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英明君主的内心思想，如同明亮的镜子、清澈的泉水，内里圆润而明亮光洁，能把外界物体的形态真实地映照出来。这样，英明君主在使用贤才任用能人时，就能做到不失时机。如果君主不依靠自己清净心灵的感知，不依靠自己非凡智慧的明察，只是依靠他人的观看，借助别人去打听，那就如同让两眼昏花的老头去看礼服上所绣的华丽花纹，让两耳失聪的聋子去听宫廷演奏的优美音乐一样，而礼服的色泽、音乐的旋律都是无法贯通其心的。像这样，如能求得贤才来成就君主的霸业，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因此，五帝获得了求贤之道而兴盛起来，夏桀、商纣、周幽王三人失去了求贤之道而终于废亡。这其中兴废存亡的道理，就在于君主有求贤若渴的思想，得到贤才后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而不是单纯凭借其军队强大、地域广阔、百姓殷实、国家富庶所能成就帝王之业的。
[解说]
本篇作者李筌以《贤有遇时篇》为题，其宗旨在于从分析贤能之士得遇施展才华的时机入手，着重论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君主应当如何求贤用贤这一重大问题。
历史的经验表明，贤才是否获得机遇而为统治者所任用，将是直接关系着国家与军队的兴衰存亡的关键。诚如《黄石公三略•下略》所论：“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徵。”所以，求贤用贤之事，历来是为兵家所极为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唐代兵学家李筌也不例外。他辟专篇通过对历史上君主在任用人才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入分析，一方面阐明了选用贤才的重大意义，指出：五帝之所以兴盛，在于获得求贤用贤之道，而三王（指夏桀、商纣、周幽王）则由于失去求贤用贤之道而最终灭亡。据此，作者李筌得出结论说：国家的兴衰存亡，在于“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殿、国富也。”另一方面，他依据历史的经验教训，着重探讨和揭示了君主求贤用贤所应遵循的前提条件与方法途径。通观《贤有遇时篇》可以看出，李筌着重论述了以下三个重要思想观点：
首先，君主自身必须贤明有为，这是实现求贤用贤的根本前提。
李筌认为，贤才是否能够获得施展才华的机遇，关键在于执国柄者的君主是否贤明有为。基于此种认识，他明确提出：贤才“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顺。”这一方面揭示出求得贤才的关键在于君主自身贤明有为，并且必须要有求贤若渴的真诚之心，这是贤才获得机遇以施展才华的根本前提条件；一方面阐明了所求贤才的标准，必须是贤才，且与君主“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顺”。应当说，这是符合阶级社会人才选拔与使用的基本规律的。
其次，从社会地位低微的层面中来选拔人才，这是实现求贤用贤的重要途径。
李筌认为，真正有才能的贤人并不都是出身于官宦门第和显贵宗亲，他们既无奇特的外貌，又无突出的事迹和知名度。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作者李筌详细列举了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姜太公，春秋时期吴国的伍子胥、越国的范蠡、齐国的管仲，战国时期秦国的百里奚，汉朝的韩信等诸多贤臣良将，指出他们原来都是地位比较低微且无突出事迹的平常人，但当他们为明君所发现并委以辅国重任之后，他们都能竭尽全力辅佐国君，采取诸多改革措施而使国家变得兴旺强盛起来。作者就是这样以历史实例告诉人们，求贤用贤不应单纯局限于出身门第高贵者，而应面向社会特别要从地位较低的层面中选拔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植根于民众之中、最能体察民情的贤达之士选拔上来，成为治国用兵的贤臣良将。李筌敢于冲破封建贵族等级观念的束缚，把求贤用贤的途径面向社会下层的主张和做法，应当承认是有重要历史进步意义的。
再其次，君主亲自考察和了解人才，这是实现求贤用贤的基本方法。
李筌强调指出，得贤之关键“在明君之心”。而明君之心应是什么样子的“心”呢？李筌认为，“明君之心”应当是如同明镜、清泉真实映照出外界事物的原形一样；而明君只有保持这样一颗明镜般的求贤真诚之心，运用智慧亲自去考察和了解人才是贤是愚，才能做到“使贤任能不失其时”，把真正的贤才能人选拔上来。作者又进一步指明，如果君主不以求贤若渴的真诚之心去观察人才，不运用智慧去了解人才的贤愚（即“若非心之觉，非智之明”），而是单纯依靠他人去观察，借助他人去打听（即“因人之视，借人之听”），那么，这样的君主就如同两眼昏花的老头（即“眩髦叟”），看不见礼服绣着的美丽花纹；如同两耳失聪的聋子（即“聒聋夫”），听不到演奏乐曲的优美音调一样，是不可能真正发现贤才和任用贤才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成就其帝王之业。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李筌以《贤有遇时篇》为题立论，目的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治国用兵的根本利益服务，但他所提倡的这些求贤用贤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途径，对于今人在考察和任用人才，特别是在选用高端人才的问题上，仍然有其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将有智谋篇第七
[原文]
经曰：太古之初，有柏皇氏①，至于容成氏②，不令而人自化，不罚而人自齐，不赏而人自劝；不知怒，不知喜，俞然若赤子③。庖牺氏④、神农氏教而不诛。轩辕氏⑤、陶唐氏⑥、有虞氏⑦诛而不怨。盖三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
夏商衰，汤武废道德，任智谋⑧。秦任商鞅⑨、李斯⑩之智而并诸侯。汉任张良⑪、陈平⑫之智而灭项籍⑬。光武⑭任寇恂⑮、冯异⑯之智而降樊崇⑰。曹公⑱任许攸⑲、曹仁⑳之智而破袁绍㉑。孙权㉒任周瑜㉓、鲁肃㉔之智而败魏武㉕。刘备㉖任诸葛亮㉗之智而王西蜀。晋任杜预㉘、王濬㉙之智而平吴。苻坚㉚任王猛㉛之智而定八表㉜之众。石勒㉝任张宾㉞之智而生擒王浚㉟。拓跋㊱任崔浩㊲之智而保河朔㊳之师。宇文㊴任李穆㊵之智而挫高欢㊶之锐。梁任王僧辩㊷之智而戮侯景㊸。隋任高颎㊹之智而面缚陈主㊺。太宗㊻任李靖㊼之智而败颉利可汗㊽。
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故曰：将军之事，以静正理㊾，以神察微㊿，以智役物○51，见福于重关○52之内，虑患于杳冥○53之外者，将之智谋也。
[注释]
①有柏皇氏：有，词头，无义。柏皇，亦作“栖皇”、“梧黄”等，传说中我国上古的帝名。
②容成氏：相传为黄帝时大臣，发明历法。
③俞然若赤子：俞然，安然的样子。赤子，这里指婴儿。
④庖牺氏：亦作“包牺氏”，即伏羲氏。传说中我国远古的三皇之一。风姓。相传其始画八卦，又教民渔猎，取牺牲以供庖厨，因称“庖牺”。
⑤轩辕氏：即黄帝。传说中我国古代五帝之一。姓公孙，名轩辕。
⑥陶唐氏：即唐尧。古帝名。帝喾之子，姓伊祁，名放勋。初封于陶，后徙于唐，故名“陶唐”。
⑦有虞氏：即虞舜，古帝名。传说舜受尧禅，都蒲阪（故址在今山西永济西之蒲州镇）。
⑧“夏商衰，汤武废道德，任智谋”三句：钱熙祚于句末校注称：“此处似有脱误。张刻本云：‘夏商周室弱，春秋战国废道德，任智谋。’亦以意改。”
⑨商鞅（？—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公孙氏，名鞅。因其出生于卫国，又称“卫鞅”。后人秦为秦孝公重用，主持变法，使秦国富强起来。有著作《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二十四篇。
⑩李斯（？—公元前208年）：秦代著名政治家。战国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人。战国末入秦，被先后任为客卿、廷尉。曾建议对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对秦统一六国起了重要作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出任丞相。
⑪张良（？—公元前186年）：秦末汉初谋略家，刘邦的重要谋臣。字子房。祖籍战国时期韩国城父（今河南平顶山西北）。其祖辈及父相继为韩昭侯、宣惠王等五世之相。秦灭韩后，他曾图谋复韩，因以结交刺客于博浪沙（位于今河南中牟西北）狙击秦始皇未果。在秦末反秦战争中，他聚众归附刘邦成为重要谋士。后在楚汉战争中，为刘邦战胜项羽大力献策，因以封留侯。
⑫陈平（？—公元前178年）：汉初名臣。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秦末起兵，先从项羽，后归刘邦，任护军中尉，为刘邦战胜项羽多有贡献。汉朝建立后，封曲逆侯，后官至丞相。
⑬项籍（公元前232—前202年）：秦汉之际名将、楚军统帅。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秦末，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梁战死后，继领楚军，成为灭秦的主力军之一。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在楚汉战争中，被刘邦击灭。
⑭光武：即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著名军事统帅。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公元25—57年在位。谥号光武，史称“光武帝”。
⑮寇恂（？—公元36年）：东汉开国名将。字子翼，上谷昌平（今属北京）人。官至太守，行大将军事，封雍奴侯。
⑯（？—公元34年）：东汉开国名将。字公孙，颖川父城（今河南平顶山市西北）人。官至征西大将军、封阳夏侯。
⑰樊崇：新莽末年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后为刘秀所迫降。
⑱曹公：即曹操（公元155—220年）。汉魏之际杰出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官至丞相，封魏王，谥号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建魏后，追尊其为武皇帝，故史称其“魏武帝”。
⑲许攸：字子远，南阳（今属河南）人。东汉末，先从袁绍，官渡之战时投归曹操，并献偷袭火烧袁绍囤粮基地乌巢之策，成为曹操官渡之战打败袁绍的重要战略一着。后恃功自傲，为操所杀。
⑳曹仁（公元168—223年）：曹操堂弟。字子孝。官至大将军。
㉑袁绍（？—公元202年）：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东汉末，任司隶校尉。后在军阀混战中，成为据有冀、青、幽、并四州的最大的割据势力。官渡之战中，被曹操打败，不久病死。
㉒孙权（公元182—252年）：三国时期吴国皇帝，军事统帅。孙坚之子，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229—252年在位，谥号“大皇帝”。
㉓周瑜（公元175—210年）：三国时期吴国军事家。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曾任建威中郎将、前部大都督等职。文武兼备，擅长谋略。在魏蜀吴三足鼎立与争战中，他与鲁肃坚决主战，并同刘备联合于赤壁大破曹操军。
㉔鲁肃（公元172—217年）：三国时期吴国名将。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人。曾任奋武校尉、横江将军等职。治军严整，以善谋略著称。在吴与曹操抗衡中，他与周瑜坚决主战，并建议联合刘备共拒曹操，后在赤壁作战中，协助周瑜大破曹操军。瑜死后，代领吴军，继续与刘备保持和好关系。
㉕魏武：即魏武帝曹操。
㉖刘备（公元161—223年）：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军事统帅。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汉景帝刘启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221—223年在位。谥号“昭烈皇帝”，史称“先主”。
㉗诸葛亮（公元181——234年）：三国时期杰出军事家、政治家。字孔明，号卧龙，琅玡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辅佐刘备据有荆益地区而建立蜀汉政权。官至军师将军、丞相，封武乡侯。著作有《诸葛亮集》。
㉘杜预（公元222—284年）：西晋著名军事统帅兼学者。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官至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曾参与灭吴战争，以功封当阳县侯。因博学多谋，时有“杜武库”之称。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等多种著作传世。
㉙王濬（公元206—285年）：西晋名将。字士治，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南）人。官至抚军大将军。以多谋善战著称。曾参与制订灭吴战略计划，在灭吴作战中，亲率晋军主力自巴蜀顺江而下，直捣吴都建业，迫使吴主孙皓投降，因功封襄阳县侯。
㉚ 苻坚（公元338—385年）：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军事统帅。氏族，字永固，一名文玉。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人。初为东海王，后杀苻生自立帝，任用王猛辅政，使国力大增，成为“五胡”中最为强大的政权。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十一月，在其亲率大军进攻东晋的淝水决战中大败而还，不久被羌族首领姚苌执杀。在位二十七年。
㉛王猛（公元325—375年）：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名将。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昌乐）人。官至车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等职。辅佐苻坚，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使国力日益强盛，为前秦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㉜八表：谓八方之外。指极远之处。
㉝石勒（公元274—333年）：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著名军事统帅。羯族，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人。319—333年在位。
㉞张宾（？—322年）：后赵石勒的重要谋臣。字孟孙，赵郡中丘（今河北邢台西北）人。原为中丘王属下都督，后投石勒为谋主，为后赵的建立多所贡献。
㉟王浚：西晋将领。字彭祖。官至骠骑大将军、都督幽冀诸军事。后为石勒采用张宾计谋所俘杀。
㊱拓拔：亦作“拓跋”、“托跋”。北魏皇族姓。本篇这里指北魏明元帝拓跋嗣。
㊲崔浩（？—公元450年）：北魏名臣，军事谋略家。字伯渊，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人。历仕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两朝，官至司徒。长于谋略，在北魏灭赫连昌、击败柔然、夺取北凉统一黄河以北地区的战争中，他都积极参与谋划。
㊳河朔：地区名。泛指黄河以北。本篇这里指北魏所辖黄河以北地区。
㊴宇文： 指宇文泰（公元507—556年）。西魏著名军事统帅、丞相。鲜卑族，一名黑獭。代郡武川（今属内蒙古）人。曾参加鲜于修礼起义军，继归葛荣，后降尔朱荣。北魏孝武帝元修被高欢逼走长安后，他拥帝与高欢对抗，任大丞相执掌西魏朝政。死后，其子宇文觉取代西魏称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北周”，追尊宇文泰为“太祖文皇帝”。
㊵李穆：字显庆，西魏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人。宇文泰的心腹将领，官至大将军。在宇文泰率军对抗东魏高欢军的作战中，李穆多所献策，故史家赞其是“受扞城之托，总戎马之权，势力足以勤王，智能足以卫难”的“并兼文武之任”（见《周书•李穆传》）的重要人物。
㊶高欢（公元496—547年）：东魏军事统帅、丞相。一名贺六浑。渤海膂县（今河北景县）人。世居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为鲜卑化的汉人。初从杜洛周起义军，后降尔朱荣。尔朱荣死后，他依靠鲜卑武力，联络山东士族势力，因拥立北魏孝武帝而自为丞相专擅朝政，后迫孝武帝西奔长安，别立元善见为孝静帝，迁都邺城（今河北磁县南）。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执掌东魏朝政十六年。死后，其子高洋取代东魏称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追尊高欢为“神武帝”，庙号太祖。北齐后主高纬即帝位后，而改谥“神武皇帝”，庙号高祖。
㊷王僧辩（？—公元555年）：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国名将。字君才，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官至太尉、车骑大将军。曾于梁武陵王萧纪时期受命与陈霸先等将平定了侯景叛乱。
㊸侯景：字万景，怀朔镇（今内蒙古包头东北）人。原为东魏大将，后降梁受封河南王。其后又勾结梁宗室萧正德举兵叛乱，终为梁将陈霸先、王僧辩等将所灭。
㊹高颎（？—公元607年）：隋代著名宰相、军事谋略家。一名敏，字昭玄。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隋朝建立后，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积极协助隋文帝杨坚筹划灭陈战争。在其为相十九年中，竭诚尽职，为辅佐隋文帝统一南北，巩固封建政权，发展社会经济，作出了积极贡献。故史称其是文能治国、武能定邦的“有文武大略”的一代“真宰相”（见《隋书•高颎传》）。隋炀帝杨广即帝位后，因其对炀帝奢靡之风有所批评而被人告密，杨广便以"谤讪朝政"之罪名，将其残忍杀害。
㊺陈主：指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南朝陈国末帝，字元秀。公元582—589年在位。
㊻太宗：指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中国封建社会杰出军事家、政治家。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公元626—649年在位。
㊼李靖（公元571—649年）：唐代著名军事家。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精通兵法，善于谋略。唐太宗时，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曾先后指挥唐军南灭萧铣、东平辅公祏、北击东突厥、西定吐谷浑等重大战役作战，因功封卫国公。史载其一生撰著的兵书多达十余种，可惜大都失传了。现在仅有清人汪宗沂根据唐代杜佑《通典》等书存录的部分内容所辑《李卫公兵法》三卷本流传于世。
㊽颉利可汗：唐初东突厥最高首领。名咄苾，启民可汗之子。其在位期间（公元620—630年），屡犯唐朝北部边境，后为李靖率军击败被俘。
㊾正理：治理，整治。
㊿察微：明察细微。
○51役物：役使他物为我所用。
○52重关（chóng—）：重重难关。
○53杳冥：幽暗，深远。
[译文]
经典上说：太古初期，从柏皇氏直到容成氏，这时期不必通过法令而人们自然受到教化，不必通过惩罚而人们自然行动一致，不必通过奖赏而人们自然劝勉努力；人们不知道愤怒，不知道喜乐，安然如同初生的婴儿一样。到了庖牺氏和神农氏时期，他们推行教育感化而不随意诛杀之策；轩辕氏、陶唐氏和有虞氏时期，他们虽然实行诛杀之策，但人们对此并无任何怨言。这都是由于三皇为政以道、五帝为政以德的缘故。
从夏、商开始，用道德治世的局面就衰落了，商汤和周武王开始废弃了道德而运用智谋。春秋战国以后，秦国运用商鞅、李斯的智谋兼并了六国诸侯，汉高祖刘邦运用张良、陈平的智谋消灭了项羽，光武帝刘秀运用寇恂、冯异的智谋收降了樊崇、曹操运用许攸、曹仁的智谋击败了袁绍，孙权运用周瑜、鲁肃的智谋打败了曹操，刘备运用诸葛亮的智谋称帝于西蜀，晋武帝司马炎运用杜预、王济的智谋平定了东吴，苻坚运用王猛的智谋征服了八方边远的民众，石勒运用张宾的智谋活捉了晋将王浚，北魏明元帝拓跋嗣运用崔浩的智谋保全了河朔的军队，宇文泰运用李穆的智谋挫败了高欢的精锐部队，梁朝武陵王萧纪运用王僧辩的智谋击杀了叛乱分子侯景，隋文帝杨坚运用高频的智谋灭陈活捉了陈后主陈叔宝，唐太宗李世民运用李靖的智谋打败了东突厥颉利可汗。
凡是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通过运用智谋而能成就帝王之业的。因此说，将帅的本领，在于以冷静的心态去治理乱世，以神睿的眼光去明察秋毫，以巧妙的智慧去驾驭事物，能于重重难关之中预见幸福光明，能于昏暗幽远之外预料祸患危险。这就是将帅的智谋啊！
[解说]
《将有智谋篇》，顾名思义，其中心题旨是论述将帅具有智略权谋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问题。
将帅是否具有智略权谋，这历来是为兵家所极为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把智略权谋视为将帅所应具备的五种素质（或曰“五德”）的首要素质。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见《孙子兵法•计篇》）又说：“上兵伐谋。”（见《孙子兵法•谋攻篇》）强调将帅运用智略权谋战胜敌人是用兵打仗的上策。《六韬•文韬•上贤第九》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对于“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为将。”可见，是否具有智略权谋，乃是衡量将帅优劣标准的首要条件。唐代兵学家李筌在完全汲取孙子和其他兵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和选将的实践经验，追本溯源而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智略权谋这一古老重要的军事话题。
首先，揭示了智略权谋在战争中的运用，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李筌在详细考察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之后，指出：在三皇、五帝时期，是依靠自身的“道”和“德”来治理天下的，因而那时的社会处于“不令而人自化，不罚而人自齐，不赏而人自劝，不知怒，不知喜，俞然若赤子"的状态。但历史发展到夏、商时期，特别是进入春秋、战国以后，社会便进入了“废道德，任智谋”的战争频繁不断的历史时期。这就告诉人们，智略权谋在战争中的广泛运用，实际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有了阶级和国家以后的产物。李筌能够把智略权谋的产生，置于阶级和国家的范畴进行考察，从而得出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军事理念，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次，阐明了智略权谋在治国用兵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李筌强调指出：“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深刻阐明了运用智略权谋对于治国安邦和战胜攻取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作者从秦汉到隋唐的一千一百余年历史长河中，列举了商鞅、李斯、张良、陈平、寇恂、冯异、许攸、曹仁、周瑜、鲁肃、诸葛亮、杜预、王濬、王猛、张宾、崔浩、李穆、王僧辩、高颎、李靖等诸多贤臣良将，以其智略权谋为统治者所采用而取得兴国胜敌的事迹为典型史例，充分说明了智略权谋的重要历史作用。应当说，这是很有见地和说服力的论证。
再其次，论述了“将有智谋”的基本内涵。李筌明确指出：“将军之事，以静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见福于重关之内，虑患于杳冥之外者，将之智谋也。”就是说，将帅的职责和本领在于以下五点：一能以冷静的心态去处理乱世，二能以神睿的眼光去明察秋毫，三能以巧妙的智慧去驾驭事物，四能在重重难关之中预见幸福光明，五能在昏暗深远之外预料祸患危险。李筌认为，将帅如果做到上述之“五能”，就是具备了智略权谋而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将帅。显而易见，作者李筌对“将有智谋”的理论内涵所赋予的五条内容，实质是指为将帅者所应具备的五种本领和能力。应当承认，李筌的“将有智谋”论，不仅是对孙子“智论”理论的完全继承，而且更是在唐代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颇有新意的深化与发展。毋庸置疑，李筌“将有智谋"论提出的将帅所应具备的"五能"条件，对我们今天加强军队干部队伍的建设以提高质量建军的水平，特别是对军队各类高级干部的考核和任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术有阴谋篇第八
[原文]
经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权而研诸侯之虑。重权不审，不知轻重强弱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①重莫难于周知②，揣莫难于悉举③，事莫难于必成。此三者，圣人能任之。
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④夫太上⑤用计谋，其次用人事⑥，其下用战伐。用计谋者，荧惑⑦敌国之主，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觋⑧，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⑨，使贱其菽粟⑩，令空其仓库；遗之美好，使荧其志；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⑪，奢暴骄恣，贤臣结舌⑫，莫肯匡助⑬；滥赏淫刑⑭，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⑮，请谒公行⑯，而无圣人之政；爱而与官，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赦罪，怒则肆杀，法居而自顺，令出而不行；信蓍卜筮祠⑰、鬼神祷祠⑱，谗佞奇技⑲乱行于门户，其所谓是者皆非，非者皆是，离君臣之际⑳，塞忠说㉑之路。然后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㉒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以兵从之，其君可虏，其国可隳㉓，其城可拔，其众可溃。
故汤用此而桀放，周用此而纣杀，越用此而吴国墟，楚用此而陈、蔡举，三家㉔用此而鲁国弱，韩、魏用此而东周分㉕。
儒生㉖之言皆曰：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是则小国之君无伯王㉗之业，万乘㉘之主无破亡之兆。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所谓不战而胜者，阴倾㉙之术，夜行㉚之道，文武之教㉛。圣人昭然㉜独见，忻然㉝独乐，其在兹乎！
[注释]
①“古之善用兵者”至“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六句：语出《鬼谷子•揣篇》，但与原著略异。重权，注重权谋。审，详究；细察。称，测定轻重。揣情，揣度情势。
②周知：遍知。
③悉举：全面掌握。
④“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至“善之善者也”四句：语出《孙子兵法•谋攻篇》，但与原著略异。
⑤太上：最上；最好。
⑥人事：本篇这里指人为制造的动乱之事。
⑦荧惑：这里谓迷惑。古代本指火星，因其隐现不定，使人迷惑，故名火星为“荧惑”。
⑧巫觋（—xí）：泛指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巫师。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合称“巫觋”。
⑨文绣：谓刺绣华美的丝织品或衣服。这里泛指刺绣。
⑩菽粟：菽（shū），豆类。粟，小米。菽粟合用，则泛指粮食。本篇这里代指农业生产。
⑪淫俗：不正的社会风习。
⑫结舌：不敢讲话。
⑬匡助：辅助；协助。
⑭淫刑：滥用刑罚。
⑮逆忠进谄：谓排斥忠良，进用谄佞。
⑯请谒公行：请谒，请求拜见。公行，公然进行。句义是，托人情走门路的事公然盛行。
⑰蓍龟卜筮：蓍，蓍草；龟，龟甲。古人以蓍草和龟甲占卜吉凶；用龟甲占称“卜”，用蓍草占称“筮”。
⑱祷祠：祷告祭祀。
⑲谗佞奇技：谗佞，阿谀奉承之徒。奇技，指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制品。
⑳际：本篇这里指君与臣之间的关系。
㉑忠说：忠诚正直。
㉒忠谏：谓忠心规劝。
㉓隳（huī）：毁坏。
㉔三家：指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因皆为鲁桓公之后，故又称“三桓”。鲁昭公五年（周景公八年，前537年）正月，三家四分公室，季孙氏择其二，叔孙氏、孟孙氏各得其一，各自独揽征兵和征税之权，仅以其中一部分贡给鲁昭公。于是三家益强，公室益弱。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五年》。
㉕韩、魏用此而东周分：战国时期周显王二年（前367年），周威公去世，其少子根与太子朝争立，韩、魏乘机以武力支持少子根谋立于巩（位于今河南巩义西南），从此周朝分裂为东、西两个小国。
㉖儒生：泛指读书人。
㉗伯王：霸王。伯，这里通“霸”。
㉘万乘：指万辆兵车。乘（shèng），车子，古时一车四马为一乘；春秋时期多指兵车。周制，天子地方千里，能出兵车万乘，因以“万乘”指天子，后亦指帝王或帝位。
㉙阴倾：暗中颠覆。
㉚夜行：本谓夜间行动，本篇这里引申谓隐秘行动。
㉛文武之教：文，这里指政治之术，即前文所谓“以阴谋倾之”之术；武，指军事之法，即前文所谓“以兵从之”之法。教，这里指以文武结合为教化手段。
㉜昭然：明白貌。
㉝忻然：喜悦貌，愉快貌。
[译文]
经典上说：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必定重视天下的权谋而研究诸侯的思虑企图。重视权谋但研究不够详审周密，就不知道权衡事物的轻重和力量的强弱；估量情势但分析不够详审周密，就不能了解在隐蔽藏匿和瞬息万变中的敌情动态。重视权谋没有比周密了解敌情更难的了；估量情势，没有比全面掌握敌情变化更难的了；用兵之事，没有比一定要获得成功更难的了。以上这三条，只有智慧超凡的圣人才能做到。
所以，用兵打仗虽能百战百胜，但并非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如未经交战就能使敌人屈服，这才是用兵打仗高明中最高明的。用兵的最好方法是运用计谋战胜敌人，其次是运用外交手段策动敌国内乱，最下等的方法是使用武力攻战征伐。运用计谋的方法，是指以迷惑敌国的君主为目标，暗中移送阿谀奉承的佞臣去伺奉辅佐他；用男女巫师来迷惑他，使之迷信鬼神；让他偏重于刺绣华美的服装，而轻视农业生产，从而导致其仓廪空虚；送给他美女珍玩，来消磨他的意志，腐蚀他的思想；送给他能工巧匠，使他大造宫殿楼台，以此来竭尽其财富，消耗其国力，改变其性情，使其变得荒淫鄙俗、奢侈残暴、骄横放纵，致使贤臣不敢讲话，没人肯于辅佐帮助他；让他滥施奖赏、滥用刑罚，任其喜怒无常，政令不能推行，迷信占卜，祭祀鬼神，排斥忠臣，进用谄佞，托人送礼走门路之风公然盛行，完全丧失圣明君主之政；让他喜爱谁就给谁官职，没有功勋也晋爵，没有辛劳也奖赏，高兴时就赦免罪行，发怒时就肆意杀人，法律束之高阁而凭自己意志行事，命令虽然发出却不能认真执行；让他迷信蓍龟占卜吉凶之术，迷信鬼神祷告祭祀活动，致使阿谀奉承之徒和奇技淫巧之人随意出入其门户；他所说的正确都是错误，而所说的错误都是正确，从而离散其君臣间的关系，阻塞其忠臣进用之路。然后，再用美色使他荒淫无度，用财物使他利欲熏心，用乐舞使他迷恋娱乐，用美味使他养尊处优，从而使他黑白颠倒，把诚信当作欺诈，把欺诈当作诚信，把忠贞当作叛逆，把叛逆当作忠贞，致使忠心直谏的人被处死，谄媚奸佞之人受到奖赏，君子隐居在野，小人当权在朝；严刑酷法盛行，百姓不堪忍受。以上种种情形，就是所说的未经交战而暗中运用计谋使其政权颠覆，他的国家实际上已经破败不堪了。此时，再出兵进攻之，就可以俘虏他的国君，摧毁他的国家，攻克他的城邑，击溃他的军队。
所以，商汤运用了这种计谋而放逐了夏桀，周武王运用了这种计谋而迫使商纣王自杀，越王勾践运用了这种计谋而使吴国灭亡，楚国运用了这种计谋而使陈、蔡两国投降，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运用了这种计谋而使鲁国走向衰弱，韩、魏两国运用了这种计谋而使周朝分裂成两个小国。
一般读书人的说法都认为：兵力强大的国家必定胜利，兵力弱小的国家必定灭亡。按照这种说法，小国的君主不可能建立霸王之业，而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君主就没有败亡的时候了。（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错误论调。）以往，夏朝的地域广阔而商汤的土地狭小，殷商的兵力强大而周的兵力弱小，越国的力量衰弱而吴国力量强盛。（然而，结果却是国小力弱的商汤、周和越国，最终战胜了国大力强的夏、商和吴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经交战而能取胜的原因，乃是运用了暗中颠覆的计谋，秘密行动的途径，文武结合的手段之结果。智慧超凡的圣人对此之所以具有明确的独立见解，并且怡然而独乐于此道，其原因就恰恰在这里！
[解说]
本篇李筌以《术有阴谋》为篇题立义，实质是论述如何运用阴谋之术暗中破坏敌国，从而达成最终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本篇所论的“阴谋”，是从战略高度上，阐述如何暗中策划和实施的旨在破坏敌国的一种军政结合的智略权谋。
强调以“伐谋”为手段而不经交战就能取得对敌作战的完全胜利，这是大军事家孙武最早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他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并据此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唐代李筌在完全继承孙子“上兵伐谋”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开辟专篇就如何运用计谋战胜敌人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展开较为深入系统地论述：
第一，作者认为周密了解敌情、全面掌握敌情动态，是对敌实施谋攻而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目标的首要前提。据此，李筌开篇伊始在首先援引《鬼谷子•揣篇第七》关于“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权而研诸侯之虑。重权不审，不知轻重强弱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的论述之后，强调指出：“重莫难于周知，揣莫难于悉举，事莫难于必成。”李筌认为，他所强调的为常人很难做到的此一“三难于”，但在智慧超凡的圣人那里却是能够做到的；并且，只有真正做到了周密了解敌情（即所谓“周知”），全面掌握敌情变化（即所谓“悉举”），就能有的放矢地对敌人实施谋攻而最终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全胜利（即所谓“必成”）。显而易见，作者李筌以周密了解敌情、全面掌握敌情动态为实施对敌进行谋攻的前提条件的思想观点，应当说是对孙子“上兵伐谋”理论的进一步阐发，值得充分肯定。
第二，作者认为对敌实施谋攻必须以敌国君主为主要对象，强调要采取“以阴谋倾之”的谋攻与“以兵从之”的兵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李筌明确指出：所谓“用计谋者，荧惑敌国之主。”也就是抓住“敌国之主”这一执掌国政的核心人物，暗中采取“荧其志”、“淫其俗”、“乱其政”等各种行之有效的阴谋之术，以“离君臣之际，塞忠说之路”，使敌国君主“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从而使敌国陷于“忠谏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的混乱动荡局面。在经过如此“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的形势下，作者主张再及时“以兵从之”。这样，就可以达成“其君可虏，其国可隳，其城可拔，其众可溃”的战略目的。
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一语，意思是说，不以兵力直接对敌交战而使敌人屈服。这是孙子对战争所希图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理想战略目标，并非简单容易之事，它是由特定条件所决定的。战争的历史经验证明，通常情况下，唯有在己方的主客观条件对敌方完全构成绝对压倒优势的有利态势下，才有可能以“谋攻”为手段而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有鉴于此，作者李筌才更加明确提出，在实施“以阴谋倾之”的“谋攻”取得成效之后，再行之“以兵从之”的“兵战”，这样，才能确有把握地取得虏其君主、毁其国家、拔其城邑、溃其兵众的完全胜利。应当说，李筌把孙子提倡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攻”与适时“以兵从之”的“兵战”紧密结合起来的用兵谋略，是对孙子军事思想继承中的一种发展，值得充分肯定。
第三，揭示了弱小国家也有可能战胜强大国家的军事辩证道理。作者李筌从驳斥历史上那些所谓“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的“儒生之言”入手，深刻分析指出：倘若“儒生”的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小国之君无伯（霸）王之业，万乘之主无破亡之兆"了。然而，战争的历史实际并非完全如此。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道理，李筌列举了历史上的实例，指出说：“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国小力弱的商汤、周武王和越王勾践分别灭亡了国大力强的夏桀、商纣和吴王夫差。李筌认为，他们之所以由弱小变为强大，最终战胜敌人而成就了“伯王之业”，都是由于在战争指导上，正确实施了“阴倾之术，夜行之道，文武之教"的结果。换言之，商汤、周武王和越王勾践之所以分别战胜了夏、商、吴三国，都是由于在周密了解敌情、全面掌握敌情动态的前提下，正确实施了“以阴倾之术”为内容的“谋攻”与适时“以兵从之”为武力手段的“兵战”紧密结合的战略方针的结果。作者这里不仅准确地叙述了弱国能够战胜强国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深刻地揭示了强弱这对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各自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道理。显而易见，蕴含于文中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思维理念，恰是李筌《术有阴谋篇》最为可贵之处。
数有探心篇第九
[原文]
经曰：古者，邻国烽烟相望，鸡犬相闻，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①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乐其居。
后世浇风②起而淳朴③散，权智用而谲诈生，邻国往来用间谍，纵横之事用櫽括④之人矣。徐⑤守仁义，社稷邱墟⑥；鲁尊儒墨，宗庙泯灭。非达奥知微⑦，不能御敌；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⑧；不悉见情伪，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实不真⑨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⑩述《捭阖》、《揣摩》、《飞箝》、《抵巇》⑪之篇，以教苏秦⑫、张仪⑬，游说于六国，而探诸侯之心。于是，术行焉。
夫用探心之术者，先以道德、仁义、礼乐⑭、忠信、诗书⑮、经传⑯、子史⑰、谋略、成败，浑而杂说，包而罗之，澄其心，静其志，伺人之情有所爱恶去就，从欲而攻之。阴虑阳发，此虚言而往，彼实心而来，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⑱不失，契合无二，胶而漆之，无使反覆，如养由⑲之操弓，逢蒙⑳之挟矢，百发无不中，正犹设罝罦㉑以罹㉒鱼兔，张其喙㉓，磔㉔其腰，虚其脇㉕，必冲纲而挂目㉖，亦奚㉗有子遗㉘哉？
夫探仁人㉙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㉚；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