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邵荣事件的危机
至正十五年夏，在朱元璋渡江的同时，苏北的张士诚和湖广的徐寿辉也渡过长江。在此之前，元朝廷已经被张士诚戏耍了两次，但他们似乎不愿在红巾军之外树立更多的对手。于是，第三次派出使者招抚张士诚，许以更高的官职。元廷的低头姿态，更加助长了张士诚的嚣张气焰。尤其是在高邮奇迹般地逃脱覆灭的命运后，张士诚深信自己得到了上天的眷顾，更加瞧不起虚弱的元朝廷。当元朝的使者到来后，张士诚再一次无情地戏弄了元廷，杀死了使者，和前两次做得完全一样。这个反复无常的人，失信于元廷的同时，也同时失信于他的追随者。
攻克太平后，朱元璋一直在为攻取集庆（南京）做着前期准备，前两次攻打集庆是为了探敌虚实，消灭异己，全面接手郭子兴部。而此时，朱元璋采取的是先取四周、孤立集庆的进攻方略。至正十六年（1356年）初春，朱元璋亲自督率水陆大军，三攻集庆，城破，尽得城中军民五十余万人。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再掩饰自己夺取天下的雄心。放眼望去，那些曾经在他之前登上王位者，业已凋零大半，而无力觊觎权杖之人，只能在黑暗中攥紧刀把子，恨不得攥出血来。霸业成功在望，朱元璋不需要再伪装下去。他若是黄土里刨食的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就像一只飞鸟从天空遁迹，它的羽毛与骨骼的影像，仍在大地之上流传。朱元璋幼年时听父亲说过，他的先人曾经就住在集庆附近的朱家巷。
朱元璋这时候二十九岁，攻下集庆，意味着霸业初定，一个成功男人的心态难以名状。他派人找了好几天，发现朱家巷不过是集庆城外的一座村落。那些穷困潦倒居住于此的朱姓后代，听说朱元璋是他们的远支本家，一个个像是盼来了救星，扶老携幼，进城来见他们的本家。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虽然他与这些人素未谋面，但不排除内心涌动着某种认同感。朱元璋与他们坐在一起，追忆朱家往事、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那种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
进入南京城，朱元璋于第一时间贴出安民告示：“元朝失政，生民涂炭，百姓可各安其业。愿从我建功立业者，我礼用之。旧政有不便者，我为你们除去。”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省，设置相应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附属机构，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政府机构。南京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东吴以来，立国东南者，都要把都城设在这里。六朝以来，东南为财赋之区，而南京刚好处于东南最富庶之地。能够将根据地设在这里，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如果说在渡江之前，他在元廷和各路诸侯的眼里，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那么攻下集庆之后，形势急转直下。环顾四周，对朱元璋来说已是强敌环伺。东有张士诚、方国珍，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面是元朝的军队，北面是红巾军统帅刘福通正在和元军主力捉对厮杀。
相对于其他几股势力，朱元璋的实力最为不济。他的军队处于军事包围圈的中间地带，搞不好就有可能会被大鱼吃小鱼，成了人家的口中食。想要不显山露水，将自己隐身起来是难以做到的。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朱元璋决定以集庆为根据地，为自己抢得先机。攻下集庆以后，他又先后夺取了镇江、广德等地。随着地盘的不断扩张，小明王不得不提高他的地位。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自称吴国公仍兼江南行中书平章、都元帅。随后又置江南行枢密院，帐前都指挥使司，左、右、前、后、中五翼元帅府及五部都先锋、镇抚司、提刑按察司、兵马指挥司等。朱元璋以吴国公的身份直接统率所有军政部门，从一开始就构建了高度集权的模式。在担任军队的都元帅后很长一段时间，朱元璋都是以龙凤政权的名义在号令全军，而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号令来指挥军队。如果这种双线并行模式无法改变，朱元璋的权力也就谈不上独立性，一个完整的集团板块就会有四分五裂的危险。
邵荣是朱元璋在濠州时期的老朋友，此人文韬武略，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将领，他与徐达、常遇春并称三杰。《明史》中有两句记载：“先是，太祖所任将帅最著者，平章邵荣、右丞徐达与遇春为三，而荣尤宿将善战。”三人之中，邵荣最擅长打仗。若是按照加入红巾军的时间排序，邵荣的地位排在徐达、常遇春之上。龙凤政权授予邵荣行中书省平章，仅次于朱元璋的行中书省丞相。徐达任行中书省右丞，要比邵荣低一个等级，中书参政常遇春又等而下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作为郭子兴旧部的邵荣都属于集团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人物，他在集团内部的影响力与朱元璋不相上下。如果说朱元璋是集团内的“大当家”，邵荣就是“二当家”。他是郭子兴的嫡系将领，与朱元璋本非同源。早在郭天叙与张天祐战殁、郭天爵被朱元璋诛杀后，邵荣就控制了军中有郭子兴旧部色彩的一部分势力。邵荣的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而远高于诸将，能统领全军主力而战功卓著、威名远扬，对朱元璋的地位和声望构成挑战。更何况邵荣、赵继祖等人又亲历郭天叙、张天祐被陷杀的过程，目睹郭天爵被诛杀，他们不会无动于衷。
虽然朱元璋对邵荣有着诸多的不满，但是邵荣的命运似乎并不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因为他的升迁与否在于龙凤政权。这时候的朱元璋还不是一个可以操纵一切的权力之主，充其量，他只能算是一只处于半自由状态的风筝。飞得越来越高，风筝线却始终在别人的手里攥着。对朱元璋来说，只有倚重龙凤政权才能够有效地号令红巾军。既然为形势所迫，也就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龙凤政权机构设置基本上照搬元朝体制的那一套，中央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地方则置行中书省、行枢密院。中书省主政，枢密院主军。因此，朱元璋所设置的江南行枢密院等同于红巾军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龙凤政权在任命朱元璋为中书省的丞相时，同为平章的邵荣也相应地升任为行枢密院的最高官员——行枢密院同知。这也就意味着，邵荣虽然只是军队的二当家，但他已经掌控了集团的最高统军权。如此一来，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声望受到了来自邵荣的威胁与冲击。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也是最危险的对手。
邵荣不是平庸之辈，用现在的话说，此人特别能吃苦，也特别能战斗。他在对陈友谅和张士诚的战役中均有上佳表现，尤其是对张士诚部。据说，只要提到邵荣的名号，敌人就闻风而逃。不过，《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对邵荣的评价却并不高：“虽然邵荣也是朱元璋起事时的老伙伴，在明军将领中也身居高位，但他在见于史籍的有名战役占中并非赫赫有名。他从苗人手中收复处州是他几年来第一次独立作战的成果。”据说，张士诚乘苗军叛乱之机派军攻打诸全，李文忠当时就是打着邵荣的旗号吓退了敌人。对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邵荣虽身居高位，但他的能力又不足以载起他的高位，长此以往，他的内心起了变化，增长了不满情绪；而这时候，朱元璋刚好打着变革军队制度的旗号，要对集团内部的权重进行重新划分。朱元璋的变革，加剧了邵荣内心的不安和不满。
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朱元璋刻意针对邵荣的可能性。经过制度层面上的一番打磨，朱元璋通过行中书省的下属机构，依靠文吏直接越过行枢密院处理军务，某种程度上等于架空了行枢密院这一最高军事机构的权力，而邵荣作为行枢密院的领导者，就这样被以朱元璋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边缘化。
至正二十一年年初，龙凤政权将身在亳州的朱元璋提升为吴国公。至此，他由一个省的行政长官变成凌驾于行省之上的吴国公。虽然在龙凤政权中位极人臣，但朱元璋并没有撤下小明王的大宋旗号。在羽翼尚未丰满之时，他暂时还不想脱离小明王。公、侯、伯本来就是极高的荣誉爵位，朱元璋的势力与日俱增。尽管如此，他还是要极力掩饰日益膨胀起来的野心。朱元璋一直甘心居于小明王的旗号之下，使用龙凤年号。当了吴王之后，发布命令时还是会写“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人的欲望就像一个缓缓提起的水闸，那些被生活的河流裹挟而来的杂物，堵塞在其中。要让一切流畅起来，唯有再提高闸门。
闸门提高，会让泥沙俱下，但也会让这摊水活起来。两个月之后，朱元璋又将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将枢密院同佥朱文正（朱元璋的侄子）调整为大都督，当时枢密院虽然改为大都督府，但其成员还是原班人马。以枢密院同知邵荣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同佥常遇春为参知政事。经过一番人事调整，从表面上看，邵荣的权力得到提升，从行枢密院同知升为行中书省平章，仅次于朱元璋。其实并非如此，朱元璋只是巧妙地将他的权力来了一次移花接木。邵荣本来就应该拥有这支红巾军的指挥权，虽然朱元璋做了一些限制，但他仍然掌控着绝大部分主动权。朱元璋提升了他的职务，把他从相对独立的行枢密院调入行中书省，直接受自己的控制。也就是说，在权力排序中，邵荣已沦为朱元璋的一枚棋子。与此同时，行中书省里又有李善长等一干亲信文吏在处理具体事务，邵荣在不知不觉中被朱元璋架空。在我们可见的世界之外，仍有暗网一样的隐形世界存在。那里面的手段是我们无法想象，却可以理解的。
次年七月，邵荣平定处州苗帅叛乱后回到应天。他自觉功劳至伟，行事愈发骄横，慢慢便对朱元璋的位置起了觊觎之心。在他看来，朱元璋所做出的权力调整已经严重伤害了他的利益。有人在这时候暗中向朱元璋告密，邵荣经常在外面说些针对他的怨恨之语。朱元璋让那些告密之人带话给邵荣，让他好自为之。或许是朱元璋的话刺激到了邵荣的敏感神经，邵荣不出意料地落入朱元璋为他专门设下的圈套。于是，邵荣与另一位大将赵继祖密谋发动叛乱。两人的谋划虽然秘密，但是难免被属下发现端倪。有人得知后将要告发，邵荣、赵继祖不得已便提前发动了兵变。
这一天，朱元璋在三门外阅兵，邵荣与赵继祖于门内埋伏甲兵，准备等其入门的那一刻突然发难，将其杀死。当朱元璋往回走时，突然狂风大作，军旗抽打在朱元璋的身上，让他预感到将有不祥之事发生。于是，他赶紧换了一套衣服避开来路，从另外一门进入城中。邵荣、赵继祖空等一场，计划落空。随后，元帅宋国兴得知他们调兵埋伏后，便赶忙将此事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大怒，便将二人抓捕了起来。
朱元璋就这样化身为罪与罚的操刀手，一团展示力道的火焰。他不但要长出森森的利齿，还要变成足以吞噬羔羊和挡路者的狮子。等到乱局平定，朱元璋与他们相对而饮，大有英雄相惜的感慨。朱元璋让他们安心上路，家中老小会替他们安排好。邵荣听到这句话，面如死灰，亲情让他在这时候显得英雄气短。朱元璋问：“二位与我同起濠州，尝尽艰辛，眼看着版图扩张，实力日强，开国立基指日可待，本以为能与二位共享荣华，为何竟生歹心，欲加害于我？”
邵荣愤愤不平地说：“想当年在濠州，我们是何等融洽。哪像现在，见你要左通报右通报，通报了半天还不一定能见到。”他越说越激动，指着朱元璋身旁的李善长、刘基等人继续道，“在濠州，你是大小事都与我们这些兄弟商议，可现在你是宁愿听他们的，也听不进去我们半句。对我们喜怒无常，动则训斥。”
邵荣将碗中酒一饮而尽，继续道：“我等常年在外厮杀，攻讨城池，多受劳苦，你却把我等之妻子老少软禁在应天，使我等骨肉分离，不得团聚。你这么做，早已不顾兄弟之情，全是为了你自己！我等造反，亦是不得已！”说着，不觉流出了眼泪。邵荣的眼泪，不值得同情。他谋反就是为了应天政权的首领之位。至于不能与妻子团聚之类的瞎话，以及看似对朱元璋悔过的流泪，不过为了博取朱元璋的同情，得到饶恕。相对于他的合作伙伴赵继祖，邵荣要更贪恋生命，也符合他“粗勇善战”的人设。据说，朱元璋当时唏嘘不已，陪着他一同落泪。而他的同谋赵继祖看不惯邵荣的作态，愤然道：“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赵继祖说这话，其实也有点瞧不起他。
朱元璋就像是一条正待慢慢蜕皮的蛇，虽然处于蜕变过程中，但已显示出老辣的手段。邵荣毕竟是他多年生死与共的老友、是同乡，邵荣的命运不只属于他一个人，他还联系着一同渡江的成千上万的弟兄，尤其是郭子兴的旧部。朱元璋要收拢这些人的心，拴住这些人的感情，对昔日的兄弟们得有个交代。不能让他们从邵荣的结局读解出自己的命运走向。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朱元璋要尽可能地展现出让人信服的坦荡，以此凸显自己内心的纠结与悲痛。他将军队集合起来，学着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样子，置酒洒泪与邵荣诀别，而后行刑处决。
朱元璋本来打算将邵荣禁锢终生，以此来展示自己宽大为怀的胸襟。即使邵荣有了谋叛的行为，朱元璋心里有千万个杀他的念头，也不能擅杀。王，也有王的不自由。人生之累，对彼时的朱元璋而言，确实是很深的业力。他在征求将领们意见时，说：我一直视邵荣为腹心，没想到他却要置我于死地，你们替我拿个主意，应如何处置？
为了昭示自己内心的纠结，朱元璋有意识地将处置权让渡与那些将领。这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朱元璋举起的锋刃，再也不会放下。他就像一头置身丛林深处的怪兽，在与对手的撕咬中，突然发现真正的危险来自身后。他将邵荣的命运交给他的战友，并以此来考量手下将领对自己的忠诚度。邵荣必死，在一个背叛与情义并行的时代，他并不盲目。在这个问题上，将领们也都有各自的看法。常遇春就认为：“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平心而论，朱元璋在这时还没有发展到后来嗜杀成性的地步。他在邵荣面前落下的眼泪，并不全是鳄鱼的眼泪，其中有他仁慈的一面。
常遇春以武人的眼光和直率，看待着波诡云谲的权力争夺。而他的一番话着实具有说服力，这些话便成了朱元璋后来残酷处理此类事件的理论支撑。正是这样的话起了化学反应，才让朱元璋动了杀邵荣的心思。这样的话，虽然是从常遇春嘴里说出来的，但朱元璋何尝不是这么想的。这番话之所以会击中朱元璋的内心，是因为集团内部两派间的夺权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邵荣难以自圆其说的回答不知是为跟随自己的部下开脱，还是在为自己求饶。与他的同谋相比，只有赵继祖痛悔没有早日举事。由此可见，他们早在郭天爵被杀时就已经有了除掉朱元璋的念头。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此时动手，除了想要依仗邵荣刚刚在平定处州叛乱时提升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朱元璋在经过浙东、江西两次大规模叛乱后，根基有所松动。在铲除邵荣之后，集团内部已经没人对朱元璋构成真正的威胁。
残酷的斗争不仅教会了朱元璋毫不手软的杀戮，也同时让他学会用最阴暗的心理猜度和提防一切，让他学会毫无真情的逢场作戏，用最为冠冕堂皇的姿态和理由应酬答对。朱元璋将自己内心虚弱的部分一点点地摘除，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当笑而哭，当怒而笑。他要慢慢习惯这种做法。如果说“情义”二字是举兵初期笼络人心的法宝，那么暴力机器则是唯一合法酿制疼痛与仇恨的温床。那些敢于反抗这一价值谱系之人，必然要施以更为强硬的手段使之屈服，或者直接扼杀。
他要学会把自身与灵魂剥离，以便随时进行二次、三次组装，这是一个政治家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虽然在这条路上，我们还可以列出人身自由、爱情、子女、名声、前途等筹码，但在暴力的刀片面前，筹码越多，个人要承受的痛苦会越深，风险也就越大。
这种自身与情感的对立，让一个人变成了战争与政治的奴仆和玩偶，久而久之，他的感情就可能不再是自身的感情，而成为权势和威福的化身，成为这个潜在暴君的感情。平定邵荣叛乱后，朱元璋最为忌惮的两股势力——郭子兴的后人和其旧部的独立势力已经不复存在。邵荣叛乱事件，是朱元璋除掉郭天叙、张天祐和郭天爵的后续动作，是他实施清洗的具体体现。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他以自伤元气换取对集团的绝对领导权。人在危急的情形下，多半会借助于本能的存在以显明存在。是非并不颠倒，黑白总有分界。人性的落魄下陷，是每个人都需要提防的。
邵荣事件是一个节点，从此以后，朱元璋在强大的外部压力面前还会一度陷于危境，但再也没有遇到来自集团内部的挑战。很多时候，纯洁队伍比战胜敌人更为重要。他用邵荣的一堆烂肉，给那些摇晃的追随者上了一堂立场课：端正思想，做一个坚定如一的人，否则，邵荣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2 陈友谅的叛逆与覆灭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秋，朱元璋率领水军与陈友谅在鄱阳湖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陈友谅利用鄱阳湖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和兵力上的优势将朱元璋死死地拖住，战事一时间陷入僵持阶段。
正当朱元璋苦思良策之际，刘基向他推荐了朱升。他们说，朱升与一般的儒士不同，尤其与那些当红的理学家像是跑在两条道上的马车。他治学务实严谨，平日事师交友，不论对方身份高低贵贱。即便对方是一个乡野村妇，只要能够让他从中获益，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向人家请教。正因为如此，他掌握了一整套超乎常人的经世致用的本领，经济、地理、天文、历法乃至算命、占卦无所不晓。
朱元璋还从刘基口中得知，朱升是皖南人，早年师从陈栎、黄楚望等儒学名家。二十年来，他一直过着耕读于乡里的田园生活，常年在自己的家乡休宁、歙县一带开馆讲学。直到五十岁才算勉强进入体制，但是他却不愿意放弃耕作。他任池州学正时，南北学者云集，颇有号召力。可是他并不恋栈，等到任期满后，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皖南，在家乡石门山过起了隐居生活。徽州地区宗法势力极强，聚族成风，历久不衰。朱升在徽州同族中享有族长之类的崇高声望，就连朱元璋也要称呼他一声“宗长”，也算是对同姓长辈的尊称。这样的儒学大才，朱元璋又岂能错过。他学着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做法，一再上门求教。朱升为朱元璋的诚意所打动，愿意暂时放下自己所留恋的田园生活，出山辅佐。
两人初次相见，朱升就送给朱元璋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如果说在此之前朱元璋的生存策略是一种被动的应对，那么从这一刻起，他有了更为深远的军事计划，更为内敛而膨胀的军事野心。对于乱世求生存的各路霸主而言，他们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在这场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游戏中，不被淘汰出局。不要学那些占上一个山头，就急着称孤道寡的草头王。称一时之王，莫如称百世之王。
朱元璋一生行事，都是一个“稳”字当头，积小胜为大胜。虽然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针是朱升提出来的，但这又何尝不是朱元璋的想法，只不过朱升在无意中把准了他的脉而已。诚如朱元璋常说的那句话：“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他并不看重虚名小利，看重的是长远的利益。虽然有人在称王这件事上劝过他，可他迟迟没有采取行动。朱元璋是各支反元力量中最后一个称王称帝的，也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男人都有坐天下的梦想，天下很大，大到超乎我们的想象。即使当了皇帝，天下也只是在人的想象中存在。对于皇帝来说，孤岛似的宫殿才是他的天下，刚好可以容纳他的野心。是他的死穴，也是他的生门。上天在不经意间，赋予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一副出色的大脑。而他所经历的艰难困苦，除了赋予他一副结实的身板，也同样给了他一颗勇敢而冷酷的心，给了他异于常人的自控力。就算具备了这些特质，他也不过是一块值得打磨的生铁而已。要想将这块生铁锻造为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最后还是离不开战场的淬炼，战场从来都是男人锻筋炼骨的大熔炉。古今中外，顶级的男子汉都是在战场上练就的，因为只有战场，才能为他们提供生命熔炉所必需的高温和高压。
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朱元璋从二十五岁投军只用了四年时间，就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和指挥十万大军的统帅，不可谓不天才。攻占应天，初步实现了当年冯国用为他谋划的天下蓝图中最重要的一步棋。一个人的运势，会帮他打开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气象。所谓运势，从来不是自家酿造，而是大势所趋，顺势而为。
这时候的朱元璋以应天为中心地带向四面扩张。各路诸侯已经将他锁定为前进道路上的生死对手，尤其是居于应天两侧的陈友谅和张士诚。雄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下游的张士诚更是实力雄厚。朱元璋中居应天一带，处于东西两大强敌之间。在这两大天王之间，又岂能容他酣睡？陈友谅率先把他个人的内陆水军拿来做赌本，企图攻下应天，彻底摧毁朱元璋的势力。
如果说，渡江之前，朱元璋仅仅满足自我保全；那么，等到渡江之后，他的军事策略有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保守型的发展变为进攻性的拓展。在战略的选择上，他对自己的对手有了更加精准的定位。早在朱元璋渡江的同时，苏北的张士诚和湖广的陈友谅也已渡过长江向南发展，大有因时成事的意思。在拓展领土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要面对元军，更要直面这两支军队的前后包夹。
当时的陈友谅，无论军事实力还是战略地位，都处于绝对优势。朱元璋的绝大多数将领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他们都希望朱元璋能够先拿下张士诚，然后再收服陈友谅。这种拣好日子先过的心理，也是人性弱点的常态。可是朱元璋在权衡之下，还是采纳了谋臣刘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刘基给出的答案是：“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集中一切优势兵力，击败陈友谅，对张士诚造成强大的军事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如此一来，东面威胁自然而解。为了统一思想，刘基甚至向朱元璋谏言：“主降及奔者，可斩也。”
陈友谅是湖北沔阳府玉沙县人，此人出身渔家。他少时读书，略通文义。有一卜者在察看过其祖先的墓地之后说：“日后定会富贵。”或许这句话冥冥之中给了陈友谅某种暗示，又或许是“富贵”二字的诱惑力太大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搏上一搏。陈友谅曾任县里的小吏，但这并非他的人生终极目标。种种情形表明，陈友谅都算得上是一个有胆有识、出手狠辣的角色，可惜的是胸襟不够，好搬弄权术。诚如《明史》对他的评价：“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
元末天下大乱之后，陈友谅投奔到了徐寿辉领导的农民军中，在丞相倪文俊部下做簿书掾，即文书一类的小官。事实证明，陈友谅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不择手段和狠辣，都超过了他的诸多对手。明代史学家高岱评价他：“友谅之勇略，虽或未及项羽，而剽性狡悍，出没飘忽，大困而不馁，屡踬而复振。”在一个天崩地裂的纷乱世道，成王败寇，最重要的无非是“胆色”二字，陈友谅所表现出的人格特质让丞相倪文俊嗅到了动物般同类的凶悍气息。有人赏识，又加上自己的勇猛作风，陈友谅很快就升任为元帅。当时，天完国皇帝徐寿辉与丞相倪文俊联手将太师邹普胜排挤出决策层。等到倪文俊大权独揽，根本没将天完国皇帝徐寿辉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徐寿辉又重新起用邹普胜来制约倪文俊。
倪文俊只好逃奔黄州，投奔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陈友谅。他希望能够说服陈友谅和自己合作，联手除掉徐寿辉，由自己取而代之。权衡之下，陈友谅临阵倒戈杀了倪文俊，吞并了他的军队，自称宣慰使，随即又称平章政事，就此成为天完国第一重臣。陈友谅先是追随倪文俊，又将其杀害，这是集团内部分裂的一个强烈信号。倪文俊在集团中频频制造矛盾，陈友谅将其除掉，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人心，使得军队在抗元理念上能够暂时保持一致。如果从这一点上来说，陈友谅算是为徐寿辉集团办了一件大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杀了倪文俊后，军队能够迅速恢复元气。由此可见陈友谅身上所具有的枭雄本色和特质。
无限江山，见时容易别时难。那是一个傍晚时分，陈友谅再次置集团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以汇报军情的名义，安排一个卫士用铁锤击碎徐寿辉的脑袋，随后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大汉。徐寿辉虽然早就将天完国的权柄交到陈友谅的手上，自己只保留一个虚名，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仍然是天完国君权的象征，对红巾军起着号召和团结的作用。陈友谅干着不义之事，却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大义”。就在所有人还没做出任何反应时，他又将各个派别的各路人马整合到自己麾下。天完国，一个近乎荒唐的“天赐的完美之国”就这样在内部的血腥纷争中消失了。这时候的陈友谅已经膨胀得找不到方向，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纵然黄袍加身，也挡不住手下将士离心离德。
此时的江南，正值令人缠绵销魂的梅雨季节。在一个农耕社会里，物候的变化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地里的各色杂草欢快地疯长，这是它们最好的季节，无论温度还是湿度都恰到好处。踌躇满志的朱元璋无暇顾及眼前的景象，虽然农家的收获和播种都集中在这个雨季，但他的心思却放在了陈友谅的身上。在经过湖南永州地界时，有些日子没有作诗的他突然诗兴大发，提笔写下：
马渡江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
东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
这时候的朱元璋将陈友谅作为第一攻击目标，借以打破吴、汉建立军事联盟的可能性，从而也使自己摆脱东西两线同时开战的战略危机。谋略者，往往谋的是人，而不是事。人不同，则事有变。
在对付陈友谅的战事中，朱元璋首先遇到的是陈友谅的部将赵普胜。此人本是巢湖水军主帅，后来投降了徐寿辉，骁勇异常，善施双刀，江湖人称“双刀赵”，为陈友谅攻城略地立下无数战功。对朱元璋来说，赵普胜的存在已经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既然是绊脚石，那就要想办法清除。本着对陈友谅的了解，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他量身定制了离间之计。朱元璋放出口风，谎称赵普胜意欲投靠他。陈友谅不出意料地中了对方的圈套，在没做任何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将赵普胜草率地处死。赵普胜的军队在反元战场上是一支劲旅，也是陈友谅的左膀右臂。赵普胜的死成为陈友谅与朱元璋争锋的胜负手，一边元气大损，一边实力大增。
朱元璋将陈友谅视为自己的头号劲敌，他将四分之三的兵力用于西线战事，连克衢州、处州等地，迫使内部还没有统一的陈友谅不得不全力与之应战。陈友谅昔日恶行所结出来的恶果，在战争过程中也不断显现出来。先是除去倪文俊，并将赵普胜、徐寿辉先后杀死。一支队伍最怕的是人心散了，人心散了，队伍也就离瓦解不远了。还没等陈友谅进一步整合人心，徐寿辉手下几员相当厉害的大将如丁普朗、傅友德等人陆续叛投朱元璋。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说，朱元璋通过夺取陈友谅的一支完整的舰队而扩大了自己的水师，这就使得他在此后的两年中主宰着长江中游的水域。
历史是一个势利鬼，辜负它的人，也终将被它所辜负。不去尽人事，何来天命听？傅友德后来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战功极为显赫的大将。丁普朗与邹普胜、赵普胜等人同是白莲教中“普”字辈的极为重义的兄弟。尤其是丁普郎（也称丁普朗），他对陈友谅背信弃义的做法极为痛恨，发誓要让对方血债血偿。后来他在面对陈友谅的军队时，所采用的都是一种不要命的打法。《明史》记载：“普郎身披十余创，首脱犹直立，执兵作斗状，敌惊为神。”也就是说，在鄱阳湖大战中，此人身受十几处伤，仍然大呼杀贼而不退。他血战到最后一刻，就算是脑袋已经与身体分离，仍保持着手持兵刃、一副要冲上去与人搏命的姿态。短兵相接的冷兵器时代，一方前敌大将采用如此搏命的战法，极大地影响了交战双方的士气。敌人大为惊骇，以为战神重回人间。
朱元璋刚攻下集庆时，因为考虑到江左、浙右各州县有可能会被张士诚、徐寿辉的军队占领，所以急令徐达为大将军，率诸将攻下镇江。随后，他又派常遇春、廖永安等人自铜陵进取池州。由于各方军事力量之间的博弈呈现一种交织状态，而朱元璋又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等军事集团日渐式微。他们不仅没有实力与朱元璋一较高下，也无法做到抱团作战。这几支力量呈“品”字形将朱元璋包围，方国珍、陈友定占有浙闽交界地区，陈友谅占据与浙东接壤的江西州郡，而张士诚则占据浙西一带。拿下太平后，陈友谅完全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眼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战略部署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看低了对手的竞争力，以至于军事部署频频失误。
一方的失误往往是另一方的机会，作为他的对手，朱元璋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清醒。朱元璋又一次听从了谋士刘基所言：“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白日煌煌，人心茫茫。这里既没有站出来讲什么主义，更谈不上高举什么信仰，讲的只是对于输赢的慎重考量。如同朱元璋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召唤，坚持选择了刘基给出的建议。也正是自己的这份坚持，才让不可能实现的命运转机成为一种可能。战争毕竟不是沙盘上没有血腥的各种假设和推演，此时的朱元璋正满心希望地等待着陈友谅的到来。
而陈友谅也同样沉浸于巨大的喜悦中，现在的他已经是大汉的皇帝，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他面前执君臣之礼。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应天指日可克，这片苍茫大地以及这里的子民都将是他的附属之物。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元璋为生性多疑的陈友谅量身定制了一款游戏软件，名叫“双面间谍”，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康茂才的人。此人原是陈友谅手下大将，后来投奔朱元璋，但他仍在朱元璋的指示下与陈友谅有着秘密接触。康茂才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即将倒戈，让陈友谅采取水路进攻。他将在江东桥与陈友谅会合，并将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拆除，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应天城下。
陈友谅大喜过望，表示会在胜利后重赏康茂才。与此同时，朱元璋命人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当陈友谅依计行事，发现木桥变成石桥，本就不够坚固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他很快就放弃了从江东桥登陆的计划。而他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率一万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那里的朱元璋军队。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待到所有的士兵进入伏击圈后，朱元璋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当隐藏于石灰山后、应天城南、大胜关的五路军队从天而降，虽然没有摇旗呐喊，但那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还是让人为之胆寒。陈友谅这才发现自己落入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敌人就在面前，用一种诡异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们，就像是拎着刀的屠户看着自家圈里的猪羊，令人毛骨悚然。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陈友谅的军队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来往纵横，兵败如山倒。陈友谅狼狈地挤上一条能够开动的小船逃命，一路逃到九江。陈友谅由此失去太平、安庆，手下不少将领将所占地盘也拱手献给了朱元璋。
陈友谅虽然收复了一些城池，但是这种复得复失的恶性循环，让他的实力大打折扣。陈友谅是个特别有韧性的人，不到最后一刻不会轻易放弃对胜利的渴望。当朱元璋赶往安丰营救小明王时，陈友谅乘机向洪都城（江西南昌）发起了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朱元璋与刘基始终处于焦虑之中，生怕张士诚的大军从背后杀将出来，导致腹背受敌。两面夹击朱元璋，这不光是朱元璋最为担心的事，也是陈友谅做梦都想办到的事。可是真有这样的机会摆在面前，他又表现得视而不见。陈友谅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只有一次机会。可他都没有抓住，准确地说，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次机会。远的不说，这一年（1363年）的二月初二，安丰被围。
三月初一，朱元璋出兵救出小明王韩林儿。
三月十四日，被救出的小明王韩林儿下达制书表彰朱元璋祖孙三代。
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陈友谅任凭机会接二连三地丧失。从安丰撤军途中，朱元璋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突然下达命令，让麾下两大主将徐达、常遇春围攻庐州（安徽合肥）的张士诚部。结果久攻不下，主力部队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陈友谅对此毫无反应。如此挥霍良机，上天又岂能眷顾于他。一直等到四月，陈友谅好像才从一场无边的大梦里翻个身醒过来。他率领着自己引以为傲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而在这期间，朱元璋始终处于焦虑状态，生怕陈友谅的主力部队从背后杀将出来，令他腹背受敌。陈友谅像是生怕给对方添麻烦似的，居然这时做出一个愚不可及的决定，他要将八十万大军带往另一个方向——北纬三十度的洪都。
他就这样主动放弃了置敌于死地的机会，在洪都与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陈友谅显然低估了洪都守军的战斗力，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朱文正会像一头恶狼将他死死地咬住不放。陈友谅将整个洪都铁桶似的围困了八十五天，漫长的胶着状态足以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军队消耗得士气全无，也足以将上天有可能赋予的无数机会付之东流。在这八十五天时间里，朱元璋从从容容地纠正了自己战略上失误，将自己的主力部队从庐州城下撤回应天；然后又大张旗鼓地搞了一次出征的誓师大会后，才扬帆直入鄱阳湖。明军最初驶入湖内的目的是解救洪都，但是朱元璋很快收到洪都之围已解的消息。如此，朱元璋决定放弃搏命似打法，改而采用将陈友谅的汉军困在湖内的策略。
陈友谅早就做好了近乎孤注一掷的战争准备——征集了六十万的庞大兵力，制造了一千艘以上的庞大战舰，筹集了充足的粮草军需。两个赌徒，一个带了六十万兵力，一个带了二十万兵力，在鄱阳湖面展开一场赌局。他们使用的筹码是无数人的生命，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财富及所有的一切。而胜利者得到的将是这苍茫大地的主宰权，失败者或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成王败寇的游戏千古亦然。
奔腾不休的鄱阳湖水见证了无数英雄的生灭无常，一个是只为不再受人冷眼的渔民，一个是只为能够填饱肚子的游民。而今对他们来说，一边是天下，一边是死神，再没有第三条路可供选择，特别是退路。不知道他们在决战前夜是否回望过他们走过的路，回顾他们所经历的常人不能忍受的磨难和痛苦，回想那些曾经平凡的生活……能够在阴谋和背叛中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机会。能够为胜利而死，在他们心里一样的高贵。
如果说朱元璋走的是一步险棋，陈友谅走的就是一步臭棋。如果陈友谅这时候能够趁着应天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现状，出鄱阳湖口，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直抵应天城下，那么朱元璋的军队将会没有任何选择，他们将直接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严峻现实。陈友谅没有选择这个方案，朱元璋也就不用再做最坏的打算。
作为反元势力中的重要力量，朱元璋和陈友谅虽然都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但他们并没有联手对抗元廷。你死我活的局面，虽然让人扼腕叹息，但是成王败寇的游戏规则早已注定一切。在南方的几支武装力量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是正统的红巾军陈友谅和打着红巾军旗号实行兼并扩张的朱元璋，当然朱元璋也是正统的。张士诚和方国珍先后反复投降蒙元朝廷，并且接受蒙元朝廷授予的官职。从这一点上说，已不能单纯地将他们称之为反元武装。
朱元璋虽然没有公开降元，但为形势所迫，在元军占据上风之际，也曾经试图与其通好。与元“通好”对朱元璋来说，既不是攻势，也不能算是一种守势。朱元璋根据己方的实际情况，做出权宜之计，一种称之为“缓势”的选择。为了能够纠集重兵向陈友谅发起致命的攻击，他需要缓和与元王朝的对立之势。他的联元反陈策略的确收到了奇效，陈友谅的战略重镇安庆就这样成了朱元璋手中的一件战利品。安庆是扼守长江天险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几股武装势力中，唯独陈友谅和元廷没有任何瓜葛，他在反元斗争中的立场最为坚定。在和朱元璋正面交锋之前，陈友谅的军队始终冲杀于反元第一线，称雄江南。直到遇上朱元璋，才被牵扯进兼并战争的旋涡之中。
陈友谅本来想要联合张士诚共同对付朱元璋，可张士诚心不在此，他压根就没有吞并别人的野心，只想着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没有办法，陈友谅只好孤军深入，结果招致大败。陈友谅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算是打不败的“小强”。无论是与朱元璋斗争，还是与蒙元朝廷周旋，虽一败再败，但他依然能够做到愈挫愈勇。可是打仗有时候不能光靠一个“勇”字，更多时候靠的是诈耍阴谋。直到败亡前夕，他还能做到“至倾国六十万尝试江流，牧野、昆阳、赤壁、淝水，古帝王豪杰能用其众者，未之有闻”。不得不让人佩服，与其他对手相比，陈友谅不愧是一世枭雄。
至正二十三年七月，火星撞地球似的鄱阳湖大战在这片浩大的国土上全面爆发。陈友谅手中最可依仗的便是水师势力，战舰分大中小三等，大者可载三千人，中者可载两千五百人，小者亦能载两千人。黑压压的六十万大军从天边压将下来，文武百官的家属也全部出动，倾国而出，可见陈友谅从一开始就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态与架势，与朱元璋做一锤定音的较量。这场战事持续了三十六天，只打得昏天黑地，场面极为酷烈。整个鄱阳湖上，漂浮着数不胜数的尸体，愁云惨雾之间，天地为之色变。
敌我双方实力悬殊，这本应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事，可结局却有了另外一种走向。幸运女神在历史的转角处会将手中的绣球抛向谁？她并非不长眼睛。就连朱元璋自己也无法断定他就一定比陈友谅强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时势可以造人，人也同样可以造时势。比如这时候的朱元璋，比如这时候的陈友谅。也就在鄱阳湖大战爆发的前几个月，徐寿辉帐下的另一个重要将领明玉珍称帝，国号夏，建元天统，与陈友谅成为利益竞争对手。陈友谅也由此失去天完红巾军的绝对控制权，走上众叛亲离的败亡之路。
陈友谅虽然兵多将广，号称六十万。其实值得一提、忠诚捍卫于他的将领只有两三员大将。那些被他强力整合进来的将领，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表现。鄱阳湖之战中，朱元璋的军队与其人数悬殊，这本应是一场压倒性的歼灭战，结果却弄成了你死我活的胶着战。如果有人拿陈友谅对待自己上司的手段，与朱元璋对待小明王所采取的手法相比较，他就会很容易发现，胜王败寇的结局其实早就注定。从表面上看，朱元璋对待小明王的态度随着个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发生着变化。势力越强，他给予小明王的尊重也就越强，尽管这种尊重来自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