⑱䐗（dǔ）：义同“肚”，本篇这里指羊肚（即羊的胃部）。
⑲并四等：并，合并，一并。四等，从文义看，当指本文中的“羊肚、肝”连同前文的“羊头、蹄”等合为四种羊下水食品。
⑳椒：指花椒。即菜用调料。
㉑姜：指鲜姜。
㉒七百八十一点二五斤：原文误作“七十八斤零二两”，今据原文实际计算之数改正。
㉓二百六十斤：原文误作"二百九十六斤零六两"，今据钱熙祚校注改。
㉔杖鼓：唐代鼓名。打击乐器。
㉕浑脱：原指北方民族中流行的一整张动物皮制作的革囊或曰皮袋。本篇这里指头戴浑脱帽的人所表演的一种舞蹈或由其所组成的舞队。
㉖拍板：打击乐器的一种，类似今之“呱嗒板”。
㉗破阵乐：唐代军事舞曲名。由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所创制，故又称《秦王破阵乐》（详见《旧唐书•音乐志二》）。
㉘投石：我国古代军中一种以投掷石块为方式的习武练功活动，类似今天军队中的投弹训练。
㉙拔拒：亦作“超距”。古代军队中体育项目之一，类似今之跳越障碍训练。
㉚蹙鞠（cùjū）：古代一种足球运动。蹙，通“蹴”，踢也。鞠，古代一种球。
[译文]
经典上说：云彩升到天上待时而降雨于民，是以卦名为《需》；君子用饮食宴乐来等待有利时机，借以宣扬君主的恩惠，表达官兵的心愿。古人出兵打仗，一定要用酒肉美食来犒劳部队，按照等次颁布奖赏，分别功劳设宴款待，以此来激励广大将士。饮酒恰到尽兴畅快之时，将士们便于席间拔剑起舞，乐队吹奏胡笳，表演摔跤，击鼓呼号，以此增强士气。如果管弦乐声哀怨悲凉的话，士兵们听后伤感下泪，旺盛的士气变得沮丧，又怎么能用这样的士兵出征作战呢？
（设宴所需要的各种食品原料如下）：
酒，按一人二升计，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共需酒二百五十石。
羊，按一只羊分割二十段计，（每人分一段），一军共需羊六百二十五只。
以牛肉代替羊肉，按一人二斤计，一军共需牛肉二万五千斤。
大米，按一人五合计，一军共需大米六十二石五斗。
薄饼，按一人两个计，一军共需薄饼二万五千个；每一斗面做二十个薄饼，共需白面一百二十五石。
馒头，按一人一个计，一军共需馒头一万二千五百个；一斗面做三十个馒头，共需白面四十一石六斗七升。
蒸饼，按一人一个计，一军共需蒸饼一万二千五百个；一斗面做一百个蒸饼，（共需白面十二石五斗）。
馓子，按一人一个计，一军共需馓子一万二千五百个；一斗面做三十个馓子，共需白面四十一石六斗七升。油炸馓子，每斗面需用油二十二斤。
饆饠饼，按一人一个计，一军共需饆饠饼一万二千五百个；一斗面做八十个饆饠饼，共需白面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
糕羹，按一人三合计，做一军食用的糕羹共需糯米三十七石五斗。
蔬菜，按一人五两计，一军共需蔬菜三千九百零六斤。
羊头、羊蹄，一军共需六百二十五具，充作羹汤。
酱羊肚、羊肝，一军共需六百二十五具，与羊头、羊蹄等四种一并充作羹汤。
盐，按三人一合计，一军共需四石一斗六升。
酱，按一人半合计，一军共需酱六石二斗五升。
醋，按一人一合计，一军共需醋十二石五斗。
花椒，按五人一合计，一军共需花椒二石五斗。
鲜姜，按一人一两计，一军共需鲜姜七百八十一点二五斤。
大葱，按三人一两计，一军共需大葱二百六十斤。
随同筵席而举行的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有：
表演大鼓、杖鼓、腰鼓、舞剑，跳浑脱舞，表演摔跤，吹奏笛子，表演拍板，演奏《秦王破阵乐》，进行石弹投掷、跳越障碍，进行足球比赛。
[解说]
《宴设音乐篇》是《太白阴经》卷五《预备》总目中的第二十篇。作者李筌以《宴设音乐篇》为题，旨在着重阐述唐代军队通过举行宴饮娱乐活动，对于激励军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意义与作用问题。
所谓“宴设”，是为摆设宴席相款待之意。“宴设”一词虽然较为晚出，始见于唐代《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兵马既至江头，便须宴设，兵士、军官食了，便即渡江。”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军队一种带有制度性的活动，则源于周代所行之“享宴之礼”。据《左传•成公十二年》记载：“世之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又据同书《宣公十六年》载称：“王享有体荐，宴有折俎。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可见，“享”与“宴”是有区别的。这里所说的“王”，是指周天子；“公”指诸侯本身；“卿”则指诸侯之卿。就是说，周天子招待诸侯本身是以“体荐”为规格的享礼。所谓“体荐”，亦称“房烝”，即以所杀之牲的半解之体置于“大俎”（俎：读zǔ，古代祭器，燕飨时陈置牲体或其他食物的礼器）之上而招待诸侯。但是，招待诸侯之卿时，则以“折俎”为规格的宴礼。所谓“折俎”，亦称“肴烝”，指将煮熟的牲体节解后连皮带骨放在俎器上而让诸侯之卿进食。此种始于周代的“享宴之礼”，后来逐渐移用于军事生活，便成为战前用以犒劳部队将士、战后用以庆功颁赏的带有制度性的一种例行军事活动，而为后世所沿用。
所谓“音乐”，是指用有组织的乐音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它起源于人们的劳动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产生的艺术形式之一。据《礼记•乐记》载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尧舜时之乐官）始制乐，以赏诸侯。”又据《隋书•音乐志上》记载：东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公元58—75 年）流行的四种音乐中，有一种叫作《短箫铙歌乐》，是为“军中之所用焉。黄帝时，歧伯所造，以建武扬德，风敌励兵，则《周官》（指《周礼•春官》）所谓‘王师大捷，则令凯歌’者也。”由此可以看出，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但早在我国上古时代已经完全形成，而且从其产生伊始，就为军队所运用。由歧伯所创作的《短箫铙歌乐》，就是上古黄帝时期军事音乐的代表作。
音乐艺术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它从产生之初，就与舞蹈、诗歌结合在一起，相伴而发展。诚如《礼记•乐记》所云：“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里提到的“干戚羽旄”，皆指舞蹈者进行舞蹈表演时所持之舞具。汉郑玄注曰：“干，盾也；戚，斧也，文舞所执。《周礼》舞师、乐师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诗》曰：‘左手执箫，右手秉翟。’”郑玄这里所说的“兵舞”、“干舞”、“羽舞”、“旄舞”四种舞蹈，皆为“武舞”的不同称谓而已。干、戚，是古代兵器；羽、旄，则为军旗上的装饰物。由此可知，所谓“武舞”，就是古代由兵士手持不同兵器及军旗所演出的军事舞蹈。《尚书•虞夏书•大禹谟》载称大禹奉舜命征讨三苗而“班师振旅”后，“帝（指舜）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唐孔颖达疏曰：“舞干羽，即亦舞武也。”这说明，舞蹈不但是伴随音乐而产生，而且早在我国上古舜帝时期，即为军队所用而形成以军事为特色的“武舞”了。
作者李筌专置《宴设音乐篇》，首先着重论述了古代军队举行宴设音乐活动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问题。他以《周易•需卦》所论“君子以饮食宴乐”为理论依据，阐明了古代军队举行宴设音乐活动，其目的性在于"用宣主君之惠，畅吏士之心”。他说：“古人出师，必犒以牛酒，颁赏有序，殽席有差，以激励于众。”可见，举行宴设活动，对于鼓舞军心士气，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还进一步指明，在举行饮宴活动的同时，必须伴以音乐舞蹈“以增其气”，尤其强调娱乐活动的情调气氛，必须高昂向上，催人奋进；否则，一旦“弦竹哀怨凄怆，征夫感而泣下”的话，必将使部队“锐气沮丧”，难以开展对敌作战。这说明，作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音乐舞蹈的情调气氛怎样，对部队精神风貌的培养，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和感染作用。李筌此一思想观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古代论兵者绝无仅有的。
其次，李筌以主要篇幅一方面详细记述了唐代军队（以周制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建制单位）举行宴设时所要备办的近二十种食品佳肴，可见其宴饮的物质内容的丰盛程度；一方面开列了随同宴饮举行的十二种文体娱乐活动项目，展现了唐代军队文化娱乐生活的丰富多彩。作者所列的十二项“随筵乐例”，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一是乐器（具）表演类有五种。其中：大鼓、杖鼓、腰鼓、拍板等属于打击乐，笛子演奏属于吹奏乐。
二是歌舞表演类有三种。即舞剑、浑脱舞、破阵乐三种皆属于歌舞表演。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浑脱舞”，它是指由头戴浑脱帽者所表演的一种舞蹈，或指由其所组成的舞队。其名始见于唐代伟大爱国诗人杜甫所撰《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破阵乐，则是唐代歌舞曲目。它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所创制，故又称《秦王破阵乐》。据北宋著名文学家李昉《太平广记》第203卷《国史异纂•唐太宗》载称：“《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可见，《破阵乐》是唐太宗李世民在战争环境下所创造的一种军事舞蹈曲目。
三是体育表演类四种。其中，有角抵，类似今天的“摔跤”，起源于战国时期，始名于秦汉；投石、拔拒，皆始于战国时期的习武体育项目。投石，类似今之投弹练习；拔拒，类似今天的跳越障碍训练。蹙鞠，亦作“蹴鞠”、“踏鞠”、“蹴球”等，是我国古代一种用于习武、健身和娱乐的足球运动。传说始于上古黄帝时期，至战国时代已流行于齐、楚一带（见《战国策•齐策一》）。汉代以“踏鞠”、“蹴鞠”并称，不仅盛行于贵族和军队中，民间也很流行，故有桓宽（汉宣帝刘询时期官至庐江太守丞）“康庄驰逐，穷巷踏鞠”之说（见《盐铁论•国病第二十八》），而且还有专门著作问世。班固《汉书•艺文志》即著录有“《蹴鞠》二十五卷”，并将其“附于兵法”类（见唐颜师古注），以体现“蹴鞠”运动的军事性质。到了唐代，“蹴鞠”改名为“蹴球”，其运动依然盛行于世。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马端临在其所撰《文献通考•乐二十》中明确指出：“蹴球盖始于唐，植两修竹，高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球工分左右朋，以角胜负否。岂非‘蹴鞠’之变欤？"由此不难看出，唐代盛行于世的以“蹴球”为名的足球运动，其场地器材之增设、球员分工之明确，都有进一步发展的创新特色，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李筌本篇所列“随筵乐例”的三类十二种节目不难看出，唐代军队的文化娱乐生活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唐代中后期著名诗人韦应物曾以“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诗句（见《寒食后北楼作》诗）所描绘的“击鼓蹴鞠”的龙腾虎跃之欢快愉悦画面，恰是对唐代当年军营中开展各种军体、娱乐活动情况的真实写照。显而易见，这在当时对广大将士军政素质的培养提高，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李筌本篇所阐述的以抓好部队文化生活为内容、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目的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军事体育训练活动，仍有重要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太白阴经卷六 陈图
总 序
[原文]
经曰：黄帝设八阵之形①，车厢②、洞当，金③也；车工、中黄，土也；乌云、鸟翔，火也；折冲，木也；龙腾、却月，水也；雁行、鹅鹳，天也；车轮，地也；飞翼、浮沮，巽④也。风后⑤亦演《握奇图》⑥，云：“以正合，以奇胜，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聚散之势，节制之度，复置虚实二垒。”⑦力牧以创营图。其后，秦由余⑧、蜀将诸葛亮⑨并有阵图以教人战。
夫营垒教战有图，使士卒知进止⑩、识金鼓⑪。其应敌战阵不可预形⑫，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无穷；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⑬则其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⑭以教习之阵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
[注释]
①黄帝设八阵之形：句义是，黄帝创设了八阵法。但是，这实际上是唐人的一种依托之说，盖源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靖曰：‘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这里所谓的“丘井之法”，实际就是始于西周的“井田制”的一种土地制度。而黄帝则相传是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他既不可能创立始于西周的“丘井之法”，更不可能创设依据“丘井之法”而推演出来的“八阵之形”了。
②车厢：以及后文的洞当、车工、中黄、乌云、鸟翔、折冲、龙腾、却月、雁行、鹅鹳、车轮、飞翼、浮沮，皆为人们为“八阵法”中所取的具体名号。
③金：以及后文的土、火、木、水、天、地、巽，分别为八阵之名。
④巽：即巽阵。巽，乃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卦）中之第四卦。据《周易•巽卦•象传》载称：巽者“随风”；同书《说卦》称：“巽，为木，为风。”故知本篇所谓“巽阵”，亦即“风阵”也。
⑤风后：相传为黄帝时期大臣之一。据《史记•五帝本纪》载称：“[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南朝宋裴驷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唐张守节正义云：“四人皆帝臣也。”
⑥《握奇图》：实际是指《握奇经》，亦称《握机经》、《幄机经》。旧说为黄帝大臣风后所撰，实系后人伪托，但其作者及成书年代，今已无从确考。
⑦自“以正合”至“复置虚实二垒”七句：基本内容出自今传本《握奇经》。这也进一步证明前文之《握奇图》书名当为《握奇经》。
⑧由余：人名。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由余为春秋时期晋国人，后逃至戎地，戎王派他去观察秦国情况，但在秦穆公的离间策反之下，由余弃戎而降秦。其后，他为秦穆公献伐戎之策，打败了戎族，使秦得以“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⑨蜀将诸葛亮：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丞相兼军事统帅。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他曾“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又据《晋书•桓温传》载称：“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腹（古县名，位于今重庆奉节东之白帝城）平沙之下，累石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由此可见，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诸葛亮在组织指挥蜀军对敌作战中曾运用过八阵法。
⑩进止：谓前进与停止。在本篇这里亦可作“进退”解。
⑪金鼓：古代军中用于传达号令的两种指挥工具。通常是鸣金而令部队停止前进，击鼓而令部队进击敌人。
⑫预形：指预先画好图形。
⑬自“故其战胜不复”至“谓之神”诸句：语出《孙子兵法•虚实篇》，但与原文略异：“制形”、“能与”，《孙子兵法》原作“制流”、“能因”。兵形，通常指用兵打仗的方式方法，亦可作“用兵打仗的规律”解。
⑭庸将：指平庸无奇的低能将领。
[译文]
经典上说：黄帝创设了“八阵”作战队形，即车厢、洞当，是谓金阵；车工、中黄，是谓土阵；乌云、鸟翔，是谓火阵；折冲，是谓木阵；龙腾、却月，是谓水阵；雁行、鹅鹳，是谓天阵；车轮，是谓地阵；飞翼、浮沮，是谓巽阵（亦即“风阵”）。黄帝之臣风后也推演而作《握奇经》，说：“（大凡作战），总是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交战中的阵法变化，或者聚合而为一阵，或者离散而为八阵。这就是作战中所应掌握的阵法聚合、离散的变化态势，调动指挥军队所应掌握的法度，还要善于设置虚实二阵以迷惑敌人。”黄帝的另一大臣力牧把这些理性东西创制成为营阵图。其后，到了春秋时期秦国的由余、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都绘制有八阵图并用以教习士兵作战。
在营垒中运用阵图教战，能够使士卒知道怎样前进与后退，正确识别金鼓指挥号令。但是，临敌实战中的具体阵法，却不可预先画好图形照搬照套。因为，战胜敌人的具体战法不会重复出现，而应敌的阵形却是变化无穷的。用兵打仗的规律如同水的运动规律一样，水因地势的高低而制约其流向形态，用兵打仗则依据不同敌情而制定取胜的方略。能够根据敌情变化而灵活机动取胜的，才叫作用兵如神。可见，说对敌作战的阵法没有预定不变的图形，其道理是十分明确的。然而，平庸无能的将领却把平时用于训练士卒的阵法，当成战时对敌作战的阵法来运用，这种做法不也是非常荒谬可笑的吗？
[解说]
李筌《太白阴经》之第六卷是以《阵图》为总题，前置《总序》，继之书列《风后握奇垒图篇》、《风后握奇外垒篇》等十篇古代阵图文字及附图。本卷《阵图》的中心内容是，从探讨“八阵之形”的产生入手，着重介绍和揭示唐代以前的多种营阵图式对于训练部队实施作战的意义与作用问题。
作者在开卷之《总序》中，首先对“八阵之形”产生的时代及作者问题做了探讨。他认为，“八阵之形”是为上古时代的黄帝所设，经其大臣风后推演而作《握奇图》，又经另一大臣力牧创制而成营阵图；其后，又有春秋时期秦国的由余、三国时期蜀汉名相诸葛亮“并有阵图以教人战”。显而易见，作者李筌企图从历史的渊源关系入手，来探明“八阵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谓“黄帝设八阵之形”的论断，实乃后人的一种依托之说，而这种依托之说则源自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所称李靖之言：“臣按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以上这段所谓李靖之论述的主旨，是说上古时代的黄帝依据其始立的“丘井之法”而创制了“八阵之形”。显而易见，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因为，所谓“丘井之法”实际是始于西周时代的“井田制”的一种土地制度，而黄帝相传是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故“丘井之法”不可能为他所始立，而由丘井之法推演出来的“八阵之形”，则更非其所始立。这是不言而喻之事。
尽管所谓“黄帝始设八阵之形”是唐人的依托之说，但是，“八阵”的产生与发展确实经历了悠久的历史过程。这也是历史的实际情况。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即有“八阵”之说。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在其所撰《周礼注•春官•车仆》中指明：“孙子‘八陈’（孙子，指春秋末期大军事家孙武；陈，同“阵”）有苹车之陈”，并且是以“对敌自蔽隐之车”所构成的一种防御阵式。战国时期齐国军师孙膑所著《孙膑兵法》专设《八阵》篇论曰：“用八陈（陈，同‘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陈之宜。”此言运用“八阵”对敌作战，要根据地形的有利条件，采取“八阵”中的适宜阵法。孙膑首次阐明了运用“八阵”作战所应注意掌握的原则。到了汉代，“八阵”不但为部队对敌作战所普遍使用，如东汉和帝刘肇时期，不仅有车骑将军窦宪曾“勒以八阵”大败匈奴北单于（见《后汉书•窦融列传附窦宪传》），而且将“八阵”定为每年十月用以考核检阅汉军的一种例行制度，“会五营士（汉制指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领之兵）为八阵进退”（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第一》裴松之注引《魏书》），"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见《后汉书•礼仪志中》）东汉末至三国初，由于“金革未偃”，战争频仍，“八阵”之法更为流行，以至成为“士民素习”的阵法（见《后汉书•礼仪志中》刘昭注引《魏书》）。而蜀相诸葛亮正是在继承汉代以前古八阵法的基础上，从三国当时实施战争之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作战需要出发，以其擅长的巧妙构思而“推演兵法，做八阵图”（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从而把我国古代“八阵法”的发展推向高峰。
其次，作者李筌在本卷之《总序》中，着重论述了如何正确认识“阵图”在作战和训练中的作用问题。作者基于把“阵图”区分为“教习之阵”和“战敌之阵”的前提下，一方面认为，平时在营垒中“教战有图”，即运用阵图进行训练，可以起到“使士卒知进止，识金鼓”，从而提高部队军事素质的作用；一方面则强调指出，在战时“应敌战阵不可预形”，也就是说，在实战中的具体阵图战法不可以预先画好而于作战中照搬照套。显而易见，这是实施作战指导所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思想观点。作者依据《孙子兵法•虚实篇》所论，进一步指明：用兵打仗的规律，如同水的运动规律一样、“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唯有“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才叫作用兵如神。他还指出，“以教习之阵为战敌之阵”，乃是“庸将”的荒谬所为。由此可见，李筌本卷下面所介绍的十种阵图，其着眼点在于强调以“教习之阵”用于指导部队平时阵法训练；倘若把用于平时训练的“教习之阵”、当作战时取胜的“战敌之阵”，这无异于“按图索骥”，其结果必将是无所收获的。李筌此一思想观点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值得今人借鉴。
风后握奇垒图篇第六十三
[原文]
经曰：自风后至于太公①，俱用此法。古之《握奇》，文不满尺②，理隐难明③，其范蠡④、乐毅⑤、张良⑥、项籍⑦、韩信⑧、黥布⑨，皆用此法，得其糟粕⑩；而霍光⑪公孙弘⑫、崔浩⑬，亦采其华⑭，未尽其实。惟诸葛孔明则深明其法⑮，以八阵握奇垒画为图，本守地阔狭、分寸丈尺，毫发不爽⑯。具图以列于后焉。
[注释]
①太公：指西周的姜太公。
②古之《握奇》，文不满尺：《握奇》，即《握奇经》。文不满尺，指元古的《握奇经》文字短而不满尺幅之大。据明代嘉靖间王世贞所作“序”本《握机经》卷三《增衍握机经》的按语指出：“古本《握机经》文，惟风后古文一十九字，太公望增衍今文三百六十五字，共三百八十四字。”而所谓“惟风后古文一十九字”，只有“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一十九字。
③理隐难明：谓道理隐奥精深而不易弄明白。隐，隐奥；精深；微妙。
④范蠡：春秋末期越国大夫。
⑤乐毅：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中山国灵寿（位于今河北平山东北）人。燕昭王（名平）时任亚卿，曾率燕赵楚韩魏五国联军进攻齐国，先后攻取齐城七十余座，因功封于昌国（位于今山东淄博东南），号昌国君。昭王死后，其子惠王即位，因与乐毅有夙怨且又中齐将田单反间之计，遂以骑劫取代乐毅为将。乐毅无奈而出奔赵国，后死于赵。
⑥张良：汉高祖刘邦重要谋臣。
⑦项籍：即项羽。秦末反秦起义军领袖之一，著名军事统帅。
⑧韩信：汉初著名军事家。
⑨黥布：秦末汉初名将。秦国六县（位于今安徽六安东北）人。本名英布，因犯法而被黥面（即在脸上刺字），故又称黥布。秦末，率骊山刑徒起义反秦，初属项羽，因战功被封为九江王。在楚汉战争中，他弃楚归汉，率军协助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位于今安徽灵壁南）。后因韩信、彭越相继被刘邦所杀而心怀疑惧，遂举兵反汉，战败被杀。
⑩糟粕：本指酒渣，后因以喻指粗劣无用的事物。
⑪霍光：西汉重臣、著名将领。字子孟，河东平阳（位于今山西临汾西南）人。霍去病的异母弟。汉武帝刘彻时期任奉车都尉。昭帝刘弗陵年幼即帝位，他与桑弘羊等同受武帝遗诏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封博陆侯。后又迎立宣帝刘询。前后在朝廷执政长达二十余年。
⑫公孙弘（公元前200—前121年）：字季。菑川薛县（位于今山东微山东北）人。少为狱吏。年四十始治《春秋公羊传》。曾建议设五经博士，开东阁以延揽人才。他以熟习文法吏治著称，被汉武帝任为丞相，封平津侯。曾为《握奇经》一书作解。
⑬崔浩：北魏著名军事谋略家。官至司徒、侍中、抚军大将军。
⑭亦采其华：句义是，也只是采集了浮华的外表皮毛而已。华（huá），在本篇这里指浮华不实，引申谓外表皮毛。
⑮自“惟诸葛孔明则深明其法”至“具图以列于后焉”五句：原文作“今以八阵握奇人数为垒，班布守地阔狭、顷亩，列之于后”，但不尽前文《总序》中所讲“其后秦由余、蜀诸葛亮并有阵图以教人战”之义。故据钱熙祚校注而依“张刻本”文校改。
⑯不爽：不差。
[译文]
经典上说：从风后到姜太公，都是运用这种阵法实施作战的。但因元古的《握奇经》，文字很少而不及尺幅，其理隐奥精深而不易弄明白，故如范蠡、乐毅、张良、项羽、韩信、英布，虽都运用过这种阵法，但得到的只是其糟粕无用的东西；而霍光、公孙弘、崔浩，也不过是采集到它的浮华皮毛，而没有完全领略其精神实质。唯有诸葛亮则深明其法，以八阵“握奇垒”画成阵图，依据守地的宽窄、占地面积之分寸丈尺，做到分毫不差。兹以八阵之法而绘制阵图列在下面。
（阵图按《太白阴经》原书附于“原文”后，“译文”后不再附图。以下九篇皆同此例，不再注明）
[解说]
《风后握奇垒图篇第六十三》，是李筌《太白阴经》卷六之十篇“阵图”中的首篇。其中心内容是介绍“风后握奇垒图”营阵法的应用及其布势图式。
作者李筌认为，从上古时代的风后到西周初期的姜太公吕尚，都是运用的由风后据《握奇经》文推演而作“握奇垒图”营阵法。然而，在李筌看来，因为“古之《握奇》，文不满尺，理隐难明”之故，无论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的范蠡、燕国的乐毅，还是秦汉时期的项羽、张良、韩信、英布，虽然“皆用此法”，但都只是“得其糟粕”而已；而汉武帝时期的霍光、公孙弘，乃至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崔浩等运用此营阵法者，虽然运用此法“亦采其华”，但也都“未尽其实”而得其精义要旨；唯有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诸葛亮能够“深明其法，以八阵握奇垒画为图，本守地阔狭、分寸丈尺，毫发不爽”。对上述李筌之论，需要着重指出的问题，有如下几点：
其一，作者本篇所说的“古之《握奇》”，是指我国古代最早以“奇正”之说论述八阵布列的兵书《握奇经》。相传此书之经文为黄帝之臣风后所撰，西周初期姜太公吕尚为之引申，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作解。但是，该书著录较晚，而最先始为元代丞相脱脱等主持修撰的《宋史•艺文志六》所著录：“《风后握机》一卷，晋马隆略序。”又载：“《握机图》一卷。”唐初著名军事家李靖在回答唐太宗李世民所问何谓《握奇文》或《握机文》时，指出说：“‘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词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谓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当为余奇则是。”（见《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李靖清楚讲明了“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的道理。《握奇经》今有多种刻本流传。据明嘉靖进士、刑部尚书王世贞撰《序》刊行的《握机经》卷三《增衍握机经第三》指出：“古本《握机经》文，惟风后古文一十九字，太公望增衍今文三百六十五字，共三百八十四字。”而风后所撰之“古文一十九字”是：“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可见，李筌所说“古之《握奇》，文不满尺，理隐难明”，不是没有根据的。
其二，作者于本篇提及诸多运用“风后握奇垒图”营阵法者，除秦末汉初之项羽、英布等人，见于李筌同时代人独孤及所撰《风后八阵图记》（载于《全唐文》卷三八九）中之外，其余诸如春秋越国范蠡，战国燕国乐毅，秦末汉初之张良、韩信，汉武帝时霍光，北魏之崔浩等人，历史文献并无其运用“风后握奇垒图”营阵法方面的内容记载。李筌所谓上述诸人“皆用此法”的论断，不知本诸何籍？
其三，李筌《太白阴经•风后握奇垒图篇第六十三》原文出自清代《守山阁丛书》本，文末四句原作：“今以八阵握奇人数为垒，班布守地阔狭、顷亩，列之如后。”但是，实际上除后面附有李筌所绘“风后握奇垒图”布势阵图之外，并无“握奇人数”和“守地阔狭、顷亩”的文字内容。对于造成此种问题的原因，这里暂且从略，笔者将于下篇《风后握奇外垒篇第六十四》的“解说”中作进一步探讨。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清代学者钱熙祚于上述诸句文末校注指出：“此四句（指‘今以八阵’至‘列之如后’诸句），张刻本云：‘惟诸葛孔明则深明其法，以八阵握奇垒画为图，本守地阔狭、分寸丈尺，毫发不爽。具图以列于后焉’。”钱注所云“张刻本”者，是指清嘉庆间藏书家张海鹏所刊《墨海金壶》刻本《太白阴经》。以其所刊原文与《守山阁丛书》本原文相比较，笔者以为此张刻本所云更觉真切。因为，以“惟诸葛孔明则深明其法”以下五句接本篇“未尽其实”之后，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合于本卷开头《阵图•总序》李筌所论诸葛亮亦“有阵图以教人战”之义。故据钱熙祚校注所示，而改以张海鹏《墨海金壶》本原文。
风后握奇外垒篇第六十四
[原文]
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十人为一火①，一千二百五十火，幕亦如之②。幕长一丈六尺，舍十人，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为奇③，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余八千七百五十人分为八阵，阵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铢④，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阵积率⑤为地一万四千尺，率成⑥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余二尺，积率成六里余一百七十三步二尺。以垒四面乘⑦之，一面得地一里余二百二十三步二尺。垒内得地一十四顷一十七亩余一百九十七步四尺六寸六分，以为外垒。
天阵居乾⑧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
风阵居巽为风门，云阵居艮为云门⑨；
飞龙居震为飞龙门，虎翼居兑为虎翼门，
鸟翔居离为鸟翔门，蛇蟠⑩居坎⑪为蛇蟠门。
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
乾坤巽艮为阖门⑫，震兑离坎为开门⑬。
有牙旗⑭，游队⑮列其左右。偏将军居垒门内，禁出入，察奸诈。垒外有游军⑯定两端，前有冲，后有轴⑰，四隅有铺⑱，以备非常。中垒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二里余二百八十步，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百五十步，垒内有地两顷余一百步。正门为握奇⑲，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⑳、金鼓、库藏、辎重，皆居中垒。
[注释]
①十人为一火：火，古代兵制单位。唐杜佑《通典•兵志一》记载："五人为列，二列为火，五火为队。”
②幕亦如之：句义是，帐幕数也如同火数。即前文“有一千二百五十火”就配备帐幕一千二百五十顶。
③十以三为奇：指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的十分之三为奇兵。据此，一军人数的“奇兵”当为3750人。
④阵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铢：这里的“七分五铢”，实际是“一千九十三”（1093）整数后之小数点数字，即0.75。因为，一军12500人中，除去十分之三的“奇兵”3750人外，余下8750人皆为“正兵”分为八阵，平均每阵为1093.75人。
⑤积率：犹“积数”，谓累积之数。率（lǜ），计数。
⑥率成（lǜ—）：谓计算而折合成。
⑦乘（chéng）：计算。《周礼•天官冢宰•宰夫》：“乘其财用之出入。”郑玄注云：“乘，犹计也。”
⑧乾（qián）：以及下文的“坤、巽、坎、震、兑、离、艮”，皆为八卦之卦名。此八卦皆有其基本所象之事物，即“‘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也。此盖八卦之原始卦象，传统之说法，自先秦以来，言《易》者皆遵用之。有引申卦象，如‘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良为狗，兑为羊'等等，《说卦》所记者甚多。”（引自高亨著《周易大传今注•说卦》，齐鲁书社出版，1979年6月第1版）
⑨云阵居艮为云门： 艮，原文作“坎”。钱熙祚于句末校注指出：“坎，疑‘艮’，图亦误。”钱说为是。故今从钱注而改作“艮”。
⑩蛇蟠：本谓蛇盘曲状，但在本篇这里则借指军阵名。
⑪坎：原作“艮”，钱熙祚校注指明：“艮，疑‘坎’。”故从钱注而改。
⑫乾坤巽艮为阖门：巽艮，原作“巽坎”，钱熙祚于句末校注指明：“‘巽坎’，疑当从《文澜阁》本作‘巽艮’。”故从钱注而改。阖门，指关闭的门。阖（hé），闭合；关闭。
⑬震兑离坎为开门：坎，原作“艮”，钱熙祚于句末校注指明：“‘艮’，疑当从《文澜阁》本作‘坎’。”故从钱注而改。
⑭牙旗：指旗杆上饰有象牙的大旗。古代多为主将、主帅所建，亦用作天子出行时的仪仗。
⑮游队：本篇这里指担负护卫牙旗的士兵。
⑯游军：这里指执行流动作战的部队。
⑰前有冲，后有轴：冲，即冲车；轴，即轴车，皆为古代战车名。
⑱四隅有铺：四隅，指四角。铺，本谓铺位，但在本篇这里指警戒哨位或守卫据点。
⑲握奇（—jī）：指军阵名。古谓军阵数有九，即四正、四奇为八阵，余奇为握奇，合为九阵。所谓“握奇”者，指中心奇零者，由大将军握之，以随时应赴八阵之急处。
⑳六纛、五麾：六纛，指军中的六面大旗，唐代节度使军始用。五麾，指五种指示不同方位的彩旗，即东方青旗、南方赤旗、中央黄旗、西方白旗、北方黑旗。亦泛指古代军中所用的五种指挥旗。
[译文]
一军的编制员额为一万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编为一火，那么，一军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火，所需军用帐幕数也是一千二百五十顶。一顶帐幕长一丈六尺，可供十人居住之用，平均每人占地一尺六寸。以十分之三的兵力为“奇兵”，那么，一军则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余下的八千七百五十人为“正兵”分为八阵，平均每阵置“正兵”一千零九十三点七五人，占地为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阵的占地加起来为一万四千尺，折合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余二尺，亦即合六里余一百七十三步二尺。按营垒有四面计算，平均每一面占地一里余二百二十三步二尺。营垒内有地十四顷十七亩余一百九十七步四尺六寸六分，以此作为外垒营地。
天阵居于乾卦为天门，地阵居于坤卦为地门，
风阵居于巽卦为风门，云阵居于艮卦为云门。
飞龙居于震卦为飞龙门，虎翼居于兑卦为虎翼门，
鸟翔居于离卦为鸟翔门，蛇蟠居于坎卦为蛇蟠门。
天、地、风、云四阵为“四正”，
龙、虎、鸟、蛇四阵为“四奇”。
乾、坤、巽、艮四门为“阖门”，
震、兑、离、坎四门为“开门”。
营垒中央建有主帅牙旗，有游队分列于左右两侧护卫。偏将军置于营垒门内，职掌禁止随意出入、严察奸细破坏之责。营垒外围设有游军守定各阵门的两边。外垒前边备有冲车，后边备有轴车，四角设有警戒哨位点，用以防范突然事变的发生。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置于中垒，其所居守的地面长度为六千尺，折合二里余二百八十步；以中垒分为四面计算，平均每一面占地长二百五十步，垒内有地为二顷零一百步。中垒正门为“握奇”，由主帅大将军所居，军中的六面大旗、五面彩色指挥旗，以及金鼓指挥工具、物资库藏、军需辎重，都置放于中垒之内。
[解说]
《风后握奇外垒篇》是李筌《太白阴经》卷六《阵图》总题中的第二篇，连同前《风后握奇垒图篇》，着重论述和介绍我国古代八阵营阵法的排阵布势问题。
我们翻开本篇首页，便可以首先看到，清代学者钱熙祚于篇目之下有一重要校注，指出：“文澜阁本惟有‘握奇外垒’四字。按：下文即说前《握奇垒图》（指《风后握奇垒图篇第六十三》）之义，不应别为一篇，当从阁本（指‘文澜阁本'）为是。然阁本以《阵图总序》为六十三，《握奇垒[图]》为六十四；检前后卷，无有以‘总序'入篇数者。恐《握奇[垒]图》下脱去一篇，后人因析图说为二，以足其数耳。故仍之。”
上述之钱氏这段带考证性的校注，是颇有道理而可信的。因为，从本篇之全文来看，当与前《风后握奇垒图篇》为同一篇的内容，的确“不应别为一篇”。可是，本为文义连贯的同一篇文字，又何以分割而成为两篇呢？这诚如钱氏所分析指出的：“恐《握奇[垒]图》下脱去一篇，后人因析图说为二，以足其数耳。”应当说，这大约就是造成同一篇文字“一分为二”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点，恰恰又是导致前《风后握奇垒图篇》原文末尾虽有“今以八阵握奇人数为垒，班布守地阔狭、顷亩，列之如后”诸文（按：今据钱熙祚校注所示，而改以张刻本“惟诸葛孔明则深明其法，以八阵握奇垒画为图，本守地阔狭、分寸丈尺，毫发不爽。具图以列于后焉”诸句），却无八阵之兵力人数和占地亩数之内容；而本篇《风后握奇外垒篇》虽有兵力人数和占地亩数，却无阵垒排阵布势之图例的明显错误。这是我们阅读本篇时首先需要明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