㉟圣人：古时指智慧超凡的伟大人物。
㊱谲书：这里指专讲诡道以奇制胜的兵书。谲（jué），诡诈；权变。
[译文]
经典上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它根源于阴阳二气。阴阳既然已经形成，那么，违背它就要失败，顺应它就会成功。恭敬谨慎地向百姓传授农时，为的是使其掌握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节气时令变化，而不是用来兴兵打仗的。
天地不是因为有了万物才存在的，而万物确是因为有了天地才出现的；阴阳不是因为有了万物才存在的，而万物却是因为有了阴阳才产生的。（《老子•第五章》说：）“天地是不讲什么仁慈的，对万物就像对待‘刍狗’一样而任其自生自灭。”因此，阴阳对于万物来说，又有什么情感可言呢？
火的性质是自然燃烧发热，但不是为了烧灼万物才产生这种性质；水的性质是自然浸湿滋润，但不是为了漂荡万物才产生这种性质。水与火都有其专一不变的性质，而万物遇到它们却各有不同的情况。阴与阳也有其专一不变的性质，而万物遇到它们却各有荣枯之别。倘若水火有情感的话，那么，就能使石头浮出水面，使木头沉于水底，使金属化为液流，使泥土变成坚石。（但事实并非如此。）可见，阴阳不能决定国家的胜败存亡、事物的吉凶善恶，这是十分明白的事情。
春风从东方吹来，地里的草木籽种就会发芽破土，但储藏在仓库中的粮谷却不能萌芽；秋天的严霜袭来，各种花卉都会遇寒而凋零枯萎，但得到遮蔽保护的草木却未遭到伤害。这说明，阴阳寒暑自然条件的作用，是随着人的谋略的实施而改变的，而人的谋略的成功与失败，哪里是阴阳寒暑所能改变的呢？
从前，王莽征召天下擅长兵法韬略的人有六十三家，全都编配在军中担任军吏，但到昆阳作战失败之际，恰逢巨雷狂风大作，屋瓦全飞，暴雨如注。当此之时，王莽军队的失败难道是其三门不发、五将不具吗？实乃其迷信于推亭亭白奸法，错以太岁、月建占卜时日吉凶之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古代有个叫张伯松的人，正值战乱而离家住在军营中，因为贼寇迫近，营中的豪杰勇士都逃跑了，但张伯松却说：“今天是‘反吟’日，不利于出奔外逃。”不一会儿，贼寇来到，结果张伯松被杀，其妻子儿女被虏，财物被抢掠一空。桓谭在其所著《新论》一书中说道：“最愚笨的人只知道躲避险恶的时日，而不知道躲避险恶的事情。”（张伯松因为禁忌阴阳时日结果被杀，）可见，阴阳对于人又有什么情感呢？
姜太公曾说：“选任贤才使用能人，不择吉日良辰而事情也会顺利完成；严明法制审行号令，不用占筮卜卦而事情也会吉祥如意；尊贵有功优赏勋劳，不必祭祀祈祷也会得到幸福快乐。”没有深厚高尚的德行，而仅以占卜日月星辰变化之数；不了解敌人强弱态势，而仅以侥幸心理希图天时有利；既无深谋又无远虑，而仅以观测风云变幻获得启示；既缺乏勇气又缺少力量，而仅以主观愿望企求于上天赐福；临敌畏怯而不敢出击，而仅以占卜龟筮之法求得吉凶之兆；士卒没有勇敢精神，而只想依靠求神拜鬼以期保佑；不会巧妙设置伏兵，而仅能任凭阴阳向背之说摆布，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无助于制胜，因而是不可取法的。）大凡天道鬼神之类，是视而不见其物，听而不闻其声，索而不得其状，指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既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又不可能制约人们的生死。所以，明智的将帅从来不取法这些东西，而众多的平庸将领却相信不已。
孙武说过：“明君圣主，贤臣良将，他们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其功业超出众人之上的，就在于他们能预先了解掌握敌情。而要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求神拜鬼的方法来获取，不可拿相似的事物作类比推测来得到，不可以凭借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作验证，而必须从那些熟悉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取。”吴起说：“了解和判断敌情，有不经占卜吉凶而能同敌人进行交战的，那是由于事先了解掌握敌情的缘故。”范蠡说：“天时对我不利，不可以兴兵打仗；人事对我不利，不可以兴兵打仗。”这里所说的“天时”，是指敌国发生水旱、虫蝗、霜雹和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对我而有利的时机，而不是方术家们所说的什么“孤虚向背之天时”。姜太公说：“智慧超凡的伟人之所以产生，是为了治理天下以匡正后世。因此，他们撰写了主张用诡诈之道以出奇制胜为内容的兵书典籍，而天道则对于用兵打仗是没有益处的。”照此看来，天道对于用兵作战又有什么阴阳向背可言呢？
[解说]
《天无阴阳篇》是李筌《太白阴经》第一卷《人谋上》之首篇。它从分析阴阳寒暑的天候气象条件与用兵作战的关系入手，着重阐述了人的谋略在战争中的决定意义和重要作用问题。
“阴阳”一词，是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见于《诗•大雅•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初始意义，是指阳光的向背，即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引申为气候的寒暑，星辰的日月，人世的君臣、男女，等等。我国古代思想家由于认识到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遂用阴阳这个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两种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物质力量，从而使阴阳这个概念成为我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中一对重要范畴。《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万物负阴而抱阳。”正确指明了阴阳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对立面。《周易•系辞上》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则进一步揭示了阴阳的对立与转化是宇宙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规律。然而，到了战国末期，以齐国人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于是，把阴阳变成了和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说相结合的神秘概念。这样，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史上，便形成了唯物与唯心两种对立的阴阳观。身处唐代中后期的兵学家李筌，他在完全继承前人唯物的阴阳观的基础上，运用阴阳这对哲学范畴分析和考察了天之阴阳寒暑与用兵作战的关系问题，深刻地阐明了如下重要军事思想观点：
首先，阐明了天之阴阳寒暑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而人的谋略计策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
李筌从天地万物皆“本乎阴阳”而生这一根本规律的认识出发，正确指出，天之阴阳寒暑虽是万物生存与发展不可违背的自然条件（尤其在农业生产上更是如此），但对用兵作战来说却不是这样。他认为，天之阴阳寒暑，固然是用兵作战所无法回避的客观因素，但最终能够决定战争胜负和国家存亡的，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亦即人的谋略计策是否得到正确运用。作者继而以春风可使草木籽种发芽破土而出，但不能使仓库中的粮谷发芽；秋霜可使各种花卉凋败枯萎，但不能使受到保护的草木遭到伤害为例，进一步阐明了阴阳寒暑不但不能决定战争的成败，而且它对战争的客观影响作用，将会随着人的主观谋略的实施而有所改变，但人的谋略的成败却不是阴阳寒暑所能改变的。显而易见，李筌之所以用“天无阴阳”为题而立论，其意义恰在于此。
其次，阐明了破除用兵作战中的占卜祭祀、求神拜鬼等迷信活动对于赢得作战胜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李筌以汉末王莽因笃信卜筮、鬼神而导致昆阳作战之惨败，以及古代张伯松因禁忌阴阳时日而造成家破人亡之事为例，揭示了迷信占卜祭祀、求神拜鬼对用兵作战的危害性，以及破除此类迷信对用兵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接着，作者在引录前人所论“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以及列举指斥了种种不思发挥人的主观谋略作用而专恃龟筮、鬼神等迷信行径之后，以唯物主义观点强调指出：“天道鬼神”是一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既“不可以决胜负”，又“不可以制生死”。因此，“天道鬼神”之类东西，是为明智将帅所不取法，而应坚决破除的。在迷信盛行的封建时代，李筌敢于冲决“天道鬼神”对兵家实施作战指导的束缚，其唯物主义的大无畏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值得后人学习的。
再其次，阐明了预先了解敌情和正确选择进攻敌人的战略时机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
了解和掌握敌情，是战胜敌人的前提条件。明于此理的李筌引述孙子的话指出：明君良将，他们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其功业超越众人之上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预先了解和掌握敌情，而了解和掌握敌情，是“不可取于鬼神，不可求象于事，不可验之于度，必求于人。”（见《孙子兵法•用间篇》）作者指明了解和掌握敌情的正确途径和方法，应是从熟悉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取。李筌关于了解和掌握敌情的观点，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完全继承了孙子的理论，更在于他对“天时”概念做了科学的释义。他说： 所谓“天时”，是指敌国发生水旱、虫蝗、霜雹和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为我所用的击敌有利时机，而不是形形色色的方术家们所说的“孤虚向背之天时”。显而易见，李筌鉴此种“天时观”是唯物主义的，他所揭示的思想内涵，实质是指发动战争的时机选择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战争从其本原来讲，乃是物质的运动在军事领域的特殊表现；战争指导者要驾驭战争并获取胜利，必须从敌对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研究和指导战争。实践经验清楚表明，在已具备实施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和对敌情确切掌握的前提下，战略进攻的时机选择是否恰当有利，将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成败。李筌关于“天时”即进攻敌人的战略时机问题的正确释义，完全摒弃了方术家们在此问题上的唯心主义的玄虚迷信色彩，无疑是应予充分肯定的一种历史进步。历史上大凡有作为的军事家和战争指导者，一般都善于选择战略进攻的有利时机，并指导战争直到胜利。南北朝时期的北周灭亡北齐的战争，就是能够充分体现正确选择战略进攻时机的成功一例。当时，北齐后主高纬十分昏庸庸败，致使奸佞擅权，贤臣良将受诛，天灾人祸，民怨沸腾，国家已呈“土崩之势”（见《北史•齐本纪下》）周武帝宇文邕适时准确把握此种有利时机，遂于建德五年（公元576年）十月，亲率大军东征，以“破竹之势”（见《北史•周本纪下》），迅猛进攻，于次年正月攻占了齐都邺城（位于今河北磁县南），一举灭亡了北齐，为统一我国黄河以北地区，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周武帝宇文邕率军攻灭北齐的战争实践经验，充分印证了李筌关于深入了解敌情动态，准确适时把握战略进攻时机，对于赢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的论述的正确性，值得今人学习借鉴。
地无险阻篇第二
[原文]
经曰：地利者，兵之助①，犹天时不可恃也。
昔三苗氏②，左洞庭③，右彭蠡④，德义不修，禹⑤灭之。夏桀⑥之居，左河济⑦，右太华⑧，伊阙⑨在其南，羊肠⑩在其北，修政不仁，汤⑪放之。殷纣⑫之国，左孟门⑬，右太行⑭，常山⑮在其北，太河⑯经其南，荒淫怠政⑰，武王⑱杀之。秦之地，左峭函⑲，右汧陇⑳，终南㉑、太华居其前，九原㉒、上郡㉓居其后，刑政苛酷，子婴㉔迎降于轵道㉕；姚泓㉖面缚于灞上㉗。吴之居，五岭㉘在其南，三江㉙在其北，左沧浪㉚，右衡山㉛，刑政不修，吴王㉜终于归命；陈主㉝卒于长城。蜀之分，左巫峡㉞，右邛僰㉟，南有泸溪㊱之障，北有剑阁㊲之险，时无英雄，刘禅㊳不能守；李势㊴不能固。
由此言之，天时不能祐㊵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存亡在于德，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地奚㊶有险易哉？
[注释]
①地利者，兵之助：语出《孙子兵法•地形篇》，但“利”字，孙子原著作“形”。
②三苗氏：我国上古时期的部族名。地处今河南南部、江西西部和湖南北部地区。
③洞庭：即今湖南的洞庭湖。
④彭蠡：即彭蠡泽，位于今江西鄱阳湖北。一说即今鄱阳湖。
⑤禹：传说中我国古代部落联盟领袖。如姓。亦称大禹、夏禹、戎禹。一说名文命，鲧之子，原为夏后氏部落首领，奉舜命治理洪水，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三十年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后以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
⑥夏桀：中国奴隶社会夏朝的末代君主。名履癸。因其荒淫暴虐，商汤起兵将其击败于鸣条（位于今河南封丘东），放逐南方而死于南巢（位于今安徽合肥西南）。
⑦河济：河，黄河。济，济水。
⑧太华：指太华山，亦称“泰华山”。今称华山，位于今陕西华阳一带，为我国“五岳”（即我国五大名山的总称）之西岳，著名风景名胜区。
⑨伊阙：古关名。位于今河南洛阳南之伊阙山上。
⑩羊肠：古地名。位于今河南林县一带。
⑪汤：我国商朝开国之君。亦称商汤、成汤、武汤等。
⑫殷纣：商朝末代君主。又称帝辛。因荒淫残暴，后为周武王率军击败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自焚而死。
⑬孟门：古隘道名。位于今河南辉县西。
⑭太行：即太行山。位于今山西平原与河北平原之间。
⑮常山：本名恒山，西汉时因避文帝刘恒名讳而改，后世因之。为“五岳”中的北岳，位于今河北曲阳西北。
⑯太河：即大河，古指黄河。太，古作“大”。
⑰怠政：怠惰朝政；不理朝政。
⑱武王：指周武王。西周王朝建立者。姬姓，名发，周文王（昌）之子。
⑲崤函：峭，崤山，今陕西秦岭东段之支脉。函，指古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东北，因其关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东自崤山，西抵潼津，通名函关，号称天险。
⑳ 汧陇：汧（qiān），指汧山，位于今陕西陇县西南。陇、指陇山，六盘山南段之别称，位于今陕西陇县西北至陕、甘边境。
㉑终南：即终南山。今秦岭主峰之一，位于今陕西西安南。
㉒九原：郡名，秦置。唐代时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
㉓上郡：郡名，战国魏置。隋代时治所在今陕西富县。
㉔子婴：秦始皇之孙，秦二世胡亥兄长扶苏之子。秦相赵高杀死胡亥后，立子婴为秦王，在位仅46天，即投降了刘邦。后为项羽所杀。
㉕轵道（zhǐ—）：古亭名。亦作“枳道”。位于今陕西西安东北。
㉖姚泓：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皇帝姚兴之长子。兴死后，他即帝位仅两年，便为东晋将领刘裕率军所灭。
㉗灞上：古地名。亦作“霸上”或称“霸头”，位于今陕西西安东。为古代咸阳及长安附近军事要地。
㉘五岭：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之总称。位于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省交界地区。
㉙三江：古代各地众多水道之总称，但因地不同而所指不一。本篇这里指江浙的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
㉚沧浪：本指水呈青苍色。本篇这里借指东海。
㉛衡山：山名。即我国“五岳”之南岳，位于今湖南衡山市西北。
㉜吴王：本篇指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其统治专横暴虐，奢侈荒淫。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晋国出兵攻占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孙皓投降称臣，被晋武帝司马炎封为“归命侯”。故“吴王终于归命”句即指此事。
㉝陈主：本篇指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在其执政七年中，荒淫无度，不理朝政。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隋灭陈后，陈叔宝被俘至洛阳，死后被隋文帝杨坚封为“长城县公”。故本篇所称“陈主卒于长城”即指此事。
㉞巫峡：一称“大峡”，我国长江三峡之一，因巫山而得名。西起重庆市巫山县大宁河口，东到湖北省巴东县官渡口，绵延约 45公里，长江横切于巫山主脉的石灰岩层上，峡谷特别曲折幽深。高峰海拔1000米以上，著名的巫山十二峰并列于两岸，以“神女峰”（又称“望霞峰”）最为奇特景观。
㉟ 邛僰（qióng bó）：汉代临邛、僰道的并称。辖境约当今四川邛峡、宜宾一带，后亦借指西南边远地区。
㊱泸溪：即泸水。指今金沙江在四川宜宾以上、云南与四川交界处一段。
㊲剑阁：古县名。位于今四川剑阁东北。剑门关即矗立于剑阁县北，自古以“剑门天下险”而闻名。
㊳刘禅（公元207—271年）：三国时期蜀国后主。刘备之子，字公嗣，小字阿斗。公元223—263年在位。蜀国被魏国灭亡后，刘禅被封为“安乐公”。
㊴李势：东晋十六国时期成汉国皇帝，建都于成都（今属四川），在位仅三年，被东晋灭亡。
㊵祐：义同“佑”，保佑。
㊶奚：这里作疑问词。何，什么。
[译文]
经典上说：有利的地形，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但地利也像天时一样，是不可单纯依赖它的。
从前，三苗氏部族所居地区之大，西起洞庭湖，东到彭蠡泽，但他不修仁义道德，而被大禹所灭。夏桀所在的地方，左有黄河、济水，右有太华山，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但他治国不施仁政，最终被商汤所放逐。商纣王的国家，左有孟门关，右有太行山，常山在其北，黄河经其南，但因他荒淫无道，不理朝政，终于被周武王所迫而自杀。秦国的土地，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汗山、陇山，终南山和太华山居其前，九原和上郡居其后，但因其国施行酷刑暴政，最终导致其王子婴于轵道亭投降了刘邦；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据有与秦国相同的地理条件，但因其帝姚泓不善国政，即位后仅两年，就被东晋军俘虏于灞上。三国时期的吴国所在地区，五岭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临东海，右靠衡山，但因其国严刑酷法，朝政不修，终于被西晋所灭，吴王孙皓投降称臣，被晋武帝司马炎封为归命侯；南北朝时期的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占有与东吴相同的地理条件，但因其昏庸腐败，国势衰微，最终被隋军俘获至洛阳而死后封为长城县公。三国时期蜀国的分界是，左临长江巫峡之险，右靠临邛、僰道之地，南有泸溪做屏障，北有剑阁为险关，但当时由于丞相诸葛亮死后国中无英雄人物辅政，蜀后主刘禅最终没有守住国家而为曹魏所灭；十六国时期的成汉国皇帝李势据有与蜀汉同样的地理条件，但因其骄奢淫逸，不恤国事，也未能守住国家，最终被东晋所灭。
从以上这些历史实例可以说明，天时不能保佑荒淫无道的君主，地利也不能帮助昏乱衰亡的国家。地形的险要或平易，是依据不同人的利用才能发挥其险要或平易的作用的；地形没有绝对的险要与不险要，也没有绝对的平易与不平易。国家的存亡取决于君主的德行之好坏，战争的攻守方式则取决于地形之险易，唯有圣明的君主和智谋的将帅，才能守卫住自己国家的领土。地形条件对用兵作战所起的辅助作用，哪有绝对的险要与平易之分呢？
[解说]
《地无险阻篇》是继《天无阴阳篇》之后，为李筌《太白阴经》卷一《人谋上》之第二篇。如果说，《天无阴阳篇》是从分析“天时”与用兵作战的关系入手，着重论述人的谋略在战争中的意义和作用问题，那么，本篇则是从“地利”对用兵作战影响的角度，着重揭示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地无险阻篇》与《天无阴阳篇》是立义相对而主旨同一的姊妹篇。《地无险阻篇》通篇主要阐明了两大重要思想观点：
第一，李筌认为，“地利”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是可充分利用而不可单纯依赖的客观因素；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存亡，关键不在于地形条件的险易，而在于统治者是否有道，是否实行仁政。
作者李筌在完全继承《孙子兵法•地形篇》关于“夫地形者，兵之助也”之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指出，“地利”虽是用兵打仗的辅助条件，但它同“天时”一样，都是不可单纯赖以取胜的唯一条件。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观点。战争实践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的，因而无一不受特定的天时、地利条件的制约与影响。所以，历来有作为的军事家无一不重视和研究天时和地利条件对用兵作战的制约与影响作用，把占有好的天时、地利条件视为攻取战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对战争的胜负、成败只起辅助性作用，而战争胜负、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李筌在充分肯定天时、地利对于用兵作战所起的辅助性作用的前提下，明确指出，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存亡在于德”，即在于统治者的“君主”是否有道和推行德政。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道理，李筌以大量篇幅列举了历史上从夏商周到南北朝时期的许多败军亡国之实例，揭示出这些国家虽然都有“地利”之助，但都因为统治者的“君主”或“德义不修”、“修政不仁”，或“荒淫怠政”、“刑政苛酷”，或“时无英雄”、缺乏贤才，等等，而最终导致了败军亡国的悲惨结局。作者由此而得出正确结论说：“天时不能祐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这是十分正确的思想观点。此中之道理，着实令今人深省与借鉴啊！
第二，李筌认为，地形险易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它是因人而变的，唯有"圣主智将"才能充分发挥地利条件对战争的辅助性作用。
地有险易，正如天有阴阳，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对地利作用的发挥程度，却是由于人的主观因素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作者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因而明确提出：“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无险无不险，无易无不易。”作者这里为人们如何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地利作用的问题，提供了辩证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李筌在首先肯定“存亡在于德”，而不在于“地之险易”这样的前提下，又进一步提出了“战守在于地，惟圣主智将能守之”的论断。其要旨是，战争的攻守方式运用得是否恰当有利，是取决于战争指导者是否能够对地形险易之利弊态势的正确取舍和充分利用。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地形条件，就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式，运用什么样的作战方法。这就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根据地形条件的险易利弊，而采取正确的作战方式和巧妙的作战方法战胜敌人，绝非是“昏君”、“庸将”所能做到的。唯有圣明的君主和智谋的将帅通过主观能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地利"条件的客观作用来战胜敌人，从而保卫住自己的国家。李筌的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
人无勇怯篇第三
[原文]
经曰：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①，海岱②之人壮，崆峒③之人武，燕赵④之人锐，凉陇⑤之人勇，韩魏⑥之人厚。地势所生，人气所受，勇怯然也。
且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既言秦人劲，申屠⑦之子败于峣关⑧，杜洪之将北⑨于戏水⑩，则秦人何得而称劲？吴人怯，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败齐于艾陵⑪，长晋于黄池⑫，则吴人何得而称怯？蜀人懦，诸葛孔明撮⑬巴蜀之众，窥兵中原，身为僵尸⑭而威加魏将，则蜀人何得而称懦？楚人轻，项羽破秦，虏王离、杀苏角，威加海内，诸侯俯伏⑮，莫敢窥视，则楚人何得而称轻？齐人多诈，田横⑯感五百死士，东奔海岛，及横死，同日而伏剑⑰，则齐人何得而称诈？越人浇薄，越王勾践以残亡之国，恤孤老之众，九年灭吴，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则越人何得而称浇薄？燕赵之人锐，蚩尤⑱败于涿鹿，燕丹⑲死于易水⑳，王浚㉑缚于蓟门㉒，公孙㉓戮于上谷，则燕赵之人何得而称锐？凉陇之人勇㉔……
所以，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哉？
[注释]
①浇薄：本篇这里指人情风气轻薄不朴实。
②海岱：指古青州地区。位于今山东渤海至泰山之间的地带。
③崆峒（kōng dòng）：山名。位于今甘肃平凉西。亦泛指甘肃西部。
④燕赵：本为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的并称，本篇这里指其所在地区，即今河北北部及山西西部一带。
⑤凉陇：凉，指凉州。汉代时期其辖境约当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陇，指陇右地区，亦泛指陇山以西地区，其辖境约当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
⑥韩魏：本篇这里指战国时期韩、魏二国的辖区，约当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及北部。
⑦申屠：复姓。周代时期申侯的后代，其支子居安定之屠原（位于今陕西合阳东），因以申屠为姓氏。
⑧峣关：古关名。故址在今陕西蓝田东南，故又名蓝田关。
⑨北：败北，败逃。
⑩戏水：河水名。位于今陕西临潼东，源出骊山，北向流入渭水。
⑪艾陵：地名。位于今山东莱芜东北。
⑫黄池：地名。位于今河南封丘西南。本篇这里所称吴王夫差“长晋于黄池”，即指吴王夫差北上黄池与晋侯争夺霸主而位居晋国之上事，据《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系发生在春秋末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
⑬撮：聚合；集中。
⑭身为僵尸：谓死亡之身。本篇这里指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第五次率兵北攻曹魏，因操劳过度而病死于五丈原（位于今陕西宝鸡东南）。
⑮俯伏：低头伏地。多表示恐惧屈服或极端崇敬。
⑯田横：原本战国时期齐国贵族，秦末随从兄起兵重建齐国，并在楚汉战争中自立为齐王。汉朝建立后，他不愿意向汉称臣，乃率党徒五百人逃往海岛，后在被刘邦召往洛阳途中自杀身死。
⑰伏剑：谓以剑自杀。
⑱蚩尤：传说中我国上古时代东方九黎族首领，后在与黄帝交战于涿鹿（位于今河北涿鹿东南），失败被杀。
⑲燕丹：战国末期燕国太子丹，燕王喜之子。曾派遣壮士荆轲入秦刺杀秦王嬴政未能成功。后秦军攻破燕国，其父将其斩首献给秦国。
⑳易水：即今河北西部大清河上游支流，因源于易县而得名。
㉑王浚：原文误作“王濬”，今据史改。西晋将领。官至宁北将军、青州刺史。后自领尚书令，“谋将僭号”（见《晋书•王沈传附王浚》）称帝，被后赵石勒执杀。
㉒蓟门：指蓟县（位于今北京城南）城门。
㉓公孙：指公孙渊，字文懿，三国时期魏国的地方割据者，于襄平（今辽宁辽阳）称燕王。后被魏将司马懿率兵攻杀。
㉔凉陇之人勇：清钱熙祚于此句后校注指出：“文澜阁本无此五字。张刻本（指清嘉庆年间张海鹏《墨海金壶》本）连上句云：‘则燕赵汗陇亦未必勇且锐也’。按：旧抄本此下空三十余格，盖原书残缺，传写者遂以意删改之。”钱说甚是。可见，“凉陇之人勇”句后原有缺文。故仍之，今以省略号标示。
[译文]
经典上说：勇敢和怯懦都是由人的天性决定的，刚强和柔弱都是由所居地域决定的。秦地人强劲，晋地人刚烈，吴地人胆怯，蜀地人懦弱，楚地人轻狂，齐地人多狡诈不实，越地人轻薄不厚重，海岱地区的人健壮，崆峒地区的人勇武，燕赵地区的人劲锐，韩魏地区的人忠厚。地理形势所产生的影响，为人的天性气质所接受，通常认为的勇敢与怯懦就是这样生成的。
（但要从军事的角度讲），士兵的勇敢或怯懦是取决于将帅谋略的成败，军队的强大或弱小则取决于整个形势的好坏。谋略高明，有利形势便会形成，在此情况下，怯懦的人也会变得勇敢；谋略笨拙，有利形势就会丧失，在此情况下，勇敢的人也会变得怯懦。
上面既然说秦地人强劲，可是申屠之子失败于晓关，杜洪之将败北于戏水，这又怎能说秦人是强劲有力呢？说吴地人胆怯，可是吴王夫差的军队天下无敌，在艾陵打败了齐国军队，又北上黄池争夺霸主而位居晋国之上，这又怎能说吴人胆怯呢？说蜀地人懦弱，可是诸葛亮集中巴蜀之众，以兵窥视威胁中原地区，在他身死而为僵尸之后，仍然威加于魏将司马懿而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这又怎能说蜀人懦弱呢？说楚地人轻狂，可是项羽击败秦军，俘虏了王离，击杀了苏角，威震海内，诸侯俯首听命而不敢违抗，这又怎能说楚人轻狂而不足道呢？说齐地人多有狡诈，可是在田横感召下的五百敢死之士，随他东奔海岛之上，待到田横自杀身死之时，这五百壮士也在同一天以剑自刎而死，这又怎能说齐人狡诈不实呢？说越地人轻薄不厚重，可是越王勾践以残破灭亡之国，爱护体恤孤寡老弱的百姓，励精图强而九年后灭亡吴国，取得了以弱攻强、以小取大的胜利，这又怎能说越人轻薄不厚重呢？说燕赵之人劲锐，可是蚩尤在涿鹿被黄帝打败，燕太子丹死于易水岸边，西晋将领王浚在蓟县城门被后赵石勒俘虏，三国时期称雄于辽东的公孙渊在上谷被魏将司马懿所杀，这又怎能说燕赵之人劲锐呢？说凉陇之人悍勇……
所以，人的勇敢或怯懦的关键在于法令是否严明，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在于智谋是否优胜。对怯懦的人施以威刑，就可以使他们变得勇敢；对勇敢的人给以奖赏，就会使他们拼死作战。能够改变人的天性，改变人的思想的，就在于正确地实施刑赏律令。人的勇敢和怯懦，哪有什么是天性使然而不可改变的呢？
[解说]
李筌本篇以《人无勇怯篇》为题，旨在通过对人性勇怯产生条件的分析和探讨，着重揭示军队的勇敢精神是后天养成的客观真理性。
人的勇怯，实际是人的一种内在气质或曰精神力量。军队作为实施战争的根本武装力量，将士的勇怯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成败。所以，关于军队的勇怯问题，历来是为兵家所十分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大军事家孙武把“勇”视为将帅所应具备的五项条件之一。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见《孙子兵法•计篇》）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曹操对此作注则称之谓“将宜五德备也。”唐代兵学家李筌更加明确称为：“此五者，为将之德，故师有丈人之称也。”（以上曹、李二人之注文，皆见于《十一家注孙子•计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 月第1版）可见，历代兵学家都把孙子所论为“将者”的“智、信、仁、勇、严”五项基本条件之一的“勇”，视为将帅所应具备的“五德”之一。战国著名军事家吴起则写道：“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见《吴子•论将第四》）也承认“勇”是将帅者所应具备的五项条件或曰“五德”之一。李筌在完全继承先秦兵家思想的基础上，专辟篇章对军队的勇怯问题进行探讨，这在唐朝以前是不曾见的。这充分说明作者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在唐代以前，关于人性勇怯形成问题的传统观点，是所谓“地势所生，人性所受”的唯心的先天决定论。李筌在引述历史上所称“秦人劲，晋人刚，吴人怯，蜀人儒，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浇薄，海岱之人壮，崆峒之人武，燕赵之人锐，凉陇之人勇，韩魏之人厚”等地理环境决定人性勇怯的传统说法之后，首先正确指出，军队的勇怯，乃与军事谋略的成败、战争态势的好坏有着直接关系。他认为，谋略高明、态势有利，便可以使怯懦者变为勇敢者；反之，谋略笨拙、态势不利，勇敢者也可能变成怯懦者。接着，李筌又列举了大量战争史例，深入分析并批驳了上述种种地理环境决定人性勇怯的唯心传统观点后，得出正确结论说：“所以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能移人之性、变人之心者，在刑赏之间，勇之与怯，于人何有哉？”从李筌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朴素的唯物辩证的思想观点：认为军队的勇怯，既不是地理环境决定的，也不是天生不变的，而是通过在贯彻刑赏律令过程中实施后天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并且承认在正确贯彻刑赏律令的条件下，勇与怯这对矛盾的双方，不但是相互依存于一体，而且又是可以各自向对方转化的。
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李筌并不了解社会制度、阶级关系和战争性质对军队勇敢精神的形成所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一真谛，但他面对“勇怯有性，强弱有地”的传统唯心观念，敢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并且明确揭示军队勇敢精神是在实施“刑赏之间”的后天培养教育而形成的唯物辩证理念，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李筌本篇之所以专门以“人无勇怯”为题而探讨古代军队勇敢精神形成的原因和条件，其重要理论与实践的价值意义也恰在于此。
主有道德篇第四
[原文]
经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统，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①，天下无所归其功。五帝②则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让其功。
道德废，王者出，而尚仁义；仁义废，伯③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废，战国出，而尚谲诈④。圣人知道不足以理则用法，法不足以理则用术，术不足以理则用权，权不足以理则用势。⑤势用则大兼小，强吞弱。周建一千八百诸侯，其后并为七国⑥。七国连兵结难⑦，战争方起。七国之君非疏道德而亲权势。权势用，不得不亲；道德废，不得不疏，其理然也。
唯圣人能反始复本⑧，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⑨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⑩以名法理国，则万物不能乱；以权术用兵，则天下不能敌⑪；以无事理天下，则万物不能挠，不挠则神清。神清者，智之原；智平者⑫，心之府⑬。神清智平，乃能形物⑭之情。人主⑮知万物之情，裁而用之，则君子、小人⑯不失其位。
夫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无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则人阙⑰其理；失于小人，则物罹⑱其殃。故曰：人不鉴⑲于流水，而鉴于止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则任人不失其才，六官⑳各守其职。四封㉑之内，百姓之事，任之于相；四封之外，敌国之事，任之于将。语曰：“将相明，国无兵㉒。”舜以干戚㉓而服有苗㉔，鲁以頖宫㉕而来淮夷㉖。以道胜者，帝；以德胜者，王；以谋胜者，伯㉗；以力胜者，强。强兵灭，伯兵绝；帝王之兵，前无敌。人主之道，信其然矣！
[注释]
①“古者三皇”至“以抚四方”五句：语出《淮南子•原道训》，但与原文略异。三皇，传说中的我国远古时代之三位皇王，但不同著作所指不同。大体有六说，其中一说，如汉班固《白虎通•号》称“三皇”为伏羲、神农、燧人。实际上各说都是象征性人物。
②五帝：传说中的上古五位帝王，但不同著作所指不同。大体有四说，其中一说，如《大戴礼记•五帝德》称“五帝”是：黄帝（轩辕）、颛顼（高阳）、帝喾（高辛）、唐尧、虞舜。
③㉗伯：本篇这里通“霸”，谓称霸。
④谲诈（jué—）：狡诈；奸诈。
⑤“圣人知道不足以理则用法”至“权不足以理则用势”四句：语出《尹文子•大道上》，但原著无“圣人知”，而四“理”字，原著皆作“治”。
⑥七国：本篇原作“六国”，疑误，今据史改。指战国时期形成的秦、楚、燕、齐、韩、魏、赵七个强国。
⑦连兵结难：犹“兵连祸结”。谓接连不断的战争而造成严重灾祸。
⑧反始复本：谓返回本初以恢复淳朴的本性。本篇这里指恢复到三皇时代以圣道治国的根本方法。
⑨“以正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理天下”三句：语出《老子•五十七章》。但前一“理”字，原著作“治”；后一“理”字，原著作“取”。正，谓正规，正确。奇，谓奇谋异策。无事，谓在上者不要人为制造事端烦扰百姓，引申谓以静制动。
⑩“正者，名法也；奇者，权术也”四句：语出《尹文子•大道下》。但“正”字原著作“政”，“理”字原著作“治”。政，这里通“正”。名法，中国古代名家和法家的合称，名家主张正名辨义，法家主张以法治国。
⑪“以名法理国”至“则天下不能敌”四句：语出《尹文子•大道下》。但“理”字原著作“治”。
⑫智平者：此句原文无“平”，疑脱。清钱熙祚校注指出：“文澜阁本‘智’下有‘平’字。”依下文“神清智平”句式，钱说为确，故补。智平者，指智力正常的人。平，谓高低相等，引申谓正常。
⑬心之府：心，古人以为“心”是思维器官，故往往把思想、意识、感情的产生归之于心。府，府库，通常指藏物之所，但本篇这里是指心之官的所在地方。
⑭形物：指事物的形态和性质。
⑮人主：人君，君主。
⑯君子、小人：君子，这里泛指德才出众的人。小人，泛指识见浅狭或品德不端的人。
⑰阙：通“缺”。谓缺少，引申谓得不到。
⑱罹（lí）：遭遇不幸。
⑲鉴：镜子。本篇这里比喻明洁如镜的水面。
⑳六官：本指周代六卿之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本篇泛指各种官吏。
㉑四封：四境之内；四方。
㉒国无兵：谓国家没有战争。兵，这里指战争。
㉓干戚：亦作“干鏚”。本指古代盾和斧两种兵器，这里借指武力征伐。
㉔有苗：即三苗。尧舜时代我国南方较为强大的部族。
㉕頖宫（pàn—）：西周时代诸侯国所设的学校名。这里借指教育感化。
㉖淮夷：我国古代居于淮河流域的部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