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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才 当前章节:15394 字 更新时间:2026-6-16 01:46

次功赏以银璋朱绶㉕、纹绫之衣,坐以重席,享以少牢,饮以酎酒;父母妻子,赠以缯帛,坐以单席㉖,享以鸡豚㉗,饮以酾酒㉘。偏将军捧赐,子将军㉙捧觞。大将军令于众曰:“战士某乙等,勇冠三军,功经百战,斩骁雄㉚之首,搴虎豹㉛之旗,功出于人,赐以次赏。子孙后嗣,长为勋给之家㉜;父母妻子,皆受荣赏㉝,牢席有差。众士咸知。”

下功赏以布帛之衣,坐以单席,享以鸡豚,饮以丽酒;父母妻子,立而无赏,坐而无席。子将军捧赐,卒捧觞。大将军令干众曰:“战士某乙等,戮力行间㉞,劬劳㉟岁月,虽无搴旗斩将,实以跋涉疆场,赐以下赏。子孙后嗣,无所庇诸㊱;父母妻子,不及坐享㊲。众士咸知。”

令毕,命上功起,再拜大将军,让㊳曰:“某乙等,忝列王臣㊴,敢不尽节㊵?有愧无功,叼受㊶上赏。”大将军避席㊷曰:“某乙等不德,谬居师长,赖尔之功,枭悬㊸凶逆,盛绩美事,某乙等无专善㊹。”退而复坐。命次功再拜上功。上功曰:“某乙等无谋无勇,遵师长之命,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身受殊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㊺。”退而复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曰:“某乙等少猛寡毅,遵师长之命,决胜负于一时。身受次赏,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复坐。

夫如是励之,一会㊻则乡勉党㊼,里勉邻,父勉子,妻勉夫;二会则县勉州,师勉友;三会则行路㊽相勉。闻金革㊾之声,相践而出㊿,邻无敌国,邑○51无坚城,何患乎不勉○52哉?

[注释]

①“发号施令”至“使人乐死”六句:语出《吴子•励士篇第六》。文中三“使”字,《吴子•励士篇》原著皆作“而”。

②以战劝战:谓以英勇奋战的精神勉励士卒作战。劝,劝勉;鼓励。

③危:高险;高耸。

④古先帝王:指古代帝王,或前代已故帝王。

⑤伯:这里通“霸”,谓称霸。

⑥班师校功:谓军队凯旋,论功行赏。班,还也;校(jiào),考论。

⑦上功:指上等功,或曰头等功。

⑧金璋紫绶:亦即“紫绶金章”,指有紫色丝带的金印。璋,通“章”;金璋,即“金章”,指金印(一说铜印)。紫绶,即紫色丝带。

⑨锡:赐予。

⑩锦彩(—cǎi):指色彩艳丽的丝织品。

⑪衣以缯帛:衣,本篇这里作动词,穿;着。缯帛(zēng—),丝绸的统称。

⑫重裀(chóng yīn):指双层的坐卧褥垫。裀,通“茵”,即褥垫、毡子之类。

⑬太牢:古代举行祭祀时候,凡具备牛、羊、豕(猪)三牲祭品的称为“太牢”,仅具羊、豕二牲者称“少牢”。

⑭醇酒:指味道醇厚的上等美酒。

⑮纹绫:一种薄而细、纹如冰凌、光如镜面的丝织品。

⑯重席(chóng—):指有层叠的坐席。古人席地而坐,以坐席的层叠多少表示其身份的高低。

⑰酎酒(zhòu—):指反复多次酿成的好酒。

⑱觞(shāng):盛满酒的杯子。亦泛指酒杯。

⑲某乙:称人或自称的代词。

⑳元戎:指主将或主帅。

㉑搴(qiān):拔取;夺得。

㉒后嗣:后代。

㉓卿大夫:即卿和大夫,后借指高级官员。

㉔牢席:指所享受的饮宴牲牢食品和坐席等次。

㉕银璋朱绶:指配有红色丝带的银印。银璋,即“银章”,指银质的印章。

㉖单席:指单层的坐垫。

㉗豚(tún):小猪。亦泛指猪。

㉘酗酒(shi一):滤酒。指过滤去糟的酒。

㉙子将军:唐代武官名,亦称“小将”,隶属于大将军之下而掌握布列行阵、金鼓及部署卒伍的副将或偏将。说见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四年》云:“子将,小将也,……资其分行阵、辩金鼓及部署。”

㉚骁雄:指勇猛雄武之将。

㉛虎豹:本篇这里喻指勇猛凶暴之将。

㉜勋给之家:指功勋之家。

㉝荣赏:犹“重赏”。例见《陈书•宣帝纪》:“近岁薄伐,廓清淮泗,摧锋致果,文武毕力……宜班荣赏,用酬厥劳。”

㉞行间(háng—):指行伍军阵之间。亦指战场。

㉟劬劳(qú—):劳累;劳苦。

㊱庇诸:庇护之;保护之。诸,本篇这里作代词,相当“之”。

㊲坐享:为前文“坐以单席,享以鸡豚”两句的缩语,指享受单席鸡豚的待遇。

㊳让:本篇这里指谦让,推辞。

㊴忝列王臣:谓愧为君王的臣子。忝(tiǎn),羞愧,有愧于。列,等列,列为。

㊵尽节:谓尽心竭力,保全节操。多用于赴义捐生之时。

㊶叼受:享受。叼,本谓用嘴衔物,引申谓享受到。

㊷避席:古人席地而坐,离席而立以示敬意,乃谓之“避席”。

㊸枭悬(xiāo—):谓斩首悬挂示众。

㊹专善:犹“专美”。谓独享美名。专,独享,独占。

㊺勉旃(—zhān):努力。多用于劝勉之时。旃,语助词,系“之焉”的合音字。

㊻一会:犹“一次”。本篇这里指一次赏功会。

㊼乡勉党:本篇这里的“乡”和“党”,皆指古代一种地方行政区划名和基层组织。

㊽行路:指过路人,引申谓陌生人。

㊾金革:本指军用器械装备,这里借指战争。

㊿相践而出:义谓相继而出。相践,犹“相踵”,指足踵相继。

○51邑:古代有时用以称京城、国都,有时用以称封地、采邑。在本篇乃指诸侯国。

○52勉:清钱熙祚校注称:“张刻本此‘勉’字作‘勇’。”勉,本篇这里指尽力,努力。

[译文]

经典上说:要激发人们的决心,鼓励士卒的勇气。做到发号施令,能使人们乐于听从;兴兵打仗,能使人们乐于参战;冲锋陷阵,能使人们乐于效死。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用奋勇杀敌的精神去激发士卒作战,用奖赏军功的办法去鼓励士卒立功,以先进士卒为榜样去激励其他士卒。

木头和石头原本是没有思想意识的,然而将其放在高危之处时尚且能够滚动,置于平坦地方时则又能静止不动,更何况是激励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将士呢?古代先帝圣王称霸于天下,在将士外出打了胜仗、班师回朝论功行赏之时,都把部队集中于主帅所在的中军营门之前,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凡是荣立头等功的,赐给他们配有紫色丝带的金印,赏给他们色彩艳丽的丝织品,赐他们穿华美丝绸衣服,让他们坐在铺有双层坐垫的席位上,享用牛羊猪三牲全备的宴席,饮用味道醇美的上等好酒;其父母妻儿都赐给纹如冰凌、光如镜面的丝织品,让他们坐在铺有两层坐垫的席位上,享用备有羊猪二牲的宴席,饮用多次酿造的酎酒。由大将军亲自捧着赏物赐给荣立头等功的士卒,由偏将军亲自举杯为他们一一敬酒。然后,大将军向众人发布号令说:“战士某某等人,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其战功超过百万之众,他们击斩了敌人主帅的首级,夺取了敌军大将的军旗,功勋高于众人之上,所以给予他们头等奖赏。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永久袭称‘卿大夫之家’,其父母妻儿都受到重赏,只是所享用的饮宴和坐席有些差别罢了。请大家都要明了这一点。”

对荣立二等功的士卒,赏给他们配有红色丝带的银印和彩色丝绸衣裳,让他们坐在铺有双层坐垫的席位上,享用备有羊猪二牲的宴席,饮用多次酿造的酎酒;他们的父母妻儿赠给丝绸,让他们坐在铺有单层坐垫的席位上,享用摆有鸡、猪肉食品的宴席,饮用经过滤去糟的酗酒。由偏将军亲自捧着赏物给予荣立二等功的士卒,由子将军亲自举杯为他们分别敬酒。然后,大将军向众人发布号令说:“战士某某等人,他们勇冠三军,身经百战而立功,击斩了敌人骁将的首级,夺得了敌人猛将的军旗,其功勋高出于一般人,所以赐予他们二等奖赏。他们的子孙后代将永久称为‘勋给之家’,其父母妻儿都要受到荣耀和赏赐,只是所享用的饮宴和坐席位次有些不同罢了。请大家都要明了这一点。”

对荣立三等功的士卒,赏给他们普通的布帛衣裳,让他们坐在铺有单层坐垫的席位上,享用摆有鸡、猪肉食品的宴席,饮用经过滤去糟的翻酒;其父母妻儿站立一旁而没有赏赐之物和坐席饮宴。由子将军手捧赏物赐予荣立三等功的士卒,由士卒举杯为他们分别敬酒。然后、大将军向众人发布号令说:“战士某某等人,他们效力于行伍军阵之间,长年累月不辞劳苦,虽然没有夺旗斩将之功,确有跋涉疆场苦战之劳,所以应当授予三等赏赐。他们的子孙后代没有荫袭庇护,其父母妻儿没有饮宴和坐席。请大家都要明了这一点。”

大将军分别向众人发布号令之后,又命令荣立头等功的士卒起立再次拜谢大将军,并谦让地说:“我们某某等人,愧为君王的臣子,怎敢不尽心竭力以保全节操呢?但惭愧没有建立功勋却受到如此头等奖赏。”大将军听后离席而起立说:“我某某等人无德无才,愧居统帅之位,全靠你们的功劳,消灭凶顽叛逆,如此盛大战绩和美好事迹,我等不应独占美名。”荣立头等功的士卒退回原位坐下。大将军又命荣立二等功的士卒起立再次拜谢头等功荣立者;头等功荣立者说道:“我们某某等人、无勇无谋,遵循大将军的命令,唯有奋勇前进而拼死杀敌之荣,没有畏敌怯战而后退求生之辱。如今身受特殊奖赏,上光耀父母,下荣及妻儿。咱们大家共同努力吧!”荣立二等功的士卒返回原位坐下。大将军又命荣立三等功的士卒起立再次拜谢二等功荣立者;二等功荣立者坐在原位上接受拜谢,并说道:“我们某某等人,缺少勇猛刚毅,只是遵循大将军的命令,在决定胜负的战场上一时打了胜仗,如今竟身受二等奖赏,上光耀父母,下荣及妻儿。咱们共同努力吧!”于是,荣立三等功的士卒退回原位坐下。

像这种奖励将士的盛大论功行赏活动,举行一次,就可以使同乡人勉励到同党人,同里人勉励到近邻人,父母勉励儿子,妻子勉励丈夫。举行两次,就可以使同县人勉励到同州人,师长勉励到朋友。举行三次,就可以使过路的陌生人互相勉励。这样,遇到战时,士卒们一听到金鼓之声,就会争先恐后地相继出战杀敌,从而就能确保毗邻没有匹敌的国家,敌国没有坚固的城防,难道还用担心将士不努力奋战吗?

[解说]

本章以《励士篇》为题立论,其中心思想是论述如何激发军心士气,鼓励将士奋勇杀敌,以赢得对敌战争胜利的问题。励者,激励,勉励也,引申谓振奋。士者,这里有广狭二义:狭义指士卒或武士;广义则泛指军人,包括军官和士兵两个阶层的军人。通观全篇可以看出,作者李筌主要阐明了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阐明了实施奖励军功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李筌认为,在实施军事活动和战争实践中,将帅发号施令之所以能“使人乐闻”,国家兴兵打仗之所以能“使人乐战”,两军交兵接刃之所以能“使人乐死”,其中之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了“以战劝战,以赏劝赏,以士励士”这种奖励军功制度的结果。为了进一步说明军心可以激发、士气可以鼓励的道理,作者李筌以“木石”为例作比喻,指出:“木石无心,犹可危而动、安而静,况于励士乎?”这就是说,木和石虽然是没有思想意识之物,但加之以一定外力,将其放在高危之处尚能向下滚动,而将其置于平地则能静止不动,更何况是激励有血有肉有思想意识的广大将士呢!这就生动形象而又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奖励军功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于它能“激人之心,励士之气”,从而才能确保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

二是阐明了奖励军功的具体实施办法及其目的性。李筌依据《吴子•励士篇》所论述的原则意见,结合历史经验和唐代现实情况,提出了奖励军功的具体实施办法,就是出征部队每战得胜归来之后,要校功"集众于中军之门",即在主帅所居之中军营门举行论功行赏宴会。与会者除了参战部队将士之外,还邀请立功人员的父母妻儿参加。作者这里所阐释的庆功宴会程式,不但要比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所述内容更为具体详细,而且庆功宴会的气氛更加热烈活跃。授奖仪式开始后,由主帅大将军发布颁奖令,通报立功者的功勋等级、主要事迹和相应的赏赐及饮宴内容,以及他们各自的父母妻儿所得赏赐和饮宴内容。然后,再由各等立功受奖人员与将帅先后讲话,互相勉励,互相支持,充分体现了官兵之间团结友爱的融洽关系和相互促进的可贵精神,从而使庆功宴会气氛达到高潮。使人读后颇受感染,似有身临其境之感。

李筌所提倡的论功行赏宴会,其目的不单是用来激励军心士气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也是为了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所以,他认为,举行一次这样的庆功宴会,即可达到“乡勉党,里勉邻,父勉子,妻勉夫”;举行两次这样的庆功宴会,“则县勉州,师勉友”;举行三次这样的庆功宴会,“则行路相勉”,人人将受到激励和鼓舞。于是,在广大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的感召之下,一旦发生战争,那么,部队广大将士必将是“闻金革之声,相践而出”,为打败敌人、赢得战争胜利而英勇奋战。从而便可确保自己国家呈现“邻无敌国,邑无坚城”的无与匹敌的强大国势。

李筌本篇所论激励和鼓舞军心士气的问题,实质上是探讨古代治军实践中如何提高官兵思想政治素质的问题。作者所提倡的通过举行以庆功颁奖宴会为形式、以达到“激人之心,励士之气”为根本目的之做法,实际是中华民族代代相继的传统做法,这对我们今天实施治军强国战略仍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人民解放军自创建之日起,不仅继承了这种历史传统,而且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新内容,使开展立功创模运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曾开展过政治上比进步,战斗中比勇敢、比战果的竞赛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部队,开展了以战斗、生产和做群众工作为主要内容的评选英雄模范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部队相继开展了以“为人民立功”、“人人立功,事事立功”为内容的群众性立功创模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官兵英勇杀敌的积极性,全军涌现出许多英雄集体和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全国解放后,为了表彰全军各条战线上的英模人物,激励全国军民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中央先后于1950年9月、1987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全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极大地推动了立功创模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全军作战、训练、科研、施工、生产、教学、平叛平暴、抢险救灾、守卫边海防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在2007年8月1日我军创建80周年纪念日的那天,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80年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宝贵经验,高度评价了人民解放军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指明了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前进方向。通过这次全军英模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八年来,我全军广大官兵积极响应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掀起了学习英雄思想、走英雄道路、创英雄业绩的热潮;全军上下更加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方针,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有效地履行了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了国防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更好更快地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更新更大的贡献。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鲜明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引领人民军队开启了强军兴军新的伟大征程。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面对国家和军队全面深化改革带来的新考验,面对军队现代化建设和使命任务拓展的新要求,如何树立起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崭新形象,才能担负起强军重任,这是摆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中央军委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2014年10月31日,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出庄严号召:要适应强军目标要求,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显而易见,有灵魂是根本,有本事是核心,有血性是关键,有品德是基础。习主席关于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重要论述,既是赓续血脉的历史昭示,又是继往开来的时代要求。它从四个维度深刻而清晰地描绘出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时代风貌,庄严而郑重地赋予了大国军人应有的责任担当。这为全党、全军培养堪当强军重任的新一代革命军人提供了必须遵循的根本法则。所以,习主席的号召一出,立刻激发全军官兵争做“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热潮。我们深信,在习主席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庄严号召指引下,我人民解放军不仅能够担当起强军兴军的伟大目标,而且一定能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参见新华社、解放军报记者刊发的《培养造就新一代革命军人》,2015年8月1日《解放军报》第2版)。从而,为实现我们党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伟大战略规划蓝图,做出人民军队应有的更加辉煌的贡献。

刑赏篇第十八

[原文]

经曰: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①,以刑辅缪②,而奸不犯,其人醇③。汤武凿五刑④,伤四肢,以缪辅刑,而奸不止,其人淫⑤。有虞非仁也,汤武非暴也,其道异者,时也。

古之善治者,不赏仁,赏仁则争为施而国乱;不赏智,赏智则争为谋而政乱;不赏忠,赏忠则争为直而君乱;不赏能,赏能则争为功而事乱;不赏勇,赏勇则争为先而阵乱。夫蒞众⑥以仁,权谋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临敌以勇,此五者,士之常。赏其常则致争,致争则政乱,政乱则非刑不治。故赏者,忠信之薄⑦,而乱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而禁之所由成。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

王者,以刑禁,以赏劝,求过而不求善,而人自为善。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国之柄。明主首出,庶物⑧顺时,以抚四方,执法而操柄⑨,据罪而制刑,按功而设赏。赏一功而千万人悦,刑一罪而千万人慎;赏无私功,刑无私罪,是为军国之法,生杀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杀,国必强;能生而不能杀,国必亡。能生死而能赦杀⑩者,上也。

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其道也,非自立于尧舜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乱。⑪治乱之道,在于刑赏,不在于人君。过此以往⑫,虽弥纶⑬宇宙,缠络万品⑭,生杀之外,圣人错⑮而不言。

[注释]

①“有虞氏画衣冠、异章服”至“而奸不犯”诸句:语本《史记•孝文本纪》,又见于《慎子•逸文》。有虞氏,传说中的我国远古时代部落名,舜为其部落领袖。相传上古有“象刑”,即以异常的衣着象征五刑以示惩戒。犯人穿着画有特殊图文为标志的不同衣冠代替刑罚,因以称为“画衣冠、异章服”。章服,古代以日、月、星辰、龙、蟒、鸟、兽等图文作为等级标志的礼服。每图为一章,天子十二章,群臣按品级以九、七、五、三章递降,故名“章服”。

②以刑辅缪:原文作“以州辅牧”。钱熙祚校注云:“文澜阁本作‘以刑辅缪’,以下文考之,当是。”述古堂抄本同文澜阁本。今从钱说和述古堂抄本改。缪,本篇这里通“勠”。而勠乃系“戮”的异体字(说见《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故“缪”这里借为“戮”,意谓杀戮。

③醇:本篇这里指人的道德风尚淳厚质朴。

④五刑:指秦以前的墨、劓、剕、宫、大辟五种酷刑。墨,即在脸上刺字,且涂以黑色,故名;劓(yì),即割鼻子;剕(féi),断足;宫,指男子割势、女子幽闭,即毁坏男女的生殖器官和生殖机能;大辟,指杀头,即处以死刑。

⑤淫:淫乱邪恶。

⑥范众:谓治理民众。蒞(lì),亦作“莅”,谓监视,治理。

⑦薄:这里通“簿”。指登记,载录。

⑧庶物:众物,万物。

⑨操柄:谓执掌权柄,掌握政权。

⑩赦杀:指赦免将要被杀的人。

⑪“刑赏之术”至“用失之而天下乱”诸句:语出《尹文子•大道下》,但个别文字略异。

⑫“过此以往”句至文末五句:语出《尹文子•大道下》,个别文字略异。⑬弥纶:谓普遍包络。

⑭缠络万品:缠络,缠绕;包罗。万品,谓万物;万类。

⑮错:本篇这里通“措”。谓舍弃;置而不用。

[译文]

经典上说:上古虞舜时代,只给罪犯穿戴画有特殊图形或颜色标志的衣帽,以此种刑罚来辅助单纯的杀戮,然而民众没有犯法者,那时候的人是淳厚质朴的。商汤和周武王制定了五种刑罚,犯法者遭到肢体伤害,用此种杀戮办法来辅助刑罚,结果作奸犯法者却屡禁不止,那时候的人是淫乱邪恶的。虞舜并非是仁义,商汤和周武王也不是残暴,他们实施统治的原则方法不同,这是其所处的时代不同的结果。

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奖赏仁爱者,因为奖赏仁爱者,就会使人们争着去行施舍而导致国家混乱;不奖赏智慧者,因为奖赏智慧者,就会使人们争着出谋划策而导致政治纷乱;不奖赏忠直者,因为奖赏忠直者,就会使人们争着去做忠直而导致君主昏乱;不奖赏才能者,因为奖赏才能者,就会使人们争着建立功名而导致事业紊乱;不奖赏勇猛者,因为奖赏勇猛者,就会使人们争着抢先向前而导致军阵溃乱。治理民众要用仁爱,运用权谋要用智慧,侍奉君主要用忠信,处理事务要用才能,临敌陷阵要靠勇猛。以上这五点,本是将士通常应当做到的事情,奖赏这些本该做到的事情,就会导致争名夺利。争名夺利就会导致政治混乱,政治混乱了就非用刑罚而不能加以治理。所以、奖赏这个东西,既是对忠信的载录,又是混乱由此发生的根源;刑法这个东西,既是忠信者引以为戒的东西,又是禁令得以发生作用的保证。刑罚多了而奖赏少了,刑罚就没有作用;奖赏多了而刑罚少了,奖赏也没有作用。刑罚过滥,就没有善良之辈;奖赏过滥,就会使奸邪增多。

身为国君的人,要用刑罚达到禁止犯罪的目的,通过奖赏起到劝人从善的作用。实施刑赏过程中,宁可要求过严而不求完善,那么,人们也会自觉为善。奖赏,是“文”的办法;刑罚,是“武”的手段。文武二者结合起来,乃是治军的法规,治国的权柄把握。英明的君主首先出现,能使万物都会顺应时代,以此抚治天下四方;他执掌法规而操纵权柄,根据罪行的轻重而制定刑罚,按照功绩的大小而设置奖赏。执行过程中,做到奖赏一个有功之人,能使千万人欢悦欣喜;刑罚一个犯罪分子,能使千万人谨慎警惕。奖赏中没有凭借私人感情而获得的功劳,刑罚中没有因为私人恩怨而遭受到的罪名。这才是所说的统军治国的法规,决定人们生杀的权柄。所以说,既能使人生活又能加以诛杀,这样的国家必定强盛;能够让人生活却不能加以诛杀,这样的国家必定灭亡。能够使将要死亡的人生活下去,又能做到赦免即将被杀的人,这才是最为高明的统军治国之法。

实行刑赏制度,应当公而无私,并且要经常公之于社会,以此作为统军治国的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和方法,不是自然确立于唐尧虞舜的时期,也不是自行离失于夏桀商纣的时代。刑赏制度运用得当,天下就会得到治理;刑赏制度运用失误,天下就会变得混乱。国家治与乱的规律,在于能否正确执行刑赏制度,而不在于君主自身怎样。从古到今,虽然还有许多充满宇宙、包罗万象的事物,但除了掌握和运用好生杀大权以推行刑赏之术外,圣明之人对其他事物都可以置而不论。

[解说]

本章以《刑赏篇》为题立论,其中心思想是探讨古代刑赏制度对于治国治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贯彻实施的原则与方法问题。所谓“刑赏”,就是通常所说的赏罚或曰奖惩,它作为古代治国治军的一项重要制度由来已久,当产生于商周时代。据《周礼•天官•大宰》记载,“刑赏”是西周统治阶级作为国家“以八则治理都鄙”的第七条重要原则。《周礼》所说的“都鄙”,是指周代公卿、大夫、王子弟的采邑或封地。西周最高统治者以“七曰刑赏”作为治理采邑或封地的“八则”之一,可见,刑赏制度对于治国治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诚如北齐太学博士杜弼所说:“天下大务,莫过刑赏二端。赏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罚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衷,自然尽美。”(《北史•杜弼传》)唐代兵学家李筌恰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专辟《刑赏篇》着力阐述了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阐明了建立和贯彻刑赏制度的意义及其重要作用。李筌从分析刑赏这对矛盾双方的辩证关系入手,揭示了刑赏制度乃是以法治国、以法治军的一项“文武”结合的根本性措施,是强国强军之所必需。他说:“赏,文也;刑,武也。文武者,军之法,国之柄。明主首出,庶物顺时,以抚四方。”作者李筌认为,建立与实施“文武”结合的刑赏制度,乃是明君圣主赖以维护统治的“军国之法,生杀之柄”。对此项制度掌握和运用得怎样,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以,作者李筌指明:刑赏制度运用得好,即“能生而能杀,国必强”;反之,刑赏制度运用得不好,即“能生而不能杀,国必亡”。作者强调指出,通过刑赏制度的贯彻实施,可以起到“以刑禁,以赏劝”的作用,从而能使将死之人生存下去,而让将要被杀的人获得赦免。他认为,这才是最为高明的治国治军之法。李筌还进一步分析指明,能否建立与实施刑赏制度,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他说:对刑赏制度能够做到“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乱。治乱之道,在于刑赏,不在于人君。”他甚至这样认为,圣明的君主面对诸多而复杂的国家政务,除了贯彻刑赏制度以牢牢把握“生杀(大权)之外”,其他政务都是可以“错(通‘措’,置也,弃也)而不言”的。此论虽然不免偏颇之嫌,但却着实道出了作者李筌对刑赏制度在治国治军中的意义和作用问题的重视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不无一定道理的。

其次,阐明了贯彻实施刑赏制度应当注意掌握的原则和方法。作者李筌以主要篇幅着重论述了贯彻实施刑赏制度应当注意把握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要正确把握奖赏的内容范围,不该奖赏的事情绝不行赏。李筌指出:“夫范众以仁,权谋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临敌以勇。”他认为,这五者都是“士之常”,换言之,也就是将士通常应当做到的最起码的要求,是不该进行奖赏的。他说“古之善治者”就是这样实行的。李筌之所以把“此五者,士之常”列为不该行赏的内容范围而加以强调,理由是其认为:“赏其常则致争,致争则政乱,政乱则非刑不治。”李筌对此论进一步具体分析指出:“赏仁则争为施而国乱”、“赏智则争为谋而政乱”、“赏忠则争为直而君乱”、“赏能则争为功而事乱”、“赏勇则争为先而阵乱”。可见,李筌认为“赏其常”,即奖赏将士通常应当做到的仁、智、忠、能、勇,乃是导致国乱、政乱、君乱、事乱、阵乱“五乱”的根源。所以,他极力主张“不赏仁”、“不赏智”、“不赏忠”、“不赏能”、“不赏勇”。李筌此种立论,如果不考察其具体情况而言,难免有偏颇之处。但是,他把奖赏内容范围强调放在特别突出而非一般的事绩上的观点,还是有其可取之道理的。二要实事求是,从严掌握刑赏的标准尺度。李筌指出,在实施刑赏过程中,务必把握好行刑与行赏二者的“度”,切实做到刑赏适度得当,既不可多,也不可少;既不可过,也不可不及。认为:“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其结果必然是“刑过则无善,赏过则多奸”。显而易见,李筌这一论述是颇有辩证道理的思想观点,值得充分肯定。为了防止贯彻执行中刑赏不当的问题发生,李筌一方面强调要实事求是地“执法而操柄,据罪而制刑,按功而设赏”;一方面主张要从严掌握刑赏的标准,实施中宁肯“求过而不求善,而人自为善”。应当说,这是颇有见地的观点。三要实施刑赏必须公而忘私,注重实效。李筌认为:“刑赏之术,无私常公于世以为道。”意思是说,实行刑赏制度要秉公去私,经常公开于世,把它作为治国治军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强调指出,贯彻执行中只有真正秉公办事,做到“赏无私功,刑无私罪”,才能收到“赏一功而千万人悦,刑一罪而千万人慎”的实际效果,从而才能起到“以刑禁,以赏劝”的作用,达到不断提高和增强部队战斗力的根本目的。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正确观点。

刑赏作为古代以法治国治军的一项基本制度,虽然早在唐代以前即为兵家所重视和研究,但像李筌那样设立专篇而进行全面系统论述者并不多见。现存的秦汉前的诸多兵学著作,如《司马法》、《尉缭子》、《吴子》、《黄石公三略》等兵书,虽然都论及到刑赏问题并提出了某些颇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但都没有设置专篇和作系统论述。《六韬》虽设有《赏罚篇》,但也只是提出了“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和“赏信罚必”等观点,并没有就刑赏的诸多问题展开全面论述。唐以前唯有三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兼政治家诸葛亮堪与李筌媲美,他在所著兵法《便宜十六策》一书中,不仅专设《赏罚》篇,而且结合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实行赏罚的目的、意义、作用以及实施的原则、方法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赏虚施则劳臣怨,罚妄加则直士恨”;“赏赐不避怨雠,则齐桓公得管仲之力;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等许多颇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如果把李筌对刑赏问题的全面论述与诸葛亮以及前代诸多兵家的论述加以比较,则不难看出,唐代李筌所阐明的诸多思想观点,既是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更是一种发展。这里尤应指出的是,李筌从分析刑赏这对矛盾双方的辩证关系入手,既深刻阐述了实行刑赏的目的、意义和作用,又系统提出了贯彻刑赏制度所应注意掌握的指导原则和方法。这不仅是对前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而且对我们今天强调贯彻落实以法治国、以法治军战略,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意义。

地势篇第十九

[原文]

经曰:善战者①,以地强,以势胜,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奚谷②者,地势然也。千仞者,险之地;圆石者,转之势也。地无千仞,而有圆石,置之窳塘③之中,则不能复转;地有千仞,而无圆石,投之方棱偏匾④,则不能复移。地不因险,不能转圆石;石不因圆,不能赴深奚谷。故曰: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

夫善用兵者,高邱勿向,背邱勿迎⑤;负阴抱阳,养生处实,则兵无百病。⑥是故诸侯自战于地⑦,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轻地”;彼此皆利,名曰“争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属诸侯之国,名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泽、险阻,名曰“圮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击吾众,名曰“围地”;疾战则存,不战则亡,名曰“死地”。故散地无战,轻地无留,争地无攻,交地无绝,衢地合交⑧,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是故城有所不攻,计不合也;地有所不争,未见利也;君命有所不听⑨,不便事也。凡地之势,三军之权⑩,良将行之,智将遵之,而旅将⑪非之,欲幸⑫全胜,飞龟舞蛇⑬,未之有也。

[注释]

①“善战者”至“地势然也”诸句:语本《孙子兵法•势篇》,但“以地强,以势胜”二句,是为《孙子兵法》所无。

②千仞之貉:仞(rèn),古代长度单位,一仞为八尺(一说七尺)。千仞,通常用以形容山峰极高或峡谷极深,而非实数。奚(xī),指深峭的山谷。

③窳塘(yǔ—):指低下的泥塘。

④方棱偏匾:方棱,本篇这里指方形而有棱角的石头。偏匾,指扁平不圆的石头。匾,同“扁”。此两种石头,皆不容易转动。

⑤“高邱勿向,背邱勿迎”句:语本《孙子兵法•军争篇》。邱,同“丘”,指山地、丘冈。迎,与“逆”义同。

⑥“负阴抱阳,养生处实,则兵无百病”三句:语出《孙子兵法•行军篇》。但“负阴抱阳”句,《孙子兵法》原作“贵阳而贱阴”,二者义同,此言部队驻地要选择向阳而避阴之地。养生、指部队要依水草而居,使人马得以养息。处实,指军需供应便易而充实。兵无百病,指将士不会发生各种疾病。

⑦“是故诸侯自战于地”至“死地则战”诸句:语出《孙子兵法•九地篇》。

⑧合交:原文误作“无合”,今据《孙子兵法•九地篇》校改。合交,谓结交。

⑨“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听”三句:语出《孙子兵法•九地篇》。不听,《孙子兵法》原作“不受”,二者义同不改。

⑩三军之权:句义谓全军的关键所在。权,在本篇这里指重要或轻重所在,引申谓“关键”。

⑪旅将:指众多平庸将领。旅,众,众多。

⑫幸:侥幸。

⑬飞龟舞蛇:句义谓使龟蛇飞舞起来。这里用以比喻和说明企图侥幸取得全胜,就如同无法让龟蛇飞舞起来一样。

[译文]

经典上说: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依靠有利地形条件以强固自己的力量,依靠有利地理形势以取得作战胜利,就如同圆石从千仞高的山谷之上向下滚动一样势不可挡,这是由于险峻地理条件的有利态势所使的缘故。

千仞的高山,这是峰高谷深的地形条件;圆形的石头,自山顶向下便有滚动的趋势。地面上没有千仞的高山,而把圆石放在低洼泥塘之中,它就不能再滚动起来;虽有千仞高山而无圆石置于其上,而投之以方正有棱或扁平不圆的石头,它也不可能移动起来。地形不险,不能使圆石滚动;石头不圆,不能滚动到山谷。因此说,军队依靠有利地形条件而增强力量,地形依靠军队守卫而成为坚固阵地。

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敌人占领高山就不要去仰攻,敌人背靠高地就不要正面去迎战;部队扎营要选择向阳而避阴之地,要靠近水草地区,以利人马养息和确保军需供应充实。这样,部队将士就不会发生各种疾病。所以,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叫作“散地”;进入别国境内不深的地区,叫作“轻地”;我军得到有利,而敌人得到也有利的地区,叫作“争地”;敌我双方都可以往来的地区,叫作“交地”;处在多国交界而先到达就可以获得诸侯列国援助的地区,叫作“衢地”;深入敌国腹地而背靠众多城邑的地区,叫作“重地”;山林险阻、水网沼泽等难以通行的地区,叫作“圮地”;进军的道路狭窄,退兵的道路迂远,而敌人可用少数兵力攻击我众多兵力的地区,叫作“围地”;迅速奋战就能生存,不迅速奋战就会覆灭的地区,叫作“死地”。因此,处于“散地”就不宜作战,处在“轻地”就不宜停留,遇到为敌人抢先占领的“争地”就不要勉强进攻,遇上“交地”就不要断绝联络,进入“衢地”就要结交诸侯,深入“重地”就应掠取粮草,遇上“圮地”就要迅速通过,陷入“围地”就要设谋脱险,处于“死地”就要奋战求生。

所以,有些城邑之所以不去进攻,是因为不符合预定的战略目标;有些地方之所以不去争夺,是因为争夺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好处;国君命令有的之所以不去执行,是因为执行了不利于取得作战胜利。

大凡利用地形所造成的态势,是全军胜败的关键所在,能征善战的优秀将帅都实行它,足智多谋的聪明将帅都遵循它;而众多的平庸将领却违背它,企图侥幸赢得战争的完全胜利,这就如同叫龟蛇这种爬行动物飞跃舞动起来一样,这是从来都不可能有的事情。

[解说]

本章以《地势篇》为题立论,其中心思想是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着重论述地理态势对用兵作战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如何利用地理态势对敌作战的问题。

历史的经验表明,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无一不是在一定的空间地域中进行的。换言之,空间地域乃是一切战争赖以进行的客观载体。因此,一定的空间地域之地理态势怎样,将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活动和战争的实施。而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则对地理态势的依赖性尤为突出。所以,历代军事家都把地理态势对用兵作战的影响和作用问题,作为重要军事课题加以探讨。大约成书于西周时期而早已失传的兵书《军志》就有“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见唐杜佑《通典•兵十二•总论地形》转自《卫公李靖兵法》所引录)的论断,充分认识到“地利”对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春秋末期,大军事理论家孙武在其《孙子兵法》一书中,以较多篇章一方面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阐述了地表形态对军队行动的影响和作用(如《地形篇》、《行军篇》等文),一方面从战略地理学层面论述了不同地域条件下的用兵作战原则(如《九地篇》、《九变篇》等文),从而开启了中国军事地理学和战略地理学的发端。唐代兵学家李筌正是在继承孙子思想的基础上,专设《地势篇》进一步探讨了地理态势在军事斗争中的深刻影响和重要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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