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水旱》记述了大夫与贤良、文学之间关于盐铁官营问题的一场辩论。大夫力主盐铁官营：“今县官铸农器，使民务本，不营于末，则无饿寒之累。盐、铁何害而罢？”贤良则说：“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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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其功相什而倍也。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虽然“大器”在《盐铁论》中只出现了一次，由于它是贤良、文学反对盐铁官营的重要依据，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现在一般认为，所谓“大器”是从铁农具的规格上说的。张传玺先生说，“大器”“是合于生产作业要求的大、中、小一系列规格的器具的一类”，是就其大小而言的①。有人进而认为“大器”就是“代田”翻土所需的带犁壁的大铁犁②。汉代大铁犁有切实的用途，是耕作代田的工具，对汉代铁犁(包括大铁犁)的使用和生产等问题进行考察，可以为正确认识《盐铁论》的“大器”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并且“大器”与牛耕问题密切关联，也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富有意义。
一 《盐铁论》所说的“大器”问题
《盐铁论•水旱》所说的“大器”是指农器中的一种。贤良、文学为盐铁官营罗织的一大之罪状是，由于政府部门不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一味地为应付考核，完成下达的生产定额，铸造的铁农具多为“大器”，而使“器用不便”，“不给民用”。这种定额实际上就是政府对手工业规范管理的内容③。
针对贤良、文学的责难，大夫的回答只涉及铁器的质量，并没有对“大器”之“大”进行说明和反驳：“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价)，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此则百姓何苦？而农夫何疾？”看来“大器”问题是确实存在的。
什么是“大器”？现在我们一般可以把边长30或40厘米以上的铁犁视为大铁犁，汉代人就不一定这样看了，大小是相对而言的，出土的铁犁，大的40厘米以上，小的十几厘米，各种规格都有，贤良所谓的“大器”又是以什么为依据划分的呢？为什么“大器”“不给民用”？
汉代铁犁是以牛挽行的开沟起土的工具，画像石上的牛耕图也反映铁犁的牵引动力是畜力。三杨庄遗址有铁犁铧出土，也发现多处牛蹄的印迹。汉画有农夫持锸、䦆、镰人力劳动的场面，而在犁耕画像中皆以牛拉犁，又以二牛抬杠式为主，从不见以人力挽犁者，说明凡以铁犁耕地的多是用牛牵拉的。《汉书•食货志》说赵过在推广代田法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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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黄富成：《西汉铁官“大器”问题》，《中原文物》2010年第6期。
③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史•先秦秦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4～445页。
丞，教民相与庸挽犁”。这段话至少透露以下问题：第一，耕作代田是以牛牵引耕作的；第二，当时的牛比较缺乏；第三，无牛户若耕作代田，须与其他户相互换工，以人拉犁。即使是按赵过所设想的，用人力“相与庸挽犁”，那么，以二牛抬杠牵引的大铁犁又需要几人才能胜任呢？张传玺用滕县犁试耕时以拖拉机牵引，平均拉力是80公斤。以人挽犁，每人负担20公斤，也需要4人，况且还得考虑能否耐久的问题，可能要4人以上轮流挽行。长、宽在10厘米左右的小型犁铧有可能是用独牛牵拉的，汉画中也有单牛拉犁的，若用人力来挽行，还是要2人以上。可见人力挽耕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推广犁耕首要的是普及耕牛。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有《厩苑律》《牛羊课》等法律条文，对牛的饲养、管理以及考核都有详细的规定，反映了对耕牛的重视。汉代人更认识到耕牛的重要，东汉应劭说：“牛乃耕农之本，百姓仰之，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①但是汉代耕牛一直处于相当短缺状态。山东滕州黄家岭的一幅汉画像牛耕图，表现的是一牛一马合耕的场面②。牛、马的高度、力量和行进速度是很难协调一致的，牛、马合用实在是不得已的做法，说明一户要备得起两头牛是多么的不易。这些带有牛耕画像的墓，主人多为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殷实之户，对于广大的普通自耕农，家家自备耕牛显然是不现实的。《汉书•李广利传》记武帝时伐大宛，一次征调“牛十万，马三万匹”。这种因战事需要的大规模的征调也加重了耕牛的缺乏。西汉末《九章算术》卷七《盈不足》有几家合资买牛的例题：“今有共买牛，七家共出一百九十……问家数、牛价各几何？”《九章算术》收录了当时社会上常见的实用算题类型246道，类似实用手册，合资买牛应是较常见的现象。由于牛的短缺，社会上也常有盗牛的事件发生，政府也相应地严刑以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③
杨际平先生统计各地秦汉墓地、村落遗址、冶铁遗址出土各种起土类铁农具1350件，其中犁42件、铧冠101件、鐴土(犁壁)4件，共146件；锸241件、锄189件、铲282件、䦆492件，共1204件。根据以上秦汉铁农具的出土情况，他认为“秦汉至东汉中期，我国基本上仍处于锸、犁并用而以锸为主时期”④。《淮南子•主术训》：“一人瞭耒而耕，不过十亩。”《盐铁论•未通》：“民跖耒而耕。”说明西汉时期人力耕作还十分常见。这主要是黄河流域的情况，在有些地区，牛耕可能发展得更慢一些。黄展岳先生就福建崇安汉城出土的汉武帝时期的200多件铁器中的农具进行了分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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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引《风俗通》。又见《全后汉文》卷三十七。
②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③[汉]桓宽：《盐铁论•刑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④杨际平：《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附表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究，指出闽江流域的农耕主要依靠锄、锸类工具，未见牛耕，以稻作为主，并且渔猎也占有较大比重①。其中原因应有耕牛的问题。云南东部滇池一带的滇国铜器上的装饰多有黄牛的形象，但云南东汉时期才开始用牛耕，蜀汉时期得到推广，其当另有复杂的原因。
新式农具的推广是需要有配套条件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人民政府大力推广新式耕犁等铁农具，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土地情况和社员的经济条件，使许多地区的推广工作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如在使用原始木犁、木耙等就能轻松地进行“刀耕火种”的黔东南地区，“由于陡地多、平地少；水田多、干田少；梯田多；坝田少；小地多、大地少”，和新式铁犁“牛拉不起，路窄抬不起，价钱太贵”等原因，一些地方的铁犁成了“搁犁”“睡犁”，有的乡“把双轮双铧犁的部件给小学生做车子，拉着做游戏，用犁尖来敲钟”，或“把拴犁的轮子当作脚架垫盆烧水洗脚”②。
汉政府针对农户缺少犁牛耕具也曾采取过一些措施，如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③。东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值)。”④但这些都是非常年景下救济性质的举措，不是常规性的，不能从根本上缓解民间缺牛的状况。
西汉《汜胜之书》介绍的区田法也与解决当时的耕牛问题有关。区田法的特点是把农田划成若干宽幅或方形小区，采取深翻作区、集中施肥、等距点播、及时灌溉等措施，以取得好的收益。它不要求成片的耕地，不需要采用铁犁牛耕，只需要投入大量劳力，比较适合缺乏耕牛和犁具、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小农经营，可谓是因地制宜。
在中国古代，耕牛问题时常左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江南地区，在实行牛耕千年之后，由于缺少耕牛，至明代又回到了用铁搭耕田的时期⑤。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说：“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藉牛力。”《嘉兴府志》卷三十二：“上农多以牛耕。无牛犁者以刀耕。其制如锄而四齿，谓之铁搭，人日耕一亩，率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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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展岳：《闽越国出土铁农具初步考察》，《福建文博》1999年第1期。
②范连生：《略论建国初期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具推广》，《古今农业》2011年第1期。
③[汉]班固：《汉书》卷十二《平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
④[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和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
⑤曾雄生：《从江东犁到铁搭：九到十九世纪江南农耕技术的缩影》，《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当一牛。”并不是人们不喜欢用牛耕田，实在的原因就是农户养不起耕牛，或是相对于田间的收益，养牛的成本太高。在任何时期，“上农”都只占少数。在汉代，“自耕农虽然在铁器使用的最初阶段展现了历史的进步性，但在牛耕出现后却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他们的经济能力决定了他们难以置办价格比较昂贵的耕具、耕畜。在一牛一犁一人式的耕作方式出现以前，唯有国家屯田和私家豪强有实力利用牛耕装备农业生产。”①
对于养不起牛的贫困自耕农来说，“铁器失其宜”，《盐铁论》中，贤良、文学显然是站在了众多下层贫民的立场上。贫民无力备牛，铁犁铧对于他们来说是无用之物，他们的得力工具是那些轻便的锸、䦆之属，就如同明代江南地区农民手中的铁搭。因此，我认为，贤良所说的“不给民用”的“大器”是针对铁犁说的，大铁犁当然也在“大器”之列。铁犁相对于锸、䦆类小型农具是大器，从配套器械(犁架等)和牵引动力上讲也是大器。如果单独把铁犁中的某一类按不同的尺寸标准或是否带有犁壁划分为大器和非大器，就未免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盐铁论•禁耕》又记文学之语曰：“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更将贤良所诟病的“大器”扩展到“铁器”。《史记•平准书》：武帝时，齐御史大夫卜式“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铁器之不便于民确是当时的一大社会问题，所说的“铁器”当包含大小铁犁甚至其他铁农具。
过去曾有人认为“大器”指兵器和煮盐牢盆②。《盐铁论•水旱》说“大器”的缺点是“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明显是就农器而论。四川广汉市石亭河滩出土重达1.38吨的柱形铁铸“桥墩”，上有武帝“太始元年” (公元前96年)纪年，其时盐铁官营已实施了22年。铁桥墩标重(“卅五石”)与实重基本相符。发掘者认为，这是“目前汉代考古中发现的最大铁铸件和首次发现的工程铁铸件，才真正是‘县官鼓铸’的‘大器’”③。将这类巨型铁件附会为《盐铁论》中所说的“大器”，实属望形生义，无需多做讨论。
二 从汉代铁犁的制造看“大器”
铁犁的生产制造是同前述“大器”相关的一个问题。1974年春，河南渑池县火车站南发现一个铁器窖藏，出土铁器6类419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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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波、樊志民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②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③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广汉发现西汉纪铁“雒江桥墩”》，《四川文物》2015年第1期。
(块)，以铁犁具为大宗，有铁犁范35件，各式铁犁1200余件，犁镜99件。铁犁具以外的铁农器还有锸、铲、䦆、锄、镰等。其他还有：手工工具类的钻、锤、六角承(釭)、齿轮、凿等520余件，兵器类的斧、箭头等605件，生活用器类的釜、鏊、甑、锅的残片760余片以及灯、炉、权、小刀、网坠、钉、车马器等40余件。铁犁具是最多的一类，占到所有窖藏器物及其残片的1/3强。犁具中V形铁口犁、舌形大铁铧和犁壁都是汉代常见的类型，出土的1101件V形铁口犁，“多数是大铧，小铧仅有十二件”，“从不同的铭文，可知这批铧至少出自五个作坊”。李京华先生根据窖藏器类的形制特征，认为窖藏包含了自汉至北朝时期的器物，多数属于曹魏，窖藏为北魏的遗留①。汉代至曹魏时期铁农具的形制变化不大，这个以铁犁具为主要内容的窖藏，反映了汉魏时期铁犁的推广和铸造情况。1984年，陕西渭南田市镇出土一批西汉后期的铁农具，有三角形犁铧6件、犁冠8件、耧铧8件、犁壁1件、铁犁支架3件、䦆4件、锄1件、镰2件、铲2件、锛7件等②。渭南田市地处京兆尹之下邽县，一次集中出土如此多的铁农具，其中铁犁具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应不是私营产品，这似乎可以解释贤良“大抵多为大器”之说。我们再看下面明确为铁官铁工场的生产情况。
汉代自西汉武帝到东汉前期，大部分时间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因此铁农具包括铁犁都出自官营的手工业工场。据《汉书•地理志上》记载，西汉时期大司农属下铁官49处，分布于全国40个郡。每处铁官下辖一至多处冶铸工场。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铁工场遗址60余处，根据出土铁器上的铭文，已有20余处西汉郡国铁官所属的铁工场得到确认③，我们把相关的铁官工场遗址及出土铁器情况列为表2-2。
每一铁官所属的铁工场大都不止一个，如属于南阳郡铁官冶铁或铸铁的工场遗址在南阳瓦房庄，鲁山望城岗、西马楼，泌阳下河湾，桐柏毛集西铁山、铁楼村，固县乡张畈村，南召县草店，镇平县尧庄，方城县赵河村等地，都有发现。表中所列只是通过考古调查或发掘能够明确为某铁官所属的铁工场中的一部分，并且是有相应的铁产品出土的工场遗址。
由表2-2可知，汉代铁官属下的铁工场以铁农具生产为主要任务，既生产铁犁，也生产䦆、锸、锄、镰，除前举渭南田市镇和渑池两处遗址，铁犁无论是出土的机会还是发现的数量都不及小型的锸、䦆类起土工具，其他的小型农具如锄、镰和生活日用器、兵器、车马器等也都有生产，而且数量颇大。贤良指摘“县官”“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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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渑池县文化馆、河南省博物馆：《渑池县发现的古代窖藏铁器》，《文物》1976年第8期。
②郭德发：《渭南市田市镇出土汉代铁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③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41～345页。
而一之”，“大抵多为大器”，应该不单单是说生产数量上的问题，所谓“多”应是相对于农户所具备的犁耕条件而说的。铁官工场的生产是按计划定额进行的，这就是“员程”的重要内容。
表2-2 汉代铁官所属铁工场生产的铁器类型
铁官所在地 所属铁工场的遗址 产品
标识 铁农具类型
其他铁器
出处
左冯翊 夏阳(今
陕西韩城县南) 陕西韩城芝川镇 竖銎䦆、锄、镰、铲的陶范 凿、削刀、齿轮的陶范
《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弘
农
郡 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 河南新安上孤灯村 弘一
弘二
铧冠、铲、六角锄等的铁铸范 《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
渑池(今
河南渑池
县西)
河南渑池县火车站东南
绛邑，周左、
黽等
铁犁范35、V形铁口犁1101、犁铧48、双柄犁1、犁镜99、铁锸范5以及锄、镰、锸、铲等多件
钻11、锤20、轴承483、
齿轮4、斧434、箭头171、灯4、炉2、案1、
权5、铺首4、脚架16、
鸠2以及釜、甑、锅等的
残片甚多 《文物》1976年第8期
河东郡
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夏县禹王城小城
东三
犁铧、铲的陶铸范、铁直口锸3
六角缸、圆缸、釜、盆、
车軎等陶铸范
《考古》1994年第8期
河南郡
洛阳(今洛阳市)
郑州古荥镇
河一 犁、铲、锸的陶模。铁犁2、V形犁铧甚多(残)、铲112、锸18、竖銎䦆
21、双齿䦆7、锄4 六角承陶模。锛39、凿
12、缸5、齿轮4、矛4
件及夯、軎、削、灯、钩、钉等80余件 《文物》1978年第2期
巩义铁生沟
河三
竖器䦆11、铲26，犁铧、双齿䦆、锄等多件
锤、锛、凿、钩、钉、剑、刀、镞、釜等
《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南阳郡
宛(今河南南阳市)
河南南阳瓦房庄
阳一 铧冠模、䦆范。V形犁2、耧铧7、锸3、锲7
车器范。锛8、斧27、缸2、刀9、剑2件及齿轮、凿、锤、钻、衔、盆、罐、鼎、钩形器、权、椎、环等 《文物》1960年第1期；《华夏考古》1991年第1期
河南鲁山县南关望城岗
阳一
河口
铧冠铸模、䦆、锄范
小件铁器
《华夏考古》1992年第1期；2002年第1期
鲁国
鲁(今山东曲阜)
山东滕州薛城皇殿岗村
山阳二、
钜野二
铲、犁铧等铸范片
斧的铸范片
《考古》1960年第7期
1965年第12期
蜀郡
临邛(今四川邛崃
县)
蜀郡、
蜀郡
成都
凹口锸2件
刀、凿、斧
《文物》
1962年第3期；
《考古》
1990年第12期
汉政府非常重视铁农具和新农技的推广，铁官工场的产品远销各地。陕西陇县高楼村汉代铁器窖藏发现带有“东二”铭文的铁铲和“河二”铭文的铧冠①，它们分别是河东郡第二号铁工场和河南郡第二号铁工场的出品。湖北黄石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曾采集到一件“河三”铭文的残铁锄②，则产自河南巩义铁生沟汉河南郡第三号铁工场。又据居延汉简：“垦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无)铁官，卬(仰)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③内郡生产的铁农具经由政府“以时博卖予细民”，推广到西北边地。居延屯田田卒的生产工具、种子和口粮等由官府供给，金关T30：144简就记述了南阳郡为居延补充铁农具的情况。居延地区发现的汉代农业生产工具还有铁锄、铁锸、铁斧、铁锤等。当时西北边塞地区使用的铁农具多系内郡制造，由大司农统一调拨。政府统一组织铁器生产，计划调拨，又不允许私人介入铁器的制造，这就难免会产生供求上的矛盾。
尽管铁官工场有生产上的盲目性，但是生产的器类一多，人们就有了选择的机会，在政府铁器生产“笼而一之”的形势下，铁器能得到推广，也不可能仅是政府号令的作用，其中自有铁器本身合理性和适用性上的原因。《盐铁论•水旱》又记贤良攻击盐铁官营的另一段话：“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耨淡(啖)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官营产品价格高是“百姓不便”“百姓苦之”的重要原因；“铁官卖器不售”则说明官营产品确存在积压卖不出去的情况，这就是盲目生产的“不合民用”的产品，其中应以脱离农民犁耕条件而盲目生产的“大器”为主。铁犁毕竟不像小型的䦆、锸，即使牛耕再普及也只能是按户配置，生产比例掌握不好也会造成产品的积压。“颇赋与民”，不公平地配售给百姓，自然又引致更大的社会问题，给贤良、文学批评盐铁官营以口实。
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铁官工场铁器的生产情况，从适用性上来认识大器，而不单是从器形的大小上着眼，认为汉代铁犁的推广受制于耕牛在下层贫民中的普及程度。但这并不是说汉代牛耕还不多见，只是相对于一部分农民的经济条件，政府的铁犁具生产是过剩了，所以成为贤良攻击官方铸器不合民用的依据。这不是铁犁之过，是政府的生产计划没有调整好。张传玺先生也认为，“贤良所批评、农民所抱怨的，不在于器大，而在于铁官们不管社会、农民的需要，不管产品种类是否平衡，而是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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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瓣土》，《文物》1966年第1期。
②黄石市博物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
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破城子探方五二”第5条，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8页。
地‘多为大器’，而且质量太差，价钱太贵。”①这里的“盲目”也指铁官工场生产计划即“员程”的不切实际。虽然他还是认为“大器”是就铁犁大小说的，但关于政府铁器生产盲目性的说法却是很有见地的。
另外，汉代铁官之外还有小铁官，“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②。小铁官也是盐铁官营的产物，一般由当地县令(长)兼任，负责民间废旧铁回收和新器铸造。相对郡国铁官，小铁官没有能力和充足的原料多生产大器，其产品数量相对较少，但也颇能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目前我们对于地方小铁官工场的生产经营情况还缺乏了解，不知道贤良、文学攻击的产品种类、质量、价格等问题是否也反映在地方小铁官经营的产品中。
三 汉代牛耕普及和在农业生产中的意义
以上所谈的几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围绕《盐铁论•水旱》的“大器”展开的。大器就是与牛耕紧密相联的铁犁。我们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铁官工场铁器的生产情况，从适用性上来认识大器，认为汉代铁犁的推广受制于耕牛的普及程度，相对于农民的经济条件，政府出于发展生产目的而制造的铁犁具是相对过剩了，加上器恶、价贵等问题，便成为贤良攻击官方铸器“不合民用”的借口。但这并不是说汉代牛耕还没有普及，春秋时期已有人名中牛与耕或犁对应的事例，到铁器普遍使用的汉代还说牛耕尚未普及，这如何说得过去？牛耕的推广和普及只有相对性，无法用量化数字来说明。首先我们从汉代牛耕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来认识这个问题。
《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传》：建初八年(公元83年)王景任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使用牛耕以后，短期内使农田“垦辟倍多”，可见牛耕的效力之大。
《后汉书•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建初元年(公元76年)丙寅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因牛瘟导致耕作面积缩小，以致影响到谷价，说明牛耕在当时农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之大。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牛耕，这绝不是牛耕未普及时所能有的现象。耕牛关系农业生产，牛的疾疫就是人的灾难，王充《论衡•恢国》说这场灾难“牛死民流，可谓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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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汉]班固：《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中华书局，1962年。
以上是东汉早期的情况。再从铁犁的出土情况分析，先将目前见于考古报告而时代又比较明确的汉代铁犁具列为下表①(表2-3，报告中时代笼统为汉代的未统计在内)。表中数据虽不全面，但大体可以反映出相关的问题。
表2-3 出土西汉、东汉铁犁对比
西汉 东汉
犁铧 犁冠 犁镜 犁铧 犁冠 犁镜
陕西 32 13 2
河南 23 11
山东 1 2 4
江苏 1 1 1
河北 1 2 1
辽宁 3
福建 1
贵州 1
广西 2
宁夏 1
小计 39 41 2 3 17 1
总计 82 21
从表2-3可见，西汉和东汉铁犁的数量对比明显，西汉共82件，而东汉仅有21件。西汉时期的铁犁主要集中于中晚期，分布于8个省，其中陕西永寿铁器窖藏出土犁铧26件，犁冠和犁镜各1件，渭南田市镇出土犁铧6件，犁冠8件，犁镜1件。河南23件犁冠均出土于巩义市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这三例出土数量较大，情况较为特殊。即使不计河南、陕西两地，西汉铁犁仍有十几件。东汉时期没有窖藏和冶铸遗址的事例，应该是形成与西汉铁犁对比悬殊的原因，但东汉铁犁出土地点较为分散，如河南11个犁冠发现于洛阳、襄城、陕县等4地，在未出土西汉铁犁的广西、宁夏也发现了犁铧或犁镜。一个地方西汉有铁犁，则东汉不当没有，因此，东汉较之西汉，铁犁在分布地区上明显扩大了。铁犁对应着牛耕，这个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西汉牛耕的数量不比东汉少，而东汉时期分布的地区要比西汉大一些。如果说东汉时期农业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牛耕，那么西汉时期的牛耕也已有相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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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黄富成：《汉代农业制度与农业文化研究》表4～6，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93页；周昕：《中国农具通史》表4-3-1，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277～279页；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221～223页。
两汉时期已经普及了牛耕，并且牛耕已经成为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前面说到，铁犁和牛耕的推广受到小农经济条件的制约和耕牛数量不足的影响，这是否有矛盾？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汉代生产资料私有，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或称自耕农的经济条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二牛抬杠耕作方式下，要使五口之家的普通小农家庭普遍畜养两头耕牛实非力所能及，小农中应存在不少无牛户。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下葬于汉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的木椁墓中出土竹简、木牍170多枚，其中有比较完整的“郑里廪簿”，记录了郑里25户自耕农的人口、劳力、土地和接受政府贷谷种的数量，如：
“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一人，田八亩，移越人户，贷八斗。二年四月乙□。”“户人击牛，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十二亩，贷一石二斗。”
“户人口冶，能田二人，口二人，田十八亩，贷一石八斗。”
“户人越，能田三人，口六人，田卅亩，贷三石。”
“户人不章，能田四人，口七人，田卅亩，贷三石。”
“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田五十四亩，贷五石四斗。”
“户人公士田，能田三人，口六人，田廿一亩，贷二石一斗。”
“[户人]公士市人，能田三人，口四人，田卅亩……”①
除“圣”一家只有1人有田8亩，另有一家2人有田18亩，其余人户3～7人，有田多在20～30亩，最多的54亩。其中有爵者2人(公士)，有田不过30亩。贷谷数根据田亩数而定，每亩贷谷一斗。据《汉书》所记，贷给种食的对象一般是受灾或贫困农户，如《汉书•昭帝纪》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三月，“遣使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宣帝纪》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诏曰：“鳏、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公田，贷种、食。”《元帝纪》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三月，“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訾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三月诏，“无田者皆假之，贷种、食如贫民”。郑里25户受贷人家无论是人均还是户均占田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他们是贫民阶层。郑里的户均土地只有24亩，最多的54亩。《淮南子•主术训》：“夫民之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过十亩。”郑里户均劳力2.7人，30亩左右的土地“跖耒而耕”也是可以胜任的，畜养耕牛一年的成本和季节性种地的效益比较是他们所要考虑的因素，像郑里这样的贫困农户既无能力也无必要畜养两头耕牛。据同墓所出4号木牍“郑里二月七十二算”，与“郑里廪簿”所记郑里能田者69人相近，因此，裘锡圭认为，“郑里的总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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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即使超过二十五户，也只能是超过不多的几家”①。那么，郑里绝大多数都应属无牛户。由于郑里人均土地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这里的情况尤其是贫困户比例可能不带有普遍意义，但大量贫穷人户的存在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是自耕农，但无力使用牛耕，当然也不必要或无能力置备铁犁具，这成为贤良、文学反驳盐铁官营政策的重要依据。如果仅着眼于这样的阶层，牛耕是没有普及。
但是也应该看到，政府在发展农业生产、推广牛耕上所做的努力，对于受灾和贫苦的农民往往有相应的救助措施，贷给种、食的同时，也贷与耕牛，虽然这样的救助或授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社会耕牛问题，但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
《汉书•昭帝纪》：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春诏曰：“乃者民被水灾，颇匮于食，朕虚仓廪，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
《平帝纪》：元始二年(公元2年)，“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
《王莽传》：天凤五年(公元18年)“以大司马司允费兴为荆州牧，见，问到部方略，兴对曰：‘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百姓饥穷，故为盗贼。兴到部，欲令明晓告盗贼归田里，假贷犁、牛、种、食，阔其租赋，几可以解释安集。’”
《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六年(公元104年)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耕者，为雇犁牛直(值)”。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引军过家乡谯郡时为抚恤将士亲属而作《军谯令》：“其举义兵以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
当然我们不能把政府的假贷全看作是对民生的关心，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赋税当也是重要的考虑。没有牛也可以“木耕手耨”“跖耒而耕”，但从政府的假贷措施看，似乎没有牛就无法正常生产了，可见汉代农业对于耕牛的依赖。东汉应劭说：“牛乃农耕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②《汉书•食货志》记武帝末年赵过为搜粟都尉，在三辅地区推广代田，“用耦犁，二牛三人”，而“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民或苦少牛”也表现出人们对牛的依赖，而在汉代以前，一农耕百亩，也不会想到牛的问题，更不会因少牛或无牛有“亡以趋泽”之说。
在牛耕已成大势的背景下，“跖耒而耕”的存在，或者是由于拥有耕地面积小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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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②[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引《风俗通》。
必要用牛，或者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而出于无奈。但很多时候人们还是尽力创造条件使用牛耕，如汉代民间就有共买耕牛或借牛耕种事。《九章算术》卷七中几家共买牛的例题是按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实际问题设计的，应不会是个别现象。《后汉书•鲁恭传》：鲁恭任中牟令，“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于恭”。
另一方面，富裕农民家中和大地主的庄园里耕牛是必备的生产资料。从西汉晚期到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场面，除扶犁人，还有多位参与协作的劳动者，其中可能有佣耕者。如山东滕州黄家岭画像石，一牛一马共耕，一人扶犁。前面三人持锄或䦆劳动，一人端器似在浇水。前头一人荷担送饭，身后带两个孩童。耕犁后面又有一牛拖耙或耱，一人驱牛操控。地头树下一人持杖而坐。一幅农耕图上有10人，这不是普遍小农家庭的劳动场面①。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二牛抬杠，一人扶犁，一人锄地，一人送饭，田边还有一小牛走动，地头停着拖带农具或肥料的牛车一辆，扶犁人身后跟一小孩②。其他如山东邹城等牛耕画像石也有多人，只有陕北汉画像石牛耕图不善于表现宏大场面，只突出耕牛和扶犁人。也就是说，牛耕的普及存在阶层上的差异。上一章中已经分析过，《盐铁论•水旱》所说“贫民或木耕手耨”的现象只见于无力购买铁农器的部分贫民阶层。《汉书•兒宽传》：“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繩属不绝。”拥牛户本来就集中于上农大家阶层。中小地主、大地主庄园和富裕农民又是土地相对集中的阶层，特别是东汉地主庄园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如果从土地总量上考察，全社会牛耕地的比例不会比人力耕种的低，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牛耕是普及了。
我们还需要对《盐铁论》贤良、文学的说辞进行推敲分析。政府制造的农具“民用钝弊，割草不痛”，那大夫所说的私人铸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就不存在吗？《盐铁论•散不足》谈到奢侈带来的诸多弊端时，贤良借题发挥，以崇尚节俭为名欲行复古之实：“古者，不封不树……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根据考古发现，战国至西汉早期庶人墓尚不起坟，至西汉晚期，庶人坟才开始流行起来，但直到东汉早期庶人无坟的规定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召开之前，庶人坟还未成气候，“富者积土成山”也不是普遍现象。贤良、文学好用少数的、个别的现象以点带面，甚至极端化、绝对化，他们的举例难免带有夸张的成分。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发现铁犁和牛蹄迹，其周围的农田无疑是牛耕田。这里的房屋是当地普通农户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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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②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发掘的四处庭院都有门房、二进院落、厢房和正房，水井、厕所等生活设施配套齐全，与前面所说的郑里相比，又是另一派农家生活的气象。“木耕手耨”“跖耒而耕”是同牛耕并存的社会现象，但不是代表主流的耕作方式和发展方向。
我们从铁犁的分布和不同阶层使用牛耕的情况分析，肯定了汉代牛耕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意义。总体上讲，牛耕是汉代农耕的主流，汉代已是牛耕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还存在无牛户，存在“跖耒而耕”的现象，就不承认牛耕对汉代农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在现在农机耕作的时代，农户也并非家家都有拖拉机和现代收获机器，尽管由于土地拥有量、农家经济状况或因地制宜等方面的原因，有些地方牛还在耕，人还在刨，但是牛耕地所占比重已经很少，机耕、机种才是生产方式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