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弓箭的起源
射箭活动贯穿于人类历史，世界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从未使用过弓箭的民族。由于弓箭材料的特殊性，很难将其长期保留。我国丰富的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弓箭起源的记载，并伴有诸多与弓箭相关的传说。目前比较有说服力的研究方法是考古发现，即技术人员对出土的古箭镞进行年代鉴定，以此来推测弓箭起源时间。
在弓箭制作行业内流传着一个关于弓箭起源的传说。相传轩辕黄帝晚归，路遇觅食猛虎，因手中无抵御武器，故奔攀大树以避险。而虎盘踞树下，迟迟不走。人虎对峙，黄帝观察风吹树叶，枝条摆动，鸟蹬枝条，弹起而飞。于是取下树枝，以树皮系两端做成原始弓，以直枝削尖为矢。黄帝用其发明的弓矢射树下猛虎，中虎一目。虎负伤而逃，黄帝得以脱身。
《易•系辞》载曰：“黄帝、尧、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这里提及的弓箭发明者是黄帝。另有记载弓箭发明者为黄帝之子，《山海经•海内经》载曰：“少昊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弓箭发明者是张姓始祖张挥。而张挥为少昊第五子，即黄帝之孙。这些文献记载显示，弓箭发明者均为黄帝家族，由此可见在文献记载中，弓箭起源于黄帝时期。
实际上弓箭起源时间要更早。《舆地志》记载：“逐鹿本命彭城，黄帝初都。”彭城即今徐州，在徐州邳县大墩子遗址（距今5700年左右）发现一具左腿中箭男性遗骸。骨镞入骨2.7厘米，打磨精细，足见当时该地区弓矢制作水平很高（《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而《邳县志》记载：“邳县曾为少昊遗墟。”少昊为东夷首领。《说文通训定声》载曰：“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从大持弓，会意。”根据文献记载，黄帝、少昊、少昊之子均为弓箭发明者，其家族生活时间距今4600多年。弓箭起初用于生产活动，而徐州地区发现的中箭古人类遗骸则表明，该地区在5700年前已将弓箭用于战争。由此可见弓箭的起源时间远早于黄帝时期。
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村附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发现了一枚石镞，它是现在所知中国最早的石镞之一。经检测，峙峪遗址距今28900多年。石镞长约2.8厘米，用薄燧石长石片制成，加工精细，前锋锐利。从这枚石镞的加工精度上推算，第一支装配有石镞的箭矢应该早于28900年前。
根据《易•系辞》所言，起初的弓箭是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在石镞、骨镞出现之前，矢应是一根削尖了的木棍，通过原始弓箭依靠在矢尖涂抹毒液来捕获猎物。这种通过二次伤害的捕猎方法在今天南非的布须曼人部落仍然盛行，我国黎族仍保留毒箭的制作方法（宋兆麟．中国原始社会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由此可以看出弓箭起源也早于28900年前。《吴越春秋》中曾记载：“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弹弓与弓类似，弹弓的发明与古人类使用的石球、飞石索关系紧密，其起源时间更早。
二、发展
（一）史前时期
史前人类运用弓箭狩猎和防御，当时的弓箭为生产工具或战争武器。这一点从大量的古人类活动遗址中可以得到印证。距今15000年至5000年间，弓箭的发展可以从岩画中得到体现。岩画是记录人类活动的载体之一，也是人类记载自己历史的形式之一。其内容多反映生活在某时期人类的日常活动和图腾崇拜，表达了人类对生存的渴望和对自然的敬畏。岩画中记载了大量人类射箭活动，如贺兰山岩画群中有射虎、射羊、车猎、部落战争、习射、弓箭舞蹈、弓箭崇拜等弓箭题材岩画。这些岩画显示，该时期弓箭在生产与战争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并具备了初级的礼器功能。
（二）先秦时期
《越绝书》记载：“帝以玉为兵。”逐鹿之战，黄帝凭借弓矢之利，打败蚩尤，奠定炎黄部落发展基石。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农耕社会，人们通过种植农作物来获取食物，植物的种子便于长期保存，可解决长期饮食问题，因此农耕民族对狩猎的依赖越来越小，弓箭更多时候用于战争。由于食物的丰富，祭祀活动也更加频繁，弓箭作为礼器用于巫术性射礼。《事物纪原•射的》载曰：“作射侯之礼，以明善恶。则射侯始见于尧、舜矣。”此时弓箭的礼器属性得以明确。在中原，弓箭的工具属性、武器属性、礼器属性三大属性已经形成。而北方的游牧民族依靠狩猎和放牧为生，其食物为肉类，不宜存放，这促使他们通过不停地狩猎和变换牧场来维持生活，弓箭成为游牧民族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和武器。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镞，这说明在夏朝弓箭已经作为常规武器装备军队，并有专门的作坊来批量制作。弓箭从生产到运用均由国家来主持。商代妇好墓出土的扳指显示，在商代弓箭制作以及相关护具制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殷商时期射箭已经进入官学，当时贵族子弟在官府接受教育，射是重要学科。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中记载了一位贵族子弟在学校习射的情形。其中详尽地介绍了习射场所的变化和习射用弓的变化，以及如何对习射者进行考核。殷商时期，弓箭被赋予通灵的特性，在巫术性射礼中可驱魔杀神。更有人持弓与天神争高下。《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搏，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印而射之，命曰‘射天’。”后来帝乙出猎，遭雷击而毙。
周代是中国弓箭文化大发展时期，也是礼射文化形成时期。弓箭的三大属性得以强化和提升，并在不同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对周代弓箭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周礼•考工记•弓人》记载了不同种类的弓的制作，体现了制弓用材和选时应顺其自然，顺应天时。《礼记。射义》记载了习射核心技巧并阐述射以观德。《仪礼•乡射礼》对当时举行的礼射活动进行了详细记载，乡射礼在周代具有于民教化、于士修身、于国讲贤的功能。《诗经》中也有很多对弓和田猎的记载，如《彤弓》《角弓》《叔于田》《驺虞》等。
在周代，弓箭的生产属性仍得以保留，不少猎户依赖其获取食物。贵族之间多兴田猎之射，此类为主皮之射。主皮之射虽要求射中并获取猎物，但也应遵循相应礼制。《论语•述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便是狩猎礼制的写照。军旅中善射者辈出，主要以贯革之射为主，养由基可百步穿杨，并射穿七札。将军出征或大捷之时，王会赏赐弓箭以表战功。《史记•周本纪》载曰：“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彤弓在战争中视为祥瑞，寓意可取天下，韩愈在《衢州徐偃王庙碑》提及徐偃王得朱弓赤矢，以为兵瑞。而在士人阶层，乡射礼是通向仕途的考试。对于各地进贡天子的士人，天子试之于射宫。士人阶层习射，又称文人之射和礼射。礼射要求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不光要射得好，礼仪还要到位。在射方面，西周时期对射手的准确度和力度均有要求，以五射来考核士子习射技能。东周时期由于周王室衰落，官学不力，私学兴起，为了使更多人可以通过礼射来实现修习德行，孔子提出射不主皮的思想。射不主皮同样要求射者必须射中侯，仅是对力度没有做太多要求，以能中靶且箭不脱落为准。
周王朝兴衰与弓箭似乎有不解之缘。周公制礼作乐，使天下大治，人民以君子为榜样，修身修德。“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更是将礼射文化运用到治国之中，使得周王朝得以延续791年。周王朝分为西周与东周，而东周又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西周王朝毁于周幽王之手，其烽火戏诸侯只为博得褒姒一笑，而褒姒则与弓箭有缘。《国语•郑语》记载了一段西周末期民间童谣：“月将升，日将浸，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童谣大意为周王朝将灭亡在售卖桑木弓和箭箙的人手中。周王听闻大怒，下令抓捕国内售卖桑木弓和箭箙之人。一夫妇听闻，举家外逃，后被抓，仅女儿得以逃出。其女逃至褒国，为褒国所收养，名为褒姒。东周衰落于桓王，《左传》记载：“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周王为小卒所射，天子威严扫地，周王室仅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再无控国之实。
东周时期，诸侯之间常年战争，弓箭作为百兵之首，被大量投入到战争之中。各国对于弓箭均十分重视。韩国因出良弓而闻名各国，有天下良弓尽出韩国之称。楚国对弓箭的热爱从第一代楚王进贡周王的贡品就可以看出，《左传》载曰：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春秋左传正义》记载：“楚子享鲁侯于章华之台，与大屈之弓，既而悔之。劳启强见鲁侯，鲁侯归之。”楚灵王酒醉时将楚国宝弓“大屈”赠予鲁昭公．酒醒后，追悔不已，不惜将背负不信之名追鲁侯索弓。越国还出现了以弓矢为主要兵器的军队，其统领称为关弓。秦以强弩逐战六国，终得一统天下。战争推进了弓箭制作业的发展，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制式化的箭镞和弩机。
周时期弓箭不仅用于生产、战争、演礼，还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中，并伴随男子一生。《礼记•射义》记载：“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普通人家生了男孩在门芹挂弓一张，王公贵族生男孩则需射人持一弓六矢向天地四方各射一箭，寓意男孩长大后顶天立地，志在四方，统驭六合。《仪礼•既夕礼》中记载了弓箭陪葬现象：“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饰焉，亦张可也。”此习俗经周代传至今日，几近消失，目前仅徐州地区还有弓箭陪葬习俗。
周代乡射礼在州序进行，《孟子•滕文公上》提及序即为习射场所。陈梦家先生在《射与郊》中提到序与庠皆为习射之地，故《礼记•王制》说“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由此可见《孟子•梁惠王上》中提及的庠序之教，也包括通过习射来明长幼之序，明君臣之礼。从中可以看出礼射在周代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整体来看，先秦时期是礼射的大发展阶段，其生产属性得以延续，武器属性得以提升，礼器属性得以发展。国家主导的射礼在西周走向顶峰，民间私学兴盛陡得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礼射活动中。“君子之争，观德之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仁者如射”“射者，仁之道也”等一系列观点将礼射与修德紧密结合在一起。习射先立德，礼射的德育功能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习射者。
（三）秦汉时期
秦国尚武，军队又以强弩闻名，该时期射箭多存于军旅。汉承秦制，军中设有弩兵，后大力发展骑兵。由于常年对匈奴用兵，使得汉军骑射技艺高超，同时也带动民间习射良好风气，造就了汉代射艺兴盛的局面。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李广不仅善骑射，而且有着良好的家学。习射技法以家学的形式代代相传，同时关于射箭技术的专著也逐渐出现。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关射箭的专著有8种，共51篇，约占“兵技巧”专著的四分之一。
汉代射箭可分为骑射与步射两大类。骑射多出现在军队作战和贵族田猎中，步射则比较普及。汉画像石（砖）中记载的射箭类型大致可分为骑射作战、骑射狩猎、步射作战、步射狩猎和步射礼射者五类。另有大量的弩射图和蹶张图。根据画面比例，结合出土文物实际尺寸，进行等量换算后可对弓长进行估算。估算数据显示，汉代骑射用弓略短，其长度范围在109～132厘米，步射用弓长度在138～148厘米之间。骑射要求射手能左右开弓，而且前后兼顾。步射包含的种类较多，通常可分为静态步射和动态步射。静态步射根据身位又可分为站立步射、跪姿步射、正坐步射；动态步射即在身体移动时将箭射出，常见有行走和疾跑两种。值得一提的是，在步射狩猎中弋射比较特殊，射者用系有丝线的墩子箭射向飞鸟并将其缚住。弋射在周代便有，也属于周王考核士子射技内容之一。弋射可以获得无伤活禽，《仪礼•士昏礼》中纳采用雁或许便是弋射所得。汉画像石（砖）中亦有大量描绘文人投壶、室内悬挂弓弩的画面，反映出投壶在民间的普及，弓弩甚至作为装饰挂在房屋中。
射礼在汉代以文人习射和投壶的形式在民间传承，政府主持的乡射礼已不常。不过在军中出现了以弩射为主的秋射，居延汉筒中详细记载了汉代秋射制度，秋射即每年秋季举行的弩射比赛，是汉代西北边郡都试制度的特殊表现。边郡太守主管防务，以秋射制度对士官进行考核，以成绩优劣施以赏罚，对参赛者进行选拔或罢免。
秋射时间在秋季，具体时日由各郡自行决定。地点在侯官所在之地。每年的秋射由太守主持，都尉将秋射具体操作方案下发至各区，再由各区侯官具体实施。其中都尉对秋射进行监督、执行。参与人员为都尉以下的所有武职人员。（薛英群：居延汉简中的“秋射”与“署”[J]．史林．1988(1)．）
秋射用弩，弩规格统一，用箭有长、短两种。选手在规定的距离，每人射12箭，以中6箭为及格。及格者均有奖励，最终获胜者除奖励外，还会在未来升迁中加以重点照顾。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动荡分裂期，天下纷争，战火不断。土子多隐于世，著书立传，家学开始兴盛。儒家提倡六艺之学，礼射传承主要集中在土大夫家族。将门多重射箭技法，频繁的军事行动使军射备受关注。曹操便是一位射箭高手，《魏书》记载“材力绝人，手射飞鸟，躬亲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为人熟知的典故“辕门射戟”讲的正是吕布善射的故事。这一时期武将多善射，军射发展迅速。除此之外，娱乐性射箭在王公士族中流行，学界提及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射箭银杯奖”就发生在北魏时期。《北史》记载，孝武帝令人将银酒杯悬于百步之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现有史料显示，商代王后妇好善射，是历史上首个女性射手，女子习射在当时极为罕见。而在这一时期，女子习射开始兴起。前秦苻登之妻毛皇后便是善射之人；北朝民歌《木兰辞》中主人公花木兰也是骑射高手；北朝乐府记有《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投壶之风盛行。三国文士邯郸淳便是一位投壶能手，其作《投壶赋》深得魏文帝曹丕赏识，获赐绢帛千匹。《三国志•魏志•王弼传》中提到魏晋时期玄学代表王弼也善投壶。《太平御览》中记载了文学之士傅玄盛赞投壶是“矫懈而正心也”，其大作《投壶赋序》也广为流传。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文学侍从刘珲好夜宴投壶，有一次竟因此误了早朝。齐武帝怒问其故，萧子良如实禀告。谁知齐武帝也酷爱投壶，听闻其因转怒为喜，令人抱矢提壶于朝堂上，让萧子良当场投壶。萧子良操矢连投，妙招迭出，百官喝彩，齐武帝高兴之下赏赐绍帛二十匹，嘉奖其能（汝安，张越.“投壶”历史文化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 8)）。《颜氏家训•杂艺篇》记载了南朝流行的投壶形式，并指出源于汉武帝时期郭舍人所创“骁”式投壶法。由此可见，汉之后投壶运动发展良好，在文人士子之间十分流行。
（五）隋唐时期
隋凭借武力一统天下，结束了自西晋以来300年的分割状态，实现秦汉以来中国的又一次统一。隋朝武功卓越，军射白是兴盛不衰。唐灭隋后，承袭其制，又增设武举，射箭成为人才选拔考量的标准之一。唐代诗人令狐楚在《少年行》提及“须凭弓箭得功名”，由此可见射箭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陛。武举的设立不仅提升了武士习射水平，对文人习射也起到很大的带动作用。为人熟知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均是善射之人。李白曾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中写道：“闲骑骏马猎，一射穿两虎。”杜甫写下近五十首与弓箭相关的诗歌，其代表作《前出塞》形象地描述了军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哀江头》中“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是对女子习射的描写。唐朝重臣王琚善射，并著有《射经》，后世射书皆以其为宗。《全唐诗》中有诸多有关射箭的诗词，既有对弓的赞赏，也有对射箭活动的描写。如李世民《咏弓》，张祜《观徐州李司空猎》，王维《观猎》，骆宾王《从军行》等。
文人习射使得唐代礼射兴盛，射礼活动持续不断，并影响到日本。《日本书纪》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日本就引进了中国的射礼活动，融合在本土文化之中，对日本弓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续日本纪》提到遣唐使吉备真备将唐朝角弓和箭带回日本。今日在日本正仓院仍陈列着唐代弓箭。唐朝的礼射同样影响着当时的高丽王朝，他们派遣大量留学生，将中国文化完整地移植到朝鲜半岛。高丽王朝的武举考试中射箭技法也占有极高比重，其民间射箭更是深受唐朝射礼影响。
唐朝艺术作品中常以弓箭作为选材，尤以敦煌壁画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这些作品画面生动，弓箭写实性很强，是研究唐代弓箭形制十分珍贵的资料。王公大臣墓葬中也有大量狩猎图、习射图、配弓侍卫图等与礼射相关的壁画。现藏于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唐代骑射纹银杯上面刻画了一位纵马奔驰，返身满弓射兔的射手形象。
唐代皇帝多崇尚武功，好射猎。唐高祖李渊因善射而结姻缘。《旧唐书•高祖窦皇后传》载曰：“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后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后至，两发各中一目。毅大悦，遂归于我帝。”《旧唐书》记载，唐高祖世子李元吉几乎终日狩猎，曾云：“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唐太宗一生酷爱弓箭，少年时便弓不释手，《贞观政要》提到“少好弓矢”。称帝后特别重视射箭。《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射，射中者，随赏弓刀布帛。”唐太宗曾对麴文泰言：“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田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习射为大丈夫三乐之一，由此可见唐太宗对射箭的热爱。皇帝对射前喲重视，使得唐代射箭活动十分普及，文人习射成为风尚。
（六）宋元时期
宋立国之后，外患不断，边防几无安宁之日。国家用兵不断，武器制作水平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宋代较为出名的远程武器有神臂弓、神机弩、床子弩，射程最远可达千步，在弓箭技术研发方面较之前人达到了顶峰。宋代民间习射十分普及，由于四周皆强敌，抵御外侮成为每位子民的职责，弓箭社便是在这种环境下出现的。北宋时期，民间百姓为抵御外敌入侵自发组成弓箭社，优秀的弓箭手为国家提供了优质兵源。加之宋代设有弓箭手屯田制度，以授田方式招募戍边弓箭手，待遇优厚，一时间射箭成为诸多子民必备之技能。早期边境多被外敌偷袭，民多流亡，边防堪忧，弓箭手屯田制度对边境安宁起到巨大作用。苏轼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中对弓箭社的存在给予肯定态度，并呼吁国家采取积极扶持态度。而苏轼本人也善射，其作《东坡学射》提到习射应做到“手持权衡，足蹈规矩，四肢百体，皆有法焉”。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由此可见苏轼本人不仅善射，更喜田猎之射。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曾对当地民间习射之风大加赞赏。另一位大文豪欧阳修更是一位礼射爱好者，独具匠心地发明了九射格，以助兴饮酒。著名政治家司马光在其大作《投壶新格》中指出：“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为国，可以官人……中正，道之根底也。”爱国诗人陆游也善射，曾作《万里桥江上习射》。
宋代对先秦大射礼进行过复兴，《宋史•大射仪》载曰：“大射之礼，废于五季，太宗命有司草定仪注。”官府曾颁布《教法格并图像》用以指导步射与马射，藉此推广射箭活动。官府的重视加上人民的喜爱，射箭活动在宋代十分兴盛，由此带动了礼射文化的繁荣。宋代绘画中常见弓矢题材，甚至佛教绘画中千手观音主手所执法器也变为弓矢。
宋代依靠强弓劲弩，抵抗蒙古军队近百年，终不敌蒙古铁骑，后为元所灭。元人善射，尤以骑射最为突出。因民间禁兵，射箭活动仅存在于军队之中。
（七）明清时期
明朝是自周朝以来，最为重视礼射的王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推行“文武兼备”的政治理念，提倡文人习射。《明史》记载：“太祖又以先王射礼久废，弧矢之事专习于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乃诏国学及郡县生员皆令习射，颁仪式于天下。”明代学校中教以先秦六艺之学，并设有射圃，用以习射与举行乡射礼，多地并修有观德亭。明王朝对复兴大射礼十分重视，《明史》记载，“凡郊庙祭祀，先期行大射礼”。
明代文人习射尤以大儒王阳明最为代表。王阳明创立阳明心学，主张“知行合一”。儒家提倡“仁”，而习射便是通往“仁”的方法之一，故有“射者，仁之道也”。王阳明善射，以射悟道，并作《观德亭记》，历代射家皆以此为内功心法。 《观德亭记》以“射以观德”切人，从习射修心角度阐述何以观德，其指导意义不仅限于习射，万事皆可用之。
明代军队虽有火器，但弓矢不曾荒废，将领文武兼备，善射且著有射书。如戚家军领袖戚继光善射，其作《纪效新书》中《射法篇》详尽阐述射法心得。俞家军领袖俞大猷善射，其作《正气堂集》中《射法》专门介绍习射要义。兵部郎中唐顺之著有《武编》，其中便有《射篇》。高颖大作《武经射学正宗》远传海外，为日本弓道奉为射学之宗。对后世射家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李呈芬的《射经》，其亲身习射，并对“五射”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解释。明代民问习射十分盛行，明王朝会根据当地擅长何种武艺来选兵。《明史•乡兵》记载：“徐州有箭手，其人善骑射。”当时徐州为明代骑射兵源地，为国家提供诸多善射能手。
明朝重建礼制，大兴射礼，并对射礼进行详尽记载，为后世研究留下珍贵资料。同时全国兴建观德亭，文人习射之风甚浓，造就大批文武兼备的鸿儒悍将，同时带动礼射文化复兴。
清代统治者依靠“弓马得天下”，建立王朝后推行“国语骑射”，对军射大加推崇。皇族更是将射箭列为每日必习之课，故而清代帝王几乎都善射。王公贵族庭院之内设有射圃，平日习射，有朋来则饮酒赋诗，以射助兴。清廷定下“木兰秋狝”制度，皇族必须参加，每年通过围猎来阅兵较射。清代贵族习射不止，民间虽未普及，但文人士子礼射不曾中断。清儒阮元在《揅经室二集•卷一》中提及少时父亲教射秘诀：“射须沉其气。气不沉，志不能正，体不能直。杜诗云‘顾视清高气深稳’，乃射之秘诀。”据相关资料显示，地方举办的乡射礼直到道光年间才停止。绵延不断的射礼活动也积极影响着民俗，据谢肃方先生口述，住在北京的清代名门望族，建房之时会在房顶藏一张弓，用以镇宅。弓箭镇宅与明器弓箭镇棺作用极为相似，在徐州地区发掘的明清时期古墓，均有相应镇棺弓箭残片出土。
明清两朝武举均重弓马，明代要求骑射中四矢，步射中二矢为中式。清代不仅对骑射步射有相应要求，还增设力弓测试。两朝武举促进许多针对武举考试的书籍出现，故而明清射书总量占据汉以来射书总量的47%，存世射书更以明清为主。
1901年，清军宣布弓箭退出军队，在历史舞台上驰骋万年的百兵之首弓箭正式退出军事领域，中国军射暂停于此。
（八）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加之弓箭在军队退役，弓箭作坊迅速凋敝，习射者更是寥寥无几，但学术领域人才辈出，对礼射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学术界。
康有为先生观国家积弱，国民畏武，呼吁重建射礼，以振国民自信与勇武之气。康有为认为射礼当迎合时代需求，既可锻炼体魄、修炼身心，又可为国储备文武兼备的人才。故提出以枪炮代替弓箭，设计乡烧枪礼等新射礼。康先生有心设计，但在当时却极难实施，最后仅作空文，随风逝去。1915年《清华学报》刊登程其保先生大作《射艺进步考》，此文系中国高校第一篇以历史为轴线对礼射历史进行整理分析的学术论文。1934年，在曾执教清华大学柳诒徵先生的指导下，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今西北大学前身）的张唯中先生大作《弓箭学大纲》问世。该作首次提出弓箭学，主张建立相关学科。书中详尽叙述弓箭发展历史，并分析其教化功能，结合亲身习射经验，制定初、中、高三种弓箭自修法，又对未来弓箭学发展进行规划。事实证明，张先生对未来弓箭学发展十分具有预见性，百年之后的今天，礼射回归教育体系也在其预判之中。1940年，武学大家唐豪先生整理汇编的《清代射艺丛书》问世，该书系统搜集清代有关步射、骑射书籍，将各家射法呈现于此，供读者比较学习。1941年4月，《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刊登了著名学者陈梦家先生大作《射与郊》，该文详尽比较了先秦习射场所称谓，并指出水射与陆射场所名称，对其演化进行翔实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射箭已经进入课堂，燕京大学开设传统射箭课，金陵女子学院也有射箭课。全民运动会也设置射箭项目，现有资料显示当时仍采用传统弓箭进行比赛。1933年南京全国运动会射箭比赛项目中，周介臣沉稳发挥，射出一支又一支漂亮的箭，博得观众阵阵喝彩。徐开才先生观看了当时比赛的影像资料后感叹：“周介臣的动作姿势十分标准，尤其是彻底干净的撒友，放在今天都有很大的指导价值。他真正做到了身体的放松与内心的平静，不愧为射箭大师。”
（九）当代现状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全民积极投入国家建设之中。真正意义的礼射并不存在，仅在传统杂技表演中还可看到传统射箭身影，一些老人默默地守着传统弓箭，而传统射箭也随着他们的老去而濒临消亡。1956年，射箭进入全民运动会项目，当时还是用传统弓箭进行比赛。1957年6月18-20日，北京体育馆举办全国射箭锦标赛，这是中国传统射箭的最后一场比赛，自此再无缘箭坛。1959年，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式射箭，传统射箭被彻底抛弃。现代射箭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射箭运动水平逐年高攀，涌现出一批优秀射箭运动员。著名射箭运动员徐开才先生先后两次打破男子双轮世界纪录。1964年，中国优秀射箭运动员李淑兰女士在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中打破世界纪录。令人钦佩的是李淑兰11次打破个入世界纪录，6次打破团体世界纪录，总计17次打破世界纪录，是中国体育史上目前打破世界纪录最多的优秀运动员。徐开才与李淑兰后来执教国家射箭队，培养出一批世界水平的射箭运动员，为我国现代射箭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开才先生退休后开始研究中国传统射箭，老先生提道：“中国射箭要两条腿走路，目前竞技反曲这条腿已经迈出去，而传统射箭这条腿还没有迈开。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1996年徐开才先生在香港认识了谢肃方先生，谢先生是一位射艺爱好者，同时也从事射艺文化研究。在与谢先生的交谈中，徐开才先生有感于一位外国人对中国优秀的射箭文化有着如此深厚的了解，作为国人更应承担起传统射箭复兴的大任。徐开才先生回京后开始找寻射书与传统弓箭，研习礼射文化，数十年如一日。2004年2月10日，《光明日报》大篇幅呈现彭林教授大作《从<仪礼•乡射礼>看中国古代体育精神》，为读者呈现一场西周时期体育盛会，使更多人对中国礼射文化有所了解。2004年5月，《体育文化导刊》刊登马明达教授作品《中国古代的射书》，马明达教授在文中将分散于各文集中的射书进行系统整理，按照历史轴线为读者呈现中国辉煌的射书典著。2009年，中国第一届传统射箭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传统射箭复兴的大事，也是礼射文化发展的里程碑。2014年8月，中国射箭协会传统弓分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射箭重回正轨。
礼射起于文人士子，在教育体系内传承数千年，回归校园是礼射文化本位归宗。2012年3月，在射箭泰斗徐开才前辈的指导下，兰州理工大学成立传统弓射艺联盟协会，掀开了礼射文化回归校园的崭新一页。 2013年9月，西南大学开设射艺课程，掀开了札射进课堂的历史性一页。 2014年，徐州四所高校（徐州工程学院、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师范大学）成立区域高校射艺联盟，实现区域礼射教学资源共享。 2014年11月，由彭林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电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获批，其中便有乡射礼复原，该项目的成立标志着学术领域中礼射文化开始步入正轨。2015年1月，清华大学成立礼射研习会，在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的指导下，进行礼射研习，并协助复原周代乡射礼。2015年4月，徐州工程学院举办“徐州，全国高校礼射社团交流大会”，会议确定了举办大学生射艺大赛，举办射艺师资培训的礼射发展计划，为礼射进校园指明了发展方向。 2015年7月，西南大学举办第一届全国高校射艺师资培训，为更多计划开设射艺课程的高校提供了师资培训。2015年9月，清华大学、徐州工程学院、江苏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司法警官学院等7所高校同时开设射艺课程。2015年9月24日。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主持的“乡射礼复原展演”在北京孔庙如期举行，展演获得巨大成功，为世人呈现出，国昔日辉煌的射礼盛会和悠久的礼射文化。2015年12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举办中国第一届大学生射艺邀请赛，这是历史上第一场高校射艺比赛，同时也是第一场礼射盛会。2016年5月，由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发起，联合安徽阿利弓箭制作有限公司与徐州汉达射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立德弓箭文化研究院。研院以公益学术研究和教学援助为主，旨在助力礼射回归校园。弓箭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是礼射文化复兴道路上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礼射研究已经进入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20世纪90年代，我国民间射箭发展缓慢。新世纪之初，在徐开才先生的大力推动下，民间射箭开始迅速发展。2005年，“聚元号”弓箭申遗的成功让世界知道了中国弓箭，也让国人了解了什么是角弓。2006年，民间传统射箭爱好者主要集中在“中华弓会论坛”、当时活跃人数不足万人。截至2015年底，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民间传统弓箭爱好者已逾50万。习射人群的壮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弓箭生产厂家集中在哈尔滨、北京、徐州、阜阳、泰州、宁德等地区。中国制作的弓箭在世界上也逐渐被认可，每年有数千张中国传统弓远销海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接触并学习中国的礼射。
[礼射经典]
《射史》论
明•陈继儒
新安之程，名族也。邹鲁孙吴，递相甲乙，而汊川之斗牛，榆川之于行两君，皆节侠晓畅兵略，称程氏两奇男子。冲牛刻有耕馀剩技行于世，当路遣使者束币羞璧聘辟交至，冲斗皆以母老辞，而独与徒弟于行君论弩法，枪法，棍法甚析。于行点头会心有涵盖之契，请更以射法合成全书。小用之可以卫护桑梓，大用之可以报效国家，此《射史》之所由图也。
《春秋》之义，大夫不藏甲，而射则未有讳言。“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侯，不载之《易》乎？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射有三，一为大射，二为宾射，三为燕射，不载之《札记》乎？司弓矢，掌六弓八弩之法，不载之《周礼》乎？轩辕黄帝之臣，挥作弓，夷牟作矢。孔子学射于矍相之圃，观者如堵墙焉。则圣贤何会讳射也。吾朝功令，学宫之旁，各有射圃，今强半艺蔬矣。季公集郡国材官良家子试之，先骑射，后文艺，今饮羽没镞者，百不得一矣。此岂射不善哉，则射诀不传故也。
二君援古证今，访师求友，凡射者之立法，身法，手法，审法，挽法，撤放法，决拾法，调弓矢法，藏弓矢法，皆轻肥少年所不见不闻，嚄喑老将，学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者，幸二君一一拈出之。机窍泰密，心亦綦苦矣。二君嗜古好文，岂屑与兜牟斗技，博肘后斗大印，特恨东夷匪茹数逆执事之颜行，士大夫橫刀相揖，扺掌而谈金箱玉版之书。不知练兵自练胆始，练胆自练神而明之，是在图矣。
昔王永学射于成都功曹归互梧，有《严梳射决》。韦韫学射于张中，又《九镜射经》。张仲殷有《射训》，王越石有《射议》，钱师益有《益津射格》。今二君此图，采择古人要旨，最得射中三味。若使转闻之当路，颁示各郡国材官良家子，则人人皆李广养由基，处处皆种世衡之青城涧。即有小丑，直以一矢相加遗，不过落雕贯虫之余技耳。何虑东夷哉！故乐而叙之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