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讨论农具问题时已经对犁头进行了初步的介绍，由于它在犁具上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是犁具不可分割的重要构件，牛耕的形式、作用以及农作的制度等等都与犁头的结构形式和安装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节着眼于牛耕中使用的整体的犁，对铁犁的安装使用及对应的耕作方式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加深对于牛耕推广等问题的认识。
我国铁犁从战国中期开始出现推广的迹象，当时的铁犁是V形犁，套装在木叶犁底上使用。此后犁的形制便一直向着既方便安装又增强翻土能力的方向发展。汉代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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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敦煌研究院编著：《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四卷，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孙机：《“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及其对犁制研究的一点启示》，《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犁形式多样，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全铁犁。全铁犁替代了以前木叶犁底的部分功能，适应了方便安装犁镜的需要，代表了耕犁发展的方向。铁犁的形制对应着耕作的方式，某些铁犁的形制和大小，也正是适应了当时特有的耕作要求。以往学界多关注铁犁的推广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铁犁的结构及使用方法缺少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张传玺先生对考古出土的两件有代表性的大铁犁进行了复制和试耕，为汉代铁犁的安装和使用提供了实践上的依据①，可惜以后再未见这样的研究。河南内黄三杨庄发现汉代大铁犁和农田遗迹，为结合铁犁的安装和使用方法考察作亩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②。
一 汉代以前犁的形式及发展趋势
在谈汉代铁犁之前，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汉代以前犁具的使用情况。
作为开沟起土工具的石犁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即已出现。现知最早的石犁发现于距今6000年左右的崧泽文化遗址中，因其形体较小，其性质和使用方法尚无统一的意见③。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石犁逐渐增多，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发现有三角形大石犁④，这是史前时期多见的石犁的形制。浙江良渚文化的遗址出土石犁较多，它们形体大而扁薄，有的通长50厘米，呈等边三角形，前锋夹角40°～50°，中间常带一至数个孔眼，背面平整，正面稍作隆起，两腰磨出锋刃，并有磨损痕迹⑤。而三角形分体石犁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石犁的进步类型，新近发掘的浙江余杭星桥三亩里良渚文化村落遗址发现的三角形石犁，尖部锐角，前部纵向布置2个孔眼，与后部的2个孔眼在一条直线上⑥。浙江桐乡新地里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了2件分体石犁，石犁由一个三角形犁尖和两个近长方形的犁尾(翼)组成⑦。虽然良渚文化的分体石犁看似笨拙和不经用，但它具有可以连续行进和不间断翻土的特点，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专业生产工具。尽管它们在原始石犁中只是一种地方类型，但其总体的形制奠定了以后犁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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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刘海旺、朱汝生：《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田宅遗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昆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452页；刘莉、陈星灿等：《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出土的三角形石器是石犁吗——昆山遗址出土三角形石器微痕分析》，《东南文化》2013年第2期。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第1期。
⑤牟永抗、宋兆麟：《江浙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⑥丁品、林金木：《浙江余杭星桥三亩里发掘良渚文化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10日第1版。
⑦蒋卫东、丁品、周伟民、朱宏中：《桐乡考古丰富良渚文化》，《中国文物报》2002年4月12日第1版。
的基本模式，是战国秦汉时期V形铁口犁的原始祖型。
石犁要组装到犁架上才能发挥作用，安装的方法一般是用木钉钉缚在木质犁底上。1979年10月江苏吴县西滨太湖的光福镇南上淹湖畔出土一批石犁，石犁形体扁薄，呈等腰三角形，犁锋夹角40°～50°，后端呈圆弧状，两侧斜边自犁面向犁底方向斜直成刃。石犁面平直如砥，沿中轴线遗留一条3～5厘米宽的清晰的长条形印痕，沿印痕方向有2～4个下粗上细的孔眼。这批石犁破损严重，背部和刃口都有磨痕和缺口，复原长度可能在40～60厘米之间。由石犁上錾孔的排列和石犁底面的印痕推测，石犁系用木钉通过穿孔固定在木质犁底上的(图2-17)①。石犁底面与木质犁底的接触面由于长时间的摩擦形成牢固的印痕，由这条印痕可知，当时的木犁底是窄长形的。
图2-17江苏吴县石犁及安装示意图
由于没有共出陶器可资断代，根据石犁出土的地层推断，这批石犁的时代应在印纹陶之前。浙江杭州水田畈、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都曾出土过类似的石犁及大量的石犁残件②，因此推断吴县石犁的时代应在良渚文化至春秋时期，它们是原始石犁中较为多见的类型，反映了当时流行的石犁安装和使用的方法。
2003年，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又为我们展示了最为直观的石犁安装和使用的方式，在编号H70的灰坑中发现一件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分体石犁(图2-18)，石犁通长51、后宽44厘米，三角形的犁头上有3个穿孔，两翼各有2个穿孔。石犁贴附在木板犁底上，犁底长84厘米，其中附在石犁之下的部分长29厘米，石犁的后部残存55厘米。木犁底“最宽处21厘米，在尾端有装置犁辕的榫口，残长15.6、宽8.0、深0.8厘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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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玉琪：《吴县出土的石犁》，《文博通讯》1984年第1期。
②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博物馆：《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考古》2005年第7期。
这件“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带木质犁底的石犁”，也应是以木钉穿过孔眼固定在犁底上的，它从犁头到两翼都有穿孔，因此要比吴县石犁组装得更为牢固。它所附着的犁底宽21厘米，不但可以增加对石犁的保护作用，而且也增大了行进中的稳定性，更方便扶犁者操作。
从两处石犁的安装方式可以看出，石犁是在木犁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以石质材料武装了木犁，扩大和增强了木犁功能。同原始的木犁相比，石犁牢固耐磨，刺土能力强，更重要的是它向后延展加宽，具备了开沟和初步的翻土功能，良渚石犁的后翼就是为提高犁具翻土能力进行的一种尝试和改进。商周时期如果仍然使用石犁，其组装的方法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图2-18浙江平湖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木底石犁
商周时期出现的青铜犁目前所见不多，大家多举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三角形铜犁的例子。三角形铜犁的使用，开辟了犁具由钉装到套装的新时期。
战国时期的铁犁呈V形，有两个对称的向后延伸的翼，这与良渚文化的三角形分体石犁的形制颇为相似。V形铁犁的内侧有凹槽(釜)，以便套装在木叶犁底的前端，安装起来简单易行，也克服了原始石犁钉缚不牢的缺点。接下来就是考虑如何改进犁具以增强翻土开沟能力的问题了。
但是，战国时期犁的数量毕竟有限，在目前发现的冶铁遗址中，虽然出土较多的铁农具，但铁犁却较少发现。
汉代以前犁具的形制与安装方法上的改进，开启了后来犁的发展方向，这对我们理解汉代铁犁具的改进至关重要。
二 考古发现的汉代铁犁的类型
汉代的V形铁犁是战国铁犁的继续。V形犁套在木犁底上使用，木底铁犁虽然轻捷，但木犁底上不能承装翻土装备，使犁具在翻土方面的改进受到局限，汉代铁犁具的变化必然要着眼于这方面的问题。西汉新出现了全铁犁铧，全铁铧是商周三角形铜犁的继续，但铁铧一般不用于直接刺土，它是原来木犁底的延伸。先将V形铁口犁(犁冠)套在大铁犁上，然后再一起套装到木犁底上。
套装V形铁犁冠的铁犁，常见的有三种形制：
三角形犁，犁面(背)为等腰三角形，中间有明显的凸脊，后部有三角形的釜，犁面长和后宽约等，均为30厘米左右。这应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汉画像牛耕图上的犁头部分多描绘成三角形。
舌形犁，犁面呈舌形，犁锋部尖圆，后部高起，有扁圆形的銎，长与后宽各近40厘米。又有小型的，长10.8～17.5、前宽7～11.8、后宽9～14、高4.7～7.5厘米。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
梯形或近梯形犁，正面梯形，前窄后宽，后端为銎，也可以看作是舌形犁的一种。几种铁犁的共同之处是，犁底板平，犁背凸起，后部有釜可以套纳木犁底，有的犁出土时前端还装有V形铁口犁，铁犁与犁冠锈结在一起。
有人统计，在出土的秦汉犁铧中，犁冠约占2/3①。对于犁冠多而铁犁少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V形犁可以直接套在木叶犁底上犁地，过去使用木底铁犁的做法汉代依然存在；第二，犁冠是犁具上最易损坏的部分，无论是套在木叶犁底上还是套在铁犁上，都需要时常更换，是常备常用的部件。
与大铁犁同时出现的还有犁镜，犁镜安在铁犁背上，显然全铁犁是适应安装犁镜的需要出现的。
犁壁是汉代在铁犁具上的一大发明。考古发现的汉代犁壁有多种形状，装在犁背一侧的菱形、板瓦形和近方形犁壁适于向一侧翻土，而装在犁背正中的马鞍形犁壁可以将土翻向两侧。
汉代是我国犁具定型的时期，铁犁的形制构造已经基本完备，它奠定了犁具以后发展的基本方向。唐、宋时期的铁犁仍以三角形为主，铁犁本体的变化大不，后代犁具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犁壁的改进上。犁壁是历代铁犁上最活跃的部件，到了后来更成为铁犁的主体，其形体大小所占的比例都大大超过了铁犁本体。
三 汉代铁犁的安装和使用
20世纪80年代，张传玺先生对1955年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西汉后期的辽阳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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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际平：《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附表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和1958年山东滕县长城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滕县犁①进行了复制和试耕研究。两件铁犁都是边长在40厘米以上的大铁犁，复制品具体测量的数据见表2-1。
表2-1 复制铁犁的有关数据 (长度单位：厘米)
面长 底长 斜直长 后宽 后高 犁锋 重量(公斤)
辽阳犁 42.2 41 45.5 40 13.5 55° 21
滕县犁 46.5 45 50 47 13 70° 27
在试验中，对辽阳犁和滕县犁分别做了两种不同的安装，前者铁犁高起的一面(脊面)向下，板平面向上，套合在木犁底上。后者则相反，板平面向下，脊面向上。在耕后的沙壤松土上进行试验，二者牵引的仰角都为20°，牵引行进的速度都是0.5米/秒左右，但是，二者所需的拉力大小和铁犁入土的深度却大不相同。辽阳犁入土深15.5厘米左右，平均拉力60公斤；滕县犁入土深9厘米左右，平均拉力80公斤。由此可见，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铁犁脊面向下时入土深且用力少，反之则入土浅而费力多(图2-19)。特别是在生地上进行的试耕，辽阳犁入土仅3～4厘米，而滕县犁则根本不能入土②。这似乎说明，铁犁在实际使用时应是脊面向下套装在犁底上的。早年云立峰先生研究后认为，这是汉代铧式犁的用法，带凸棱的一面既可向上，也可向下，“反复(覆)可用”。后来中国农史界合力完成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就引进了云立峰的“新看法”③。
图2-19 辽阳犁和滕县犁复制、试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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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冬明：《滕县长城村发现汉代铁农具十余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②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③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三》记载：“铧与镵颇异，镵狭而厚，惟可正用。铧阔而薄，翻覆可使。”《农政全书•农器•图谱一》照搬了王氏的文字和附图，其镵呈三角形，前低后高、中脊凸起，像汉代三角形大铁犁，只是器形显得狭长。而铧的附图与汉代犁具颇不类(图2-20)。镵在后代“惟可正用”，器形与之相似的汉代铁犁也不可能“反复(覆)可用”。
图2-20王祯《农书》中的镵与铧
辽阳犁和滕县犁在发现时都没有其他附件，只有大铁犁的本体，不能反映其安装使用时的情况。汉画像石牛耕图上的犁具，都为了说明铁犁的形状而特别将其夸大成三角形，如大家所熟悉的江苏睢宁双沟东汉牛耕画像上的犁具，三角形的大犁显得十分突出。这些图像也不能告诉我们铁犁的具体安放方式。但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两汉铁犁，凡附有犁壁的，犁壁一律附在铁犁的脊面(亦可称为犁背或犁面)。如陕西陇县、礼县、咸阳发现的带耳铁犁。犁壁既然安装在脊面上，就不可能是脊面向下套装在犁底的。
问题是，这种特大型铁犁的实物尚无附带犁壁出土的事例，所以不能确定大铁犁使用时是否一律脊面向上。根据张传玺所做的试验，脊面向上安装的大铁犁，生地入土困难，即便在熟耕地上也是入土浅而费力多，似乎是不合时用。但是，脊面向上安装的滕县犁，试耕中由凸脊翻向两侧的松土高8厘米，开的沟与翻起的新土的总宽为80厘米，而辽阳犁只有5.5厘米和75厘米(见图2-19)，也就是说，辽阳犁耕起的土大多又回落到了沟里。从开沟翻土的角度讲，滕县犁脊面向上的安装方法利用了脊面的部分翻土功能，较之以前的平板式石犁和直接套在木叶上的V形铁犁，在形制上有了根本性的改进。关于辽阳犁和滕县犁在牵引动力上的差异，我们还应适当考虑到二者形体大小和犁锋角度等因素的不同带来的影响。滕县犁重27公斤，比辽阳犁重6公斤，锋角70°，比辽阳犁大15°，滕县犁的牵引动力比辽阳犁大20公斤，应与以上所说的动力差异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无论大铁犁还是中小型的犁，使用时都应是脊面向上安装在木犁底上的，这就是《农政全书•农器》所说的“惟可正用”，而脊面向下以使行进中产生摇摆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
另外，战国时期使用木叶犁底时是无法安装犁壁的，铁制犁铧及其一面凸起的形制正是适应了安装犁壁的需要，这符合犁具发展的规律。如果犁壁附在铁犁板平的一面，犁壁与犁板交接处形成明显折角甚至近于垂直①，这在实践中是无法使用的。汉代铁犁以三角形为基本形制，无论大小，都是犁体的一面板平，一面中间凸起成脊，这种形制是与犁背(脊)安装犁壁相适应的。近世的铁犁虽不起脊，但朝上的一面略向上弧凸以便与犁壁相接，其道理是一样的。从元明文献对当时犁具的描述中，可知铁犁没有脊面朝下的做法，印证了我们对于汉代铁犁安装方法的判断。
汉代大铁犁无需安装犁壁就可以向两侧翻起8厘米高的土，设计制造这样的大型铁犁应该有某种具体的用途。
四 汉代铁犁与汉代的耕作方式
耕具和耕法是相适应的。三角犁同垄作法相适应，铁犁和犁壁的配套对应的是翻耕法。
大铁犁不任生地，只能在熟地耕作。可见，汉代农田在播种以前至少有两道整地的程序，首先要将农地以中小型犁或锸、䦆类工具整体翻耕一遍，碎土、耱平，然后以大铁犁开沟起垄，最后是播种。这就是汉代推行的代田模式。
2004年，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三杨庄黄河故道滩涂发现一处规模宏大的西汉晚期到东汉初期的村落遗址，遗址在今地面5米以下，在1500米长的河道范围内至少发现13处面积较大的汉代建筑遗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中4处进行了发掘清理。2005年，第三处庭院遗址东、西两侧的水沟外和北侧(后面)清理出清晰的田垄遗迹，田垄排列整齐，高低相间，宽度大致在60厘米左右(图2-21)。至2006年2月，三杨庄遗址发现的汉代农田和庭院建筑遗址中共有7处庭院基址得到确认，各院间相距50米以上，其间都是成片的农田。村落遗址发现道路、庭院、厕所、树木(桩)、田垄等遗迹以及车辙、牛蹄和桑、榆树叶的痕迹，出土一大批生活用器、铁农具和石质谷物加工工具等②。发掘者从遗址堆积情况分析，这处村落是在河水浸泡中坍塌并被淤沙掩埋的，人、畜得以从容撤离，因此，遗址的现状是村民从前生产和生活场景的“定格”，汉代农田形式也被完整地原样“凝固”下来。
内黄三杨庄遗址民居与农田相连，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大发现，这一发现必将带来历史时期聚落和农田考古的热潮，也为解决汉代历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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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40页。
②刘海旺、朱汝生：《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田宅遗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刘海旺：《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闾里遗址：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初识》，《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11辑，中华书局，2006年。
图2-21 河南内黄三杨庄的汉代农田
成片的“高低相间”的田垄，让我们联想到汉代的“代田法”。发掘者和农史专家也认为，这种沟、垄相间的大面积耕作农田“可以为我们真正理解汉代的‘代田法’提供真实的实物样本”①。
西汉自武帝时推广代田法，据《汉书•食货志上》，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一畮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畮。一畮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垄)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垄)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种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清代程瑶田《通艺录•沟洫疆理小记》：“代田者，更易播种之名。明播则垄休，岁岁易之，以畎代垄，以垄处畎，故曰岁代处也。”代田法的主要特点就是沟(叫)、垄相间，基本要义是叫与垄“更易播种”(图2-22)②。三杨庄农田遗迹垄宽60厘米，这是比较合适的宽度，便于运锄“耨垄草”，“陵其土以附苗根”，小于这个宽度，劳动者行走不便。经与主持发掘者刘海旺先生认证，60厘米是田垄两侧垄沟正中之间的距离，也是相邻田垄最高处之间的宽度。以滕县犁模式试耕翻向两侧的土连同中间的沟总宽是80厘米，两侧新土最高处相距50厘米，如果紧邻新土的边缘继续平行试耕，相邻两沟翻起的土合为一条垄背，则相邻两条垄背之间的宽度应在60厘米左右，与三杨庄的“代田”样本相一致。代田起垄应是汉代大铁犁的主要用途。
代田法合理地开发利用地力，比春秋战国时期的“畎亩法”有了很大改进，它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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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2期。
②闵宗殿：《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00页。
有抗旱保墒、防风抗倒、合理开发、用养兼顾、耕耨结合和推广新田器等方面的优点①。《汉书•食货志上》说代田“一岁之收常过缦田畮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有这样的优越性，代田在汉代一定有所推广。《汉书•食货志上》：“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图2-22代田法示意图
居延汉简多见“代田”之名，如：
“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监粟，其六石以食小亭二人。”(557•5B)
“舒受代田长颀，以食吏士四人，卒辛酉尽庚寅廿八日，积百一十二人。”(557•6)
“戍卒居延昌里石恭，三年署居延代田亭，三年署武成燧，五年因署受絮八斤。”(74•E•P•T4：5)
“代田仓”可能是专为代田而设的粮仓，“代田亭”则应是负责居延地区实行代田法耕作区治安的亭，为了与其他普通农田区别，特注明“代田”二字。看来代田法在西北地区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
在三杨庄第二处庭院遗址出土了汉代常见的大铁犁，其中一件长47、宽40厘米，一件长40、宽33厘米，还有一件残的V形犁冠，双翼片长34～44厘米，夹角70°②，推测其所要套装的铁犁铧长、宽一定超过40厘米。1955年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西汉后期的大犁铧长40、宽42厘米③，1958年山东滕县长城村出土的东汉时期的犁铧后宽47厘米④，这些都属汉代的大型铁犁，与三杨庄的大铁犁无论在形制还是大小上都十分相似。可以肯定，三杨庄汉代农田的每一条田垄就是用大铁犁平行翻耕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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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06～209页。
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③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④庄冬明：《滕县长城村发现汉代铁农具十余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虽然简报中没有说明田垄的长度，但从照片上看它们都是南北向贯穿整个田亩，正是《汉书•食货志上》所谓“长终畮(亩)”。一块农田中看不出另外划分单元的迹象，关于“一亩三甽”的问题还有待研究。三杨庄的农田应是当时垄作和代田的常见形式，是田地整理好待种或种下不久的情况。
按三杨庄代田的标准，加工代田的铁犁长、宽超过40厘米，学界把这样的铁犁称为大铁犁或大铧①。大铁犁除辽阳犁、滕县犁，还出土于山东安丘、安徽寿县、河北保定、石家庄、承德、甘肃古浪等地。这些铁犁主要是东汉时期的。中原所知的虽然只有三杨庄一处实例，从代田耕作用的工具——大铁犁的出土情况看，这种农田耕种法在内地郡县也有使用。
同小型铁犁相比，大铁犁发现的数量相对较少，这应与其功能的局限性有关。代田法是在垄作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垄)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垄)尽而根深，能风与旱”。这是一畎播一行的做法。垄宽60厘米，垄背低矮，垄间之畎也只能种下一行禾苗。文献还记载赵过发明三脚耧车，使用方法据崔定《政论》：“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便焉”，这是中国最早的畜力条播机械，把开沟、下种、覆盖等一气完成，灵巧轻便，省时省工，可“日种一顷”。这种耧播机械一播三行，显然不是在代田上使用的，因此，除了代田法，适于条播等形式的农田在汉代也是普遍存在的，它们都是先翻耕后播种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小型铁犁多于大铁犁的原因。
但是，汉代铁犁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推广，这还不能仅从铁犁的出土情况来断定，因为铁犁的推广要受到广大农户犁耕条件的限制。例如，大铁犁用二牛抬杠牵拉，一般农户不可能都能拥有两头牛，这就会影响到大铁犁的推广。这涉及汉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等问题，是我们后面所要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