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提到，畜力的套驾问题是牛耕中的关键要素，具体如何套驾，由于早期相关材料的匮乏，对这个问题很难进行深入探讨。汉代是牛耕推广和普及的时期，说明其时已经较好地解决了牛的套驾问题，但关于汉代畜力用具及其套驾方法的具体细节，文献也没有清楚的说明。既然我们认可牛耕在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既然套驾方式关系到牛耕和牛耕技术的发展，对其进行专题的讨论也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从汉画像中的牛耕图来看，当时的牛耕方式仍然比较原始。汉代以后，牛耕方式如二牛抬杠等又延续久远，形式上没有太大变化，因此，我们可以从后世的同类驾套方式的有关做法中受到启示，去考察汉代牛耕中的套驾问题。
一 汉画像所见的牛耕方式
目前所见汉画像材料上的牛耕图像有：
1.河南淅川赵杰娃山头西汉晚期墓画像砖，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图2-5，1)③。
2.山西平陆枣园王莽或东汉早期墓壁画，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图2-5，2)④。
3.江苏睢宁双沟东汉中期祠堂画像石，二牛并耕，一人扶犁(图2-5，3)⑤。
4.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绥德东汉墓画像石，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图2-5，4)⑥。
5.山东金乡县城东郊香城堌堆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石椁墓石椁侧板画像石，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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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海旺：《三杨庄汉代农业聚落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论文，河南郑州，2013年10月。
②[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十六《王景传》，中华书局，1965年。
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淅川县赵杰娃山头汉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4年第2期。
④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年第9期。
⑤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⑥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抬杠，一人扶犁，一人在前牵牛，一人在旁赶牛，有孩童戏耍(图2-5，5)①。
6.山东邹县(今邹城市)面粉厂工地出土东汉牛耕图画像石，二牛抬杠(图2-
5，6)②。
7.陕西绥德白家山东汉牛耕图画像石，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图2-5，7)③。
8.陕西靖边东汉墓壁画，二牛抬杠，一人扶犁(图2-5，8)④。
9.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壁画墓前室北耳室南壁和后室南壁两幅农耕图，都是一人赶两牛。犁的结构在画上已看不清，估计是二牛抬杠(图2-5，9)⑤。
10.山东滕州黄家岭东汉中晚期画像石，一牛一马并耕，一人扶犁(图2-5，10)⑥。
11.陕西米脂县城西官庄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墓画像石，二牛抬杠，一人扶犁，有辔绳连接两牛的鼻环(图2-5，11)⑦。
12.江苏泗洪重岗新莽墓画像石，二牛抬杠，一人扶犁，一人在前牵牛(图2-5，12)⑧。
13.山东滕州宏道院东汉中期牛耕图画像石，一牛挽耕(图2-5，13)⑨。
14.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墓牛耕图壁画，一牛挽犁，一人扶犁(图2-5，14)⑩。
15.陕西党岔东汉画像石墓横楣石上的牛耕图，一牛挽犁，一人扶犁(图2-5，
15)。⑪
16.陕西绥德西山寺东汉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王得元墓画像石牛耕图，一牛挽耕，一人扶犁(图2-5，16)⑫。
另外，甘肃武威磨嘴子西汉晚期墓(M48)出土木牛、木犁一组，一牛一犁，木牛长31厘米，木犁单直辕，长18厘米，框形犁架(见图2-1)⑬。这也可以看作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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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鄄城、成武、金乡石刻调查》，《考古》1996年第6期。
②胡新立：《邹城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一五七图。
③周昕：《汉画像石中的犁作图综合述评》，《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文物》2009年第2期。
⑤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第1期；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画像见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136页。
⑥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⑦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写作小组：《米脂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3期。
⑧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图书馆：《江苏泗洪重岗汉画像石墓》，《考古》1986年第7期。
⑨夏亭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⑪康兰英：《陕北东汉画像石综述》，《中国汉画研究》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⑫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⑬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
图2-5汉代牛耕画像
牛挽耕的例子。
以上所见汉代牛耕方式可分为三种情况：二牛抬杠、一牛独挽和一马一牛并耕，其中以二牛抬杠式为主，11例，一牛挽耕者4例，一马一牛并耕的只有1例，可见二牛抬杠是汉代最常见的犁耕方式，但不论哪种方式，其所曳引的犁具的结构都基本相同。
从比较清晰的几幅图像可以看出，这些犁的犁架都采用了框形结构。方框犁上能够看到的基本构成要素有犁梢、犁底、犁箭、犁辕和犁衡，铁犁装在犁底的前端或上方。犁架有利用整木的自然形状或以整木弯折而成的一体犁架和犁、犁梢分体结合(榫接)的组合犁架两种。前者的底、梢并没有截然的分开，由梢把(犁柄)到犁底呈自然过渡状态，但各部位的分工仍然十分明确。由于两种犁架都具有犁箭构件，所以很难说整木弯折的犁架就比分体结合的落后，但显然后者是原始的一体犁架结构的自然延续。犁衡只在二牛抬杠方式中使用，与辕垂直相交，俗称为杠。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犁架，长辕、长衡(杠)是抬杠犁共同的突出特点。下面来讨论套驾的方式问题。
二 二牛抬杠中耕牛的颈索系衡套驾法
二牛抬杠，长长的犁衡与犁辕相交后压在牛颈之上，若没有相应的固定措施，行进时衡杠必然会滑脱，根本谈不上用力牵拉的问题。至于衡与牛颈如何结合也就是牛的套驾问题，从画像中则不易看出，故学者谈到“二牛抬杠”时，对套法避而不谈，似乎把衡放到牛颈之上便可以牵拉了。有人直接把衡当作轭，说“犁前接长辕，辕端置横木为轭，轭压于两牛颈部。这种二牛一人的耕种方式既无他人牵牛注意方向，耕者亦不需方向牵引绳，说明当时的农耕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①。关于牛耕中轭的演变问题我拟另作讨论，这里只把辕前的衡作为一横杠看待。其实一向为学界忽略的横杠的固定方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犁架结构再先进，不能合理驾套就不能实现牛耕，也无从谈农耕技术的高水平。
汉画中抬杠的两头牛的颈和背部附近除了衡端伸向外侧，并无其他的刻划，可以肯定这时还没有以曲木为之的“服牛具”(牛轭)。即便是使用成熟的轭，仍然需要绳索帮助与牛颈结合，所以从常识判断，抬杠式最为简便的套驾方法应该是从牛颈下方绕一绳索将衡绑缚在牛的肩颈之上。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二》有牛轭(图2-6)，但仍需“下系鞅板，用控牛项，轭乃稳顺”。鞅板相当于马车上将轭系缚在马颈上的颈靼，其实就是一段绳索，但多数画像石上看不出这段绳子的刻划。
图2-6王祯《农书》 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金乡县石椁画像二牛抬杠图中，牛轭及鞅绳图 隐约可见绕过牛颈的绳子的迹象，在左侧一牛的颈项上有一道浅浅的阴线刻划，似是拴在牛颈上的颈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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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伟：《汉画与汉代农业》，《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衡杠落在这圈颈索后面的牛颈与牛背交界处，衡、索相距约3厘米，二者之间亦可见细线刻划，指示衡与牛颈套索也是以绳相连的。右侧一头牛的颈上也有同样的刻划(图2-7)。也就是说，衡是通过颈索拴在牛颈上的，不过颈索在几乎所有的牛耕画像中由于画面和画法的局限被一律省略了。但不画并不说明没有，画像石毕竟不是完全写实的图像，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不会影响画面内容的准确表达，当然多不为画像刻画者所关注。如汉画中的牛车图，驾车牛的颈上都看不到颈带的刻画，而在卸套后的牛车上，两辕之间的颈带便十分醒目。江苏睢宁双沟牛耕图，犁后的右侧田边停一牛车，牛车两辕之间有颈带相连，而这条颈带在牛拉车的画像上同样是看不到的①。类似的表现方式也常见于稍后的画像中，如甘肃河西魏晋墓壁画中，在牛拉车的画面上都看不见牛颈上的颈带，卸下套后，鼻子上拖着缰绳的牛卧在车旁休息，牛车两辕着地，两辕之间前端的这条颈带也十分清晰2。此类甚多。
图2-7 山东金乡牛耕画像石
为方便论述，可以将以金乡牛耕图为代表的系衡方式称为“颈索系衡套驾法”。
在金乡牛耕图上，衡杠并不是直接绑缚在颈索上，而是由颈索向后引出一段绳子拴住衡杠，这样可使衡杠与牛颈之间有充分的活动余地，即使把辕与衡中间相交处作固定处理，也不会因两头牛行进快慢不协调或左右走偏时相互推搡牵扯影响到犁的稳定性。所以，该幅画像上颈索与衡杠之间的一截绳子是认识颈索系衡套驾法的关键。在其他二牛抬杠画像中，衡杠往往放于牛颈上较前的位置，与颈索较近或者就在颈索的位置上，因没有刻画颈索，所以也无从说明颈索与衡杠间的距离。但是，由金乡牛耕图可以推知，所有的二牛抬杠都应该是用颈索系衡套驾法驾套的，所抬之衡杠用另外一截绳子或颈索余出的一段绳系缚在牛颈上，而不是直接用颈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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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第22页。
②马建华主编：《甘肃敦煌佛爷庙湾魏晋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9页。
绕过牛颈就将衡杠绑定在牛颈上，这样间接的系连即使颈索与衡杠间留有很小的距离，也可以使衡杠随着牛的步伐有节律地左右轻微游移，保证犁架较平稳地向前，便于扶犁者操作。
既然杠与颈索的间接系连是二牛抬杠中通常的做法，为什么只在金乡牛耕图中才有明确的表现？我们注意到，金乡牛耕图与其他的牛耕画像相比有一些较为特别之处：
第一，抬杠的两头牛一大一小，左边的小，右边的大，对比明显。根据绘画的一般表现手法，近处的景物要比远处的大，应该是左大右小。这幅画像中牛的大小差别显然不是无意形成的，它表现的是大牛和小牛的协作，从形体特征上也可以看出左侧为小牛，其牛角尚未长成。第二，正常情况下的牛耕无论是二牛抬杠还是一牛独挽都由扶犁者一人操控，不需专人在前牵牛引导。金乡牛耕图上的牵牛人是面对两头牛，两手各执一牛鼻辔绳，倒退引牛，似乎二牛不易掌控或欲使二牛停下。第三，右侧大牛下一牛犊在吃奶，又有一老者持竿轻抚于牛尻，似在赶牛，老者后方还有一犊正慢步走来。犁架一侧、两牛间一孩童扶辕举竿欲扑打正在吃奶的牛犊，似在戏耍。从以上细节中可以体会到该画像表现的应该是一幅小牛学耕图。画像左侧一牛是一头初长成或未成年的小牛，右侧一牛为尚在哺乳期的母牛，与牵牛、扶犁、赶牛者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幅对初次拉犁或上套不久的小牛的驯导图，即由一头有经验的母牛(或者就是那小牛的母亲)配合，并有专人牵引前行。考虑到小牛驾犁后不能与母牛保持协调的步伐，由衡杠带动犁辕产生较大的摆动，在套驾方式上也采取了变通的做法，加长了衡杠和颈索之间的系绳，以利经验不足的小牛能够循序渐进地掌握曳犁的技巧。可见，金乡牛耕图突出了颈索与衡间的距离和短绳，正说明该幅画像有其特殊的表达内容。
另外，金乡牛耕图除学耕之外还表现了哺乳的场景。牛犊随母牛到田间，吃奶时母牛自然要停下来，故前面的牵牛人面向耕牛作倒退引牛状。哺乳也不是多余的内容，通过母牛带犊显示它是一头经验丰富的母牛，也为其带动和配合小牛学耕做了很好的说明。老者以竿抚于牛尻不一定就是驱牛，而更像是表示关心和关爱；图中扬竿扑打吃奶牛犊的顽皮孩童和朝母牛走来的另一小犊，也平添了画面的生动气息。这些都是其他画像中少有的。
加长衡杠与颈索系连绳的做法适用于小牛学耕，由于应用此法衡杠在牛背上会有较大幅度的滑动，对牛背摩擦过多，易使牛受伤，所以，一般耕牛套驾时衡杠与颈索间距很短，以至在画面上无法表现，看似二者重合在一个位置上，这就要求两头耕牛步伐协调，速度一致，尽量走直线，而不能忽左忽右。
颈索系衡套驾法简便易行，但缺点也是明显的。耕牛用力曳犁时，牛颈下的颈索直接勒压牛的气管，特别是像前述金乡画像石椁小牛学耕图上的套法，对于气管的压迫更加严重，这对耕牛的呼吸十分不利。因牵引而压迫到牲畜气管是早期畜力应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商周时期的马车普遍用轭，在轭出现以前，应该也有一个以绳系马颈拖车即颈带式系驾的阶段。而颈带式系驾法又是西方古代马车通行的套法，在中国自商周至汉宋经历了轭靷式和胸带式两个时期后，西方的马车还一直都在使用颈带式系驾法。该法用颈带将马匹固定在车衡上，颈带是驾车前进中的主要承力部位，马的气管受到颈带压迫，而且跑得越快，压迫越重，马越会感到呼吸困难。直到公元8世纪，西方才有了采用胸带式驾法的大轮车，但颈带式仍在继续使用①。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唐、五代以至宋时期的壁画中仍多有二牛抬杠式的牛耕图，使用的还是颈索系衡套驾法。问题确实存在，但也不是牛命关天，颈带式系驾法能在西方讲求速度的马车上持续使用了4000多年，颈索系衡套驾法在行进速度较慢且以二牛牵引的抬杠式犁耕中虽非良法，但也缺少改革的迫切性。西藏等地区曾用牛角挂拉绳的系驾方法，虽然避免了勒压牛气管的缺点，但较之颈索套驾法更为不便，也易伤及牛角，它甚至比颈索法更为落后。
汉代以后，二牛抬杠仍在流行，相关的图像广见于甘肃酒泉、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陕西唐李寿壁画墓以及敦煌莫高窟第33、55、85、156、164、61、361、6、53、146窟、安西榆林窟等唐、五代和宋的壁画中，曳拉的也是长直辕的犁，二牛以颈索套驾在衡杠上。宋以后牛轭和肩垫广泛使用，抬杠耕法开始消退，但在一些地区仍见使用，如清代西藏唐卡“生活百态图”上有二牛抬杠一人扶犁耕作图②。藏族的农业生产技术各地大致相同，耕地一般都用二牛抬杠，有的一人在前牵牛，也有不用人牵牛的。但耕地不深，一般无石之地可深四五寸，而砂地只有三四寸，耕毕再用木槌碎土③。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二牛抬杠犁耕法仍在使用。山西过去普遍使用类似汉唐时期的二牛抬杠方式耕作，后来虽然发展到双轮双铧犁，用拖拉机翻地，但在丘陵和山区，二牛抬杠的木犁耕地仍很普遍④。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莫高窟第85窟(图2-8，左)、第156窟(图2-8，
右)⑤和安西榆林窟第25窟(图2-9)⑥等壁画上的二牛抬杠农耕壁画，二牛颈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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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机：《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②刘达临：《中外性文化大观》，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页。该唐卡原为法国古玩商谢拉•丘维特收藏，后为刘达临购得。
③唐祈、彭维金主编：《中华民族风俗辞典》“二牛抬杠”条，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2页。
④温幸、薛麦喜主编：《山西民俗》“乡村生产•农业生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297页。
⑤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线图转引自周昕：《中国农具史纲暨图谱》1-193、1-195，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年，第398页。
⑥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年。
侧的衡上绑一与衡十字相交的短棍，颈索也从衡与短棍交接处绕向牛颈的另一侧。这条短木棍的出现是对二牛抬杠颈索套驾法的一大改进，它使牛一侧的肩部也成为受力点，减轻了牛的颈下颈索压迫气管的力度。二牛的外侧辕端各缚一条短木棍，如果把二牛变为一牛，两条短木棍可以看成是夹持牛颈的一个轭，它就是抬杠式耕法中的特殊的轭。
图2-8甘肃敦煌莫高窟第85窟、第156窟唐代二牛抬杠图摹本
图2-9甘肃安西榆林窟第25窟二牛抬杠图
在当今苏丹尼罗河畔还可见与我国莫高窟第85窟、第156窟画像中几乎一样的二牛抬杠驾套方式，应是苏丹地区古代耕法的遗留，说明二牛抬杠耕法及颈索套驾法驾牛方式在世界各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苏丹古耕法的套驾方式，牛颈外侧的短木插在衡上的穿孔中(图2-10)①，而从我国唐宋时期的画像上看，当时这条短木棍是用绳子绑在衡上的。在汉代二牛抬杠画像上，这样的短木棍还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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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ttp：//blog.sina.com.cn/leezhouf。
图2-10 苏丹现在尚存的二牛抬杠
三 单牛独辕的偏系套驾法
汉画中一牛挽犁的图像很少，只有陕西绥德、旬邑、党岔和山东滕州宏道院等几例。甘肃武威磨嘴子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一组木牛、木犁也应归入一牛挽耕例。我们知道，独辕马车可以在辕两侧对称套马，根据规格的不同，用马数二、四、六匹不等，而要实现单马驾车，就必须是在双辕车出现以后，所谓“单马独辕”的说法是不科学的。牛车也是如此，《夏鼐日记》所记1951年7月10日在河南洛阳所见，“此间车辆多为独辕车，前置横衡，驾二牛，尚保存古风”①，这是二牛抬杠驾独辕车的例子。同样，如果有了双辕犁，一牛挽犁而耕也便是极寻常之事。过去有些人认为汉代有双辕犁，即单牛双辕耕法。但是，在牛耕画像上看不到双辕犁，汉代文献中也不见相关记载。因为这事关系到耕牛的套驾方式，有必要先加辨析。
(一)汉代没有双辕犁
根据马车、牛车由独辕过渡到双辕的历史，二牛抬杠的独辕犁应是较早出现的犁架的形式。二牛一杠，相互妨碍，又回转不便，自然没有驾一牛者灵活，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中国汉代出现过双辕犁。
较早提出汉代有双长辕犁的是方壮猷，他举了滕县犁和睢宁犁的例子，但未做具体说明。“滕县犁”当就滕州黄家岭牛耕图而言(见图2-5，10)，“一牛一马，牛驾于辕首，而马则用绳索的一端驾于马颈，另一端系于辕首”，并认为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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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鼐：《夏鼐日记》卷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8页。
“为后世短辕犁开辟途径”。因为牛与马不能抬杠而耕，“牛驾于辕端，而马则以绳索驾之”①，马只起辅助作用，其所说的双辕可能就是指牛所驾者，牛是这套耕犁中的主角。而睢宁犁(见图2-5，3)可能是因为从牛后边到梢把连有三条线而被认为是双辕犁。滕州宏道院犁耕用一牛，并且从犁梢把位置向前引出两条线，可能就是方壮猷先生认为的双辕。
张振新说：“汉代耕犁多是单长辕，如武威西汉木犁模型、平陆西汉牛耕图、睢宁、绥德、米脂东汉牛耕图，都是单长辕犁。滕县东汉牛耕图所示耕犁，则是双长辕。单长辕须有两头牲畜牵引，双长辕多由一头牲畜牵引。不论单长辕或双长辕，都是犁架笨重，回转不便。”②根据上下文，他所说的“滕县东汉牛耕图”是指一牛曳犁的宏道院画像石牛耕图，图上有两条线从犁梢柄引向前方。而被方壮猷举为双辕的睢宁犁，张振新却认为是“单长辕”。
其实，双辕犁无论作长辕还是短辕都是不现实的，张振新所依据的应是近现代山东掖县的独脚犁和河北宁河的水田粉子，犁柄部分都有两根扶手或横木相连，犁架本身有一定的宽度，像是一种旧式耧车的改装形式，与汉画中的犁架形式不同，蒋英炬已对此提出疑问③。假设有双辕犁，双辕应自梢把的下部向前呈一定夹角伸出，而夹角小了，两辕之间容不下一牛，夹角大了，两辕前端的间距过大，难以套牛，且行走不便，回转难度亦大，扶犁者更无法操控。要使双辕犁合用，势必要加大犁架的宽度，采用相距一定宽度的双梢把或横木扶手，两手扶犁，由犁架向前引出的两辕尽量平行并保持一定的宽度，以适应驾牛的需要。就像牛车，本身有相当的宽度，从车两侧向前伸出双辕，用一牛驾车就很容易做到。张传玺为了试验汉代大铁犁的耕地实效曾仿照现代犁的模式复制过一架单辕双梢把的犁(图2-11)④，如果从两根犁梢上向前引
出两根辕倒是可行的，但是双梢把的犁架汉画像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多见的是扶犁人一手扶把一手扬鞭驱牛的耕地场面。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木犁模型是单直辕，并与一牛组合成一套，是单牛独辕。在后世古农书中的农具附图中也没有发现双辕犁，只有后端有一定宽度的轻型播种耧车和适于人力牵拉的如现代水
图2-11 双梢把犁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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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壮猷：《战国以来中国步犁发展问题试探》，《考古》1964年第7期。
②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1977年第8期。
③蒋英炬：《略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农耕图像》，《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④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田耠子一样的小犁才会使用双长辕，不能与畜力牵引的耕犁混为一谈。
至于睢宁双沟的牛耕图，梢把上向前引出的三条线，下边的一条与犁箭相交并且相交处有木楔样的刻画，这一条明显是犁辕。上边的两条线连到梢把的上端梢柄，集中在扶犁人手中，与犁辕在同一根梢把的上下，根本不可能会是辕或起牵拉作用的绳索，只能是牛缰，由扶犁人握在手中以操控耕牛。在陕西米脂画像中(见图2-5，11)，两头牛并耕，通过鼻环用一条辔绳连在一起，没有缰绳连到扶犁人手中。睢宁双沟画像没有连接两头牛的辔绳，两条牛缰由扶犁者牵在手中也合乎情理。滕州宏道院一牛曳犁，两条线从犁梢引出，但上边一条在犁箭上方、犁柄位置，明显是缰索。在腾州黄家岭画像上，牛是驾辕的，马是用绳索拉边的，类似“骖马”①。图上似也有两条线，下方为辕，上方应是马拉犁用的靷绳，靷绳的一头系在马颈的颈索或颈带上，另一端系在犁架上。这些图上都找不到与双辕犁有关的线索。
图2-12 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耙地、牛耕图
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壁画中有一幅耙地图，从耙向前引出两道红线，一根在牛的右侧直达颈部，是辕无疑，另一根较细且带弯曲，自近耙处的辕上向上斜出至牛的后部，前段被牛挡住(图2-12，左)②。从线条粗细和斜曲情况来看，这条细线应是在牛的另一侧辅助牵拉的绳索，而不是辕。这根绳索不是必需的，在大多数牛耕图上都没有表现。酒泉西沟壁画另一幅单牛犁耕图上的犁极似双辕犁，辕上方一条斜直的红线与辕等粗，伸向牛的另一侧，并与犁箭交叉(图2-12，右)③。如果上边的一画表现的是辕，那这个画法极不合理，辕与犁箭相交，两辕上下排列，如何将牛放到两辕之间？如果是两辕在两个平面上，竖画表现的是连接两辕的横木，那两辕前端的开敞过大，如何将牛套在辕上？这个问题前已论及。因此，我认为，该画像中辕上方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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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英炬：《略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农耕图像》，《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②马建华主编：《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③马建华主编：《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画同耙地图一样，还是辅助牵拉的绳索。
在汉代以后的材料中，我检索到几例极似双辕犁的画像。敦煌莫高窟第23窟北壁唐代壁画有一人扶犁一牛曳犁的农耕图，犁辕粗壮显眼，牛头另一侧也露出一个端头，像是辕头，但位置正在牛耳部位，也可能是牛耳。牛颈上有半圆形的轭状物以绳索系在牛颈上①。莫高窟第159窟一牛挽耕图，牛颈上戴着方框形的木轭，画像上也可以看到极似双辕的刻画②。莫高窟第454窟宋代一牛挽耕图，画的也像是双直辕的犁，用牛轭，但犁架又似搂犁③。双辕的楼犁在唐李寿墓壁画中出现过，单牛驾套，也用牛轭④。
从以上唐宋画像上看，双辕犁皆为一牛所挽，其后方的结构及如何向前引出双辕均不清晰，但一律使用牛轭或颈带，有颈靼将轭或颈套带系在牛颈上，双辕的端头用绳子连在轭或套带的两端。用双直辕当然没有用颈索方便，但在套盘(又称犁盘或耕盘)出现以前，双直辕可能是解决单牛挽耕的途径之一。一般认为套盘出现于唐代，在陆龟蒙的《耒耜经》中，套盘(槃)和曲辕犁是配套使用的农具，短曲辕只达牛后，辕端与犁盘相连，犁盘两侧系以鞫绳与曲轭两端连接，用一牛牵拉。宋代以后，套盘推广，双辕犁逐渐消失，剩下的双辕农具只有播种的耧车和人力的小型犁之类。孙机从“木牛流马”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有可能把套盘出现的下限上溯到三国时代，并为蒋英炬关于双辕是两股靷绳套驾牲畜的推想增加了一条文献上的证据⑤。但是，无论是东汉画像石还是魏晋壁画，都看不见套盘的影子。在汉魏画像中，绳索和木辕的表现也是有分别的。
汉魏时期我国牛车、马车已普遍用双辕，双辕牛车甚至在战国早期就已出现。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出土了2件陶牛车，都带有两根平行的木质车辕⑥，河南淮阳马鞍冢战国晚期车马坑⑦和甘肃秦安上袁家秦墓都出土双辕马车⑧，但就像马轭一直都未被移置到犁具上一样，双辕车对犁具的影响似乎也十分迟缓，双辕车、独辕犁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汉代不见双辕犁，汉代以后牛耕仍然以独辕犁为主流。下面接着分析汉代单牛独辕犁的套驾方法。
(二)汉代单牛独辕的偏系套驾法
中原地区汉代没有双辕犁，单牛独辕无衡的犁的套驾就很成问题。辕在牛的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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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五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⑤孙机：《“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及其对犁制研究的一点启示》，《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⑥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⑦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马鞍冢楚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0期。
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秦安上袁家秦汉墓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牵拉的力也偏于一侧，如不把辕和牛做妥善的结合就无法正常进行农耕。
中原地区汉画中的单牛曳犁还比较少见。甘肃河西地区魏晋墓牛耕壁画中，单牛独辕的农耕图开始增多，酒泉西沟和嘉峪关M6、M12、M13这4座魏晋壁画墓中的8例牛耕图皆为单牛独辕式，另有单牛独辕的耙地、耱地图5例，但二牛抬杠式的犁地、耱地图只有5例①，说明单牛独辕的耕地方式在此时此地已经成为主流。从河西地区牛耕图上可以寻找出与套驾方式有关的信息，可以作为解读汉代单牛独辕套驾方法的参考。
嘉峪关、酒泉魏晋墓壁画农耕图显示，耙和耱也有长辕，其套驾方式与单牛曳犁是一样的，可以一并讨论。与汉代的长直辕犁不同的是，河西地区的犁、耙、耱的长辕向下微曲，这可以缓解长直辕在带动犁架时产生的僵硬感，使扶犁者稍感舒适，是魏晋时期在犁具方面的改进。这里的牛耕图大都描绘简单，有的只画一长辕至牛颈部，有几幅画像则在牛颈一侧、长辕的端头画有与辕垂直的短木，有以下几种情况(图2-13)：
短木自辕端向上，与辕呈拐角形：M12(两例)、M6、M13(图2-13，1～4)；
短木与辕相交呈“丁”字形：M13(图2-13，5)；
短木仅在牛颈上露出一头，与辕不接或似接非接：M13(两例)、M6(图2-13，
6～8)。
陕西旬邑东汉壁画墓的单牛拉犁图上，牛颈位置也有一段与辕垂直相交向下伸出的短木(见图2-5，14)，刻画得比较清楚。牛颈一侧的这根短木让我想起了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唐代壁画上的牛耕图。敦煌莫高窟第85窟、第156窟②和安西榆林窟第25窟等壁画上的二牛抬杠图③，牛颈的外侧、衡杠一端绑缚或穿插一根短横木，刻画明确，与河西地区魏晋壁画墓牛耕图所见短木的位置十分一致。苏丹尼罗州柏柏尔族尼罗河河畔的农民至今仍在使用二牛抬杠的方式犁地(见图2-10)④，从照片上可以看清，犁辕也作下曲形，衡杠与长辕捆绑在一起，架于牛颈之上，杠的两端、牛颈外侧各有一与杠相垂直的短木插在粗粗的横杠上，把两头牛卡在两根短木之间，虽然内侧不用横木，也能够防止牛左右移步时衡杠脱落，又可以使牛肩外侧成为主要的受力点，减轻对气管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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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建华主编：《甘肃酒泉西沟魏晋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胡之主编：《甘肃嘉峪关魏晋六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胡之主编：《甘肃嘉峪关魏晋十二、十三号墓彩绘砖》，重庆出版社，2000年。
②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④http：//blog.sina.com.cn/leezhouf。
其实，像唐代壁画和今日苏丹的二牛抬杠，二牛外侧各有了一根横木，再在内侧各增加一根横木形成夹在牛颈两侧的轭是很简单的事。钱小康在宁夏贺兰县金贵镇银河五队调查到一种杠子犁，也是二牛抬杠式。横杠两端朝下各榫接两根短木棍，形成“门”形，上面还有用于拢牛颈的绳索(图2-14)①。使用时两根短木棍卡在牛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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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小康：《寻找畜力犁的足迹——历史值得记载的时刻》，《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
图2-13 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牛耕图
这与早期马车的衡、轭比较相似，这就是犁轭。我国古代没有这样做，也应有其道理。苏丹二牛抬杠省掉了颈索，说明不用内侧的短木棍也一样能顺利工作，可能这样反而会使牛行走起来更加轻松自如。
图2-14宁夏贺兰县杠子犁的横杠
把上述唐代壁画的二牛抬杠简化为一牛拉犁，就可为河西地区壁画中的辕端横木找到合理的解释。去掉一牛和衡杠，把两根短木夹到一头牛的脖颈两侧，只有一根短木能与辕的端头靠近、结合。用绳索绕过牛颈将牛颈两侧的横木固定起来，两根短横木就成为使牛肩背部受力的部件，同时也起到固定辕的作用。也可以只用一根横木置于牛颈一侧。辕端的横木也就是河西单牛独辕耕作图上所见到的。在嘉峪关画像中，有的辕与短木相连，但有的不连(图2-13，6～8)，或只在牛背上冒出一头，好像与辕不在同一侧。估计河西单辕独牛套驾可能只用一根短木，短木或与辕相连，或在与辕相对的另一侧，都可起到帮助固定犁辕并使牛肩受力的作用。另外，在画像中辅助套驾的绳索一律被省略了，牛耕图只画长辕至牛的颈部，别无其他。这样的省略在汉画中也是常见的，在嘉峪关和酒泉魏晋墓中，有的牛耕图只画长辕至牛的颈部，而无其他刻画。
长辕偏于一侧的偏系套驾犁有点类似山东文登等地传统的一人扶犁一人牵拉的“二人抬”(见图2-4，下)①。“二人抬”又叫扛犁，犁辕长2.3米，长辕靠前端套插一根向下的短木，拉犁者将短木搭在肩头上，只用一侧肩膀向前用力，如图2-15示意②。如果换成牛，就要靠绳索帮助固定，或者在另一侧增加一根短木帮助夹持牛颈。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与辕端相连的短木棍以向上为主，只有M13一例呈“丁”字形(图2-13，5)。短木向上，当有降低辕的高度方面的考虑，大约横木的绑定方式是可以根据耕地深浅的需求调节的。嘉峪关三号墓军垦壁画砖(M3：06)，一砖上画有两套耕具，都是一人扶犁一牛牵引的方式，后边的牛耕图上牛颈左侧的横木虽然与辕呈“丁”字形相交，但向下的部分较长③。这样两根夹持牛颈的短木就具有了初期的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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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于新、肖克之主编：《中国农业博物馆馆藏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176、177页。
②周昕：《中国农具通史》，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
③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5年，图版八六，2。
作用，如果将牛颈两侧横木的上端用绳相连，便是早期的轭了。上端相连的两横木可以骑放在牛颈之上，套驾时只需以绳从牛颈下将两横木的下端连起来就行了。
图2-15 “二人抬”耕作示意图
河西魏晋墓壁画的单牛独辕犁耕使用偏系套驾方式，犁辕在牛的一侧，两侧用力不均极易走偏，为了便于控制牛的方向，扶犁或蹲在耙上人手中拉着连着牛鼻的两根辔绳，一侧一根，无有例外。在汉代画像中，多数不需扶犁者牵拉辔索，二牛抬杠时一根辔绳连接两头牛的鼻环(拳)，由其自行控制。睢宁双沟、滕州宏道院等少数几例由扶犁人手牵缰绳，也只是一牛一绳。河西地区单牛独辕耕法中一牛两辔的情况值得注意。
汉代有单牛独辕的牛耕方式，除了偏系套驾别无他法，但是否用短木控肩，是只用一根还用两根夹扶牛颈，都无法从画像上找到答案。东汉去魏晋不远，关于单牛独辕犁的套驾方式可以从河西魏晋墓壁画牛耕图中得到启发。
(三)一牛一马并耕中牛和马的套驾
滕州黄家岭画像石一牛一马拉犁的套驾前面已经提到。牛与马高度不一，自然无法抬杠，所挽者也是长直辕的独辕犁，牛驾辕，为主，马拉边，为辅。由于驾辕的只有牛，所以牛的套驾方式应同前面说的单牛独辕的偏系套驾一样。拉边的马则是直接用绳索套驾，先将绳索绕在颈上成为颈索，再从一侧(内侧)引出羁索向后与辕相系或拴在犁架上。需要说明的是，马的拉绳即羁索不可能像方壮猷所说“一端驾于马颈，另一端系于辕首”，系于辕首就不能与牛同步，也影响牛驾辕。若系于辕上，就只能系在辕的后端。拉边的做法在近现代北方传统农业耕作中常见使用，当然拉边者也不限于马，也多用小牛，都无须抬杠而耕。
汉画中的二牛并耕图，有的画面虽清晰但不见二牛所抬之杠，我认为这样的例子不太好一律用省略或画面残渤不清来解释，当中可能就有驾辕、拉边一主一辅的例子。
拉边的马或小牛起辅助作用，不用抬杠，颈侧也不用短木。先秦时期有一车驾三马之制，这在西周车马坑及战国铜器刻纹上都有发现。一车三马，其中两匹是服马，一匹是骖马。骖马通常在服马左侧，一般不负衡轭①。骖马不驾辕，亦不负衡轭，只起辅助牵拉作用。一牛一马并耕，马的作用及套法与驾辕牛不同，也许同一车三马中使用骖马的方法和道理是一样的。
四 套驾用具的发展
汉代牛耕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应得利于畜力套驾用具和套驾方法的改进，由于我们很难对汉代以前的套驾形式有充分的了解，所以还无从知道汉代在犁具套驾方法上有多大的进步。除了江苏泗洪重岗画像、甘肃武威磨嘴子的木牛、木犁为西汉末期或新莽时期，山西平陆汉墓画像和山东金乡香城堌堆石椁画像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其他的牛耕画像基本都是东汉中晚期的，从汉画像到魏晋墓壁画，没有大的缺环，所反映的事物前后衔接，联系较为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