㉔嗣：后嗣，即子孙后代。
㉕兆民：古称天子之民为“兆民”。后亦泛指民众、百姓。
[译文]
经典上说：用兵打仗而不讲道德仁义的，纵然可以称霸于天下，也是为仁人君子所不取法的。
周王朝的道德观念衰微以后，各国诸侯擅自制礼作乐，专门从事征战讨伐，这是从春秋鲁隐公在位期间开始的。齐国凭借其拥有精兵“技击”而强大，魏国凭借其拥有精锐步兵“武卒”而奋起，秦国凭借其拥有精兵“锐士”而取胜，主张此说的人都把孙武、吴起的观点奉为宗旨。但是，只有荀卿明白圣王以仁义治国之道，而否定孙吴之说。他认为，齐国的“技击”是灭亡国家的军队，魏国的“武卒”是危害国家的军队，秦国的“锐士”是追求奖赏利禄的军队。至于说到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才可以称得上是攻入他国境内而行动有所节制的军队。“因此，齐国的‘技击’不可以抵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可以抵御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可以抵御齐桓公、晋文公的有节制的军队，齐桓公、晋文公有节制的军队又不可以抵御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
所以说：“善于治军用兵的人，不用布列营阵就能取得胜利；善于布列营阵的人，不用直接交战就能取得胜利；善于指挥打仗的人，不会被敌人打败；善于处理败局的人，不会被敌人灭亡。”上古黄帝独自占据中原大地而战胜了四周的部落首领，这就是所说的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不用布列营阵就能取得胜利的史例。商汤、周武王统率军队征伐夏桀、商纣时，仅是布列了营阵、举行了誓师大会，结果就放逐了夏桀、迫死了商纣，这就是所说的善于布列营阵的人，不用直接交战就能取得胜利的史例。齐桓公挥军向南征服了强大的楚国，迫使楚国向周王室纳贡，又向北征伐战胜了山戎部落，为燕国开辟了通路，这就是所说的善于指挥打仗的人，不会被敌人打败的史例。楚昭王当政时期遭到吴王阖闾军队入侵之祸，国破军败，而他自己溃逃，其父兄也一同逃到秦国请求救兵，秦国应请出兵击败了吴国人侵军，使楚昭王得以返回本国继续执政，这就是所说的善于处理败局的人，不会被人灭亡的史例。
大凡军队，都是用来使灭亡之国复存、断绝之嗣得续，制止国家的暴乱、消除民众的祸患的。所以，伊尹、吕尚这样的将帅以仁义辅君，他们的子孙享有封国领地，与殷商、周朝一起下传直至末代子孙。倘若不循仁义而专门运用诡诈与暴力，进行贪婪而残酷的战争，结果将会像孙武、吴起、韩信、白起之辈，都身遭诛杀，子孙不能继位传嗣。可见，军队是执行暴力的凶险工具，战争是带有破坏性的危险之事。崇尚诡诈阴谋、悖逆仁义道德的人，喜好利用军队这个凶险工具为害作乱。所以，不是讲道德仁义的人，就不能利用军队来平定天下灾难，消除百姓的祸患。
[解说]
《善师篇第十一》是《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之首篇，它是集中体现作者李筌战争观和治军用兵思想的篇章之一。李筌这里所说的“善师”，内涵有二：一指善于治军，二指善于用兵。通观全篇，作者从分析“周德既衰”到诸侯“专征伐”的春秋战国纷争的历史演进过程入手，着重阐述了建设什么样的军队和进行怎样的战争的问题。其所强调的思想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强调要把军队建设成为仁义之师。
李筌在完全继承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关于“仁人之兵，王者之志”（见《荀子•议兵篇》）的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战国时期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等名号精兵，虽然都曾取胜逞强于一时，但都“不可当汤、武之仁义”之师。据此，作者从政治战略的视角强调执国者应当在推行“王道”治国的前提下，必须建立一支为“道德仁义”而奋战的仁义之师。他认为，只有如此，才可以在对敌战争中做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从而才能使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不亡之地。
李筌这里所倡导的“四善”思想，实际源于《汉书•刑法志》，又见于三国著名军事家诸葛亮《将苑•不陈篇》（陈，同“阵”）。当然，实践中要真正做到此“四善”并非是容易之事。因为，“四善”中的“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之“二善”，其主旨都是说不经直接布阵交战而迫使敌人屈服。然而，此种始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主张，毕竟是兵家的一种理想的目标，在实践中没有具备特定而优于敌方的主客观条件，将是很难实现的。而要做到“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之“二善"两条，则更非是容易之事了。但是，只要战争指导者付出艰苦的努力，紧紧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周密谋划和充分准备的话，那么，又是有可能取得战而不败、败而不亡，乃至转败为胜、转亡为存之局面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李筌本着前人的军事思想而再次提倡的“四善”战略主张，在当今的世界战略格局处于多极化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战略指挥家，是不无借鉴意义的。二是强调军队进行战争是以执行“存亡继绝，救乱除害”任务，实施“道德仁义”之政为根本目的。
作者李筌融道、儒之说为一体，主张以“道德仁义”作为衡量和区分用兵打仗的目的、性质的根本尺度。指出：“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通“霸”）有天下，君子不取。”李筌强调说，倘若用兵打仗竟置“道德仁义”于不顾，而专门从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者，是“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的。显而易见，作者李筌视“道德仁义”之兵为正义之师，而视“阴谋逆德”之兵为不义之军，其拥护正义之战而反对不义之战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
历史的经验表明，阶级社会的战争，无一不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因此，对战争的目的和性质的认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是有不同的内容和标准的。尽管《太白阴经》作者李筌对此问题的认识，不超越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允许的范围，但其拥护正义战争而反对非正义战争的鲜明立场和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里，还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李筌《善师篇》所阐明的上述思想观点，主要来源于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荀况的《荀子•议兵篇》。而该篇采用问答形式，记述了荀子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什么是“兵要”（即用兵的要旨）问题时所阐述的基本思想观点。临武君认为：“用兵之要术”是孙吴（即孙武和吴起）所倡导的“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其“所贵者，势利也；所行者，变诈也”。但荀子却对临武君的上述观点持完全否定态度，他认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唯有“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显而易见，荀子与临武君的不同观点，实际源于对“兵要”问题看法的着眼点的不同。
荀子是从政治战略的视角议论“兵要”问题的，而临武君则是从军事战略角度看待“兵要”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是密切相关但又有区别的两件事。荀子只看到了政治与军事密切相关的统一性方面，而忽视了二者相互区别的对立性一面，认为只要在政治上做到“善附民众”，自然就能打胜仗，
完全否定了“权谋势利”在军事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荀子认识上的一种片面性。而临武君只看到了“权谋势利”在用兵打仗上的重要作用，却忽视了政治上团结民众对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同样陷入认识问题的片面性。然而，源于荀子《议兵篇》思想观点的李筌的《善师篇》，如果仅就此篇而独立观之，难免也有偏颇之嫌，但从《太白阴经》全书内容来看，李筌既重视政治战略在战争实践中的主导作用，也强调军事战略在战争实践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较好地体现了这位唐代兵学家在探讨“兵要”问题上的辩证唯物思维方式之特色。值得今人充分肯定和学习。这是我们阅读李筌《太白阴经•善师篇》应当注意全面把握之点。
贵和篇第十二
[原文]
经曰：先王之道，以和为贵①。贵和重人，不尚战也。
《春秋左氏传》②曰：“君若以德绥诸侯③，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④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军之众，无所用也。”是故晋悼公使魏绛和戎⑤，以正诸华⑥，八年之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羌戎⑦亦归。晋惠公⑧内⑨不侵不叛之臣，于是有崤之师⑩，譬如捕鹿，晋人角之，戎人掩之⑪。
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谋胜人；有权之主，能以势制人。战胜易，和胜难。⑫《语》⑬曰：“先王耀德不观兵。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⑭故有衣冠之会，未尝有歃血之盟；有革车之会，未尝有战阵之事。⑮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⑯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文德⑰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啖⑱之；啖之不来，然后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⑲。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书》⑳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㉑夫如是，则四夷㉒不足吞，八戎㉓不足庭㉔也。
[注释]
①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语出孔子《论语•学而篇第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有子，孔子学生。和，本谓适中，恰到好处（说见杨树达《论语疏证》云：“和，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但在本篇这里，和与“战”相对应，谓和平无战事。
②《春秋左氏传》：书名。简称《左传》，亦称《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旧传为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所撰。
③“君若以德绥诸侯”至“无所用也”七句：语出《左传•僖公四年》。此为春秋时期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齐国进攻楚国时，楚将屈完回答齐桓公问话时所讲内容。绥，安抚
④方城：即方城山，位于今河南叶县南，呈南北走向，绵延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说为楚长城。
⑤晋悼公使魏绛和戎：事见《史记•魏世家》：“（晋悼公）卒任魏绛政，使和戎、翟，戎、翟亲附。”晋悼公，春秋中期晋国国君，晋襄公（名欢）曾孙，名周。公元前572—前557年在位。
⑥以正诸华：正，治理。诸华，犹“诸夏”，本指周室分封的中原各个诸侯国，后亦泛指中原地区。
⑦羌戎：亦称"西戎"。泛指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⑧晋惠公：春秋初期晋国国君。晋献公（名诡诸）第三子、晋文公之弟，名夷吾。公元前650—前637年在位。
⑨内（nà）：“纳”的古字。谓接纳，采纳。
⑩有崤之师：指春秋时期晋、秦两国军队的崤山之战。此役发生在公元前627年，结局是晋胜秦败。事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⑪譬如捕鹿，晋人角之，戎人掩之：语出《左传•襄公十四年》。角之，谓执其角，指正面迎击。挎之，谓拖其后足，指从后面牵制。
⑫战胜易，和胜难：原作“见胜易，知胜难”。钱熙祚校注云：“文澜阁本作‘战胜易，和胜难'。"述古堂抄本同此。依《贵和篇》题旨，似以文澜阁本、述古堂抄本更为切题，故从改。
⑬《语》：本篇这里指《国语》。传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撰。
⑭“先王耀德不观兵”至“玩则无震”五句：语出《国语•周语上》。耀德，谓显扬德化。观兵，谓炫耀武力。兵戢，犹“戢兵”，谓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战争。时动，本谓按一定时节行动，本篇这里指选择有利时机行动。玩，谓轻慢懈怠。
⑮“故有衣冠之会”至“未尝有战阵之事”四句：语本《穀梁传•庄公二十七年》。衣冠，本指衣服和帽子（冠），因古代唯有士大夫以上才可以戴冠，故“衣冠”代指缙绅、士大夫阶层者。而在本篇借指诸侯国。歃血（shà—），古代举行盟会中的一种仪式：即盟约宣读之后，各参加者用口微吸所杀牲之血（一说以手指蘸血涂于口旁），以示诚意。革车，古代兵车之一种。
⑯“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三句：语出《老子•第三十一章》。兵，这里指战争。
⑰文德：与“武功”为对语，本谓礼乐教化，这里借指政治。
⑱啖（dàn）：利诱。
⑲“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二句：语出《孙子兵法•计篇》。
⑳《书》：指《尚书》，亦称《书经》，儒家经典之一。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
㉑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二句：语出《尚书•虞夏书•大禹谟》。休，谓美善，美德。董，谓督察，监督。
㉒四夷：我国古代华夏族对域中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㉓八戎：谓八方之戎。古代指中原以外周边的少数民族。
㉔不足庭：谓不足以与朝廷相抗衡。庭，通“廷”，指朝廷。
[译文]
经典上说：古代圣明君王治国之道，是使国家得以和平安定为最可贵。大家珍爱和平，重视人的生命，就不再崇尚战争了。
《春秋左氏传》上说：“君王如果用仁德来安抚诸侯，那么，诸侯有谁还敢不顺服呢？君王如果动用武力进行征讨，楚国有方城山做城墙、以汉水做护城河进行抵御，那么，君王的军队虽然众多，也没有用得上的地方。”所以，晋悼公派遣魏绛为使与山戎讲和而使之归顺，晋国得以治理诸夏而成为中原霸主，八年之间，九次召集诸侯盟会，如同诸种乐器一起合奏，而没有不和谐之音。从此，地处西北的羌戎等少数民族也都归顺了。晋惠公执政期间，由于实行仁德之政而接纳了那些不侵扰、不反叛的臣属国，于是才有崤山之战而大败秦国军队的胜利。这就像捕捉野鹿一样，晋国人在前抓住了鹿的两角，各部戎人在后拖住了鹿的两腿，晋戎合力协同，终于把野鹿按倒捉住了。
大凡有道德的君主，能够用恩德去征服别人；有仁义的君主，能够用仁义去团结别人；有智谋的君主，能够用谋略去战胜别人；有权势的君主，能够用势力去控制别人。用战争取胜容易，用和平取胜困难。诚如《国语•周语上》所说：“古代的圣明君王总是彰明其仁德而不炫耀其武力。军队平时按兵不动，而等待有利时机才出动，一旦出动就要显示出强大威力；如果平时炫耀武力，就会使军队习以为常而懈怠，军队懈怠了就会丧失其威震四方的力量。”所以，有过诸侯和好的聚会，而未必有过诸侯歃血为盟之举；有过带军队兵车的聚会，而未必有过布阵交战之事。
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它。古代的圣明帝王之所以能够一举而战胜敌人，其成功超出于一般人之处，就在于其首先用礼乐教化去怀柔安抚他；如果怀柔安抚而不能使他顺服时，再以玉帛宝物去利诱他；如果运用利诱而不能使他归附时，然后才任命高明的将帅，训练军马、精锐武器，采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谋略，一举而战胜敌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对反叛者必须进行讨伐，对顺服者必须加以怀柔。既怀柔安抚又能使之归顺，这就充分显示出君王的仁义道德。《尚书》讲得好：“要用美好的德政去教诫人们，用强大的威力去督察天下。”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四面的夷族就不难以兼并归顺，八方的戎族就不敢分庭抗礼了。
[解说]
本章以“贵和”为篇题，旨在阐述君王实施治国安邦和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时，应当以维护和平安定为根本目的。作者李筌开篇所云“先王之道，以和为贵”之语，乃本《论语•学而篇》孔子的学生有子之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里所说的“和为贵”之“和”，本谓适中，恰到好处的意思，但李筌引录在这里，是与“战”相对而言，其义则谓“和平”。作者李筌把“以和为贵”视为君王实施治国安邦和处理对外关系所应遵循的根本宗旨，足见其对营造和维护和平这一重大问题的重视程度是何等之高了。那么，君王怎样才能在实施治国安邦和处理对外关系的实践中落实“以和为贵”这一宗旨呢？纵观全篇可以看出，李筌着重强调要做好如下三点：
首先，强调要真正落实“以和为贵”这一宗旨，就要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大力提倡和贯彻“贵和重人，不尚战”的指导思想。作者李筌认为，唯有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了珍爱和平与珍重人类生命，才能引导人们不再崇尚战争。应当说，李筌此种“以人为本”的思想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
其次，强调要真正落实“以和为贵”这一宗旨，就要在处理对外关系的实践中，坚持“耀德不观兵”的指导原则，切实做到“以德服人”、“以义服人”。作者李筌引据《左传》的话指出：“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反之，“君若以力”征战，那么，即使"虽军之众，无所用也。"可见，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时，坚持"耀德不观兵"指导原则的重要性。作者还认为，春秋时期晋悼公执政期间，晋国之所以在八年之中能够“九合诸侯”，并使“羌戎亦归”，是晋悼公派遣魏绛出使“羌戎”推行“和戎”之策的结果；晋惠公执政期间，由于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接纳那些“不侵不叛”的臣属之国，才使晋国后来在崤山之战中，得到“姜戎”（即居于西北的姜姓戎族）的大力帮助，从而取得了大败秦军的重大胜利。
再其次，强调要真正落实“以和为贵”这一宗旨，就要在实践中正确处理好“和”与“战”的关系。作者李筌以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见《老子•第三十一章》）的思想观点为依据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阐明了战争是具有破坏性、杀伤性的不祥之器，据此，作者极力主张要“贵和重人”而不崇尚战争；另一方面，也指明了战争又是在迫不得已之时而非用不可的。但李筌所强调的着眼点，在于告诫国君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和”字当先，慎用战争手段，并且要牢牢把握“先和后战”、“能和不战”的指导原则。李筌认为，古代圣明帝王之所以能够一举而战胜敌人，其功业超出一般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够做到“先文德以怀之”，只有在“怀之不服”和“啖之不来”的情况下，才命将出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战而胜之。作者强调指出，这就是“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这就明确告诉人们，只有对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者才可以动用战争手段。
李筌作为封建时代的兵学家，他所提出的“以和为贵”的主张，虽然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作为治国安邦和处理对外关系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形势下，在我们党“积极倡导建设和谐世界，推动对外关系全面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新贡献”（见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3月第1版）的今天，仍不失有其重要借鉴价值意义。
爱好和平，不要战争，这既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光辉传统，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一贯政治主张。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2015年9月3日上午，我们党和国家，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大会，以盛大阅兵仪式，同世界人民一道纪念这个伟大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并检阅了受阅部队。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既深情回顾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充分肯定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鲜明表达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决心；又深刻揭示出纪念70年前那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重要意义，表达了中华民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强信念，鼓舞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我们不能忘记，70年前那场由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合谋发动的侵略战争，战火遍及了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造成被侵略国家的军民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占四大洲伤亡人数的35%。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我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史和人类世界的和平事业，铸就了人类战争史上的空前奇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壮举。
习近平主席在其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为了和平，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国人民将坚持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他庄严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见《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9月第1版）这充分表明了我们中国以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充分彰显了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共护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的真心诚意和美好愿望。
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我们要牢记习主席“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谆谆告诫，一定要以史为鉴，勿忘国耻，时刻高度警惕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与信念！而战争狂人及其帮凶者一旦要把他们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刺向人民的时候，我们将以抗日战争的先烈们为光辉榜样，以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彻底打败任何来犯的侵略者，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进行，为维护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遵照习近平主席的深切教导：“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庙胜篇第十三
[原文]
经曰：天贵持盈①，不失阴阳、四时之纲纪②；地贵定倾③，不失生长、均平之土宜④人贵节事⑤，调和阴阳，布告时令⑥，事来应之，物来知之，天下尽其忠信、从其政令。
故曰：天道无灾，不可先来；地道无殃，不可先倡；人事无失，不可先伐。四时相乖⑦，水旱愆和⑧，冬雷夏霜，飞虫食苗，天灾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穑⑨，水不润下⑩，五果不树⑪，八谷⑫不成，地殃也；重赋苛政，高台深池，兴役过差⑬，纵酒荒色⑭，远忠昵佞⑮，穷兵黩武，人失也。上见天灾，下睹地殃，傍观人失。
兵不法天不可动，师不则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天赞其时，地资其财，人定其谋；静见其阳，动察其阴，先观其迹，后知其心，所谓“胜兵者，先胜而求战；败兵者，先战而后求胜。”⑯故曰：“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矣。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矣。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以此观之，胜负见矣。”⑰
[注释]
①持盈：谓保守盈满的盛业。语出《国语•越语下》：“越王勾践即位三年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韦昭注云：“持，守也；盈、满也。”
②纲纪：本谓大纲要领或曰法度纲常，在本篇这里可作法则、规律解。
③定倾：语出《国语•越语下》。义谓使危险的局势或即将倾覆的国家转危为安。
④土宜：谓不同性质的土壤对不同的生物各有所宜。
⑤节事：语出《国语•越语下》。义谓行事有节制以使合乎准则。
⑥时令：犹“月令”，指我国古代按季节变化而制定的有关农事的政令（说见《礼记•月令》）。
⑦相乖：原作“相乘”，于文义不通。疑“乘”字系“乖”字形近而误刻，故改。相乖，相违逆。这里指四时政令与自然变化相违背。
⑧愆和（qiān—）：违失和顺。
⑨稼穑（jià sè）：耕种和收获。亦泛指农业劳动。
⑩润下：谓水性就下以滋润万物。本篇这里可作“灌溉”解。
⑪五果不树：五果，通常指桃、李、杏、栗、枣五种果树或水果，亦泛指各种果树或水果。不树，谓不能成树结果。
⑫八谷：通常指八种谷物，但不同著作所指谷物不一。如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动植•八谷》引《本草》注称：八谷指黍、稷、稻、粱、禾、麻、菽、麦八种谷物；但《续古文苑•隋李播《天文大象赋》》苗为注，则指稻、黍、大麦、小麦、大豆、小豆、粟、麻八种谷物。亦泛指各种谷物。
⑬过差（—cī）：过分；失度。
⑭荒色：谓沉湎于声色。
⑮远忠昵佞：谓疏远忠臣，亲近奸邪之人。昵（nì），亲近，亲昵。佞（nìng），奸邪。
⑯“胜兵者，先胜而后求战；败兵者，先战而后求胜”：语出《孙子兵法•形篇》。胜兵者，指能打胜仗的军队。先胜，谓首先创造取胜的条件。后求战，然后才寻求同敌人决战。败兵者，指打败仗的军队。先战，谓首先同敌人交战。后求战，然后企求侥幸取胜。
⑰“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矣”至“胜负见矣”诸句：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古代君王兴师命将时，先要在宗庙里举行仪式，并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战争形势，分析利害得失，制定作战方略。兵家便把这一战争谋划程序称作“庙算”。得算多，言取胜的条件充分、众多。算，原本作“算”，古代计数用的筹码，这里引申谓胜利条件。胜利见矣，言胜败的结局显而易见。
[译文]
经典上说：天道贵在能保持圆满盛业，不打乱阴阳寒暑、四季节气变化的规律；地道贵在能扭转危倾局面，不失掉生长万物、均衡发展的特性；人事贵在能节制政事，调和阴阳，发布时令，做到事情来了能够应付自如，事物产生了知道怎么回事，使天下的人都能竭尽忠诚信义，自觉遵循国家的政令行事。
所以说，对于没有天灾降临的敌国，不可以首先向它发动进攻；对于没有地殃祸及的敌国，不可以首先向它举兵征讨；对于没有人事失误的敌国，不可以首先向它进行讨伐。四季节气变化违背自然规律，水涝、旱灾交替发生，冬季打雷、夏季降霜，蝗虫漫天乱飞而吞食秧苗，这就是“天灾”。高山崩塌，江河干枯，土地不能耕种，庄稼无法灌溉，各种果树不能成树结果，各种谷物不能成熟收获，这就是“地殃”。统治者实行繁重赋税，实施残暴统治；大兴土木，修造楼台城池，过度地役使民力；放纵沉迷于酒色，疏远忠臣而亲近奸佞；穷兵黩武，肆意发动战争，这就是“人失”。这样，天上可以看到苍天降临的灾害，地下可以目睹大地发生的祸殃，近旁可以观见君王的人为失误。（这些无疑都是向敌国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
但是，用兵不依据天道，是不可以出动军队的；军队不依据地道，是不可以行军作战的；征战不合于民意，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上天提供有利时机，大地资助充足财物，人能制定正确谋略；敌人静止时能窥见其军事企图，敌人行动时能洞察其阴谋诡计，首先观察敌人的行动踪迹，然后就可以了解其用心企图，这就是《孙子兵法•形篇》所说的：“胜利的军队，总是首先创造取胜的条件，然后再寻求同敌人进行决战；而失败的军队，却总是首先同敌人决战，然后再企图侥幸取胜。”所以、又是《孙子兵法•计篇》说得好：“未同敌人交战前而在庙堂预计取胜条件的，是因为谋划周密而取胜条件充分；未同敌人交战前而在庙堂不能很好预计取胜条件的，是因为谋划不周而取胜条件缺乏。谋划周密而取胜条件充分就能取胜，谋划不周而取胜条件缺乏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做谋划而毫无胜利条件呢？由此来观察，那么，胜与负的结局也就显而易见了。”
[解说]
本章以《庙胜篇》为篇题而立论，其中心思想是阐述对敌战争之前如何进行战略谋划以分析判断战争胜负的条件和实施战争的时机选择问题。本篇所谓的“庙胜”一词，实际是《孙子兵法•计篇》所云“未战而庙算胜者”句中的“庙算胜”之缩语。我国古代，君王兴兵作战之前，通常都要先在宗庙里举行命将授权仪式，并召开军事会议，君臣们一起研究战争形势，分析利害得失，制定作战方略。孙子把这一战前进行的战略谋划程序称之为“庙算”。认为，经过“庙算”而所得之结果，若己方取胜条件充分的，就叫作“得算多”的“庙算胜者”；而“庙算”所得之结果，如己方取胜条件缺乏的，则叫作“得算少”的“庙算不胜者”。而源于大军事家孙武所撰《孙子兵法》的“庙算”一词，后世逐渐演化成为兵家所谓“妙算”这一常用语了。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妙算申帷幄，神谋出庙庭”（见刘知几《仪坤庙乐章》）名句，是为最好之明证。可见，孙子的“庙算”理论，乃是我国古代兵家从战争的实际出发，来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以此预见战争胜负条件的唯物主义传统。这无疑是值得我们今人充分肯定和永远弘扬光大的优良军事传统。
唐代兵学家李筌正是在完全继承我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和孙子“庙算胜”思想理论的基础上，专辟《庙胜篇》，集中阐述未战之前如何进行战略谋划的问题。然而，在实施对敌作战之前的战略谋划（即所谓“庙算”）过程中，应当着重从哪些方面分析比较敌我双方情况的问题，李筌的提法又与孙子有所不同。孙子的提法是，对敌我双方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见《孙子兵法•计篇》）。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曹操对孙子的这一提法概括称之为“五事七计”（见曹操撰《孙子•计篇》注）。曹操所说的“五事”，是指《孙子兵法•计篇》所讲的“一曰道（指政治），二曰天（指天时），三曰地（指地利），四曰将（指将帅），五曰法（指法制）”；而曹操所讲的“七计”，则指孙子所论的“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认为，倘若能把敌我双方这“五事七计”分析清楚了，那么，就可以判断出谁胜谁负的问题了。而李筌对此问题的提法，则是本着春秋末期越国军事谋略家范蠡的思想观点，把孙子的“庙算”理论所应分析研究的重点情况与问题，概括为“天道”、“地道”、“人事”三个方面的问题，重点阐明了以下三个思想观点：
一是从分析敌人“天道”、“地道”、“人事”三个方面存在的不利条件入手，阐明了如何选择对敌进攻的战略时机问题。李筌认为，敌人若“天道无灾，不可先来；地道无殃，不可先倡；人事无失，不可先伐。”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敌国并未出现“天灾”、“地殃”、“人失”等对敌不利而对我有利的战略形势的时候，我就不可贸然首先向敌人发动进攻。倘若敌国发生了“上见天灾，下睹地殃，傍观人失”的对敌不利而对我有利的形势之时，才是我对敌发动进攻的有利战略时机。此时，唯有不失时机地出兵攻战，才有把握取得对敌战争的胜利。
二是从分析己方“天道”、“地道”、“人事”三个方面存在的有利条件入手，阐明了如何确定我军实施战争的战略决策问题。李筌把“法天”、“则地”、“和人”三者作为军队实施战争的缺一不可的根本依据。他说：“兵不法天不可动，师不则地不可行，征伐不和于人不可成。”认为，只有当我完全具备了“天赞其时，地资其财，人定其谋”等对我有利的条件的时候，才可以实施战争并能赢得战争胜利。此论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三是深刻揭示了分析研究敌情、制订战略计划所应严格遵循的指导原则。了解敌情实际，摸清敌人企图，是制订战略计划并以此战胜敌人的根本前提。然而，怎样才能了解敌情摸清其企图呢？作者李筌明确指出，对于敌人应当“静见其阳，动察其阴，先观其迹，后知其心”。李筌这里所讲的“先观其迹，后知其心”，是说首先通过观察敌人的行动迹象，然后再对所得到的敌情进行综合分析、缜密判断，从而摸清敌人的用心企图，为制订对敌作战方略计划，提供可靠的敌情依据。显而易见，李筌所提倡的“先观其迹，后知其心”这一分析研究敌情所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所揭示的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这一认识事物的基本规律的。这对我们今天分析研究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乃至分析和认识一切事物，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然，尽管李筌在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的提法，与孙子的论述有所不同，但二者并非矛盾不谐。实际上，李筌在分析研究敌对双方情况的问题上，所倡导的“法天”、“则地”、“和人”三原则，乃是对孙子所提出的“五事七计”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高度概括，二者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我们今天阅读李筌《庙胜篇》应当注意把握之点。
沉谋篇 第十四
[原文]
经曰：善用兵者，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非诡谲不战。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
“兵者，诡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①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惑其真，疑其诈，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湛然②若玄元③之无象④，渊然⑤若沧海⑥之不测。如此，则阴阳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术数⑦不能穷，卜筮不能占，而况于将乎？
夫善战者，胜败生于两阵之间，其谋也策不足验，其胜也形不足观。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害；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故曰：至谋⑧不说，大兵⑨不言，微乎神乎！故能通天地之理，备万物之情。
是故贪者利之，使其难厌⑩；强者卑之，使其骄矜⑪；亲者离之，使其携贰⑫。难厌则公正阙⑬，骄矜则虞守⑭亏，携贰则谋臣去。周文利殷而商纣杀⑮，勾践卑吴而夫差戮⑯，汉高离楚而项羽亡⑰。是故屈诸侯者以言⑱，役诸侯者以策。
夫善用兵者，攻其爱⑲，敌必从；捣其虚⑳，敌必随；多其方㉑，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㉒不得城守，分备㉓不得并兵㉔；则我佚㉕而敌劳，敌寡而我众。夫以佚击劳者，武之顺；以劳击佚者，武之逆。以众击寡者，武之胜；以寡击众者，武之败。能以众击寡，以佚击劳，吾所以得全胜矣。
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㉖之中。弱兮柔兮，卷之不盈怀袖㉗；沉兮密兮，舒之可经寰海㉘。五寸之键，能制阖辟㉙；方寸之心㉚，能易成败。智周万物而不殆，曲成万物而不遗㉛，顺天信人，察始知终，则谋何虑乎不从哉？
[注释]
①“兵者”至“用而示之不用”诸句：语出《孙子兵法•计篇》。兵者，本篇这里指战争。诡道，指用兵的诡诈行为原则。
②湛然（zhàn—）：清澈貌。
③玄元：古人认为天地未分时的混沌一体之气。亦泛指天宇，天空。
④无象：指军队行动隐蔽而使人们看不到形迹。
⑤渊然：深沉貌。
⑥沧海：大海。
⑦术数：古代方术的重要内容。又称“数术”。术，指方术；数，指气数，数理，即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数理。古人把对自然界所观察到的各种变化，往往与人事、政治、社会的变化结合起来分析，认为两者有某种内在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用术数来归纳、推理。于是，术数便成为用来推测个人，乃至国家命运吉凶的一种手段。
⑧至谋：最好的谋略。
⑨大兵：本篇这里指大的战争或大的军事行动。
⑩难厌：谓难以满足，或曰贪得无厌。
⑪骄矜：骄傲自负。
⑫携贰：谓离心离德；怀有二心。
⑬公正阙：公正，公平正直。阙，通“缺”，缺乏，缺少。
⑭虞守：犹“备守”。谓守备；防范。
⑮周文利殷而商纣杀：周文，即周文王，商末周族领袖。姬姓，名昌，商纣时期为西伯，故亦称“伯昌”。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曾被商纣王（帝辛）囚禁在羑里（古城名，位于今河南汤阴北），其臣下闳夭等人为营救文王，采用利诱手段，将美女、骏马及其他奇特物品通过商朝宠臣费仲而献给纣王，纣王获利后非常高兴，便将文王释放归国。文王死后，其子武王姬发即位后，经过充分准备，终于在公元前1027年灭亡商朝，纣王乃投火自焚而死。
⑯勾践卑吴而夫差戮：勾践，即越王勾践，春秋末期越国国君。夫差，即吴王夫差，春秋末期吴国国君。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春秋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军队于夫椒（位于今太湖中之西洞庭山，一说在今浙江绍兴北）打败越军后，将越王勾践围困于会稽山上。在此危急存亡关头，勾践采纳了大夫范蠡的建议，一面准备拼死奋战，一面派遣大夫文种通过贿赂吴太宰噽以向吴王夫差求和，并准备在求和不允之时，将亲自为质于吴，卑事夫差。
夫差拒绝伍子胥乘机灭越之建议，终于准越求和，放归勾践。勾践返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最终于周元王三年（前473年）灭亡吴国，夫差遂自杀身死。
⑰汉高离楚而项羽亡：汉高，即汉高祖刘邦，西汉开国皇帝。离楚，谓离间楚军领导集团。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在楚汉战争中，刘邦采纳陈平“纵反间于楚军”之计，以重金收买、离间项羽君臣关系，促使其领导集团分裂，从而为刘邦最后击败楚军、灭亡项羽创造了条件。
⑱屈诸侯者以言：句义谓征服诸侯要用离间手段。言，这里谓离间。说见《礼记•缁衣》“毋以远言近”句，清汪远孙《国语考异发正古注》卷八注引《尔雅•释诂》云：“‘言，间也’。‘远言近'，即《左传》'远间亲'也。以此间彼曰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