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阅读《资治通鉴》时，发现一些错误，随手写有29则勘误札记。由于《资治通鉴》的秦汉部分价值不大（原因是一手材料《史记》《汉书》都在，《资治通鉴》只是二手材料），所以笔者将胡三省注的错误挑出来，以《〈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勘误札记》为题，发表在《运城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阅。
这些札记仅有5则跟数学有关，为了完整性，同时考虑到其他札记虽有一定的价值，但很难有发表的机会，所以这里就将29条一并列入。
（1）《资治通鉴》卷一，春秋时齐国大臣田常，本名田恒，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将其名改为田常。胡三省对此评论说：“田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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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452.
②（汉）班固撰，（清）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83.
《左传》陈成子恒也。温公避仁庙讳，改‘恒’曰‘常’”①。胡三省之言有误：胡三省认为，司马光为了避宋仁宗赵恒的讳，而将田恒改名为田常。实际上，赵恒是宋真宗的名字，而不是宋仁宗，“仁庙”二字有误。
（2）《资治通鉴》卷十六，记汉景帝中三年（前147）事为：“冬，十一月，罢诸侯御史大夫官。夏，四月，地震。旱，禁酤酒。三月，丁已，立皇子乘为清河王……”②本年记事的时间排序有问题：三月事应提前到四月事之前，且“三月”之前当有一“春”字。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本书取自《汉书•景帝纪》③。《汉书》于此年春仅书一事：“春正月，皇太后崩。”文颖、孟康、颜师古等人均认为此条记载有误，《资治通鉴》也没有采纳。春季无事，故本处记载无“春”字。《汉书》未将“立皇子乘为清河王”一事系月、日，而是放在此年记事的末尾。《资治通鉴》据《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④，将此事系于三月丁巳⑤，并将其位置提前——误将此事放在四月之后，也没有补写“春”字。
（3）《资治通鉴》卷二十四，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昭）帝崩于未央宫”⑥。胡三省注为：“臣瓒曰：寿二十三。”此注有两个错误：第一，该注出自《汉书昭帝纪》臣瓒注，当为“寿二十二”，《资治通鉴》转引致误⑦。第二，《汉书昭帝纪》：“（汉武帝）后元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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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6.
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38.
③ [汉]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6-147.
④ [汉]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847-848.
⑤《汉书•诸侯王表》系于三月丁酉，详见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417.
⑥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775.
⑦《汉书》臣瓒注为：“帝年九岁即位，即位十三年”（[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33），则臣瓒计算的汉昭帝年龄当为22岁，而非23岁。由此可知，《资治通鉴》转引致误。
（前87）二月……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①由此可知，汉昭帝于公元前74年去世时，当为21岁，而非22岁。臣瓒注有误，当取《汉书•昭帝纪》颜师古注，为“寿二十一”②。
（4）《资治通鉴》卷二十四，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霍光欲废昌邑王刘贺，派田延年通知丞相杨敞。杨敞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夫人的帮助下，才跟田延年取得共识。文中有“（田）延年从更衣还，（杨）敞夫人与（田）延年参语许诺，‘请奉大将军教令！’”③之语。按此则许诺田延年者，为杨敞夫人。
这一标点有误，许诺田延年者当为杨敞和杨敞夫人。原因是：第一，颜师古注为：“三人共言，故曰参语。”可见，共定其事者为三人：杨敞、杨敞夫人、田延年；许诺田延年者，当为杨敞和杨敞夫人。第二，杨敞作为丞相，必须对田延年亲自许诺，而不能只是“敞夫人”一个人许诺，否则很可能有杀身之祸（“君侯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与无决，先事诛矣”）。故，此处标点有误，当标点为：“（杨）敞、夫人与（田）延年参语许诺”。《汉书杨敞传》标点不误④。
（5）《资治通鉴》卷三十，汉成帝建始元年（前32），“冬，十二月……罢甘泉、汾阴祠，及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胡三省注为：“（匡）衡又言：甘泉泰畴紫坛有文章、采镂、黼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非古。于是悉罢之。（颜）师古曰：《汉旧仪》云：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用玉几、玉饰器凡七十。女乐，即《礼乐志》所云使童男、童女俱歌也。”⑤
胡三省注取自《汉书•郊祀志•下》，其中有三个问题：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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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7.
② [汉]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33.
③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783.
④ [汉]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89.
⑤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957.
“玉女乐”标点有误。由颜师古注可知，玉（玉几、玉饰器）、女乐为二物，之间当有顿号，否则会使人误将“玉女”连为一词。第二，胡三省注作“寓龙”，《汉书》作“寓龙马”①。“寓龙马”与正文中的“龙马”一词相对应，当予以补正。第三，“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标点有误。“六彩绮席”是指六种色彩的华丽席具，中间不能有逗号。《汉书》标点不误。
（6）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许美人怀孕生子。赵昭仪听说此事后，非常生气，认为汉成帝背着她，和别的女人有不雅行为。她说：“常给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来，许美人儿何从生中？……”颜师古对此所做的注释，在《资治通鉴》和《汉书》中有不同的标点。《资治通鉴》卷三十三，哀帝建平元年（前6）标点为：“言美人在内中，何从得儿而生也。故言何从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约耳。”②《汉书•外戚传下》标点为：“言美人在内中，何从得儿而生也，故言何从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约耳。”③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次”字当属上读还是下读。
笔者认为，“故言”二字是确定标点的重要依据。颜师古先进行解释，再通过“故言”二字加引文的形式，来说明解释的是哪一句。所以，“故言”后应当引用赵昭仪之言，而“次”字不属于赵氏之言，当属下读。故，《资治通鉴》标点有误，当从《汉书》。
（7）《资治通鉴》卷三十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丞相王嘉向汉哀帝上奏折，建议哀帝学习元帝节约、不厚赏的美德。奏折中有“（汉元帝）尝幸上林，后官冯贵人从临兽圈，猛兽惊出”④ 之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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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256.
②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073.
③ [汉]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94.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109.
官”二字不可解，有误。当从《汉书•王嘉传》，作“后宫”①。点校本《资治通鉴》的底本（清胡克家本）亦作“后宫”②，可证。
（8）《资治通鉴》卷三十七，王莽始建国二年（10），载班固论西汉诸侯王兴衰本末，其中有“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③之语。此处标点有问题：“大末”二字难以理解。从句意来看，“大”似可解释为皇族，和普通家族相比为“大”，“大末”的意思是皇族之末。其问题在于“大”字的解释比较牵强，在古籍中找不到例证。
正确的标点应当为：“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句中，“以大”通“已大”，“原本”与“末流”相对照，其意甚明；由“大”而“溢”，也较为自然、合理。而且上文说汉初诸侯王势力很大，天子仅拥有十五郡，正与“诸侯原本以大”相一致。本书的原始出处《汉书•诸侯王表》不误④。
（9）《资治通鉴》卷四十，光武帝建武五年（30），载汉光武帝“常称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庞萌是也。’”胡三省注为：“《论语》孔子之言”。⑤ 胡三省注有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出自《论语泰伯篇》，是曾子的话，而非孔子之言。
（10）《资治通鉴》卷四十二，汉光武帝建武九年（33），光武帝封阴贵人（阴丽华）的弟弟阴就为宣恩侯。胡三省注为：“帝追爵（阴）贵人父（阴）陆为宣恩哀侯，以（阴）就嗣哀侯。后汉旧制，惟皇后父封侯。贵人未正位中宫而追爵其父，非旧也。”⑥案：作为后汉的开创者，光武帝时的旧制只能是前汉旧制，而不能是后汉旧制。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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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494.
②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31.
③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180.
④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5.
⑤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1325.
⑥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363.
说，按照前汉（即西汉）旧制，只有皇后之父可以封侯，汉光武帝却在阴丽华还不是皇后的时候，就封其父为侯，这是不符合前汉旧制的。故，胡三省注中的“后汉”二字有误，当为“前汉”。
（11）《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汉明帝永兴八年（65），汉明帝听闻西域有神，名为佛，派遣使者迎之。胡三省解释佛时，注文引了袁宏《后汉纪》，其中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其精者为沙门。沙门，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以归于无为。长丈六尺，黄金色。”①之语。“长丈六尺，黄金色”一句无主语，难以确定所指为何物，且容易使人误以为是指沙门。沙门怎么能高达丈六尺呢？明显解释不通。原来，《后汉纪》原文为“佛身长丈六尺，黄金色”②，当据以补正。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资治通鉴》将《后汉纪》的部分内容列人正文；胡三省将其余内容引入注文时，不慎将“佛身”二字和其前被《资治通鉴》正文引用的部分内容一起删去。
（12）《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汉明帝永兴十二年（69），汉明帝欲修汴渠，急需治水专家，“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③。此处标号有误。标点本《资治通鉴》正文之前的《标点《资治通鉴》说明》说：“也有在人名之上加封爵的，则分别在封爵与名字之旁加标号，如‘屈侯鲋’、‘嵬王诃’等是。”④ 按此则“乐浪王景”当理解为乐浪王刘景，某些白话本《资治通鉴》即作此翻译⑤。实际上，治水者当为乐浪人王景，其事见《后汉书•循吏传•王景传》。故，标号当为：“乐浪”下有地名号，“王景”下有人名号。《资治通鉴》的此类标号问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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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447.
② [晋] 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187.
③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453.
④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
⑤ 周国林，顾志华.白话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2005：870.
不过大都易知或不影响文意，故不赘述。
（13）《资治通鉴》卷四十六、汉章帝建初八年（83）载，“马廖，谨笃自守，而性宽缓，不能教勒子弟，皆骄奢不谨。”杨终写信劝诫马廖，其中有“黄门郎年幼，血气方盛……而要结轻狡无行之客”之语，认为应加强对“黄门郎”的教育。注为：“（马）廖弟（马）防及（马）光俱为黄门郎。”①
此注有误。理由有二：第一，马防、马光任职黄门郎的时间与“要结轻狡无行之客”的时间不合。《资治通鉴》卷四十五，汉明帝永平十八年（75）载，“（马）太后兄弟虎贲中郎将（马）廖及黄门郎（马）防、（马）光，终明帝世未尝改官。（章）帝以（马）廖为卫尉，（马）防为中郎将，（马）光为越骑校尉。（马）廖等倾身结交，冠盖之士争赴趣之。”②可见，马防、马光任黄门郎期间，马氏一直受到汉明帝压制，权势尚微，并未“要结轻狡无行之客”。“骄奢不谨”、“要结轻狡无行之客”都是汉明帝去世后的事，而此时马防、马光已不是黄门郎。杨终信中的“黄门郎”当另有其人。第二，年龄不合。《后汉书马皇后纪》载，汉章帝建初四年（79），马皇后去世，“年四十余”③。马防、马光均年长于马皇后。杨终写信时（当在75年汉章帝即位、马氏逐渐骄奢之后，汉章帝建初八年（83）马氏被贬斥之前），两人年龄至少在36岁以上，不得称“年幼”、“血气方盛”，此亦可证杨终信中的“黄门郎”非马防、马光。
据《后汉书》记载，担任过黄门郎的马氏家族成员还有马防之子马巨、马光之子马康。《后汉书•马援传》载，汉章帝建初六年（81），刚到冠礼年龄的马巨，就被“拜为黄门侍郎”，正与杨终信中说的“年幼”“血气方盛”“黄门郎”等条件相合。马康也是黄门侍郎。马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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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492.
②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470.
③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414.
马防年轻，其子马康应该不会比马巨年长很多，为黄门郎时应该也是“年幼”“血气方盛”。这两人很可能就是杨终信中说的“黄门郎”。这说明，杨终针对的是整个马氏家族。马援去世后，马廖作为马援长子，是马氏家族的族长，负有对整个家族的督教之责。且马氏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弟、侄有错，马廖也难以幸免。所以，杨终才会提醒马廖重视整个马氏家族的教育问题。当时，马氏家族普遍骄奢无度，其中最突出的是马防、马光。杨终信中说的“要结轻狡无行之客”，正与马防、马光的行为相合：“（马）防兄弟贵盛……宾客奔凑，四方毕至”“（马）防、（马）光奢侈，好树党与”。上梁不正下梁歪，但马防、马光地位尊显，杨终不便直言其短，只能托词于小辈“黄门郎”。①
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和《资治通鉴》对此事的描述微有不同。《后汉书•杨终传》说马廖“不训诸子”②，则杨终指向的对象仅为马廖之子。《校勘记》据此认为，“黄门郎”当指马廖之子马豫，其文为：“此传上文言（马）廖不训诸子，下文言（马）廖不纳，子（马）豫后坐县书诽谤，（马）廖以就国，则（杨）终所称黄门郎即指（马）廖子（马）豫”③。《校勘记》所言合于《后汉书》行文，可以自圆其说。只是《后汉书》记载，马豫“为步兵校尉”④，不是黄门郎；《后汉书》也并未记载马豫有“要结轻狡无行之客”之举。《校勘记》将此解释为“史文不具耳”。《资治通鉴》将“不训诸子”改为“不能教勒子弟”，则杨终指向的对象就变成整个马氏家族。“黄门郎”应解释为史有明文的马巨、马康。
所以，《资治通鉴》注有误，当将“黄门郎”注为马防之子马巨、马光之子马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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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855-857.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599.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23.
④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855.
（14）《资治通鉴》卷五十，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司空袁敞被免职，原因是：“尚书郎张俊有私书与（袁）敞子俊，怨家封上之。”①按照文中标点，“（袁）敞子俊”当理解为袁敞之子，名为袁俊，有误。
《后汉书•袁敞传》记载此事时，仅说“（袁敞）坐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得其（张俊）私书与（袁）敞子”，并未明言袁敞之子的名字。据《袁敞传》，袁敞只有一个儿子：“子（袁）盱”。这就有了两种可能：与张俊交通者为袁盱；与张俊交通者是袁敞别的儿子，但在范晔写《后汉书》时，就已经不知其名了。这两种可能都说明，断句为“（袁）敞子俊”是错误的，“俊”字当属下读：“尚书郎张俊有私书与（袁）敞子，（张）俊怨家封上之。”由《袁敞传》可知，“（张）俊怨家”是指朱济、丁盛。②
（15）《资治通鉴》卷五十，汉安帝延光元年（122），陈忠上疏请求限制跋扈的伯荣等人，并引汉武帝时韩嫣因误受江都王一拜而死之事。胡三省注：“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请得归国人宿卫，比韩嫣”③。“请得归国人宿卫”一语有误：“人”字当为“入”字，因形近而误；其意为“还爵封于天子，而请人宿卫。”④。《史记•佞幸传》《汉书•佞幸传》⑤均作“入”，可证。标点本《资治通鉴》的底本（清胡克家本）亦作“入”⑥，可证。
（16）《资治通鉴》卷五十一，汉顺帝阳嘉二年（133），胡三省注：“《晋书•天文志》：轩辕十七星，黄帝之神，黄龙之体也，后妃之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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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598.
② 上述《后汉书》引文见[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524-1525.
③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622.
④ [汉]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95.
⑤ [汉]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25.
⑥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39.
职也”①。“后妃之主女职也”，其意当为主掌女职的后妃。此处标点有误。
《晋书•天文志上》原文为：“轩辕十七星……黄帝之神，黄龙之体也；后妃之主，士职也……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次北一星，妃也……其次诸星，皆次妃之属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②可见，轩辕十七星可以指代女主、夫人、妃、次妃、女御、皇后宗族、太后宗族等，并不特指主掌女职的后妃。故，此处标点有误。当标点为：“后妃之主，女职也。”“后妃之主”的意思是（轩辕十七星）主管有关后妃的事宜。《史记•天官书》注：“轩辕龙体，主后妃也”、“后宫之象也”③，《开元占经•轩辕星占》“轩辕十七星，主后妃，黄龙之体”④，均可证。
（17）《资治通鉴》卷五十三，汉桓帝建和三年（149），胡三省注：“《晋书•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东”⑤。案：《晋书•天文志上》：“在房心东北”⑥，《隋书•天文志上》《宋史•天文志二》均作“东北”⑦。可见胡三省注有脱文，当在“东”字后补一“北”字。
（18）《资治通鉴》卷五十四，汉桓帝延熹元年（158），胡三省注引李贤注：“《春秋》法五始之要，故《（春秋）经》曰：元年，春，正月”⑧。李贤所引为《春秋》首句，当为“元年，春，王正月”，误脱一“王”字。注文中所言“五始”，为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等五事，不可脱去“王”字。当予以补正。《后汉书•南匈奴传》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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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662.
② [唐]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8-299.
③ [汉]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01.
④ [唐] 瞿昙悉达.开元占经[M].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6：469.
⑤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714.
⑥ 唐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95.
⑦ 唐魏微.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536.元脱脱.宋史[M].北京：
中华书局，1985：990.
⑧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741.
注不误①，胡三省注转引致误。
（19）《资治通鉴》卷五十七，汉灵帝光和二年（179）：“巴郡板楯蛮反，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不克。”光和三年又言：“巴郡板楯蛮反。”② 以理言之，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蛮的反叛，是前一年反叛的延续，不应书写。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巴郡板楯蛮反叛一事，《后汉书孝灵帝纪》系于光和二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系于光和三年。③ 两者于板楯蛮反叛之后，均书汉灵帝遣萧瑗讨之，可见为一事。《校勘记》认为，当取光和二年，原因是“《纪》在二年，《华阳国志》同。”④《资治通鉴》也将此事系于光和二年，却又误将此事重复书于光和三年，未免不审，于理亦未通。故，当删去光和三年的“巴郡板楯蛮反”六字。
（20）《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献帝初平三年（192），袁绍与公孙瓒战于界桥。“（袁）绍令魏义领精兵八百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公孙）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魏）义兵伏槽下不动，未至十数步，一时同发，讙呼动地，瓒军大败。”⑤“未至十数步”一语有误，于理不合：对骑兵来说，“十数步”是很短的距离，转瞬即至。魏义纵然能射杀前排骑兵，也难以应付汹涌而至的后续者。且强弩射程较远，不必等到“十数步”才发射。《三国志•魏书•袁绍传》作“未至数十步”①，当从。
（21）《资治通鉴》卷六十一，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吕范任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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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64.
②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856-1857.
③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43，2843.
④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864.
⑤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1931.
⑥ [晋]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3.
策军都督。胡三省注：“《老子》曰：盗亦有道”①。胡三省注有误，“盗亦有道”出自《庄子•外篇•胠箧第十》，而非《老子》。
（22）《资治通鉴》卷六十一，汉献帝兴平二年（195），笮融“断三郡（广陵、下邳、彭城）委输以自入……每浴佛，辄多设饮食，布席于路，经数十里，费以巨亿计。”胡三省注为：“巨亿计，言以亿亿计也。”。（第1974页）胡三省注有误。
巨亿可以指数亿，也可以指亿亿，采取哪种解释需要看情况而定。《后汉书陶谦传》载笮融事，说：“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②。《三国志刘繇传》载笮融事，说：“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③。可见参加浴佛的人数约为万人。若巨亿解释为亿亿，则平均每人消耗一万亿，过于巨大，明显与事实不合。且笮融仅据有广陵、下邳、彭城三郡委输，如何能有亿亿资产？此亦可证胡三省注有误。
《后汉书》注引《献帝春秋》：“（笮）融敷席方四五里，费以巨万。”若以巨万计，则平均每人消费约为万钱，尚为合理，且与笮融铺张奢侈的行为相合。故，此处的“巨亿”当指数亿，而非亿亿。胡三省注衍一“亿”字，当为：“巨亿计，言以亿计也。”
（23）《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胡三省注为：“十四州，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梁、雍、并、幽、交也。复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凉州所统，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农、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荆州，则省司、凉、幽、并而复《禹贡》之九州矣。”④
胡三省注有两个错误：第一，据《三国志•三少帝纪》，景元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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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1973.
② [南朝宋]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368.
③ [晋]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85.
④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118.
（公元263），蜀国灭亡后，魏才“分益州为梁州。”① 则建安十八年时，尚未有梁州。十四州中的“梁”字当改为“凉”字，因音近而误。《三国志》中“凉州”一词出现频繁，毋庸多言；且胡三省注说“凉州所统，悉人雍州”，亦可证当作“凉”字。第二，以十四州为九州，当省并五州，“省司、凉、幽、并”后脱一“交”字，当为“省司、凉、幽、并、交而复《禹贡》之九州矣。”
（24）《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胡三省注五刑为“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荆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②。胡三省注本不误，但2011年重排版③、2013年重排版④却均将“非罚”误作“荆罚”。
（25）《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入成都，以诸葛亮为“益州太守”。胡三省注为：“此益州太守非汉武帝所开置之益州郡也。汉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刘蜀为南中地宅。盖刘璋置益州太守与蜀郡太守并治成都郭下。”⑤胡三省注中的“南中地宅”四个字很难理解，解释不通，有误。
钱大昕也发现这一问题。他在《通鉴注辨正》中引用胡三省注时，将“宅”字径直删去⑥。钱氏的修改其意可通，但方法恐怕未必可取。经查，明代学者严衍所撰《资治通鉴补》引胡三省注作：“汉武帝所置之益州郡，刘蜀为南中地。此盖刘璋置益州太守与蜀郡太守并治成都郭下。”⑦ 此文文从字顺，当据以改正。可见在明清之际，“此”字因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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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49.
②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124.
③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011重排）：2168.
④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017重排）：2197.
⑤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128.
⑥ [清] 钱大昕.通鉴注辨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9.
⑦ [宋]司马光编著，[元] 胡三省音义，[明]严衍补，王伯祥断句.资治通鉴补[M].北京：中华书局，2013：3594-3595.
而误为“宅”字，从而导致语句不通。误写的时间当在严衍之后、钱大昕之前。
（26）《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胡三省注魏文帝为：“讳丕，字子桓，武帝（曹）操长子也。”①案：曹操长子是曹昂，而非曹丕，胡三省注中的“长子”二字有误，当改为次子、太子或之子。
（27）《资治通鉴》卷六十九，司马光于221年刘备称帝后，叙述了纪年的方法：“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壹九州，传祚于后……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至于未尝“混壹九州”的乱世，则“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胡三省于此言后注为：“‘魏’下当有‘晋’字。”②案：晋曾“混壹九州”，自当“用天子之制以临之”，而魏为天下三分的乱世，两者地位不同，“魏”字下不当有“晋”字。胡三省注有误。胡三省注可能因受上文汉、魏、晋、宋、陈、隋、唐、梁、周、宋的传承顺序误导而致误。
（28）《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有诏书为：“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胡三省注为：“计、孝，上计吏及孝廉也。”③
胡三省注有误，上计吏并非“贡士”。理由有二：第一、《后汉书•左周黄列传》对汉代“贡士”的途径进行了总结：“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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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175.
②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185-2188.
③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200.
④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042.
中并无上计吏。第二，“贡士”指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由中央进行考核任用，即诏书中说的“到皆试用”。而上计吏是地方派往中央汇报工作的官吏，工作结束即返回，并不留在中央或由中央“到皆试用”，故不得称为“贡士”。
既然上计吏并非“贡士”，则诏书中的“计孝”当指孝廉，而非上计吏及孝廉。“计孝”中间不应有顿号，标点亦误。郡国在上计时，使所贡之士与上计吏一起至京师①，故以“计孝”指代孝廉。
（29）《资治通鉴》卷七十，魏文帝黄初四年（223），邓芝见孙权，有“吴、蜀二国，四州之地”之语。胡三省注为：“四州，荆、扬、梁、益也。”②
胡三省注有误。据《三国志•三少帝纪》，景元四年（263），蜀国灭亡后，魏才“分益州为梁州。”则黄初四年时，尚未有梁州。据《三国志•士燮传》，“建安十五年（211），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建安末年，（士）燮遣子歔入质……（孙）权以交阻县远，乃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吕岱为刺史；交阻以南为交州，戴良为刺史。”③可见交州在孙权的掌控之中。故，胡三省注中的“梁”字当改为“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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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见[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 《后汉书•汉和帝纪》，汉和帝永元十四年（102），注有“武帝元朔中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为郎中。中废，今复之。”见[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190.
②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2217.
③ [晋]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92.
后 记
还记得三年前，考博面试的时候，我心里很是惶恐不安。和年少多才的印飞相比，我除了有一把年龄之外，一无所有，心里颇不自信。然而，我读过杨振红老师的《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也读过彭卫老师的秦汉社会史的一些论著，读的时候极为钦佩，而且内心欢喜，很想请两位老师指点一二。很幸运的是，我最终能够跟随彭、杨二师学习，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之后，彭、杨二师一直很关心我的学习。彭师多次督促我的学习和论文写作，杨师带我去南开大学学习，为我提供了全方位的帮助。其间情谊颇多，难以一一言表。
本书从一开始，就耗费了彭师很多心血——题目是彭师选的；最初的框架结构是彭师定的；大部分内容都请彭师指正过；为了帮助我入门，彭师还特意带我去见法国汉学家林力娜（Karine Chemla）……可以说，没有彭师，便不会有本书的产生。当然，文责自负，文章的迂阔之处，当由我个人负责。
我从彭、杨二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不止于此。孟子曾自称“知言”——别人说的话，他知道对不对，好不好，以及对在哪里，错在哪里，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孟子为何能做到这一点？我想，他心里一定有一把评判的尺子。这把尺子的评判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一个人的眼界的高低，也决定了他最终的上限在哪里。跟随彭老师、杨老师学习的三年间，除了学习各种知识，我还从两位老师那里学习如何运用这把尺子。之前的若干年里，我每年读书超过80本，不可谓不勤奋，但由于缺少专业的评判能力，其结果就是走的弯路多，收获很有限。现在，我心里慢慢有了这把尺子，也就逐渐脱离了以前的低级状态。正所谓“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我以后的学术道路会因此受益终身，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并且，感恩。
感谢我的论文开题指导老师们——彭老师、杨老师、孙晓老师、邬文玲老师、赵凯老师。确定选题以后，我一直没有清晰的思路。彭师说，那就开题吧，听听老师们的意见。经过诸位老师的批评之后，我的思路果然就清晰了起来。因此，诸位老师的意见对本书的写作，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感谢我的论文评阅和答辩专家——卜完群老师、杨振红老师、王子今老师、宋杰老师、郭文玲老师、刘乐贤老师、蔡万进老师。诸位老师对我的论文的肯定和批评，都加深了我对论文的理解，也让我更加认清了自己的专长和不足。
感谢我的硕导范学辉老师。范师是领我进入学问之门的人，并且一直关心我的学业。
感谢南开大学汉唐史工作坊的诸位老师——杨老师、夏炎老师、王安泰老师、党超老师。四位老师对《秦汉时期普通受教育者的数学水平》一文，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修改意见。其中，党超老师作为评审人，对此文进行了很全面的指导。
感谢人大读简班的姜守诚老师、杨继承博士对《从《算数书》看秦汉竹简的选材与制作》一文，提供了细致的帮助。
感谢社科院历史所的诸多师友——曾磊老师、符奎师兄、苏俊林师兄等的关心与照顾。苏师兄对《秦汉时期普通受教育者的数学水平》一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意见，还细心帮我搜集相关文献。
感谢我的诸多同门——徐歆毅师兄、张欣师兄、王安宇师兄、谢辉元师兄、单印飞、王萍。徐师兄是大师兄，一直关心我们的学业和生活；张师兄对我的学业多有提携，还赠书于我；安宇师兄才思敏捷，多次为我答疑解惑；谢师兄在操场散步时，侃侃而谈，多次给我启发；印飞才学过我，却极谦逊，给过我许多帮助；王萍坦率真诚，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衣抚生
2018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