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进入我国历史上的铁器时代，石、骨、蚌等农具逐渐退出生产领域，但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却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这一变化经历了自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的漫长过程。战国秦汉时期，铁农具逐渐推广和普及，出现了铁犁、铁锄、铁耧铧等新型的农具。铁农具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伴随着农耕技术和农耕方式的变革，使该时期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大的提升，带来了农业发展的新气象。在上一节中，我已按农业生产的环节对商周农具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和叙述。依据农具在各生产环节上的作用进行的分类，反映了它们各自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生产环节的完善与农具类型的齐备密切相关，因此农具的分类也揭示出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情况。战国到两汉时期农业生产的过程不断完善，对应的农具体系也更加完备、有效。新的农具类型和经过改进的传统农具在各生产环节上都发挥作用，开创了传统农业社会初期的新局面。
一 铁农具的普及和利用
我国铁器开始出现的时期远在商代以前，但是铁农具真正并且明显地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却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先秦两汉时期，手工业生产门类逐渐齐全，影响较大的就有冶铁、炼铜、纺织和漆器制造等，汉代冶铁、制盐、铸钱成为三大官府手工业。这些手工业的产品都是当时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常用品，特别是铁器。铁制的生产工具对农业生产的开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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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一)铁器制造和使用的早期阶段
我国新疆地区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已进入早期铁器时代①。2001年，新疆伊犁地区尼勒克穷科克水电站工地发掘墓葬55座，绝大多数出土铁器，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世纪②。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发现7件铁器，有刀、剑、戒指各1件及碎块4件，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左右③。西亚各地发现的铁器早到公元前30世纪中叶，公元前12世纪前后地中海地区已经普遍使用铁器。为此，有学者认为冶铁和铁器是由西向东传播的④。2009年，甘肃临潭县磨沟寺洼文化墓地M444出土铁条1件，M633出土铁锈块1件。根据C测年数据，两墓的年代为公元前14世纪，M633处于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的过渡时期，时代稍早于M444⑤。这似乎也与西来说相吻合。我们不参与铁器起源问题的讨论，只想在此说明从早期铁器到铁农具使用的过程。
中原地区用铁是从商代开始的，使用的是一种自然铁——陨铁。陨铁经过锻打后施于铜兵器的刃部，以增强兵器的强度。20世纪30年代，河南浚县辛村发现商末周初的铁刃铜钺、铁援铜戈各1件，使用的是陨铁⑥。20世纪70年代，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墓葬出土铁刃铜钺1件，铁刃是陨铁热锻后嵌到钺体上的⑦。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出土形制相同而略小的铁刃铜钺，刃部亦为陨铁加工而成③。这些都是局部使用自然铁的兵器。
西周晚期已出现初期的炼铁术——用低温(1000℃)固体还原的块炼法，生产出具有较强延展性但结构疏松、含杂质较多的低级形态的块炼铁，又称海绵铁。炼出的铁沉在炉底不能保持液态流出炉外，只能等冷却后从炉中将铁块取出，出铁少而慢。1990～1991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两座西周晚期大墓中出土了铁器和铜铁复合制品共6件，其中3件使用陨铁，镶玉铜柄铁剑、铁援戈和铜酸铁叶矛等3件兵器的用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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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戈：《新疆察吾乎沟口文化略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②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2年第3、4期(合刊)。
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新疆大学历史系文博干部专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学报》1989年第3期。
④刘学堂：《中国冶铁术的起源》，《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2日第7版。
⑤陈建立、毛瑞林、王辉、陈洪海、谢焱、钱耀鹏：《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文物》2012年第8期。
⑥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⑦叶史：《藁城商代铁刃铜钺及其意义》，《文物》1976年第11期。
⑧张先得：《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鉴定》，《文物》1990年第7期。
分为块炼铁或块炼渗碳钢制成①。渗碳成钢是在块炼法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早期的简便成钢技术，用木炭加热块炼铁并反复锻打，碳不断渗入铁件从而使其硬度增大成钢。这项技术伴随着块炼法一直使用到汉代②，现在仍在采用的熟铁渗碳炼制钢的方法，其原理同古法渗碳成钢是一样的。
春秋时期仍以块炼法为主，但至迟在春秋中期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出现了生铁制品。生铁是在较高温度(1146℃)条件下熔化铁矿石，在液态状态下用木炭还原法取得的，故生铁冶炼术又被称为高温液态还原法或熔炼法，炼出的生铁含碳量高，质地坚硬，性脆。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出土春秋早期偏晚和中期偏晚的生铁残片各1件③。1964年江苏六合程桥出土春秋晚期的生铁丸1件④。1976年长沙春秋晚期墓出土了一把钢剑⑤。20世纪七八十年代清理的陕西凤翔南郊春秋晚期秦公一号大墓，虽经汉、唐、宋各代247次盗掘，仍出土了各类文物3500余件，其中有20多件铁铲、铁锸等⑥。湖南长沙杨家山M65(《长沙楚墓》M26)出土的生铁鼎和窑岭M15(《长沙楚墓》M102)出土的生铁鼎年代为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⑦。春秋时期铁器的出土数量增多，见于报道的有80余件，出土于山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区⑧。
生铁可用来直接铸造器件，提高了生产效率，所以熔炼法是一种先进的冶炼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生铁冶炼技术的国家。但生铁韧性较差，性脆易折，适应面窄。大约在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出现了热处理技术(又叫铸铁柔化处理或退火脱碳工艺)，将生铁铸件加热并持续保温，进行长时间高温退火处理，改变铸铁的内部结构，从而改善铸铁的性能，获得具有一定韧性和硬度的可锻铸铁，可以广泛用于生产工具的制作材料。现在所知最早的退火脱碳标本是1976年河南新郑唐户村南岗M7出土的残板状铁器，时代为春秋晚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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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6、530页，第559页附录三。
②河北满城汉墓仍有块炼渗碳钢铸件。见《满城汉墓发掘报告》附清华大学铸工教研组室所做的《满城汉墓部分铁器的金相学考察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88～389页。
③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1980～1989)》，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9、1180页。
④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
⑤长沙铁路东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⑥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⑦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铜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⑧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7页。新疆地区出土的早期铁器也有一定数量，但由于它们的具体年代及来源尚无法确定，未在统计之内。
⑨柯俊、吴坤仪、韩汝玢、苗长兴：《河南古代一批铁器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战国以前，我国用铁的历史已从经历陨铁、块炼铁走向生铁，它代表了我国早期冶铁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而块炼铁渗碳成钢和铸铁柔化处理(退火脱碳)分别是以块炼铁和生铁为基础发明的两项重要工艺，生铁冶炼则是冶铁技术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春秋中期以前的铁器数量少，且多局部施于兵器和其他小型器，春秋中期铁器开始增多，从春秋晚期开始，铁开始用于农具的铸造。而春秋中期也正是铜农具开始走向消退的时期。
(二)铁器的推广和普及阶段
战国时期，块炼法继续使用，生铁冶炼技术得到推广并有了进一步提高，而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块炼铁渗碳成钢和铸铁柔化处理(退火脱碳)工艺的广泛应用。铸铁柔化成可锻铸铁或展性铸铁，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较强的韧性，既耐磨又抗冲击，可广泛应用到包括农具在内的各类工具的铸造。如，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锛和铁铲是公认的经柔化处理的展性铸铁标本，其中铁锛是白心可锻铸铁初级阶段的产品，铁铲也具有黑心可锻铸铁组织①。战国中期以后，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渐趋成熟，发现的实例增多，如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铁锸②，湖北大冶铜绿山出土的六角铁锄③，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铁斧④，河北易县燕下都M44出土的铁䦆、六角铁锄和铁鳟⑤，石家庄市庄村遗址出土的空首斧和西安半坡出土的铁凿⑥等等，不但发现量多，分布地区也较广。
铁器铸造中除使用陶范、石范外，还使用金属范。金属(铁)范可反复使用，不但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而且保证了铸件规格的整齐划一，便于计量、安装或更换。河北兴隆寿王坟发现铁范42副计87件，包括锄、镰、䦆、斧、凿等农具、手工工具范和车马器范，重达95公斤。有内范、外范之分，有单合范，也有双合范，一范可铸两件铁器(图1-6)⑦。战国时期已有烘范窑，铸造前先烘范，铁液浇入范腔中流动性增强，可减少成品中的气泡和砂眼，保证了铸件的质量。根据对出土铁器的鉴定，当时在兵器铸造中已开始使用淬火工艺，如燕下都M44出土的2把剑和1把戟，都经淬火处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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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②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305页；华觉明、杨根、刘恩珠：《战国西汉铁器的金相学考察初步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③冶军：《铜绿山古矿井遗址出土铁制及铜制工具的初步鉴定》，《文物》1975年第2期。
④何堂坤：《包山楚墓金属器初步考察》，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⑤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⑥华觉明、杨根、刘恩珠：《战国西汉铁器的金相学考察初步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⑦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1956年第1期。
⑧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易县燕下都44号墓葬铁器金相考察初步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从战国中期开始，铁制生产工具在当时的七国之域被广泛而大量地发现，遍及今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广东、广西、天津等省市自治区。迄今发现的先秦铁器上千件，绝大部分是战国中后期的，而铁农具又在其中占很大比重。所以，从铁器在生产中的数量来讲，真正的铁器时代应该是从战国中期开始的。
《国语•齐语》记：管仲相齐时，曾提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劚，试诸壤土”。《管子•海王》：“今铁官之数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铋。若其事立。”《国语》借管仲之口叙事，说的是战国时期的事，《管子》也成书于战国，其时铁农具为农家所必备。《孟子•滕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直接以“铁”指代农器，说明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已是较为常见的工具类型，就像用瓦锅炊饭一样普通。战国铁农具已广泛用于农耕并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
汉代冶铁业进一步发展，成为农业和一般手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指标。汉武帝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盐铁官营，在重要产铁地置铁官进行管理，当时设铁官的有四十郡共四十九处，每个铁官下都有冶铸工场若干，按顺序编号，它们遍布今陕西、甘肃、四川、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南、辽宁各地。两汉时期大部分时间实行盐铁官营，并在不产铁的地区普遍设小铁官。小铁官由地方县令、长兼领，主废铁回收和铸造。掌控了冶铁业也就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我们从铁官的分布情况可知当时冶铁业的普遍和发达，也可见冶铁业的重要和国家的重视。各地区冶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山东地区有铁官12个，占全国1/4。河南地区冶铁作坊最为集中，经考古调查、发掘的有38处，占到已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的半数以上。而据《史记•南越列传》记：汉初“禁南越关市铁器”，看来南越不能自已铸铁为器，所需铁器主要依赖和北方地区的交易。
东汉冶铁业仍然是官府专营为主。《后汉书》虽没有记载当时国营铁场和铁官的设置情况，但《百官志》说“出铁多者置铁官，主鼓铸”。东汉王朝建立后，必然接收和继承了西汉时期的冶铁工场和矿井。经考古发掘、勘察的西汉时期的冶铁作坊多延续到东汉及以后。
根据已发表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后共发现汉代冶铁工场遗址近60处①。有的工场是在战国时期工场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河南登封阳城冶铁工场和临淄故城的几处汉代冶铁遗址(合计40多万平方米)。大部分工场创建于西汉，沿用到东汉甚至更晚，少数始于东汉，有的已经发掘，规模都在1万平方米以上。具有代表性的有河南巩县(今巩义市)铁生沟、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温县招贤村、鲁山南关望城、泌阳下河湾和湖南桑植朱家台等，其中下河湾冶铁遗址是我国目前所见最大的，面积超过23万平方米，从战国中晚期开始生产②。
铁生沟是西汉中期到新莽时期河南郡铁官所属的第三号铁工场，遗址面积2.16万平方米，出土“河三”铭文的铁铧、铁铲、铁锸的铁范芯和大量泥范残块，发现叠铸范残块、叠铸范底版、叠铸直浇口铁等和炼炉、熔炉、锻炉、退火脱碳炉、炒钢炉、洪范窑、鼓风管等多种铸铁遗迹和遗物，完整地再现了汉代从开矿、冶铁到铸造成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③，结合其他同类遗址的发现，我们从中可以了解汉代在冶铁铸造方面的技术成就。
汉代铸铁柔化技术广泛用于农具的加工，并在渗碳成钢基础上发展出炒拌制钢，通过控制炉温和氧化时间，炼出低碳熟铁和中、高碳钢。炒钢是铸铁退火脱碳成钢的进一步发展。脱碳(柔化)处理后，得到的铸件表层具有钢的属性，内部仍为生铁，是不彻底的脱碳，而炒钢已脱离了铸铁热处理的范围，成为生铁制钢的一项新技术。
不仅是铸造和加工技术上有了明显的进步，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也大为提高。叠铸可能始于战国，但现在有关叠铸的实物还没有早于西汉时期的。叠铸是对小型器件进行批量生产的简便铸法，代表了汉代铸造技术的最高水平。由于汉代钱币的大量生产，推动叠铸技术日渐成熟并得到普遍的应用。其工艺过程是，以金属模盒翻制泥质子范，每片子范中间留有孔眼，将子范一层层叠合成套，中间孔眼形成总浇道，自上而下浇铸，一次即可得到多件器物。由于多层子范叠合成总体较大的叠铸范，所以在浇铸前往往要将范入窑烘烤，趁热取出浇铸，以保证铸器的质量。这种铸造方法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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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88～397页。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泌阳县下河湾冶铁遗址调查报告》，《华夏考古》2009年第4期。
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5～26页。
率高，又节省造型材料和金属液，非常适合于小型铸件的批量生产，车马器、带扣、钱币等铜器的铸造使用尤多。1990～1996年，在汉长安城西市冶铸遗址出土大量叠铸陶范，可铸器类有圆形轴套、六角承、马衔、带扣、车喜、器托和其他构件等。如90CHH2：2为带扣范，现存范片14层，一次可得铸件70枚①。1974年，河南省博物馆在河南温县招贤村汉河内郡温县故城外发现东汉时期的冶炼工场遗址，其中有烘范窑1座，窑室内保存500多套已烘好待用的叠铸范，根据范腔形状判断，待叠铸的器物种类有车马器、带扣、权等16类36种器形，都属小型器件②。目前虽然不见农具的叠范，但可以推测，在叠铸技术成熟且推广应用的时期，农业生产中的小型工具如镰、铚等的铸造中也会有所使用。
效率的提高还体现在对铸件的再处理工艺中。根据铁生沟退火脱碳炉残存炉壁等推算，其炉容约1立方米，如以铁铲为例，每炉脱碳3天，一次可对2000件左右的铁铲进行柔化处理③。
汉代冶铁遗址普遍出土犁、铲、䦆、锸、镰等铁农具或其铸范，生产铁农具是政府主导下的冶铁工场的主要任务。汉代铁农具，零星的发现遍布全国各地，简举数量较多的发现如下：1957年辽宁抚顺莲花堡遗址出土西汉初期铁䦆60余件，其中完整和较完整的26件，锄2件，镰2件和掐刀(铚)2件④；1958年河南临汝夏店西汉冶铁遗址发现保存基本完整的大小铁䦆300余件⑤；1958～1959年河南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出土铁䦆、锸、锄、铲等农具75件⑥；1975年西安西郊一铁农具窖藏中发现大小铁铧、犁镜等农具85件⑦；1991年陕西咸阳张家湾阳陵从葬坑发现铁锸88件⑧；1980年福建崇安汉城发现铁锸25件⑨；2007年荆州谢家桥西汉墓出土铁锸20件，出土时捆扎在一起⑩。像这样集中的发现是汉代以前遗址所没有的。
冶铁技术的进步和冶铸效率的提高，适应了铁农具普及和推广的形势，保证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汉书•食货志下》：“铁，田农之本。”桓宽《盐铁论•水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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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振东、李毓芳：《1996年汉长安城冶铸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第7期。
②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冶金史》编写组：《汉代叠铸：温县烘范窑的发掘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4页。
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3～464页。
④王增新：《辽宁抚顺市莲花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
⑤倪自励：《河南临汝夏店发现汉代炼铁遗址一处》，《文物》1960年第1期。
⑥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巩县铁生沟》，文物出版社，1962年，第30～33页。
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建国以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
⑨杨琮：《福建崇安城村汉代城址出土的铁农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⑩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铁器，民之大用也。”《农耕篇》：“铁器者，农夫之生死也。”都把铁农具看作农业生产的决定因素。
二 以铁农具为主的农具类型
农具的分类是依据生产的环节进行的，分类反映了农具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反映了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我们在上一节将商周农具按照“农田整治和种植”“田间管理”“收获”“加工”四个环节进行叙述，这样的分类对后世也大体适用。按照功能或在生产各环节中发挥的作用分类，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情况，但对于一个农业生产过程比较完善的时代，其大类上应是基本一致的。由于生产工具的演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在一些具体环节中的细节方面会有所变化，有时也会多出一些工具类型，如汉代的专用播种农具——耧车是战国时期所没有的，按农具所分的生产环节中自然也随之多出了相应的“播种”环节。将农具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和按生产环节划分农具的方法，能够反映一个时期农具的系统性和耕作技术、方式上的进步性，也能够反映出不同农具类型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和发展中的活跃程度。虽然不能说目前没有发现的类型就代表没有其对应的环节，如没有商周时期的播种工具出土并不说明商周农业生产就没有播种环节，这只是就目前所知的工具来说的。但是有足够充分的材料进行农具类型或环节区分的时期，也必然说明该类农具或该生产环节在该时期已有了充分的发展。我们依据农业生产的环节，将铁农具和少量木、石农具分为耕垦农具、播种农具、中耕农具、灌溉用具、收获用具和加工工具，对每种农具的用途和形制变化做简要的考订和说明，通过对前后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体现的环节的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农业整套农技逐渐形成和完善的过程。
(一)战国农具
考古发现的战国铁农具有犁、䦆、锸、铲、锄、耙(多齿䦆)、镰、铚等。严格来说，它们是农具的关键部件，是铁头或套刃，除了铚，都需要与木质的柄、架结合才能形成可用的农具。这样认识，我们看到和想到的就不能仅是考古发现的铁质部件，而应考虑到它们与木质部件结合的方式与方法，在头脑中形成的是完整可用的农器具，并且也要想到，在没有金属套头的时期，它们是生产中实际应用的同样类型的木农具。根据它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主要作用，战国时期的农具大体可分为五大类。
1.农田整治用具
(1)耕垦、起土用具
耕垦、起土是农业生产的第一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翻耕土壤、起土开沟不但是农田作亩和播种之需要，还能疏松土质，预防害虫，也便于肥料迅速分解，并可使作物根系易于展开，吸收养分。因此，耕垦、起土农具就显得非常重要，考古发现的该类农具数量和种类也最多。
犁：犁是由耜脱胎而来的。先秦文献已见有犁，如《管子•轻重甲》：“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有时犁还沿用着“耒”或“耒耜”的名称。商代已出现三角形的铜犁。中国农业博物馆陈列有甘肃天水发现的战国时期的三角形大铜犁。战国已使用铁犁，但数量不多，一般是呈V形的铁口犁，两翼外侧为锋刃，内侧有凹槽，使用时套装在木犁底上与犁架相连。犁架无存，只有铁犁头遗留下来，故称为铁口犁。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大墓出土的铁口犁，V形，两翼向后展开，两翼结合部略见凸起，以起加固作用。夹角120°，边长17.9厘米，重465克(图1-7，1、2)①。这种犁只能用来破土划沟，而无法翻土作垄。另外，云南滇文化流行三角尖叶状铜犁②。
䦆：䦆是一种横斫式挖土工具，即《国语•齐语》“铸锄夷斤剛”之剛。商周时期有青铜馔，春秋战国又出现了铁䦆。在战国各类铁农具中，铁䦆的出土数量最多，分布也广，包括了当时秦、燕、齐、楚等国的一些地区，并远及吴越。战国铁䦆的形制有两种：
一种是直銎的，它继承了商周时期青铜䦆的形制，形状像长条铁板，装曲柄或先直装木叶再用榫卯与横的直柄相连，又称蹠䦆。河北平山战国中晚期中山王墓出土8件直銎铁馔，一件长15.8、銎端宽5.3、刃端宽4.6厘米(图1-7，3)③。
另一种是横銎的，銎眼在铁䦆的一端，直接横向安装木柄使用，又称斫䦆。河北唐山东欢坨遗址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横銎䦆长25.2、宽6.5厘米，背部微曲，釜部高于䦆面，以便纳柄和强化釜部(图1-7，4)④。
横銎䦆装柄方便，较直銎䦆晚出。无论是直銎还是横銎，使用时都是横斫刨土。䦆以刨挖为主，也可用作中耕松土和除草，今日长江三峡一带民间还称斫䦆为挖锄，也说明了䦆、锄功用的相通性。
锸：锸是翻土开沟的重要工具。战国时期的锸有两种形制：长方形或“一”字形铁锸，又叫直口锸，其上下两长边，下边为刃，上边有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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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91页。
②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夫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譬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34～335页。
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唐山东欢坨战国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
形的銎。銎用来含纳木叶，以木叶连接长柄。河南辉县固围村①、郑州二里岗②、湖北江陵③等地均有出土，高6～7、刃宽12～13厘米。河南新郑郑韩故城战国冷藏室遗址出土的铁锸长12、高5.5、厚0～3.5厘米(图1-7，5)④。此种锸虽是早期较原始的一种，装柄方式复杂，但以其形制简单、灵便，直到西汉早期还在使用。
“凹”字形锸，又叫凹口锸，盎在内凹部，装柄时可从三面包住木叶的下部，使铁锸和木叶、木柄的结合更加牢固，轻巧而省铁材。铁锸刃口又有尖、弧、近平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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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82页。报告称“长方形锄刃”或“铁口锄”。
②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73页。
③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韩故城内战国时期地下冷藏室遗迹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湖北宜昌前坪战国墓出土的凹口锸有尖圆形刃，长11、宽15厘米(图1-7，7)①。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出土铁锸17件，有尖刃锸1件，余为弧刃外侈锸(图1-7，6)②。湖北宜昌路家河战国遗址出土的一件高9.6、刃宽12、銎部宽8.4厘米③。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大墓同时有直口和凹口两种锸出土④。
(2)碎土、耙平用具
碎土块、平高低是种植前的必要环节。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的碎土、耙平器只有耙。
耙：耙是带齿的碎土工具，常见有二齿、三齿、五齿三种。耙的上端有一长方銎，横向装柄，柄与耙面垂直。三种耙在河北易县燕下都有发现，二齿耙高11.7厘米，三齿耙高15.2厘米(图1-7，9)，五齿耙高11.4厘米(图1-7，10)⑤。河北兴隆还发现五齿耙的铸范⑥。耙是破土、碎土的工具，由于它也可用于挖土，尤其在黏湿地中更具优势，常与䦆同用，故又称为多齿䦆。因此，耙也可看作是起土工具。
耰：经典多作“櫌”，是木质的碎土工具。虽然没有战国时期的实物出土，但从文献记载看，它是战国乃至整个先秦两汉时期常用的碎土农具。《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桀溺耰而不辍。”《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韦昭注：“耰，摩平也。”《吕氏春秋•简选》：“锄櫌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铋利兵。”高诱注：“櫌，椎；梃，杖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鉏櫌白梃”，“组櫌棘矜”。《说文•木部》：“櫌，摩田器也。”以《论语》、《国语》例之，櫌应为破土和摩平器，而不应当是覆种用具。
2.中耕用具
中耕属作物种植以后的田间管理，主要目的是除草，也是抗旱保墒和改善作物生长环境的措施。它确立于商周时期，工具有石铲、铜镈等，春秋战国有锄、铋、耨等。尽管文献中的名称各异，但都不外乎锄和铲两类。
锄：锄是主要的中耕农具，使用方法与其他农具的最大不同是，持柄伸向前方再向后朝劳动者面前拉动，这种操作方式由此决定了其装柄的方式。战国铁锄主要有两种形制。
六角形锄，锄身呈六角梯形，以长底边为刃口，长边对面的短边下方有长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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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前坪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②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原报告称为锄。
③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⑤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第22号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5年第11期。
⑥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横銎，用于横装锄柄。锄面、背平整，只有銎部凸出锄面以增加釜的强度。河北易县燕下都、河北兴隆、湖北大冶铜绿山等地有出土①。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锄，宽18、高9厘米(图1-7，11)②。与六角形锄相近的有圆肩锄，由六角形锄发展变化而来，结构类六角形锄，背部圆弧，整体近半圆形。山东淄川南韩村战国墓出土的圆肩铁锄，刃宽22.8、高10.5厘米(图1-7，8)③。
“凹”字形圆刃铁锄，又称为圆刃铁锄，类“凹”字形锸而弧刃外侈，两侧銎部后延较长，装木叶再连曲柄使用。这样的“凹”字形锄与䦆也没有截然的分别。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盗洞内同时出土锛和锄两种工具的全器，皆为曲柄。锄长11厘米(连木叶部分)，柄长46.5厘米，是一种短柄工具。铁头部分虽与凹口锸形制相近，但器形小，用途和装柄方式也不同(图1-8)。天星观楚墓下葬年代约在公元340年前后，根据盗洞中出土的陶器、铁器等判断，被盗时间约在战国晚期至秦④。
铲：铲是除草工具，由商周的钱(镈)发展而来，为布钱所取形仿造。使用时双手执短柄向前推削，铲地除草。战国铁铲为方形或近梯形主体附加一个长銎，两肩圆弧，刃口平直或微弧，通长12厘米左右，刃宽10厘米左右。河南辉县固围村、河北易县燕下都等都有较多出土(图1-7，13、14)⑤。
3.灌溉用具
农田灌溉在田间管理环节中居于重要地位，尤其在北方地区，它关系到作物的生长和收成。我国自新石器时代使用井灌，至迟到春秋时期又发明了桔槔。桔槔的使用表明井灌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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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夏鼐、殷玮璋：《湖北铜绿山古铜矿》，《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②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③于嘉方：《淄川市南韩村发现战国墓》，《考古》1988年第5期。
④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82页；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569、400页。
阴，见一丈人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洼，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絜水若抽，数如法汤，其名曰槔’。”又《天运》：“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桔槔可能是子贡在楚地所见的新生事物。从《庄子》的记述看，春秋时期桔槔还只是在少数地区应用。战国应是桔槔推广利用的时期，汉代画像材料上的汲水图中，桔槔已十分常见。
4.收获用具
收获是农业生产的末端环节。庄稼成熟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收获环节也至关重要。《汉书•食货志上》：“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王祯《农书•农桑通诀•收获篇》引古语：“收麦如救火”，并解释说：“若稍迟缓，一值阴雨，即为灾伤。迁延过时，秋苗亦误锄治。”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收获用具有镰和铚，只是材质在不断变化，由石、蚌到铜再到铁。
镰：镰是主要的收割工具，长条形，刃、背微曲或弯如新月，也有短体者。战国时期的镰还是生铁浇铸的，无銎，装柄时需要绑缚，有的在缚柄部位预留小孔以便穿钉加固。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的带銎铜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金属带登镰，长16.1厘米(见图1-2)①。吉林桦甸战国墓出土的铁镰末端有栏和凹口以利装柄，身长27.5、最宽5厘米(图1-7，15)②。河南辉县固围村大墓所出铁镰，体稍直，长24.1厘米，末端翻卷，也是考虑了装柄的需要(图1-7，16)3。还有一种镰，刃口作锯齿状，镰体正面有平行斜线纹通达刃口，此型镰在春秋战国铜镰中较为多见。
铚：铚也是收割的工具，由早期的石刀发展而来。《说文•金部》：“铚，获禾短镰也。”《管子•轻重乙》中镰、铚并举，说明它们属同一类用具。铚是掐穗工具。《史记•夏本纪》：“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裴驷《集解》引孔安国：“所铚刈，谓禾穗。”《小尔雅•广物》：“禾穗谓之颖，截颖谓之铚。”今称手镰、爪镰或掐刀。与镰相比，铚的形体短而宽，形状接近半月形，背部往往有一二个小孔，以双孔为主，便于穿绳套在手上割取禾穗。如辽宁宽甸燕国墓出土的铁铚，圆弧背，背部双孔，刃部稍内凹，长13、宽4厘米(图1-7，12)④。
5.加工工具
战国时期，商周时期的脱粒去壳工具石磨盘、石磨棒和石杵、石臼仍见使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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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3期。
②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桦甸西荒山屯青铜短剑墓》，《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期，文物出版社，1982年。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91～92页。
④许玉林：《辽宁宽甸发现战国时期燕国的明刀钱和铁农具》，《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过磨盘、磨棒已明显减少。这里重点说一下春秋战国新出现的脱粒去壳工具连耞。
连耞：连耞为木质脱粒工具，无实物出土。它由早期手持的脱粒木杖演变而来，大约发生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成为常用农器。《国语•齐语》管仲对桓公说：农之用，“耒耜、枷、芟”。连枷(耞)长柄一端以短横轴连接短木棍或编联树枝为敲杆，操作者持柄抡起连耞，使敲杆绕短轴旋转，向前拍打铺在地上的禾穗，以脱粒去壳。自春秋战国以至现代，连耞之制未有大的变化，并一直是得力的脱粒去壳工具。
石磨：旋转石磨由石磨盘发展而来，文献称硙。石磨盘从何时发展成为旋转石磨，目前尚无法说明，但从考古发现的春秋战国石磨盘数量逐步减少的情况看，也可以大致推测旋转石磨至迟出现于战国。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世本•作篇》：“公输作石硙。”《说文•石部》：“硙，石靡也，从石岂声。古者公输班作硙。”“石靡，石硙也。”《墨子•耕柱篇》说：“不可胜食也，见人之作饼。”饼显然是磨面具出现以后的事物。陕西临潼县武屯公社(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秦故都栎阳遗址出土石磨下扇一件，直径55.5厘米，中置铁芯，铁芯周围10厘米范围光素无齿，再向外至边缘密排七圈枣核形齿窝①。栎阳为战国晚期秦国都城，西汉初期曾为汉的临时都城，公元前200年刘邦移驾长安后，栎阳仍是西汉重要城址。出土的石磨据其形态可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连。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②我国手推旋转石磨的出现也验证了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
(二)汉代农具
铁制农具在汉代已成为农夫不可或缺的用器。桓宽《盐铁论•水旱篇》：“铁器，民之大用也。”《农耕篇》：“铁器者，农夫之生死也。”又《汉书•食货志下》：“铁，田农之本。”汉代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辅以木、石工具，传统农业所应有的一整套农具在汉代均已具备，并且汉代还出现传动机械装置的加工器具，使农业生产在更高层次上得到发展。刘熙《释名•释用器》记录的汉代农具有镰、耒、耜、犁、檀(櫌)、锄、枷(耞)、锸、把(杷)、拂、耨、鑮、𨪋、鉪、铚15种。有的农具虽未见文献记载或实物出土，但可以根据画像等材料补充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