⑲攻其爱：进攻敌人所爱重之处。敌人爱重之处，也就是敌人的重要部位。
⑳捣其虚：进攻敌人的空虚之处。捣，谓冲击；进攻。
㉑多其方：谓多方向进攻敌人。
㉒从随：被动地随从于后。亦即被牵着鼻子走的意思。
㉓分备：谓分散兵力处处防守。
㉔并兵：谓集中兵力。
㉕佚：通“逸”。谓安逸。
㉖权算：谓谋划运筹。权，权衡；谋划。算，筹算；运筹。
㉗怀袖：犹“怀抱”，或“怀藏”。
㉘寰海：海内，四海。引申谓天下。
㉙“五寸之键，能制阖辟”：语本《淮南子•主术训》“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键，指门的插销。阖辟，谓闭合与开启。
㉚方寸之心：指心脏。因心脏处于胸中方寸间，故称。
㉛曲成万物而不遗：语出《周易•系辞上》。唐孔颖达疏曰："言圣人随变而应屈曲委细，成就万物。”可见，曲成，指多方设法而使有所成就，或曰委曲成全。句义谓圣人能随机应变以成就万物而不使其遗漏。
[译文]
经典上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不以信义待人就不能树立起威望，不遵循阴阳变化规律就不能取胜，不懂得奇正之术就不会布列战阵，不运用诡诈之道就不能与敌交战。谋略蕴藏于心中，战事表现在外部，如果心中的谋略与外部的表象显露相一致时，作战就要失败；如果心中的谋略与外部的表象显露不一致时，作战就能胜利。
（诚如《孙子兵法•计篇》所讲，）“用兵打仗之事，是以实施诡诈为原则的。因此要做到：能打时却向敌人伪示不能打，要打时却向敌人伪示不想打。”内心谋划大的作战计划，而表面上却显示为小计划；内心谋划着要攻取敌人，而表面上却显示给予敌人。以假乱真使敌人迷惑，实施诡诈使敌人猜疑。由于真伪不辨，敌人就无法分清我军力量的强弱。这样，就可以使我军隐蔽得像清澈的天空一样没有形迹，像深沉的大海一样深不可测。如能做到这样，那么，即使运用阴谋之术也无法推断，求助于鬼神也难以知晓，使用各种方术也不能识破，用卜筮算命也占不出吉凶，更何况对一般将领而言呢！
凡是善于指挥作战的人，其胜与败的结局都是发生在两军对垒的交战之中。然而，他们的谋略计策是隐蔽而不能有征兆的，他们的取胜条件是敌人所不能察看到的。能说会道而不能身体力行的人，是国家的祸害；能够身体力行而不善于辞令的人，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所以说，最好的谋略计策是不能随意说出的，重要的军事行动是不能向外暴露的。这是微妙神秘的啊！因此，要能做到通晓天地变化的规律全面了解万物的情状。
所以，对于贪婪的敌人，要用利益引诱他，使其贪欲难以满足；对于强大的敌人，要用卑词麻痹他，使其更加骄傲自满；对于内部团结的敌人，要用离间手段破坏他，使其内部离心离德。敌人贪心不足就缺少公正廉明，骄傲自满就势必放松守备，离心离德就会使谋臣出走。周文王用利益引诱殷商，武王最终灭商而迫使纣王投火自焚；越王勾践卑事吴国，最后灭吴迫使夫差自杀身亡；汉高祖刘邦离间楚军，最后灭楚迫使项羽乌江自到。所以，征服诸侯要用离间手段，役使诸侯要用谋略计策。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要进攻敌人所爱重的要害之处，这样敌人必然要从之而援；要攻击敌人兵力空虚的重要部位，这样敌人必然要随之而来；要从多方向对敌人展开进攻，这样敌人必然要分散兵力：要用隐真示假之法使敌人产生疑惑，这样敌人必然要处处防备。敌人被动随从就不能固守城池，敌人分兵防备就无法集中兵力，从而就会造成我军安逸而敌人疲劳、敌人兵寡而我军兵众的有利态势。以安逸之兵攻击疲劳之敌，这是用兵打仗的顺利之举；以疲劳之兵攻击安逸之敌，这是用兵打仗的不利之举。以优势兵力攻击寡少之敌，这是用兵打仗的取胜之道；以寡少兵力攻击优势之敌，这是用兵打仗的取败之道。能够做到以优势兵力攻击劣势之敌，以安逸之师攻击疲劳之敌，那么，我军便可以取得完全胜利啦。
能够竭尽敌军之士气，动摇敌将之决心，疲敝敌军万众之体力，切断敌军千里之粮道，都不取决于武勇之将行军布阵的形势，而取决于智谋之士的谋划运筹之中。而谋划运筹如同细弱柔软之物啊，把它卷藏起来的时候而装不满胸怀；又如同深沉神秘之物啊，把它舒展开来的时候则可以经略天下。五寸长短的锁簧可以控制门的开闭；方寸大小的心谋可以改变战争胜败。智谋周全则万物变化不会受到危害，随机应变则万物不会被遗漏，顺应天道而取信于民，观察其始而预料其终。那么，谋略还怕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吗？
[解说]
本章以《沉谋篇》为题立论，旨在阐述用兵谋略在战争中的作用、特性，以及如何隐蔽自己的谋略企图和探清敌人的谋略企图的问题。沉者，深也；沉谋，本篇乃取深藏谋略不露之义。通观全篇可以看出，作者李筌主要阐明了如下三个思想观点：
第一，阐明了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的问题。李筌开宗明义地指出，一个善于用兵打仗的将帅，除了必须懂得“非信义不立，非阴阳不胜，非奇正不列”的道理之外，还必须明了“非诡谲不战”的意义。这就是说，以“诡谲”（亦即孙子所说的“诡道”）为基本特色的谋略在战争中的实际运用，乃是赢得对敌作战胜利所必不可缺的理论武器。在李筌看来，是否明了和懂得运用“非诡谲不战”这一重要谋略思想于对敌作战实践中，乃是衡量战争指导者是否善于用兵打仗的重要标志之一。作者李筌还进一步分析指明：“夫竭三军气，夺一将心，疲万人力，断千里粮，不在武夫行阵之势，而在智士权算之中。”李筌这一论断，深刻而明确地揭示了谋略的运用在战争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第二，阐明了谋略的基本特性以及如何隐蔽自己的谋略企图和探明敌人的谋略企图的问题。我们从作者李筌所论内容来看，谋略的基本特性有二：一是谋略具有鲜明的隐蔽性。李筌指出：“谋藏于心，事见于迹，心与迹同者败，心与迹异者胜。”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当深藏于内心的谋略与表露于外的行动迹象不相同的时候，才能使敌人无法摸清我军的真实企图，从而确保我军对敌作战的胜利；否则，如果我军的谋略外露而与行迹完全相同的时候，则十分容易使敌人摸清我军的真实企图，从而导致我军对敌作战的失败。因此，为了确保自己谋略的隐蔽性，李筌特别强调要切实做到“至谋不说，大兵不言”。并且认为，只有使自己的谋略完全处于“微乎神乎”的隐蔽神秘状态下，才“能通天地之理，备万物之情”，从而确保我军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二是谋略的诡诈性。李筌遵循孙子“兵者，诡道也”（见《孙子兵法•计篇》）的思想观点，进一步论述和揭示了“诡道”既是用兵打仗所应遵循的基本军事原则，又是谋略运用中应当采用的重要作战手段。所以，李筌强调指出，在实施谋略于战争过程中，必须巧妙地运用诡诈之道以惑敌误敌，做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做到“心谋大，迹示小；心谋取，迹示与。惑其真，疑其诈”，从而使敌人对我“真诈不决，则强弱不分”。这样，就可以使我军隐蔽得像清澈的天宇一样没有迹象，像沉渊的大海一样深不可测。果然做到“如此，则阴阳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术数不能穷，卜筮不能占”。谋略与诡道之间的这种不可分割性，由此而可见一斑。而谋略之此一鲜明特点，恰恰又是谋略在战争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阐明了对不同特点、不同情况的敌人，要采用不同的谋略手段而给敌人制造困难，从而调动敌人就范。李筌认为，对于敌人之“贪者利之，使其难厌；强者卑之，使其骄矜；亲者离之，使其携贰。”这样，敌人贪利“难厌则公正阙；骄矜则虞守亏，携贰则谋臣去。”为了充分说明这一论点，李筌列举了诸多史例加以证明之。他指出：西周灭亡商纣，是“周文（周文王姬昌）利殷（利诱殷商）”的结果；春秋时期越国灭亡吴王夫差，是“勾践（越王勾践）卑吴（卑恭事吴）”的结果；刘邦灭亡项羽，是“汉高（汉高祖刘邦）离楚（离间楚军）”的结果。李筌还强调，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善于运用不同的作战方略。他说：“夫善用兵者，攻其爱，敌必从；捣其虚，敌必随；多其方，敌必分；疑其事，敌必备。从随不得城守；分备不得并兵”，从而造成“我佚（安逸）而敌劳，敌寡而我众”的对敌不利而对我有利的态势。这样，我就可以做到“以众击寡，以佚击劳”，从而确保我军能够取得对敌作战的“全胜”战果。
谋略问题，是历代兵家所着力探讨的古老课题。但是，在唐代以前，能对谋略的意义、作用、特性以及如何将谋略运用于战争之中等诸多问题，给以全面论述者，是不多见的。然而，唐代兵学家李筌不但专辟《沉谋篇》为题立论，而且试图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给以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思想观点，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一大贡献。李筌所深入探讨的“谋略”问题之诸多重要观点，对于今天的用兵者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意义。
子卒篇第十五
[原文]
经曰：古者，用人之力，岁不过三日，籍敛不过什一。①公刘好货②，居者有积仓③，行者有裹粮④；太王好色⑤，内无怨女⑥，外无旷夫⑦。文王作刑⑧，国无冤狱；武王行师，士乐其死。
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⑨之义，然后人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⑩之俗，然后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战，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者厚也；上施厚则人报之亦厚。且士卒之于将非有骨肉之亲，使冒锋镝⑪、突干刃⑫，死不旋踵⑬者，以恩信养之，礼恕⑭导之，小惠渐⑮之，如慈父育爱子也。故能救其阽危⑯，拯其涂炭⑰；卑身下士，齐勉甘苦，亲临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操扇，登不乘马，雨不张盖；军幕⑱未办，将不言坐；军井⑲未通，将不言渴；妻子补绽⑳于行间，身自分功㉑于役作㉒；箪醪之馈，必投于河㉓；挟纩之言，必巡于军。㉔是以人喜金铎㉕之声、勇鼓鼙㉖之气者，非恶生而乐死，思欲致命㉗而报之于将也。
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理，譬如骄子不可用也。”㉘ “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㉙语曰：“夫妻谐可以攻齐，小夫怒可以攻鲁。”㉚王翦㉛李牧㉜、吴起、田穰苴竟如此，而兵强于诸侯也。
[注释]
①“古者，用人之力”至“籍敛不过什一”诸句：语出西汉桓宽《盐铁论•盐铁取下第四十一》。籍敛，谓征收田税。什一，谓十分之一。
②“公刘好货”以下六句：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公刘，古代周族祖先后稷的三世孙，为周代的创业之主。好货，指公刘喜爱和注重财货，借指公刘重视发展生产。
③积仓：指以仓廪储存的粮食。
④裹粮：指外出所携带的干粮。
⑤太王好色：太王，指周代的古公亶父，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其尊号为“太王”。好色，通常指贪爱女色，但在本篇这里则指太王古公亶父喜爱其妻太姜。
⑥内无怨女：句义谓居内女子没有找不到丈夫的怨恨女。内，与下文“外无旷夫”句中的“外”，皆代指男、女。古代以女子居内持家、男子外出做事，故女子用“内”代，男子用“外”代。
⑦外无旷夫：句义谓外出男子没有找不到妻子的单身汉。旷夫，指没有妻子的男子。
⑧文王作刑：文王，即周文王姬昌。作刑，谓制定刑律。
⑨礼信亲爱：礼信，谓礼仪与信义，也谓礼仪礼节。亲爱，亲近喜爱。
⑩孝慈廉耻：孝慈，谓尊长孝敬，对下属（或晚辈）慈爱。廉耻，谓廉洁知耻。
⑪锋镝：本指刀刃和箭簇，借指兵器，亦指战争。
⑫干刃：指盾与刀，皆是古代常用的兵器，亦代指战争。
⑬旋踵：谓旋转脚跟而转身向后，借指畏缩后退。
⑭礼恕：谓礼仪法度和忠恕道德。
⑮渐：滋润，滋长。
⑯阽危（diàn—）：危险。
⑰涂炭：蹂躏，摧残。比喻极困难的境遇。
⑱军幕：部队行军宿营用的帐幕。
⑲军井：军中使用的水井。
⑳补绽：谓缝补破衣服。绽，衣服破裂。
㉑分功：犹“分工”。
㉒役作：力役劳作。
㉓箪醪之馈，必投于河：典出《黄石公三略•上略》。箪醪（dān láo），指用容器装的酒。馈，赠送。
㉔挟纩之言，必巡于军：典出《左传•宣公十二年》。句义谓要把人们慰问的温暖话语，一定传遍全军。挟纩（xié kuàng），本谓披着棉衣，亦以喻指受人抚慰而感到温暖。
㉕金铎：即铎。古代乐器名。大铃之一种。古代宣布政令或遇到战事时候用之。说见《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铎通鼓。”郑玄注云：“铎，大铃也，振之以通鼓。”
㉖鼓鼙（一pí）：指古代军中使用的大鼓和小鼓。
㉗致命：犹“捐躯”。谓牺牲生命。
㉘“视卒如婴儿”以下八句：语出《孙子兵法•行军篇》，但与原著文字顺序及个别字略异。
㉙“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此三句出自《孙子兵法•行军篇》。令，教令，亦谓教育。文，指政治，亦指道义。齐，谓整饬，规范。武，指军法军纪。必取，谓必定攻取战胜。
㉚ “夫妻谐可以攻齐”以下二句：出处待查。疑为春秋时期流行的一种俗话谚语。
㉛王翦：战国末期秦国名将。为将持重，老谋深算。
㉜李牧：战国末期赵国名将。长期驻守赵国北部边防，熟悉边情，甚得军心。
[译文]
经典上说：古代时候，君王使用百姓人力劳作，每年不超过三天时间；征收百姓田税数额，也不超过十分之一。周代始祖公刘喜爱财货，故使留在家里的人能有仓储粮谷，行军打仗的人能有携带干粮。太王古公亶父喜好女色，故使内居者没有找不到丈夫的怨恨女，外出者没有找不到妻子的单身汉。周文王制定刑律，国家无冤案发生；周武王出兵征伐，将士心甘情愿赴死沙场。
古代善于统御军队的人，没有不赢得人们忠心支持而能得到人们效力劳作的，也没有不得到人们效力而能得到人们情愿赴死沙场的。因此，国家必须首先充满礼仪信义和亲情爱心之风，然后人们才能情愿忍饥挨饿以换取温饱的生活；国家必须首先形成尊长爱幼和廉洁知耻之俗，然后人们才能甘愿牺牲自己以换取国家的生存。所以，人们能够坚守攻战而至死斗志不衰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给予他们以丰厚的利益；统治者所给的利益丰厚，那么，人们回报他的也就自然丰厚。况且，士卒对于将帅来说，并没有骨肉之亲，要想使他们临战能冒着枪林弹雨，突破剑戟刀丛，奋勇杀敌而至死不后退，那么，平时就要用恩德信义培养他们，用礼仪忠信训导他们，用实际恩惠抚慰他们，就像慈父养育爱子一样。因此，将帅要切实做到：在士卒遇到危险时能够解救他，在士卒遭到摧残时能够拯救他；要谦恭礼让而礼贤下士，要与众互勉而同甘共苦，要亲自慰问有病的士卒；严寒天气自己不穿皮衣，酷暑天气自己不搞扇子，行军登高时不乘坐马匹，下雨天气也不张伞遮雨；军营帐幕没有搭好，将帅不说坐下休息；军用水井没有凿好，将帅不说口渴喝水；将帅的妻子在军营给士卒缝补衣服，将帅本人也亲自分工从事各种劳作；要把民众赠送的一箪水酒，一定倒入河里，（与士卒同流共饮）；要把人民慰问的温暖话语，一定传遍全军，（与士卒同受鼓舞）。因此，士卒们喜闻临战的金鼓之声，而听到战鼓声响就勇气倍增的原因，不是由于厌恶活着而乐意去死，而是想要用牺牲生命来报答将帅平日给予他们的深恩厚爱。
所以，（诚如《孙子兵法》所说：）“将帅对待士卒就像对待自己的婴儿一样，那么，士卒就可以和将帅共赴危难；将帅对待士卒就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那么，士卒就可以与将帅同生共死。如果对士卒只是厚待而不能使用，只是溺爱而不能教育，他们违法而不能惩治，那么，就如同娇惯了的子女一样，是不可以用来对敌作战的。”“所以，要用宽厚仁恩之‘文’的手段去培养教育他们，用威刑法纪之‘武’的手段去管束整饬他们，这样的军队就能成为攻必取、战必胜的军队。”又如俗话所说的：“一个国家内的夫妻和睦相处，就可以团结一致地进攻齐国；平民百姓怒恨仇敌，就可以同仇敌忾地进攻鲁国。”战国时期秦国的名将王翦、赵国名将李牧、魏国名将吴起，以及春秋时期齐国名将田穰苴等将领，都是采用文武相兼、恩威并重的治军原则办法，而把本国的军队治理得强大于其他诸侯国的军队。
[解说]
本章以《子卒篇》为题立论，旨在取孙子“视卒如爱子”之义，从治军的战略高度探讨将帅如何爱兵带兵、整军治军及其重要意义与作用的问题。军队建设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士卒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主体成分，军队战斗力构成的第一要素。战争中没有广大士卒的参加和奋勇杀敌，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从春秋时期的大军事家孙武到历代有作为的兵家，都把将帅整军治军、爱兵带兵的问题，作为军队建设的根本任务加以重视和研究。唐代兵学家李筌也不例外，他在完全继承孙子关于将帅爱兵带兵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就将帅怎样爱兵带兵及其重要意义与作用等问题，而展开深入探讨。
李筌认为，将帅统御士卒并欲发挥其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能“得其心”，而“得其心”才能“得其力”，进而才能“得其死”，使广大士卒在对敌作战中拼死杀敌而赢得战争的胜利。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得其心而得其力”、“得其力而得其死”呢？李筌结合历史的实践经验，着重强调要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强调国家须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和道德氛围的深刻影响促进。李筌指出：“古之善率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然后人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然后人以死易生。”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和道德氛围的好坏，对军队建设的影响作用 极大。所以，作者李筌强调指出，只有国家处在“必有礼信亲爱之义”的政治环境之中，才能获得士卒热爱国家之心；只有国家处在“必有孝慈廉耻之俗”的道德氛围之中，才能获得士卒为国捐躯之力，从而使他们在对敌作战中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显而易见，在李筌看来，搞好国家政治与道德建设，乃是搞好军队建设的重要前提条件。李筌此种认识，无疑是值得今人充分肯定的正确观点。
第二，强调将帅要像慈父关爱子女那样去关心和爱护士卒。国家对军队的使用，是通过各级将领来组织实施的。因此，将领尤其是将帅以什么样的思想和心态去对待士卒，直接关系着军队质量建设问题。明于此理的李筌十分强调为将帅者应当“如慈父育爱子”那样关心和爱护士卒。为此，他一方面要求将帅平时对士卒要“以恩信养之，礼恕导之，小惠渐之”；一方面要求将帅在战时对士卒要做到“能救其贴危，拯其涂炭”于危难之时。李筌认为，将帅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那些与将帅“非有骨肉之亲”的广大士卒，在战争中敢于“冒锋镝、突干刃，死不旋踵”地去拼命奋勇杀敌，以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
第三，强调将帅要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共苦，严防生活特殊化。李筌一方面要求将帅在生活上与士卒打成一片，决不搞特殊化，切实做到“寒不衣裘，暑不操扇，登不乘马，雨不张盖；军幕未办，将不言坐；军井未通，将不言渴”，等等；一方面强调将帅要起到表率作用，做到以“妻子补绽于行间，身自分功于役作”，亲自为士卒做好事做实事。作者李筌认为，将帅只有切实做到这样，才能真正使广大士卒在对敌作战中，成为“人喜金铎之声、勇鼓肇之气者”，从而做到“思欲致命而报之于将”，为赢得战争胜利而拼死奋战。
第四，强调将帅爱护士卒，必须加强部队管理教育，以提高士卒的军政素质为根本目的。李筌引录孙子的论述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理（孙子原著'理'作'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见《孙子兵法•地形篇》）可见，作者李筌真切认识到，将帅对士卒仅仅做到厚待和慈爱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贯彻“恩威”并重、“爱畏”兼行的治军原则，对部队一定要严格管理教育，切实做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提高士卒的军政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这样，打起仗来，才能战必胜、攻必取。为了进一步说明从严管理部队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李筌以史为例，盛赞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王翦、赵国的李牧、魏国的吴起、齐国的田穰苴等将领，正是由于贯彻了“恩威”并重、“爱畏”兼行的治军原则，对所属部队从严管理教育，从而才使他们成为当时“兵强于诸侯”而流芳千古的著名军事统帅。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军队是国家实施专政的重要工具，从来不是脱离现实而生活在真空之中。因此，国家政治生活的优劣，社会道德习俗的好坏，无不给军队以深刻影响。生活在唐代中后期的兵学家李筌，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提出国家“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和“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而给军队建设以良好环境和纯正影响，以及将帅如何关心和爱护士卒的诸多思想观点，这在我们党和国家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今天，对于我们如何搞好军队质量建设，是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选士篇第十六
[原文]
经曰：统六军①之众，将百万之师，而无选锋，浑②而杂用，则智者无所施其谋，辨者③无所施其说，勇者无所奋其敢，力者④无所著⑤其壮，无异独行中原⑥，亦何所取于胜负哉？故《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⑦
夫选士以赏，赏得其进；用士以刑，刑慎⑧其退。古之善选士者，悬赏于中军⑨之门。有深沉谋虑出人之表者，以上赏而取之，名曰“智能之士”。有辞纵理横⑩、飞箝捭阖⑪，能移人之性、夺人之心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辩说之士”。有得敌国君臣问间请谒⑫之情性⑬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间谍之士”。有知山川、水草、次舍⑭、道路迂直者，以上赏而礼之，名曰“乡导之士”。有制造五兵⑮、攻守利器，奇变诡谲者，以上赏得而厚之，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⑯，矢贯重札⑰戈矛剑戟便于利用，陆搏犀兕⑱、水攫鼋鼍⑲，佻身⑳捕虏、搴旗摭鼓㉑者，以上赏得而抚之，名曰“猛毅㉒之士”。有立乘奔马、左右超忽㉓，逾越城堡、出入庐舍而亡㉔形迹者，上赏得而聚之，名曰“蹻捷㉕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㉖者，上赏得而聚之，名曰“疾足㉗之士”。有力负六百三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赏得而聚之；或二百四十斤者，次赏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㉘、运三式㉙，多言天道、阴阳、诡谲者，下赏得而存之，名曰“技术㉚之士”。
夫十士之用，必尽其才、任其道。计谋使智能之士，谈说使辩说之士，离亲间疏使间谍之士，深入诸侯之境使乡导之士，建造五兵使技巧之士，摧锋捕虏、守危攻强使猛毅之士，掩袭侵掠使踏捷之士，探报计期使疾足之士，破坚陷刚使巨力之士，诳愚惑痴使技术之士。此谓任才之道，选士之术也。三王㉛之后，五伯之辟㉜，得其道而兴，失其道而亡。兴亡之道，不在人主㉝聪明文思㉞，在乎选能之当其才也。
[注释]
①六军：亦称“六师”。周制天子所统军队的编制序列，后因以为国家军队的统称。
②浑：用同“混”。谓混杂，混淆。
③辨者：指能言善辩之士。亦即游说（—shuì）之士。辨，通“辩”。
④力者：指力气大的人。
⑤著：显著；显扬。
⑥中原：本谓原野之中，但在本篇这里泛指天下。
⑦“兵无选锋，曰北”句：语出《孙子兵法•地形篇》。选锋，指经过选拔而组成担负先锋作战任务的精锐部队。北，谓败北、败走。
⑧慎：本谓谨慎、慎重，引申谓劝惩、警诫。
⑨中军：古代行军作战分左、中、右或上、中、下三军，而三军统由主帅所在的中军发号施令。
⑩辞纵理横：谓擅长辞令善于理辩。
⑪飞箝捭阖：飞箝，亦作“飞钳”，指辩论的一种方法。捭阖（bài hé），犹“开合”。本指战国时期纵横家一种分化拉拢的游说之术，后亦泛指分化拉拢。
⑫问间请谒：问间，谓打探间隙，探问矛盾。请谒，请求谒见。均指寻找敌国君臣之间相互关系存在的嫌隙及往来情况。
⑬情性：本篇这里指敌国君臣关系的情状及其性质。
⑭次舍：指行军宿营之地。
⑮五兵：亦作"五戎"，指古代的五种兵器，但不同著作所指不同。如汉郑玄注《礼记•月令》称：“五戎谓弓、殳、矛、戈、戟也。”唐颜师古注《汉书•吾丘寿王传》则称：“五兵，谓矛、戟、弓、剑、戈。"亦泛指各种兵器。
⑯五石之弓：指拉力为五石重量才能拉开的弓箭。石（dn），计算重量的单位，通常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⑰重札（chóng zhà）：指多层铠甲叶片。重，重复，多层之意。札，指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铠甲叶片。
⑱ 犀兕（xīsì）：即犀牛和兕兽。兕，古代犀牛一类的野兽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二年》则称：“兕为犀之雌者。”
⑲鼋鼍（yuán tuó）：鼋，大鳖，俗称癞头鼋。鼍，亦称“鼍龙”或“猪婆龙”，今称扬子鳄。
⑳佻身（tiáo—）：单独；只身。
㉑搴旗撩鼓： 搴旗（qiān—），拔取敌方旗帜。摭鼓（zhí—），夺取敌人的战鼓。
㉒猛毅：勇猛刚毅。
㉓超忽：迅速貌。
㉔亡（wú）：义同“无”。没有。
㉕蹻捷（jiǎo—）： 矫健敏捷。指动作迅速。
㉖夕：傍晚，日暮之时。
㉗疾足：谓足力矫健，奔跑飞快。引申谓行动迅速。
㉘步五行：谓以五行（金、木、水、火、土）推算命运。步、本谓以脚步测量远近，引申为推测，推算。实系迷信活动。
㉙运三式：谓运用三式（即六壬、太乙、奇门遁甲三式）来占卜吉凶福祸。实系迷信活动。
㉚技术：本篇这里指方术或法术。
㉛三王：通常指夏、商、周三代之君王，但不同著作具体所指不同。如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隐公八年》称“三王”是：夏禹、商汤、周武王；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注》则称夏禹、商汤、周文王为“三王”，等等。
㉜五伯之辟：五伯，即“五霸”。通常指春秋时期的五个霸主，但不同著作具体所指不同。如汉高诱《吕氏春秋注》称“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荀子•王霸篇》则称：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春秋五霸”。等等。辟，开辟，开始。
㉝人主：即人君，君主。
㉞文思：谓才智与道德。古代专用以称颂帝王。
[译文]
经典上说：统御六军之众，率领百万之师，对敌作战而没有精锐先锋部队，仅将各种士兵混杂在一起使用，那么，即使是睿智聪慧的人也无法施展其智谋，能言善辩的人也无法施展其辩才，勇敢无畏的人也无法奋发其英勇，身强力壮的人也无法展现其力量。实际上，这与一个人独自闯荡天下没有两样，他对战争的胜负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所以《孙子兵法》说得好：“用兵打仗，没有精锐部队担任先锋而失败的，这叫作‘败北’。”
选拔勇士要靠奖赏，通过奖赏而使其奋勇前进；使用勇士要靠刑罚，通过刑罚而使其警诫后退。古代善于选拔勇士的将帅，都在中军营门张贴悬赏之令。对于那些深沉不露而谋虑超出常人之上的人，以上等奖赏来录用他们，命名他们为“智能之士”。对于那些擅长辩辞、分化拉拢而能改变敌人企图，扰乱敌人心志的人，以上等奖赏来礼待他们，命名他们为“辩说之士”。对于那些能够获得敌国君主与大臣之间嫌隙及其往来情状性质的人，以上等奖赏来礼待他们，命名他们为“间谍之士"。对于那些熟悉山川、水草、宿营之所、道路曲直情况的人，以上等奖赏来礼待他们，命名他们为“乡导之士”。对于那些能够制造各种兵器、攻守器械，以利于神奇变幻、实施诡诈作用的人，以上等奖赏来厚待他们，命名他们为“技巧之士”。对于那些能够拉开六百斤强力的弓箭而能射穿多层铠甲叶片，能够熟练地使用戈、矛、剑、戟，在陆地上敢于搏击犀牛咒兽，在水中能够捕捉大鳖和鳄鱼，或者能够只身捕获俘虏、夺取敌人军旗战鼓的人，以上等奖赏得而抚慰他们，命名他们为“猛毅之士”。对于那些骑术娴熟，乘坐飞马可以左右迅速奔突，跨越城堡、出入营垒而不留形迹的人，以上等奖赏得而集中起来，命名他们为“矫捷之士”。对于那些能够往返三百里路而不到一天时间的人，以上等奖赏得而集中起来，命名他们为“疾足之士”。对于那些力大能背六百三十斤重且能行走五十步的人，以上等奖赏得而集中起来；或者能扛二百四十斤重的人，以次等奖赏得而集中起来，命名他们为“巨力之士”。对于那些能够运用五行、三式之术，善言天道、阴阳之说，用以施行诡诈诳骗惑众的人，以下等奖赏得而保存起来，命名他们为“方术之士”。
对上述这十种各具特长人才的使用，必须尽量发挥其各自的才能，充分利用其特长。例如，进行谋划运筹的时候，使用“智能之士”；实施外交谈判游说的时候，使用“辩说之士”；对敌人实施离间之计的时候，使用“间谍之士”；深入敌国境内作战的时候，使用“乡导之士”；制造各种兵器的时候，使用“技巧之士”；挫败敌人锋芒，捕获敌人俘虏，防守危险地方，进攻强大敌人的时候，使用“猛毅之士”；袭击攻掠敌人的时候，使用“矫捷之士”；约期传递情报的时候，使用“疾足之士”；对敌攻坚作战的时候，使用“巨力之士”；诳骗愚惑敌人的时候，使用“方术之士”。以上这些针对不同敌情而使用不同特长的人才，就是任用人才所应着重掌握的原则，及选拔人才所应注意运用的方法。从夏、商、周三代君王之后，到春秋五霸称雄之始，凡是掌握了选士用人之道的，就会兴盛起来；而没有掌握选士用人之道的，就会走向衰亡。此种国家兴盛与衰亡之道，不在于君王的聪明才智如何，而在于其选拔人才是否能够做到人当其才、才尽其用！
[解说]
本章以《选士篇》为题立论，顾名思义，其中心思想是着重论述如何选拔各类具有专长的人才以为军事斗争服务的问题。综观全篇，作者李筌主要阐明了两个重要思想观点：
首先，阐明了“选士任才”之道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李筌开篇伊始便依据孙子“兵无选锋，曰北"（见《孙子兵法•地形篇》）的论断，明确指出，将帅统率百万之师对敌作战，如果没有“选锋”，即没有经过训练选拔而组成担负先锋作战任务的精锐部队，在前面为之冲锋陷阵，那么，自然是“智者无所施其谋，辨者无所施其说，勇者无所施其敢，力者无所著其壮”，其结果便无异于一个人独自闯荡天下，对整个战争的胜负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作者还结合历史实际，进一步分析指出，从夏、商、周三代君王立国之后，到五霸称雄之始，都是沿着“得其道而兴，失其道而亡”的历史轨迹发展变化的，而此种国家“兴亡之道”，关键并不在于君王个人的“聪明文思”怎样，而在于君王是否能够坚持和推行“任才之道，选士之术”，“在乎选能之当其才也”。显而易见，在李筌看来，切实搞好“选士任才”工程，不仅对赢得战争胜利至关重要，而且是直接关系着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应当说，李筌的这一思想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观点，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和大力弘扬。
其次，阐明了“选士任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李筌认为，选士任才是以贯彻赏罚制度为指导原则，指明：“选士以赏，赏得其进；用士以刑，刑慎其退。”应当说，这是颇有道理的思想观点。
关于怎样“选士”问题。李筌结合历史经验指出，古代善于“选士”的将帅，都是在主帅所在的中军营门张贴悬赏令来进行选拔的，而一旦选中的人才，将帅不仅给以重赏，而且还要根据其各自的特长和才能，授予符合其本人实际情况的名号，以示区别不同类型和专长的人才。作者李筌列举了十类专长人才及其所授名号：对于有深谋远虑而超出常人之上者，授予“智能之士”名号；对于擅长辩辞和分化拉拢而能改变敌人企图者，授予“辩说之士”名号；对于能获取敌国君臣嫌隙、往来情报者，授予“间谍之士”名号；对于熟知山川地理情况者，授予“乡导之士”名号；对于会造各种兵器以利奇变诡谲者，授予“技巧之士”名号；对于能拉开六百斤强力弓箭或只身能捕虏、夺旗者，授予“猛毅之士”名号；对于骑术娴熟而立乘飞马可以左右奔突、跨越城堡、出入敌人营垒而不留形迹者，授予“矫捷之士”名号；对于擅长奔走而往返三百里不到一天者，授予“疾足之士”名号；对于力大能负六百三十斤而行走五十步不倒者，或者能负重二百四十斤可以行走者，授予“巨力之士”名号；对于善于运用五行、三式等方术，以天道、阴阳之说施行诡诈诳骗惑敌者，授予“方术之士”名号。可以明显看出，李筌所论列的十种“应选”人才，几乎涵盖了古代军队建设和实施战争需要的各类特殊军事人才。
关于怎样“用士”问题。李筌认为，选士的目的在于“用士”，而用士则应遵循“必尽其才，任其道”的原则。所谓“尽其才”，是说使用各类人才时要完全发挥其各自的特长和才能；所谓“任其道”，是说要根据不同情况和任务需要，而任用不同特长和才能的人去完成。例如，进行战略谋划运筹的时候，要使用“智能之士”；实施外交谈判游说的时候，要使用“辩说之士”；对敌人实施离间之计的时候，要使用“间谍之士”；深入敌国境内作战的时候，要使用“乡导之士”；制造各种兵器的时候，要使用“技巧之士”；实施摧锋捕虏、守危攻强的时候，要使用“猛毅之士”；对敌实施掩袭攻掠的时候，要使用“矫捷之士”；规定时限传递情报的时候，要使用“疾足之士”；对敌实施攻坚作战的时候，要使用“巨力之士”；对敌实施谁骗愚惑的时候，要使用“方术之士”，等等。
李筌把上述这种根据不同特长和才能而进行的“选士”，又区别不同情况和任务需要而相应“用士”的做法，称之为“任才之道，选士之术”。这是颇有见地的思想观点。关于“选士”问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为兵家所重视，其论述屡见于兵书典籍。例如，《孙子兵法•地形篇》提出：“兵无选锋，曰北。”《尉缭子•战威篇》认为：“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吴子•图国篇》在论及作战编队问题的时候，明确提出把不同特长的五种人才各编为一队（每队计六百人，共五队合计三千人）而称之为“练锐”，并认为：“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六韬》则专门设置《练士》篇论列了十一种“练士”（练，这里通“拣”，义谓选择。练士，义同“选士”）。从上述四部先秦兵书所论及“选士”的内容，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以孙子为代表的诸多军事家已经较为深刻地认识到“选士”问题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明显看到，他们所论及的“选士”内容，无论是《孙子兵法》所讲的“选锋”，还是《尉缭子》所讲的经过选择的“武士”，都仅仅局限于作战部队的编成人员的问题。虽然《吴子》把“选士”的范围扩大到由五种人员组成的"练锐"，《六韬》则扩大到由十一种人员组成的“练士”，但从各种所选人员的命名称号和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来看，多数是指作战编成的“武士”，即为直接参战的人员。然而，唐代兵学家李筌在其《太白阴经》一书所列《选士篇》，则集中论列了十种各具不同特长和才能的“选士”，几乎涵盖了古代军事活动和战争实践的方方面面所需要的各类特种军事人才。显而易见，李筌对“选士”问题内涵之进一步深化和选拔军事人才范围的扩大，无疑是对以孙子为代表的先秦兵学家们的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他所明确提出的关于选士用士“必尽其才，任其道”的指导原则和选用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推进以高层次、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引自温家宝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励士篇第十七
[原文]
经曰：激人之心，励士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①其在以战劝战②，以赏劝赏，以士励士。
木石无心，犹可危③而动、安而静，况于励士乎？古先帝王④伯⑤有天下，战胜于外，班师校功⑥，集众于中军之门。上功⑦赐以金璋紫绶⑧，锡⑨以锦彩⑩，衣以缯帛⑪，坐以重裀⑫，享以太牢⑬，饮以醇酒⑭；父母妻子皆赐纹绫⑮，坐以重席⑯，享以少牢，饮以酌酒⑰。大将军捧赐，偏将军捧觞⑱。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⑲等，奋不顾身，功超百万，斩元戎⑳之首，搴㉑大将之旗，功高于众，故赏上赏。子孙后嗣㉒，长称卿大夫㉓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赏，牢席㉔有差。众士咸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