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之所以会冒险亲征，是因为这时候的他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患得患失的少年经历对他的性格养成尤为深刻，就算是握在手中的利益，也时刻担心被别人抢夺。这时候的朱元璋所担心的是，其他军事集团将小明王这块金字招牌从他手里抢走。朱元璋将小明王软禁于滁州，有些“挟小明王以令天下红巾军”的自私想法在里面。尽管小明王早已形同虚设，可他的存在却能够证明朱元璋的清白和他所领导的这支军队的合法性。在小明王沉水溺亡之后，朱元璋还会在一些公开场合抬出这位早已不复存在的偶像来说服人心。
与朱元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友谅过早地杀了自己的主子徐寿辉，将自己置于天下仁义的对立面，这在无形之中削弱了己方的正能量。他的节节败退，也遮掩不了内心的迷茫与空虚。失去道义，失去方向。就算是六十万大军也无法带给他想要的力量感，此时的他已经不奢望吃下整个天下，只想保住自己的小朝廷。
历史就像一次次的潮涨潮落，带来带走一些泥沙和鱼虾。而这一次带走的是陈友谅，抑或朱元璋？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被活活困死于湖中，粮食殆尽，伤亡惨重。他决定孤注一掷，冒死突围。很不幸的是，他在激战中被飞箭“贯睛及颅而死”。陈友谅的死讯迅速传开，明军大为振奋，打击了汉军仅存的一点士气。入夜，汉军舰队土崩瓦解，张定边率领小舰队逃走，裹挟着陈友谅的幼子而去，在逃回武昌时让他登上汉帝之位。面对陈友谅的战败身亡，朱元璋不无感叹：“友谅亡，天下不足定也。”他之所以如此肯定陈友谅的存在价值，是因为“自元人失驭，群雄蜂起，逐鹿之夫，所在都有”。也就是说，相对于张士诚、明玉珍和方国珍等其他几支红巾军队伍的谋私为己，陈友谅一直活跃于抗元第一线。
陈友谅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他是朱元璋前进道路上必须翻越的大山。如果不在发展之初将其消灭，将来难言胜负。陈友谅的败亡除了忤逆弑主导致人心涣散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此人过于迷信武力。乱世求生存，没有人会怀疑枪杆子的重要性。殊不知征服人心才是王道所在，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显然要比他看得更加高远通透。陈友谅纵然拥有让任何对手都为之胆寒的武力，人心不齐也枉然。作为一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不爱惜兵将、四处用兵，又不能做到战之能胜，时长日久只会让人心像流沙一样散失。他生性多疑，擅于用权术控制下属。就是这样一个善于玩弄权术之人，却败给了朱元璋这样一个更加善于掌控权力的人。
陈友谅没想到这么快就败给朱元璋，在他看来，朱元璋算不上最强劲的对手。鄱阳湖大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他的自信心一度膨胀得如同随时要爆裂的氢气球。或许正是源于心态上的变化，让他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手下将官会因为一个反对意见，而招来杀身之祸。时间久了，谁也不敢进谏。军队的凝聚力降至最低点，很多将领阵前倒戈，带着军队直接归降了朱元璋。
与陈友谅相比，朱元璋胜在三个字“不折腾”。他明白人心向背的重要性，懂得积蓄力量，待时而战，战则必胜，永葆士气旺盛的战法诀窍。朱元璋身上所具备的性格特质，恰恰是陈友谅的软肋所在。陈友谅虽然有着打不垮的精神，关键是他总是打不赢，这种久拖未决的疲劳战术，严重影响了士气。虽然他拥兵数十万，但关键时刻攻不破、冲不上。故谓，善用兵者以一当十，不善用兵者以十当一。打仗是这样，人生中的好多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鄱阳湖大战历时四十天，朱元璋面对兵力三倍于自己的陈友谅却能够做到从容解套，以漂亮的弯道超车将陈友谅甩在身后，并将其逼至死路，这让元政府和天下群雄为之震惊。
透过战争的全过程，朱元璋让他的对手和手下将领看到了他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展现出来的凛凛局器。让他们打心里服他，也只有服他，才能为他所用。让朱元璋感到可笑的是，张士诚坐拥数十万大军竟然坐山观虎斗。倘若张士诚或他的手下有一批人多谋善断，避开洪都攻坚，直捣应天，最后鹿死谁手还真是难以预测。由此可见，朱元璋和刘基当时对时局进程的判断是何等准确，对陈、张二人个性的把握又是如此到位。陈友谅是个尚武之人，却不善于用兵。他与朱元璋的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陷入错误的泥沼，难以自拔。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妄自托大，不能因势而进，等待他的也只有败亡一条路。
3 背叛者的突围和困局
历史犹如暗夜里的火把，它在有光的墙壁上，将一个人勾描成两个不同的鬼物，相互排斥，又相互模仿。而那些执笔的史家对黑夜、对阴谋、对复仇，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他们口口声声反对酷烈的文化，但他们的笔又饱蘸复仇的血。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即朱元璋称王的第二年，他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挥师东征，扫平称霸之路上的另一个重要对手——张士诚。朱元璋八月出兵，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势如破竹攻取了徐州、盐城、泰州等大片地区，其中包括张士诚原先的根据地高邮。眼看着就要踢开奔向皇权之路的最后一块拦路石，走到与元朝廷生死对决的最后关头。谁也不会料到，朱元璋的身边会发生一场突然事故。此时有密探来报，他的亲侄子朱文正暗地里勾结张士诚，准备倒戈讨伐他。
消息传来，震动朝野，这让朱元璋始料未及。在皇权的巨大诱惑面前，连牢不可破的亲情纽带也要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中国人向来喜欢看热闹，所谓看热闹，也就是看别人的笑话。此时的朱元璋根本不允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笑话给别人看，就是看，也要看他位尊威重成就霸业的荣光。他不能因为朱文正一人，毁了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创下的基业。官天下，家天下，万物皆备于我。如果换作他人，朱元璋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找个机会手起刀落，整个世界也就清静了。朱文正毕竟不同于旁人，他是朱家大哥朱重四的第二个孩子。朱元璋在攻占滁州后，因为思念失散的亲人，便派人四处寻访。这个小名叫作驴儿的少年得知叔父的消息后，便带着他的母亲、妹妹一道投奔而来。
朱元璋总共有三位兄长，只留下驴儿这么一条朱家的“根”。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心里将驴儿看得极为重要，长年将其带在身边，视同己出，并取名朱文正。试想，如果这条“根”若是被他亲手斩断，他百年之后有何面目去见九泉之下的父兄？在一个宗法社会里，辈分是最让人马虎不得的事。二人虽有叔侄关系，但朱元璋只比他的侄儿大五六岁，叔侄二人甚至是少年时的玩伴。谁都知道少年时的朱元璋喜欢玩当皇帝的游戏，当年在他面前纳头便拜的孩子中间估计就有朱文正。
至正四年，对于漂泊无根的朱家来说，那是天翻地覆的大难之年，同时也是家族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瘟疫、蝗灾、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短短的二十多天，朱元璋的父母、大哥朱重四、大侄儿圣保（朱文正的哥哥）相继离世。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也不愿意再与已经“出幼”（元朝规定十五岁出幼）的小叔子朱元璋一起生活，便带着一子一女返回娘家度日。朱元璋成了一个无人疼爱、无人过问的孤儿。
那一年，朱元璋十七岁，朱文正只有十一二岁。叔侄二人在苦难岁月中共同打拼了十多个春秋。那段难忘的记忆，也让他们成为最熟悉的人，对方的性格、脾性和气度都相互烙印在彼此的心中。正是源于这份亲情和了解，让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也埋下了恩怨难了的种子。一旦条件成熟，那粒种子便会破土而出。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亲兄弟早就亡于纷乱的世道，而亲生儿子还是不懂事的娃娃。对于朱元璋来说，既无兄弟可依，也无亲子上阵。为了组建“朱家军”，他开始大肆收养义子。先是将二姐夫李贞带来的外甥取名朱文忠，又将在濠州城收养的沐英取名为朱文英，另外还有朱文逊、朱文辉等人。这些养子均以“文”字辈作为他们的大名，从而形成以“文”字辈作为养子们共同的朱氏“辈分字”。朱文正是朱元璋诸多养子中的带头大哥，也是“朱家军”的一员猛将。朱元璋夫妇抚育文正、文忠及沐英等数人，“爱如己出，太子诸王生，恩无替焉”。话虽说得漂亮，但亲生子与义子怎么可能做到一视同仁呢？
朱元璋渡江那年，朱文正还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人们都说，他的性格和长相与其叔父非常相近。或许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这个侄儿总是另眼相看。其实在朱元璋的建军体系里，他是一直想将自己最亲近之人安排在最为关键的位置。让朱文正执掌大都督府，就是利用这种直系亲属关系，在自己的权力版图扎起一道朱姓藩篱，使其成为“朱家军”的核心人物。此时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男性亲属，除了尚未成年的儿子们，还有养子、自己的侄子和外甥。在这其中，作为亲侄儿的朱文正是年龄最长、血缘最近，职务也最高的将领。如果朱元璋要从中选择一个朱家军的领军人物，朱文正无疑是最佳人选。朱元璋实在无法理解，自己将来当了皇帝，他朱文正就是正儿八经的皇室宗亲，一荣俱荣也在情理之中，为何偏偏选择在这时候横生枝节。在以“家天下”为背景的王朝时代，家与国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的，莫过于宗室。所谓天潢贵胄，凭借着皇帝的亲侄儿兼养子的身份，朱文正根本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前程。
当初为了能够稳固朱文正在大都督府中的地位，朱元璋煞费苦心。他将原任于枢密院，职务高于朱文正的邵荣、徐达以及平级的常遇春等武将先后调到中书省任职，使这几位军中主帅直接受朱元璋的节制。如此一来，新改设的大都督府成了一个独立的衙门，朱元璋授予自己侄儿大都督一职，品级定为从一品。这样一来，军权等于全部都被划拉到叔侄二人的口袋中。朱文正是朱元璋军事集团中获利最大的暴发户，他凭借着自己身体里流淌着朱家的血液，又加上自己的勇猛善战，职务升迁之快、级别之高，都是其他人无法望其项背的。
当初朱元璋让他与年龄比他长、资历比他深，经验也比他丰富的徐达共统一军，也是为了能够提升他的军事实力和在军中的话语权。由于徐达所参加的战役几乎都以全胜告终，如此一来，胜利的果实也就顺其自然地落到了朱文正的身上。朱元璋为其搭建的平台，以及与生俱来的军事天赋成就了朱文正。从一个乡野村夫到最高军事机关的一把手，朱文正只用了短短七年时间，便步入自己人生岁月最辉煌的阶段。血统固然重要，但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朱元璋的手下，有着太多的天才将领，而在这些精英人物中，朱文正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客观地说，朱文正的军事才能和功绩不逊色于大明开国的任何一员名将。他最为光彩的时刻，都集中展现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役——洪都保卫战。
安丰就像是应天城的一道屏障，若安丰失守，应天将会门户大开，朱明政权的根据地将会陷入险境。当年，张士诚派兵围攻小明王的最后据点安丰。朱元璋率兵渡江救援安丰。如此一来，无形之中给了长江中游地区的陈友谅一个偷袭的机会。陈友谅对朱元璋一直虎视眈眈，想要找个机会将其一口吞并，几度东征都铩羽而归。朱元璋的主力部队救援安丰，江南由此陷入空虚之境，这是一个天赐良机。陈友谅决定夺取洪都，然后兵锋直指应天，趁机将朱元璋的势力从帝国版图上抹去。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陈友谅上路了。
当他率领着号称六十万人的军队抵达洪都城下时，等待他的不是别人，正是朱文正。洪都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地处赣北平原，位于赣江的下游，由赣江向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谁也没有料到，朱元璋会将镇守洪都的重任交到朱文正的手上，在此之前，大家对朱文正的评价并不高。朱元璋之所以会置流言汹汹于不顾，除了看中朱文正的能力，更多是源于“信任”二字。
有人说，朱文正压根就没把镇守洪都当成一件大事。据说，他接手洪都之后，不思固城练兵，整日流连于烟花之所，沉湎于酒色，甚至学人家附庸风雅，在自己的官邸排练起歌舞。此等做派根本不像是来打硬仗之人，倒像是来享受的。就连最基本的军事布防，他也交给下属去操办。洪都城内的官兵虽心有怨言，却没人敢吱声。当他们听说陈友谅领着六十万大军即将杀奔而来，惊悚之余，也只能听天由命。
当陈友谅的数十万水军、数百艘巨舰，遮天蔽日杀将而来。朱文正接到了朱元璋下达的死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誓死保卫洪都，等待援军到来。临战前的动员会上，平时看上去玩世不恭的朱文正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慷慨陈词地说出了一番血性之语。他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怎么喜欢我朱文正，甚至有人在背后还骂我。这都没有关系，当然我也不喜欢你们这帮毫无生活情趣之人。如今，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已兵临城下。想要投降保命者现在就可以出城，我并不阻拦。愿意留下来的，我朱文正陪你们战至城破人亡，一死方休。诸位珍重，望来日以富贵相见！”
陈友谅在南中国的迅速崛起，靠的是他有一支强大的水军。不过此人有着典型的偏执狂倾向，发挥长项固然没有错，但是过分依赖就没必要了。如果真能在江河湖海上做到无敌，也能说得过去，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最后还是败在鄱阳湖。朱文正真的能打仗，这是不用说的，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还悬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洪都是一座坚固的城池，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城门太多。前后左右共有抚州、宫步、土步、桥步、章江、新城、琉璃、澹台八个门，此外还有水道门。城门多是一个城市繁华的象征，但当这座城市面对六十万大军压境的时候，这样的繁华也就变成了一场醒不了的噩梦。由于人多，攻城的军队可以同时攻打各门，防守一方往往会顾此失彼。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越是困难和险境，就越能考验一个领军者的能力。
朱文正无疑是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城里可用的兵力用来防守本来就捉襟见肘，但他却能将其调配得井井有条。到底是朱文正守住了洪都，还是洪都这座城池成就了朱文正？总之，依凭着朱文正的军事天才和钢铁般的意志力，明军以有限的兵力和破败不堪的防御工事将陈友谅的几十万军队死死咬住不放。最后以战死十四名将领的代价挡住了陈友谅六十万人马长达八十五天的围攻，也由此造就了朱文正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此将他推上了元末明初传奇将领的神坛。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就连陈友谅也不得不发出感慨：“朱元璋麾下猛将如云，竟还有朱文正此等军事奇才，若能效力于我，势必如虎添翼！”朱文正以区区两万人，将陈友谅数十万大军挡在南昌城下。朱文正能守住洪都，一是因为他有着非常强大的军事调度能力，二是陈友谅的部队陆战能力的确一般。在接下来的鄱阳湖大战中，朱文正再立新功，派人烧毁陈友谅的粮船，致使陈友谅的汉军军心大乱。因屡立战功朱文正被擢升为枢密院同佥，朱元璋事前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想当什么级别的官，他的回答是：“叔父大业，何患不富贵。先给亲戚封官赏赐，何以服众！”无论多么强悍的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国是大梦，家是小梦。对于帝王来说，家国一体，家毕竟连着人的血脉。
朱文正的这句话让朱元璋很是满意，深为侄子高人一筹的见解感到欣慰。要知道，雄心与野心有时候只有一纸之隔，一捅即破。今天你怀揣着雄心，明天成了一番气候就化作野心；也可能原本揣着的是一颗野心，只不过用端正朴素的外衣遮掩着罢了。朱文正的这句话，并不是说他不需要封赏，而是他想要得到更大的封赏。
洪都之战，确定了朱元璋的王霸之业，天下格局就此成型。就算他不是朱元璋的侄子，凭借如此军功也足以名列功臣宿将，何况他手里还握着“血亲”这张王牌。在人性的复杂层面上，朱元璋最讨厌的是贪婪与背叛。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大将邵荣和赵继祖密谋杀害朱元璋，结果被人告发，他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死。至元二十三年（1363年），在与陈友谅决战的关键时刻，大将谢再兴又起叛乱，同样被他以强力手段剿杀。谢再兴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朱文正的岳父。朱文正与张士诚勾结一处，很有可能受其岳父的影响。
谢再兴是濠州旧将，他和朱文正是翁婿关系，朱元璋因此称他为“亲家”。攀上皇亲，却享受不到相应的待遇，这让谢再兴很是不满。他觉得自己不但没有受到重用，反而遭受到朱元璋的故意排挤。谢再兴负责守卫诸暨，这里是朱元璋与张士诚接壤的前沿阵地，守卫的压力颇大。张士诚趁着金华、处州苗军反叛朱元璋的机会，派他的弟弟张士信率军进攻诸暨。谢再兴苦战二十多天，大败张士信。战事结束后，谢再兴派其心腹潜入张士诚的占领区杭州贩卖物品，结果被朱元璋查获。这本不是什么大事，朱元璋却将两个心腹都杀了，并将他们的头颅悬于谢再兴的官邸之外，以示警告。
后来，朱元璋又作主将谢再兴的次女嫁给了徐达，事前并未征得谢再兴的同意。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参军李梦庚节制诸暨兵马，降谢再兴为副将。谢再兴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恼火，他抱怨道：“嫁女也不告诉我一声，就像是犯官亲属配给将领一样，还让我听从别人节制。”谢再兴一怒之下捉了李梦庚到绍兴去投降了张士诚。
朱文正所辖防区远离张士诚，两者并无交集。朱文正的所为只能说明谢再兴对他施加了影响。外人有异心，尚可理解，连自己的亲侄儿也要加入叛将之列，这让朱元璋陷入巨大的愤怒与痛苦之中。一个宗室，本就处于权力要害，如果再与手握兵权的将领抱成一团，未来对皇权的威胁将是灾难性的。处置本是亲侄、如今又是养子的朱文正，朱元璋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朱文正不出事则已，出事就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谁不知他是朱元璋的亲侄子，如今又是膝下养子。如在他身上枉法，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朱元璋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将此事告知夫人马秀英。马秀英也是忧心忡忡，要是别人，她都可以淡然处之。而朱文正、朱文忠，还有朱文英（沐英），虽不是她亲生的孩子，但从小在她跟前长大，她将他们视如己出。朱元璋在给外甥李文忠的信中提到了意图谋反的朱文正给自己带来的内心伤害，他说：“老舅家书付保儿（李文忠），教你知道驴马（驴儿朱文正）做的人。当自从（朱文正）守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在那里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张士诚家盐场买盐，他从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张士诚家买盐，江上把截不得，尽他往来。南台城里仓与库四处俱各有物，其余多等不仁不孝的勾当，我心里闷，说不的许多。”
皇帝本来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实利主义者，等到江山稳固、皇权在手，和维护自己家天下的利益相比，所谓“亲情”“仁孝”都要绝对服从并服务于皇权。皇氏宗亲既是一块躺在上面吃几辈子都吃不完的福利，又是一把悬在脖颈子上的双刃剑。封建社会奉行严格的血统传承，人的基因高于一切。
人生在世，所求者无非荣华富贵，而要享世代无穷之富贵，只有当皇帝。可当了皇帝也难以做到无穷，所以说富贵人生各有时。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权力世系能维持五世就算是人间奇迹了，往往都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一个人的官当得再大，也不能算是有“种”了，但当了皇帝就可以有“种”，可以传至久远。即便是天下大乱、黄钟毁弃，也只有皇氏宗亲才有资格出头收拾残局，其他人做了就是“僭越”。
在朱元璋看来，身为第一代皇室宗亲的朱文正更不能心怀二志。如果自己念及亲情放他一马，他就有可能会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吃苦头。十多年后，朱元璋在给靖江王朱守谦（朱文正儿子）的敕谕中如此说道：“朕与尔父（朱文正）同寒微，平日所受艰辛，有不可言之苦……后因尔父（朱文正）长成，拨军护卫，教练威武，威武既成，令守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
这时候已在皇帝宝座上待了十二个年头的朱元璋，已经站上了礼法的制高点，有了凌驾一切的话语权。从他事后留下的文字可以知晓，他在给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定下的罪行大致有三条：一是阻挠自己在江西开设专门监察百官的按察司衙门；二是违反禁令，自立批文，派人到张士诚处走私买盐；三是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有敢向官府告其状的，他就灭人全家。他需要朱文正给他一个交代，念兹在兹者，亲也。人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只要你翅膀硬了，就可能会忘了屁股上的胎记在左边还是右边。别人固然可以不管不问，可是自己不能忘本啊！
朱元璋在刘基、宋濂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洪都，据说他几天几夜未曾合眼，内心的愤怒和纠结可以用“煎熬”二字来形容。朱元璋无法理解，那只变得陌生的雄鹰是他一手调教和放飞的吗？是人固有的劣根性让朱文正走到这一步，还是他训导无方？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有一日自己坐得江山，却失去更多。就像今日，就算是枕着价值百万两银子的玉枕也让他无法睡上一个安稳觉。他宁愿战场之上快意恩仇，也不愿面对亲人的背叛。
朱元璋坐船抵达城下，召来朱文正当面质问。朱文正仓皇出迎，朱元璋在见到他的那一刻，一直用眼神逼视着他。朱文正的眼神中透着难以名状的苦楚与恐惧，这让朱元璋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也想起了他那死去的穷鬼大哥。在兄弟几人中，朱元璋最不喜欢的就是他那个稍显刻薄的大哥、朱文正的父亲。在朱元璋的记忆深处，他那个大哥经常有顶撞父母的不孝言行。正因为如此，等到朱文正死后，朱元璋将他的一切罪恶源头都归结于他的父亲，也就是自己的长兄朱重四。他说：“孝顺还生孝顺子，忤逆还生忤逆儿。”正因为老子是忤逆之人，所以生出的儿子也是忤逆之子。
朱元璋拿过鞭子狠狠地抽在朱文正的身上，一声紧似一声地逼问他：你这忘恩负义的畜生，到底想要干什么？虽然朱元璋的怒火足以震慑在场其他人，但却无法征服朱文正那反叛执拗的灵魂。朱元璋没有想到，朱文正会摆出那样一副桀骜不驯的姿态，让他下不了台。他是打给身边那些人看的，使得“桀傲者懔懔知畏”。他要告诉他们，何谓主宰？他才是那个左手掂着刀的屠夫，而他们则是案板上的肉，他想切谁就切谁。人性底下的这点东西，他比谁都拎得清。要让别人听话，最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让他处于恐怖之中，第二是给他足够的利益。当这两个办法都失去效力的时候，只有一种可能，他要的不是利益本身，而是利益的掌控权。
一个合格的利益主宰者，通常也是第一流的社会心理学家。朱元璋拿出按察使李饮冰的证词，质问他为何要背叛自己，投入敌人的怀抱。欲望固然是个好东西，可在这家的王国里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除非你也想做利益的主宰者。朱文正非但没有显露出丝毫的悔过之意，反而当面指责朱元璋。他振振有词道：叔父为了扫除自己当皇帝的阻碍，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小明王韩林儿及其部下，根本不顾洪都城内上万名将士和侄儿的安危。如果不是我朱文正死守洪都八十五天，就不会有安丰、鄱阳湖两大战役的胜利，也就不会有叔父今日的荣耀。
朱文正说的每一句话像是刀子戳在朱元璋的心窝上，让他痛苦无言。朱文正的小名不愧叫驴儿，真是活脱脱的一头死犟死犟的驴。一系列事件证明，朱文正是一个看似混沌、内心却极其强悍的人，他那种骄纵狂放的性格和杀伐果决，超过了同时期的诸多将领。在一个天崩地裂的乱世，成王败寇，最重要的是胆识。朱元璋下令以“不谏阻”之罪，将朱文正身边的郭子章、刘仲服、卫达可等元帅杀掉，又将其部下随从头目五十余人挑断脚筋，然后将他带回应天。
马夫人得知朱元璋要处死朱文正，出面劝说：“文正虽骄纵，自渡江以来，克太平，破陈野先，营取应天，多有战功，坚守江西，使陈氏强军不能克，皆其智勇也。况且是骨肉亲侄儿，就饶了他吧！”
一些大臣也前来说情，宋濂说：“文正直罪固当死，陛下应体谅他是自己唯一的亲侄儿，还是将他贬往外地为好。”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朱元璋也考虑到他毕竟是兄长留下的唯一血脉，如果真是按律将其处决，未免显得太过绝情绝义，害怕有一天死后到了地府，也没办法向父母兄长交代。朱元璋虽然免去朱文正的死罪，但还是剥夺了他的军权，将其安置于桐城居住。贬往外地的朱文正，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昨天还是身居高位的大都督，如今就从权力的高台跌落为庶人的残酷现实。在朱文正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朱元璋太过绝情。丧失理性的他，偷偷地命道士用红笔书写叔父的生辰八字，“钉地压之”，这就是阴毒的诅咒魇压之法。只要朱元璋死了，自己就可以一呼百应，另立山头。历朝历代，针对皇家的巫蛊之术是一项仅次于谋反的大罪。
此事被告发后，朱元璋将朱文正囚禁于应天城内苑，可是朱文正仍每日口出不逊之言，扬言上天如果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就会重新改写自己的命运。这样的话一再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无法做到充耳未闻，他认为朱文正这时候已经与他离心离德，再也不是他所信任的侄儿。在朱元璋看来，将朱文正留在身边，只能是留下一个祸患。云在青天水在瓶，凡事问心不问天，不是他朱元璋要向自己的亲侄儿举起屠刀，实在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时候，又是马夫人站出来劝阻夫君。她说：“文正这孩子本性不坏，只是性子刚烈，他根本没有背叛你的心思。何况他的母亲还健在，当念其母子之情，且见亲亲之义。”
马夫人的话在朱元璋这里还是很起作用的，他又一次放过了朱文正。等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四月收复濠州后，朱元璋将朱文正解送回老家看守先人坟冢，希望他能在先人的坟冢前，好好地反思己过。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即使落到这步田地，朱文正也毫不收敛自己的言行。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到手的东西。在濠州期间，他非但没有对朱元璋做出妥协和让步，甚至一天到晚都在琢磨谋逆之事。身边人将情况秘密告发于朱元璋，让他再也坐不住了。朱文正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做，分明是在故意挑战自己的容忍底线。他再一次提审朱文正，他实在不明白这孩子为什么会如此痛恨自己。先是“心有异志”，接着用巫术咒他，然后“谋奔敌国”。不要说是自己的亲侄儿，就是自己厚待三分的外人，也会懂得知恩图报。
当朱元璋面对曾经宠爱无比的侄儿时，内心的悲愤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朱文正能够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谁料更加激怒对方。朱文正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荒淫之主”。朱元璋惊骇的同时，内心充满了愤怒。朱元璋在其所撰写的《御制纪非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他愤恨道：“其应之辞，虽在神人亦所不容，其逆凶之谋愈推愈广，由是鞭后而故。”在朱元璋看来，他的一忍再忍不但没有换来朱文正的迷途知返，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对方的嚣张气焰。他夺过鞭子，狠狠地抽打在朱文正的身上。他要亲手打死这个不孝逆子，与敌国勾连、为非作歹，这些他都可以大事化小。唯独这“逆天之罪”，是他不能原谅的，因为这是涉及大明纲常礼法的大事。
命运，仿佛一张冲不出去的网。这时候的朱元璋不光是朱文正的叔父，更是堂堂的一国之君。朱文正虽然是皇帝的亲侄儿，但更是大明的臣子。君臣间应该以敬为主，敬为礼之本。纲常礼法是治国之本，朱文正当着外臣的面将朱元璋个人及政权最见不得人的隐秘撕得粉碎，这完全突破了朱元璋的容忍底线，死亡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结局。
朱文正的罪行从诬陷、奸淫、杀人、违法，到僭越、叛逆、“逆天之罪”“神人亦所不容”——凡是人间丑行恶事，朱文正都占全了。这种死后定罪的套数在洪武年间，被朱元璋反复用于那些被他处死的罪臣逆党。一旦定型的历史，往往不可变易立场。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等到时间覆盖真相，只剩下记录者的牙齿，个人的言说已经无关紧要。我本有心向明月，怎奈明月照沟渠。朱元璋本想自己亲掌中书省，让朱文正执掌大都督府——以朱氏家族来掌控大明政权。他的这一执政思路，随着朱文正的获罪被杀，被生生地撕裂。自朱文正获罪后，朱元璋就不再设立“大都督”一职。朱文正的死成为朱元璋的政治布局中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找不到信任的人替代朱文正的职务，那也就意味着无人手握大都督府之权柄。
这时候的朱元璋对军事大权极为敏感，他最信任的儿子们还没有成人。他只能将侄儿朱文正、外甥李文忠视为心腹之人，而朱文正的变故，给朱元璋上了惨痛的一课。连自己的亲侄儿都会背叛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相信自己，还能相信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朱元璋实在不应该杀死自己的亲侄儿。但既然选择成为一国之君，搞了政治，也就不应该再感情用事。但朱文正的率性而为，已经使他与朱元璋之间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血口子。
朱文正最后的结局有着不同的版本，《明史》和《明太祖实录》里只用了“文正卒”三字就一笔带过，并没有说明原因。按照《国初事迹》《罪惟录》的记载，朱元璋是在马皇后劝阻之下，饶过了朱文正，后来命他前往濠州祭祀，有人告发朱文正有怨言，有异志，所以“太祖废之”。
4 关于小明王的谎言与暴力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十二日，季节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天，落日静静地沉没于天际。对于置身于滁州的小明王韩林儿来说，他正满心欢喜地等待着朱元璋派人来接自己去南京。据说，那一夜他辗转难眠，或许还做了一个囫囵梦。在梦境里，他冠冕堂皇，高高在上，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的欢呼和朝拜。在梦里，朱元璋领着一帮文武官员一脸肃穆，踩着庄严的宫廷鼓乐，手持朝笏鱼贯而入。
梦里呈现的祥瑞景象一定让小明王笑醒了，醒来后仍觉得意犹未尽，坐在椅子上愣了半天神。直到有人来报，朱元璋派来接他的船已经停靠在滁河岸边，他不得不掐灭自己的白日梦，用手整了整绣有龙纹的服装和帽子。他取过一面铜镜，仔细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平日里柔和有余硬朗不足的五官，隐然间生出几分不怒自威的王者之气和顾盼生风的风采，这让他内心愉悦不已。
滁河的码头比往日冷清许多，有很多官兵在周围持戟而立。小明王在廖永忠的引领下，进入一艘并不起眼的官船。不知是否因为还沉浸于黎明前的那场梦境，小明王走得慢条斯理，揉着眼睛四下观望像是在寻找什么。有时候现实与梦境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捅一捅或许就真的能够看见梦想照进现实。有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之所以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完全是因为某种偶然的际遇。
韩林儿自从称帝以后，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小明王，凡事都由丞相刘福通当家做主。韩林儿在坐享无边荣华富贵的时候，一天到晚会想些什么，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丝忧惧？将一个小人物的信念放在波诡云谲的历史幕布上，看上去略显单纯，甚至透着几分傻气。他或许还来不及搞清楚什么是政治与权谋，但严酷的现实已经告诉他，什么是谎言与暴力。
多年征战，红巾军虽然打出了气势，也扩张了地盘，但给人的总体感觉，始终处于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涣散状态。几方势力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号令，又加上天生狭隘的小农意识，军纪不振，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可以说，这时的红巾军主力已经被元军打散了，只剩下山东地区的一部分军力翼护着小明王的帝都安丰。当益都被扩廓贴木儿包围，刘福通前往救援，结果也是惨败而回。益都陷落，安丰也就成了军事意义上的一座孤城。
我们且回到历史的现场，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的大将吕珍围困安丰达数月之久。城内粮尽弹绝，外面的援助也运不进去，城里出现了人吃人甚至吃腐尸和人油炸泥丸子的人间惨景。面对如此困局，小明王韩林儿心中是万分惊惧，多日来一直躲在行宫内哀叹不止。军情紧急，生死事大，刘福通不得不派人向朱元璋发出救援的请求。在救与不救之间，朱元璋与他的谋士们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刘基认为，小明王是名义上的“君”，朱元璋是“臣”，过去朱元璋与小明王各处大江两侧，相安无事。若此番救出小明王，又该将其置于何处？今日正好可借他人之手将其除掉，免得将来再去背个弑君篡位的罪名。朱元璋的顾虑之处在于如果发兵，陈友谅在背后乘虚进攻，那么他将会陷入进退无据的境地；如若不救，万一安丰失守，应天就将失去一面坚固的屏障。是进亦忧退亦忧，可这世间哪里会有两全其美的事？元顺帝不会允许另外一个与他并行的皇帝安安稳稳地存在下去，这时候的小明王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捧不得，也丢不掉。如果朱元璋将其接手，那么他的军队将会成为元军的主攻方向。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在是一桩赔本的买卖。经过一番内心挣扎，他还是决定亲自领兵前往救援。
还未等朱元璋赶到，等不及的刘福通便簇拥着小明王趁着月黑风高突围而出，刘福通在突围中被杀。朱元璋摆设金銮玉扇，将小明王接到滁州暂住，并将其临时皇宫里的人全部都换成自己的人，防护极为严格。在龙凤政权中，小明王韩林儿是皇帝，刘福通是他的丞相，韩林儿的地位在名义上比刘福通要高。当吕珍向安丰发起总攻时，韩林儿、刘福通二人这时候都被困于城中。吕珍若能破城杀死刘福通，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韩林儿，即使不将其杀死，至少也会将其带回去请功。然而结果却是韩林儿既未被杀，也未被吕珍所俘，反而被迟到的朱元璋带回滁州。有人推测，刘福通是死在朱元璋的手上。此时的小明王名为皇帝，实则是朱元璋的俘虏，完全受他控制。由于救驾有功，小明王内降制书，封赠朱元璋的祖上三代。朱元璋为表达感激，连夜撰写《朱氏世德碑》，记叙自己贫寒的家世和小明王对朱家先人的封赠。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中，做人能够做到小明王韩林儿这个份上，享受着流亡皇帝的待遇，然后再以个人名义发出“圣旨”四方传布，似乎是一件幸运的事。然而不幸的是，从这个年轻人被当作宋宗室后裔供奉之日起，他一生的悲剧也就注定了，他要为这短暂而虚幻的风光付出更为真实和惨痛的代价。从本质上说，朱元璋与龙凤政权之间的关系属于利益纠葛。龙凤政权强大时，朱元璋扮演的是一个依附者的角色；随着龙凤政权在北方战场上接连失利并败退安丰，与此相对应的是，朱元璋的地盘不断扩张，他在红巾军中的威望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依附与被依附者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性的逆转。
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老百姓，或许可以苟活世间，要是一旦被人发掘身上具有某种奇异的价值，而发掘这种价值的又偏偏是野心家或不安于现状的枭雄，那么也就意味着，你的命运已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小明王不论是在刘福通的手里，还是在朱元璋的手里，对他本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表面尊贵的小明王，实际上是一个被人圈养、操纵的“超级玩偶”。像他这样一个活在权力世界中的玩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他不是第一个，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若论资质，小明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登上历史舞台。可就是这样一拨人，却因缘际会，被人发掘了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奇异价值，最终成为大时代演进过程中绕不开的一种人物。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他们的幸运，只是那些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玩偶的个体悲哀。
小明王一直率领红巾军主力在北线顽强地抗击着元军的进攻，而朱元璋隶属其下，对他一直是毕恭毕敬。随着小明王与元军间的相互消耗，朱元璋的实力不断壮大，此消彼长，打破了他和小明王之间原先的君臣秩序。身为王者，朱元璋又岂能甘居人下，他早已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放眼整个天下，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相对于历史来说，无论是纸上的荣辱还是时间的打磨，甚至是不值一提的。在人前，他依然毕恭毕敬地向小明王执君臣礼，为他建造宫殿。
小明王就这样被他像个宠物似的圈养起来，就连身边伺候他的侍宦都是朱元璋为他安排好的。小明王的一举一动，这时候都处于监控之下。小明王已经徒有虚名，手下将领几乎伤亡殆尽，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尽管如此，朱元璋对小明王仍然心存疑忌。他的吴王身份并不是小明王封的，而是自立为王。在别人看来，只要小明王还活在这个世界一天，他的头上就会套着一道无法摆脱的“紧箍咒”。此时的他已经无法心甘情愿地居于人下，哪怕只是形式上的，也让他无法接受。
在小明王的龙凤政权里，游戏规则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依然是谁有兵权谁当家，可是小明王系宋徽宗后裔的名声早已传播在外。不要小看这无中生有的名头，在元朝统治不得民心的时候，这个名头就能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路红巾军还是愿意打着小明王的旗号从纷乱的世道里捞取利益。对于朱元璋来说，为小明王扛着这面大旗，并不需要付出太大的成本。只要将他圈养在自己身边，让他好吃好喝，而自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势力并没有受到制衡与限制。在当时，几乎所有反元势力都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在江湖上闯名堂。红巾军的主力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元政权被铺天盖地的红巾军折腾得疲于应付。红巾军的分支众多，让元政府军左支右绌，根本忙不过来，这也为朱元璋在江淮地区赢得了发展的良机。红巾军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就是打着小明王的旗号。朱元璋比谁都心里清楚，龙凤政权和小明王的存在对他有多么重要。正因为如此，当张士诚的部队围困小明王所居的安丰时，他才会亲自领兵前去救援。
军师刘基劝朱元璋静观其变，不要轻举妄动，恐怕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将来不好安置小明王。在这件事上，朱元璋看透了事物的本质，而刘基却只看到了表象。小明王拥有号令群雄的帝王名号，这让他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同时也成了野心家们借壳上市的一个法宝。刘基所担心的，显然是前一种可能。他不希望朱元璋在这件事受到掣肘，也不希望朱元璋将来因为小明王一事处理不当给外界留下口实，失去人心。刘基考虑问题如有神助，总是先人好几步。这既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板。
乱世求生存，所有问题的归属都是基于利益上的考量或政治上的便宜。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你敢不敢去做。刘基显然高估了朱元璋的觉悟，或者说，过高地估计了朱元璋的德行，以为朱元璋解救小明王仅限于“道义”“君臣”“迎圣”这些神圣堂皇的指向。随着朱元璋的势力不断做大，元朝皇帝想用笼络张士诚的那一套怀柔术稳住他。他们派遣使者主动向朱元璋招安，朱元璋并没有给以明确的答复。与其他同时期的政治对手相比，朱元璋的做法好像更合乎生存游戏所遵循的规则。比如说陈友谅，在生存圈子里的人看来，他应该算是徐寿辉的部下。可是等到徐寿辉兵败来投，他不但没有向自己的主子伸出援助之手，反而杀了对方。另外像张士诚、方国珍这些人，他们在革命的彻底性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对待蒙元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