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振旅理兵”的军事训练思想
搞好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工作，既是加强军队建设的根本措施，也是增强国防力量的重要保证。明于此理的李筌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的具体情况和实践需要，明确提出了以“振旅理兵”为中心任务的军事训练方针。他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春嵬、夏苗、秋狝、冬狩，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战也。”（卷六《阵图•教旗图篇第六十八》）显而易见，作者一方面反对凭借国家强大而随意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主张和平时期不可忘记还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性。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所以李筌强调要切实搞好以“春嵬、夏苗、秋狝、冬狩”为主要方式，以“识金鼓、别旗帜、知行列、谙部分”（同上）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工作。在李筌看来，唯有抓好军事训练，才能提高部队战斗力，使国防得到巩固。
在军事训练的实际操作中，李筌特别强调要抓好士卒勇敢精神的培养教育。他在批驳了那种认为人的勇怯是由“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卷一《人谋上•人无勇怯篇第三》）的唯心主义传统观念后，明确指出：“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哉？”（同上）作者这里所说的“法”，是指古代以“刑赏”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军队法令法规。显而易见，作者不但认定人的勇敢精神是通过“法”的实施和教育而后天养成的，而且指明了在正确实行“刑赏”之法的前提条件下，勇与怯二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而此种充满辩证思维的思想观点，恰是李筌强调做好培养部队勇敢精神的理论依据。
3.以实施“刑赏”为核心内容的依法治军思想
李筌认为，实行严格的刑赏制度，乃是依法治国治军的根本性措施。他强调指出：刑赏制度“是谓军国之法，生杀之柄”，“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乱。治乱之道，在于刑赏，不在于人君”（卷二《人谋下•刑赏篇第十八》）显然，在李筌看来，实行刑赏制度对于治国治军，具有十分重大意义。那么，怎样贯彻刑赏制度才能达到以法治军的目的呢？李筌强调要切实做好以下两条：
第一，要实事求是，刑赏得当。作者明确指出：“刑多而赏少，而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同上）为避免执行中刑与赏之不当问题的发生，李筌强调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做到"据罪而制刑，按功而设赏”（同上）。
第二，要注重实效，刑赏无私。李筌认为，这是正确执行刑赏制度所必须遵循的第二条重要原则。他说：“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他强调指出，在执行这项“军国之法”的过程中，只有真正做到“赏无私功，刑无私罪”，才能收到“赏一功而千万人悦，刑一罪而千万人慎”（同上）的实际效果，从而才能不断提高和增强部队战斗力，达到“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卷二《人谋下•励士篇第十七》）的治军强兵之战略目的。
（四）关于作战指导的思想观点
《太白阴经》关于战争与作战指导方面的论述内容颇为丰富，而其中最具实践价值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
第一，“非诡谲不战”的以谋胜敌思想
李筌在完全继承孙子关于“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篇》）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非诡谲不战”（卷二《人谋下•沉谋篇第十四》）的以谋胜敌的作战指导思想。他认为，善于指导战争与作战的人，应当将自己的战争谋略与作战企图隐蔽起来，而不暴露给敌人，因为，“谋藏于心，事见于外。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同上）。可见，隐蔽自己的战争谋略与作战企图，对于战胜敌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李筌一方面主张运用孙子所倡导的“示形”之法，通过运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同上）的隐真示假之法，达到使敌人对我“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从而使其无法摸清我军力量强弱之实情；另一方面则强调对不同情况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迷惑方法和手段，例如对“贪者利之，使其难厌；强者卑之，使其骄矜；亲者离之，使其携贰”（同上），等等，从而达到破坏、消弱和最终战胜敌人的目的。
第二，“道贵制人”的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思想
李筌在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第九》中提出：“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这是作者关于掌握战争主动权思想的重要表述。李筌这里所说的“道”，是指用兵的指导原则（或曰指导规律）；“制人”，指控制敌人：“握权”，指掌握战争主动权。全文涵义是，用兵打仗的指导原则，贵在控制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控制；控制敌人的人，才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被敌人控制的人，只能俯首听命而受敌人摆布。显而易见，李筌“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的重要命题，既是对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思想的完全继承，更是在唐代历史条件下对前人理论的创新发展。在对掌握战争主动权问题的论述上，李筌“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的思想，要比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更加鲜明，更具新意。伟大革命导师毛泽东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论述战争作战的“主动性”问题时，曾经精辟地指出：“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年4月第1版）这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战争主动权问题指明了方向。所谓战争主动权，实质就是军队作战行动的自由权。古往今来的战争实践经验证明，军队有了这种自由权，就能打胜仗；失去了这种自由权，就要打败仗或者被消灭。所以，李筌“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的关于战争主动权的论述，对于指导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为可贵的是，李筌不但阐明了战争主动权的科学内涵，而且论述了实现战争主动权所要运用的指导原则及其方法途径问题。综观《太白阴经》全书可以看出，李筌所论实现战争主动权应当注意把握的作战指导原则及其方法途径，主要有以下五条：
一要善于扬长避短。李筌认为，善于扬长避短，是实现战争主动权最为主要的基本指导原则。他明确指出：“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故兽之动，必先爪牙；禽之动，必先觜距；蛰虫之动，必以毒；介虫之动，必以甲。夫鸟兽虫豸，尚用所长以制物，况其智者乎？”（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第九》）作者以自然界的“鸟兽虫豸”等动物“尚用所长以制物”来作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避敌之长而攻敌之短、扬己之长而避己之短、乃是实现战争主动权最为通常有效的原则和方法。所以，李筌进一步强调指明，运用扬长避短之作战原则来争取战争主动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指导原则。他认为，舍此原则而不用者，“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也“不足以成伯王之业”（同上）。
二要善于把握战机。李筌认为，善于把握有利战机，是实现战争主动权的又一重要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见利而起，无利则止，见利乘时，帝王之资。”（卷一《人谋下•作战篇第二十一》）深刻揭示了适时把握有利战机对于实现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意义。他在阐述如何捕捉有利战机的问题时，进一步指明：“时之至，间不容息，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见利不失，遭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害。”（同上）作者认为，时机的到来，乃是瞬间之事；唯有当有利时机一到就立即把握住、才能实现战争主动权而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否则，一旦面对有利时机却犹豫不决，必定坐失良机，陷于被动，遭到失败。作者还形象地比喻把握有利战机，如同“疾雷不及掩耳，卒（猝）电不及瞑目”（同上）那样稍纵即逝。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把握战机上，必须做到果断迅速，准确无误。
三要善于调动敌人。采用各种有效战法和手段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这是李筌所主张的实现战争主动权的又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不得城守，分备不得并兵；则我佚而敌劳，敌寡而我众。”（卷二《人谋下•沉谋篇第十四》）在李筌看来，只有针对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有效战法和手段调动敌人就范，才能实现战争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主动进攻态势，使敌人处于被动挨打地位。
四要善于利用有利形势。李筌指出：“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卷二《人谋下•作战篇第二十一》）这就是说，一个好的战争指导者，必须善于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势（包括有利的兵势、战场态势和地理形势等），以此作为充分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必备条件。作者认为，只有真正做到这样，才能在对敌作战中，形成“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 表然而无滞雷； 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同上）的强大进攻之势，从而主动自如地战胜任何敌人。可见，在李筌看来，善于利用一切有利形势，也是实现战争主动权所必须把握的指导原则。
五要善于隐蔽自己和窥察敌人。要善于隐蔽自己的计谋和善于窥察敌人的企图，也是《太白阴经》论述如何实现战争主动权所应把握的又一重要指导原则。李筌在继承孙子关于“形人而我无形”（《孙子兵法•虚实篇》）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说：“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故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间谍不能窥，智略不能谋。”（卷二《人谋下•兵形篇第二十》）这里所说的“无形”，是指不把自己的实际情形（特别是战略实情）暴露在敌人面前。为了做到隐蔽自己的谋略企图，李筌主张采取制造假象的“示形”之法来欺骗和迷惑敌人。例如，当自己兵员寡少时，就用“曳柴扬尘”之法来伪装阵地兵员众多以欺骗敌人；当自己兵员众多时，则以“减灶灭火”之法伪装自己兵员寡少以迷惑敌人。总之，李筌主张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巧妙办法来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和真实情况，而不为敌人所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在战争中立于主动和不败的有利态势。
李筌在主张要巧妙隐蔽自己的同时，又主张要充分窥探敌人的企图和情况。实际上，隐蔽自己和窥探敌人，是实现战争主动权这一战略问题所不可或缺、紧密相连的两个侧面。他认为，只有在做到既能完全隐蔽自己，又能深入探明敌人情况的前提下，才能使自己获得主动、力避被动。因此，他极力强调要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对不同情况的敌人进行有的放矢的窥探和侦察。例如，“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卷一《人谋上•数有探心篇第九》）。作者这里所讲的被窥探对象，虽然是就不同类型的人员而言，但其所论基本原则和方法，同样适用于窥探不同情况的敌人。李筌认为，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只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加以深入窥察和了解之后，才能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出无间，入无朕，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或横。如偃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停水，决之则流，壅之则止，谋何患乎不从”（同上）的主动自如的有利地位。
四、《太白阴经》主要特色及价值意义
唐代（公元618—907年）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历时290年。在此期间，由于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高度发展，从而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诸多因素制约和决定的封建军事也有极大发展，并以其特有的辉煌而彪炳史册。这不仅表现在唐代各种军事制度和军事法规的日臻完善，军事战略谋划能力和战争指导艺术的进一步提高，而且表现在反映该历史时期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发展的兵学理论著作，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著录统计，唐代产生的兵书多达近90种。但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战争频仍，大多毁于兵燹，完好流传至今者不过三四种，其数量之少可谓凤毛麟角。李筌的《太白阴经》一书，则在唐代少数幸存兵书中，是一部卷帙最为完整、特色最为鲜明、影响最为深远的兵学理论专著。其特色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太白阴经》是一部综合性和实用性极强的兵学论著
明代天启年间著名兵学家茅元仪曾经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茅元仪《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可以说，茅氏之所论大体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以《孙子兵法》为中心而承前启后、不断深化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规律性。李筌的《太白阴经》也正是沿着这一客观规律性，在继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唐代以前诸多兵家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深入总结了唐代以前历代军事与战争实践的经验教训所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兵学论著。该书十卷共99篇，内有45篇次直接引据《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握奇经》等10余部唐代以前的兵书原文。这充分说明，李筌所撰《太白阴经》一书，是在继承前人论兵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唐代军事与战争的实践经验，对古代军事思想加以综合、总结和阐发的一部兵学理论专著，具有鲜明的综合性和总结性特色。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太白阴经》全书所论内容看，大到国家战略的制定、军事谋略的运筹、将帅人才的选任，小到作战基本队形的布列训练、兵器装备的配备使用、战马的喂养调教、人马的医药救护，乃至军情战报的书写格式，等等，都有具体详备的介绍和阐述，其理论更加面向唐代军事与战争实践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参见杜文玉、于汝波《唐代军事史（下）•唐代后期军事思想与兵学著述》，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首版）。这集中体现了李筌著述《太白阴经》兵书着眼于实践应用的鲜明特色。
第二，《太白阴经》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融道、儒、兵家之说为一体的兵学论著
我国当代已故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曾经指出：李筌的《太白阴经》是一部“以道家言言兵事”（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卷二《史记• 国外春秋》，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的兵学理论专著。清代永瑢（乾隆皇帝第六子）领衔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在阐释《太白阴经》一书时，则说：“兵家者流，大抵以权谋相尚；儒家者流，又往往持论迂阔，讳言军旅。盖两失之。此书先言‘主有道德’，后言‘国有富强’，内外兼修，可谓持平之论。”综上二者所论不难看出，李筌无疑是唐代一位善取众家之长，融道、儒、兵诸家思想为一体的兵学著述家。这一突出特色，在其《太白阴经》书中有关治国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论述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李筌把道家始祖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卷一《人谋上•主有道德篇第四》引据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按：但“理”字，老子原作“取”）的思想作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人主治国用兵实践的最高原则。认为，唯有“（人）主有道德”，其军队才能成为无敌于天下的“帝王之兵”。对此，李筌进一步解释说：“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同上）可见，李筌把老子的《道德经》奉为人主治国用兵的最高理论原则。但所不同的是，李筌并不像老子那样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仅仅是反对那种“阴谋逆德”（卷二《人谋下•善师篇第十一》）的不义战争，赞成和支持那些“征无义，伐无道”（卷三《杂仪类•部署篇第二十六》）或为“诛暴救弱，以义征不义，以有道伐无道，以直取曲”（卷八《杂占•杂占总序》）的正义战争。这正是他比老子更为可贵之处。然而，李筌虽奉道家思想而极力倡导“主有道德”说，但他并不排斥儒家的“仁义”论和兵家的“诡谲”论，而是主张把三者统一起来，融为一体。所以，他说：“善用兵者，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卷二《人谋下•沉谋篇第十四》）李筌还进一步分析指出：“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卷二《人谋下•贵和篇第十二》）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样，“则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同上），必然无敌于天下。从以上所引李筌的“非仁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的“四不”之论，和先以“文德怀服”、后以“兵战攻讨”的实践操作程序，不难看出，李筌所极力主张的把道家的“道德”、儒家的“仁义”与兵家的“诡谲”三说有机地统一起来的可贵思想，充分体现了《太白阴经》一书博取众长而融道、儒、兵家之说为一体的鲜明特色。应当说，这对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是带有突破性和创新性的一个重要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第三，《太白阴经》是一部充满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兵学论著综观《太白阴经》全书，则不难看出，作者李筌在对战争、国防、治军、作战等诸多重大军事问题的探讨上，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华。李筌继承了两汉以来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他像许多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一样，认为宇宙之“万物因天地而有”，“因阴阳而生”（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篇第一》）。但他不同于古代一般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万物虽因阴阳二气而生，但阴阳本身并无意志，它的化生万物是有具体条件的，离开了一定的客观条件，光靠阴阳二气并不能使万物化生。所以，他说：“夫春风东来，草木甲坼，而积凛之粟不萌；秋天肃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伤。”（同上）在李筌看来，同在阳气上升的春天，大地里的草木籽种之所以能够发芽破土而生，而仓廪中的粮谷却不能萌芽生长，是因为二者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不同；同在阴气下降的秋天，暴露于外的各种花草之所以遇霜而凋零枯萎，而获得遮蔽保护的花草却未受到伤害，也是由于二者所处的环境和条件不同的缘故。李筌以此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来探究人类社会的战争问题，明确承认战争的胜负同样是有具体条件的。他认为，阴阳寒暑、天道鬼神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或曰因素）是“人事”，即人的主观努力及其能动作用。所以，他明确指出：“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同上）他进一步分析指明，只要战争指导者在实践中做到“任贤使能”、“明法审令”、“贵功赏劳”，那么，就可以获得“不时日而事利”、“不卜筮而事吉”、“不禳祀而得福”的实际效果，从而为打败敌人创造胜利的条件；反之，那些“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而望于天福，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同上）等种种放弃人事努力，专靠迷信阴阳占卜、企求天道鬼神保佑的人，只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显而易见，李筌在战争胜负条件问题的认识上，不仅给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正确阐示，而且对两汉以来世所流行的迷信阴阳占卜、天道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潮做了有力批判。在国防建设问题上，李筌主张富国强兵的战略。他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指明国家的贫富、强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切实做到“乘天之时，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卷一《人谋上•国有富强篇第五》），就能使国家由贫变富、由弱变强；否则，也会使国家由富变贫、由强变弱。在治军问题上，李筌特别强调部队勇敢牺牲精神的养成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他以唯物辩证的观点，着力批判了那种所谓人的勇怯气质是由“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卷一《人谋上•人无勇怯篇第三》）的唯心主义传统观念，提出了“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同上）的重要思想。这不但明确承认士卒的“勇怯”是以“法”培养教育而后天形成的结果，而且深刻揭示了古代治军以“刑赏”为基本内容的法制教育的重要意义，指明了只要真正做到“刑赏”严明得当，就可以取得“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同上）的实际效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在战争与作战指导上，李筌已经认识到军事斗争领域中的矛盾双方是处于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转化的关系。据此，他主张要用全面的、发展的辩证观点，去观察和处理好这些矛盾关系，以防主观指导上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通观全书可以看出，李筌对阴阳、险易、勇怯、强弱、战和、攻守、奇正、形神、心迹等诸多古代军事范畴，都有较为深刻的阐述。例如，他认为地形之“险易”在作战中所起的作用，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变的。所以，他说：“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有险易哉？”（卷一《人谋上•地无险阻篇第二》）深刻揭示了地形之“险易”这对矛盾双方，在作战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是处于因人而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又如，他认为“形神”（按：这里的“形”，指“物质”；“神”，指“精神”）这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指出：“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卷二《人谋下•兵形篇第二十》）生动形象地阐明了"形神”这对范畴二者相反相成、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显然是对《孙子兵法》关于“形论”思想的新发展。再如，李筌在阐述孙子关于“兵者诡道”（《孙子兵法•计篇》）理论时，对“心与迹”（按：这里的“心”，是指“内在思想”；“迹”，指“外在表象”）这对矛盾关系的分析中，做了超乎前人思想认识的独到见解，指明：“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卷二《人谋下•沉谋篇第十四》）深刻揭示了“心”与“迹”、“谋”与“事”的辩证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从以上关于战争、国防、治军、作战四个方面问题所略举的诸例可以看出，李筌《太白阴经》一书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几乎渗透于军事与战争领域的方方面面。因此，当代著名学者任继愈称赞李筌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地位的“唐代哲学家”（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内部发行本），是十分恰当的。
第四，《太白阴经》是一部创新意识颇强的兵学论著
《太白阴经》这一突出特色，除了表现在作者李筌对许多军事问题的探讨具有独到的阐发和创新意识之外，在兵学著述体例上亦有颇多创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李筌新辟《药方》卷目列于《太白阴经》第七卷中，结合唐代战争的实践经验，详细记述了部队行军作战中士卒与马匹的易发常见病、刀枪创伤以及中草药医治验方，开创了我国古代兵学著述史上“以医入兵”的先例，为我国古代军事医学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如，李筌首次设置专卷，分别把《祭文》（卷七）、《杂占》（卷八）、《遁甲》（卷九）、《杂式》（卷十）等属于古代方术范畴的星角杂占、阴阳五行内容列人兵书范围，这在唐以前留存后世的大量兵书中是所没有的。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在其所撰《汉书•艺文志》中，把古代兵家及其著述内容归类为"权谋者、形势者、阴阳者、技巧者”四大流派，并在阐述“兵阴阳家”时明确指出：“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颜师古注曰‘五胜，五行相胜也’），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作为唐代兵学家的李筌，其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能把班固所论“四大类”兵法内容全面收入其《太白阴经》而使该书极具"兼容并包"之综合性鲜明特色，更在于他能遵循班固“假鬼神而为助者”之论，把星角杂占、阴阳五行等古代方术内容作为用兵者实施“诡谲”和“诳愚惑痴”（卷二《人谋下•选士篇第十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李筌以严肃的态度阐明他之所以对古代流传的方术“亦存而不弃”（卷八《杂占•风角占篇第九十》），其目的是“以备参考耳”（卷九《遁甲篇•总序》）。据此，李筌郑重告诫用兵者，对他所引入《太白阴经》中的古代各种方术内容，只“可博而解，不可执而拘也”（卷八《杂占•杂占总序》）。应当说，李筌对古代方术所持的认识和态度，是唯物主义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太白阴经》作为唐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卷帙完整、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兵学论著，无疑应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该书主要价值意义有二：一是它的理论价值意义。《太白阴经》在继承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我国古典兵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唐代及其以前历代战争实践经验所总结和提出的富有创新与哲理的军事思想，诸如“人谋定胜负”的战争观，“富国强兵”的国防战略，“以法理兵”的治军思想，“道贵制人”的战争指导，以及贯穿于全书的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等等，不仅对唐以后军事思想的应用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对我们今天分析和研究现代战争规律及其指导原则，仍然有其重要借鉴意义。二是它的学术价值意义。《太白阴经》首次把“人马医护”、“武器装备”、“军仪典制”以及“古代方术”等内容系统地纳入兵书范围，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兵学著述的新体例。这不仅对后世兵家著述起到了发凡启例的作用，而且其内容也多为后世兵家著述所采编。诚如清《四库全书总目•兵家类•太白阴经》所指出：继李筌之后的唐代“杜佑《通典•兵类》则取通论二家：一则《李靖兵法》，一即此经（按：经，当指《太白阴经》），其攻城具篇，则取为攻城具；守城具篇、筑城篇、凿濠篇、弩台篇、烽燧篇、马铺土河篇、游奕地听篇，则取为守拒法；水攻具篇，则取为水战具；济水具篇，则取为军行渡水；火攻具篇、火战具篇，则取为火兵；井泉篇，则取为识水泉；宴娱（按：娱，当为“设”）音乐篇，则取为声感人，是佑之采用此书”。值得着重指出的是，继李筌《太白阴经》之后，又有北宋曾公亮、丁度的《武经总要》，明代王鸣鹤的《登坛必究》和茅元仪的《武备志》，以及清以后的许多大型军事类书，都存录了《太白阴经》所列的上述内容，特别是存录了“古代方术”的资料。这一事实本身，不仅说明了后世兵家对把“方术”纳入兵书范围的著述体例的认同，而且证明了“方术”作为兵家实施“诡谲”和“诳愚惑痴”的一种手段，在古代军事斗争的实践中，有其存在与运用的价值性。这大概就是“方术”之所以为不少兵家认同，并且成为“上自帝王，下至贩夫走卒，都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近它，受过它的摆布”，“深觉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甚大，对中国社会发展牵涉甚广；它所产生的正负面作用，都深深地镂刻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现实之中”（见《中国方术大辞典》刘逸生所作《序》，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91年7月第1版）的重要原因所在！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太白阴经》同其他许多古代兵学著作一样，也有宣扬“智者之使愚也，聋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后用其命如驱群羊”（见《太白阴经》卷三《杂仪类•队将篇第二十九》）的愚兵政策（按：此唐代李筌《太白阴经》中的愚兵政策，实际源于春秋末年大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九地篇》），以及主张“凡人，观其外……以别其贵贱贫富”（卷三《杂仪类•鉴人篇第三十一》）的相面术（按：此李筌的相面术，实际源于东汉王充的《论衡•骨相篇》）等唯心主义糟粕。然而，微瑕不足以掩瑜。从总体上说，唐代著名兵学家李筌的《太白阴经》一书，以其内容丰富而颇具创新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辩证法，使其不仅成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兵书，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一部值得充分肯定的哲学性著作。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唐代李筌《太白阴经》的时候，努力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据历史实际，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创新发展军事理论，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实现富国强军伟大战略目标，恰是发展无产阶级军事学术事业的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
《太白阴经》
原文、注释、译文及解说
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
天无阴阳篇第一
[原文]
经①曰：天圆地方②，本乎阴阳。阴阳既形，逆之则败，顺之则成。盖敬授农时③非用兵也。
夫天地不为万物所有，万物因天地而有之；阴阳不为万物所生，万物因阴阳而生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④阳之于万物有何情哉？
夫火之性自炎⑤，不为焦灼⑥万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⑦，不为漂荡万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自有差殊⑧；阴阳者一其性，而万物遇之，自有荣枯⑨。若水火有情，能浮石沉木，流金坚土⑩，则知阴阳不能胜败存亡、吉凶善恶明矣。
夫春风东来，草木甲坼⑪，而积廪⑫之粟不萌；秋天肃霜⑬，百卉具腓⑭，而蒙蔽之草不伤。阴阳寒暑为人谋所变，人谋成败，岂阴阳所变之哉？
昔王莽⑮征天下善韬钤
⑯者六十三家，悉备补军吏。及昆阳之败⑰，会大雷风至，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当此之时，岂三门不发、五将不具耶？⑱亭亭白奸⑲，错太岁⑳、月建㉑，误殆至如此。古有张伯松者，值乱出居营内，为贼所逼，营中豪杰皆遁。伯松曰：“今日‘反吟' ㉒，不可出奔。”俄而㉓，贼至，伯松被杀，妻子被虏，财物被掠。桓谭㉔《新论》曰：“至愚之人，解避恶时，不解避恶事。”则阴阳之于人有何情哉？
太公㉕曰：“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㉖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㉗而得福。”无厚德而占日月之数，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无智无虑而候于风云，小勇小力㉘而望于天福㉙，怯不能击而恃龟筮，士卒不勇而恃鬼神，设伏不巧而任向背。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将弗法㉚，而众将不能已也。
孙武㉛曰：“明王圣主，贤臣良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求象于事，不可验之于度，必求于人。”吴子㉜曰：“料敌有不卜而战者，先知也。”范蠡㉝曰：“天时不作，弗为；人事不作，弗始。”天时，为敌国有水旱灾害、虫蝗、霜雹、荒乱之天时，非孤虚㉞向背之天时也。太公曰：“圣人㉟之所生也，欲正后世，故为谲书㊱而奇胜，于天道无益于兵也。”夫如是，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
[注释]
①经：旧时对儒家著作的尊称，后泛指诸家（包括兵家）有代表性意义的典籍。这里可作“经典”解。
②天圆地方：语出《周髀算经》：“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又见《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③敬授农时：亦作“敬授人时”或“敬授民时”，语本《尚书•尧典》。句义是，恭敬谨慎地向百姓传授农时而使其掌握春耕夏除秋收冬藏的节气时令。
④“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语出《老子•第五章》。刍狗，指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用毕则弃而践之。
⑤自炎：自然燃烧发热。
⑥焦灼：焚毁；灼伤。
⑦自濡：自然浸湿滋润。
⑧差殊：差异；不同。
⑨荣枯：繁荣与枯萎。
⑩流金坚土：原文作“坚金流土”。从前句“浮石沉木”句式含义看，此句疑为“流金坚土”之误，故改。
⑪甲坼：谓草木发芽时种子外壳裂开。甲，甲壳；坼（chè），裂开。
⑫积廪：犹“积仓”。指贮存谷物的粮仓。
⑬肃霜：严寒霜冻。
⑭百卉具腓：语出《诗•小雅•四月》。百卉，谓各种花草。腓（féi），枯萎。
⑮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年）：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汉元帝刘奭的皇后之侄，以外戚掌握政权，汉成帝刘骜时期封新都侯。汉元始五年（公元5年），他毒死汉平帝刘衎，自称“假皇帝”，次年立仅两岁的刘婴为太子，号为“孺子”。初始元年（公元8年）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始建国”。更始元年（公元23年）新莽政权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被绿林军所杀。
⑯韬钤：原本为古代兵书《六韬》与《玉钤篇》的并称，后因以泛指兵书，或借指用兵谋略。
⑰昆阳之败：指王莽军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在昆阳（今河南叶县）被绿林起义军刘秀等将领反击而惨遭失败之事，内容详见《汉书•王莽传下》和《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⑱三门不发、五将不具耶：三门、式卜术语。太乙、遁甲式皆以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为八门；八门中以休、生、开三门为吉，余皆为凶。故“三门”指休门、生门、开门。五将，太乙术语。指太乙为“监将”、文昌为“主目将”、始击为“客目将”，主目所生为“主大将”、客目所生为“客大将”。此五将值关、囚、挟、迫、格、对等则不发；若不值，则发；更遇开、休、生三门，则大吉。《后汉书•文苑列传•高彪传》载称：“天有太一（即‘太乙’），五将三门。”唐李贤注引《太一式》云：“凡举事皆欲发三门，顺五将。”
⑲亭亭白奸：指奇门遁甲术中的“推亭亭白奸法”，其内容见本书卷九《遁甲篇》和卷十《杂式•推神煞门户篇第九十七》所介绍的《推亭亭白奸法》。
⑳太岁：本为我国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岁星，又称“岁阴”、“太阴”。但阴阳术数家认为太岁有岁神，其所在的方位及与之相反的方位，均为凶方，忌兴造土木、迁徙、嫁娶等。
㉑月建：指旧历每月所建之辰。古代以北斗七星斗柄的运转作为定季节的标准，将十二地支与十二个月份相配，用以纪月，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十一月（夏历）配子，称为建子之月，以此类推，逐次称建丑之月、建寅之月，直至建亥之月，如此周而复始。而星相术士则因月建以定吉凶之兆，此属封建迷信。
㉒反吟：术数家语。亦作“返吟”。古时术数家以人的生辰八字附会人事，而推算吉凶福祸的一种迷信说法。以木星与太阳相对谓“反吟”日，若木星与太阳相压则称为“伏吟”日，此二者皆被认为是凶象。其内容详见本书卷十《杂式•元女式篇第九十四》所介绍的《推伏吟返吟法》。
㉓俄而：亦作“俄尔”。谓不久，不一会儿。
㉔桓谭（前？—公元56年）：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字君山，沛国相县（位于今安徽淮北市西北）人。官至议郎给事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拘于章句。他极力反对谶纬神学，因其“极言谶之非经”（见《后汉书•桓谭列传》）被光武帝刘秀视为“非圣无法”（同上）之人，几遭处斩而幸免。他运用唯物观点，“以烛火喻人的形神”（见《新论•形神篇》），指出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独立存在，正如烛光不能脱离烛体而存在一样。其学说对后世无神论思想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在其稍后的东汉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称赞桓谭的学说是“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见《论衡•超奇篇》）其著作有《新论》二十九篇，可惜早佚。今传桓谭《新论•形神篇》，乃为南朝齐梁间僧祐《弘明集》卷五所收录。
㉕太公：指姜太公吕尚。李筌这里引录的太公所言“任贤使能”以下六句，见于《尉缭子》之《战威》和《武议》两篇，但皆未明确系太公所言。
㉖卜筮：古时一种占卜预测吉凶的迷信活动。用灼烧龟甲或兽骨所得兆象判断吉凶者称“卜”，用手攥数蓍草所得卦象判断吉凶者称“筮”。卜筮连言，则为“占卜”之通称。
㉗ 禳祀：古代一种除邪消灾的迷信祭祀活动。
㉘ 小勇小力：此句二“小”字，在本篇通“少”，谓缺少或缺乏。
㉙天福：谓上天所赐之福。
㉚弗法：谓不可取法。弗，不。法，取法，效法。
㉛孙武：我国春秋末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吴国将军。有著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传世。本篇所引孙武曰“明王圣主”诸语，出自《孙子兵法•用间篇》，但与原文略异。
㉜吴子：即吴起（？一前381年）。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有谋略，善用兵。初为鲁将，继任魏将，因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魏文侯死后，遭陷害，逃奔楚国，任令尹，佐楚悼王实行变法，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楚悼王死后，被旧贵族杀害，致使变法失败。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著作《吴起》四十八篇，亦佚；今传本《吴子》仅存六篇，据郭沫若考证认为，此“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见《青铜器时代•述吴子》）。李筌本篇这里所引吴子之言，出自今传本《吴子•料敌》，但与原文略异。
㉝范蠡：春秋末期军事谋略家、政治家、越国大夫。字少伯，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人。曾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其功成名就之后，乃激流勇退而离开越国到齐国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地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李筌本篇这里所引范蠡之言，出自《国语•越语下》，但与原文略异。
㉞孤虚：古代方术用语。一种以天干与地支相配而占测日辰吉凶的迷信活动。其法是：以十天干（甲、乙……庚、辛）顺次与十二地支（子、丑、寅……西、戌、亥）相配为一旬，所余二地支（戌、亥）称之为“孤虚”，与“孤”相对应者为“虚”。凡占得“孤虚”日，则认为不吉利，主事不成。据《史记•龟策列传》载称：“日辰不全，故有孤虚。”南朝宋裴驷《集解》对“孤虚”做了详细解释：“甲乙谓之日，子丑谓之辰。《六甲孤虚法》：甲子旬中无戌亥，戌亥即为‘孤’，辰巳即为‘虚’；甲戌旬中无申酉，申酉为‘孤’，寅卯即为‘虚’；甲申旬中无午未，午未为‘孤’，子丑即为‘虚’；甲午旬中无辰巳，辰巳为‘孤’，戌亥即为‘虚’；甲辰旬中无寅卯，寅卯为‘孤’，申酉即为‘虚’；甲寅旬中无子丑，子丑为‘孤’，午未即为‘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