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浮选发现的野生大豆比现在所知最早的人工种植豆类体积要小得多，似乎还属于杂草类④。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我国迄今最早的夏代炭化大豆和野生大豆，同现代大豆相比，皂角树大豆的驯化程度尚处于野生大豆与现代大豆之间，为一过渡类型⑤。
关于我国大豆起源地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有东北、华北、华中、长江以南以及多中心等等说法。有学者根据我国各地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比较研究，从生态学、品质化学和种子蛋白电泳分析，认为我国大豆起源于以北纬35°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⑥。从古文献记载结合大豆性状演化等，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⑦。2011～2013年，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盖钧镒院士带领的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中国栽培大豆起源和性状演化的基因组学解析”，将大豆产区划分为东北、黄淮、南方等几个不同的地区，调查和采集野生大豆，用分子生物学的分析方法比较现生大豆和不同地区野生大豆之间的遗传距离，发现东北大豆与南方(长江中下游)野生豆之间的遗传距离最近。综合起来看，南方野生豆与所有地区的现生大豆遗传距离都近。用细胞核的遗传距离进行验证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国栽培大豆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⑧。这个基于科学理论、通过技术手段得出的全新结论还需得到考古工作的呼应，在大豆起源地的认定上，我们仍然需要遵从类似稻作起源研究中所坚持的最重要的两条标准，一是较早的遗存的发现，二是野生种在同一地区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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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国野生大豆考察组：《中国野生大豆资源考察报告》，《中国农业科学》1983年第6期。
②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③ 刘昶、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④ 凯利•克劳福德、赵志军等：《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
⑤ 周昆叔、叶万松、刘长江：《中国最早大豆的发现》，《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第7版；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⑥ 徐豹、郑惠玉、路琴华等：《大豆起源地的三个新论据》，《大豆科学》1986年第2期。
⑦ 王书恩：《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及其演变的初步探讨》，《吉林农业科学》1986年第1期。
⑧ 盖钧镒2014年11月7日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的“江苏省农史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汉代以前栽培大豆的遗存。考古发现的史前大豆遗存地点在东北和黄河中游地区，虽然先秦两汉时期的大豆遗存南北均有发现，但仍主要分布于上述两个地区(表5-3)。洛阳汉墓陶仓上多有“大豆万石”“豆万石”“大豆百石”等标识，部分陶仓内有大豆的实物①。大豆与粟、黍等一样都是当地常见的作物。
考古发现固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今天没有发现不能绝对地说过去一定没有，但一直没有相关的遗存出土至少说明这里当时即使有也是少之又少，把这样的地方当作起源地进行讨论是很难说得过去的。直到今天，在早期遗存发现较多的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是大豆的主要产区，这里自古就有适于大豆生长的优良环境。
大豆驯化栽培较晚，夏商时期的大豆尚处于推广普及的初期，又由于大豆含油率较高，不易保存，考古出土的遗存相对较少。据于省吾考证，甲骨文中已有表示菽豆的字②。卜辞多有贞占“受菽年”例，而且同版之上往往与“受黍年”对贞：
①戊戌卜， 壳贞， 我受菽年。(《合集》10041)
②贞， 今岁我受菽年。(《合集》10040)
③贞，我不其受菽年。
甲子卜，壳。
贞， 受黍年。(《合集》10051)
由此可见，商代已然把菽当作与黍一样看待的粮食作物了。周代文献也常将菽与粟、黍等谷物并列。
《诗经•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墨子•尚贤》：“贤者治邑也，蚤出莫 (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
汉代大豆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食粮，种植的规模前所未有，虽然发现不多，仍可用其他出土材料补充说明。洛阳汉墓出土的模型明器陶仓上写有“大豆万石”“小豆万石”“黄粱粟万石”“白粱粟万石”等铭文③，以示墓主人在地下的富有。汉墓地券出现了大豆的新名称“黄豆”，如灵帝熹平二年 (公元173年)张叔敬墓陶盆(瓶)上的朱书镇墓文中有“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④。曹操高陵出土名物石牌6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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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② 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春都花园小区西汉墓(IM2354) 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
④ 转引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94页。
枚，其中一枚为：“黄豆二斗木𨋩机一。”①
大豆之外，汉代也多种小豆。虽然考古发掘报告目前报道的小豆遗存较少，但洛阳汉墓陶器文字标识中也常见“小豆万石”的字样②。文献中称豆称菽者多指大豆，小豆为苔，亦称小菽。《说文•草部》：“苔，小菽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一四简有“小叔(菽)鹿胁白羹一鼎”③。《九章算术•粟米》：“今有粟三斗少半升，欲为菽，问得几何？……今有粟四斗一升太半升，欲为答，问得几何？”小豆种类也多，其中最多见的是赤小豆，秦简多与他谷并列。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禾忌日，稷龙寅，秫丑，稻亥，麦子，菽、苔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④《氾胜之书》谈作物栽培单列“小豆”一项。
六 麻
麻是一年生桑科草本植物，有大麻、苎麻、苘麻、亚麻等，我国古代文献中提到的麻通常指大麻，又称火麻、黄麻、汉麻。大麻雄、雌异株。先秦典籍称雄麻为矣，剥麻皮可以为衣着原料；称雌麻为苴，结麻子用作果腹食粮。苴麻皮亦可利用，但质量不如泉麻。《诗•豳风•七月》：“九月叔苴。”毛传：“苴，麻子也。”麻子又叫蕡，是先秦两汉时期人们的日常食粮。《礼记•内则》：“问所欲而敬进之……菽、麦、蕡、稻、黍、粱、秫，唯所欲。”麻子 (蕡)是粮食作物中的一种。
栽培大麻起源于中国北部或中亚地区，它既是粮食作物，又是纤维作物，在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种植很广。虽然不能确切地推断大麻最早被利用是食用目的还是衣用倾向，但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以麻为主解决了全民的衣着问题，由于普遍的衣用材料的生产又使麻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得以逐渐提升。以麻为粮可算是中国古代农业的一大特色，在它身上真正体现了衣食同源的理念。宋代以后专以麻子榨油，麻的角色也随之转换为专门的纤维作物和油料作物。
麻子含油多，也不易留存，考古发现的麻子遗存较少。甘肃临夏东乡林家遗址出土马家窑文化的大麻籽⑤，这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最早的大麻遗存。青海民和官亭盆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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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云长：《“黄豆二斗”石牌释文辨误》，《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1期。
②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春都花园小区西汉墓(IM2354) 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 陈直：《洛阳汉墓群陶器文字通释》，《考古》1961年第11期。
③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32页。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
⑤ 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稷与大麻》，《考古》1984年第7期。
土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大麻种子①。甘青地区相继发展的几支考古学文化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辛店文化是青铜时代文化，年代距今约3600～2600年。西北地区大麻的早期种植有明显的时间上的连续性，为大麻在西北地区的驯化或经由西北地区传播的路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麻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周礼•天官•冢宰下》汉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麻居五谷之首。麻子和麻布遗存大都发现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衣被原料主要来自种桑养蚕。河南新郑工农路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小陶壶上有用白色颜料隶体书写的“麻子”，而壶中所装正是已经炭化了的麻子②。麻是古今名实一致的粮食作物。洛阳烧沟汉墓陶仓上作物名称的题记有“粟种”“黍种”“稻种”以及“麻万石”等③。陈直说洛阳陶仓上的“麻万石”“谓胡麻，即今日之芝麻”④。这个说法很值得商榷。芝麻是公元前2世纪才由张骞自西域带来，是油料作物，文献中并不与粮食作物并列。考古发现大麻种子遗存的地点只有10 处(表5-3)，但各地出土的麻布遗存也是大麻种植的直接证据 (表5-4)。
遗存的发现情况与当时大麻种植的实际形势有很大的差距。中国古代麻织品为百姓的常服，尤其在北方地区。《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中国素有尊老的优良传统，按孟子的设计，如果都做到“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才可能让“五十者”“衣帛”，由此可见衣丝帛还只是个高悬的奋斗理想，战国时期麻布才是民间常服，故文献中用“布衣”“衣褐者”指代平民，实在是再贴切不过的名称。《诗经•齐风•南山》：“艺麻如之何，衡从(纵)其亩。”《管子•牧民》：“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立政》：“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于地，国之贫也。”汉刘向《说苑》卷十八《辨物》记：楚“王子建出守城父，与城公乾遇于畴中，问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畴也。’‘畴也者何也？’曰：‘所以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为衣也。今吾子不知畴之为麻，麻之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可见麻在当时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物。人生在世离不开吃饭穿衣，虽然后世文献又多从纺织原料的角度立论说麻，但种植大麻既得到麻皮又收获了麻子，种植得多收获得也多，可以想见它在食物生产中必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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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小虎：《青海官亭盆地植物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报告文字提到辛店文化有大麻，然附表中无。据齐家文化即有大麻，辛店文化有也是自然的。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2页。
③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12页。
④ 陈直：《洛阳汉墓群陶器文字通释》，《考古》1961年第11期。
表5-4 各地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的麻布遗存
时代 出土地 麻布遗存形式 材料出处
距今3400年 福建崇安武夷山 大麻布、苎麻布 《文物》1980年第6期
商代 河北藁城台西村 大麻布 《文物》1979年第6期
西周初期 陕西泾阳高家堡 大麻布 《文物》1972年第7期
西周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M2010 丝帛、麻布 《文物》2000年第12期
春秋 江西靖安李洲坳 麻 《考古》2008年第7期
春秋 安徽舒城凤凰嘴 苎麻布残迹 《考古》1969年第10期
春秋战国 江西贵溪仙水岩 大麻布 《文物》1980年第11期
战国 湖北荆州天星观M2 丝麻织品 《文物》2001年第9期
战国 湖北江陵九店 麻鞋、麻衣 《江陵九店东周墓》第336、298页
战国 湖南长沙 麻布、麻鞋、麻绳 《长沙楚墓》第417页
战国 陕西凤翔 麻布 《文物资料丛刊(3)》第75页
西汉 湖北江陵凤凰山 麻衣、麻裙、麻絮、麻鞋、麻靺、麻布、麻绳、麻絮 《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西汉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 绢面麻底鞋 《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第一卷，第227页
七 高粱
高粱为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性喜温暖，耐旱、耐涝、耐盐碱、耐瘠薄、耐高温和寒冷，有庄稼中的骆驼之称。高粱在中国北方地区栽培较广，除以产高粱米为主要目的的食用高粱，还有类似甘蔗的糖用高粱、以穗为制帚材料的帚用高粱和以秸秆为建材的建筑用高粱等类型，故高粱又被当作经济作物。不论哪种类型，穗实都是粮食，不过产量高低不同罢了。
传统上认为，高粱起源于非洲，后由印度传入我国。西非、尼罗河流域一埃塞俄比亚(北非)、东非是高粱起源的三个中心，它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并在各地形成不同地域特色的高粱品种，特别是广泛传播于印度等地。野生高粱(约翰草)在非洲中部至今还被作为牧草种植①。高粱传入我国的时间和路线不明，传入后经长期栽培驯化，逐渐形成植物学形态和农艺性状都不同于非洲高粱的中国高粱种群。中国高粱又名蜀秫(黍)、芦粟、芦穄、巴禾、荻粱、茭子、木稷等等，因为有冠以“巴”“蜀”地名的叫法，故西南巴蜀地区被认为可能是最早引种高粱的地方。西晋张华《博物志》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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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继东：《非洲农业的起源和贡献》，《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有“蜀黍”之名，这距离高粱在中国的栽培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了。唐代始有“高粱”之名。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按萄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以种来自蜀，形类黍，故有诸名。”
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推测，高粱在我国的栽培可以上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①，甚至有学者根据考古资料和先秦两汉文献，认为我国有可能是高粱的原产地之一②。1931年，董光忠主持发掘山西万泉(今万荣县万泉乡)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被后来日本人鉴定为粟和高粱的炭化作物③。1957年，佟柱臣在文章中提到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石器、彩陶和高粱、粟等，说的可能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发现，具体情况未予说明④。由于荆村遗址的内涵复杂，包含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时代的遗存，标本出土层位不清，鉴定过程不明，现在时过境迁，又无实物为证，学者对荆村发掘引出的高粱问题大多存疑不论。有的学者对20 世纪70年代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房基出土彩陶罐中的高粱也提出了质疑⑤，或认为大河村高粱是“靠不住的”⑥。1986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植物遗传学专家李璠等对甘肃民乐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废渠道两侧剖面上的“灰土层”随机采样，检测发现炭化作物小麦、大麦、粟、黍(原报告称稷)、高粱和核桃壳及烧焦的兽骨等。高粱粒形接近球形，有的胚部可鉴， 认为“应是中国高粱 (Andropogo n sorghum) 较古老的原始种”⑦。但是，1986年以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单位对东灰山遗址的几次较大规模的科学调查、发掘，发现炭化小麦、粟、黍等作物，均未提到有高粱⑧。现在东灰山的高粱问题已是不了了之了。而先前经李璠鉴定的大河村“炭化高粱”，据最近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有着和现代野生大豆几乎完全相同的种脐和胚根梢特征，但看不到与高粱类似的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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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毓芳：《关于高粱在我国的栽培时代及名称辨析》，《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② 沈志忠：《先秦两汉粱秫考》，《中国农史》1999 年第2期。
③ 董光忠：《本校与山西图书馆、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发掘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之经过》，《师大月刊》1933年第3期。
④ 佟柱臣：《黄河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⑤ 安志敏：《大河村炭化粮食的鉴定和问题——兼论高粱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栽培》，《文物》1981年第11期。
⑥ 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关于农业起源问题的探索》，《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⑦ 李璠、李敬仪、卢晔等：《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一曼：《东灰山遗址的环境意义与河西走廊史前文化兴衰》，尹泽生、杨逸畴、王守春主编：《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兴衰》，地质出版社，1992年，第98～109页。
可以明确地将其归于豆科植物的种子，只是目前还无法确定其是否为驯化大豆①。
在人们关注早期高粱遗存的同时，很少有结合野生高粱进行研究的相关报道。中国农业科学院品种资源研究所高粱组研究人员通过不同地区高粱的杂交实验发现，“中国高粱 (Chinese Sorghum) 几乎所有品种与印度高粱 (Indian Sorghum) 的杂交后代结实率都低，有的根本不结实”，这说明中国高粱同印度高粱无遗传进化关系，它们各有自己独立的祖本②。这个实验从根本上否定了高粱自印度传入的路线，但并不能说明非洲三个或多个起源中心原生种同我国各地高粱之间都没有亲缘关系。
过去本人也倾向我国高粱是本土起源的观点③，现在看来，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我国史前已经栽培高粱，更无法证明高粱是我国本土起源的。考古发现所支持的我国高粱的种植历史始自商周：
1980年，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先周文化层中发现了去皮的炭化高粱，标本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资料见李毓芳论文的附记④。
1957年，江苏新沂三里墩遗址西周文化层发现燃烧成炭而外形保存尚好的高粱秆，经当时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主任李扬汉教授鉴定，确认是高粱秆近根部。文化层中还发现成堆的高粱叶的遗迹⑤。
1987年，辽宁大连湾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房基F3 出土炭化高粱 (与炭化稻米共出)，籽粒经沈阳农业大学多位专家共同鉴定确认。遗址年代为距今3000 年左右。大嘴子高粱是迄今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同类谷物⑥。
1994年，辽宁本溪望海楼出土青铜时代的炭化高粱⑦。
1955年，河北石家庄市庄村战国中晚期遗址，“在遗址底部不同地点处，发现有鸡蛋壳和炭化高粱各两堆”⑧。
相对于汉代十几处墓葬或遗址出土的高粱遗存 (见表5-3)，以上几例发现显得尤为宝贵，它们正反映出向汉代高粱种植期过渡的迹象。
两汉时期的高粱遗存出土的数量还不算多。1955年，辽阳北郊三道壕西汉村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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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莉、盖瑞•克劳德福、李炅娥等：《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高粱”遗存的再研究》，《考古》2012年第1期。
② 卫斯：《试探我国高粱栽培的起源——兼论万荣荆村遗址出土的有关标本》，《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
③ 刘兴林：《史前农业探研》， 黄山书社，2004年，第73～74页。
④ 李毓芳：《浅谈我国高粱的栽培时代》，《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⑤ 南京博物院：《江苏新沂县三里墩古文化遗址第二次发掘简介》，《考古》1960年第7期。
⑥ 许明纲、刘俊勇：《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纪略》，《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⑦ 武家昌：《本溪青铜文化遗址和墓葬发掘的收获》，《中国文物报》1994年7月17日第3版。
⑧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号居址出土“被烧而炭化了的高粱一小堆”①，这是汉代高粱遗存最早的发现，但当时并未引起大的反响。1976年，陕西咸阳杨家湾西汉初期一号汉墓陶仓内发现高粱②。1975年，陕西咸阳马泉西汉晚期砖室墓墓道中出土了11件装满粮食的陶瓮，有2件装有高粱，其余为粟、糜子(黍)和麦。粮食籽粒内部已空，外壳完好。高粱籽粒白色兼带橙色，形状与现代高粱相同③。洛阳烧沟汉墓陶仓上有“粱万石”的铭记，夏鼐先生给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的信中谈到，该仓内盛装的粮食经河北农学院鉴定确认就是今日学名为Sorghun Vwlgarebort的高粱④。高粱在汉代已有“粱”之称， 考古发现解决了高粱作物的名实问题。洛阳汉墓有一墓随葬多件陶仓模型的例子，仓上记有粟、黍、麻、大豆、小麦、粱米作物的名字，仓内象征性盛放的粮食应该是与标识文字对应的。这些标识铭记如同汉墓中竹笥外拴挂的木牌(楬)，牌上所书文字是对笥内物品的说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发现木牌49枚，17枚出土时仍分别系在竹笥上，木牌所书名称与笥内物品(或模型、材料)完全一致，没有张冠李戴的情况⑤。出土稻谷的扬州邗江胡场西汉墓侧箱装食品的草包附近出土6件木签，上书“脯脩腊笥”“鲍笋笥”“楫糯笥”等⑥，也都是相应随葬物品上的标记。所以“粱万石”仓内盛放高粱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文•米部》：“粱，米名也。”可以理解为粱是高粱米之专名，而不会是米之总称或某种高品质的米。段注改“米名”为“禾米”，以“粟中人(仁)”解之，生无益枝节。“粱”字不自汉始，也见于先秦文献，虽然粱在先秦两汉文献中还有其他的意思，如《左传•哀公十三年》：“粱则无矣，粗则有之。”粱与粗相对，表示精细或精细之粮。《国语》卷六《齐语》：“食必粱肉，衣必文绣。”《国语》卷十三《晋语七》：“膏粱之性难正也。”三国韦昭注：“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汉书•霍去病传》：“重车余弃粱肉。”唐颜师古注：“粱，粟类也，米之善者。”梁之美食精米之义是否来自人们对高粱米的喜好不便做过多的推测。文献中的粱并非都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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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② 李毓芳：《浅谈我国高粱的栽培时代》，《农业考古》1986 年第1期。李在本文中只提及汉墓陶仓贮有高粱，未作说明。发掘简报中只字未提高粱的事，只谈到用具坑(K1)的鸭蛋壶内有稻米。见陕西省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李毓芳是墓葬发掘者之一。
③ 李毓芳：《浅谈我国高粱的栽培时代》，《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在李毓芳执笔的墓葬考古报告只说11件陶瓮“里面装满粮食”，未对粮食详细描述。见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
④ (日)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御茶の書房，1979年，第23页；李毓芳：《关于高粱在我国的栽培时代及名称辨析》，《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⑤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17～118页。
⑥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 年第11期。
粱有关，但当粱与其他的作物并举时指的应该就是高粱。如《周礼•天官•冢宰》：“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稼，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芷。”又《天官•大宰》：“三农生九谷。”郑玄注：“司农云：九谷：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后汉书•礼仪下》：“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其中的粱便是高粱。
高粱自先秦时期即与常见谷物并列，成为汉代人心目中九谷之一，其生产的形势可以想象。汉代的高粱出土不多，这说明考古发现长于揭示种植作物的事实和一个地区作物间的相对关系，但无法去准确反映某种作物种植的绝对数量。
附：关于汉代“玉米”问题的讨论
玉米学名玉蜀黍 (Zea mays L.)，原产美洲。传统上认为，玉米最早驯化于墨西哥、秘鲁、智利沿安第斯山麓的狭长地带。早在7000 年前，古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在墨西哥中部高原谷地种植玉米，那里多处古遗址出土炭化玉米的籽粒及秸秆、穗轴等。野生玉米——大刍草又称墨西哥类蜀米，在今天墨西哥旷野里仍随处可见。野生玉米很小，细弱丛生，果穗瘦小，籽粒很小。古代印第安人最初种植的玉米，穗轴只有2.4厘米长，接近野生玉米，经过长期人工驯化、选择，到距今1500年，玉米的穗轴才逐渐增大到13厘米①。野生玉米和栽培玉米常常生长在一起，结实前就连种地的农民也不易区分。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被称为“玉米文化”。
大约明代中后期玉米传入我国并迅速推广，在各地有包 (苞)谷、包米、包粟、包芦、西天麦、回回大麦、御(玉)麦、番麦、玉谷、腰芦、玉茭子、棒子等俗称。学术界对于玉米传入的具体时间、路线尚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但都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明代中后期这个框架之下进行讨论。
1980年，河南新乡市博物馆在搬迁仓库时从陶器中拣选出一件残破的“陶鸟”，没有出土地点、时代等信息的记录。陶鸟中空，残长8.3、直径3.2厘米，腹内壁有清晰的类似玉米芯的印痕18行。根据库房中与陶鸟文物编号相邻的数件陶鸟及陶马、陶狗熊、陶俑等所登记的时代，推定这件带玉米芯印痕的陶鸟为汉代品。但“因当时发掘者已故，不知是否与(其他)陶鸟出于同一座墓”。陶鸟腹壁的玉米芯印痕“可以证明汉代已有玉米”②。1996年，一美国学者闻讯来到新乡市博物馆对陶鸟进行了细致观察，随后来南京交流，向我展示了他在玉米上涂墨后滚压到纸上的印记和陶鸟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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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佟屏亚：《墨西哥人民对培育玉米的贡献》，《地理知识》1979年第1期。
② 张呜珂：《我国玉米的种植是明代从外国引进的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的照片，他确信陶鸟内腔壁上的印痕就是玉米芯留下的，中国汉代有了玉米。他在印度古神庙中发现了玉米形象的雕刻，河南新乡陶鸟的材料帮助他推测出一条玉米自美洲到印度再到中国内陆的传输路线。
汉墓出土陶俑中从未听说有狗熊(如果不是独体的，抑或系陶灯或其他器物的座或足)，除陕西杨家湾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山东济南危山汉墓等大型墓葬陪葬坑中的兵马俑和帝陵从葬坑中的马俑，很少见普通汉墓中有马俑出土。西汉晚期到东汉墓中常有陶鸡俑而未闻有鸟俑，可以判断报道者所说的陶鸟或陶枭应为陶鸡。以玉米芯为内模捏制的鸡俑，烧成后玉米芯焚毁无存，仅遗印记。陶鸡内腔直径3.2 厘米，正是现在常见玉米芯的大小。问题是，墨西哥玉米到距今1500年(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才驯化、选择增大到13厘米长(直径当然也是随长度不断增大的)，我国1800年以前的玉米就已经与现在的玉米大小相当了？总之，玉米印记的尺寸加上不甚专业的表述不能不令人对这一发现产生些许的疑问：一是陶鸡的年代应有更明确的说法，是否能用先进的手段做个测定？二是陶鸡内腔的印记是不是只有玉米芯才能形成？在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还不能做出汉代有玉米的结论。
1991年，陕西省汉陵考古队发掘汉阳陵从葬坑第17号坑，于坑的南区发现谷、糜、小麦等作物遗存的堆积。“在粮食朽迹中曾显示有玉米粒的迹象，还有几颗泥土置换了的花生仁。如果玉米与花生的种植还能有更有力的证据，这两种作物原产美洲的说法就会发生动摇。”①这个描述是王学理先生在力求通俗的“考古人手记”中写下的，迄今未见有正式的发掘报告提到，询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其他人员，都说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相关印象。
除了对考古出土物进行考察，也有学者从我国野生玉米的分布等方面力主我国玉米的本土起源说。我国西南高原分布有较原始的玉米和种类繁多的野生种。在云贵山区早就有玉米栽培，且与外来品种不同，有糯粒型、爆粒型和有桴型三大类②。20世纪70年代，黎中明等在我国西南考察玉米资源时发现有一种土产玉米小包谷，植株低矮，果穗短小，也有上述三型。有的学者认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糯玉米的起源地，当地各民族自古就以糯玉米为主粮③。但也有人对玉米的本土起源说予以反驳④。
关于玉米的问题，阳陵从葬坑的发现只不过是一个疑似的现象，还有待进一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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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学理：《咸阳原上的汉帝陵园——陕西阳陵考古记》，见朱启新主编：《考古人手记》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② 李璠：《生物史》第5分册，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5～36页。
③ 向安强：《中国玉米的早期栽培与引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④ 李晓岑：《关于玉米是否为中国本土原产作物的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4期。
析，而且从西汉直到明代中期，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没有玉米的任何踪迹。即使阳陵“玉米粒的迹象”和新乡汉代玉米芯印记得到确认，从汉代到明代中期以前，玉米沉寂了1300多年后突然在我国南北各地种植和推广，这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解释的事。在发现野生玉米的地区迄今也尚未有明代以前玉米遗存的任何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糯玉米同内地明代以后广为种植的玉米也不是一回事。
虽然学术界也一直有中国人早在1492年哥伦布之前到达美洲的讨论，但目前考古学上很难证明玉米在明代以前传入我国，也不支持玉米的本土起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