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与智者言，依于博，智有涯㉛而博无涯，则智不可以测博；与博者言，依于辨㉜，博师古㉝而辨应今㉞，则博不可以应辨；与贵者言，依于势，贵位高而势制高，则位不可以禁势；与富者言，依于物，富积财而物可宝，则财不足以易宝；与贫者言，依于利，贫匮乏而利丰赡㉟，则乏不可以赒丰㊱；与贱者言，依于谦，贱人下而谦降下，则贱不可以语谦；与勇者言，依于敢，勇不惧而敢刚毅，则勇不可以慑刚；与愚者言，依于锐，愚质朴㊲而锐聪明，则朴不可以察聪。此八者，皆本同其道，而末异其表。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㊳、入无朕㊴，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或横，如偃㊵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停水㊶，决之则流，壅㊷之则止，谋何患乎不从哉？
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㊸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㊹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故兽之动，必先爪牙；禽之动，必先觜距㊺；螫虫㊻之动，必以毒；介虫㊼之动，必以甲。夫鸟兽虫豸㊽尚用所长以制物，况其智者乎！
夫人好说道德者，必以仁义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纵横御之；好谈法律㊾者，必以权术挫之。必乖㊿其始，合○51其终，摧其牙，落其角，无使出吾之右○52。徐以庆吊○53之言忧喜其心，使其神不得为心之主。长生、安乐、富贵、尊荣、声色、喜悦，庆言也；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刑戮、诛罚，吊言也。与贵者谈，言吊则悲；与贱者谈，言庆则悦。将其心，迎其意，或庆或吊，以惑其志。情变于内者，形变于外，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所谓测隐探心○54之术也。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而无此者，不足以成伯王○55之业也。
[注释]
①“邻国烽烟相望”至“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四句：语本《老子•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演化而来。烽烟，古代边境烽火台报警之烟，亦借指战争。
②浇风：浮薄的社会风气。
③淳朴：敦厚质朴。
④櫽括（yǐn kuò）：亦作“櫽栝”。本指用以矫正弯曲竹木等使之平直或成型的工具。亦泛指矫正。但在本篇这里引申谓狡诈善辩。
⑤徐：指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徐国。该诸侯国位于今江苏泗洪南。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徐国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后为楚国所灭。
⑥邱墟：废墟；荒地。
⑦达奥知微：通达事物之奥妙，知晓其发展变化的隐微征兆。
⑧原事：指事物的原本面貌。
⑨忠实不真：清钱熙祚校注云：“张刻本‘真’作‘明’。文澜阁本作‘忠直不伸’。”句义谓忠厚诚挚的品质不够真切。
⑩鬼谷先生：相传战国时期楚国人。姓名无考，因其隐于鬼谷（位于今河南登封东）地方，而自号“鬼谷先生”。他长于养性持身和纵横捭阖之术。今传本《鬼谷子》一书，旧题周楚鬼谷子撰。
⑪《捭阖》、《揣摩》、《飞箝》、《抵巇》：皆为《鬼谷子》一书的篇名。捭阖（bǎi hé），义犹开合，专讲分化拉拢的游说之术。揣摩，专讲揣情摩意以使游说投其本旨。飞箝，专讲如何用虚言假语以套取对方实情而挟持其同于我。抵巇（—xī），专讲如何抵御敌人乘我之隙。
⑫苏秦：战国时期纵横家。字季子，东周洛阳（位于今河南洛阳东）人。曾任齐相，主张六国联合攻秦。
⑬张仪（？—前310年）：战国时期纵横家。《史记》本传称其“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曾任秦相，游说各国与秦连横，以瓦解齐楚联盟。
⑭礼乐：指礼仪和音乐。古代帝王用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
⑮诗书：本篇这里指《诗经》和《尚书》。亦泛指书籍。
⑯经传（—zhuàn）：儒家典籍的经和传的统称。传，是具体阐释经文的著作。
⑰子史：子，指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后世图书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四部）中的第三类。史，则指记述历史的著作，亦即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中的第二类。
⑱符应：本谓上天所显示的与人事相应的征兆。在本篇这里是谓符合适应之义。
⑲养由：春秋时期楚国大夫养由基的省称。《左传》称其善射能战。相传其百步射柳，能百发百中。
⑳ 逢蒙（páng—）：夏朝人，善于射箭。《孟子•离娄下》称其曾“学射于羿（羿为夏代东夷族有穷氏部落首领），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超过自己），于是杀羿。”
㉑罝罦（jū fú）：泛指捕鸟兽的网。
㉒罹（lí）：遭难。这里指鱼兔遭到捕捉。
㉓喙（huì）：鸟兽的嘴。原作“会”，于义不通，今从述古堂抄本改。
㉔磔（zhé）：截断；割裂。引申谓束缚。
㉕虚其膈：原文颠倒作“膈其虚”，今据述古堂抄本校改。虚，虚空，谓虚悬于空中。膈，肋也。
㉖冲纲而挂目：纲，本指提网的总绳，这里义同“网”。目，对“纲”而言，谓网目，网眼。
㉗奚（xī）：这里作疑问词，犹“何”，什么。
㉘子遗（jié yí）：遗留；残存。
㉙仁人：指德行高尚的人。
㉚惧：本篇这里谓恐吓；威胁。说见《老子•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㉛涯：边际。
㉜辨：这里通“辩”。
㉝师古：谓效法古代。
㉞应今：与“师古”相对，谓顺应当今。
㉟丰赡：丰富；充足。
㊱赒丰：赒（zhōu），周济；救济。丰，富足；富有。
㊲质朴：朴实淳厚。
㊳无间：谓没有间隔，或曰没有阻碍。
㊴无朕：谓没有迹象，或曰没有先兆。
㊵偃：倒伏。草倒伏于风中曰“偃”。
㊶停水：指静止不动的水。
㊷壅：堵塞；阻挡。
㊸“夫道贵制人”至“遵命也”六句：语本《鬼谷子•谋篇》“事贵制人”至“制命也”六句。李筌改“事”为“道”、改“制”为“遵”，十分贴切而重要，特别是“道”字改得好，他从军事哲理层面上，深刻揭示了战争主动权这一指导规律问题。
㊹见：同“现”。谓显现，引申发挥。
㊺觜距：觜（zuǐ），禽鸟的嘴。距，禽鸟的爪甲。
㊻螫虫（shì—）：指尾部有毒针可刺人的虫类，如蝎子、各种蜂类。
㊼介虫：指有甲壳的虫类。介，指甲壳。
㊽豸（zhì）：本指无足之虫，后亦泛指虫类。
㊾法律：古代多指刑法、律令。
㊿乖：背离，反常，不一致。
○51合：乖的反义词，谓相同，或曰相一致。
○52右：古代以“右”为上、为贵、为高。
○53庆吊：庆贺与吊问，泛指喜事与丧事。
○54测隐探心：谓窥测隐秘探求心理。
○55伯王：霸王。伯，这里通“霸”。
[译文]
经典上说：古代时候，毗邻国家边防报警的烽烟可以相互望见，鸡鸣狗叫之声可以相互听到，然而人们彼此的足迹却不曾踏进别国的境内，车辆行进的轨迹也不曾留在千里之外。各国依靠道义求得生存，依靠德行稳定形势，百姓因此而安居乐业。
到了后代，浮薄的社会风气兴起，敦厚质朴的风气消失了，权术和智谋被运用，而欺骗和狡诈也就随之出现，邻国之间在交往中相互使用间谍，合纵连横的外交事务则用狡诈善辩的人来担任。在此形势下，徐国的偃王仍然固守仁义之道，结果被楚国灭亡，国家变成废墟：鲁国因为仍然尊崇儒家和墨家学说，国家也遭到了灭亡如果不通晓权术和智谋的深奥精微之理，就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不劳心苦思地研究问题，就不能探究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全面考察事情的真伪，就不能成就功名；军事才能和智谋不够精明，就不能用兵打仗；忠厚诚挚的品质不够真切，就不能知人善任。所以，鬼谷先生曾撰述了《捭阖》、《揣摩》、《飞箝》、《抵巇》等篇章，用它来教导苏秦、张仪，让他们游说于六国之间，以探察各诸侯国的内心奥秘。于是，探心之术便从此流行开来。
大凡采用探心之术的人，首先要用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诗书、经传、子史、谋略、成败等各方面内容混杂在一起加以说教，包罗各种问题，用以澄清被探者的思想，平静被探者的心志，从而观察出被探者的内心情况：喜爱什么，厌恶什么，远离什么，接近什么，然后顺应其欲望来攻取其人。暗地里那样考虑而表面上却这样显露出来，你这里用虚言假语去探问他，他那里却是真心实意来回答，这样，便可根据其心理而观察他的容颜表情，倾听其声音而考察他的词义表达；如果被探者所说的话不符合需要时，就反过来发问探求，那么，符合需要的情况一定会表露出来。既然已经掌握了他的心理，再反过来观察他的意向，这样，就能使被探者的回答与所需要的完全符合而无二致，就像用胶和漆把他粘起来一样，不会使其反复变化。如同养由基操弓射箭、逢蒙持箭疾发一样，百发而无不中靶心之理；这正像设置罗网捕捉鱼兔一样，迫使其张开嘴，束住其腰，使其两肋悬空。这样，它们必定死命撞网而被牢牢地套在网眼上，哪里会有一个漏网逃脱的呢？
凡是探察仁德之人的内心，一定要以诚信相待，而不要用财物贿赂的办法；探察勇敢之人的内心，一定要以信义相待，而不要用畏惧威胁的办法；探察智谋之人的内心，一定要以忠诚相待，而不要用诡诈欺骗的办法；探察愚朴之人的内心，一定要以欺哄蒙蔽的手段，而不要用讲明真相的办法；探察不好之人的内心，一定要以畏惧威胁的手段，而不要用通常待人的办法；探察贪财之人的内心，一定要以财物贿赂的手段，而不要用清正廉洁的办法。
凡是同智谋之士交谈，要依靠广博的知识，人的智谋是有限的，而广博的知识是无限的，因此，智谋之士就不可能测究知识广博之人；同知识广博之士交谈，要依靠善辩的能力，广博知识者是师法古人，而能言善辩者却适应现实需要，因此，知识广博之士就不可能应付能言善辩之人；同地位高贵的人交谈，要依靠有力的权势，尊贵的人所处地位虽高，而权势却可以制约高位，因此，地位高贵的人就不可能禁制权势之士；同家财富有的人交谈，要依靠珍奇的宝物，富有者积累的是财富，而珍奇宝物是更为宝贵的，因此，财富就不足以换取珍奇的宝物；同生活贫困的人交谈，要依靠物质利益，贫困的人缺乏的是财物，而物质利益可以使人富裕，因此贫困的人是不可能周济富有的人；同地位卑贱的人交谈，要依靠谦逊礼让，卑贱人所处地位低下，而谦逊礼让是自降身份，因此，卑贱的人就不可能与谦让之人同日而语；同勇敢凶猛的人交谈，要依靠英勇果敢，勇猛的人只是无所畏惧，而英勇果敢乃是刚强果决，因此，勇猛的人就不可能慑服刚强果决的人；同愚钝笨拙的人交谈，要依靠思维敏锐，愚笨的人本质淳朴，而思维敏锐的人必定聪明，因此，淳朴的人就不可能察觉聪明的人。以上所讲的与八种不同人的交谈方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同一个道理，只是末枝细节上的表象各不相同罢了。所谓同一个道理，是说投其所好而让人们喜欢听从；所谓表象各不相同，是说让人们听了不同内容的交谈，并不晓得其真实用意。这样、被探察的人就不能揣测探察者的知识是深是浅，而探察者却能得以出无阻碍、入无征兆，独往而独来，或采取合纵之谋，或采取连横之策，就像狂风吹倒枯草一样，让它向东倒就向东倒，让它向西倒就向西倒；又像疏导静止不动的湖水一样，掘开堤坝水就流淌，堵塞堤坝水就停流。这样，所行之谋略还用担心不能成功吗？
用兵打仗的规律，最重要的在于控制住敌人，而不在于被敌人所控制；控制住了敌人，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被敌人所控制了，就只能俯首听命而任敌人所摆布。控制敌人的规则方法，就是避开敌人的长处，而攻击敌人的短处；发挥自己的长处，而隐蔽自己的短处。所以，野兽发动攻击时，必先张牙舞爪；猛禽发动攻击时，必先张口伸爪；螫虫发动攻击时，必然以尾毒刺人；甲虫发动攻击时，必然依靠其甲壳。鸟兽虫豸类动物尚且知道利用其自身的长处来制服他物，更何况是有智谋的人呢！
对于喜欢谈论道德的人，一定要以仁义之理折服他；对于喜欢谈论儒墨学说的人，一定要以合纵连横之策驾驭他；对于喜欢谈论刑法律令的人，一定要以权谋术略挫败他。这种人开始时必然与你的意愿相违背，而最终却能使他与你的意愿相符合，这就如同拔掉野兽的牙齿，砍掉动物的犄角一样，结果使他不能高出于我之上。然后，再慢慢地用一些喜庆或悲哀的话语使其心情或喜或忧，使其心志不定六神无主。长生、安乐、富贵、尊荣、声色、喜悦，这些都属于喜庆的吉利话，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刑戮、诛罚，这些都属于悲哀的不吉利话。同地位尊贵的人谈话，说不吉利的话，就会使他悲哀；同地位卑贱的人谈话，说吉利的话，就会使他喜悦。投合他的心志，逢迎他的意愿，或以喜悦之话，或以悲哀之语，用这种方法以达到惑乱其心志的目的。内心情感发生变化的，外形表现也将随之变化。因此，通常可以根据人的外形表现的变化来观察其内心隐藏着的东西，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窥测隐秘、探究内心的方法技巧。虽有先王的道德、圣贤的方术，而没有测隐探心之术的人，也是不足以成就霸王之功业的。
[解说]
本篇李筌以《数有探心》为篇题，旨在论述如何运用各种不同内容的“探心之术”，摸清和掌握不同敌人的真实情况问题。数者，这里表数量，意谓多种多样或曰各种各样。探心，顾名思义，谓探察敌人的内心企图。古人以“心”为思维器官，如《孟子•告子上》所云“心之官则思”，故后世沿用为大脑的代称。本篇所说的“探心”，实质是讲探察和了解敌人的思想意图的问题。通观全篇，作者李筌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作者首先详细追述了“探心之术”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李筌本着道家始祖老子的学说，指出：古代时候，邻国之间虽然烽烟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但彼此之间不相往来（详见《老子•第八十章》），社会处于“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乐其居”的淳朴自然的封闭状态。但当社会发展到了"浇风起而淳朴散，权智用而谲诈生”的后世，邻国在交往中竟然相互使用间谍，处理外交事务任意使用狡诈善辩之人。作者李筌认为，在此形势下，如果再单纯“以道存生，以德安形”的话，那么，就难免重蹈“徐守仁义，社稷邱墟；鲁尊儒墨，宗庙泯灭”的覆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亦须相应发展，因为“非达奥知微，不能御敌；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见情伪，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实不真，不能知人。”所以，到了战国时期，鬼谷先生为了适应“权智用而谲诈生”这一时代特点的需要，便著书立说，撰写了《鬼谷子》一书，用以教导诸如苏秦、张仪等辈，让他们游说于诸国之间，以探察各国诸侯的内心奥秘和思想意图。于是，“探心之术”便从此广泛流传起来。应当说，李筌所论“探心之术”的产生与形成过程，这大体上是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的。显而易见，“探心之术”的产生与形成，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和战争实践的需要的历史产物。
第二，阐明了“探心者”所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运用“探心之术”应当注意掌握的原则和方法。
李筌认为，要想摸清被探察对象的内心奥秘与思想意图，负有探心任务的人，必须要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要自身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能言善辩的思辨能力。唯其如此，才能在实施探心过程中，“以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诗书、经传、子史、谋略、成败”等各种内容的知识“浑而杂说，包而罗之”，向被探对象进行说教和探察，从而达到“澄其心，静其志，伺人之情”，摸清被探对象的心志与爱恶之目的。二要善于运用各种内容与技巧的“探心之术”对被探者进行深入探察。作者李筌在本篇所论“探心之术”的原则和方法技巧，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运用“阴虑阳发”的原则方法，以求得“此虚言而往，彼实心而来”的探心效果。然后，再“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以此来判断被探者的外在表象与内心所想是否相合，如有不合，再从反面而求之，从而达成“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契合无二”，最终摸清被探对象的真实情况和内心企图。其二，对不同对象要采用不同的探心内容和方法。例如，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等等。又如，与“智者”交谈，要“依于博”，因为“智有涯而博无涯，则智不可以测博”，而博却可以测得智者的真实情况。与“博者”交谈，要“依于辨”，因为“博师古而辨应今，则博不可以应辨”，而辨却可以应博且能摸清被探者的内心奥秘，等等。李筌认为，探心者只有以广博的知识和恰当的技巧方法，才能探明智者、博者、贵者、富者、贫者、贱者、勇者、愚者八类被探者的内心奥秘和思想意图。作者强调指出：“此八者皆本同其道，而末异其表。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因此，被探对象就无法测明探心者知识的深浅广狭，而探心者却能得以“出无间，入无朕，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或横，如偃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停水，决之则流，壅之则止。”从而把被探对象的真实情况和内心企图摸得一清二楚。李筌坚定地认为，倘若探心效果达到如此程度的时候，那么，“谋何患乎不从哉？”（意思是说：所行之谋略还担心不能成功吗？）应当说，作者此一结论是正确的。其三，要善于透过人的外在表象探察其内在本质。李筌已经初步认识到，人的内心情感意识与外形表象二者互为表里的统一性的这一特点，提出了“情变于内者，形变于外”的颇具辩证道理的科学命题，并据此主张看人看事都要“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即透过外部“所见”现象，去分析认识其“所隐”于内里的本质问题。李筌把这称作是“测隐探心之术”，认为，国君如果缺少此一“测隐探心之术”的话，即便是具“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也是“不足以成伯王（霸王）之业”的。李筌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维理念，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规律的。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值得学习的。
第三，提出了“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的战争指导原则。这是李筌本篇所论诸多问题中最有价值的问题。
摸清敌人情况，目的在于战胜敌人。因此，李筌在详细论述依据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不同探心之术后，明确提出了“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的重要论断。可以说，这是唐代李筌对孙子关于谋取战争主动权的“致人而不至于人”（见《孙子兵法•虚实篇》）的科学命题的进一步发展。李筌关于“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的论断，虽系源于《鬼谷子•谋篇第十》的“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见制于人者，制命也。”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筌改“事”为“道”、改“制”为“遵”而删除二“见”字，既简练了文字，又使文义更加精准确切。李筌这里所强调的“道”，与战国中期著名军事家孙膑所著《孙膑兵法•客主人分》中所说的“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之"道"，为同一涵义，都是指的战争指导规律问题。这样，李筌"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的论断，便真正得以从军事哲学涵义层面上，富有新义地深刻揭示了战争主动权这一指导规律的战略意义。那么，用兵作战中怎样才能实现“制人”而不“制于人”这种战争主动权呢？李筌则进一步指出说：“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这充分说明，李筌不仅正确地揭示了掌握战争主动权这一重要战争指导规律问题，而且还深刻地阐明了如何争取战争主动权的方法途径问题。实际上，争取战争主动权的问题，历来是为兵家指导战争所必须遵循的重要军事法则。例如，东汉初年，汉军大将耿弇率平定割据今山东的张步之战，就是成功运用这一军事法则而调动敌人就范的一个典型战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建威大将军耿弇奉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命率军东进，割据势力张步闻讯后，急令其大将费邑率兵拒守于历下（今山东济南），又分兵屯于祝阿（今山东济南西），并于泰山（今山东泰安东）、钟城（今山东济南南）等地布兵列阵，企图阻击汉军东进。耿弇挥军渡过黄河，首先攻占祝阿，迫使钟城的张步守军不战而逃。此时，坐镇历下的费邑一面凭城固守，一面遣其弟费敢率兵一部进守巨里（故址在今山东章丘西）。耿弇根据当面敌情实际，采取佯攻巨里以调动费邑出战的战法，命令军中赶造攻城器械，扬言“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见《后汉书•耿弇列传》），费邑对此信以为真，“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同上）。针对当面敌情实际，耿弇一面分兵一部向巨里以阻截费敢，一面亲率主力部队利用有利地形条件，挥军“乘高合战”，一举歼灭费邑军于运动之中，而后，又转兵向巨里进攻。费敢慌忙“悉众亡归张步”，巨里不战而克。其后，耿弇乘胜“纵兵攻诸未下者”，连克敌营四十座，迅速攻占历下，为尔后夺取平定张步割据势力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于1938年5月在论述战争主动权问题时，曾精辟地指出：所谓战争主动权“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行动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见《毛泽东选集•论持久战》）可见，掌握战争主动权，对于赢得战争的胜利，具有何等的重大意义！由此不难看出，唐代兵学家李筌所十分强调和着力论述的“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的关于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思想观点，对于今天指导战争的用兵者们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有诛强篇第十
[原文]
经曰：夫国有乱军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钝①，政令不一，赏罚不明，不预②焉。
所谓乱军者，豪家③、权臣④、阍寺⑤、嬖昵⑥为之军吏⑦，权军⑧之势，擅将⑨之威，公政⑩私行，私门公谒⑪，上发谋⑫，下沮议⑬，上申令⑭，下不行。猛如虎，狠如狼，强不可制者，皆谓之乱军，各宜诛之。文宣⑮诛少正卯⑯于两观⑰而鲁国清，田穰苴⑱斩庄贾⑲于表下⑳而军容㉑肃，魏绛㉒戮杨干㉓而诸侯服，项籍斩宋义㉔而天下怖。夫诛豪者，益其威；戮强者，增其权。威权生于豪强之身，而不在于士卒之庸㉕。
豪强有兼才㉖者，则驾而御之，教而导之，如畜鸷鸟㉗，如养猛虎，必节其饥渴，翦㉘其爪牙，绊其足，揳㉙其舌，呼之而随，嗾㉚之而走，牢笼㉛其心，使驯吾之左右。豪强无兼才者，则长其恶，积其凶，纵其心，横其志，祸盈于三军，怨结于万人，然后诛之，以壮吾气。
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㉜。为将帅者，国之师，不诛豪强，何以成三军之威哉？
[注释]
①柔钝：柔软不锐利。本篇这里指武器装备不精良。
②不预：本谓没有事先预告或说明，这里引申谓不言而喻。
③豪家：豪门大家；豪强者。
④权臣：谓有权势之臣，多指掌权而专横的大臣。
⑤阍寺（hūn—）：本指阍人和寺人，为古代宫中掌管门禁的官，后世借指宦官。
⑥嬖昵（bì nì）：指古代皇帝所宠爱亲近的人。
⑦军吏：古代军中将帅的官佐，亦泛指军中各级官长。
⑧权军：谓把持军队。权，秉也，持也。
⑨擅将：专擅或独揽将帅威权。
⑩公政：谓公务政事。
⑪公谒：公开谒见。指不正之风。
⑫发谋：谓定谋略；出主意。
⑬沮议：非议；异议。
⑭申令：发布命令；下达命令。
⑮文宣：指孔子。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八月，追封孔子为“文宣王”。
⑯少正卯（？—前498年）：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姓氏少正，名卯。一说少正乃官名。据汉王充《论衡•讲瑞篇第五十》载称，他曾聚徒讲学而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以少正卯“乱政”为罪名而将其杀之。
⑰两观（─guàn）：本指古代宫门前两边的望楼，本篇这里特指春秋时期的鲁阙（指鲁国宫殿门前两边的建筑物），即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地方。
⑱田穰苴：春秋后期齐国大夫，军事家。姓田，名穰苴。因其官任大司马，故又称“司马穰苴”。深通兵法，善于治军。
⑲庄贾：春秋后期齐国大夫，齐景公宠臣。田穰苴受命统军抗击晋燕联军进攻时，庄贾担任监军，因其违令误期，被田穰苴斩首示众。
⑳表下：指标杆之下。古代军中测日影时所立的标杆称“表”。
㉑军容：指军队礼仪法度、风纪阵威。
㉒魏绛：即魏庄子，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曾任中军司马、新军之佐、下军之将等职。力主与戎族通好，为晋悼公（名周）所采纳。
㉓杨干：春秋时期晋悼公之弟。《史记•魏世家》载称，杨干违规乘车扰乱了军队行列，为主管军法的中军司马魏绛所羞辱。而《左传•襄公三年》则称“魏绛戮其仆”（意思是魏绛杀了杨干的驾车人），晋悼公知道后大怒，欲杀魏绛，但经士鲂等人劝谏后省悟，不但肯定了魏绛维护军纪的正确做法，还升任其为新军之佐（即副帅）。
㉔宋义：秦末故楚令尹，曾任楚军上将军。在北上救赵作战中，项羽以其“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见《史记•项羽本纪》），将其诛杀。
㉕庸：平庸，平常。
㉖兼才：兼具各种才能。
㉗鸷鸟：凶猛的鸟，如鹰鹧之类。
㉘翦：同“剪”。谓斩断，除掉。
㉙揳（xiē）：谓堵塞，引申卡住。原文作“猰”（yà），指传说中一种吃人猛兽，于本篇文义不通，疑为“契”字形近而误刻，故予订正。
㉚嗾（sǒu）：教唆；指使。
㉛牢笼：约束；控制。
㉜“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句：语出《老子•二十七章》。不善人，谓不是善人，指恶人。善人，指好人。资、凭借；借鉴。
[译文]
经典上说：凡是国家发生扰乱军队的事件，都会造成士卒怯懦软弱，武器装备不精良，政策法令不统一，赏罚制度不严明。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这里所说的“乱军者”，是指豪强、权臣、宦官和皇帝的宠幸担任军队的官吏。他们操纵军队的形势，专擅将帅的威权，以公务政事谋取私利，将私人家门变成公开谒见的场所；对上发布的谋策，私下散布非议，上面三令五申，下面拒不执行。他们凶猛如同虎豹，凶狠如同豺狼，强横跋扈而不受制约者，都是所谓扰乱军队的人，都属应当诛杀铲除之列。例如，孔子诛杀了乱政的少正卯于宫廷门旁，从而使鲁国得到清静安宁；田穰苴斩杀庄贾于测日影的标杆之下，从而使军队的法纪阵威得到整肃；魏绛羞辱了乘车扰乱军队行列的杨干，从而使各个诸侯慑服；项羽斩杀了不恤士卒而徇私情的上将军宋义，从而使天下都受到震恐。诛杀豪门大族者，能够增强军队的威势；戮杀强横跋扈者，能够加强军队的权力。军队威势、权力的失落，根源于那些横行霸道的豪强者本身，而不在于士卒这些平常人身上。
对于那些既是豪强而又具备其他才能的人，则要驾驭控制他，教育开导他，如同畜养凶鸟，又像喂养猛虎一样，必须节制其饮食饥渴，剪掉其锋爪利牙，捆住其腿脚，卡住其舌头，使其做到呼之而来，斥之则去，紧紧控制其心性，将其驯服成紧随左右的工具。但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才能的豪强者，就要采取助长他们罪恶、积累他们凶暴、纵容他们野心、骄横他们意志的办法，待他们的祸患遍及三军，怨恨结于万众的时候，再把他们杀掉，借以壮大我们的军心士气。
所以说，不为善行的乱军恶人，乃是行善好人借鉴的反面教员。身为将帅的人，统率着国家的军队，不诛杀铲除豪强邪恶势力，凭借什么来树立三军的威势权力呢？
[解说]
本篇以《政有诛强篇》为题立意，其中心思想是着重论述诛除“乱军”的“豪强”者，对于治理军队，整肃军纪，申明军威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对于严重扰乱和破坏军纪军威的豪强者，要不要坚决予以诛除，实质是要不要治理军队以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大问题。历史上凡有作为的军事家对此问题都是持肯定意见的。《尉缭子•武议第八》讲得好：“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之牛童马圈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唐代兵学家李筌正是在完全继承先秦重要兵书《尉缭子》所提出的“杀之贵大”和“刑上究”的正确主张的基础上，阐明了为将帅者要敢于诛除扰乱和破坏军纪军威的上层豪强人物的重要思想观点。这无疑是对千百年来那种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见《礼记•曲礼上》）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大胆否定和有力挑战。这对社会的发展和军队的治理，是有进步意义的。通观全篇可以看出，李筌主要阐述了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阐明了“乱军者”的内涵及其扰乱和破坏军队稳定的严重恶果。李筌认为，所谓“乱军者”，是指那些横行霸道的豪强、权臣、宦官以及皇帝的宠幸且在军队中担任官职的人。作者指出，由于这些人“权军之势，擅将之威，公政私行，私门公谒，上发谋，下沮议，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狠如狼，强不可制”，因而造成军队混乱不治，“士卒怯弱，器械柔钝，政令不一，赏罚不明”等严重恶果。作者又从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的认识出发，正确指出：军队威势的失落，乃是“生于豪强之身，而不在于士卒之庸”。据此，李筌坚决主张，对于这些“乱军者”，必须“各宜诛之”，绝不可以姑息养好，继续贻害破坏军队。
其次，阐明了诛除"豪强"对治军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李筌以分析历史上孔子诛杀少正卯而使“鲁国清”，田穰苴诛杀监军庄贾而使“军容肃”，魏绛诛杀杨干仆人而使“诸侯服”，项羽诛杀上将军宋义而使“天下怖”等事件为例证，说明诛除“乱军”的豪强者对于治理军队具有重大意义。李筌明确指出：“夫诛豪者，益其威；戮强者，增其权。”可见，诛除祸乱军队的“豪强者”，是提高军威、增强军权的重要措施。所以，李筌认为，身“为将帅者”统率着国家的军队，如果不诛除乱军的豪强者，就不能“以成三军之威”，维护军队稳定，保持部队战斗力。
再其次，阐明了诛除“豪强”应当掌握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原则。
李筌认为，军队中存在的“豪强”有两种情况：一是“豪强有兼才者”，二是“豪强无兼才者”。对此不同情况的两种豪强者，在具体处理过程中，应当予以区别对待：如对确有才能的豪强者，应当采取“驾而御之，教而导之”的办法，紧紧地控制他们的心性，把他们训练成紧随“吾之左右”的驯服工具。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什么才能的豪强者，则采取“长其恶，积其凶”的办法，待其罪恶充分暴露之后，坚决予以诛除，从而“以壮吾气”，使这种为恶不善的人（即“不善人者”），成为行善的好人引以为鉴的反面教材（即“善人之资”）。
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曾说过：军队是“以治为胜”（见《吴子•治兵第三》）。古今中外，凡有战斗力的军队，无一不是以严格治军为其攻取战胜的根本前提。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他们所提治军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虽然不尽相同，但对肆意破坏部队稳定、瓦解军队战斗力的“乱军者”予以严厉惩处，以保持部队有良好的军纪军威，却是一切富有战斗力的军队所共通的。所以，李筌以《政有诛强篇》为题，就诛除“豪强”祸乱军队的问题而展开探讨，即使是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特别是篇中所蕴含和体现的“杀之贵大，赏之贵小”与“刑上究，赏下流”的思想理念，以及处理问题抓主要矛盾和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今天治军用兵仍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太白阴经卷二 人谋下
善师篇第十一
[原文]
经曰：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①有天下，君子不取。
周德既衰，诸侯自作礼乐，专征伐，始于鲁隐公②。齐以技击③强，魏以武卒④奋，秦以锐士⑤胜，说者⑥以孙吴⑦为宗。唯荀卿⑧明于王道⑨而非之，谓齐之技击是亡国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国之兵，秦之锐士是干赏蹈利⑩之兵，至于齐桓、晋文⑪之师，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故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当汤、武之仁义。”⑫
故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⑬黄帝独立于中央而胜四帝⑭，所谓善师者不阵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⑮放桀擒纣⑯，所谓善阵者不战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⑰，为燕开路，所谓善战者不败也。楚昭王⑱遭阖闾之祸，国灭出亡，父兄相与奔秦请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国，所谓善败者不亡也。
凡兵，所以存亡继绝⑲，救乱除害⑳。故伊吕㉑之将，子孙有国，与殷周并下至末代。苟任诈力贪残㉒，孙吴、韩白㉓之徒，皆身被诛戮，子孙不传于嗣㉔。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㉕之害也。
[注释]
①伯：本篇这里通“霸”，谓称霸。
②鲁隐公：春秋初期鲁国国君，鲁惠公弗湟的长庶子，名息姑。公元前722—前712年在位。谥号隐，史称“鲁隐公”。
③技击：战国时期齐国精兵的名号。说见《荀子•议兵篇》“齐人隆技击”，唐杨倞注云：“技，材力也。齐人以勇力击敌者，号为‘技击’。”
④武卒：战国时期魏国军队按规定标准选拔的精锐步兵的名号。
⑤锐士：战国时期秦国精兵的名号。
⑥说者：谓主张此说的人。本篇这里指持“齐以技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之说者。
⑦孙吴：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与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二人的并称。
⑧荀卿（约公元前313—前238年）：战国后期思想家、教育家。赵国人，名况，时人尊称其名为“卿”。汉代人因讳汉宣帝刘询嫌名（荀，与“询”字虽不同，但以二字音声相同而避讳，称为“嫌名”），而改称其为“孙卿”。曾游学于齐国“三为祭酒”（古代指举行宴会时担任洒酒祭神的长者，汉魏以后为官名），后赴楚国，由春申君用为兰陵县令，此后著书而终老其地。有著作《荀子》传世。
⑨王道：我国古代儒家一种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与兵家、法家所主张的以武力、刑法、权势进行统治的“霸道”相对。
⑩干赏蹈利：谓追求奖赏和利禄。语出《荀子•议兵篇》。干，求取，追求。蹈，履行，实践，亦即求取之意。
⑪齐桓、晋文：齐桓，指春秋初期的齐国国君齐桓公小白；晋文，指春秋初期晋国君晋文公重耳。此二君曾先后称霸中原。
⑫“故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至“桓、文之节制不可当汤、武之仁义”四句：语出《荀子•议兵篇》。桓，即齐桓公；文，即晋文公。节制，本谓节度法制，或指严整而有规律，但在本篇这里则指齐桓公、晋文公的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仁义，指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
⑬“善师者不阵”以下四句：语出《汉书•刑法志》，又见《将苑•不陈篇》（陈，同“阵”）。善师者，谓善于治军用兵的人；善阵者，谓善于布列营阵的人；善战者，谓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善败者，谓善于处理败局的人。
⑭黄帝独立于中央而胜四帝：语本《孙子兵法•行军篇》：“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曹操注云：“黄帝始立，四方诸侯无不称帝，以此四地胜之也。”可见，黄帝所战胜的“四帝”，实指当时四方的部落首领。中央，指中原大地。
⑮陈师誓众：陈师，即“阵师”，谓布列兵阵。陈，同“阵”。誓众，犹誓师，告诫兵众。
⑯放桀擒纣：桀，即夏桀，夏朝末代暴君。纣，即纣王，商朝末代暴君。
⑰山戎：我国古代北方的部族名，又称"北戎"，属匈奴一支。当时其活动地域在今河北省北部。
⑱楚昭王：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楚平王（名弃疾，后改名熊居）之子，名壬。在其执政期间，楚国曾为吴王阖闾所攻灭，楚昭王及其父兄出奔至秦国求救，秦遂出兵打败吴国，使楚昭王得以复国执政。在位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前489年）而卒，谥号昭，史称“楚昭王”。
⑲存亡继绝：语出《穀梁传•僖公十七年》。句义是使灭亡之国复存，灭绝之嗣得续。亦泛指使濒临灭亡（或已经灭亡）者得以延续存在。
⑳救乱除害：谓制止暴乱，消除祸患。救，犹“止”，制止；阻止。
㉑伊吕：即商朝初期国相伊尹与周朝初期国相吕尚之并称。伊尹辅佐商汤而灭夏，吕尚（姜子牙）辅佐周武王而灭商，二人皆有大功而受封国，后因并称伊吕而泛指辅国之重臣。
㉒任诈力贪残：任，运用。诈力，谓诡诈与暴力。贪残，谓贪婪又凶残。
㉓韩白：即汉代名将韩信与秦代名将白起的并称。二人皆以善用兵而著称于世，但都未得善终而遭杀戮。诚如《晋书•刘牢之传》所称：“韩白戮于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