盘和实力的不断扩充，朱元璋内心的欲望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从一顿饱饭过渡到煌煌的帝国大业。正因为如此，他向这个世界摆出了一副强者的姿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他深知战争年代里，人心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据说，在攻占和州之后，军队官兵按照老规矩一通烧杀抢掠。这一天，当朱元璋走出衙门时，看见一个小孩立在门外鬼头鬼脑地往里张望，就上前问他在做什么。
小孩说：“我在等我爹。”
朱元璋不禁又好奇地问道：“你爹在哪里？”
小孩说：“在官家养马。”
朱元璋又问：“你娘呢？”
小孩说：“也在官家门下，爹说他不敢认娘，只能喊他妹妹，娘不能回家，爹能回家，我不敢进门，每天这里等爹，今天爹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朱元璋听了很是难过，这时他手下的幕僚范常说：“得一个城池而使老百姓妻离子散，怎么能够成就大事？”于是朱元璋决定先从交还妇女做起，整顿军纪。
第二天，朱元璋把所有军官都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大家从滁州来到这里，有一些人掳人家的妻女，使百姓夫妻离散，敢怒不敢言，如此扰民，怎能安众？今天，你们如果把所得的妇女交出来，一概不究，倘若霸占隐瞒，决不轻饶！”众将十分惶恐，纷纷交出了私藏的妇女。朱元璋又令城中已婚男子集中在衙门前，站立两旁，让妇女一个个从衙中走出。与此同时，他宣布：“如果是夫妇，就相认，不是夫妇，不得随便认领。”许多妇女从衙门走出，回到了她们丈夫的怀抱，家庭得以团聚。这样一来，军队的形象和军民关系得到改善，但是他只解放有夫之妇，对于未婚的女子，默许被抢占，这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在这口口相传之下，朱元璋被和州老百姓奉为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大恩人。他下令士兵破城之后，不许抢劫。作为一种补偿，他没收了大户的财产，然后将它们平均分给将士，将士所得也不比他们抢劫所得少多少，此举形成定制，从此军民两安。朱元璋每攻下一座城池，都要释放罪犯，减轻刑罚，宣布小罪可以免于处罚。对于那些早已习惯了以暴制暴的人而言，朱元璋的表现过于仁慈。他经常念叨这样一句话：“老百姓受的苦已经够多的了，如今归顺于我，我当然应该照顾。用刑应该以宽厚为本，对人应该以仁慈为本。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老百姓不受冤狱之害。”
多年的草根成长经历，让朱元璋在识人用人方面有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是最有效的。在登基之前，他的军队一直以“仁义之师”的面目示人，而朱元璋则成了奉行“王道”的表率。有人说，这时候的朱元璋与登基后的那个洪武皇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两副完全不同的面孔，前后判若两人。他性格中宽厚仁慈的色彩随着自己身份的变化正在慢慢褪去，随之而来的是苛刻与残酷。时间让他卸去仁慈的面孔，扬起手中的鞭子和屠刀，摇身一变成为让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铁血君王。
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帝王的心路历程，很多时候，不变的是人性，变化的是时势。在登基之前，他需要获得各个社会阶层的认同，需要他们的支持。等到完成统一大业后，老百姓已经成为牧下的牛羊，他当然乐于拿起屠刀和鞭子指挥他们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