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出版书）》
作者：王子今
内容简介：
此书广泛研究了秦汉时期的政治意识和民间意识：秦朝自我标榜的“秦德”，秦汉的“忠”的观点；对儒家、法家、道家在汉代的形态和影响也作了详细的分析；更重的笔墨是对汉代民间的苍天、西王母、炎帝、蚩尤信仰和秦汉人的乡土意识、富贵观念。
作者简介
王子今，1950年12月生于哈尔滨。1982年1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1984年12月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闻人肖像》、《秦汉文化风景》等学术著作。
总 序
何兹全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再版),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部书，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学有所成，大部分成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
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为害。孔子高明！
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但大体上说，也不免有走这种偏颇道路的情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偏重理论；不久就出现《食货》派，被认为重材料。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自然是重理论的，其结果则是被目为走向教条主义。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
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
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理论是研究深入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客观的认识才一步步地深入。
因此，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成为瘸子。
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说是“坐井观天曰天小。非天小也，所见者小也”。坐在井里看天，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就说天小。不是天小，是你所看见的小。做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地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
自古以来，研究学问，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不是重宏观、重理论，就是重微观、重材料。
我们编撰这套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我们坚持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展，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目 录
一 “秦德”：秦汉社会政治意识考察的一个标本
（一）“秦暴”批判与“秦德”宣传
（二）“立石刻颂秦德”故事
（三）“秦德”的政治可能性
（四）“秦德”的社会文化渊源
（五）“德治”思想的历史中继
（六）“秦德”宣传的文化本质及其政治史的惯性
二 秦代专制主义体制与“忠”的社会意识导向
（一）“忠”的法则与秦王朝的集权统治
（二）“为人臣则忠”：社会观念的全面规范
三《吕氏春秋》“大忠”“至忠”宣传与秦代“忠”观念的社会普及
（一）以“忠义”为品式
（二）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
（三）“至忠”：贤主之所说
（四）先王之教，莫显于“忠”
（五）君明臣忠，国之福也
（六）“不忠，罪及其宗”
四 汉代社会政治思想体系中“忠”的地位
（一）一中为“忠”，二中为“患”
（二）司马迁政治道德史观中“忠"的地位
（三）“尽心曰忠”
（四）忠：封谥美号
（五）人名用字中“忠”的使用频率
（六）“心忽扬而愿忠”
（七）汉代平民社会对于“忠”的复杂心理
（八）汉碑“忠”字遗存
（九）“忠孝李善”故事
五 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
（一）“和合”：自然主义的文化原则
（二）儒学社会文化观念体系中的“和合”意识
（三）“和合”精神对社会生活的渗透
六 《太平经》“和合”意识探讨
（一）自然秩序：“和合阴阳”
（二）社会理想：“和合同心”
（三）“和合天下和合万物”
（四）《老子》“中气以为和”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五）“和合”：“生长自养”的规律
（六）民间“和合”意识与道家“和合”理念
七 汉代“得民和”理念的社会意识史分析
（一）“民和”与“得民和”
（二）“宜民和众”理念
（三）“上下和合”追求
（四）“得民和”的历史标范“召公之政”“召公之风”
（五）民间政治文化感觉：“百姓追美甘棠”
（六）循吏的榜样：“民皆乐其生”
（七）“上顺公法，下顺人情”
八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及其社会影响
（一）儒学和政治权力的结合
（二）董仲舒天人说的神学特色
（三）关于灾异谴告
（四）“儒教”的发生
（五）儒学与民间巫术的结合
九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一）秦政：法家思想的实践
（二）睡虎地秦律和张家山汉律所反映的法制思想
（三）汉代人的商鞅批判
（四）董仲舒之后法家的地位
十“四皓”故事与道家的关系
（一）“四皓”事迹原始
（二）“商山”：特殊的文化环境
（三）“四皓”表演与张良的文化立场
（四）“紫芝”象征
（五）黄老之学的短暂主导和道家行政参与的尝试
（六）“四皓”在道教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十一 汉代早期道教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干预
（一）夏贺良政变与“陈圣刘太平皇帝”
（二）“妖贼”暴动
（三）“黄天当立”
（四）“五斗米道”与张鲁政权
十二《焦氏易林》的社会思想史研究
（一）《焦氏易林》的成书年代及其是否具有思想史料的价值
（二）《易》学的普及《诗》学的扩张《春秋》学的实用
（三）民间数术理论化的尝试
（四）《焦氏易林》：体现广阔层面社会思想的史料宝库
十三 汉代民间的“苍天”崇拜
（一）法天•循天•合于天道
（二）春为苍天，以发德化
（三）苍天举直
（四）胡场汉牍所见“仓天”
（五）苍苍之天
（六）“苍天已死”
十四 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
（一）汉代文物资料所见西王母
（二）建平四年“聚祠西王母”事
（三）西王母崇拜与社会追求
（四）西王母崇拜与汉代社会的“天下”观
（五）西王母：西方神秘世界的文化象征
十五 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
（一）秦“畤”的设置
（二）炎帝之祠的神学地位
（三）“炎帝”传说在汉代社会的影响
（四）“吴阳下畤”地望
（五）炎帝以姜水成
十六 汉代“蚩尤”崇拜
（一）“蚩尤”：反正统的战神
（二）汉代人意识中的“蚩尤”形象
（三）“兵主”之祷：祭蚩尤•祠蚩尤
（四）齐鲁民间的蚩尤纪念
（五）关于“蚩尤五兵”
十七 秦汉人的乡土意识
（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
（二）齐虏•赵虏•关东鼠子
（三）安土重迁，黎人之性
（四）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五）“博望”“定远”故事
十八 秦汉社会的“富贵”观
（一）耻贫贱而乐富贵
（二）“富贵累世”梦想
（三）大富•至富•长富•常富
（四）富贵功名追求
（五）富贵者，人主之操柄
（六）开明人士对于“富贵”的清醒认识
（七）逸民的社会表现和“富贵”意识
十九 睡虎地《日书》甲种“以见君上数达”解
（一）“见君上”情境
（二）关于“数达”
（三）“毋咎”“说（悦）”“有美言”期待
二十 秦汉镇墓方式及其意识背景
（一）墓门画像：食鬼•御凶•辟盗贼
（二）镇墓兽
（三）镇墓俑
（四）镇墓咒语
（五）法律和舆论的“镇墓”作用
二十一 汉代社会的向学风气和读书生活
（一）汉代“小学”教育
（二）汉代神童故事
（三）汉代的知识女性
（四）石渠千秋
（五）汉代民间“书肆”
（六）汉代社会的识字率
（七）东汉“学习型社会”
二十二 战国秦汉时期商学和兵学对社会意识的综合影响
（一）计然学说及其应用
（二）范蠡故事：兵战和商战的成功
（三）吕不韦的实践
（四）白圭经验之一：犹“孙武用兵”
（五）白圭经验之二：犹“伊尹、吕尚之谋”、“商鞅行法”
（六）桑弘羊轮台军屯建议
（七）商学和兵学的综合影响与社会意识注重实用的倾向
二十三 西汉长安的太学生运动
（-）两汉太学生的请愿
（二）王咸举幡太学下，诸生会者千余人
（三）“举幡”故事的历史影响
后 记
一 “秦德”：秦汉社会政治意识考察的一个标本
秦汉时期是结束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开始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创建的历史阶段。当时政治生活依然极大限度地集中了社会才能和社会智慧。社会意识对政治的关注，成为秦汉政治文化多有历史性进步的时代条件之一。考察秦汉社会的政治意识，是认识秦汉社会史的重要视角。而所谓“秦德”,可以看作秦汉社会政治意识考察的一个标本。
(一)“秦暴”批判与“秦德”宣传
东周诸国面对秦军势的崛起，曾经有“秦暴”之说。①
汉世以来的历代史家评价秦政，亦多批判其“暴虐”。
以两汉政论家为例，如贾谊所谓秦始皇“仁义不施”,“以暴虐为天下始”,秦二世“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繁刑严诛，吏治深刻，赏罚不当，赋敛无度”②,“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数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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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赵世家》载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曰：“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宠制于王也。”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之费”,“民毒苦之甚深”①；晁错所谓“民力罢尽，赋敛不节”,“刑罚暴酷，轻绝人命”,“天下明知祸烈及已矣”②；贾山所谓“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③；主父偃所谓“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又使天下蜚刍娩粟，起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馕，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徐乐所谓“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严安所谓“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④；伍被所谓“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残贼天下”,“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⑤；《淮南子》所谓“发闾左之戍，受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⑥,“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⑦；司马迁所谓“法令诛罚日益深刻”,“赋敛愈重，戍徭无已”⑧,“死人如乱麻”⑨；《盐铁论》文学所谓“深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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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书》卷三《属远》。
②《汉书•晁错传》。
③《汉书•贾山传》。
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⑤《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⑥《淮南子•兵略》
⑦《淮南子•人间》。
⑧《史记•李斯列传》。
⑨《史记•天官书》。
积，杀民多者为忠，敛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①；谷永所谓“刑罚深酷，吏行残贼”②；桓谭所谓“见吏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③；班固所谓“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④,“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间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馕，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海内愁怨”⑤,“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颅相属于道”⑥；崔寔所谓“劓杀其民，于是赭衣塞路，有鼻者丑，故百姓惊骇，不知所归命”⑦；仲长统所谓“张弥天之网”,“怨毒结于天下”⑧等等，都揭露了秦暴政严重的社会危害。
自两汉以后，秦王朝的历史形象，于是定格于“暴政”。
但是我们在考察秦政治史时可以看到，秦王朝的当政者在推行暴政的同时，则以“德政”相标榜。在“秦暴”批判的对立面，我们看到“秦德”的宣传。
贾山《至言》写道：
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秦皇帝身在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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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盐铁论•诏圣》。
②《汉书•谷永传》。
③ 桓谭：《新论》卷上，《全后汉文》卷一三。
④《汉书•刑法志》。
⑤《汉书•食货志上》。
⑥《汉书•武五子传赞》。
⑦ 崔寔：《政论》,《全后汉文》卷四六。
⑧ 仲长统：《昌言》卷下，《全后汉文》卷八九。
天下已坏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县石铸钟處,筛土筑阿房之宫，自以为万世有天下也。古者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象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也，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万也。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然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
贾山以所谓“秦皇帝计其功德，度其后嗣，世世无穷”同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察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相对比，后者可累世绵延至于数十代，而前者“身死才数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庙灭绝矣”。在贾山笔下，两种“德”,一种是自诩的“德”,伪装的“德”；一种是公认的“德”,真正的“德”。各自不同的历史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秦王朝“秦德”宣传之突出实例之一，即所谓“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可以看到，“刻石著其功”,据主持其事的秦王朝重臣自称，作“诵功”,“诵烈”,“诵圣烈”,又有直接强调“德”的宣传，写作“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章”“成功圣德”,“立石刻颂秦德”者。
(二)“立石刻颂秦德”故事
贾山所说“秦皇帝东巡狩，至会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为过尧舜统”,史有明证。《史记•秦始皇本纪》又称此为“立石颂秦德”,“刻石颂秦德”,“立石刻颂秦德”。
司马迁写道：“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刻石的内容是：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所谓“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说明了“刻石”的动机。司马迁随后又写道：
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睡，穷成山，登之果，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秦皇一路巡行，继续“立石颂秦德”,“立石刻，颂秦德”。琅邪刻石的内容中，有直接标榜“德”的文字。如：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揄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随从出巡的臣下“与议于海上”①,曰：
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在这段文字中，“德”字出现4次。即：
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
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皇帝以“德”立政，而万物“受德”于政。这就是秦政的维护者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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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守节《正义》：“言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琅邪台下，十人名字并刻颂。”
于秦政的历史文化性质的理解。“体道行德”,是政治成功的标志。而“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则期望这种政治原则可以成为长久的规范。
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之罘刻石，同样以颂扬“秦德”为主题：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果，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惮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其东观又有这样的文字：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之罘刻石肯定秦始皇“奋扬武德”,又有“皇帝明德”,“群臣嘉德”语。所谓“武德”的内涵，是说“烹灭彊暴”,“外诛暴彊”。被扫灭的六国，是被指斥为与“德”相背离的“彊暴”、“暴彊”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以及“义诛信行”,“普施明法”,“原道至明”,“圣法初兴”等说法，以所谓“原道”、“义理”、“法度”、“信行”等，充实并明确了“德”的内容。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碣石刻石，也有相类似的颂扬“秦德”的内容：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的说法，也以大一统政体的建立作为“德”的实践的成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篇文字特别强调了“惠”、“赏”、“恩”、“抚”、“安”等经济政策的实效。“惠”字出现两次，即：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看来，秦王朝统治者曾经重视给予民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以作为政治安定的基本条件。
对于“惠”有所重视，以致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时，刻石文字出现了“德惠”的说法：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彊。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法，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德”字直接出现有2例，即：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德”与“惠”,“德”与“泽”的联系，值得秦史研究者注意。由“武德”而“德惠”,反映了秦帝国政治宣传的新气象。尽管这种宣传与政治实践之间距离甚远，但是也体现出在秦王朝上层，对于“德”的政治思想的理解有所进步。在这里，六国政治，又被谴责为“暴虐”、“暴悖”。
秦始皇去世后，胡亥因沙丘政变继位，是为秦二世。秦二世元年(前209),仿效秦始皇“巡行郡县”①,司马迁记载：“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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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二世东巡事，可参看王子今：《秦二世元年东巡史事考略》,《秦文化论丛》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刻石文字为：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秦始皇的所谓“成功盛德”,又再一次得到张扬称颂。司马迁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周青臣说到“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的这番话，可以看作秦始皇“成功盛德”的注解。《史记•李斯列传》记述此事，直接写作：“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始皇威德。”
秦王朝执政者自以为得意的“功德”,首先在于结束了战争状态，实现了和平安定。这就是所谓“威德”、“武德”,如秦始皇东巡刻石所谓“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总结秦实现统一的历史意义，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评价，确实应当肯定其“威德”“自上古不及”,然而秦王朝行政的特征，则与儒学理想的“德治”相距甚远。这正如贾谊《过秦论》中所指出的，由于没有认识到“攻守之势异也”,“取与守不同术也”,以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①,最终不免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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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三)“秦德”的政治可能性
据后来的政论家分析，秦王朝其实有两次可以切实推行“德治”的机会。
一次是在秦实现统一之后。
贾谊曾经说，“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彊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我们看到，贾谊所谓“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①,与秦王朝政治宣传对于所谓“强暴”以及“暴强”、“暴虐”、“暴悖”的批判，其实是大体一致的。对于秦“守威定功”,把握“安危之本”的期望，是以下文说到的“王道”、“仁义”为内涵的，也是对德政的期望。
然而，“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②
另一次推行“德治”的机会，是在秦始皇去世，秦二世继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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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谊这里所说的“诸侯”,当然也是包括在统一战争中表现出主动活跃态势的秦国的。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
贾谊曾经评论道：“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桓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圉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汗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然而，“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贾谊对于秦行“王道”、“仁义”之政，“为仁”,“礼天下”,“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在历史的实际中必然成为泡影，是因秦政治文化的特定的固有传统和时代条件所决定的。
(四)“秦德”的社会文化渊源
在先秦时代，“德治”思想是源起于东方的具有先进意义的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
《论语•为政》开篇第一段话，即：“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认为，以“德”的原则为政，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左传•昭公五年记载了孔子的另一段话，同样强调“为政”必须坚持“德”的原则，“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①据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是说国君如果倡行德治，“则天下顺从其政。”孔子其他直接论及“德治”的语录，据《孔子集语•主德》辑录，还有十余例。如《尚书大传》：“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大戴礼记•主言》：“孔子曰：‘吾语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大戴礼记•五帝德》回顾传说时代帝喾、帝尧、帝舜以及禹的政治成功，也记录了孔子“其德嶷嶷”、“其德不回”、“其德不慝”的评价。同书《虞戴德》篇中，又可以看到孔子有关“用民德”、“正民德”的主张。当君主问政时，孔子又回答道：“兴民之德，守之以长。”《大戴礼记•诰志》又可见孔子对于“舜治以德使力”的赞扬。而《用兵》篇又记载了孔子强调“德治”,以为“德”的文化影响可以十分久远的言论：“圣人爱百姓而忧海内，及后世之人，思其德，必称其人，故今之道尧、舜、禹、汤、文、武者犹依然，至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称其人，朝夕祝之，升闻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丰其年也。”
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子产作为春秋时期成就卓著的执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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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出自《诗•大雅•抑》。
也曾经发表“为政必以德”的主张。①可见，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已经形成政治理论，而且已经影响政治实践。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大上以德抚民”的说法，强调最高境界的政治成功，是依靠“德”的宣传和实践来赢得民众的顺从，实现社会安定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德”,事实上已经成为不同学派共同关注的政治文化命题，也成为不同学派共同高举的政治文化旗帜。《老子》以“道德”名篇，通称《道德经》。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孟子•公孙丑上》主张“以德服人”。《庄子•天下》强调“以德为本”。《管子•兵法》也认为，“通德者王。”《荀子•议兵》也说，“以德兼人者王。”虽然诸子百家政治立场不同，文化倾向各异，但是对于以“德”作为政治主导的原则，看来基本上都是赞同的。
《大戴礼记•少间》中曾经托孔子之言总结“古之治天下者”的成败，指出，古来政治的得失，都体现为“德”的作用。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取得海外诸夷“来服”的成功。禹“修德使力”,同样致使海之外诸夷“来服”。②然而“桀不率先王之明德”,“德昏政乱”,而成汤“发厥明德”,亦使得海之外诸夷“来服”。而成汤之后“殷德小破”,武丁之后，“殷德大破”,纣“桀不率先王之明德”,“德昏政乱”,于是又有周人的兴起。据说同样出自孔子之口的“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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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郑世家》。子产论德治的言论，又有《左传•宜公二十四年》：子产告范宣子：“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