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是我国牛耕和套驾技术改进的重要时期。汉代牛耕有二牛抬杠、一牛挽耕和一牛一马并耕三种形式。二牛抬杠使用颈索系衡套驾方式，以绳索将衡杠间接固定在牛颈之上，衡与辕交接处一般不作固定处理，以免转动时相妨。一牛挽耕也只是一牛驾辕，参照甘肃河西地区魏晋壁画墓牛耕图，套驾的方式是在辕端绑缚横木，贴于牛颈一侧，用绳索与牛颈另一侧同样的横木相连，使两横木夹住牛颈(或者只用一根横木)。这两段横木可以看作是轭的前身。一牛一马并耕是在一牛挽耕基础上增加了拉边的马，套牛法与一牛挽耕相同。这些牛耕和套驾方式在后世画像或生产实践中仍有相似的做法，成为推论汉代驾牛方式的参考。汉代牛耕和套驾方式的灵活多样是在牛耕不断推广的过程中出现的。
汉代文献尚没有关于犁轭的记载。《盐铁论•散不足》：“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虽说是“古者”的情形，也说明在汉代人眼中轭与车才是密切关联的东西，拉犁尚不用轭。《说文•车部》有“轭”，也是对车驾说的。汉代二牛抬杠不用轭，将衡杠通过颈索系在牛颈上，单牛独辕只用一两根短木做辅助，这个短木就是犁轭的前身。在魏晋河西地区，辕端横木在单牛独辕偏系套驾方式中广泛使用。汉代牛驾车是否使用了轭，画像上并没有刻画。下葬于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的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头箱中出土木质双辕牛车模型和木牛俑以及驾车的人俑，与遣策简文“牛车一两(辆)，竖一人，大奴”相符，并有牛轭一件②。报告没有描述牛轭的形状。牛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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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琳：《论先秦一车驾三马之制》，《考古》2014年第5期。
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双辕的，可以用轭具，也可以直接把绳索连接两辕后搭在牛颈上，用绳索在牛颈下拢一下。后一种简便做法现在也还见使用。由于没有相关的证据，我们还不能轻易说“汉代已发明了牛轭，拉车时已有应用，估计也会用于拉犁”①。
魏晋时期，受到双辕马车和牛车套法的影响，还出现了背带或搭背。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第175号石窟甬道有一幅相当于晋代的犁耕图，图上清楚地绘出搭背，二牛共挽一犁，辕前未见横杠，虽然使用落后的颈带套驾，没有牛轭，但搭背或背带承接着犁辕向下的重量，稳住犁辕的同时也承受一定的拉力，减轻了牛颈的负担，反映了驾牛方式的进步②。
河西高台骆驼城魏晋墓还有一幅耱地图，一牛牵拉以枝条编成的框形耱子，牛颈上有一细细的弓形或半圆形的套，弓形套两脚端头各连接一条绳索，两绳平行向后与近方形的耱子相连(图2-16，左)。这个卡在牛脖子上的弓形套看上去较为僵硬，像是木条弯成，这便是牛轭。另一块牛耕、耱地图画像砖，耱地的牛颈上好像也有类似的东西，但没有前述耱地图上的清楚(图2-16，右)③。耱地时只需拖带着耱子行走，较为轻松，所以轭不需做得太粗壮。耱子呈框形，较宽，不用辕，靷绳从轭的两脚引出，从牛的两侧向后呈一定宽度系于耱框之上。目前魏晋牛轭还只见于耱地图，轭的使用与牛所牵拉的工具的结构形状有密切的关系。
图2-16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上的耱地图
敦煌莫高窟第23窟北壁画像上，牛颈上明显画着半圆形物，绕到牛颈下的绳子较细④，与牛颈上半圆形物粗细和质感都不同，半圆形物似木质，联系河西晋墓耱地图上刻划的僵硬的弓形物，敦煌壁画中牛颈上的半圆形物应该就是木轭。莫高窟第159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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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昕：《汉画像石中的犁作图综合述评》，《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②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③张掖地区文物管理办公室、高台县博物馆：《甘肃高台骆驼城画像砖墓调查》，《文物》1997年第12期。
④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三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牛耕图中出现方框形的木轭①，说明唐代牛轭还未定型，在牛耕图上所见不多，是牛轭使用的早期阶段，唐代以后才是轭、套盘、套索等新式畜力用具的改进和推广的时期。套盘又称耕槃，是犁架短辕前的粗壮横木，两条荆绳接到套盘两端，并与轭脚相连，中间形成一定的宽度以便套牛，它起到间接增大耕具宽度的作用。套盘是顺应牛轭的使用出现的，二者相辅相成。孙机从“木牛流马”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有可能把套盘出现的时间上溯到三国时代②。虽然目前没有发现直接相关的材料，但从魏晋耱地画像上出现的简单的轭，似乎也可以同意孙先生的意见。由于牛轭推广缓慢，所以唐代以前与其配套的耕槃也了无声息。耕槃(套盘)始见于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二》列有耕槃、牛轭。耕槃为“驾犁具也”，“耕时旋犁首，与轭相为本末，不与犁为一体”。牛轭为“服牛具也，随牛大小制之。以曲木，窍其两旁，通贯耕索，仍下系鞅板，用控牛项，轭乃稳顺，了无轩侧”。这已是今天常见的槃和轭了。
自汉代至唐宋，铁犁和牛耕技术的进步都是与畜力用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在我国传统农耕技术缓慢发展的过程中，牲畜的套驾方式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中既解放牛颈又方便套驾(特别是单牛套驾)的牛轭和套盘是反映犁耕发展水平的重要技术指标。
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的牛耕技术及其套驾的方法源远流长，虽然偏系套法在出现套盘以后不再使用，但二牛抬杠自汉代至唐宋以至明清时期都是十分常见的牛耕方式，甚至今天在有些地方仍能看到。新技术、新方法出现并不能反映生产力大的变化，只有新技术、新方法推广和普及开来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前者是技术史的发展所着眼的，后者则是经济史研究所要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