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业人口和城市中的农民
二 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协作
结 语
一 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 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传统农业的形成
三 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
一 工具书、资料集
二 基本古籍
三 著作
四 发掘报告
五 论文
附：甲骨文字形及辞例引书简称
后 记
插图目录
图1-1骨农具与铜农具比较
图1-2 安徽蚌埠春秋墓出土的带銎铜镰
图1-3 江西新干出土商代铜犁
图1-4 河南殷墟出土的木锨遗迹
图1-5 河南罗山出土的铜锸和江西新干出土的铜农具
图1-6 河北兴隆铸铁遗址出土的双镰铁范
图1-7 战国铁农具
图1-8 湖北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战国铁锄
图1-9 秦汉铁农具
图1-10 河西魏晋墓耱地图
图1-11山东莒县博物馆藏汉代铡刀
图1-12 四川彭州舂碓画像砖
图1-13四川成都青白江区汉墓“执铡童子俑”
图1-14 河南济源泗涧沟汉墓米碓、扇车模型
图2-1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犁模型
图2-2 牛耕演变示意图
图2-3汉画像石上的一体犁
图2-4山西壶关犁和山东文登“二人抬”
图2-5 汉代牛耕画像
图2-6 王祯《农书》牛轭及鞅绳图
图2-7 山东金乡牛耕画像石
图2-8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85窟、第156 窟唐代二牛抬杠图摹本
图2-9甘肃安西榆林窟第25窟二牛抬杠图
图2-10 苏丹现在尚存的二牛抬杠
图2-11双梢把犁架示意图
图2-12 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耙地、牛耕图
图2-13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牛耕图
图2-14宁夏贺兰县杠子犁的横杠
图2-15“二人抬”耕作示意图
图2-16 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上的耱地图
图2-17 江苏吴县石犁及安装示意图
图2-18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底石犁
图2-19辽阳犁和滕县犁复制、试耕示意图
图2-20 王祯《农书》中的镵与铧
图2-21河南内黄三杨庄的汉代农田
图2-22 代田法示意图
图3-1畎亩横切面示意图
图3-2 河南淮阳于庄汉墓出土的菜田模型
图3-3 江苏高淳农田
图3-4 河南淮阳于庄汉墓出土的陶院落
图3-5 汉墓出土的陶水田模型
图3-6 四川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
图4-1河南泌阳东汉砖井结构示意图
图4-2龙首渠示意图
图4-3 秦始皇帝陵园内的地下排水系统(局部)平、剖面图
图5-1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期的炭化稻和粟
图5-2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陶尊上的植物图
图6-1 河南洛阳西郊出土的东汉砖困
图6-2秦墓出土的各式陶仓囷模型
图6-3 汉墓出土的各式陶仓囷模型
图6-4 陕西咸阳杨家湾四号墓三号器物坑(K3)内的陶仓
图6-5重庆东汉米仓画像砖
图6-6重庆万州柑子梁、奉节营盘包汉墓出土的陶仓罐
图7-1 辽宁辽阳三道壕聚落遗址遗迹分布示意图
图7-2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宅院分布图
图7-3 汉代人理解的井田
图7-4 江苏睢宁双沟牛耕画像石
图7-5 江苏徐州铜山汉画像石上的纺织图
图7-6 重庆奉节营盘包M51 出土的家畜俑
图7-7四川成都曾家包汉墓画像石
图7-8 四川新都薅秧画像砖
表格目录
表1-1 商、西周时期石、蚌、骨质农具比较
表1-2考古发现的商周青铜农具
表1-3商周石杵、石臼出土情况
表1-4先秦两汉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具体系
表2-1复制铁犁的有关数据
表2-2 汉代铁官所属铁工场生产的铁器类型
表2-3 出土西汉、东汉铁犁对比
表4-1 湖北江陵楚都纪南城内发现的部分水井
表5-1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作物
表5-2 部分遗址农作物和非农作物种子的出土情况
表5-3 各地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的作物遗存
表5-4 各地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的麻布遗存
表5-5 各时期作物遗存的出土地区
表5-6 根据遗存情况推导的各种作物种植省份数
表5-7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商代作物
表5-8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春秋时期作物
表5-9 陕西西安汉墓陶仓中作物出土比例
表5-10 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出土作物
表5-11山东高青陈庄西周遗址出土作物
表5-12 山东即墨北阡大汶口到周代遗址出土作物
表5-13 安徽宿州杨家堡遗址出土作物
表5-14 安徽霍邱堰台遗址出土作物
表5-15 四川阆中郑家坝遗址出土作物
表5-16 江西新干牛城遗址出土作物
表5-17部分地区作物组合演变
绪 论
长期以来，国内外农业考古领域的热点都集中在史前农业问题(尤其是稻作和家畜的起源)的探讨上，史前农业研究成为农业考古界最引人注目的领域，而与农业考古密切相关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环境考古等学科也无一不是以史前为主要研究时段的，以至传统和习惯上都把农业考古当成了史前农业考古的简称。历史时期的农业考古相对于史前农业考古的研究，无论在技术、方法还是成果等方面，都不太引人重视。这些虽然主要是由史前社会无成文历史的特点和性质决定的，但与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本身的传统做法也有很大关系。就像一般考古学研究一样，历史时期农业考古一直以补史、证史为己任，缺少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独立思维特点和方法路径。我们过去的许多研究一直都十分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几乎所有的论文都自称使用了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但大多仍是历史学研究的传统路子。考古学研究用实物材料来说话，自然要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但如何分析和运用材料就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它也必然受到研究目的的影响。史前时期没有文字记录，但史前农业考古领域的研究日新月异，成果丰硕；历史时期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记录为参考，本应是为农业考古的研究增添了翅膀，但是在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区农业考古材料的不断公布和整理之后，现在反倒冷清了许多，丰富的历史文献似乎降低了考古研究的必要性。这常引起我的思考。如果不跳出考古证史的旧圈圈，历史时期的农业考古(包括一般考古)恐怕难有大的作为。在人们急切地盼望考古大发现、新发现并经常感动于由此带来的新成果的同时，我们的确该认真考虑一下这类问题了。但是，这样说并不是要脱离历史去考古，历史文献仍是分析考古材料的基础，只有把考古材料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在历史时期考古的实践中，我们不但要分析考古材料，更要对文献材料加以细致的分析，只是在分析的过程中不必紧抱证、补的目的而刻意地向文献或考古材料靠拢，为它们做注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研究出现新的生机，本课题的研究就是我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完成的。
一 既往研究和简单述评
学界相关的成果是本课题开展研究的基础。目前国内学者在先秦两汉农业考古研究中所做的工作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考古资料的收集和分类整理。学界对历史时期农业考古材料的整理工作一直在零散地进行着，可资利用的考古资料主要有作物遗存、农业工具、田地遗迹和模型、家畜及圈舍模型、画像砖石、简牍、粮仓遗址和仓囷模型、水利工程遗址等等，涉及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①和2009年以前每期《农业考古》连续发表的《中国农业考古资料索引》，所录资料都有明确的出处。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收录先秦时期的各种青铜工具7000余件，包括大量农业工具②。宋树友主编的《中华农器图谱》，第一卷为原始、古代、近代农器③。雷于新、肖克之主编的《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中国传统农具》收录传统农业器具1200余件④。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集中收录了1995年以前公布的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和壁画⑤。另外还有研究论文的索引多种⑥，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利用甲骨文研究商代农业。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农业的专题论文很多，举凡商代作物、农田治理、种植、田间管理、农业灾害、农田水利等各项皆有涉及，从中可以看出商代农业生产的过程和所达到的水平。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分类列述农业卜辞甚丰，并有较详细的考证，把商代农业生产系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⑦。另有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其第四章“农业”较早用卜辞材料对商代农业进行系统研究⑧。但是对商代农业的研究毕竟不能仅据甲骨卜辞来完成，考古发现可以更真实地说明商代农业工具的使用情况。
作物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先秦时期北方以粟、黍为主，南方以稻为主。汉代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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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②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宋树友主编：《中华农器图谱》，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
④雷于新、肖克之主编：《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⑤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农业出版社，1996年。
⑥如黄淑美、伍慕仪：《〈农业考古><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古今农业〉论文资料目录索引(1980～2004)》，《农业考古》2005年第3期；彭邦炯：《甲骨文商史主要农业论著目录索引》，《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张传玺主编：《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农业”“考古与文物”等相关部分。
⑦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⑧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四章“农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
最普遍的作物是粟、麦、黍、豆等，南方仍然以稻为主，也有麦、粟、豆等作物，广州汉墓还出土了黍和高粱。以往将浮选技术专门用于历史时期遗址的工作做得不多，近年来，靳桂云、陈雪香、赵敏等学者已开始关注先秦遗址考古发掘中的浮选，或在对史前遗址进行取样浮选时，对先秦甚至汉代地层也都附带进行了取样和分析，提供了一批可以对作物遗存进行量化分析和对比研究的材料①。关注作物遗存出土情况的学者较多，论题涉及单个作物的分布与传播或一个地区作物结构的演变等方面，还缺少用考古发现对大范围作物布局和种植结构进行考察的论著，没有最大限度地开掘和利用与作物相关的信息，在对发现环境、共存作物、前后时期作物构成的对比和地区间的传播等问题的研究上明显存在不足。
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考古出土的夏商西周时期的青铜农具数量较少，学界意识到仅靠这些农具远不足以胜任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对于青铜时代铜农具发现少的问题，李学勤等认为主要的是由于青铜工具的反复回炉重铸造成的②。这种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白云翔认为，生产工具的变革和技术的革新往往首先从手工业工具开始，然后才向农具领域扩展，商代仍以木、石农具为主③。也有人从小型铲类工具的出土，分析认为商代仍算是以使用青铜农具为主的④。目前所见的先秦起土类农具相对稀少，因此对于夏商西周时期的农具类型以及农业生产如何进行等问题仍需要探讨。
铁农具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白云翔全面搜罗并分类整理考古出土的战国秦汉铁器和铁工场的资料，对当时铁器的生产体系和组织管理进行了研究，铁农具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⑤。但该书不是关于农具的专题性研究，也未涉及农业生产的过程等问题。周昕《中国农具通史》对各时期的农具有系统的考述，对有些农具的使用方式不乏精到见解⑥。以往学界多关注战国秦汉铁农具的推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具的形制结构、使用安装方法等缺乏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张传玺复制汉代大铁犁进行模拟试耕，其实验、实证的方法值得学习和推广⑦。研究中如果能将农具用途和使用方法与生产过程、农田内部结构和农耕技术相结合将会更有意义，河南内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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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敏、陈雪香等：《山东省济南市唐冶遗址浮选结果分析》，《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靳桂云、王育茜：《北阡遗址2007年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分析》，《考古》2011年第11期；吴文婉、张继华、靳桂云：《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到汉代聚落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②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③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再观察》，《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④陈振中：《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⑤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⑥周昕：《中国农具通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⑦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三杨庄汉代农田遗迹的发现为这种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虽然过去研究中也常把农具按农业生产的环节来分列，但如果没有前后时期农具系统的对比就不太容易发现农业生产的整体发展水平。另外，传统上认为，战国以后随着铁器的推广，生产力有了大的发展。但是，秦与西汉自耕农的广泛存在已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显著特征，小农并不都具备广泛使用大型或组合型农机具的条件，如果忽视农户使用铁器等农机具的条件(如大铁犁与耕牛的配套)，就会盲目拔高生产力的水平。
农田遗迹的发现和农田模型的研究。2005年，河南内黄三杨庄发现汉代庭院遗址和连片的农田遗迹，农田田垄清晰、整齐，直观地展示了汉代的农田景观，为农田形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发掘者认为三杨庄的农田就是汉代的“代田”形式①。农田模型主要有西南和岭南地区东汉墓出土的陶质水田，水田一般与水塘相连。水田模型涉及水稻种植技术和灌溉的方法，如罗二虎将水田模型分类后认为汉代水田以宜稻的小区划为主②。
聚落考古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辽阳三道壕汉代村落遗址发掘带来的影响逐渐淡化的时候，内黄三杨庄的考古发现重又燃起了人们汉代聚落考古研究的热情。2010年9月，秦汉考古学界在内黄县召开了“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中关于历史时期聚落考古的论文有16篇，涉及三杨庄汉代村落、聚落建筑形式、乡村里居的多样性以及韩国三国时代的聚落等方面，收入会后出版的论文集③。该会议的召开和论文集的出版，推动了历史时期聚落考古的研究，多少改变了过去历史时期的村落研究由历史学者主导的局面。联系过去相关遗址的考古发现，将农业历史和考古的研究拓宽到对乡村和农民的研究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资料基础。但是现在聚落考古的研究多侧重对居住形式的考察，在聚落与人的生活联系方面较少受到关注或发掘深度不够，尚有较大探索的空间。
学界以往相关成果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我从中得到启发，受到教益。总体上看，目前在先秦两汉农业考古的研究上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分别和独立的研究较多，多数研究为个案的而非综合的，没有把农业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看待，也没有注意到农业各环节、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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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海旺、朱汝生：《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田宅遗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刘海旺：《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闾里遗址：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初识》，《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11辑，中华书局，2006年。
②罗二虎：《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考古》2003年第4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2年。
能形成全局的认识。
第二，资料性的工作做得较多，长于对物的描述和解读，往往是发现什么就说明有什么的简单陈述，缺少作物组合和种植结构演变的考察。在工具的研究上还较少从前后体系上的变化来认识农业生产的发展、演变，而且大都不能落实到工具与种植技术和田亩形式的结合上。
第三，重视铁农具类型的研究，多从技术史的角度说明新型农具的作用和意义，对不同时期都十分普遍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木、蚌、石工具缺少相应的关注，也就是技术史和经济史的研究视角没能很好地统一。
第四，生产和聚落分别研究的多，农业生产和乡村聚落还没有较好地同农业社会和农家的生活对接，不能从实物材料中感受到农民日常生活的氛围。
二 选题依据和基本思路
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农业体系从萌芽到形成的重要时期，我试图在过去工作基础上补充搜集先秦两汉农业考古资料，分析和解释这些材料，系统考察该时期农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乡村聚落和农民的生活。
对过去研究的认识也是本研究选题的重要依据。还需说明的是，单纯用考古材料来系统地反映先秦两汉时期的农业社会面貌肯定会有不少的缺环，但可以通过对文献记录的分析和合理的推测来弥补。文献中已有的当然可以参考，文献少记或未记的，考古可以代言。而考古没有的，就需要做具体的分析。我们常说，考古是一项说有容易说无难的工作，发现了自然是有，而没有发现就不敢绝对说无，或许是一时还没有发现罢了。以稻为例，一个遗址没有发现稻的种子，但土壤中可能会检测出栽培稻的植硅石。小地域内没有发现稻，放大到相邻地区也可能会有发现。一个地区商代西周时期有稻，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发现，而西汉遗址又有出土，那么没有特殊的原因就不能说这里春秋战国就不种稻。一个地区是否进行了考古发掘，一个遗址是否应用了浮选等精细的技术手段，都是影响考古发现的因素。但是，一个地区不具备稻生长的环境条件或经过多年的考古一直都没有发现稻，总不能说这里有稻；如果发现的很少也不能说这里种稻多。这个“无”虽然不能轻易地说，但多和少还是能明确反映的。通过不同地区发现机会的对比可以说明稻在一个时期的种植形势。推广到其他的作物，这样的对比也是可行的。从作物的群体或组合来看，常常共存的几种作物偶然没有其中的一两种出土，也可以根据它们常见的组合来补足，这都应是合理的推测。另外，农业生产是循环往复年复一年不断进行的，每一年似乎都在重复着前一年的故事，但如果放到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考察就能够看出其发展和变化，变化不仅表现在一种工具或作物的本身，更应在其种类、数量和组合或体系上。基于以上认识，从考古学角度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农业开展系统的研究是完全可行的，接着我便有了如下的基本思路：
第一，农业社会中，历史上也有“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民以及由他们所构成的农村社会，按照从生产到生活的顺序，尝试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农业考古的研究向着“透物见人，以物论史”的方向努力。这是本课题的大框架。
第二，按农业生产的环节对农具和农业遗迹进行分类和分析。农业生产从翻耕、整地、播种、耱平(或摩平)、中耕、灌溉、施肥、收获加工到储藏、消费各环节中都有不同的工具类型或器具，农具类型的完善反映了生产体系的完善和生产技术的发展，不同时期工具体系的变化可以反映传统农业一整套技术体系的形成过程。考察农具体系时，注意技术史与经济史的视角相结合，既看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金属工具，又不忽略农业生产中依然无法替代的木、石工具所发挥的作用。
第三，农具与农田的作亩形式密切相关。这方面可以开展先秦两汉农田形态和作亩形式的演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工具类型、生产方式、田间协作、环境条件等的考察。如犁具的发展不只反映在材质的变化上，从史前时期到汉代它一直是朝着既方便安装又利于翻土的方向发展着，这两个要求决定了犁具形制的变化，并应与农田的作亩形式相适应。
第四，不限于单个作物的分布与传播研究，从农作物的群体考察其时空分布与演变。对各地共存作物及各作物出土机会进行排列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不同作物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并找出各地作物构成或常见组合的演变和传播规律。相邻地区作物构成相同或相近的可以连成一个大的作物区，以见作物推广的形势。
第五，粮食脱粒以后，仓储是农业生产的终结，但却是农民生活的开始，与聚落生活密切相关。考古发现的仓形罐或罐类容器是仓储到饮食生活的连接物，如能把这类容器纳入视野，就可以把农业生产、聚落和农村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现充满生机的农业社会完整的图景，使历史时期的聚落考古研究落到实处。
以上只是初步的思路，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材料和个人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可能使结果打了不小的折扣，但我确是朝着这一既定方向努力了，尝试了。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一设想仍是我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