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阴经解说（出版书）》
作者：张文才
内容简介：
《太白阴经》是一部唐代的综合性兵书。这次将要出版的《太白阴经解说》由总论、原文、注释、译文、解说五部分组成。总论和解说为本书之重点，其中总论对原书十卷所蕴含的军事思想、基本特色及主要价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从原书整体上概况和揭示其思想精髓及其价意义。解说着重探讨每篇的主要思想观点、军事典制等相关军政问题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渊源关系，联系实际适当评介，剔除糟粕，吸取精华，阐明其借鉴意义。译文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行文力求准确无误、通俗畅达、生动可读。
序
张文才同志是军事科学院从事古代兵法研究的专家，今年78岁了。早在1988年我们共同主编《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时，他那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厚的史学知识，扎实的军事素养就已显露出来了。其后，他专攻隋唐军事史，孜孜以求，直到退休。
现在，他的大作《太白阴经解说》即将付梓。通观全书，无论是对《太白阴经》真伪的考辨，还是其注释、译文、解说，一言以蔽之，可以用“信达雅”三个字誉之而不为过。
在这里，要特别提示给读者的是，撰写《太白阴经解说》非具相当学术功力者不敢为之。因为《太白阴经》明代以前只有抄本传世，传抄者随意删削，衍夺误窜之处甚多，更加之其书内容繁富，卷帙厚重，兵阴阳家星角杂占之类术语颇难懂理，故后世深究其书者乏人，因而可资借鉴之作不多。难能可贵的是，文才同志以耄耋之年，皓首穷“经”（《太白阴经》），为批判继承祖国的兵学遗产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令人钦羡！是为序。
吴如嵩
2015年11月25日
专家荐语
兵家术法 灿然毕举
——题《太白阴经解说》
张文才同志《太白阴经解说》书稿已阅，我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兹将理由分述如下：
一、作者张文才同志是军事科学院专攻隋唐军事史的资深专家，对《太白阴经》寝馈多年，是国内少有的对此书深有探究的学者。
二、《太白阴经解说》是迄今唯一一部对其书进行注译解说和考辨的书稿，其全面性、系统性、权威性毋庸置疑。
三、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成绩斐然。关于这个问题，我有着重阐述一下的必要。
《太白阴经》共十卷，在出版史上注译前五卷者有之，而对后五卷均以唯心迷信弃而不用。那么，张文才同志十卷全收，究竟是否正确呢？
我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
首先必须肯定，文才同志在“总论”与各卷“解说”中清醒地看到《太白阴经》存在的局限性，并加以正确的评述。可贵的是他并不轻易一棍子打死，而是做了唯物辩证的具体分析。
实事求是地讲，后五卷阴阳数术杂占之类并不好注译，更难正确解说，没有相当的数学、物理以及古代兵法中神秘文化的认知，对后五卷的内容也只是雾里看花，不敢触碰的。这既要有兵法素养又要有敢于突破禁区的学术勇气。
《太白阴经》不是一般的军事古籍，而是重要的优秀的古籍，历来受到世人重视。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对它有专门的词条介绍，2007年列入《大中华文库》。
《太白阴经》是一部综合性很强的军事学术著作。它不仅有《汉书•艺文志》所概括的兵权谋、兵形势、兵技巧的内容，而且有兵阴阳的内容。《太白阴经》后五卷恰恰又多是“兵阴阳家”的内容。《汉书》指出：“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请注意，“假鬼神而为助”不是迷信鬼神！同为唐朝兵家的李靖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指出：“假之以四兽之名，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迷信，是“兵家诡道”。当时唐太宗听到李靖这一番话后，“良久曰：‘卿宜秘之，无泄于外。’”意思是说，这是军事机密，岂可以等闲视之而向外泄露？
我们应该感谢李筌，他的《太白阴经》使我们知道兵阴阳流派的许多知识。我们也应当感谢张文才同志，耄耋之年写出这部书稿，十分难能可贵。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研究室
原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吴如嵩
2015年11月27日
《太白阴经解说》
是一部易读、易懂的好书
《太白阴经》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兵书。兵书是对古代军事著作的统称。我国是古代军事学最发达的国家，兵书出现之早、数量之多是其他各国无法相比的。上世纪30年代陆达节编著的《中国历代兵书目录》，所列从上古到明清的兵书有1304部，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经失传，仅存288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对我国古代兵书的著录和现存情况花费很大力气进行收集和整理，发现我国的兵书大大超过了陆达节所列的数字。刘申宁在其《中国兵书总目》中，所列的从上古到清前期（1840 年以前）的兵书共达2331部，现存也有1100余部，而《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列的兵书条目只有39部。这39部应该说是学术价值高并具有现实意义的兵书，《太白阴经》就是其中之一。
《太白阴经》是一部唐代综合性兵书。该书对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战图、军仪典礼、公文程式、人马医护、祭祀占卜等都有所论述。而从兵学角度来看其最有价值的是关于富国强兵、用兵的目的、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选贤任能、严明赏罚、掌握战争主动权等的论述。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该书在思想上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融道、儒、兵家之说为一体；对战争、国防、治军、作战等诸多重大军事问题的探讨上，充满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对今人来讲，这部成书于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兵书，虽颇有价值，但多为抄本，有错字，无标点，且为古文，不大好读、好懂。而张文才同志的《太白阴经解说》解决了这些问题。
张文才同志从事中国古代军事史和中国古代兵法的研究三十余年，是一位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兵法颇有研究和造诣很高的学者。他是《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主要作者之一，《隋代军事史》的撰写者，《明代军事史》的合著者，《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的主要作者和副主编，对多部兵书有较深的研究，著有《投笔肤谈》、《百战奇法》、《太白阴经》等兵书的校点、注释、译文、解说。他有较深的文字功底，治学严谨细致，一丝不苟。
《太白阴经》经过张文才同志的校点，原文更加准确，而加以标点和对关键性的字词、专用术语、战争战例、历史人物和地名等准确简明的注释，更便于读者阅读和掌握；“信达雅”的译文和解说，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太白阴经》的内容和要旨。总之，《太白阴经》经过张文才同志的校点、注释、译文和解说，不仅使古文功底较深的读者能阅读此书，对于不深谙古文的读者也能很好地阅读此书，从而扩大了读者面。这对传承中国古代优秀的兵学，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都大为有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
历代战略研究室研究员 范中义
2015年12月1日
凡 例
《太白阴经解说》一书是由总论、原文、注释、译文、解说五部分有机组成。兹分项逐一说明如下：
一、总论
本书之总论，其内容是体现对《太白阴经》全书研究成果的最主要部分。它除了对该书作者情况、书名演化、版本源流及各卷基本内容等加以介绍之外，更着重对《太白阴经》兵书所蕴含的军事思想、基本特色及主要价值等诸多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力图从原书整体上把握和揭示其思想精髓和价值意义。
二、原文
本书之原文，是以清道光间金山（今属上海）人、学者钱熙祚所刊《守山阁丛书》校注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为底本，以清康熙间常熟（今属江苏）人、学者兼藏书家钱曾《述古堂书目》同名抄本为参校本进行校勘的；凡对原文有重要校勘处，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不另出校记。
本书卷八《分野占篇第八十九》至卷十《山冈营垒篇第九十九》等十一篇目，原文篇题皆脱“篇序数”。为保持全书原体例之前后一致性，自《分野占》始，及其后各篇一律依次补著篇序数。
本书为了恢复《太白阴经》初始书名的历史原貌，而依据唐末五代间道士杜光庭所撰《神仙感遇传》最早载录的书名复原为《太白阴经》。
三、注释
本书之注释，其所注范围，主要包括生僻字词、专用术语、古籍引文、战争战例、历史人物、历史地名等。为使注释内容具有准确性、知识性，注文力求落笔有据且具趣味性，以便读者阅读与掌握。
四、译文
本书之译文，在确保忠实于每卷各篇文字原义的前提下，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力求译文准确无误，通俗畅达，生动可读。凡因原文成分残缺或过于简略已影响文义连贯而需要补充文字之处，则所补之译文部分皆置于“（）”内。
五、解说
本书之解说，是体现作者对《太白阴经》全书各篇研究成果的重要部分。解说着重概括各篇的主要思想观点和相关诸类军事问题，揭示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渊源关系，尽量联系历史的或现实的实际，以为佐证并作出适当评价，以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各篇的内容要旨。
目 录
太白阴经解说（上册）
序
专家荐语
凡例
《太白阴经》总论
一 《太白阴经》作者李筌情况简介
二、《太白阴经》书名演化、版本源流及各卷基本内容
三、《太白阴经》主要军事思想
四、《太白阴经》主要特色及价值意义
《太白阴经》原文、注释、译文及解说
白阴经卷一 人谋上
天无阴阳篇第一
地无险阻篇第二
人无勇怯篇第三
主有道德篇第四
国有富强篇第五
贤有遇时篇第六
将有智谋篇第七
术有阴谋篇第八
数有探心篇第九
政有诛强篇第十
太白阴经卷二 人谋下
善师篇第十一
贵和篇第十二
庙胜篇第十三
沉谋篇第十四
子卒篇第十五
选士篇第十六
励士篇第十七
刑赏篇第十八
地势篇第十九
兵形篇第二十
作战篇第二十一
攻守篇第二十二
行人篇第二十三
鉴才篇第二十四
太白阴经卷三 杂仪类
授钺篇第二十五
部署篇第二十六
将军篇第二十七
阵将篇第二十八
队将篇第二十九
马将篇第三十
鉴人篇第三十一
相马篇第三十二
誓众军令篇第三十三
关塞四夷篇第三十四
太白阴经卷四 战具类
攻城具篇第三十五
守城具篇第三十六
水攻具篇第三十七
火攻具篇第三十八
济水具篇第三十九
水战具篇第四十
器械篇第四十一
军装篇第四十二
《太白阴经》总论
《太白阴经》一书是唐代李筌撰写的一部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重要兵书。李筌本是唐代中后期颇有成就的兵学家，但由于新、旧《唐书》都没有为其立传，故长期以来并不广为人知，以致对他个人的事迹及其军事著作等诸多情况，迄今人们都还知之甚少。为了还李筌及其兵学著作《太白阴经》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现就其四个方面的问题，作如下探讨和介绍。
一、《太白阴经》作者李筌况简介
李筌，号达观子，约为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元年至唐代宗（李豫）大历十四年（公元713—779年）间人。其生卒年月及里籍情况，虽然已经无从确考，但是，现据有关史料记载，确知李筌早年颇好神仙之道，曾隐居于嵩山之少室山（位于今河南登封市北）。法国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卷首之李筌《进书表》，内有“伏惟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陛下龙德在天之明……臣也书生，喜抱尧日”之句，末署“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李筌进表”（转引自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这表明，李筌在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时，仍是尚未出仕做官的平民百姓。北宋太宗（赵炅）朝平章事李昉奉敕编纂的《太平广记》卷63《女仙八•骊山姥》引《集仙传》称李筌曾“仕为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而唐懿宗（李漼）时期自号“五云溪人”的范撼所著《云溪友议》卷上《南阳录》则称：“李筌郎中为荆南节度判官，集《阃外春秋》十卷”，“后为邓州刺史”。可见，晚唐人范摅所叙李筌之官职与北宋初李昉所引据的说法略有差异。对此，我国近代著名学者余嘉锡曾考证指明：“范摅究为唐时人，其叙李筌官爵，应大致不误。岂笙撰《阃外春秋》时尚为布衣，后乃出仕，由节度判官历任州郡，入为郎中，而摅特误记其著书之时欤？要之，之初仕荆南，后官刺史，唐人固有记载，不仅见于《集仙传》也。”（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11《太白阴经》，中华书局1980年5月第1版）显而易见，余先生之此一颇有说服力的考论，乃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李筌其人其事，提供了有益帮助。
经查，五代后晋刘昫的《旧唐书•地理志二》所载之“山南东道荆州江陵府”条称：唐代置荆南节度使是在唐肃宗（李亨）至德间（公元756—757年）之后，而该书之“山南东道邓州”条则称：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曾改隋朝南阳郡为邓州，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又改回南阳郡，至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乃复为邓州。据此可知，李筌之出仕为官，先为荆南节度副使或荆南节度判官，后为邓州刺史，很可能是在唐肃宗李亨执政时期（公元756—761年）。所以，《集仙传》、《云溪友议》所载之李筌官职和余嘉锡的考证推论，大体上应是符合李筌经历的实际情况。唐末五代初人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称李筌“有相业，著《中台志》十卷”（转引自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14《神仙十四•李筌》）；又据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下《职官类》著录李筌所著《中台志》一书时，指明该书“起殷周，迄隋唐，纂辅相邪正之迹，分皇、王、霸、乱、亡五类，以为鉴戒。唐相李林甫、陈希烈附皇道，上元中乃自表天宝初迫以缀名云”。我们从“筌上元中乃自表”的字样中可以看出，李筌在唐肃宗上元间（公元760—761年），仍然身居官职。但此后，李筌或仕或隐，已无法确考，或许正如杜光庭之《神仙感遇传》所言，李筌“竟入名山访道，不知所终”。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今传本《太白阴经》（即清道光年间钱熙祚校注的《守山阁丛书》本）卷前依次附有所谓李筌的“自序”和“进书表”，“序”末作“唐永泰四年秋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表”末又称“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议大夫持节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上表”。我们知道，永泰，系唐代宗李豫（唐肃宗李亨之子）的年号，但永泰并无“四年”，因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十一月已改元为“大历”，“序”末所称“永泰四年”实际应是“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乾元，系唐肃宗李亨的年号，“表”末所谓“乾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59年。观此“序”、“表”之所署时间不难发现，所谓李写《进书表》在前，时在公元759年；而写《自序》在后，时在公元768年，这一前一后竟相距9年之遥，这显然是不符合通常情理的。由此可见，此“序”、“表”实系后人之伪托。诚如近代著名考据学家罗振玉所说：此“‘序’、‘表’文辞鄙拙，当是伪托”（见罗氏敦煌本《《画外春秋》跋》），也如余嘉锡所论：“此书自‘序’及‘表’文，固出后人伪造无疑。”（见余氏《四库提要辨证•太白阴经》）其实，清人钱熙祚在刊刻《守山阁丛书》而收录《太白阴经》时，即曾对所谓的李筌《太白阴经》之“自序”和“进书表”两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校注指出“旧抄无此序，张刻本有之”（按：钱氏这里所说的“张刻本”，是指清嘉庆间进士张海鹏辑刊的《墨海金壶》本《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说“张刻本无此表，今依旧抄本”，并说对“序”、“表”二文“今姑存以俟考”，表明了钱氏对“序”、“表”二文的质疑态度及其“姑存以俟考"的目的性。而上述罗、余二位学者对此问题的考证结论，恰是对钱说的最好注脚和说明。据此，本书既不附录此“序”、“表”之全文，也不引述其二文的内容。
李筌一生著述颇多，而尤以兵学著作为丰。唐末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传》盛赞“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经》十卷”（按：“经”字原文误作“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太白阴经》考证确认：此为“传写讹一字也”。笔者今从径改）。李筌现传世的兵学著作除了《太白阴经》之外，还有《阃外春秋》十卷（残本）、《注孙子》三卷、《阴符经疏》三卷。而见于史籍著录的还有：《青囊括》一卷（见《新唐书•艺文志》），《彭门玉帐歌》三卷、《军旅指归》三卷（均见《宋史•艺文志》）等多种兵学著作，但可惜早已散佚失传。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定，李筌堪称是军事造诣颇深、兵学著作颇丰的唐代兵学家。
二、《太白阴经》书名演化、版本源流及各卷基本内容
李筌所撰之《太白阴经》，又名《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太白者，星名也，亦称“金星”，我国古代星象家有“太白主军戎杀伐”之说，故李筌取名之为《太白阴经》、以为用兵者所应隐密遵循之韬略经法。李筌《太白阴经》一书，最早是以此书名而见载于唐末五代初道人杜光庭的《神仙感遇传》。其后，北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元代脱脱等的《宋史》，都分别在其《艺文志•兵书类》中以《太白阴经》一名而加以著录。但是，到了明代万历末年，经藏书家毛晋及其家人以手抄本之《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而存入其汲古阁之后，李筌之本名为《太白阴经》一书，则多以《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一名而流行于世。从《太白阴经》四字书名而变为《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八字书名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明代以后的学者对唐代李筌《太白阴经》一书的兵学性质及其“神机制敌”作用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经查，该书现有明毛晋的《汲古阁》抄本、清钱曾的《述古堂书目》抄本、清内府抄本等多种抄本，以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嘉庆年间张海鹏《墨海金壶》本、清道光年间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校注本、清咸丰年间庄肇麟《长恩书室丛书》本等多种清代刊刻本存世。其中，以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校注之刊本为最善；1988年10月，解放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将清钱熙祚《守山阁丛书》校刻本之《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影印而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出版发行。
《太白阴经》全书共十卷、99篇，约8万字。综观《太白阴经》可以看出，其内容十分繁富。大凡人谋筹策、攻守作战、营垒阵图、武器装备、屯田战马、军仪典制、公文程式、人马医护、祭祀占卜等涉及古代军事与战争的诸多问题，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堪称唐代唯一存世的一部卷帙厚重、内容丰富的综合性兵学专著。全书按卷帙顺序归类，其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1.第一、二卷分别为《人谋上》和《人谋下》，共24篇，其中：《人谋上》10篇，《人谋下》14篇。这两卷的内容，主要是作者依据前人论兵理论，特别是取材于《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先秦兵家经典，进一步阐述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的重要观点，是全书主要体现作者的战争观、国防战略、选任将帅及治军用兵思想的部分。
2.第三卷《杂仪类》，共10篇，多记述古代军制礼仪、军将选拔及其僚属编成等内容。其中，《授钺篇》引述《六韬•龙韬•立将》的内容，着重阐发君主举行命将出师的仪式和论述“兵权专一”的重要性。《部署篇》取材于古兵书《握奇经》，阐述部队的作战编成体制。《将军篇》、《阵将篇》、《队将篇》、《马将篇》四篇基本上按照唐代军制论述步骑军将及其僚属编成和各类将领选拔标准。《鉴人篇》讲察言观色的“相面术”，实系非科学性的唯心主义糟粕。《相马篇》主要介绍古代选择战马的实践经验，有一定科学性。《誓众军令篇》着重阐述古代兴兵作战举行誓师仪式和发布军法律令的意义与作用。《关塞四夷篇》主要介绍唐代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兵要地志情况。
3.第四卷《战具类》，共8篇，主要记述唐代城邑攻防、水陆战守所常使用的主要兵器、装备和器材。
4.第五卷《预备》，共20篇，主要记述唐代国防设施、部队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及其相关的典章制度。
5.第六卷《阵图》，共10篇，主要依据《握奇经》的阵法图解，附会五行、八卦之说，而推导出多种营阵布列之法。
6.第七卷，有三类内容共9篇，其中：一是《祭文》类6篇，主要记述古代出师行军的各种祭祀性文告格式，其文字内容虽具有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激励军队斗志和威慑降服敌人，具有一定客观作用。二是《捷书》类1篇，内容讲古代军情战报书写格式。三是《药方》类2篇，记述古代军队士卒与马匹的常见病及其用药治疗验方，有一定的科学性。
7.第八卷《杂占》类11篇，主要记述古代占星术问题，即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等天象的变化，来占卜人间世事之吉凶福祸。本卷所列诸多占星内容，既带浓厚的迷信色彩，又保存了不少古代天文科学知识，此种融迷信与科学为一体的著述形式，恰是本卷的一个鲜明特点。
8.第九卷《遁甲篇》，主要记述和介绍古代奇门遁甲术产生的源头、有关术语涵义以及占课推演方法。唐代兵学家李筌是把奇门遁甲术引入兵学范畴的第一人。
9.第十卷《杂式》类共6篇，主要记述和介绍古代利用式盘、龟甲占卜吉凶方法以及观察地形、环境以测断吉凶休咎的堪舆术（俗称“风水术”）。显而易见，这部分内容也存在浓重的迷信色彩。
三、《太白阴经》主要军事思想
《太白阴经》在充分继承前人论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唐代军事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古代战争、国防、治军、作战等重大军事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刻系统的论述，并对某些问题的阐发作出了创新性的发展。
（一）关于战争问题的思想观点
《太白阴经》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思想观点，主要涉及战争的目的、性质和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等方面。
李筌认为，实施战争是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推行“道德仁义”之政为根本目的。他强调政治高于军事，以政治争取达成不战而胜，乃是用兵之最上策。作者以道家与儒家所共同倡导的“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此处之“伯”通“霸”）有天下，君子不取。”又说：“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以上诸多引文均见《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善师篇第十一》）显而易见，该书作者视执“道德仁义”之兵为正义之师，而视行“阴谋逆德”之兵为不义之师。基于对战争之目的和性质的这种立场鲜明的认识，李筌又进一步指出：“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以力胜者强。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人主之道信其然也矣。”（卷一《人谋上•主有道德篇第四》）这就是说，作者认为，以“力”取胜的“强兵”和以“谋”取胜的“伯兵”，虽然都有可能逞强称霸于一时，但最终都将归于失败灭亡，而唯有以“道德仁义”取胜的“帝王之兵”，才能真正无敌于天下，永葆其胜利地位。李筌在其《太白阴经》卷八《杂占总序》中，再次强调指出：“盖天道助顺，所以存而不亡。若将贤士锐，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何患乎天文哉！”作者认为，只要是正义战争，不必忧虑天文星象如何显现，是一定能够获得胜利的；否则，丧失战争的正义性质，即使是依靠占星望气而“欲幸其胜，未之有也”。毋庸置疑，这是颇有见地的正确思想观点。
在阶级社会中，战争始终是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的。因此，对于战争之目的和性质的认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是有不同的认识标准和对待态度的。尽管《太白阴经》的作者对此问题的认识，是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其出发点，因而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唐代“开元盛世”的历史时期，作者李强调政治高于军事，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质，在观察和处理战争问题上，主张以推行“道德仁义”之政为目的，以政治争取为主要手段，尽量避免流血的战争发生的理论观点，不仅在当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在今天对我们努力实现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仍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对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认识上，《太白阴经》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是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事”，即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李荃引述姜太公的话指明：“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祀而得福。”（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篇第一》）这就是说，选拔贤才使用能人，不择良辰吉日事情也会顺利完成；严明法制审行号令，不用占筮卜卦事情也会吉祥如意；尊贵有功优赏勋劳，不必祭祀祈祷也会获得幸福快乐。总之，在李荃看来，只要通过人事努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相反，那些“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同上）等诸多放弃人事努力，而专靠迷信占卜以求鬼神保佑的人，只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由此，李荃得出结论说：“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夫如是，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同上）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的因素，而非决定于“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的“天道鬼神”。显而易见，李筌关于战争胜负取决于人事而非天道鬼神的观点，乃是对《孙子兵法》唯物主义战争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决定战争胜负因素的认识上，《太白阴经》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地理条件对战争胜负固然有影响，但它并不是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作者李筌首先承认，地理条件对作战的重要性，指出"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卷二《人谋下•地势篇第十九》），强调在对敌作战中要善于利用各种有利地形以克敌制胜。但是，李筌不是唯地形条件决定论者，他明确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是人，是人的政治素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巧妙运用，而不是单纯的地理条件；地理条件在对敌作战中只起一定的辅助作用，不可以完全作为战争胜负的凭恃。所以他说：“地理者，兵之助，犹天时不可恃也。”（卷一《人谋上•地无险阻篇第二》）为了进一步说明天时、地利不可完全凭恃的道理，李筌还以历史上许多国家地理条件优越，但因最高统治者昏庸无道，而最终导致战争失败、国家灭亡为例，深入分析和强调指出:“天时不能祐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同上）十分明显，这既是作者李筌对人的因素、政治因素在战争中决定性作用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历史上持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有力批判。李筌此一思想观点，不但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这对我们今天认识地理条件对作战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关于国防问题的思想观点
在国防建设问题上，李筌极力倡导“富国强兵”的国防战略思想。他认为，要想把国家搞得富强起来，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奖励农战，因而提出了“人主恃农战而尊”（卷五《预备•屯田篇第五十九》）的战略主张。这实际是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提出的“耕战”思想在唐代的进一步运用与发展。李筌认为，要实现“人主恃农战而尊”的国家战略地位，应从两个方面交替做起：一是在“兴兵伐叛”的战争时期，要实行“武爵”制度以奖励军功；一是在“按兵务农”的和平时期，要劝课农桑以发展生产，做到“使士卒出无余力，入有余粮”（同上）。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断地交替做好以上两点，才能使国家保持“兴兵而胜敌，按兵而国富”（同上）的强大国防实力。
《太白阴经》在阐述国防战略思想过程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批判了那种认为只有富强的国家才能在战争中取胜，而贫弱的国家只能听任大国摆布的形而上学的宿命论观点，提出了国家的强弱并非不可改变的重要思想。李筌指出，有些泥古守旧的读书人认为“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是则小国之君无伯王之业，万乘之主无破亡之兆”（卷一《人谋上•术有阴谋篇第八》）。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论调，作者李筌以充分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力批驳，指出“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同上），但是，由于弱小的汤、周、越各自采取了“阴倾之术，夜行之道，文武之教”（同上）等行之有效的政略战略措施，最终分别战胜了强大的夏、殷、吴三国。这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历史上那种所谓“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主观努力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正确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李筌还以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进一步分析指明，国家的强与弱、富与贫，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执政者（即发挥“人”的因素之作用的组织指挥者）实行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真正做到“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乃可富强”（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第五》）。李筌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指出：所谓“乘天之时”，并非是坐等天道恩赐，而是指不违农时，真正做到“春植谷，秋植麦，夏长成，冬备藏”，尽量发挥劳动者在四季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所谓“因地之利”，并非是专靠土地的肥沃和地形的险要，而是指要积极“饬力以长地之财”，调动全国各地的物力，切实做到物尽其用；只要真正做到“地诚任”，充分发挥“地利”的作用，就“不患无财”，并能做好“用资军实”以解决资助军队器用粮饷问题；只要解决“器用不备”的问题，就能消除“人不足于食”的温饱困难；只要发展各地"商旅"事业，就能消除“人不足于财”的贫穷局面；只要发挥“山海之利”以“通四方之珍异”，就能搞好“以有易无”，活跃市场经济。所谓“用人之力”，是指全面发挥“农夫”、“女功”等一切劳动者的主观能动作用，真正做到“人诚用”，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去努力创造和积累社会物质财富，这样，不仅可以防止人们因懒惰和奢侈所造成的贫困落后局面，并且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而“不畏强御”，不再害怕抵御外来强敌的进攻。
总之，在李筌看来，只要坚持“恃农战而尊”的国防战略方针，切实做到顺乎天道，不违农时，发展生产；因地之利，物尽其用；任人之力，人尽其智，就可以使国家变贫为富、变弱为强。所以，李筌再次强调指出：“故知伯王之业，非智不战，非农不赡，过此以往而致富强者，未之有也。”（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第五》）应当说，李筌的这一辩证认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思想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治国安邦，实现富国强兵伟大战略目标，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关于治军问题的思想观点
《太白阴经》关于治军方面的思想观点，是比较丰富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知人善任的选才任将思想
《太白阴经》的作者李筌，在其依据《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而阐述将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时，指出：“将者，国之辅，辅周则国强，辅隙则国弱，是为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不可不察也。”（卷二《人谋下•鉴才篇第二十四》）既然将帅的作用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强弱与安危，那么，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来担当将帅之职，便成为《太白阴经》一书非常重视并着力探讨的问题。李筌把人才分为两类：一类是全面发展的“通才”，另一类是具有某种专长的“偏才”。他强调要选拔“通才”担当将帅之职，指出：“夫聪明秀出之谓英，胆力过人之谓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不能果敢，雄不能智谋。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卷二《人谋下•鉴才篇第二十四》）他据此而认为，仅有过人的胆量，或者仅有超人的智谋的人，都不过是一种“偏才”，而“偏才，未足以言大将军”；只有那种“能柔能刚，能翕能张，能英而有勇，能雄而有谋，圆而能转，环而无端，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于天下”的“通才”，方“可以为大将军”（同上），担当将帅之职。应当说，李筌此种高标准严要求的将帅观，不仅符合封建社会的军事与战争发展的实际需要，即使在今天实施富国强军战略中，对于我们培养和选拔高端军事人才来说，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筌在强调选拔智勇双全的“通才”担任将帅的同时，也很注重从治军与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拔具有某种特长的专门军事人才。作者已经认识到，实际生活中，真正的“通才”毕竟是很少的、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往往多是有其所擅长的方面，因而便有各种不尽相同专长的人才。作者李筌在列举了十种不同专长的人才之后，强调“任人之道”就是依据实际需要选拔各种军事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专长。他说：“夫十士（指十种不同专长的人才）之用，必尽其才，任其道。计谋使智能之士；谈说使辩说之士；离亲间疏，使间谍之士；深入诸侯之境，使乡导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锋捕虏，守危攻强，使猛毅之士；掩袭侵掠，使 蹻捷之士；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破坚陷刚，使巨力之士；诳愚惑痴，使技术之士。此谓任才之道，选士之术也。”（卷二《人谋下•选士篇第十六》）也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军事任务和作战需求，来选拔和使用不同专长的军事人才（亦即“偏才”）。应当说，李筌的此种思想观点，是正确而值得肯定的。
李筌强调指出：此“任才之道”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三王之后，五伯之辟，得其道而兴，失其道而亡。兴亡之道，不在人主聪明文思，在乎选能之当其才也”（卷二《人谋下•选士篇第十六》）。作者还在同书卷一《人谋下•贤有遇时篇第六》中，反复阐述这样的道理：国家的兴废，关键不在于兵强、地广、人多、国富，而在于人主能否识别贤才和任用贤才，只有人主在识贤用贤问题上，有非常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主见，使贤任能不失其时，才能做到国富兵强而成就王霸之业。他说：“明君之心，如明鉴，如澄泉，圆明于中，形物于外，则使贤任能，不失其时；若非心之见，非智之知，因人之视，借人之听，其犹眩耄叟以，聒聋夫以韶漠，玄黄、宫徵无贯于心，欲求得人而幸其伯，未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兴，三王失其道而废，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在同卷《人谋上•将有智谋篇第七》中，李筌又列举诸多具体史例论证了“使贤任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他说：“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诸侯，汉任张良、陈平之智而灭项籍，光武任寇恂、冯异之智而降樊崇，曹公任许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绍，孙权任周瑜、鲁肃之智而败魏武，刘备任诸葛亮之智而王西蜀，晋任杜预、王济之智而平吴，苻坚任王猛之智而定八表之众，石勒任张宾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师，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挫高欢之锐，梁任王僧辩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频之智而面缚陈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败颉利可汗。”由此，李筌得出结论说：“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见解，值得后人借鉴。
选才任将问题，既然是关系到国家兴废存亡的大事，那么，实践中掌握什么样的原则，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任才之道”呢？李筌认为，选才任将的正确原则，应当是对人才先行考察而后任用，而不能先任用而后考察。因为，“先察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卷二《人谋下•鉴才篇第二十四》）。他认为，人主要做到善用将才，首先必须善于知人，善于考察和识别人才。为此，李筌独辟《鉴才篇》对人主如何考察和识别人才的问题做了专门论述。这在唐代以前是不多见的。李筌指出：“明主所以择人者，阅其才通而周，鉴其貌厚而贵，察其心真而明，居高而远望，徐视而审听，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极，若泉之深不可测。然后，审其贤愚以言辞，择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显而易见，李筌上述之所论，既阐明了人主实施“任才之道”所应遵循的正确原则，也论述了人主选才任将所须采用的方式方法，这是十分难得的。李筌还认为，考察和识别不同的人才，要采用不同的观察方法和测试内容。例如，“择圣以道，择贤以德，择智以谋，择勇以力，择贪以利，择奸以隙，择愚以危。事或同而观其道，或异而观其德，或权变而观其谋，或攻取而观其勇”，等等。李筌强调指出，选才任将是治军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因此，必须常抓不懈，切实做到“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举贤不离于口”。他认为，只有君臣上下齐心协力，经常抓好选才任将这项工作，才能确保国家长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