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上，依据一个时期起主要作用的生产工具和武器的质料的不同，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有人认为，在人类社会之初，最先发明的生产工具是木器，最具决定意义的生产工具是木棒与木矛，并非石器。在石器发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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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4页。
应该有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①。在石器时代，人们大量使用石器，以之为谋生的工具，延续生存，这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石器之外，骨、木、蚌器的作用也已得到学界的充分认识②。木器不易保存，目前极少见关于史前时期完整的木质农器具的报道，但人们仍然坚信，木质农具(哪怕是稍经加工的木棒)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年，浙江慈溪童家岙河姆渡文化遗址除骨、石器之外，还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木器，其中有桨形器、杵形器、锨形器，年代与河姆渡遗址第四期相当，距今4800～4400年③。锨形器呈宽大的舌形，中宽34厘米，刃部圆弧，两肩宽平，两肩之间有短柄，应是木锨或木锸类农具。骨质工具以锥、凿类小型工具为主，相对于石器，数量甚少，可以说在农业生产上的意义不大，而发现数量较多的由蚌壳改制的刀、镰、铚等农器也同骨质农具一样被遮掩在繁荣的石器文化之下，向来为人们所忽视，就不免令人遗憾。进入夏商周时期，蚌器不但没有被新式农具所代替，而且在各类农具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里不谈史前时期的石、骨、木农具，而首先从延续到青铜时代的蚌类农具说起，看看它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发挥的作用和发生的变化。
一 从甲骨文“农”字说起
农，繁体作農、辳。《说文•䢅部》：“耕也。”《公羊传•成公元年》“作丘甲”，何休《解诂》：“辟土殖谷曰农。”《汉书•食货志上》：“士农工商，四民有业。……辟土殖谷曰农。”典籍又指辟土殖谷之人，如，《尚书•盘庚上》“若农服田力穑”，《论语•子路》“吾不如老农”。“辟土殖谷”这一活动作用于一定的对象，自然就需要一定的工具。
甲骨文农字作 (《佚》④855)、 (《佚》943)等形，从艸(或从林或森)、从辰。杨树达说：“甲骨文农字从辰、从林，从林者，初民之世，森林遍布，营耕者于播种之先必斩伐其树木也。辰者，蜃也，《淮南》所谓‘摩蜃而耨也’。”⑤《淮南子•汜论训》：“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辰与蜃在古当系一字，蜃字从虫例当后起。”“余以为辰实古之耕器，其作贝壳形者，盖蜃器也……附以提手，字盖象形，其更加以手形若足形者，则示操作之意。”“辰本耕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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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凤阁、王成军：《木器先于石器说申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周昕：《石器时代的非石质农具》，《古今农业》2001年第3期。
③宁波市考古研究所、慈溪市博物馆：《浙江省慈溪市童家岙遗址2009年试掘报告》，《东南文化》2012年第3期。
④文内甲骨文字形及辞例所引书皆用简称，与后附文献对应。
⑤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1126～1127页；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三卷第840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農、辱、蓐、耨诸字均从辰。星之名辰者，盖星象于农事，大有攸关，古人多以耕器表彰之。”①《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民食果献蚌蛤。”远古时代，民以日常食余蚌蛤之壳制成农器，其数量也应是可观的。
前人对于农字字形的说解是清楚的，所从之帅或林指示农作之环境，代表作物当然也未尝不可。而辰为农器，是用蜃壳加工而成的农作工具，应即考古发现之蚌刀、蚌镰、蚌铚一类，常见背部有二孔，以绳索穿孔后系缚于拇指，用之捻掐禾穗，如后世所用之铁铚(又称掐刀、抓镰、爪镰)。甲骨文辰字之形作 ，《甲骨文字典》以为“正像缚蚌镰于指之形， 像蚌镰，本应为圆弧形，作方折形者乃刀笔契刻之故； 像以绳缚于指之形，故辰之本义为蚌镰，其得名乃由蜃，后世遂更因辰作蜃字。又古籍之大辰星(即天蝎座α星)与前后相邻二星所连成之弧线与农具辰之圆弧形刃部相似，故以辰名之”②。按，以辰为蜃、为蚌镰是对的，说字象“缚蚌镰于指之形”则是出于附会。甲骨文农字有从辰者，亦有从辰从又(手)者，作 (《前》4•10•3)，若说辰象“缚蚌镰于指之形”，那么农字再从手就完全是画蛇添足了。“辰”字确有似从手者作 (《甲》424)，但在“辰”的四五十种异体中只一见，当属省笔、变体或另有所指。至于说“大辰星与前后相邻二星所连成之弧线与农具辰之圆弧形刃部相似，故以辰名之”，如果只取与辰(蜃)的弧刃相似，更不应以缚于指上的辰(蚌镰)来名星辰之辰了。郭沫若既承认辰为耕具，但又以甲骨文“磬”字中有与辰形相似的三角符号，认为磬为石制，磬字正像以手持锤击石，“故知辰亦必为石器”，“辰既像石器之形，则当时耕具犹用石刀，殊可断论”③。然“辰”字既不像以绳缚手于蚌，其形中与三角相连之画则应为蜃本身所有之特征。甲骨文“辰”字异体颇多，除“农”字所从形，还有 (《甲》2274)、 (《佚》383背)、 (《乙》9078)、 (《佚》59)、 (《甲》2330)等四五十种形体，三角和变形三角符号开口处必拖带笔画，当是辰(蜃)不可分割的连体部分，似为蚌开口外露之肉。“辰”字形中之三角与“石”形之三角有异，并不是一回事。
辰为蛤蚌之蜃，还可从唇(唇)字中得到说明。唇，《说文•肉部》：“口需也，
从肉辰声。”辰亦兼义。《释名•释形体》：“唇，缘也，口之缘也。”又指圆形器之外圈，《考工记•陶人》：“陶人为颜，实三酬，厚半寸，唇寸。”蛤蚌上、下两片硬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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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04～205页。
②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590页。
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86页。
合，开合自如，有时蚌肉外吐，像人之唇舌。唇字从辰最初的意像得义，盖来自古人对自然界中蛤蚌的细致观察。
简单说来，辰即后来之蜃，由于其外壳坚硬，唇弧刃薄，持之方便并且得之较易，自史前时期人们就一直用它作收割或捻掐禾穗的镰刀，有的在背部磨一二穿孔便于系缚手指，有的将其刃口磨成锯齿状。这类蚌镰早在江西万年仙人洞1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就已有大量出土，可见传统悠久。辰与农业的密切关系已由农字字形中得见，无论是农字从帅或从林，都离不开辰，可以说无辰不成农。在蚌器广泛使用的上古农业社会中，人们看到辰(蜃)自然会想到农，辰器俨然成了农作的代名词，从而使蚌壳逐渐有了类似农业符号的意义。
以辰为星名，也完全是由于辰(蜃)与农业的密切关系。辰与农与星辰间的联系在史前时期文化中就已有充分的表现。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M45)人骨架左、右两侧发现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墓主北侧有蚌塑三角形图案，三角形东侧横置两根胫骨①。冯时分析认为，整个图案组合以及墓葬本身的形制表现的是天圆地方、二陆、北斗等天象，它“将中国二十八宿体系的滥觞期及古老的盖天说的产生年代大大地提前了。这有助于对中国天文学体系的客观认识”②。陆思贤结合M45之南的两组蚌塑考察分析，认为第一组(M45)为二分图，M45之南20米的第二组有蚌塑龙、虎、鹿、蜘蛛和一件石斧的图形，为冬至图，再南25米的第三组蚌塑人骑龙和蚌塑虎、飞禽、圆圈纹等图形，为夏至图。西水坡是一处远古时期的农业天文观测基地③。农业、天文、蚌壳发生了如此亲密的联系，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要用蚌壳来摆塑？蚌壳是农业的符号，农业活动离不开对天象(日月星辰)的观察，以蚌壳(辰)作为表现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天象观念的道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久之，又以辰为星之总名，谓星辰，日月星为三辰(而不是大辰星之专名)。看来用蚌壳来摆塑与天象有关的图案是上古之世人们的着意选择，而不是随意的或偶然的所为。从蚌器留在农字上的印记、农业与天文的关系、天文与蚌的关联，我们可以体会蚌壳在早期农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该是多么的重要！
在没有先进的计时手段的上古时代，要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和日常的生活，观天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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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②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在他所著的《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第四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诸遗迹的天文学研究”中有更详尽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③陆思贤：《濮阳西水坡出土仰韶文化的三组蚌图是四时天象图》，《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人的人格与神格》，《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
以确定季节和农时是多数人都具备的寻常技能。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对上古时代的人来说，天文现象一点都不陌生，它常在身边，就如同他们手中的蚌壳农具一样寻常。
农字以及与农相关的天象图案的表现，留下了上古时代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蚌器的痕迹，也可以说是无蚌不成农。下面我们再看几个从辰的农作字。
辱，《说文•辰部》：“耻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时，于封疆上戮之也。辰者，农之时也。故房星为辰，田候也。”许慎虽未达其本义，但仍以农事说解之。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字形中绝不见失时之义也……辱字从辰从寸，寸谓手。盖上古之世，尚无金铁，故手持摩锐之蜃以芸除秽草，所谓耨也。”
蓐，《说文•蓐部》：“陈草复生也，从帅辱声。”甲骨文蓐或从林，“像手持辰除草之形。辰为农具，即蚌镰。蓐为薅、农之初文。”①卜辞中用为地名或方国名，未见用其本义者。郭沫若说：“ 实农字，与蓐字形全同，蓐、农幽冬对转也。”②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按语：“蓐在卜辞与薅为字一。”③
薅，《说文•蓐部》：“薅，披田草也，从蓐好省声。”李孝定谓：“蓐、薅当本一字，蓐训陈草复生，薅训披田草，其义本相因，草复生故须披去之也。就字形言，小篆之别，在于有女无女，古文盖当有作 者，古文偏旁从人从女无别，人形偏旁又往往与手形脱离另置一侧，又往往省去人形而但存手形，于是有蓐、薅之别矣。辰为农器，手执农器而除草，薅之义也。”④
褥，《说文•木部》：“薅器也，从木辱声。鎒，或从金。”段注：“蓐部曰：‘薅，披去田草也。’耨者，所以披去之器也。”《国语•齐语》：“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即至，挟其枪刈桭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广韵•候韵》引《纂文》：“耨如铲，柄长三尺，刃广二寸，以刺地除草。”槈又作耨，《释名•释用器》：“耨，似锄，妪耨禾也。”《吕氏春秋•任地》：“其耨六寸，所以间禾也。”高诱注：“耨，所以芸苗也。”
以上字皆关乎农事，其义都是由所从之辰来表示的。凡从辰得义或得声之字，其义多与农事或天文现象相关，或由与农事、天文相关联的意义引申而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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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②郭沫若：《卜辞通纂别录之一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77页。
③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一卷第239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④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第一卷第237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二 考古发现的石、蚌、骨农具
由以上文字本身的考订，似乎反映商代的农事主要是用蚌类工具来完成的，而根据考古发现的农具类型，商代还较多地使用石或骨质农具，特别是石器。商代石器发现数量众多，如安阳殷墟第二至七次发掘出土石镰3640件，其中宫殿区一窖穴(E181)中出土444件①；小屯村北大连坑B14及其稍北的堆积中一次出土石镰上千件，有些有使用痕迹②。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殷墟甲骨文字形所揭示的是造字之初的真实情况，汉字发展至商代晚期的成系统、成篇章的甲骨文，其间经历了成百上千年，有的字形所描绘的事物甚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如(酉)代表的器形不见于商代，而颇类仰韶文化的尖底瓶③。农字的构形可能与商代早中期的实际更相契合。第二，石器的种类繁多，石斧、石锛、石凿等与农事关系都不密切，而蚌器类型主要是刀、镰、铚，都是农事活动的工具，带有很强的专用性，故“农”字构形以蚌不以石。考古发现的石、骨、蚌和铜质农具中，仍以石、蚌器为大宗。表1-1是商代遗址出土石、蚌、骨农具的情况，每一类农具中都有铲、镰和铚三种，以镰和铚为主④。表中涉及的是有石、蚌或骨质农具出土的遗址，以便于比较。数据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反映了多和少的总趋势。
表1-1中所列举的只是报告中数字和器类比较明确的遗址，有的报告对不同质料的工具未加分别，统而述之，本文未加收录，如1958～1961年殷墟发掘出土的工具除石斧17件，还有石、骨、蚌铲24件，石、蚌铚刀59件，石、蚌镰刀250件⑤。只有石斧数量是明确的。有的遗址出土蚌农具虽多，但报告只给出一个概数，如1957年河北邯郸龟台西周遗址“出土生产工具中最具特色的是数十件蚌镰”⑥，这就不好做统计使用。无论是石器还是骨、蚌器，工具类型都较单一，主要为小型的铲、镰和铚，镰、铚都用于收割，可归为一类。蚌器虽比石器总量要少，但仍然十分可观。铜质农具开始使用，但数量极为有限，尚不至影响到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问题，更未形成替代旧式农具的趋势。石器、骨器等没有出现新的形式，石、蚌、骨器之间的对比也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因此，以石器、蚌器为主(其中石器尤为重要)进行农业生产，是整个商代社会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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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石璋如：《第七次殷墟发掘：E区工作报告》，《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②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总结》，《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③王晖：《从甲骨文金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看汉字起源时代》，《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④根据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之考古学再观察》附表整理，《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32页。
⑥北京大学、河北省文化局邯郸考古发掘队：《1957年邯郸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10期。
西周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在商代遗址中，很少有蚌器数量超过石器的例子，而在西周遗址中，如长安张家坡和磁县下潘汪，蚌器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石器。蚌器总量大于石器的情况也可能是由于所统计的遗址数量少造成的。按常理推测，西周铜农具会比商代多见，而四个遗址皆无铜农器出土，这种情况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得出西周没有青铜农具的结论，同样也不能据此认为蚌器是最主要的农具，但它揭示了西周时期青铜农具仍然少见和蚌器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基本事实。
表1-1 商、西周时期石、蚌、骨质农具比较
时代 地点 石器 蚌器 骨器 铜器 出处
商代
郑州南关外 28 22 2 《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柘城孟庄 36 16 2 《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辉县琉璃阁 18 1 《辉县发掘报告》
郑州二里冈 122 31 16 《郑州二里冈》
黄陂盘龙城 9 《文物》1976年第1期
磁县下七垣 179 50 22 《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藁城台西村 445 77 40 2 《藁城台商代遗址》
安阳高楼庄 7 19 《考古》1963年第4期
安阳大司空 5 2 铲1 《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
殷墟西区 5 《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罗山天湖 2 铲1，锸1 《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孟县洞溪 42 16 《考古》1961年第1期
小计 898 234 84 5
西周 长安张家坡 93 173 82 《沣西发掘报告》
长安客省庄 69 21 61 《沣西发掘报告》
扶风云塘 18 8 7 《文物》1980年第4期
磁县下潘汪 44 117 4 《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小计 224 319 154
认识到石、蚌、骨器的大量存在并不是要否定商周农业的发展，事实上，商周时期的农耕技术如垄作、施肥、灌溉等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 关于商周青铜农具的讨论
商周是我国的青铜时代，特别是西周属青铜时代的繁荣期，但考古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铜农具却十分少见。商周时期青铜冶铸技术通过礼乐器和兵器与国家政治发生密切的关联，而与生产类的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似乎关系不大。但这不影响我们对青铜时代的认定，因为商周时期的兵器和包括手工工具在内的部分生产工具还是以青铜为主的，考古学对考古时代划分的依据是所有生产工具和兵器的主要质料。这里只讨论与商周时期铜农具相关的问题。
(一)铜农具概念的一点说明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农具的概念。中国古代常见的农具有䦆、铲、锸、耒、耜、犁、锄、镰、铚等等，有时同一种工具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情境又有不同的名称，如商周称铲为镈，耒和耜都是锸类工具，而唐代陆龟蒙《耒耜经》中的耒耜说的是犁。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不同质料的农具有䦆、铲(镈)、锸、犁、镰、铚。有人认为，商周农具中有些被称为䦆的其实应为斧，虽说斧也可用于农作之中，但充其量是农具的一种辅助工具①。斧是用纵向刃砍劈的工具，而䦆是用横向刃刨挖的农具，二者在使用方法和用途上有很大不同，这主要取决装柄的方式。先秦至汉代的一些套刃工具在没有发现木柄和完整器的情况下的确很难推测其装柄和使用的方法，也就难以判定其主要用途、使用方法和名称。但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长条形、一端有刃另一端带长方墨的工具明确为䦆，可称为直銎䦆，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郑州南关外商代青铜䦆②，长度大都超过15厘米，通过长方銎间接装横向长柄使用。青铜䦆在商代已经出现了，这是不容混淆的。
又有学者认为，目前所见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中，犁、镰等可以看作是专门的农具，但为数较多的䦆、铲、锸等基本上是土作工具。这些土作工具用于农业耕作自然是农具，但它们更常用于筑城、建房、挖掘窖穴和墓坑等土建作业，因此不宜把它们一概视为农具③。我以为不应做这样的划分。在古代，单一用途的工具是很少的，而䦆、铲、锸等这些工具用于农业生产是普遍的、常态的，它们是一年之中农时必备、平常也用的工具，因为农耕年复一年没有完成和终结之时。虽然䦆、铲也用于土作工程，但并不是长期的，而是不定期的和阶段性的。另外，商周乃至整个古代社会除少数专业的技术人员，并没有一个专门从事土作的劳动阶层，房室、窖穴和墓坑等的修建都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完成的，大型的工程如城池自然要靠征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者服徭役来完成。战国时期，《孟子》等提出“使民以时”，所说的“民”都是农业劳动者。他们用䦆、铲、锸农作，又带上它们进行土作，或者说有些人用其农耕，另有些人正用它们施工，这都是极正常的事，终究它们都是在农田中使用和从农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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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西省：《试论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生产工具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92年第1期。
②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
③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走”出去的，我们可以说用农具来挖坑，而不好说是用挖坑的工具来种田。
(二)青铜农具的发现及其意义
小型的青铜农具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见使用，主要发现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遗址。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铜䦆1件①，1976年甘肃临夏魏家台子出土铜铚1件②，甘肃省博物馆还展出1件出土于广河齐家文化遗址的铜镰。这些发现虽然数量很少，但足以成为夏商周时期青铜农具的先声。已进入夏代纪年的二里头文化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农具，目前所知，除二里头遗址出土1件外③，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还出土了镰1件、锄1件、䦆5件④。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含传世品)，以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⑤统计为基础，补充其未收录的材料，结果如下表(表1-2)：
表1-2 考古发现的商周青铜农具
耒 耜 镰 铚 铲 锄 鎒 䦆 锸 犁
商代 1 21 61 1 44 16 150 3 2
西周 5 28 9 1 90 49 295
东周 24 28 137 16 321 414 53 413 14 4
表中补入的材料有：1979年河南罗山天湖商代晚期墓出土“凹”字形锸(M27：14)和长方銎窄身铲(M9：4)各1件⑥；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大墓出土铜锸、犁各2件，䦆、耒、耜、铚各1件，铲12件，镰5件⑦。
商代、西周青铜农具的数量虽然与考古出土的同时期的石、蚌类农具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从商代到西周再到东周，青铜农具数量不断增长的趋势却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把春秋和战国青铜农具的发现情况分开来看，这个增长的趋势应该在战国中期以前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是铁农具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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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②田毓璋：《甘肃临夏发现齐家文化骨柄铜刃刀》，《文物》1983年第1期。器为铜刃镶嵌在弧形动物肋骨一侧所开的槽中，明显为铚。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原报告称铜锛。
④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42页；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⑤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⑥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⑦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5～123页。
从铜农具类型上看，䦆占绝对优势，而镰、铚、铲等小型农具在商代、西周时期的总量并不大，到东周数量大增，这可能是由于商代、西周时期石、蚌质的镰、铚还大量使用，东周时期金属的利刃器开始代替石、蚌质的镰和链的缘故。
商周有青铜农具存在和使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关于商周时期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问题，学术界展开过长期的激烈讨论。早在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中即说：“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耕具，偶尔有所谓青铜犁錧的发现，有的是出于误会，有的则顶多只能是仪仗品而已。”①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绪论”中说：“当时的农业工具还未普遍地使用青铜铸造，因为当时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奴隶们本身没有从事生产的兴趣，他们常常破坏劳动工具，因此奴隶主不肯给他们较贵重的农具来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同时青铜的农具虽然比石制的较为经久和锐利，但补充起来比石头困难得多，作为青铜合金的铜和锡原料是比较稀少的，铸造也比较困难。至于合用的石头到处皆是，制造石头农具也还方便。”②于省吾也说：“因为自由农固无力制作青铜农具，从事耕作的奴隶亦自不允许用贵重的农具。”针对1953年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一件青铜铲，他说：“即使是农具，即使再多发现几把，也影响不着商代曾经普遍使用着蚌制的和石制农具这一事实。”③1960年唐兰发文认为，商周青铜农具曾大量使用，但已被回收再熔铸④。
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青铜农具极少发现，人们多对商周使用青铜农具持怀疑态度，并试图对商周很少用铜农具的原因做出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则集中在商周是否大量使用铜农具的问题上。1977年，安徽贵池县徽家冲东周窖藏中发现青铜农具鎒、蚌镰等多件，另有兵器和生活用具。窖藏品多已残毁并与铜坯共出。李学勤认为，窖藏中的铜农具是作为废铜等待回炉而储存的，农具不堪再用即予回炉，加之上古不以农具随葬，正可以解释过去考古发掘中很少发现青铜农具的原因⑤。关于东周窖藏情况的推论，极易造成商周青铜农具曾普遍存在的模糊认识。徐学书等也用“废旧青铜器回熔改铸新器”来解释商周遗址青铜农具罕见的现象⑥。其实，在铁器广泛使用的汉代，同样存在旧铁回炉的问题。汉代大部分时间实行盐铁官营，在主要产铁地区设铁官，而在不产铁的县设小铁官。小铁官无铁可炼，一般由县令、长兼任，其职责是管理旧铁回收和再铸新器。可以说汉代的盐铁官营真正做到了无孔不入。在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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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2页。
②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绪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③于省吾：《驳唐兰先生“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
④唐兰：《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2期，1960年。
⑤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⑥徐学书：《商周青铜农具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严格管理的旧铁回收再铸政策下，仍然给我们现在的考古工作留下了众多包括铁农具在内的铁器，那么青铜时代的回炉再铸又为什么会让我们“很少发现青铜农具”呢？这很难说得过去。使用得多才会有较多的遗存和留给后世较多的发现机会，道理是浅显的，除了20世纪50年代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遗址发现过䦆范①，迄今很少有关于商周农具铸范的报道，也可辅助说明这一道理。有人认为，在商周是否使用青铜农具的讨论中，“双方学者所依据的考古发掘的所谓‘青铜农具’，绝大多数不是农业工具，而是奴隶主阶级生前带在身边的手工工具、侍弄花草的小型器具以及削制钻刻的文具。有一部分则是奴隶主阶级‘藉田’、‘开镰收获’等带有礼仪性质的‘农业礼器’。大批奴隶在田间劳动的农具依然是木、石、骨、蚌制作的‘耒耜’、镰刀等”②。
白云翔对商周时期的青铜农具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认为，“在殷代和西周，确实存在青铜农具，但绝没有大量或普遍使用，更没有取代各种非金属农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③。陈振中考证文献中上古的“钱”即铲，并由商周青铜铲的考古发现说明它们“在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铜锯和铜铲的数量对比推理出“殷代和西周王朝统治中心区大量使用青铜铲”④，白云翔发表《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之考古学再观察》予以反驳⑤。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大墓出土青铜工具䦆、锸、犁、铲、耒、耜、镰、铚以及斧、斨、锛、凿、刀、锥、砧等123件，其中农具就有25件⑥，燃起了人们对于商周青铜农具的热情。但这样的发现并不普遍，对于商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
白云翔在《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一文提出了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发展和演进的三个阶段，即“商代以前的非金属农具阶段；商代西周以各种非金属农具为主、非金属农具和金属农具并用的阶段；春秋时期非金属农具、青铜农具和铁农具并用的阶段”，指出“即使到了春秋时期，青铜农具也并未能取代各种非金属农具，只是随着铁农具的产生，才开始了各种非金属农具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⑦春秋时期的青铜农具较商代、西周时稍有增多，如成批出土的有：河南淅川二号楚墓出土䦆、锛、镰等26件⑧；湖北襄阳山湾四座楚墓出土斧、锛、镰、削、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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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②欧谭生：《河南信阳地区农业考古启示录》，《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③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④陈振中：《青铜农具钱》，《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⑤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再观察》，《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⑥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5～123页。
⑦白云翔：《我国青铜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⑧河南省丹江库文物发掘队：《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文物》1980年第10期。
等10件①；1984年安徽涡阳出土一陶罐青铜器，内有生产工具93件，其中农具81件，有镰55件，铚1件，锸17件，䦆8件，其他为兵器剑、矛、镞及手工业工具斧、锛、钻头、削等②。但是，铜农具增长的趋势到春秋中期就逐渐被铁器发展的形势掩盖了。
青铜时代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铜农具的量是很难把握的，但可以把它们所发挥的作用进行适当的界定。我认为商周“以各种非金属农具为主、非金属农具和金属农具并用”的说法虽然不错，但仍给人以夸大青铜农具地位和作用的印象。通过石、蚌农具和青铜农具的对比，就可以发现青铜农具在商周绝对不占优势，这还没有把不易被考古发现的大量的木质农具考虑在内。因此，所谓的青铜农具与非金属农具的“并用”也只能是少量使用，而不能理解为对等的或等量的使用，商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并未因青铜农具的使用引起大的变化。尽管如此，青铜农具的意义仍需特别指出。
我以为，商周青铜农具的重要意义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技术方面。青铜农具最初仿形于石、骨农具，如石、骨铲有与铜铲形似者。江苏溧阳博物馆展出的一件马家浜文化的石铲，后端带一截面呈圆形的实心短柄，极似后来铜铲的长鉴。张朝智发现江西新干商代晚期大墓的铜耒(图1-1，2)与河姆渡遗址的骨耜(耒)(图1-1，1)形状十分相似，推测与河姆渡文化同处于长江中下游的吴城文化也应有骨耜类农具③。新干的铜耒有椭圆形銎，形制与骨耒基本相同，实际上只是将骨耒上端由扁平实心改为椭圆釜。这一点小小的改造在石、骨器上是绝难办到的。石、骨农具在使用中有诸多不便，除了刃厚不利和不耐久等缺点，最大的不便在于装柄困难。新石器时代的石、骨器大都采用绑缚的办法装柄，如河姆渡的骨耜。石犁则可能用木钉钉在木板(犁底)上。这样的安装费时费力，使用中还极易松动、滑脱，要经常停下来绑缚、调整、加固，更不方便用力。而用青铜铸造农具就可以铸出纳柄的釜，有了纳柄的盎，安装方便快捷，柄与器身的结合牢固耐久，方便用力，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铜农具的出现带来了农具装柄(安装)方式上的重大变革，这正是商周铜农具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虽然这个技术上的革新由于铜农具的使用有限还没有产生较大的经济意义，但给以后的金属农具的发展开拓了天地，指明了方向。
在商周铜农具中，䦆、铲、耒(耜)、犁、锸都是有銎的。䦆、铲、耒(耜)是竖銎，铲、耒(耜)装直柄使用，䦆需要先在釜内装木板，再通过榫卯连接横柄。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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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②杨玉彬、刘海超：《安徽涡阳县出土的东周青铜器》，《考古》2006年第9期。
③张朝智：《试探新干青铜农具内涵及有无在吴城大量使用问题》，《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为“凹”字形，内有凹槽，将木叶从三面包住，再连接竖向长柄。犁可以直接套装在木犁底上。铚在使用时以绳缚于手指以割取禾穗，沿用至今，民间又称爪镰，是无需装柄的农具。商代、西周时期的铜镰还未发现有带銎的，目前发现的几例早期有銎铜镰都是春秋时期的，如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的带銎铜镰(图1-2)①。方便装柄的有銎铜镰出现得相对迟缓，铸造困难是原因之一。另外，扁平、体小的铜镰装柄本来就较方便，劈开木柄的一端夹住铜镰后部，然后沿上下将柄绑紧，即可牢固地将镰与柄结合在一起，而且收割也比掘土省力，镰头不易松动。有的铜镰后端接柄部位带穿孔，也是方便绑缚后穿钉加固。这些都是铜镰的加銎不如其他铜农具那样迫切的原因。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商周时期的铜犁。在商周铜农具中，铜犁发现得最少。目前所见的商代铜犁只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晚期墓出土的两件。两件犁皆呈等腰三角形，“两侧薄刃微带弧度，正面中部拱起，背面平齐，形成截面为钝角等腰三角形的銎部。犁的两面均以三角形为框，内饰状若简体式兽面的云雷纹和目纹，正面阳文，背面阴文，线条较粗疏”。一件(XDM：342)长10.7、肩宽13.7、銎高1.9厘米(图1-3，1)。另一件(XDM：343)长9.7、肩宽12.7、銎高1.6厘米，銎部正中有一穿孔(图1-3，2)②。铜犁体小而轻薄，不像是实用的犁。由于犁面饰有商代青铜器常见的云雷纹，中部三角形内布置兽面纹，有人认为是属于祭祀礼仪上用的东西③，这与郭沫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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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
②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15～118页。
③(日)渡部武撰，张力军、王琳译：《中国传统犁及其技术传播》，《古今农业》2010年第3期。
于商周青铜犁、馆为“仪仗品”的说法相一致。以仪式用具解释新干商墓铜犁的非实用性是目前学界的主流。我看过铜犁的展览后，马上也对其非实用的说法表示认同。新干大墓的墓主属“赣江流域扬越民族奴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或其家属”，铜犁和其共出的其他铜农具有可能是这座大墓主人生前举行类似“藉田”的仪式时使用的道具。藉田做做样子，精致、庄重、美观是第一位的，也就不太讲究是否实用的问题了；而且藉田的仪式也可能是选择在经过人力初步整治过的松软的田地上进行的。新干铜犁的仪仗用途和性质还可以再讨论，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以其为仪仗用具的意义(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更有其作为青铜农具的制作技术上的意义。
新干铜犁的三角形制取形于石犁，云雷纹、兽面纹取形于早期石犁或青铜礼器的图案纹饰，但它的三角形墨是没有样本参考的，这是在铜犁上的发明创造！在商周青铜农具中，铜犁发挥的实际生产上的作用可以说微不足道，但是带銎铜犁的发明，预示着犁具发展史上一场革命的到来。有了銎，就可以方便地将犁安装到木质犁底上，在犁地过程中，铜犁与犁底的结合会越来越紧，铜犁用坏后也方便更换。由于有了铜犁上的发明创造，经过春秋战国至西汉，金属犁逐渐增大了翻土的功能，并最终在西汉时期出现了全铁犁铧和犁镜，完成了配套齐全的犁具技术的革新。
带銎铜农具是商代的一大发明，青铜农具虽然没有引起经济领域的重大变化，但为春秋战国金属农具的推广和农业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技术引导，因此商周青铜农具在技术变革上的意义远远大于经济发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