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基的罪与罚
在体制中人眼里，浙东集团的首脑人物是刘基。刘基的才华毋庸置疑，他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先生”。元末之际，“浙东四先生”在浙东地区已是久负盛名的贤士。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先生”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并无拉帮结派。就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斗争时，浙东人士也没有像淮西党人那样抱团相抗。
刘基，字伯温，浙东青田人。不同于穷酸书生，刘基出生青田大族，虽不比钟鸣鼎食，但温饱有余，吃穿不愁。相较于朱元璋而言，刘基简直是天意眷顾的幸运儿。优越的生活环境，让刘基自小便在心里埋下读书入仕的种子。入郡求学后，刘基在读书方面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分。焦竑在《玉堂丛语》说：“为文有奇气，绝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据说，他曾经在元大都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天文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默记于心。书店的主人见他手不释卷，便要将此书相赠，刘基谢绝好意，他说自己可以将全书默写出来。
元朝至顺年间，二十三岁的刘基考中进士。他的科举座师揭傒斯见到他，不由惊叹：“此人是魏征之流，而英迈犹有过之，是匡时济世之人。”经过三年的注官守阙，经过铨选，刘基受命赴江西担任瑞州西安县丞。时人眼中，刘基绝对是一个世间奇人。他的奇，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弭，反倒如陈年的酒，越久越香，越久味越浓。他的奇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奇在相貌，满脸的络腮胡子，身材高挑而魁梧；二是奇在言行，常有惊人之言、惊人之举。生就一张张飞的脸，满腹却是诸葛亮的才情。《明史》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情绪外露的感性文人。
刘基的学问高深莫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未卜先知之能。民间传说中，人们更是将他与“推背图”联系在一起，颇具神秘色彩。世人以为他的神奇，神奇在他所掌握的阴阳风角之术，其实他的学问不止于此。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亲口承认：伯温敷陈王道，数次用孔子的话教导我，岂有阴阳风角的影子？
这一时期，浙江一带灾异频仍，河南、广东、四川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社会动荡之下，刘基刚刚起步的仕途风波不息。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考验个人在官僚体制中的适应能力。刘基虽有治乱之心，但仅凭一腔热血，也难以在浊浪翻滚的世道中求得安稳。他在执法期间间接或直接触犯了得到官员庇护的不法分子，让他体验到官途的黑暗与小民的苦难。
辞官江西后，刘基除了隐居修学，还踏上游历之途，增长见闻。这一年，浙东出现了一个在海上打劫财物的悍匪蔡乱头。就在元军例行抓捕之时，方家的仇人却趁机指证方国珍兄弟和蔡乱头是同党。方国珍做贼心虚，和几个弟弟杀死仇家，随即亡命海上。刘基担任浙东元帅府都事，建议“方氏首乱，宜捕而斩之”。为了剿抚反元义军，刘基奔走于南北，南下永嘉，北上杭州，沿途但见瘦马路人、城池荒芜，只觉心中万般凄凉，写下诗篇，诗曰：
观音渡头天狗落，北关门外尘沙恶。
健儿被发走如风，女哭男啼撼城郭。
诗又曰：长夜风吹血腥入，吴山浙河惨萧瑟。
正当刘基准备大干一番时，方国珍突然掉转方向归顺元朝。元朝政府为了招抚方国珍，更是将刘基及其家属羁困于绍兴。长达三年的监困，让这个青田才俊吃尽了苦头。无乱可平的刘基被削夺兵权，弃官返回青田故里。愤然离去之时，他不禁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空有一腔报国志，怎奈天不遂人愿。刘基尚有未竟之志，并不甘心就此老于林泉。既然无法再为元廷效力，他只能被迫调整人生方向。
以刘基的神奇，天下大势又岂能躲过他的一双慧眼？北方红巾军如同被蝼蚁啃咬的河堤，随时有决堤之势；江南群雄中，方国珍、陈友定不思进取，苟安一隅，张士诚虽为豪杰，但甘于安逸，更主动请降于元，失去天下人心。纵观天下，仅陈友谅与朱元璋二人可代元成为江山新主，使天下归一。但陈友谅其人，威有余而恩不足，生性猜疑，为人狠辣；朱元璋出身布衣，处事谦善，善用人才，但此人似有骑墙之势，让人不明就里。在刘基看来，他们都不像是成事之主，倒像是趁火打劫的流寇、浑水摸鱼的强盗，不值得他以性命相托。
既然无法实现治国安邦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落个清风明月自在怀，见机行事、随机而动，也是不选之选。朱元璋对刘基动心思，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那时，他正在四处寻访人才。进入浙东前，他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金华宋濂、青田刘基、龙泉章溢、丽水叶琛等人自然逃不出朱元璋的视线。朱元璋刚到滁州时，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宋濂知星象经纬。宋濂却说，他的才学远不如青田的刘基。
朱元璋的军队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带到应天来见朱元璋。朱元璋开出优厚的条件，想要留下刘基帮他。刘基不为所动，朱元璋只好将其放回。为了留下刘基，朱元璋还专门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试图打动对方，刘基坚辞不就。这让朱元璋大为恼火，他为此找来宋濂问其原因。宋濂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刘基是一个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就羞于再来做朱元璋的官。
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指示处州总制官孙炎去劝说刘基出山。孙炎接到指示后，并没有亲自登门去请刘基，而是派使者前往。刘基不肯出山，只是回赠了一柄宝剑给孙炎。孙炎拒绝收下刘基回赠的宝剑，他说：“剑当献天子，斩不顺命者，人臣不敢私。”于是封还之。孙炎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反复陈说利害。陶安和宋濂也来信相劝。或许为朱元璋的诚意打动，又或许是折服于孙炎的人格魅力，刘基决意走出林泉。据说，早在刘基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曾经游览西湖，见西北方的天空飘起奇异的云彩，光映湖水，同游的文人雅士都以为是祥瑞，准备当场赋诗。刘基却在旁边大声说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
彼时的杭州城还是元朝的繁华之地，同游之人皆以为刘基喝醉了酒，说的是醉话，吓得那些胆小怕事的读书人躲得远远的。他们在刘基面前抱怨，说他将要连累他们被抄家灭族。据说刘基临行之际，在家中大摆筵席，向他的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照他的意思，他前番拒绝朱元璋，今日又来投奔，一切皆是定数，自己不过是顺天而为。所谓“天命”，不过是我命由我的托词。古人习惯于拿天做文章，因为没有什么比天更大。又或者说，他真的相信，朱元璋的出现迎合了他所想象的“天命”。对方的一再征召，让他颇为纠结。
一个乱世书生，处于各种势力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刘基想要过一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既不现实，也不够真诚。就像司马光说的那样：“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隐，是因为天下无道；不隐，是因为天下道现。这种归隐不是和平与繁荣时期的一种追求生活的格调，而是迫不得已的行为。人家找上门来，藏是藏不住的，刘基必须做出抉择。朱元璋已经控制了他的家乡处州，如果他有心复出，朱元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虽说“一臣不事二主”的道德枷锁束缚着他，但在纷扰的世道面前，道德只是幌子，不是现实本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已快到知命之年的刘基在应天府与朱元璋见面，朱元璋问他的第一句话是：“能诗乎？”
刘基的回答是：“诗是儒者的末事，哪有不能的。”朱元璋指着手中的斑竹箸，让刘基当场赋诗一首。
刘基随口吟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
这首诗并不合朱元璋的口味，他说：“你这首诗充满了酸儒之气。”
刘基话锋一转，说道：“此言差矣。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
如果说，前一句诗让朱元璋领略了刘基的文采，后一句诗则让朱元璋领略了他的政治胸襟。经过一番交流，朱元璋对刘基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一个术士变而为一介酸儒，再变为张良似的纵横国士。初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等人，朱元璋曾谦卑地说：“吾以天下累四先生矣。”
刘基绝不是单纯的术士，也不是只会写诗填词的文人，而是具有远大抱负的儒生。他向朱元璋呈献的那篇《时务十八策》就是极为高明的策论，可谓字字珠玑。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朱元璋授予刘基弘文馆学士时说过：“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的老百姓对我还不够信任，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说到底，刘基的出山，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则是被时势逼出来的。
刘基来投之日，正赶上陈友谅率军自上游浮江而下，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杀守将花云以及朱元璋的义子朱文逊。朱元璋专门召集诸将，讨论对策。手下将领各说各理，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逃跑的。而刘基却向他献策：两军交战勇者胜，在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不应被将领们的不同意见所迷惑，而是应该开诚布公，整合人心，奋力一战，争取胜利。朱元璋大喜，当场赐刘基一把宝剑，令诸将拜他为军师，如有不服者，立斩之。
此次会面，刘基还为朱元璋带来了一幅堪比隆中对时诸葛亮献给刘备的那幅军事战略图。当刘基在朱元璋面前打开这幅亲手绘制的地图，山峦、河流、湖泊、城镇、关隘一目了然，帝国军事战略跃然纸上。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朱家军被陈友谅、张士诚以及元廷压制在江南一隅。三面强敌，一面背海，形势岌岌可危。只有先弱后强，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再集中兵力北定中原，才能一举奠定乾坤。刘伯温和朱元璋的关系，在帝国建制前后有过一段水乳交融的蜜月期，诚如朱元璋所说：“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朱元璋将其视为汉代谋臣张良，尊称他“老先生”而不呼其名。在朱元璋的竭力敦促下，以宋濂、刘基为首的一批江南学者接受任命，到南京礼贤馆就职。他们在新设立的一个叫儒学提举司的机构里工作，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给朱元璋时年八岁的儿子、未来的太子朱标讲授经学。
有一个细节，透露出许多信息，相当值得注意。1361年，刘基的母亲富氏去世。此时，正值安庆、江州之战，刘基虽然悲恸欲绝，但出于战争的需要与朱元璋的挽留，他并没有及时回家奔丧。翌年三月，刘基回乡葬母，在江西与老家青田途中，恰逢洪都降将祝宗、康泰叛乱，好友叶琛遇害。刘基在经历丧母失友之痛中协助地方守将平定金华、处州的苗军之乱，延误了回乡葬母的日期。刘基回乡时已是其年四月，至第二年正月，他一直在家丁忧服丧。在这期间“太祖数以书即家访军国事，基条答悉中机宜”，朱元璋时常以军国大事咨询刘基，他都回书一一作答。朱元璋在人前称其为“吾之子房”。
等到帝国建制后，君是君、臣是臣，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朱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他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州，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星术，更是让刘基的头顶上方环绕着一圈圈神秘的光环。这个精明的浙江人，为自己涂上一层天然的保护色，让人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有一种叫作“李子”的水果。此果未成熟时，咬上去酸涩无比，一旦成熟便会在其表面涂上一层粉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表皮分泌出一种天然保护物。李子尚未成熟时，在枝头上散发着青色勃勃的光泽，一旦蒙上粉霜，便灰蒙蒙得毫不起眼。在朱元璋看来，刘基就是枝头上的一颗李子，熟透了的那颗。他心底里一定藏着发痒的冲动，蓄积着不可遏制的力量。君臣之间，投桃报李显然不是叙事的结论。刘基不是淮河边上浪荡的游民，是生于浙江富足之地的读书人，朱元璋无法不对他怀有戒备之心。
刘基在南京时，虽然朱元璋优礼甚厚，但并不完全信任；虽然授予职位不低的官职，但并未委以重任、给予实权。刘基缜密的思维，对于形势的判断，以及战略眼光，让人刮目相看。朱元璋感谢命运将这样一个人推送到他的面前，庆幸他不是作为对手而存在。从龙湾战役、安丰战役、江州之战、鄱阳湖大战，一直到灭元之战，朱元璋想到的或者没有想到的，刘基全都替他想到了。很多时候静下来，想到这个人，想到他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朱元璋会不由倒吸凉气，脊梁骨直冒虚汗。亏得刘基是自己的人，他若是早年跟随其他人，还能有老朱家今日的荣耀吗？这样的权谋之臣让人读不透，而读不透，心就会悬在那里。朱元璋突然意识到，将刘基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无异于一场政治豪赌，他不敢冒这个险。
淮西与浙东两大集团开始了明争暗斗，这或许也是朱元璋希望看到的。他对淮西官员除了乡情之外，还掺杂着驭臣之术。所有的邪恶中，控制人是最邪恶的。在浙东人看来，朱元璋有意压制刘基的威望，逐渐淡化他对政局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他开始有意无意培植淮西集团，制衡刘基、宋濂等江左名士。朱元璋对刘基既依赖又忌惮，他对李善长同样如此。有一天，朱元璋召见刘基。他们的话题围绕着丞相人选问题而展开，刘基劝说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朱元璋说：“他数次想要害你，你为什么还要帮他说话？”
刘基说：“这就像是给一间大房子换柱子，必须换最大的那根木头，如果把小木头捆扎换上去，这间房子很快就会坍塌。”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道：“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要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接着问：“你看胡惟庸这个人怎么样？”
刘基说：“胡惟庸是最不合适做丞相的，就好比一匹劣马，你叫它驾车，必然会导致翻车事故。”
朱元璋故意试探他：“我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
刘基的脸上马上现出惶恐谦卑之色，说道：“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上的重托。天下之大，怎么会没有人才可用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的确不合适。”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听刘基的，继任的丞相，他还是先用杨宪，再用汪广洋。此二人败后，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才登场。据说刘基私下里很是失落，在一些故交好友面前感叹：“希望自己评价胡惟庸的那些话不要得到应验，那样的话，天下百姓有福，大明王朝有福。”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离开南京北巡，命李善长留守京师，授权他一切便宜行事，直与监国无异了。在此期间，发生了李彬贪渎舞弊案，这个案件在官修正史上记载得含糊不明。诸多版本中，有一版近乎小说家言，说的是李善长搬进新宰相府后，李彬则将老宰相府改造成一座京城权贵的销魂窟。他四处搜罗美女，还有从张士诚及其文臣武将那里俘虏来的娇姬美眷。张士诚有一套纯银打造的家具也被他搬进这里。这里的餐食酒菜，不输于朱元璋所享用的御宴。而到这里消费的，不仅要有钱，要有官衔品级，还需要推荐人。朱元璋对于嫖娼的官员惩处极为严酷，丢官事小，掉脑袋事大。趁着夜色，偷偷来此消费的人，都是出于对李彬的极度信任。
李彬是淮西人，他是李善长的同乡和死党，官任中书省都事。那些来此消费的人，不光冲着李彬而来，更是冲着他背后的靠山李善长而来。他们表面上是来享用美色和美食，暗地里是买官。据说，李彬承诺他们最高的官职是宰相助理和六部尚书。每晚的成交额在十五万到二十五万两白银。在当时的京城，就有大宰相府和小宰相府之说。而发现这里的人，正是杨宪，一个被朱元璋称之为皇家恶犬的人物。
朱元璋离京前，委托李善长与刘基共同负责担任留守。李善长负责行政事务，刘基负责监察百官。朱元璋再三敲打他们，不希望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百官懈怠，朝政松弛。李善长并未将朱元璋的话放在心上，放眼朝堂，淮西人占据了体制内的许多重要位置。作为淮西人的主心骨，李善长无疑是百僚之首。李善长挟监国之威，风头一时无两。身为御史中丞的刘基则显得忧心忡忡。他纠察百官时，即使用击鼓传花的游戏手法，十个人中也会有八个人是淮西人。《明史纪事本末》曰：“基素刚严，凡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监工匠不肃，启皇太子捕置法；宿卫、舍人弈棋于直舍，按治人，人皆测足立”，刘基性格耿正，执法向来严苛。朱元璋前脚离开南京，杨宪就将小宰相府的事报告给刘基。刘基着人搜查小宰相府，并控制住李彬。在李善长看来，刘基纠察百官，大多都是冲着他和淮西官员来的。
应天府当时流传着一句诗：“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朝中六部百司，一大半权贵要员来自李善长的淮西同乡，而一品以上的官员当中，徐达、常遇春、冯胜、汤和等也都是淮西出身。他们占据着要津高位，盘根错节，潜在势力极大。这些掌权派不可能不犯错，刘基得罪他们，就是得罪朝中的掌权派。中书省都事李彬事发，将刘基与李善长的矛盾完全公开化。李彬犯贪纵罪，落在刘基的手里，被投进大牢。
朱元璋离京北巡，人不在南京。李善长只好去找刘基说情，刘基秉公执法，坚持要将此事报告于朱元璋。这是一起典型的卖官贪腐案件，朱元璋平生最恨的就是贪腐。他当即传话回京，命令处死李彬，绝不姑息。朱元璋的这份回复恰好落在李善长的手中，他虽然愤怒但却不敢隐瞒。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李善长编造了一个理由。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已经很久没有下雨，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李善长明知刘基深谙天文之道，却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坚持要杀李彬，那就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让李善长没想到的是，刘基给出的答案是：“杀李彬，天必雨！”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天有不测风云，刘基这次真的失算了，南京果然许久不见一滴雨。刘基如此决绝，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李彬被依法处死，李善长也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反击。为了既成的仇恨而仇恨，自然会招来更多的仇恨。这个仇恨的爆发点，不是别人的有意为之，而是自己将仇恨的血吞回肠胃，是发自身体内的爆炸。等到朱元璋北巡归来，李善长开始爆发。他跑到朱元璋面前指控刘基在祈雨坛下杀人，惹得天怒人怨。李善长嫌个人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围而攻之。在围攻刘基的官员中，自然以淮人居多。对于淮西集团的官员而言，刘基成了他们捞取权力资本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朱元璋并不急于表态，几天后，他借天旱征求刘基意见。刘基说，阵亡士兵的妻子全部集中居住在营房，有数万人之众，阴气郁结。另外官府的工匠死亡后，暴尸野外，这些都足以“上干和气”。朱元璋依计照办，但老天仍不下雨。刘基惹恼了朱元璋和丞相，只能以自己的黯然退场为代价。
刘基这个人，是个还算有节操的读书人，虽然声望颇高，但从来不会主动挑事。可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看来，朝堂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淮西人，另一种是非淮西人。刘基是“非淮西人”，后世学者专门开辟一个新的名词，说他是“浙东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李善长的众多假想敌中，刘基排名靠前。不管浙东士子有无集团化倾向，刘基都是淮西人的绊脚石。洪武初年，帝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只有几百万两白银，而李彬案涉案金额之巨令人震惊。诚如李亚平所言：
以朱元璋对人事关系的高度敏感，想要让他相信，只有李彬一个人，就能够在帝国官场掀起涉及几百万两白银的丑闻来，恐怕是有些勉强的，不久后，他早早让李善长离开宰相之位，这件事或许是诱因之一。
而刘基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政治的根本，想要回避却已经来不及，他掌握王佐之术却掌控不了自身的命运。立德、立言、立功，三立于一身，三立皆达到顶峰，极目茫茫，这样的人历史上能有几个？朱元璋将其列为打压对象，其实是为了能够完全驾驭他。
洪武元年八月，刘基借着妻子过世，便向朱元璋请求“告归”。当了几个月御史中丞的刘基以“致仕”的形式，离开政坛。临行前，他向朱元璋提出忠告：一是不要迁都凤阳，二是集中力量消灭元朝残余势力。就在当年年底，朱元璋写了封亲笔信，将刘基召回南京，追赠其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朱元璋信任更胜以往，每次召见刘基，屏退左右，长时间密谈。
2 在死棋局中落幕
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弘文馆学士、诚意伯刘基致仕。李善长和刘基的相继离开，对于朝廷而言是巨大的损失。此二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一为萧何，一为张良。如今，天下已定，朱元璋难道真的不需要他们了吗？有人据此揣测，这也可能是引发朱元璋后来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诱因。按照《明史》说法，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大权在握之后，“意稍骄”，皇帝对他感到厌恶。李善长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辞职，朱元璋也有罢免之意。刘基则不同，当他看到李善长离去，取而代之的是汪广洋、胡惟庸，感到“不安于其位”。
刘基真的有些不安，主动提出致仕。眼前的刘基已不复神采，白发稀疏，步履维艰。朱元璋不免动了恻隐之心，答应放他回家了却余生。历史学家孟森感慨，刘基的归隐，实为惧祸，然而急流勇退尚且不免于祸。朱元璋还写信去向他请求临别赠言，刘基在回信中特别强调：“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刘基劝朱元璋，让他放弃严刑峻法，告诉他仁君当以宽大治国。这样的话，显然入不得朱元璋的耳中。不过，朱元璋还是礼节性地送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赠刘伯温》：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
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
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
先生叱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刘基的朋友宋濂，与同郡人吴德基一起致仕时，曾问吴愿不愿意接受长者的教诲。吴德基表示愿听指教，宋濂说是“慎毋出户，绝世吏，勿与交”。不知宋濂与刘基交流时是否说过类似的话。总之，刘基回到青田老家，布衣粗食，饮酒下棋，不问世事。他或许感觉到，远在应天的朱元璋仍在时刻关注着他，帝国的每个角落布下的眼睛和耳朵也在盯着他。诚如他在一首叫作《梁甫吟》诗中所写：
谁谓秋月明？蔽之不必一尺翳。
谁谓江水清？崤之不必一斗泥。
人情旦暮有翻覆，平地倏忽成山溪。
谁说，这秋天的月亮格外明，只要很小的一团云气就可以将它遮住；谁说，这奔腾的江水格外清，只要很少的泥沙就可以将它变得浑浊。在世间，人情世故早晚翻覆，平地忽然就化作山中的小溪。
为了与大明体制撇清关系，也为了证明自己已是闲云野鹤，刘基从来不与地方官员见面。据说，青田县令想见他而不得，打扮成乡民的样子前去寻访。刘基正在溪边洗脚，就让儿子将客人引入茅舍，烧了一锅黍饭招待他，称自己不过一介草民，何劳大人亲自造访。即使这般谨小慎微，也难逃事后清算。
在刘基的老家瓯江、括苍山间，南抵福建界有一处叫谈洋的地方，长期被盐枭占据。盐枭不服管制，埋下诸多不安定因素，刘基就向朱元璋奏请在此处设立巡检司。他为此写了一份奏章，遣长子刘琏带到南京，直接送达朱元璋。那时，胡惟庸刚升任左丞相，掌中书省，所有奏章都要经过他的手才能交到皇帝面前。中书省有权在皇帝御览之前拆看大臣的奏章，如果这份奏章落到胡惟庸的手里，肯定被截留于中书省。按照正常程序，胡惟庸不会让朱元璋看到这份奏章。胡惟庸意识到，攻击刘基的机会来了。胡惟庸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说谈洋之地有王气，他想死后把墓建在这里，他让朝廷设立巡检司的真正目的是驱逐百姓，争抢地盘。朱元璋看到奏章后，并没有按谋反罪逮捕刘基，只是剥夺了他的朝廷俸禄。朱元璋对此事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史料上的原文是这样记录的：“帝虽不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不罪而罪，更让人惶惶不安。
江山初定，如果像刘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才心生异志，或另投他人，对于朱元璋和他的新王朝来说，着实头疼。此时的刘基已进入生命中的暮年时分，诚如他在文章中感慨，“须发已白过大半，齿落十三四，左手顽不掉，耳聩，足踸踔不能趋”。刘基身在青田，心底的忧患却在京都。他害怕祸从天降，不顾老病之躯，急忙赶赴南京城向朱元璋澄清事实。朱元璋没有怪罪他，因此他也找不到机会做任何辩解。
朱元璋在他入京次月停发了刘基一个月薪俸，理由是他在一次祭孔典礼上不陪祭而受胙，这本是小事，朱元璋却小题大做，让刘基颜面扫地。此后年余，刘基进退两难，在朝无职事，青田归不得。他不知该以何面目与旧僚相处，更不知如何面对朱元璋，只能以诚意伯的空衔随朝陪侍。有时接一些临时性任务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官样文章，有时也会出门应酬，不久就卧床不起了。
1375年春天，朱元璋决定赐刘基“还山以便侍养”。离京南归的日子定在二月三日，此前一天，朱元璋关心刘基病情，特召宋濂来问，宋濂答是患“霜露之疾”。宋濂步至丹墀，朱元璋让内使把一部新刊刻出版的文集赐予宋濂。后来，宋濂得知，这部文集受赐的唯自己与李善长、胡惟庸三人，没有给刘基。宋濂意识到，皇帝对这个老臣已是非常嫌恶。
一辆破旧的牛车“辚辚”地驶出南京聚宝门，载着刘基离开了这座沸沸扬扬的都城。驿道边的杨柳已经抽出了新枝，浮出了绿油油的春意。一群燕子从柳树的枝丫间飞起，掠向巍峨的城楼。刘基回头望了一眼冷冰冰的城郭，大开的城门仿佛命运敞开的巨大黑洞，将自己那些波澜往事吸附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躺在牛车上的一副嶙峋瘦骨的老人。
刘基小心翼翼地打开锦盒，取出皇帝赐予他的那道圣旨《赐归老青田诏书》，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朱元璋在这封诏书里，用词极为严苛。里面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诘臭名……”我们可以想象，刘基在拿到诏书后，那微微发颤的身体和内心的怅惘。打天下时亲密无间的战友关系越来越模糊，坐天下时泾渭分明的君臣等级越来越清晰。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朱元璋和这些读书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备受恩宠到君子绝交，当年荣邀至南京的盛大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往事已成过眼烟云。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旦置之于权力的绞肉机下，也自然而然地将人性导向黑暗语境中的耻辱记忆。存在，或是不存在，都不算重要。重要的是王朝的惩罚逻辑和血性法则，有没有得到配合与落实。刘基的离开，不是因为刘基，而是因为这一切符合价值逻辑。朱元璋正在逐渐淡化自己与功臣之间的战友关系，他要让森严的君臣等级变得越来越清晰。
刘基返回故里，病情迅速恶化，两个半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基走到油尽灯枯的地步。直到临死，刘基还遥望着京都，幻想朱元璋有朝一日还能够念起他。他对儿子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关于刘基的死因，历史在这里打了个哑谜。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把刘基死亡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胡惟庸的身上，当然这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朱元璋对刘基的次子说过几段话：“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结党，结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们）的蛊。”
他还说：“你休道你父亲吃了他们的蛊，其实你父亲心里是有分晓的，他们便忌恨于他。若是那无分晓的，他们也不会忌恨他。到如今，朝廷是有分晓的，终不会亏待了你父亲的好名声。”
朱元璋还对其他大臣说：“刘伯温活着的时候，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后来胡家结党，加害于刘伯温。一日刘基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他儿子来问，他儿子说（肚子）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人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的迹象。”此说难以成立，刘基返乡两月有余，何种慢性毒药能够两个半月再发作毙命。吴晗给出这样的观点：“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被明太祖所利用。”
在返乡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刘基有足够的时间梳理自己的人生。在他那部留存后世的《郁离子》一书中，他曾喟叹“君子之生于世也，为其所可为，不为其所不可为而已”，刘基就算能掐会算，也算不出可为与不可为之间，有着怎样的游走空间。时人称其“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强书生自命”，从追随朱元璋的那一刻起，他就活在可为与不为皆要为之的无奈中。他死之后，还得成为朱元璋手中的一颗棋子，是幸，还是不幸？这里有个事件颇为可疑，刘基的长子刘琏，后来受胡惟庸亲信胁迫，堕井而亡，有人以此作为胡惟庸毒死刘基的旁证。甚至有小说家言，刘基生前就已布好这场弈局，布局的真正目的是瓦解李善长、胡惟庸的淮西集团。从某种程度上说，刘基之死具有某种英雄末路的悲剧色彩。
无论怎样，刘基与李党之争，是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势在握的庞大集团相抗，注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命运走向。一介狷介、倔强的南方书生，生亦沉默，死亦沉默。
3 所谓的派系与圈层
——检校及杨宪之死
中书省是丞相的办事机构，是朝廷的中枢，因此成为皇帝和大臣关注的焦点。朱元璋能够感受到来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潜在威胁，他希望刘基取代李善长，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刘基善于揣测朱元璋的心意，不想卷入权力争夺，怕引来杀身之祸，萌生去意。朱元璋心目中的三个人选，刘基将其全部否定。朱元璋没有听他的，先是起用杨宪，再用汪广洋，此二人败后，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正式登场。
当时最有可能代替李善长的是杨宪，朱元璋多次说：“杨宪可居相位。”把他由御史中丞调任中书省左丞之职。杨宪其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刘基说他“有相才无相器”。史书对其评价是“有才辨，明敏善决事，然忮刻，有不足于己者，辄以事中伤之。在中书，欲近易省中故事，凡旧吏皆罢去，更用己所亲信者。”
认识杨宪，就要先认识检校这个组织。朱元璋骨子里天生就有敏感、偏执的成分，对人抱有警惕之心，凡事持怀疑态度。他的这种疑惧之心，只要受到外界的小小刺激，就会引发巨大的心理振荡。如果有人关注锦衣卫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会发现有这样一批人潜伏于大明的内廷与外朝。他们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和名，他们只有一个称呼——“检校”。检校的品位极低，除伺察、告发他人的阴私勾当外，没有其他任何权力。就因为他们如魅似鬼地存在，让朱元璋觉得，自己混沌的双眼成了一双千里眼，幻听的耳朵成了一对顺风耳，无论品级多高的官员见了他们也都会惧怕三分。情报工作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阴谋血腥是斗争的常态化。早在开国以前，他已在身边豢养了这样一批由他调控、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检校。当时天下群雄四起，想要从中脱颖而出，战时的情报工作必不可少。
等到时局稳定，朱元璋并没有忘记那些藏于暗处的耳朵与眼睛。他不仅没有解散检校，还赋予他们新的内容，由前期的侦搜战时情报，转为监察帝国上下的一举一动。尤其察听京城大小衙门的官吏，他们所干下的不公不法之事，还有风闻之事，甚至连不着边际的道听途说也要随时监听，及时向他报告。监听的范围不断扩展和延伸，从上到下，如一张巨型之网涵盖帝国的每一寸土地。不光在职官员和退休官员，甚至连他们的家属、普通老百姓，也在监控范围之内。应天府那个崭新的门楼消隐在一株巨大的古树之后，像是湛然无绺的青天伸出的一双手，拨弄着人间的庸常与极端。
日光下的蠢蠢欲动、黑暗中的窃窃私语，因受制于制度的漏洞和官家的体面而无法施展。于是，朱元璋布下的窃听系统刚好弥补了这些遗憾，几乎是无孔不入。他曾征集了一大批的元末儒士来南京编纂经典，其中有个老儒士钱宰被征调，参与编纂《孟子节文》。一日，他在回家的路上，想到自己朝出暮归的诸般艰辛，不禁悲从中来。他本是个诗人，郁闷愁苦助长了他的诗兴，张嘴就来：“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不料牢骚诗句被暗中跟踪的检校听到。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便将钱宰找来问话：“听说爱卿昨日作了一首好诗，不过诗的意境值得商榷。寡人从未‘嫌’你上朝迟啊，你看改作‘忧’字是否更贴切？”钱宰冷汗直冒，忙不迭地磕头谢罪。这个向朱元璋打报告的检校成员，是和钱宰擦身而过的某个年轻书生，还是在他身后丈余外正在和小贩讨价还价的路人甲，又或者是对着钱宰宣过一声佛号、讨过几枚随缘钱的游方和尚？
总之，无人不是检校，无处不有检校。检校里大多是好事之徒，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无风也可卷起三尺浪。朱元璋喜欢怀疑人，他们就将丁点大的事儿放在显微镜下审视。朱元璋通过锦衣卫与巡检司两个机构，在全国布下了一个庞大的监控网络，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无论官僚还是百姓，均处于严密的监视与控制之下。
检校从事的脑力劳动，通常是由文官担任。儒家文化的肃然与庄重，伴随戳心剖腹的残酷浮现于他们的脸上。朱元璋早期的亲信幕僚大多为检校出身，如高见贤、夏煜、杨宪、凌说等人。这些人一天到晚干的就是告发人隐私的勾当，朱元璋视他们为自己所豢养的恶犬，人见人怕的恶犬。检校，无品无级，甚至连办公机构和人员编制都没有，他们不过是被安插于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中的隐形人。朱元璋虽然亲自领导检校组织，但无法做到事必躬亲，需要有人替他分忧。杨宪是最好的选择，他是检校成员，而且是核心人物。
检校不分白天黑夜，像幽灵一样四下活动，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向皇帝报告。于是，臣僚们退朝后的一举一动，尽在朱元璋的掌控之中。有一次，大学士宋濂在家里请客。第二天，朱元璋就找他问话：“你昨天喝酒了吗？座上的客人是谁？吃些什么菜？”宋濂面露惊诧之色，只好如实回答。朱元璋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图，图上准确地标出赴宴者的座次顺序。宋濂脸色大变，汗如雨下。
国子监祭酒宋讷因事在家中独自生闷气，暗中监视他的检校便将他生气的表情画了下来，报告于朱元璋。待到上朝时，朱元璋便问宋讷，为何在家中生闷气，是不是生他这个皇帝的气。宋讷叩头如捣蒜，说自己是因为夫妻关系不睦而生气。他问朱元璋如何得知，朱元璋便将锦衣卫为宋讷画的像递给他。当他看到自己面带怒容的画像时，脸色异常难看。
吏部尚书吴琳已告老回湖北黄冈，但朱元璋对他还是不太放心。朱元璋怕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下面做出一些不利于朝廷的事。于是，便派检校前往侦察。这个检校到了吴琳的家乡，并不直奔吴宅，而是东溜西逛，打算收集一些关于吴琳图谋不轨的传闻。这名检校经过一片稻田，看见一个农夫模样的老人坐于田边休息，便上前问他：“可知此地有个吴尚书？”不料老人答道：“敝人便是。”检校见其苍老的模样，与山村野夫并无区别，便如实向朱元璋报告。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朱元璋编织的这张网络体系让整个帝国处于监控之下。在这里，借用一个禅门公案来形容监控与被监控之间的奥妙——老和尚与小和尚下山。当看到一个酒家的酒旗被风吹动时，老和尚便问小和尚是“风在动”，还是“旗在动”。小和尚说“旗在动”，老和尚摇头。于是，小和尚改口道“风在动”。老和尚还是摇头。小和尚很是奇怪，既不是旗在动，也不是风在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动？老和尚给出的答案是：你的心在动。这个问答的机锋在朱元璋和官员的心里，也有着类似的观照。每个人都是一面旗帜，用别人的眼睛看，我们都活得猎猎作响。即使你活得静默无语，而在我看来，依然是那面不安分的旗帜。因为我们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所以怀疑与防范才会成为人性的必然选项。应天府那个崭新的门楼消隐在一株巨大的古树之后，像是湛然无绺的青天伸出的一双手，拨弄着人间的庸常与极端。检校从事的脑力劳动，通常是由文官担任。儒家文化的肃然与庄重，伴随戳心剖腹的残酷浮现于他们的脸上。元末，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在他的地盘上设立浙东行省。朱元璋专门派自己的外甥朱文忠（李文忠）担任行省右丞，总管军务，同时让杨宪作为属官随行辅佐。
临行前，朱元璋特地叮嘱：“朱文忠是我的外甥，年轻且未经过历练。地方事由你做主张，如有差失，罪只归你。”他这么做，是让杨宪帮他盯着朱文忠。杨宪到任不久就密报朱元璋，说朱文忠图谋不轨，任用儒士干预公事。这是朱元璋最为忌惮之处。为了防止朱文忠这样的实权派武将自立门户，朱元璋规定不许他们任用文人。收到杨宪的上书，朱元璋将朱文忠重用的五人押解进京，杀了其中的两人，其他三人罚做抄写手。
随后不久，杨宪又将同僚张昶陷害致死。张昶是元朝旧臣。察罕横扫中原之时，他担心自己的军队被元廷吃掉，有意通好察罕。朱元璋曾两次派使者携带重礼和亲笔信前往察罕处求和。而元廷也派户部尚书张昶带着“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宣命诏书”来南京招安朱元璋。后来察罕被刺身亡，风云突变，朱元璋改变主意，不但拒绝接受元廷的招安，而且将张昶扣留下来。
张昶在元廷任职多年，精通朝章法典。朱元璋的文臣谋士大多是元朝的中下级官员，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元朝高官，因此对张昶极为敬重。为了让张昶死心塌地效忠自己，朱元璋用一个死囚替代张昶，将其押往刑场处死。杨宪与张昶在中书省相识相交，出于职业习惯，杨宪将自己恶犬似的眼睛和耳朵长在了张昶的身上，时常窥测他。当时元朝气数尚未散尽，北方地区仍拥有较强的势力。张昶出使被困，元廷高官要员却成为朱元璋的普通官员，或许这种身份上的落差让他无法接受。有一天，或许是憋得实在难受，他向所谓好友杨宪倾诉：“我如果能够回到元朝，仍会不失富贵。我是元朝旧臣，将我勉强困在这里，实在是思念故居。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北方，不知她们现在过得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