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筌开篇伊始，便依据《孙子兵法•势篇》所阐述的“势论”思想观点，从分析“兵”与“地”二者的相互关系入手，深刻揭示了“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的辩证道理。作者首先指出：“善战者，以地强，以势胜，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奚者，地势然也。”在李筌看来，险要的地势如能被部队所充分利用，那么，就可以形成如同从千仞山顶向下推转圆石那样的巨大冲击力量，向着敌人猛烈攻击。为了说明地理态势对用兵作战的这种作用力量，李筌以地势与圆石二者的相互关系作比喻，进一步分析指出：“千仞者，险之地；圆石者，转之势也。地无千仞，而有圆石，置之旅塘之中，则不能复转；地有千仞，而无圆石，投之方棱偏匾，则不能复移。地不因险，不能转圆石；石不因圆，不能赴深露。”显而易见，李筌认为，千仞高的险要地势与易于转动的圆石之间，唯有二者互为条件并发生关联的时候，才能将其内在潜藏的巨大“势能”释放出来而转化成巨大的冲击力量。否则，或地无千仞之险，虽有圆石，但若将其放在低洼的泥塘之中，它也不会转动而形成“势能”力量；或地虽有千仞之险，但无圆石置于其上，而投之以方正有棱或扁平不圆的片石，它也不会转动而把潜藏的“势能”释放出来变成巨大冲击力量。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险要的地势是客观存在的地表形态，而能否善于利用并发挥险要地势的作用，则是用兵者主观上的指导艺术问题。只有用兵者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而充分利用此种险要地形条件，把“兵”与“地”二者紧密联系起来而做出符合实战需要的作战方略并加以实施的时候，才能获得"以地强，以势胜"的最佳战果。所以，作者李筌得出结论说："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应当说，李筌此种以“千仞”地势与“圆石”滚动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作比喻，深刻地阐明了“兵”与“地”二者互为作用的辩证观点，比孙子的有关论述更加生动形象，更富有哲理性。显而易见，李筌的此一思想观点，无疑是对孙子“势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孙武在其《孙子兵法•九地篇》中，从战略地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种战场情况及其相关的作战指导原则。李筌在本篇不但完全继承了孙子的“九地”说，而且重申并进一步论述了《孙子兵法•九变篇》中所提出的某些重要用兵原则。他说：“城有所不攻，计不合也；地有所不争，未见利也；君命有所不听，不便事也。”李筌这里所讲的“不攻”、“不争”、“不听”的“三不”原则，是《孙子兵法•九变篇》所论“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之“五不”指导原则中的“三不”原则。孙子虽然提出了“五不”指导原则，但并没有作具体阐释，李筌虽只重申了其中的“三不”原则，却逐一阐明了各自的道理和缘由，使人读后十分明了此“三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颇有新义之感。应当说，这是李筌对孙子所论用兵原则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李筌于篇末强调指出：“凡地之势，三军之权，良将行之，智将遵之，而旅将非之，欲幸全胜，飞龟舞蛇，未之有也。”作者这里所讲的“三军之权”的“权”，义谓重要或轻重所在的意思，引申谓关键。他认为，充分利用并发挥不可或缺的地理态势对用兵作战的重要作用，是为“良将”所实行、为“智将”所遵循的指导原则；然而却为众多平庸之将领所置而不用，他们违背这一重要指导原则而企图侥幸赢得战争的完全胜利，此种做法，就如同让龟蛇类爬行动物飞舞起来一样，是从来都不可能有的事情。应当说，李筌的这一认识是完全符合孙子“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和“知彼知己，胜乃不怠；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见《孙子兵法•地形篇》）的思想观点的。
历史的经验表明，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地域中进行的。因此，任何战争无一不受地理条件的影响和制约。战争的实践经验证明，得“地利”者得胜利，失“地利”者遭失败。这在战争史上是不乏其例的。例如，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三月，李世民亲率唐军包围了雄踞洛阳称郑帝的王世充；就在洛阳即将陷入粮尽城危之际，在河北称夏王的窦建德应王世充求援之请，率领十万大军南下进至虎牢之东，严重威胁围攻洛阳的唐军侧后安全。面对此种突如其来的新情况，李世民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果断运用“围城打援”的作战方略，一面留兵继续围困洛阳，一面亲率精兵一部迅速东进，抢先占领了虎牢关，并凭据虎牢险要的有利地势，采取避锐击惰、奇兵突袭、内外夹击的巧妙战法，一举歼灭窦军，生俘了窦建德。而后，迅速回攻洛阳，迫降了王世充。从而创造了依据有利地理条件，取得围城打援而一举两克的成功战例。相反，十六国时期的南燕却成为弃险不守而败军亡国的典型实例。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四月，晋将刘裕率兵十万北攻南燕，仅八个月时间就灭亡了南燕。南燕的灭亡，除了政治上的腐败和内部不团结等原因外，在战略上犯了弃险不守、纵敌深入的错误，是其失败的直接而重要原因。它从反面证明了失去有利地形条件导致军败国亡的严重后果。当时，晋军北进，必经大岘山（位于今山东临朐东南）险要地带。据明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称：此山十分险要，山高七十余丈，周围二十里，其上有穆陵关，路狭仅容一辆车通行，向称“齐南天险”。这无疑是南燕抗御东晋军北进而不可弃守的战略要地。倘若燕帝慕容超能够倾听并采纳征虏将军公孙五楼“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见《晋书•慕容超载记》）的正确建议，在以重兵扼守大岘山险要地势的同时，再伺机派出“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缘山东下”，给晋军以“腹背击之”（同上）。这样，不仅可以阻滞晋军长驱直入，而且通过据险持久疲敌以消耗晋军，还有反攻取胜的可能。但是，刚愎自用的慕容超，拒不采纳正确建议，一意孤行，弃险不守，纵敌深入，最终落得了国破身亡的可悲下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竟如此冥顽不化而致国破身亡的结局，此中之惨痛教训，岂不发人深省？！
兵形篇第二十
[原文]
经曰：夫兵①之兴也，有形有神②。旗帜金革③依于形，智谋计事④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形诳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观其形不见其神，见其神不见其事。
以是参之⑤，曳柴扬尘⑥，形其众也；减灶灭火⑦，形其寡也；勇而无刚，当敌⑧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泽之险，无所不至⑨，形其进也；油幕冠树⑩，形其强也；偃旗息鼓，寂若无人⑪，形其弱也。故曰：兵形⑫象陶人之埏土⑬，凫氏⑭之冶金，为方为圆，或钟或鼎，金土无常性⑮，因工以立名；战阵无常势⑯，因敌以为形。
故兵之极⑰，至于无形；无形则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也。
[注释]
①兵：本谓兵器，兵卒。但本篇这里指战争，作战。
②有形有神：有形，指战争可为感官能够直接感觉到的外在表现形态。有神，指战争为感官所不能直接觉察到的内在无形的精神智谋。
③金革：本篇这里指军械装备。金，戈兵之属；革，甲胄之属。
④计事：谓计议大事或谋事划策。
⑤参之：参，谓检验；考索验证。之，代词，指下面所列事例。
⑥曳柴扬尘：古代战争中一种诈敌的作战方法。即以车曳（读yè，意谓拖拉）柴起尘，造成众军奔驰的假象以迷惑敌人。例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载春秋时期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晋下军主将栾枝，为了配合右翼上军主将狐毛伪装后退而引诱当面的楚左军出击之计，也在阵后拖曳树枝而扬起尘土，佯示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以诱楚右军出击。楚军统帅子玉不察实情，下令楚全军实施追击，结果上了晋军“诱敌深入”之当，致使楚左、右两军在晋军合力夹击下，大部被歼，少数溃退。子玉见此急忙收军，虽然保全了中军，但他本人退至连谷（今河南西华县南）自杀而死（说见《史记•晋世家》，但同书《楚世家》则称“成公怒，诛子玉”）。
⑦减灶灭火：亦为古代战争中一种诈敌战法。即以减灶示弱之法诱使敌人上当。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载战国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孙膑，在马陵地区对魏军将领庞涓的作战中采用“减灶灭火”之计，歼灭了追击中的魏军，迫使魏军主将庞涓自杀身死。
⑧当敌：谓面对敌人。
⑨斥山泽之险，无所不至：此为春秋时期周灵王十七年（前555年）晋齐巫山之战中，晋军所采用的侦察布阵战法。据《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施而疏陈之。”李筌本篇这里将原文“虽所不至”句中的“虽”改为“无”，此乃转意而用。斥，探测，侦察。山泽，谓山林和川泽，亦泛指山野。句义谓探测侦察山林川泽等险要地方，没有不到之处。
⑩油幕冠树：油幕，指涂了油彩的帐幕。冠，覆盖。
⑪偃旗息鼓，寂若无人：语出《梁书•王僧辩传》。此为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将王僧辩在平定侯景叛乱作战中，所采取的隐蔽自己军事行动的一种战法。句义谓放倒军旗，停敲战鼓，寂静得如同无人一样。
⑫兵形：指用兵作战的方式方法。据郭化若《孙子今译•虚实篇》注云：“兵形，即作战方式，怎么打法的意思。”
⑬陶人之埏土：语出《荀子•性恶篇》。陶人，指烧制陶器的匠人。埏（读shān）土，谓用水和土而制作陶器。
⑭凫（fú）氏：为西周时代职掌冶金制钟的官名。
⑮常性：通常指事物的本性或曰一定的规律性。本篇这里指固定形态。
⑯常势：固定不变的形势或曰固定态势。
⑰“故兵之极”句以下至篇末诸句：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个别文字略异。
[译文]
经典上说：战争的兴起运作，有其外在表现状态的“形”，也有其内在深藏不露的“神”。军队的旗帜、武器和装备，是依赖于“形”而存在；将帅运筹帷幄的智谋计事，是依赖于“神”的作用。
战胜敌人攻取城邑，是“形”的事情，但其效用却存在于“神”；运用虚实变化之术，是“神”的功能，但其作用却表现在“形”。“形”所表现是粗大有状而容易看见，“神”所反映是细密无形而不易看见；"形"没有什么事物而不可反映，“神”没有什么事物而不能洞察。“形”以逛骗迷惑的方式服务于外，“神”以隐秘周全的方式服务于内。能够看见其外"形"表现的，不能看见其内在“神”的智谋；能够看见其内在“神”的智谋的，不能看见其外在“形”的表现。
用上述这种观点来检验战争的实践情况，可以明显看到：用战车拖曳树枝飞驰而扬起尘埃，是用“示形”之法伪装军队众多之状以迷惑敌人；采用逐日减少锅灶之法，是用以伪装士卒日益减员之状欺骗敌人；交战中虽然勇猛但不坚强持久，面对敌人而迅速撤离，是以示形伪装后退之状以欺骗敌人；探察山林川泽之险，没有不到之处，是示形伪装进攻之状以迷惑敌人；用油彩涂过帐幕覆盖在树丛之上，是示形伪装阵容强大之状以逗骗敌人；放倒军旗，停敲战鼓，寂静得如同无人，是示形伪装兵力弱小之状以迷惑敌人。因此说，用兵作战的方式方法，就像制陶工匠以水和泥、制钟之人冶炼金属一样，可以把陶器做成方的或圆的，可以把金属铸成钟或者鼎。金属和泥土是没有固定形状的，它是依据人工制成的样子来命名的；与敌交战对阵也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的，它是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作战方式方法的。
所以，作战中的“示形”之法运用到极其巧妙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不露任何行迹；不露任何行迹时，即使有深藏的间谍也窥察不到我军的企图，再聪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军的谋略方法。根据敌情变化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即便把制敌取胜的办法摆在敌人面前，众人仍然不能看出其中的奥妙；人们只能知道我军用以战胜敌人的作战方式方法，但却不能知道我军是怎样灵活运用这些方式方法取胜的。作战方式方法的“形”，如果不依赖于“神”的智谋的灵活运用，就不能产生变化不同的各种战法；“神”的智谋，如果不依据敌情的实际来制定，就不能成为制敌取胜的有效计策。因此，正如水流是随着地势的不同而变化其形态一样，用兵打仗也是根据不同的敌情而制定其相应的取胜方针谋略的。
[解说]
《兵形篇》是《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之第十篇。该篇是作者李筌以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从分析“形”与“神”二者的相互关系入手，着重阐述用兵打仗中的军事实力与军事谋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的重要篇章。
形神，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专门论述“形体”与“精神”的相互关系与作用问题。在我国哲学史上，给这一对哲学范畴以明确唯物主义回答的，当首推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他说：“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见《荀子•天论篇》）明确肯定先有形体后有精神，从而揭示了物质（即“形”）第一性、精神（即“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客观真理。到了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论述道家学说时进一步指出：“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阐明了有思想意识的人而集于一身的“形神”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东汉哲学家桓谭在其《新论•形神》中指明：“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同‘燃’）烛矣。”西汉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则指出：“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体朽，精气散，犹囊橐穿败，粟米弃出也。”（见《论衡•论死篇》）上述我国古代诸多哲学家这些形象生动的论述观点，实际上都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给东汉时期流行的谶纬神秘主义邪说以有力批驳和打击。到了南朝齐梁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在其《神灭论》一书中，从“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形神相即”的根本命题出发，论证了形体与精神是“质”与“用”的关系，亦即“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范缜认为，形与神的关系，如同“刀刃”实体与刀刃的“锋利”作用二者的关系一样、人的精神只是人的形体的一种作用，而形体则是精神所以从属的物质实体，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它是随着形体的存在而存在，随着形体的死亡而散灭。范缜的唯物主义“神灭”论，不仅有力地驳斥了佛教那种认为“人死灵魂不灭”的唯心主义迷信思想，而且对推动后来无神论和反佛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影响作用。
唐代兵学家李筌正是在继承前贤唯物主义思想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运用“形神”这对哲学范畴于军事斗争领域，首开兵家直接从哲学高度来观察和研究战争的物质与精神二者关系的先例。综观《兵形篇》全文，不难看出，李筌运用“形神”这对哲学范畴研究古代战争，主要阐明了如下三个重要思想观点：
一是阐明了战争中的“形”和“神”各自的内涵与实质。李筌开篇伊始，即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夫兵之兴也，有形有神”的重要命题，认为用兵打仗，既离不开“形”，也离不开“神”。那么，何谓军事上的“形”与“神”呢？作者明确指出：“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显而易见，李筌所谓的“形”是指“旗帜金革”之类的有形之物，这实际是指由人和武器装备所构成的军事实力；而其所谓的“神”，则是指“智谋计事”之类无形的精神东西，实质是指由将帅所运筹的“军事谋略”。从哲学唯物论角度来观察，“形”是客观的物质的因素，是具体有形而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而“神”则是主观的精神的因素，是无形而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样，作者便赋予军事上的“形”与“神”以浓厚的哲学色彩，从而形成了《太白阴经》一书论兵的军事哲学特色。李筌坚定地认为，在军事斗争中，唯其做到“有形有神”，形神紧密结合，才可以兴兵打仗，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思想观点。
二是阐明了战争中的“形”与“神”二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特征与作用。关于“形”与“神”二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问题，李筌指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这就是说，作者认为，战胜敌人、攻取城邑，是靠军事实力来实现的（即“形之事”），但军事实力效用的发挥却在于将帅运用谋略以正确组织指挥（即“用在神”）；而巧妙运用虚实变化之术，又是将帅谋略运筹的功能之充分展现（即“神之功”），但将帅谋略运筹功能的展现最终又是通过军事实力来实现的（即“用在形”）。李筌以环环相扣的严密逻辑推理，正确而清楚地揭示了战争中的“形”与“神”二者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唯有真正懂得“形”与“神”这种辩证关系，才能在作战运筹中掌握和运用“虚实变化”之术，从而在军事斗争中达成“战胜攻取”的实战效果。
李筌还对军事领域之“形”与“神”各自的特征及其具体作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说：“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形诳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这可以说是作者对“形”与“神”各自的基本特征及其作用问题的概括阐述之基本观点。李筌所谓之“形粗”，实质是说军事实力的“形”具有外现的可视性，即“旗帜金革”及其兵员士卒是可以看得见的；所谓“神细”，实质是说军事谋略的“神”具有内伏的隐蔽性，即将帅运筹帷幄的“智谋计事”是不可外露而为敌人所知的。这种“形粗”外现的可视性与“神细”内伏的隐蔽性，是作者李筌所论军事领域“形”与“神”二者的基本特征之一。李筌所谓“形无物而不鉴”，是说“形”者无物而不反映；所谓“神无物而不察”，是说“神”者无物而不洞察，“形”与“神”二者以其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共处于战争之“物”中。这是作者李筌所论军事领域“形”与“神”的又一基本特征。李筌所谓“形诳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说的是“形”与“神”各自独特的作用及其表现方式手段：“形”的作用，是以诳骗迷惑为手段服务于战争而表现在外；“神”的作用，是以严密周全的方式服务于战争而隐蔽在内。李筌认为，“形”与“神”二者在战争中的作用若能得以充分而巧妙地发挥，就会呈现“观其形不见其神，见其神不见其事”的状态，从而达到迷惑敌人、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为了进一步论证“形”与“神”在战争中的这种作用，李筌列举了战争史上曾以“示形惑敌”谋略而战胜敌人的事例，诸如春秋时期晋将栾枝运用“曳柴扬尘，形其众”之谋诱敌深入而战胜了楚军、战国时期齐国军师孙膑运用“减灶灭火，形其寡”之谋而消灭了追击中的魏将庞涓，南朝时期梁将王僧辩运用“偃旗息鼓，寂若无人，形其弱”之谋而杀退叛将侯景，等等，有力地验证了“形”与“神”二者在战争中各自独特的作用及其表现方式手段。应当说，李筌此种论证是生动深刻而有说服力的。
三是阐明了“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的辩证道理。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本篇所讲的“形”，李筌所赋予的涵义，除了前面所述是指军事实力外，还指组织指挥兵力对敌作战时所采用的战阵布势以及作战方式方法等有状可见的行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李筌又提出了“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的重要观点。他认为，用兵作战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模式的，正像制陶工匠制作陶器、铸铁工匠制作钟鼎一样，完全是“因工以立名”，即根据实际需要想做什么器物就起什么名字。基于此种认识，李筌进一步指出：“兵之极，至于无形。”意思是说，以谋略用兵达到极妙之境界时，可以不露任何军事行迹。他认为，用兵唯有达到此种“无形”的境界，才能使深藏于内部的间谍无法窥探我军的谋略企图，即使再聪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军的办法来。为达成此种用兵“至于无形”的极致境界，李筌这里重申《孙子兵法•虚实篇》的思想，强调“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更为可贵的是，李筌再一次从“形”与“神”二者相互关系的角度，阐明了“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的辩证道理，从而得出"兵因敌而制胜"的重要用兵指导原则。
从我国现存的浩瀚古代兵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形”的这一概念，最早见之于《孙子兵法•形篇》。从该篇所论内容看，大军事家孙武提出的“形”概念，是指人与武器装备结合的军事实力。就是说，孙子充分认识到军事实力对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没有雄厚的优势军事实力是不可能取得对敌战争胜利的。同时，我们从《孙子兵法》的《计篇》、《谋攻篇》等篇目中，又可看到孙子对军事谋略在战争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意义的精辟论述。但是，孙子并没有把军事谋略升华到主观的精神因素（即“神”）的高度，与军事实力这种客观的物质因素（即“形”）联系起来，从哲学的层面阐明“形”与“神”二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而唐代兵学家李筌，不但看到了军事实力的“形”与军事谋略的“神”二者各自不同的特征和作用，而且从哲学的高度，巧妙运用“形神”这对范畴，深刻阐明了军事实力与军事谋略二者在战争实践中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应当说，这是唐代兵学家李筌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所做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
作战篇第二十一
[原文]
经曰：昔之善战者，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圆则行，方则止。①行者，非能行，而势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势不得不止。
夫战人②者，自斗于其地则散③，投之于死地则战④。散者，非能散，势不得不散；战者，非能战，势不得不战。行止不在于木石，而制在于人；散战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势。此因势而战人也。
夫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见利而起，无利则止。见利乘时，帝王之资。故曰：时之至，间不容息⑤，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见利不失，遭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害。⑥疾雷不及掩耳⑦，卒电不及瞑目⑧；赴之若惊，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战人也。
夫战者，左川泽，右邱陵，背高向下，处生击死⑨，此平地之战人也。逼敌无近于水，彼知不免，致死⑩拒我，困兽犹斗⑪，蜂虿有毒⑫，况于人乎？令其半济而击之，前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⑬敌逆水而来，迎之于水内。此水上之战人也。
左右山陵，奚谷险狭，与敌相遇，我则金鼓蔽山⑭，旗帜依林⑮，登高远斥⑯，出没人马。此山谷之战人也。
势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陆者，战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⑰，砉然⑱而无滞霤⑲；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⑳
[注释]
①“昔之善战者”至“方则止”诸句：语出《孙子兵法•势篇》，但本篇这里是摘要引录。木石，即木头和石头。
②战人：语出《孙子兵法•势篇》。此谓统率部众与敌作战。（说见杨炳安《孙子会笺•势篇》）
③自斗于其地则散：语本《孙子兵法•九地篇》“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之义。
④投之于死地则战：语本《孙子兵法•九地篇》“死地则战”之义。
⑤间不容息：谓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通常用以形容时间短暂急促。
⑥“见利不失，遭时不疑”至“反受其害”诸句：语出《六韬•龙韬•军势》。遭时，《六韬》原作“遇时”，义同。其害，《六韬》原作“其殃”，义同。
⑦“疾雷不及掩耳”至“用之若狂”诸句：语出《六韬•龙韬•军势》。疾雷，急遽发出的雷声。通常用以形容事情来得突然。
⑧卒电不及瞑目：卒电（cù—），《六韬》原作“迅电”，义同，谓突然闪电。瞑目（míng —），闭目，合上眼睛。
⑨处生击死：谓据于生地而攻击处于死地之敌。生，指地势高的地方；死，指地势低的地方。说见《淮南子•地形训》：“高者为生，下者为死。”
⑩致死：义同“至死”，谓到死不变。致，这里通“至”。
⑪困兽犹斗：语出《左传•定公四年》。句义谓被围困的野兽仍然拼命搏斗。比喻处于绝境之中仍作竭力挣扎。
⑫蜂虿有毒：语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虿（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
⑬“令其半济而击之”至“蔑有斗心”诸句：语本《左传•定公四年》。半济，指渡河渡过一半。蔑，无，没有。斗心，犹“斗志”。
⑭金鼓蔽山：指金鼓之声响彻山野，形容兵阵之盛。金鼓，本指锣和鼓，这里指战鼓。古代作战，击鼓进兵，鸣金（敲锣）收兵。蔽，覆盖，遮掩，这里可作“响彻”解。
⑮旗帜依林：指旗帜遍插林中，形容兵阵之盛。
⑯斥：瞭望，侦察。
⑰建瓴水于高宇之上：语本《史记•高祖本纪》。意思是从高屋脊上倾倒瓶中之水。形容居高临下、难以阻挡之势。瓴（líng），陶制似瓶的容器。
⑱砉然（huā—）： 象声词。常用以形容急促的破裂声、折断声、开启声、高呼声等。
⑲滞霤：指雨水停留于屋檐上。霤（liù），指屋檐水，亦指屋檐。
⑳“又如破竹”至“无复著手”诸句：语出《晋书•杜预传》。著手，谓动手，用力。
[译文]
经典上说：从前的时候，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指挥作战就像用手转动木头和石头一样灵活自如。木头和石头具有的特性是，圆形的就容易滚动，方形的就容易静止。能够滚动的木头和石头，不是因为它们自身会滚动，而是一种态势使其不得不滚动；能够静止的木头和石头，不是因为它们自身会静止，而是一种态势使其不得不静止。
指挥部队对敌作战，当战斗在自己国土上进行时，士卒由于怀乡恋土就容易离散；把部队投置于死地作战时，士卒由于没有退路就会拼命作战。士卒的离散，不是因为他们本能就离散，而是形势迫使其不得不离散；士卒的拼命，不是因为他们愿意拼命作战，而是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拼命。木头和石头的滚动或静止，原因不在木头和石头本身，而在于控制它们滚动或静止的人；士卒的离散或拼命死战，原因不在士卒本身，而在于制约其离散或死战的战场态势。这就是根据形势而指挥部队对敌作战的原则。
没有见到有利条件就同敌人交战，纵然兵力众多也一定要失败；见到有利条件而与敌人交战，即使兵力寡少也一定会胜利。所谓有利，是指捕捉到了敌人的短处，而发扬了我军之长处。见到对我军有利的时机就兴兵作战，而对我军不利时就按兵不动。见到有利条件而适时把握住有利时机，这是帝王事业赖以成功的资本。因此说，有利时机的到来，其时间之短暂急促都不容有喘息机会，先于有利时机而行动就太过头了，后于有利时机而行动就来不及了。见到有利条件不要失去，遇到有利时机不要迟疑；如果失去有利条件，错过有利时机，反而会遭到危险祸害。（只有做到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才能使部队行动起来）如同迅雷不及掩耳、闪电不及闭目那样猛烈迅速，开进时如同惊马飞驰，战斗时如同猛兽狂奔。这就是依据有利条件和有利时机而指挥部队对敌作战的原则。
对敌作战的时候，左边依据河流沼泽，右边依据丘陵山地，背靠高地而面向平原，可凭据高地之险而向下攻击处于低地之敌。这就是在平原地区指挥部队对敌作战的原则。
迫敌作战时不要将敌人逼近到水边，（如果逼近到水边，）敌人知道不免于一死，就会拼死命抗拒我军。被围困的野兽仍将拼命搏斗，黄蜂和蝎子尚用毒刺螫人，更何况于人呢？如果让敌人渡河而渡过一半时再攻击他们，这样，前面过了河的敌人感到可以逃脱，后边尚未过河的敌人思慕急于渡过，那么，敌人就会争相逃跑而无斗志了。对于逆水向我而来的敌人，我军要迎战并将其击灭于水中。这就是在水上指挥部队对敌作战的战法。
左右两边都是山岳，沟壑深险狭窄，在这里与敌人遭遇时，我军就大敲金鼓使其声响彻野，遍插旗帜于山林之中，（以示我军兵阵之盛；）要登高远望侦察敌情，使人马不断神出鬼没。这就是在山谷地带指挥部队对敌作战的战法。
所谓形势有利，是指对部队作战的便利；山水平陆，是指部队作战所依据的地形。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就是依靠有利形势战胜敌人，依靠地形增强自己力量，依靠智谋计策夺取胜利。这就是凭借有利形势指挥部队对敌作战的原则。这如同从高屋脊上倾倒瓶水一样，哗啦一声直泻而下，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又像刀劈竹子一样，破开数节之后，整个竹子便迎刃自解，不再需要动手用力了。
[解说]
本章以《作战篇》为题，作者李筌从分析作战中的“势”入手，旨在着重论述将帅指挥部队对敌作战应当注意掌握和运用的重要军事原则。综观全篇可以明显看出，作者主要阐明如下两个重要军事原则：
一是“造势任势”的军事原则。
《孙子兵法•势篇》指出：“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显而易见，孙子所讲的“势”，是指“兵势”，也就是说，将帅在凭借强大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战略企图，通过巧妙部署兵力和运用作战方式方法所造成的一种客观作战态势。李筌恰是在继承孙子这一“势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造势任势”这条重要军事原则。作者以木石的“行”与“止”的原因“不在木石，而制在于人”为喻，分析指明了士卒之所以“自斗于其地则散，投之于死地则战”，其原因也不在于士卒自身，“而制在于势”。意思是说，士卒在战斗中之所以会呈现“离散”或者“死战”状态，这是由于将帅通过主观能动作用而创造的那种客观作战态势所制约的结果。从李筌关于“势”既可以使士卒离散，又能够使士卒拼命死战的辩证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作者已经认识到“势”有二重性的特点，亦即“势”有好与不好、有利与不利的两种特性之别。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负有指挥重任的将帅，能否善于创造和运用好的、有利的作战态势，这对军队作战的胜败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和作用。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和运用好的、有利的作战态势呢？李筌强调指出：“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善于用兵打仗的将帅，一要善于依靠便利形势战胜敌人（即“以便胜”），二要善于依靠有利地形增强力量（即“以地强”），三要善于依靠智谋计策夺取胜利（即“以谋取”）。作者认为，将帅如果切实做到了以上这三个“善于依靠”，那么，也就是真正懂得了如何凭借有利态势组织指挥部队对敌作战（即“此势之战人也”），从而就能确保在对敌战争中达成如同“高屋建瓴”之水向下倾泻而表然无阻，如同“破竹数节”之后而迎刃自解的辉煌战果了。显而易见，李筌所论之上述思想观点，是正确而值得肯定的。
二是“见利乘时”的军事原则。
李筌在充分论证“造势任势”重要意义与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战争指导者必须掌握和运用的“见利乘时”这条重要军事原则。他说：“见利乘时，帝王之资。”可见，作者认为，实施“见利乘时”重要军事原则，乃是帝王事业赖以成功的资本。基于此种认识，李筌对何谓“见利乘时”以及怎样实施的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和论述。他首先指出：“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可见，李筌所说的“见利”，就是指利用敌人之短、发扬我军之长。他进一步指出：“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这就充分阐明了将帅在组织指挥部队对敌作战的时候，能否真正实施"见利而战"的作战指导原则，直接关系着战争胜败这一重要道理。据此，李筌强调战争指导者在实施对敌作战中，必须做到“见利而起，无利则止。”唯其如此，才能有胜无败。
李筌在详细阐释“见利”问题之后，又对“乘时”问题做了深刻剖析。作者所讲的“乘时”，就是抓住击敌的有利时机的问题。认为，能否抓住此种有利战机而对敌人适时予以打击，这对战争的胜败至关重要。他说：“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深刻揭示了战机具有来去急匆、稍纵即逝的特点，先于有利时机而行动就太过头了，后于有利时机而行动就来不及了。据此，李筌要求统兵打仗的将帅在捕捉战机问题上，既不可“太过”，也不可“不及”，而要适时准确地抓住到来的有利战机，迅速予敌以狠狠打击。他强调，将帅指挥对敌作战，只有做到“见利不失，遭时不疑”地进攻敌人，才能使部队行动起来如同“疾雷不及掩耳，卒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那样迅猛无敌，从而赢得对敌战争的胜利；反之，“失利后时，反受其害。”这是十分正确的结论。
李筌这里强调的“见利乘时”问题，实质讲的是如何正确选择击敌的战略时机问题。作战时机，特别是决战时机，选择得是否适时有利，将直接关系到战争胜败的结局。在战争史上，因战机选择准确，做到了“见利乘时”，从而赢得战争胜利的比比皆是。魏晋时期的西晋灭吴战争就是最为典型的战例之一。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而建立西晋之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经过十余年的持续稳定发展，使西晋变成“国富兵强”（见《资治通鉴•晋纪二•武帝咸宁五年》）的大国，具备了灭吴的雄厚实力。相反，吴国在末帝昏君孙皓的残暴统治下，出现了“吴之将亡，贤愚所知”（《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第三》裴松之注引《襄阳记》）的衰败局面。晋武帝司马炎正是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下，及时采纳了镇南大将军杜预、中书令张华等人的建议，于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对吴国发动了猛烈进攻。此役，晋军最高统帅晋武帝司马炎在作战指导上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能从敌我双方情况和地理条件的实际出发，采取其父司马昭十六年前提出的灭吴计划的“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见《资治通鉴•魏纪十•元帝景元三年》）的正确作战方针，充分利用长江顺流而下的地理态势，以二十余万大军分六路齐进，给吴国造成不可阻挡的“破竹”之势，从出兵到占领吴都建业（今南京），仅用四个月时间，就灭亡了吴国，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造势任势”和“见利乘时”，是用兵作战所必须遵循的两条带规律性的军事原则，因而也是为历代兵家所积极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能像李筌那样对此两条军事原则给以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既揭示其各自的军事内涵和实质，又阐明其意义、作用以及如何实施等问题者，这在唐代以前并不多见。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唐代兵学家李筌关于“造势任势”和“见利乘时”两条重要军事原则的理论认识，不仅是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对今天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如何创造战胜敌人的强大作战态势，如何正确选择战略时机予敌以有力打击，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攻守篇第二十二
[原文]
经曰：地所以养人②，城所以守地，战所以守城。内得爱焉②，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守不足，攻有余③。力不足者守，力有余者攻。
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料城中之粟，计人日之费，粮多人少，攻而勿围；粮少人多，围而勿攻。力未屈、粟未尽、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④；力屈、粟殚⑤、城坏而不拔者，守之至也。
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三军无使相遇⑥，壮男遇壮女，则费力⑦而奸生；壮女遇老弱，则老使壮悲⑧、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人更虑、壮夫不战。
故曰：善攻者⑨，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注释]
①“地所以养人”以下三句：语出《尉缭子•战威篇》。但《尉缭子》原著每句末均有“也”字。人，原著作“民”，李筌因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而改“民”为“人”。
②“内得爱焉”以下四句：本篇原作“内得爱焉，所以攻”二句。但钱熙祚校注称：“《司马法》云：‘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此下文亦攻守并举，疑‘内得爱焉’之下有脱文。”从本篇以"攻守"为篇题以及文中着力阐述“攻守并举”之文字内容来看，钱说为是。故从钱说以《司马法•仁本篇》补足本篇所脱之引文。
③守不足，攻有余：语本《孙子兵法•形篇》：“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④攻之至：意思是进攻作战中最好的。至，达到极点之谓，多用以形容事物尽善尽美。
⑤殚（dàn）：尽，竭尽。
⑥相遇：相逢，相合。本篇指男女混编一起。
⑦费力：耗费精力。
⑧老使壮悲：谓老年人会使壮年人产生悲哀。
⑨“故曰：善攻者”至“故能为敌之司命”诸句：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但“不知所守”、“不知所攻”二句中的“知”字后面原著皆有“其”字。司命，谓主宰命运，亦指关系命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