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盗:就是挑选一名勇敢敏捷的人,其语言、服饰都与敌人相同,以其盗用敌人的暗号,乘便怀揣火种而潜入敌营中,烧毁敌人囤积的粮草,乘敌混乱而逃出。
火矢:就是挑选那些以臂拉开强弓、射箭可达三百步远的士兵,用瓢装火穿在箭头上,以数百支这样的箭,等到半夜时候一齐射入敌营中,焚毁敌人的粮草物资,火烧起来敌军混乱不堪时,我军就乘机向敌人发起迅猛攻击。
[解说]
《火攻具篇》着重论述古代战争中以火辅助部队进攻的条件,以及五种火攻器具的制作与使用方法。
作者李筌开篇伊始便依据孙子“以火佐攻者明”(见《孙子兵法•火攻篇》)的思想,首先阐明了实施“以火佐攻”,必须具备天气干燥、风向适宜的气象条件。作者认为,对敌实施火攻,只有“因天时燥旱”,“因南风而焚之”,才能达成烧毁敌军营舍和粮草积蓄之战略目的。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李筌在继承孙子关于“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同上)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推月宿法”(即推测月亮在星宿中运行位置的方法)和农历“二十四节气”(即表明气候变化和农事季节的历法)对军队作战行动的影响与作用问题,从而把天文学、气象学与军事学联系起来,使天文气象条件成为制约战争运作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这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一个发展。
《孙子兵法•火攻篇》所论之五种“火攻”,是指实施火攻所要达成的五种火烧对象(或曰目标),即“一曰火人”,指火烧敌军人马;“二曰火积”,指火烧敌军粮草;“三曰火辎”,指火烧敌军辎重;“四曰火库”,指火烧敌军仓库;“五日火队”,指火烧敌军粮道(按:队,这里通“隧”,即隧道,指运粮道路)。而李筌本篇所讲的是“五火之具”,乃指实施火攻所使用的五种器具及其制作与使用方法。这显然与孙子所论之五种“火攻”的内涵是不相同的。李筌所述“五火之具”的编成、制作与实施方法如下:
一用“火兵”。是指以骑兵背负柴草,身藏火种,利用夜暗直抵敌营,一齐点火烧营,令敌人“营中惊乱,急而乘之”,猛攻敌人。
二用“火兽”。是指以活体野兽颈系内装火种而开两孔的葫芦瓢,点燃兽尾驱其向敌营方向狂奔,以致“器败火发”,焚烧敌营。
三用“火禽”。是指以活体野鸡足系内装火种而开两孔的中空胡桃,以针刺鸡尾而纵之,使其飞入居于草莽之处的敌营,以致“器败火发”,焚毁敌营;
四用“火盗”。是指挑选勇敢敏捷且懂敌人语言的人,穿戴敌人的服饰,盗用敌人的暗号,携带火种潜入敌营,“焚其积聚。火发,乘乱而出”。
五用“火矢”。是指以数百善射之兵,将内装火种的瓢穿在箭矢上,待夜半人静之时,一齐射入敌营,“焚其积聚。火发军乱,乘便急攻”。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李筌所述“五火之具”,与孙子所论五种“火攻”内容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二者的战略意图却是完全相同的,即一是皆以焚毁敌营屋舍和粮草物资为作战之直接目的;二是皆以“火发军乱”为手段,为主力部队乘隙进攻、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创造有利条件。可见,李筌《火攻具篇》所论观点,是在唐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孙子“火攻”思想的继承和阐发。当然,孙子乃至李筌所论之“火攻”,实质是“以火佐攻”,即以火焚之法佐助部队进击敌人的意思,它与宋代火器的出现并逐渐大量用于战争以后所讲的“火攻”,非同一义。这是必须加以明确的。
“火攻”之用于战争,由来已久。据宋代兵学家何延锡《何氏注孙子•火攻篇》注称:“鲁桓公世,焚邾娄之咸丘,始以火攻也。后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胜之道也。”(转引自《十一家注孙子•火攻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4月第1版)鲁桓公,系春秋时期鲁国第三代君王,公元前711—前694年在位。可见,“火攻”之用于战争,不但其历史悠久,至迟始于春秋初期,而且其一经产生,便成为冷兵器时代兵家用以指导战争所常采用的重要作战手段。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运用“火攻”之术“以佐取胜”的成功战例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将班超奉命出使西域抵达鄯善(位于今新疆若羌一带)、为挫败先期到达鄯善的匈奴使团企图联鄯反汉的阴谋,他率领将士乘夜潜伏于匈奴使团驻地,并利用大风骤起之机,“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见《后汉书•班超列传》),遂将匈奴使团百余人全部烧死,促使鄯善顺利归汉。又如,东汉献帝(刘协)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在著名的袁曹官渡之战中,曹操采纳降将许攸的献策,亲率五千步骑兵,冒用袁绍军旗号,人衔枚、马缚口,每人携带一束柴草,乘黑夜抄小路,偷袭袁绍囤粮基地乌巢(位于今河南延津东南),不但大破袁绍护卫乌巢的部队,击杀其守将淳于琼,而且一把火烧毁了袁绍囤聚该处的全部辎重粮草。火烧乌巢之役,成为曹操官渡之战获胜和最后完全战胜袁绍的重要战略一着。再如,隋朝初年,隋文帝杨坚采用宰相高颎所献“取陈之策”(见《隋书•高颖传》),不断密遣大批间谍潜入陈朝后方,运用“火攻”之术“因风纵火”,不但焚毁其大量的粮草积蓄,而且扰乱了陈朝民心士气,收到了致“陈人益敝”的明显效果,为而后隋军南下灭陈而实现南北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以上所举运用火攻“以佐取胜”的成功数例,不仅说明“火攻”之术在古代战争中运用的广泛性和实效性,而且进一步印证了孙子关于“以火佐攻者明”理论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济水具篇第三十九
[原文]
经曰:军行,遇大水、河渠、沟涧,无津梁舟楫①,难以济渡。太公以天艎大船②,皆质朴③而不便于用。今随事应变,以济百川④。
浮罂⑤:以木缚瓮⑥为筏⑦,瓮受二石⑧,力胜一人。瓮阔五寸⑨,以绳钩联,编枪于其上,令形长而方;前置板头,后置稍⑩,左右置棹⑪。
枪筏⑫:枪十根为一束,力胜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四分枪⑬为一筏,皆去锋刃,束为鱼鳞,以横栝⑭而缚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半⑮。为三筏,计用枪一万二千五百根,率⑯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则一军毕济⑰。
蒲筏⑱:以蒲九尺围,颠倒为束,以十道缚之,似束枪为筏。量长短多少,随蒲之丰俭⑲载人。无蒲,用芦草,法亦如蒲筏。
挟絙⑳:以善游者㉑系小绳,先挟浮渡水,次引大缅于两岸立一大橛㉒,急张定绰,使人挟绰浮渡。大军可为数十道,豫㉓多备。
浮囊㉔:以浑脱羊皮㉕,吹气令满,紧缚其孔,缚于胁㉖下,可以渡也。
[注释]
①“军行”至“无津梁舟楫”诸句:语出《通典•兵十三•军行渡水附》所引《李卫公兵法》。津梁,桥梁。舟楫,本指船和桨,亦泛指船只。
②太公以天艎大船:事见《六韬•虎韬•军用》(又见同书《军略》)。天艎(——huáng),《六韬》作“天潢”,又称“天舡(—xiāng,又读—chuán)”。为古代作战渡河用的一种木制大船。
③质朴:本指朴实淳厚,本篇这里指船体硕大厚实。
④百川:这里指江河湖泽的总称。
⑤浮罂(─yīng):古代作战时用于渡水的漂浮工具。一种陶制或木制的小口大腹容器,在江河湖泊作战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可用来做渡水的漂浮工具。
⑥瓮(wèng):即小口大腹的陶制盛器。
⑦筏(fá):即渡水用的竹排或木排。
⑧石(今读dàn):本篇这里指旧时计算重量的单位,通常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⑨五寸:原文误作“五尺”,今据《通典•兵十三•军行渡水附》校改。
⑩稍:义同“梢”,本指船舵尾部,本篇这里指船舵。
⑪棹(zhào):船桨。
⑫枪筏:指用枪杆扎成的排筏。
⑬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四分枪:四分枪,指 根枪,亦即0.4根枪。句义是,用4166.4根枪扎成一筏,扎成三筏则需要12499.2根枪;如将小数点后的0.2进到个位,那么,刚好是一军(周制12500人)人手一枪的12500根枪。
⑭横栝(—kuò):指横木。栝,木名。
⑮四百一十六人半:此“半”字,指零点五人(即0.5人)。句义是四百一十六点五人(即为416.5人)。一筏可渡四百一十六点五人,三筏共渡一千二百四十九点五人(即1249.5人);如将小数点后数字采取“四舍五入”制而进到个位,那么,刚好是一千二百五十人(即1250人)。
而三筏载渡十次,“则一军(12500人)毕济”了。
⑯率(shuài):大概;一般。
⑰毕济:谓全部渡过水。⑱蒲筏:指用蒲草扎成的排筏。
⑲丰俭:指数量的多少。丰,盛多;俭,薄少。
⑳挟絙(xié gēng):指渡水所挟持的粗绳索。
㉑善游者:原文误作“木”,今据《通典•兵十三•军行渡水附》校改。
㉒大橛(一jué):指大木桩。
㉓豫:预先;事先。
㉔浮囊:指渡水用的充气革囊。
㉕浑脱羊皮:指剥下的整张羊皮。用它缝制成皮囊,吹气后可作渡水的浮囊。
㉖胁:指人的身躯两侧自腋下至腰上的部位。亦指腋下。
[译文]
经典上说:部队行军中,遇上大水、河渠、沟涧,没有桥梁和船只,是难以渡过的。姜太公使用的天艎大船,都是质地厚重而不便于使用。现在所介绍的,则是能够随机应变而用以渡过江河湖泽的便利工具:
浮罂:指用木棒绑在瓮上作为筏子,一个能装二石粮米的瓮,其浮力可载渡一人。每个瓮与瓮间相距五寸,用绳索连接起来,将编联一起的枪杆放在联结一块的瓮上,使其成为长方形,前面装置木板船头,后面安上舵,左右两侧安上桨,(浮甖就做成了)。
枪筏:将每十根枪杆捆成一束,一束之浮力可载承一人。用四千一百六十六根枪杆扎成一个大排筏,每根枪都去掉锋刃枪头,一束束编扎成鱼鳞状,再用横木将其捆扎牢固。这样,一只排筏一次可载渡四百一十六人。扎成三只这样的排筏,共需枪杆一万二千五百根,一次可载渡一千二百五十人,以此载渡十次,那么,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就全部渡过去了。
蒲筏:用许多一根根长约九尺的蒲草,呈颠倒状态捆成一束,再把捆好的十束蒲草捆用绳索绑在一起,其捆扎方法就像捆扎枪杆排筏的方法一样。一般要根据蒲草的长短多少和捆扎的蒲筏大小,而确定所载的人数。没有蒲草时,也可以用芦苇代替,其捆扎方法也如同捆扎蒲草排筏的方法。
挟絙:选派善于游泳的人,让他身系小绳先游过河去,再用小绳将粗大绳索牵引过去,接着在河的两岸相对各立一根大木桩,快速将粗绳索拉紧而固定在两根大木桩上,然后让众人依次挟持大绳索滑动而浮水渡河。如果军队人数众多,可以设置数十道挟絙,这需要事先多做准备。
浮囊:用剥下的整张羊皮缝制成皮囊,充气使其鼓起,再扎紧充气孔,绑在人身两侧的腋下部位,就可以用它来浮水渡河了。
[解说]
本篇以《济水具篇》为题,顾名思义,旨在着重记述和介绍古代军队渡水作战所常采用的数种渡河器具的制作与使用方法。
作者李开宗明义,首先引据唐初著名军事家李靖所撰《李卫公兵法》的论述认为,部队行军遇到大水、河渠、沟涧的时候,如果没有桥梁和船只,就难以渡水遂行作战任务了。继而又据《六韬•虎韬•军用篇》的有关论述,指出,周代姜太公所使用的巨型“天艘”大船,却因船体太大、质地厚重而不便于使用。有鉴于此,李着重介绍了古代战争史上,军队渡水作战所常使用的五种简便适用的摆渡器械装具的制作材料及其制作与使用方法:
一是“浮罂”的制作与使用。将木棒绑在容量二石米的小口大腹的空瓮上作为筏子,其浮力可载一人;再用绳索将绑好的诸多单个瓮以五寸间距而连接起来,然后再将编联一起的枪杆置于连缀好的瓮上做成长方形排筏,其前后分别装上木板船头和舵,左右两侧安上桨,就可以用它摆渡士卒过河了。
二是“枪筏”的制作与使用。将每十根去掉锋刃枪头的枪杆扎成一束,其浮力可承载一人。用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去掉枪头的枪杆捆扎成四百一十六束,一束束再编联成鱼鳞状,然后再用横木将其捆扎牢固。这样,即可制成一次能载四百一十六人的巨型排筏了。制作三只这样的排筏,共需枪杆一万二千五百根,一次可以载渡一千二百五十人,以此载渡十次,那么,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就都渡过河了。
三是“蒲筏”的制作与使用。将长约九尺的蒲草(亦可用芦苇)呈颠倒状态捆成一束,再把捆好的十束蒲草捆用绳索绑在一起,即可制成小型排筏。制作排筏,一般要依据蒲草的长短多少和捆成的蒲筏大小而确定每只蒲筏所能载渡人数。
四是“挟絙”的制作与使用。将粗大绳索横河而拉紧后固定在两岸的大木桩上,让士卒挟持粗大绳索滑动浮水渡河,就可以由此岸过到彼岸了。所设“挟絙”的数量、一定要根据军队人数的多少而确定,且预先做好充分准备。
五是“浮囊”的制作与使用。以整张完好的羊皮缝制成革囊,然后将其充满气再扎紧吹气口,绑在士卒的腋下,即可成为单兵浮游过河的工具了。
从李筌所详细介绍的以上五种渡河器具所用材料和制作过程来看,皆具有取材容易、制作简单、使用方便等特点。部队行军用以过河,完全可以起到作者所强调的“随事应变,以济百川”的作用。事实上,如此就地取材,迅速制作渡水工具,以遂行部队作战任务,这在古代战争史上,是不乏成功之例的。西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八月,大将韩信奉刘邦之命率兵进击割据势力魏王豹,就是“以木罂缻渡军”(见《史记•淮阴侯列传》)而赢得胜利的。当时,魏王豹率众拒守于安邑(位于今山西夏县西北),韩信为了吸引敌人注意力,采用孙子“远而示之近”(见《孙子兵法•计篇》)的佯动误敌战法,于临晋(位于今陕西大荔东)之黄河西岸陈放大批船只,伪装成要从此处渡河的样子,然后亲率主力偷偷迂回北上,从夏阳(故址在今陕西韩城西南之黄河西岸)方向,利用“木罂缻”(也就是李筌所说的“浮罂”渡水工具),承载汉军东渡黄河,出敌不意地一举袭占安邑,歼灭了魏军,俘获了魏王豹,创造了“以木罂缻渡军”,实施佯动奇袭取胜的成功战例。又如,三国时期,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十二月,魏将王昶率军进攻东吴江陵(今属湖北),吴军守将施绩决放沮漳河水浸淹江陵以北地区,企图以此阻截魏军南下。魏将王昶针对此情,果断采取于沮漳河“两岸引竹絙为桥”(见《三国志•魏志•王昶传》),即以竹子制作“挟絙”的办法,使魏军得以渡过沮漳河而顺利南进,并用“积弩(即连弩)同时俱发”(同上),追歼吴军数百人。吴将施绩无力抵抗,连夜逃入江陵城。之后,王昶又采用“先遣五军按大道发还”(同上)的退兵诱敌出战之计,结果大败吴军,击斩吴将钟离茂、许旻等人,施绩仓皇逃跑。魏将王昶就是这样创造了“引竹絙为桥渡水”而打败吴军的成功战例。
水战具篇第四十
[原文]
经曰:水战之具,始自伍员①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汉武帝平百粤,凿昆明之池,置楼船将军。②其后,马援③、王濬④各造战船,以习江海之利。其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胜人多少⑤,皆以米为率⑥。一人重米二石,则人数率可知。其楫棹⑦、篙橹⑧、楼席⑨、絙索⑩、沉石⑪、调度⑫,与常船不殊。
楼船:船上建楼三重⑬,列女墙、战格⑭,树旗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晋龙骧将军王济伐吴,造大船,长百二十步⑮,上置飞簷⑯、阁道,可奔车驰马。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不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
蒙冲:以犀革蒙覆其背,两厢⑰开掣棹孔⑱,前后左右开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于速进,以乘人之不备,非战船也。
战舰:船舷⑲上设中墙半身,墙下开掣棹孔。舷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格,人无覆背,前后左右树牙旗⑳、幡帜㉑、金鼓㉒,战船也。
走舸:亦如战船。舷上安重墙㉓,棹夫㉔多,战卒少,皆选勇士精锐者充。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
游艇:小艇,以备探候㉕。无女墙,舷上置桨床㉖,左右随艇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㉗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飞。虞候㉘居之,非战舶㉙也。
海鹘: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㉚之状。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翅。其船虽风浪涨天,无有倾侧㉛。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战船之制。
[注释]
①伍员:即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期吴国大夫,著名军事谋略家。
②汉武帝平百粤,凿昆明之池,置楼船将军:事见《汉书•武帝纪》和《汉书•食货志下》。百粤,亦作“百越”,我国古代长江以南越人的总称。楼船将军,西汉杂号将军,因统率楼船征南越而得名。
③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东汉初期著名将领。字文渊,官至伏波将军,封新息侯。
④王濬(公元206—286年):西晋名将。字士治,官至抚军大将军。
⑤胜人多少:原文漏刻,今据《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补。句义指船只所能承载人数的多少。胜,义犹“盛”(chéng),谓能够承受;承载。
⑥率(lǜ):指一定的标准和比率。
⑦楫棹:指船桨。短桨称楫(jí),长桨称棹(zhào)。
⑧篙橹:指撑船的竹竿或木杆。
⑨楼席:指船帆。
⑩絙索:粗绳索。
⑪沉石:俗称“压船石”。
⑫调度:安排;调遣。亦指做调度工作的人员。
⑬三重(—chóng):三层。
⑭战格:即战栅。指防御性障碍物。
⑮百二十步:原文误作“二百步”,今据《资治通鉴•晋纪一•武帝泰始八年》校改。句义指船长一百二十步。
⑯飞簷:亦作“飞檐”。我国传统楼、台、亭、阁等建筑的檐部形式之一,即屋檐上翘若飞举之势。
⑰两厢:原文误作“两相”,今据《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校改。两厢,两边;两旁。
⑱掣棹孔:意思是指划桨孔口。掣(chè),控制,举,拿。引申谓划动。棹,船桨。
⑲船舷:船的两侧。从船尾向船首看时,其左侧叫左舷,右侧称右舷。
⑳牙旗:即旗杆饰有象牙的大旗。多为主将、主帅所建。亦用作出行时的仪仗。
㉑幡帜:即旗帜。
㉒金鼓:本篇这里指作为指挥部队进退的工具。古代作战,通常是击鼓前进,鸣金收兵。
㉓重墙(chng—):指两层墙。
㉔棹夫:即船夫。
㉕探候:即侦察。
㉖置桨床:置,原文脱漏,今据《通典•兵十三•水平及水战具附》校补。置,安放。桨床,指放置船桨的座架。
㉗计会:谓计虑时机,引申谓随机。
㉘虞候:我国隋唐时期军中职掌侦察、巡逻之官。
㉙战舶:指作战用的大船。
㉚鹘:此字读音有二:一是作为鸟名时读hú,指一种翅膀窄而尖,嘴短而宽,上嘴弯曲并有齿状突起,飞速快而善于袭击其他鸟类的猛禽,亦称“隼”(sǔn);二是作为船名(如本篇之“海鹘”)时读gǔ。
㉛倾侧:偏斜;倾倒。
[译文]
经典上说:水上作战的器械装备,始于春秋时期伍子胥以舟船作车、以船桨当马。汉武帝平定百越,开凿昆明池训练水军,设置楼船将军统率水军作战。其后,又有东汉将领马援、西晋将领王潜各自制造大批战船,用来训练水军掌握在江河湖海行驶作战的有利条件。这种战船的宽窄长短,依据实际需要而确定它的大小。船上载人数量多少,都是依照其载米数量的多少为计算标准。船上载乘一人要占二石米的吨位。这样,一船能载乘的人数就可以知道了。这种战船的船桨、撑竿、船帆、绳索、沉石、调度,与通常的船只没有什么区别。
楼船:这种船上面建有三层楼,修列有墙垛、战栅,竖立旗帜;在墙上开有弩弓射箭窗口和长矛击刺的孔洞;在楼上安设有抛石车、垒石、铁水,类似陆地上的城池堡垒。西晋龙骧将军王溶征伐东吴时,所造的大船,船长一百二十步,船上修造的飞檐、阁道,可容车马奔驰。这种大楼船于水上一旦突然遇上暴风,靠人力无法控制其航向。所以,这种船不便于操作使用。然而,建立一支水军队伍,不可不造此种大船,以便用来张显军事威势。
蒙冲:此船是用犀牛皮蒙覆在船背上,船体两侧开凿划桨孔,其前后左右都开有弩窗和矛孔。这样,敌人既不能接近它,矢石也不能伤及人。这种船不需用大型的,务求其进袭速度要快,以便乘敌人疏忽无备之隙,而不是用以向敌人展开正面攻击的战船。
战舰:这种船的船身两侧设有半身高的矮墙,墙的下面开有划桨孔。在船内距船帮五尺的地方,又建置木栅,与矮墙一样高;在木栅上又建矮墙,且设置多层木栅,墙内人员头顶上面没有覆盖物;船的前后左右都竖有主帅牙旗和其他旗帜,设有金鼓等指挥工具。这就是对敌实施正面进攻的战船。
走舸:这种船也如战船的设置一样。船体两侧设有多层墙,但内载船夫多,战士少,都是挑选勇敢之士和精锐士卒充当。此船往来于水上快如飞鸥,能乘敌人措手不及而实施打击,同时具有应付突然事变的救急作用。
游艇:这是一种轻便的小船,以备侦察敌情之用。船上不建矮墙,船体两侧设有安装船桨的座架;左右两侧的船桨座架数量则依船的大小长短而定,通常是每隔四尺一座。此艇随机进退行止,回军转阵时,其行动迅疾如飞。这是主管侦察、巡逻的虞候所乘坐的船,而不是对敌实施正面攻击的战船。
海鹘:此船的船头低,船尾高,前面大,后面小,其形如同鹘鸟的状态。船帮左右两侧下面各置浮板,形似鹘鸟的翅膀。这种船即使遇上滔天风浪,也不会偏斜倾覆。船顶和左右两侧都张挂生牛皮作为防御掩蔽物,船上设置的主帅牙旗和金鼓等指挥工具,如前面所介绍的战舰之制。
[解说]
《水战具篇》系作者从追述中国古代战船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入手,旨在着重介绍古代五种类型战船的形制及其作战性能。
李筌认为,我国古代“水战之具”即战船的产生与使用于作战,是“始于伍员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但是,深入考察古代文献却发现,李筌的这一结论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伍员,即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著名军事谋略家。他在辅佐吴王阖闾期间,虽曾于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与将军孙武统率吴国水师乘船沿淮河西进(见《左传•定公四年》晋杜预注),而击败楚军于柏举(位于今湖北麻城东北。一说今汉川北),但是,使用舟船于水上作战,却并非始自伍子胥。据《周易•系辞下》载称,我国早在黄帝、尧、舜的上古时代,就已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利用舟船开展水上活动了。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已有水上活动的明确记载;商末周初,已将舟船用来济渡军马。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称,周武王(姬昌)灭纣前夕,为了“东伐以观诸侯集否”,曾组织周军乘坐舟船顺渭水东下入黄河而进抵盟津(位于今河南孟津东),“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到了春秋时期,舟船已经成为水上作战的重要装备了。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周灵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夏,“楚子(即楚康王)为舟师以伐吴”,但却“无功而还”;又,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位于今安徽当涂西南)之战,楚军“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其后,吴军打败楚军而夺回“馀皇”大船。以上所引史实,一方面说明,春秋时期位于江淮水域地区的南方诸侯国乘船作战已很普遍频繁;一方面说明,早于伍子胥指挥吴军乘船沿淮水西进,并于柏举击败楚军之前近半个世纪,舟船已经成为楚军水师伐吴的“水战之具”了。不过,作为战船建造业比较发达的吴、越两国,当时也确实拥有种类颇多的大批战船。据东汉袁康《越绝书》记载,当吴王阖闾向伍子胥请教“船运之备”的问题时,子胥回答吴国已拥有“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舡、桥舡”五种战船。又据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记载,越王勾践曾为此自豪而感慨地说:“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这大概就是李筌本篇开头所论“水战之具,始自伍员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依据吧。不过,李筌此论似乎安错了人物。
汉代以后,水军之制渐趋完备,战船规模更加扩大。诚如李筌所述: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为了南平百粤,下令于京师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该池位于今西安西南的斗门镇),并设楼船将军统领汉军“以习水战”(见《汉书•武帝纪》唐颜师古注文)。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奉光武帝刘秀之命,率军南征交趾作战时,仅水军就有“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见《后汉书•马援列传》)。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策划“伐吴”而“诏(王)濬修舟舰”(见《晋书•王溶列传》)。龙骧将军王滹奉命造船于蜀地(今四川境内),所“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鹤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同上)从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末到泰康元年(公元280年)三月中旬,晋武帝司马炎以20万水陆大军分六路沿长江两岸自西向东而下,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一举灭亡吴国,结束了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
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舰船建造业的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历史阶段。这个时期,不仅在内陆沿江地区设立很多大型造船厂,而且在今山东等临海地区设立造船基地。例如,隋炀帝杨广执政时期,于东莱(今山东掖县)造战船三百艘,以为进攻高丽渡海作战之用(见《隋书•元弘嗣传》)。据文献记载粗略统计,有隋一代制造的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舰船多达二十余种,而其中直接用于攻击作战的即有五牙、黄龙、青龙、平乘、舴艋、艨艚、艚舟、八棹、艇舸九种不同类型的战船(参见拙著《隋代军事史》第三章《隋朝的军制、国防与武器装备》,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唐朝建立后,设立水部郎中和舟楫署令等职官,专掌造船、漕运和水上防务之事,并在洪州(今江西南昌)、饶州(今江西波阳)、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设立造船厂,于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建造了“浮海大船五百艘”(见《新唐书•阎立德传》),为渡海东征高丽之用。李筌本篇虽未直接论及隋唐两朝造船建造业的发展情况,但所着重介绍的六种舰船,都是隋唐时期水上作战曾使用过的舰船装备。
楼船 此为古代大型指挥战舰,通常为水军统帅所乘坐指挥作战。楼船建造始于春秋末期,以其“船上施楼,故号曰‘楼船’也。”(见《史记•南越列传》裴驷集解引应劭语)汉武帝时为征讨百粤所造楼船“高十余丈”(见《史记•平准书》);东汉初,割据于南郑(今陕西汉中)的公孙述曾“造十层赤楼帛兰船”(见《后汉书•公孙述列传》)。可见,两汉时期楼船规制之大。在隋初之灭陈战争中,大将杨素奉命于永州(今四川奉节)所造名为“五牙”大舰,实际也是楼船之一种,其“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见《隋书•杨素传》)。到了唐代,对楼船的形制构造做了改革,不以船高层多为标准,而以是否适应作战需要进行规制。诚如李筌所述:“其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皆以实际需要为准。作者李筌本篇所记述的唐代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旗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可见,唐代楼船从其装备条件来看,是颇具实用而攻击能力强的大型战舰,是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的指挥战舰。但是,此船终因船体巨大而存在“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不便于事”的明显弱点。
蒙冲 亦作“艨艟”、“艨冲”。我国古代一种船身狭长、颇具冲击能力的轻型快速战船。始见于东汉刘熙《释名》:“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李筌揭示该船具有“不用大船,务于速进,以乘人之不备”的性能特点。蒙冲用于水军作战,见于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董袭传》:东汉献帝(刘协)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荆州牧刘表部将黄祖曾用蒙冲对孙权兵作战,但为孙权部将董袭用“大舸船”所冲败。
战舰 亦称“战舟”或“斗舰”。此为我国古代水上作战的一种大型主力战舰。始见于春秋战国之际,初名"战舟"。宋代高承《事物纪原•战阵攻守•战舟》载称:“《墨子》曰:‘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战之具,谓之‘钩拒’。此战舟之始也。”秦汉以后,则称“斗舰”或“战舰”。《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在赤壁之战中,吴将黄盖以大批“斗舰”载火种冲入曹操水军营,焚毁了曹操串联的战舰,给曹军以极大打击,致其“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从本篇李筌所记述的唐代所用“战舰”的形制和装备条件看,此舰是仅次于楼船的大型攻击性战船。
走舸 此为古代一种船体较小、冲击力较强的轻型快速战船。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称,在赤壁之战中,吴军“又豫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并在击败曹操军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筌认为,走舸具有“往返如飞,乘人之不及,兼备非常救急之用"的攻击性能特点。
游艇 此为古代一种小型快艇,供水军侦察、巡逻、传令、通信之用。李筌认为,此游艇体小灵活,具有“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飞”的性能特点。
海鹘 此为一种模拟海乌之形而创制的攻击性战船。以其船形呈“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而得名。此船两侧因置有形如鹘翅的浮板,而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诚如李筌所述:“虽风浪涨天,无有倾侧”之虞,比较适应在海上风浪条件下对敌作战之用。
器械篇第四十一
[原文]
经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①器之于事,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其相须②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兵③;五兵④不利,不可举事⑤。上古庖牺氏⑥之时,剡木为兵⑦;神农氏之时,以石为兵,《尚书》“砮石中矢镞”⑧。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之时,铄金⑨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树夔鼓⑩,以佐军威。
纛⑪:六面,大将军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⑫六军,诸侯⑬三军;今天子一十二卫⑭,诸侯六军。故有六纛以主之。
门旗⑮:二面,色红,八幅⑯,大将军牙门⑰之旗,出引将军前列。
门枪⑱:二根,以豹尾为刃榼⑲,出居红旗之后,止居帐前,左右建。
五方旗⑳:五面,各具方色。大将军中营建,出随六纛后,在营亦于六纛后建。
严警鼓㉑:一十二面,大将军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后。
角㉒:一十二枚,于鼓左右列,各六枚,以代金㉓。
队旗㉔:二百五十面,尚色图禽㉕与本阵同,五幅。
认旗㉖:二百五十面,尚色图禽与诸队不同,各自为识认;出居队后,恐士卒交杂㉗。
阵将㉘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纷乱大将军。
阵将鼓:一百二十面,临时惊敌所用。
甲㉙:六分㉚,七千五百领㉛。
战袍㉜:四分,五千领。
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条,恐扬兵缚筏。㉝
牛皮牌㉞: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团牌㉟代,四分支㊱。
弩㊲:二分;弦,六分㊳;副箭㊴,一百分。二千五百张弩,七千五百条弦,二十五万只箭。
弓㊵:十分;弦,三十分㊶;副箭,一百五十分。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箭,三十七万五千只。
射甲箭㊷:五万只。
生鈚箭㊸:二万五千只。
长垛箭㊹、弓袋、胡鹿㊺、长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
佩刀㊻:八分,一万口。
陌刀㊼:二分,二千五百口。
棓㊽:二分,二千五百张。
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锤㊾、斧钺代,各四分支。
搭索㊿:二分,二千五百条,马军用。
[注释]
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出《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句义是,工匠要想搞好他的工作,必须首先要打磨好他的工具。
②相须:亦作“相需”。义谓相互依存;相互配合。
③言兵:谈论打仗。兵,本篇这里指用兵打仗;亦指战争。
④五兵:本指五种兵器。在本篇这里泛指各种兵器。
⑤举事:本谓行事或办事,但在本篇这里则指倡议起兵之事。
⑥庖牺氏:即伏羲氏,亦称牺皇、皇羲(一说,伏羲即太昊)。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人类的始祖。相传人类由他和女娲氏兄妹相婚而产生。传说他教民结网而从事渔猎畜牧,这反映出我国原始时代已开始渔猎畜牧的情况。又传“八卦”也出于他的制作。
⑦剡木为兵:语本《周易•系辞下》“剡木为矢”句。剡(yǎn),削。兵,本篇这里指兵器。矢,箭头,亦即兵器。
⑧“《尚书》‘砮石中矢镞’”句:钱熙祚校注指出:“此伪孔氏《禹贡》传文也。”据此可知,本篇所称之《尚书》当指《孔传古文尚书》。砮石(nǔ—),指可做箭矢的石头。矢镞,指一种轻疾锋利的箭矢。
⑨铄金:指熔化金属。
⑩夔鼓:指用夔兽皮制作的鼓。夔(kuí),传说中的兽名。据《山海经•大东荒经》载称:“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后因以“夔鼓”作为战鼓的美称。
⑪纛(dào,又读dú):古代军队或仪仗队所用的大旗。
⑫古者天子:古者,本篇这里指周代;天子,指周天子。
⑬诸侯:指周天子所分封的各诸侯国。下文“诸侯六军”句中的“诸侯”乃指唐代地方的各节度使。
⑭今天子一十二卫:今天子,本篇这里指唐代皇帝。一十二卫,指唐代前期隶属于皇帝的中央军事组织机构,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十二卫。此十二卫统领全国的府兵。
⑮门旗:指军阵、军营门前所建的旗帜。
⑯八幅:指门旗的宽度。古制一幅为二尺二寸。
⑰牙门:古时驻军,主帅或主将帐前竖牙旗(即旗竿上饰有象牙的大旗)以为军门,称为“牙门”。
⑱门枪:古时高级官员出行时的仪仗之一。
⑲刃榼(—kē):本谓刀鞘,本篇这里指枪刃的装饰物。
⑳五方旗:古代指用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的旗帜,通常用于军队中。相传为黄帝时所设。
㉑严警鼓:指用于严密警戒的鼓,遇有敌情,击鼓传递警情。
㉒角:指军用的号角。
㉓代金:指代替金属制器。
㉔队旗:古代军中用以标志某支部队名目或数量的旗帜。
㉕尚色图禽:谓崇尚的颜色和禽兽图形。
㉖认旗:古代行军作战时,主将所用作为表识的旗帜称为“认旗”。其旗上皆有不同的标记加以区别,以便于士卒辨认自己所在的单位。
㉗交杂:指相互混杂不清。
㉘阵将:部将的别称,或谓领兵作战的部将。
㉙甲:指铠甲。古代士卒作战时所穿戴的护身服装,一般是用金属片或皮革制成。
㉚六分:本篇这里指铠甲数应为一军(周制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十分之六。下文所提到的“四分”、“十分”、“二分”等,皆以此类推而得出其实数。
㉛领:古代用于计算衣服、铠甲的量词,犹言“件”、“张”等量词。
㉜战袍:古代战士穿的长外衣,后亦泛指军衣。
㉝扬兵缚筏:扬兵,本篇这里指兴兵打仗。缚筏,指捆绑渡水的排筏。
㉞牛皮牌:指用牛皮制作的盾牌,士兵作战时用以防护身体。
㉟团牌:即圆形的盾牌。团,圆也。
㊱四分支:指以十分之四支给。
㊲弩:古代一种机械发射箭矢的弓箭,亦称“弩机”。
㊳弦,六分:六分,原作“三分”,钱熙祚校注指出:“按下文当作‘六分’。”钱说为确,故据以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