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元政权曾经将他们分别封为太尉和行省左丞相，但是时局一变，他们便会翻脸无情。这种反复无常的秉性，从他们使用的年号上可见一斑。韩林儿称“龙凤”（宋），徐寿辉号“天完”，张士诚建“天佑”（大周），陈友谅立“大义”（汉）。和他们的反复无常相比，朱元璋算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人。虽然他手里这时候已拥有足够的资本，但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还是把“龙凤”这个空头招牌在肩上一扛就是十二年。朱元璋也想砸烂它，打造属于自己的政治品牌。他在等待机会，等待一个一锤定音的机会。
让我们回到1367年的那艘船上，用文字尽可能复原那个诡谲的历史时刻：黑云滚过，天光渐渐被静寂无声的江水吞没，江面的能见度也随之变得越来越低，远处的景致影影绰绰，一切如在梦中。几只战船护卫着一艘飘扬着巨大“宋”字旗的官船，船头甲板上竖立着曲柄黄金伞，显示着翠华摇摇的威仪。船队即将抵达六合县境的瓜步山水域，一直站在御舟甲板上的廖永忠却在这时候进入底舱。他一个人躲在底舱的黑暗角落里蜷缩起身子，在橹桨发出的沉闷而又单调的声音里，昏昏沉沉的他像是进入了一场梦境。或许只有他自己明白，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来得更加清醒。他用眼神的余光透过舷窗恰好能够锁定那艘承载着小明王的官船。自从领着小明王上路，他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在每天的计算中，目的地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在心里发出一声叹息，又慢慢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这一次他真的睡着了。
直到有人在他耳边炸雷似的一声吼，“将军，大事不好，龙凤皇帝的船翻了！”
小明王的死在意料之中，也在情理之外。刘福通败亡之后，韩林儿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只会慢慢被人淡忘，既无政治上的影响力，更谈不上军事上的号召力。战乱之后，教众各奔东西，或各自有所归属，也已丧失了宗教上的凝聚力。这样的龙凤皇帝，随时可以让他“禅让”。这时候除掉他，既无必要，也毫无意义。方国珍投降后，朱元璋都能让他享受一个“授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不之官”的待遇。廖永忠是安徽巢州人，他和兄长廖永安在渡江前随巢湖水师投奔明军，成为朱元璋的水军将领，廖永安在征讨张士诚时阵亡。随后，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上掀起滔天巨浪。廖永忠与俞通海等人用七条船载着芦荻，趁着风势放火，烧毁陈友谅军几百艘大船。又率领六条船深入敌阵搏杀，再冲杀一圈出来，敌军惊呼他为神人。
第二天，廖永忠又在泾江口拦击陈友谅，陈友谅战死。战争毕竟不是沙盘上没有血腥的推演，而是勇气与勇气的搏击，生命与生命的碰撞。也正是在这场生死大决战中，廖永忠一跃成为水军的领军人物。回到京城，朱元璋用漆牌写了“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字赐给廖永忠。
这时候的廖永忠在巢湖水师将领中年纪最轻，朱元璋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问他为什么来投奔自己，是想要大富大贵吗。
廖永忠的回答是：“跟随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是我所愿。”
一个人能够在箭矢如雨、杀声震天的战场上做到凛然无惧、从容应对，还有什么事办不到的？朱元璋一番权衡之下，将迎接小明王这一重要任务交到廖永忠的手上。临行前，朱元璋特地将廖永忠召进自己的吴王宫，屏退了身边的所有从人。密室内只剩下他们二人，在外人看来，似乎要酝酿一场倾国倾城的阴谋。据说，朱元璋故意压低声音，简单交代了一番此行的任务，其余什么话也没有多说。烛影摇晃，廖永忠退去时的眼神里散发着阴鸷的光芒。那一刻，或许他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打算。
在外界和后人看来，廖永忠杀死小明王，无非两种可能性：一是出自朱元璋的授意，二是他自己拿定的主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小明王的人间蒸发，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朱元璋不会把即将到手的皇位让给小明王，既然如此，小明王的存在也就成了他皇权之路上最大的包袱。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宁愿小明王是自己在正面战场上狭路相逢的对手，那样的话，处理起来就没有那么复杂。除掉小明王，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事。简单是因为这时候的小明王已经没有任何抵抗力量，复杂是因为贴在朱元璋身上的道义标签还没到完全撕去的时候，他还需要一个能够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
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文臣武将都清楚，他们都是韩林儿的臣属，韩林儿才是他们名义上的皇帝。如今王霸之业已定，一国难容二主，韩林儿又该作何处置呢？或许朱元璋此时才意识到，当初刘基不让他出兵救韩林儿是多么有先见之明。既生韩林儿，何生朱元璋？朱元璋若突然翻脸将自己的主子除掉，这显然违背了一个王者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准则。独立领军以来，朱元璋向天下人所展示的都是仁义忠孝的一面。除非这时候他认为天下尽在掌控，自己可以完全抛弃先前的理念，撕掉儒家的伪善外衣，将王道直接化为霸道。
如果朱元璋还想让天下人相信自己得天下是天命所归的事。那么他在处理韩林儿这个问题上，就不得不谨慎从事。正因为如此，他宁愿选择与自己的对手在战场上刺刀见红，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个有点棘手的难题很快就随着一艘船的沉没而烟消云散，一个能够为自己主子排忧解难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恩宠。廖永忠不是一个傻子，很多时候他比一只猴还要精明。他自作聪明地认为已经看透了主子的心思。就算一个眼神，他也能揣摩其中深意。
廖永忠内心清楚，自己所要去做的，就是要替自己的主子背上这个黑锅，他要把“不义”“弑主”这些罪名全都一个人扛下来。他一定认为他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不然朱元璋又怎会将那么重要的一项任务交到他的手上，这完全是基于一份信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君臣之间的信任来得更加实惠？有了信任，其他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不管是廖永忠自作主张杀了小明王，还是朱元璋在事前向他传递了某种不可言说的暗示，总之，小明王在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
尽管事后朱元璋在人前表现出一种如丧考妣的慌乱与痛苦，但内心的轻松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对于小明王的死，他没有理由不暗自兴奋。而廖永忠的结局似乎也印证了某种事实。让我们再次将时间钟拨快，拨到洪武八年（1375年）。从这一年的年初，朱元璋就病倒了，还不到五十岁的他须发白了大半。谋划国事之用心，可谓深远且细密，不累皇帝又累谁。人处于愁病之中往往会陷入悲观和不安，朱元璋常常会在梦中被一幅画面惊醒，梦中有一位将军，手持利剑，向他发出要挟。
梦中之人，轮廓模糊，朱元璋醒来后细细回想，总觉得梦中之人是廖永忠。廖永忠此时已经成为太子朱标名义上的辅佐，经常跑到太子那里履行职责，并说出类似于“太子必成太平之主”的话。要知道，这可是犯了皇家大忌。因为朱元璋还活得好好的，他说的那些话过于超前，甚至是大逆之言。廖永忠插手朝廷事务的态度和他本身所具有的功臣身份，都让他说的话成为压在朱元璋心头的一块巨石。要搬开这块巨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得太过直接，必然会引起功臣集团的恐慌和不满。可是要做得不露痕迹，以廖永忠的为人和行事，实在难以找到足以将其治罪的把柄。
正当朱元璋苦于无计可施之时，他想到了自己几年前无意中为功臣们挖下的那个坑。当年廖永忠接小明王来应天的时候，也一同运送来了大量龙凤朝廷的御用器物。小明王死后，这些东西有一部分被朱元璋留下，剩下的则分赐给廖永忠等人。既然是皇帝所赐之物，自然不会让它闲置，所以廖永忠便开始使用这些器物，其中包括卧床器用、鞍辔靴镫等物。谁也没料到，朱元璋早已在廖永忠家中布下眼线，搜集到了一些私密的情报。当时使用这些器物的将领并不在少数，就算是追究起来，也是法不责众。或许连廖永忠也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依然将那些看上去花里胡哨的碗碟摆在自家餐桌上。也就在这时，有廖府仆人密奏，廖永忠在家里偷偷“僭用龙凤诸不法事”。由于此前廖永忠身上已经背负溺死小明王、勾结杨宪等罪名，数罪并罚，朱元璋派出专人前往廖家收集罪证，并将廖永忠绑了来。当床帐、器皿、鞍辔、靴、雕金钑花、龙凤纹样僭用御物等说不清的罪证摆放于廖永忠眼前时，他的内心世界瞬间坍塌。
朱元璋强撑着病体，厉声喝问道：“廖永忠，你知罪吗？”
“臣已知罪！”廖永忠还想为自己辩护几句，话到嘴边又被他生生咽下，他明白一切早已注定。人活在这个世界能够体会到的悲哀有许多种，只有无法开口道出的，才是真正的悲哀。廖永忠虽然不认同那些附着于自己身上的罪名，但是他却认同时势逼人的道理。他并不后悔当初所做的一切，即使昨天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今天的一切也会发生。
朱元璋步步紧逼道：“你知何罪？”
“天下已定，臣又岂能无罪？”眼前的廖永忠苍老了许多，官帽已经掩盖不住他的满头白发。看来这些年，他背着沉沉的心事活在这个世上，有多么辛苦。
朱元璋继续道：“你以为朕是汉高祖，你是韩信吗？”
“臣是不是韩信，不是臣说了算，而是天下人说了算；陛下是不是汉高祖，陛下心里比谁都清楚。”命运，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准备接小明王渡江那一刻起，廖永忠就已经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为了堵住天下臣民的悠悠之口，朱元璋命刑部将那些从廖家搜罗出的所有物品罗列出来，榜示天下。纸醉金迷、裘马轻狂，对一个功臣来说算不得什么罪过，而放着美人在侧，说自己性冷淡的功臣才是最可怕的。朱元璋就这样将一个相对安全的开国元勋除掉了，用了一个算不上多大罪过的借口——“僭用龙凤不法”。要人命的八个字，几乎将一个臣子的狼子野心彰显无遗。私下里穿了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以逾制为由将其除掉。说得过去，又好像说不过去。
等到了洪武末年，朱元璋再次将廖永忠之死归罪于擅杀韩林儿“不义”。一个王朝，一件事，让一个人如此反复，到底图的是什么？有人说，廖永忠是在狱中被折磨而死的；也有人说，廖永忠被打了四十廷杖后，暴死于家中。一代名将廖永忠之死，就这样成了大明王朝开国后发生的首例杀戮外姓功臣的事件，他也因此成为被朱元璋第一个推出来祭旗的开国功臣。在遭到诛杀的大批功臣宿将中，廖永忠算不上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论功勋，他与李善长、刘伯温这些人无法相比；论殒命，他不如蓝玉一案株连得那么深广。
5 张士诚的消亡史
解决了朱文正与小明王后，朱元璋的心情豁然开朗，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了他的意。坐在应天府的大殿上，他终于可以定下心来考虑自己的最后一个对手——张士诚。虽然说元政权是块难啃的骨头，毕竟只是骨头，血肉和魂魄早就不复存在。张士诚属于非红巾军系义军，红巾军系与非红巾军系义军最大的区别是对待元朝廷的态度。红巾军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民族思想，与元廷势同水火；非红巾军系则以个人利益得失为进退，对元廷朝三暮四，态度十分暧昧，张士诚更是此中好手。
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张士诚就主动请降，担任元朝廷的淮南、江北行省平章知事。吃人家饭砸人家锅，没过多久就造了人家的反。不久，他就挑出大旗自称诚王，没做几天王，他又向元廷投去降书。元朝廷并不嫌弃他，又授其太尉。这就像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傍上了痴情汉，当然痴情汉也不是傻子。元朝廷之所以一再姑息张士诚，是因为他们需要他解决大都运粮问题。
张士诚一而再再而三地和元朝廷玩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存策略。他的西线进攻受阻于朱元璋，而东边又与元廷苗族将领杨完者不和，可谓两面受敌。张士诚所盘踞的地区是江浙沪的富庶之地，鱼盐丰聚；他的另一盟友方国珍拥兵海上，水路通达。两人由此结成了一种利益共同体，由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运济元大都。这世间看得最多的是，合作归合作，但又各怀心思，互相拆台。两人的结合基于一种利益关系，并不牢固。在这期间，他们每年都要向元大都运载十几万石粮食。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由于张士诚自立为吴王，拥兵自重，不再听从元朝节制。
随着张士诚与朱元璋势力不断壮大，双方领地有了大面积的接壤，在边界时起战端。等到进剿武昌后，朱元璋开始集中优势兵力向张士诚发起进攻。张士诚出生于泰州（江苏盐城大丰）白驹场一个盐户之家。泰州这个地方，自古以来是东南沿海主要的盐产地之一。彼时的泰州滨海共有三十六处盐场，隶属于两淮盐运使司，而张士诚所在的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元朝廷为了填补不断扩大的政府开销和军费支出，大量增发盐引，不断提高盐价，解盐所办盐课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去相当大比重。盐价虽然不断翻番，但是真正的盐户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他们依然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泰州地处东南沿海，每年夏季这里都要遭到台风的侵袭。等到海水退去，那一块块被海水浸泡过的良田就变成盐碱地，庄稼没法种了。中国有句老话，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句话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中国式生存之道。
地是死的，而人是活的。那些生活在盐场附近的农民只好离开土地另谋出路，他们撑船运盐，在官府运盐的纲船上寻找生活的出路。生于斯长于斯的张士诚早就投身于此，为个人的生存努力打拼。少年时期的张士诚具备了一个江湖人的所有性格特质，算是一个讲义气、重情谊的男人。虽然自家穷得揭不开锅，但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会慷慨相助，时间久了，在当地盐户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这样一个游走于江湖之人，你让他安分守己做个替官府运盐的盐户，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份聊以糊口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他的生活需求。他需要面子，更需要经营自己的圈子。一个男人如果不活在圈子里，就觉得浑身难受，找不到自己生存的坐标。
在这种情况下，张士诚拉了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干起了贩卖私盐的营生。在运输官盐的过程中，夹带一部分食盐，偷偷卖给当地的富户。从春秋时代的齐国开始，食盐的生产和经营就一直是由官府垄断经营。由于食盐专卖事关国家安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要对贩卖私盐的行为进行打击，元朝也不例外。元朝的惩罚措施是“杖七十，徒二年，财产一半没官，于没物内一半付告人充赏”。
贩卖私盐本来就是一项风险性极高的营生，这时候元朝廷在全国各地的盐场都设置了盐官和盐吏，专门稽查私盐贩子。那些私盐贩子既要面对官府的严查，同时还要面临购盐者的欺辱。而购盐的富户为了能够拖欠盐钱，常常以举报官府相要挟，对他们也是百般凌辱。本来就是违法行为，又加上低微的身份，让张士诚这样的私盐贩子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一行当让他们尝尽了炎凉世态和冷暖人情，也激发了他们超乎常人的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的心性。
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阳气上行，白昼渐长；但是从气候来说，依然处于交冬数九，中国南方地区的寒冷还没到完全结束的时候。做了一年买卖的盐贩子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显得焦躁不安。辛苦了一年，他们不但没有收到半毛钱的利润，就连投进去的本钱也打了水漂。也不知怎么了，一个叫丘义的弓箭手就盯上了张士诚，没事就上门找茬，动辄抓他的人，扣押他的货物。既然你不让我活下去，我也就索性豁出去了。张士诚对此十分愤怒，于是就在一个月黑风高杀人夜带领他的弟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死了丘义。一不做二不休，大不了是个死，一帮人又冲进当地富户家中，砸开仓库的大门，把粮食和钱财分发给当地的老百姓，接着又点起一把火将房屋烧了个干干净净。
张士诚就势扯出一面造反的旗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领导的起义军队就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成为反元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或许是一切来得太过容易，张士诚没想到庞大的元政权不过是一只看上去吓人的纸老虎，一戳便穿，没费多大力气，他的军队很快就占领了家乡泰州与邻近的兴化、高邮等地。运气一旦来了，挡也挡不住。
朱元璋太了解张士诚这个人了，因为他们都是为这个沸腾的大时代而生的，又都来自喝人血的江湖。天高地阔，他们都不会安分守己地守着一亩三分地，守着一份勉强糊口的职业。他们深邃的骨子里都有着难以梳理的复杂性，精明之中透着沉稳和干练，狡诈之中又有着江湖人的重信守义与慷慨大度。身为乱世群雄中的一员，张士诚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张士诚这样的人对他们极具吸引力。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无所依凭，谁也不会在乎他们的生死。有一天，有人给他们钱花，给他们酒喝，带他们领略这个世界的罪与罚。这种感觉如同江湖上的草莽英雄只要听闻一声“及时雨宋江”，纳头便拜他的公明哥哥。有一天，他呼啦啦竖起一面“义”字大旗，那些地痞流氓、小商小贩和失意的文人都卷着铺盖赶了过来，这也是张士诚能够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拉起一支上万人队伍的主要原因。
高邮是张士诚的根据地，他在建立起一方政权之后，对于那些拎着脑袋和自己一同创业的兄弟还是很够义气的，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对那些投奔而来的文人士大夫抱着友善的态度，对辖地老百姓也能够做到轻徭薄赋。正因为如此，张士诚在底层民众中具有一定的美誉度，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支持率。如果能够将陈友谅与张士诚合为一体，那将是一个较为完美的造反者形象。天意使然，朱元璋的出现可以说是二者的结合体。这也是为什么朱元璋能够笑到最后，而他们却半途离席的深层道理。
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临时政权，国号大周，改元“天祐”，又自称“诚王”。高邮政权刚刚建立起来，元朝廷就派来重兵讨伐，想要将张士诚的新政权扼杀于摇篮。结果遭到张士诚部的奋力反抗，元军以失败而告终。张士诚借机扩张自己在江苏地界的领地，并由此牢牢掌控运河。如此一来，等于掐断了元朝运粮和赋税北运元大都的通道。为张士诚冲锋陷阵、统治领地的是他几个亲兄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除了张士信是一个贪图享受之人，张士义和张士德算是比较厉害的角色。
至正十九年（1359年）九月，元朝廷派人给张士诚送来了好几坛御酒，还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精美的官服。在对待张士诚这件事上，元朝廷采用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元朝廷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让张士诚继续给他们供粮。与此同时，元朝廷又传诏至杭州，要方国珍出船，将张士诚的粮食从海路运往大都。那些自认为“离了老子地球都不转”的人尖儿向来缺乏合作精神。蒙元朝廷的分工，并不能促使张士诚和方国珍之间提升信任。外力越起作用，他们之间就会越相互猜疑。张士诚怕方国珍吞没了他的粮食，让他赔了粮食而无功劳；而方国珍又怕张士诚趁机扣押了他的船只，并乘虚向他发起进攻，在背后捅他一刀。
秋色宜人，好风好水，到元大都的顺风船也不过半个月的行程。经过元朝廷江浙行中书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从中斡旋，张士诚交出了大批粮食。送佛送到西，帮人帮到底。张士诚索性出兵帮助元廷攻占了大宋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安丰，也由此成为红巾军的头号死敌。张士诚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一套生存理念，那就是借重元朝廷的势力来提高自己的地位。比如说，他在叛降元朝廷之前，“始要王爵”，后又“请爵为三公”，一步步地抬高自己的身价。凡是你渴望得到的东西，带给你的总是痛苦大于快乐，元廷最后封了张士诚一个太尉，据守杭州。
一个政治家往往是在艰难绝境的磨炼中走向成熟，他在与元官家打交道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对方的骄横与跋扈。靠谁都不如靠自己，张士诚在降元后，虽然脑袋上还顶着元廷的名爵，但是他根本不听对方调度。无论是城池、府库、甲兵还是钱谷，统统被自己收入囊中。他甚至还趁元军在苏北、鲁南地区兵力空虚之机，积极抢占地盘，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济宁。他仗着自己手中的兵力和地盘，一直在与元朝廷讨价还价，希望能够捞到更多的好处。
张士诚集团占领浙西地区后，很快就发生质的变化。攻占平江后，他开始设学士员，开弘文馆，大量搜罗、重用元朝官吏和儒士，他的这一做法与朱元璋不谋而合。史载张士诚“持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誉，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馈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张士诚好脸面，能容人，尤为礼待读书人。用人不问贤良与否，只要来投，往往委以重任，所以才使得“东南文人多往依之”。相对于其他政权而言，张士诚以较为开明的姿态对待文人，为他们营造了较为宽松的话语空间和政治氛围。
在元政权的高压态势之下，文人的生存空间受到极大的挤压。说什么致尧舜兼济天下，没有舞台如何施展？没有舞台连吃顿饱饭都困难。纵使你有盖世才华，也只能一辈子沉沦下僚，或者沉默到死，遭遇一个时代的白眼。天下衮衮，一个时代的气象，从文风也大致可以看出端倪。元曲固然是中华文化艺术园地里的瑰宝，但也是文人群体无法回避的适应性变异，是一个时代的悲鸣之声。
朱元璋也好，张士诚也罢，他们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重新出发的某种可能性。不少儒士和蒙元朝廷的官吏在这时候选择投奔他们，很多人在元朝廷混得如同讨饭的乞丐。手下人才济济，军队和领地也在不断地扩张。这种上升的势头，让张士诚产生了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他以为自己在红巾军中的势力最大，又博取了元朝廷的信任，谁也不敢小瞧了他。正是这种心态的变化，加上身边围绕着一帮享乐型人才，让张士诚陷入一种虚妄的精神幻觉。
于是，不断有人来向朱元璋报告张士诚此时的动向。说他开始大造宫殿王府，修建了富丽堂皇的景云楼、齐云楼、香桐馆、芳惠馆作为寻欢作乐的场所，日夜歌舞升平；又说他的手下将领们纷纷跟着效仿，忙着享受生活，无心打仗。即使将领们吃了败仗，张士诚也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是张士诚集团内部最大的腐败分子。张士信拥有妻妾数百人，生活极其奢靡。就连后花园里那艘巧夺天工的采莲舟，都是用沉香檀木打造的。前方战事吃紧，可他举行一场宴会，动辄耗用上千石米。连行军打仗，他也不忘带着四处搜罗来的绝色女子，每日莺歌燕舞，其乐陶陶。
张士诚变了，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话不多、有器量的男人。但是从他现实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却是一个缺乏远见卓识的人。分析这个人的时候，朱元璋和他的谋士李善长、刘基等人一致认为，张士诚是一个懒得过问政事、性格固执、过于武断之人。这样的人眼界并不高，只要能够保住眼前的富贵对他来说就已经满足了。正因为如此，往往难以成就大事。让人想不通的是，天下纷扰、硝烟弥漫，张士诚这时候却躲在宫里做起了正儿八经的皇帝，和一帮文人学士、官僚政客舞文弄墨，不知今夕是何年。在利益的驱动下，文人士大夫们忘记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出发，他们很快在歌功颂德中营建了新的话语系统。
张士诚在这种鼓噪声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信心，他将军政大事全部交给他的另一个弟弟张士德。他认为自己已经吃定天下，富贵在手跑不掉了。这种排除其他选择的单向推理，简直是掩耳盗铃的现实版。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朱元璋给张士诚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朱元璋对他是有所警示的。朱元璋说：“昔隗嚣称雄于天水，今足下亦擅号于姑苏，事势相等，吾深为足下喜。睦邻守境，古人所贵，窃甚慕焉。自今信使往来，毋惑谗言，以生边衅。”朱元璋在这里表达了“睦邻守境”的愿望。他将张士诚比作隗嚣，并说对方“擅号于姑”。隗嚣是汉代割据陇西的一个将军，起初依附于农民军更始帝刘玄，不久又投靠光武帝刘秀，随之叛降于割据四川的蜀王公孙述，最后被光武帝诛杀。
张士诚读出了朱元璋这封信的言外之意，他不仅没有回信，还扣押了朱元璋派去的信使杨宪。张士德是张士诚诸弟中最有谋略、最为强悍，功劳也是最大的。张士诚在淮东站稳脚跟后，又命他率军队由南通渡江，开辟江东地盘。朱元璋在攻打张士诚部所盘踞下的常州时，张士德率数万军队前往增援。结果中了徐达在常州附近设下的埋伏，张士德被俘。为除后患，朱元璋还是将他杀了。
张士德的死对张士诚的影响巨大，如失左右手。这件事进一步恶化了朱元璋与张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张士诚将政权交到其弟张士信的手中，以他为丞相。在张士诚的三个弟弟中，张士信最摆不上台面。如今其他两个弟弟都已经战死，他也只能将张士信推到前台。用史书最常用的盖棺定论的写法，张士信是个贪腐无能、妒忌贤能之辈，正是他将张士诚苦心经营的政权引向土崩瓦解。张士信在这一时期还重用了黄敬夫、叶德新、蔡彦文等不擅长谋国理政的文人，真是成也书生，败也书生。吴中的老百姓为此还专门编了一首传唱度颇高的民谣：“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一朝西风起，干瘪！”
当无孔不入的情报人员将张士诚的情况告于朱元璋，只见他哭笑不得，不免为张士诚的事业感到惋惜。他说：“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人瞒我。张九四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也就是说，天下最可信之人是自己，而不是别人。在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朱元璋前进的步伐。这让他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力量感，一想到繁花似锦的江山就要落到自己的手上，搁谁都会产生幸福的眩晕感。从来都是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哪里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当家做主，主宰别人的命运。
朱元璋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一个将自己长期积压于心头的痛苦与仇恨一股脑地宣泄出去的机会。这种可怕的念头像是一头凶猛的怪兽，是他始终无法控制的。为了树立新政权代言人的形象，朱元璋要将过往岁月里自己所经受的那些苦难与屈辱全部抹去。他要让后人明白，自己生来就是皇权的化身，是一切正义力量的代表。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在这其中，肯定有比江湖义气之类更为重要的东西牵引着事态的发展。
作为私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对未知的明天并没有多么长远的规划。他出身底层，对农业社会小富即安的心理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张士诚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能够占据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已经让他感到心满意足。他并没有放眼天下的雄心大志，能够偏安一隅对他来说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忘了一点，狼顾虎视之下，他想要保存自己的一方基业，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朱元璋的军队将张士诚赶出了长江以北，使得张吴军队龟缩于苏杭地区。按照成王败寇论，张士诚明明握有一手好牌，却输得底朝天。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光是一个苏州城，朱元璋就围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张士诚虽然势力较弱，但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攻取下来的。有人说，张士诚这几年只干了三件事：坐看陈友谅被朱元璋吃掉，坐看朱元璋蚕食地盘，坐看他的平江城一天天被包围。一个始终缺乏阳刚之气的政权，总是有着别样的困顿与悲情。
在此之前，朱元璋并没有与他全面开战，是担心陈友谅会乘隙东下，使明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个世界没有敢不敢做，只有该不该做。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三月，广袤的江南大地犹如一个嗷嗷待哺的弃婴，被久旱不雨的天空折磨得奄奄一息。这种日子对于朱元璋来说最熟悉不过，少年时的度荒经历，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朱元璋以徐达、常遇春为主帅讨伐张士诚。既然张士诚缺乏战略眼光，那么朱元璋就用现实告诉他什么叫作高瞻远瞩。按照朱元璋的策略，“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如果先攻击杭州和其他地区，就可以剪除张士诚的羽翼，浙西也自然成为朱元璋的囊中之物。所谓战略眼光，在成为现实之前，都不过是一个职业赌徒的豪赌而已，而这一次朱元璋又赌对了。
在出发前，朱元璋反复强调，在攻克城池之后不要随便杀戮，因为杀完了人，得到空空的地盘，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张士诚是一个意气用事的草莽英雄，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有着中国传统江湖人的行为准则。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张士诚，完全可以用“江湖浪荡客的一生”来形容。同样来自江湖，朱元璋更懂得收放之道。在建立割据政权之后，他对跟随自己的人始终抱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江湖在赋予张士诚草莽人特质的同时，也剥夺了一个成大事者应该具备的器量与才略。
这场战争并没有出乎朱元璋的意料，他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将张士诚在长江以北的全部地盘划拉到自己的名下。张士诚的残余部队退守苏杭一带，地盘虽然大不如从前，但这里向来是帝国的富庶之区，能够割据一方对这时候的张士诚来说，显然也是不错的选择。按照张士诚的性格分析，他应该相信，凭借他的实力，朱元璋不可能将其完全吃掉。江浙富庶之地，方圆两千余里，甲士数十万。口袋里有钱粮、手里有刀枪、后面有骁勇之士，乱世生存的三件法宝，张士诚一样都不缺少。
就连朱元璋手下那些谋略之士也看好张士诚的实力，李善长就说过：“（张士诚）其势虽屡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多多积蓄，恐难猝拨。”李善长说得一点没错，争霸天下的三大要素张士诚都具备了。这种表面上的强大并没有吓退朱元璋，朱元璋早就看透了这个对手，不然也不会向他发起挑战。徐达深谙朱元璋的意图，向他进言：“张氏骄横，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时也！”
越姬风韵、吴娃柔美，张士诚是一个没有长远眼光的人，只是沉溺于生活的享受。这样的人在创业阶段布小局尚能勉强应付，如果将其放到争霸天下的大局之中，往往很难有所作为。在近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将自己那副重担挑盐的身子骨泡进后宫的温柔富贵乡，酥软了自己本应勃发的精神意志。握有一把好牌的张士诚，却不能赢得一场好局，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而对于朱元璋来说，对手痛失好局，也就意味着自己将迎来一场大胜。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五月，朱元璋发布了那篇著名的《平周檄》。在这篇战斗檄文中，历数了张士诚的八条罪状：
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江浙钱，十年不贡，六也；
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
有人说朱元璋的檄文写得过于吊诡，将自己从乱臣贼子的名单里摘除出来，与韩林儿、刘福通等人画出一条界线。其实说这句话的人未必就能猜中朱元璋的心思，他当初加入造反人群是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那时的他不会以造反为非、以做贼为讳，毕竟要团结全天下的劳苦大众，而他那时候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苦难代言人。
此一时彼一时，朱元璋如今做了吴王，虽然富有四海，但同样需要用铁的法律与秩序对抗那些倔强难制者，需要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来束缚天下臣民。时移事易，朱元璋摇身一变，从苦难代言人转换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这一切不过是逐利者的表演秀，又何必当真。一张讨伐檄文，朱元璋还不便于当着天下人的面公开叫骂。在世人面前，特别是在元朝权力集团和天下士子们的眼里，他的身份不过就是一个窃国的盗贼，一个犯上作乱的暴民。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能够与那些成不了气候，又被世人视为乱民的人划清界限。
在这里，朱元璋没有骂张士诚如何辜负天下苍生，辜负追随他的那些文臣将佐，辜负他自己，而是骂他犯上作乱，辜负蒙元朝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样一份讨张檄文让很多人读来，搞不清楚朱元璋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乍一看，还以为他是替蒙元政府发出的讨逆宣言，其实他这么做的道理很简单。也就是向世人证明，自己讨伐张士诚是顺天应人、光明正大的举动。自己既不同于草寇小贼，又不同于窃国大盗，自己是一个奉天讨罪、救世安民的大英雄，是应该被天下人歌颂的。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醒了张士诚高枕锦裘间的春梦。张士诚有三个弟弟，大弟士义已死，二弟士德有勇有谋，他曾经把军国重任基本都交给了这位二弟。张士德兵败成为朱元璋的俘虏之后，他在监狱里带话给哥哥张士诚，宁愿投降元军，也要和朱元璋拼到最后。张士德拒绝了朱元璋的劝降，最后绝食而亡。张士德的死让张士诚如失左右手，也彻底粉碎了张士诚与朱元璋合作的最后可能性。二弟死后，张士诚将他那个能力最低的三弟推向了丞相的宝座。当然除了对弟弟的宠溺，张士诚对追随自己多年的老兄弟也非常讲义气。以酒令为军令，以肉阵作军阵，让他们身心愉悦地进入一种飘飘然的状态。
张士诚与他的文武官员尽情享受着轻歌曼舞的生活，宫墙外的金戈铁马好像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元璋的军队陆续抵达平江城外，对张士诚形成合围之势。在此之前，徐达已经相继攻占了湖州、杭州、绍兴等地。包围平江后，朱元璋听取了谋士们的意见，采用锁城法。也就是将军队分驻各门，把张士诚死死困于城中，令其动弹不得。
由于围城的时间过于长久，城中已是弹尽粮绝。当时若能在城中捉住一只老鼠都能卖到上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实在不忍心城中百姓跟着自己走向死路，他流着泪要求百姓们自行散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这句话不说还好，说了反而要了更多人的性命。百姓们听了张士诚的这番话语，当时就伏地号哭，愿与诚王固守平江城，同生共死。这是一场惨烈的战争，城中木石俱尽，以至拆寺庙民居制作飞炮之料。1367年10月1日平江城破，明军蜂拥而入。
城破之时，张士诚吩咐兵士点火烧了王府，但没有烧毁城中任何一户百姓的房屋。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人是极其包容的，稍微能给他们带来一点恩惠，他们就会还你更加绵长久远的回馈。在很长时间里，每逢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的老百姓就烧九四香（张士诚原名九四）、点地灯来纪念他。张士诚不愿意做俘虏，他也不希望那些给自己带来无数欢愉时光的妻妾侍女遭人凌辱，于是，狠心将她们全部赶到齐云楼上，纵火焚毁。可怜那些娇俏如花的女子就这样做了权力的祭品，凄惨的哭喊声如同一把利刃划破了平江城的夜空。取人性命是容易的，而要自己的命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张士诚上吊自杀不够决绝，反而被部将救起成了俘虏，押解至应天。朱元璋派自己的首席谋臣李善长审讯，张士诚的态度极其傲慢，自始至终不改自己的王者本色，根本不把李善长放在眼里。本来朱元璋安排李善长提审，也是故意羞辱于他。
既然张士诚不给李善长面子，朱元璋就亲自出马。他问张士诚，如今兵败被俘，有何感想。朱元璋问这句话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听到对方的臣服乞求之语。张士诚的回答却是：“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这句话让朱元璋想起楚汉争霸，项羽败于乌江，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忘我者，天也。”这句话让朱元璋恼恨不已，虽然他可以武力征服张士诚，但却无法令对方低下那颗骄傲的头颅。朱元璋赏给他吃的，他拒不进食。朱元璋本想借机羞辱张士诚一番，结果却讨了个无趣，命人将其扛到竺桥打了四十大棍，一代枭雄当场毙命。朱元璋同时下令，将他的三位宠臣黄敬夫、蔡文彦、叶德新腊制成肉干，悬挂于苏州城楼上。有人说，朱元璋这么做未免有失人道。他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天下群雄都看一看，与他为敌会有怎样的下场。既然他的最后胜出是顺天应人的事，那么其他人的抵抗也就成了逆天而行。
这一年，朱元璋已经是一个四十七岁的中年人，一个即将知天命的人，终于天命在握。从不可一世到烟消云散，历史始终没有跳出人性的局限。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等南方主要割据势力，等于控制了中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朱元璋要建立一个理想国，自淮河以南，南方沃野千里。而下一步，朱元璋将目标锁定元大都，最后的决战就要到来。朱元璋并没有急于挥师北上，此时的元政权面临着分崩离析。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朱元璋步步为营，对每一个可能存在的风险点都进行客观地分析与巧妙地闪避。他并没有盲从于一些激进派将领，理由很简单——“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粮饷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朱元璋深知资本的积累来之不易，他毕竟是从小民一点点打拼出来的。他提出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然后再进攻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等到占据了主动，再全力进攻元都的战略。
应该说，这时候明军与元军的实力对比，强弱已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攻克元都只是时间问题。当时元朝的军事实力还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忽必烈的后代们忙于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当长江流域各政权在南方互争雄长之时，中国北方经历的事变则是察罕帖睦尔的兴起和被害，以及他的继承者扩廓帖睦尔想把他的统治及其重新捏合在一切的企图。正因为如此，他们已经很难再真正联合起来对付北伐军。如果说这是一项投资，朱元璋所做出的军事部署就是要把风险降到最低点。如此一来，耗费的成本也会随之上升。对于精于算计的朱元璋来说，宁可多付出十倍的努力，也不愿意多增加十分之一的风险。
正是按照他的军事策略，北伐明军步步为营，慢慢耗尽元军的有生力量，毫无悬念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出师北伐到攻克元大都仅仅用了不到十个月的时间。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南方群雄割据的各方势力中，朱元璋由最为弱小的一方慢慢变为最有竞争实力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