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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颜师古说：“瓒说是也。公孙弘云：‘擅生杀之力，通塞塞之途，权轻重之术，论得失之理，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此与错所言同耳。”公孙弘的原话，见《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鑫塞之望，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
又据《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张欧“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①事实可能确如吕思勉所说，“《自序》曰：晁错明申、商，盖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则夙受此学，故文帝于晁错，虽未大用，颇听其言，景帝遂大用其策也。”②
自儒学地位上升之后，其他子学走向衰微，法家也受到贬抑。《汉书•礼乐志》说：“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着，民臣莫有言者。”
虽然法家“不传”,而“民臣莫有言者”,即公开的宣教受到局限，但是其思想对于执政者的言行依然形成一定的影响。
汉宣帝虽然以尊崇的态度对待儒学，但是在行政实际运作方面，却仍然比较注重任用有实际管理能力，熟悉法令政策的所谓“文法吏”,并且以刑名为基准考核臣下。曾经有一些地位很高的官僚因罪处死，太子刘奭(就是后来的汉元帝)以为当时持刑过于严酷，建议重用儒生主持政法。汉宣帝则严厉训斥道：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怎么可以单用德教，回复儒学倡导的周政呢！况且俗儒不达时宜，喜好是古非今，使人陷入无谓的空论，以致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③
《汉书•艺文志》关于法家文献有这样的记述：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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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索隅述赞》称其为“刑名张欧”。
②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764页。
③《汉书•元帝纪》。
《处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韩子》五十五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
《游棣子》一篇。
《晁错》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汉书•艺文志》又有这样的评判：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①
法家尽管有“信赏必罚”的长处，然而对于宗法传统的漠视(如所谓“残害至亲，伤恩薄厚”)以及与儒家原则的对立(如所谓“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首先受到否定。正统的儒学学者的法家观，以为其理想的地位，是辅助儒学政治以求成功，这就是所谓“以辅礼制”。
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可以从这一角度理解其深意。
《盐铁论•刑德》中记录了大夫反驳儒学之士的攻讦，对于法家思想予以充分肯定的言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怯夫徼幸；诛诚，跖、骄不犯。是以古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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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颜师古注：“薄厚者，变厚为薄。”
五刑，刻肌肤而民不揄矩。”又说，“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而文学否定法家的思想和实践，亦振振有词：“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执轴非其人，则船覆伤。昔吴使宰豁持轴而破其船，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其中有这样的话：
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商君书》被刘备列于指令刘禅阅读的基本书目之中，是引人注目的。“益人意智”的评价，说明商鞅的理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依然受到重视。也可能由于社会再次沦入“战国横骛”,“分裂诸夏，龙战而虎争”的境况，使得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重新得以上升了。
事实或许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终至在汉魏之际的历史条件下，法家之学的兴盛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但自桑弘羊以后，作为一个与儒家公开对抗的独立的法家学派，则渐渐消失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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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铁：《汉代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44页。
十 “四皓”故事与道家的关系
曾经对于汉初政治史走向发挥重要作用的“四皓”,若干迹象表露出与道家的特殊关系。
“四皓”活动的“商山”地方，曾经称“楚山”,久有楚文化的影响。而早期道家学说正是以楚地作为最初的文化基地的。张良以对“四皓”的熟悉和理解，启动了这四位老人参与上层政治生活的表演。而张良本人形迹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后来又被看作道教文化系统中神仙信仰的典范。张良的文化立场，使得处于秦岭留坝山中的张良庙，后来成为道教圣地。除了与张良关系亲密而外，“四皓”自身也确实表现出与早期道教文化特征十分接近的品格。作为隐逸之士“四皓”表演的道具“紫芝”,可以看作和神仙方术有关的一种文化象征。一些传统道教典籍中，记录了“四皓”的文化形象。后人或将道教文化范畴中具体的养生技术的发明权归于“四皓”名下。在道家文献体系中，也曾经有作为著作家的“四皓”的席位。
在高帝和吕后的时代，黄老学说已经逐渐影响上层政治生活。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休息乎无为”的政治导向在吕后时代已经确定。注意这一历史现象，似乎也不宜忽略张良和“四皓”曾经发生的作用。
就“四皓”故事及相关问题，通过对交通地理形势、文化联络路径、政治参与程度以及历史影响方式等方面的考察，应当有益于理解和说明当时道家思想的文化风貌和政治影响。
(一)“四皓”事迹原始
“四皓”事迹最初见于《史记》的记录。而《史记》未用“四皓”称谓，直接的说法是“四人”。
《史记•留侯世家》写道：“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有人对吕后说：“留侯善画计筮，上信用之。”于是，“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张良起初以“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婉拒，然而“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于是提议借用隐居“山中”的四位老人以为助力：“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张良的建议得到采纳，“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①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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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四三引《高士传》曰：“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桐，皆汉惠帝所立也。汉高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之处，因名高车山也。”似说张良亲自“诣南山迎四皓”,与《史记》不同。《太平衰宇记》卷一四一《山南西道九•商州》也取此说。
随后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四位老人的态度对于太子地位的维护和巩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
《史记•留侯世家》记述，“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情势的演进，竟然完全如“四人”的谋划。太子避免了“将兵”出征，与“枭将”、“猛将”竞争的危难，又得到了“为将军，监关中兵”,控制王朝中枢的行政实践的机会。太子与赵王如意竞争的这一重要回合，前者占据上风。张良与“四人”配合的默契，亦得显现。
刘邦击败黥布军后，年老病重，“欲易太子”的态度更为偏执，甚至无视张良的劝阻。而“此四人”的表现又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①
“留侯”和“四人”的合力，使刘邦有“难动”之悟，最终“竟不易太子”,汉初的政治稳定得以维持。关于《史记》记述的这“四人”,后来通常因“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称“四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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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序•善谋》引录这一故事，末句作“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谋也”。
②《史记•吕太后本纪》：“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所谓“留侯策”,司马贞《索隐》：“令太子卑词安车，以迎四皓也。”《汉书•张良传》“顾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颜师古注：“四人，谓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所谓商山四皓也。”又：“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颜师古注：“所以谓之‘四皓’。”
《汉书》已经使用“四皓”称谓。《外戚恩泽侯表》：“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颜师古注：“《张良传》高帝谓四人曰‘吾求公，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皓须眉皓白，故谓之‘四皓’。称号在《王贡两龚鲍传》。”又《汉书•叙传上》：“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①
关于“四皓”称谓的最初出现，现在大致可以判定最迟始于西汉晚期。②从现有文献记录看，最初使用“四皓”称谓的，是扬雄的论著。③
《汉书•叙传下》有“四皓逐秦，古之逸民”的说法，《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四皓始皇时隐于商山”,看来，通过“四皓”言行认识战国晚期以至汉初的文化风貌，是适宜的。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写道：“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闻而召之，不至。其后吕后用留侯计，使皇太子卑辞束帛致礼，安车迎而致之。四人既至，从太子见，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为重，遂用自安。语在《留侯传》。”“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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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颜师古注：“不立戚夫人子。”《艺文类聚》卷一〇引《王命论》同。《艺文类聚》卷三七引魏桓范《荐管宁表》曰：“汉祖高四皓之名，屈命于商洛之野。史籍叹述，以为美谈。”
②据说汉惠帝陵前有“四皓”纪念刻石，但未必出现“四皓”字样。有研究者以为制作年代为东汉。[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九《跋尾九•汉》“四皓神位刻石”条：“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验其字画，盖东汉时书。”[宋]洪适《隶释》卷二六《金石录下》“四皓神位刻石”,“在惠帝陵旁”作“在惠帝陵傍”。
③《汉书•扬雄传下》记载扬雄《解嘲》,其中有“四皓采荣于南山”句。颜师古注：“‘荣’者，谓声名也。一曰，‘荣’谓草木之英，采取以充食。”《文选》卷四五《解嘲》李善注：“‘采荣’,采取荣名也。”又扬雄《法言•重黎》：“或问‘贤’。曰：‘为人所不能。’‘请人’。曰：‘颜渊、黔娄、四皓、韦玄。’”李轨注：“四皓白首，高尚其事。”
黄公、甪里先生”句后颜师古注：“‘四皓’称号，本起于此，更无姓名可称知。此盖隐居之人，匿迹远害，不自标显，秘其氏族，故史传无得而详。至于后代皇甫谧、圈称之徒，及诸地理书说，竞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错互，语又不经，班氏不载于书。诸家皆臆说，今并弃略，一无取焉。”以为“后代”“四皓”传说，如“氏族”、“姓字”、“地理”等，有“臆说”性质，“自相错互，语又不经”,“并弃略，一无取”的态度，总体说来，可能是适宜的。然而也可以具体分析。如文献所见“园公”,圈称《陈留风俗传》说“圈公”,颜师古有驳议①,然而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发现汉代文字遗存“四皓神位刻石”亦为“圈公”,可知圈称所说并非完全是“臆说”。②至于有关“四皓”的其他文化信息，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
现在看来，“‘四皓’称号”,很可能是比较典型的借用数字指代明确的人物组合的称谓形式，总结相关称谓的论著因为所讨论的对象以“四”与“八”居多，而称为“四八目”。③此前有秦穆公“三良”等，其后又有东汉晚期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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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八：“圈称，《陈留风俗传•自序》云‘圈公之后’,‘圈公为秦博士，避地南山，汉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为司徒。自圈公至称，传世十一。’按班《书》述四皓，但有园公，非圈公也。公当秦之时，避地而入商洛深山，则不为博士明矣。又汉初不置司徒，安得以圈公为之乎？且呼惠帝为‘惠太子’,无意义。”颜师古以为其说“实为鄙野”,并与“近代草莱末学之人，多喜自撰家谱，处置昭穆，妄称爵位”的文化现象联系起来批评。
② [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一九《跋尾九•汉》引录颜说，又写道：“余尝疑称著书自述其世系，不应妄诞如此。及得四皓刻石，见其所书，亦为‘圈公’,乃知称所述果非臆说，盖当时所传如此尔。至谓圈公为秦博士，及惠帝时拜司徒者，疑无所据。。
③《史记•留侯世家》张照《考证》：“陶潜《四八目》即《圣贤群辅录》。别名《四八目》,盖所载如‘四佐’、‘四凶’、‘八元’、‘八恺’之类，‘四’与“八’居多，后人遂呼之为《四八目》耳。”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以及魏晋所谓“竹林七贤”等。而以被称为“四皓”的四位老人始终同行同声，思想言论作为竟然完全一致，凝聚程度最为显著。
(二)“商山”：特殊的文化环境
“四皓”为吕氏迎致之前的行迹，《史记》记载张良语只说“逃匿山中”,《汉书•扬雄传下》则有“四皓采荣于南山”语。《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文则说“避而入商雒深山”,颜师古注：“即今之商州商雒县山也。”后来于是通行“商山四皓”的说法。①《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四皓始皇时隐于商山，作歌曰：‘英英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时远，吾将何归。’”②
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一四《陕西永兴军路下•商州•上洛县》：“商山，在县西南，秦四皓所隐也。”③“商山”或说“商洛山”④、“商雒深山”、“商雒县山”所在，有商君封地作为政治地理坐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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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较早有《艺文类聚》卷三六引曹植《商山四皓赞》。又《太平御览》卷二四五引《汉书》曰：“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张良计，致商山四皓，以为宾客。”“商山四皓”称谓不见今本《汉书》。
②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御览》“英英高山”作“莫莫高山”,“唐虞时远”作“唐虞世远”。[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一—《卉部•芝》引《史记》：“四皓避秦，隐居商山，采芝而歌曰：‘漠漠高山，深谷迤𨓦,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车，其优甚大。富贵之留人，不如贫贱之肆志。”
③ [宋]欧阳惑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99页。
④ [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三《退隐部•隐逸》“商山四皓”条引《高士传》：“四皓……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后集》卷一一《卉部•芝》引《史记》：“乃共入商山，隐于地胏山。秦灭，汉高祖召之不至，深入终南山。”[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九《人品•隐士》“逃入蓝田”条引《高士传》作“乃共入商雒，隐地肺山。”
国时期又依傍丹江川道形成了通行条件优越的联系秦楚的重要通路。①因武关之险，这条古道又称“武关道”。②从武关道穿越秦岭路段的栈道遗存看，当时这条道路最艰险的路段也可以驶行车辆，可以保证比较好的通行效率。③
张仪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作为外交诱饵使楚王断绝和齐的联盟，事见《战国策•秦策二》及《史记•楚世家》《张仪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资治通鉴》卷三列于“周赧王二年”条下，即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二年，楚怀王十六年)。“商於之地”的方位，《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司马贞《索隐》：“商於在今慎阳。”《水经注》卷二〇《丹水》也说：“丹水径流(丹水、南乡)两县之间，历於中之北，所谓‘商於’者也。故张仪说楚绝齐许以商於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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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楚怀王与秦国的外交失败，最终客死于秦的悲剧，许多场面发生在武关道上。《史记•楚世家》：“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
②《后汉书•王允传》：“乃上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刘雄鸣)有众数千人，据武关道口。太祖遣夏侯渊讨破之，雄鸣南奔汉中。”
③参看王子今、焦南峰：《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王子今：《武关道蓝桥河栈道形制及设计通行能力的推想》,《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版。
六百里，谓以此矣。”宋人王观国《学林》卷五“於”条就此提出疑议。①《太平御览》卷一六八引《史记》：“张仪说楚怀王：‘大王诚能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于是与齐绝约，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仪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这段文字置于“商州”条下，也显示了《太平御览》编纂者对“商於之地”的认识。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一《山南西道九•商州》：“商州上洛郡，今理上洛县。古商於之地。”“后周宣政元年改洛州为商州，取古商於之地为名。”又“商洛县”条下：“汉立商县，所谓商於之地。”又写道：“商洛山在县南一里，一名‘楚山’,即四皓所隐之处。高后使迎四皓，故今连亙有‘高车山’,盖因之得名。”宋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三《陕西路•永兴军路》也说：“古商国。《帝王世纪》云：昌始封于商，则今上洛县，亦秦封商君之邑。张仪诈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赂楚，即此地也。”但宋代地理书仍有取“商於之地六百里”为丹水、南乡说者。②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战国•秦蜀》图中将“商(邬、於商)”标注于今陕西丹凤，将“商於”标注于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将“於(於中)”标注于西峡东。③在《战国•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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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观国写道：“《史记•张仪传》曰：‘仪说楚王；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又《楚世家》曰：‘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裴骃注曰：‘商於之地在今顺阳郡南乡、丹水二县，有商城在於中，故谓之商於。’然则‘商於’之‘於’亦音央居切。《广韵》曰：‘於,央居切。地名商於也。’刘禹锡《送陈郎中召直史馆》诗曰：‘若问旧人刘子政，如今头白在商於。’与‘除’字同韵，则用为央居切不误也。世俗多误读‘商於’之‘於’为‘乌’,不可不慎也。”
② 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二《山南东道一•邓州》、宋欧阳高《舆地广记》卷八《京西南路》等。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册，第43—44頁。
越》图中则只标注“商(邬、於商)”,未标注“商於”和“於(於中)”。①可知对于“商於之地”的方位，至今仍存在不同意见。然而即使在今河南西峽、淅川、内乡地方，也因武关道交通与秦地有着密切的联系。②据《史记•商君列传》司马贞《索隐》：“卫鞅所封商於二县以为国，其中凡有十五都，故赵良劝令归之。”张守节《正义》：“公孙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则说“商於”即商鞅封地。这样的认识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左传•文公十年》记载：“城濮之役”后，主将之一子西自杀，被楚王救止，“使为商公。”“商”地所在，学者有所讨论者，多以为在丹江上游。③已经考古工作者调查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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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第45—46页。
② 石泉主编《楚国历史文化辞典》对于“商於之地”是这样解释的：“楚地区名。约在怀王前期为秦所取。《史记•楚世家》：‘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即此。其地望主要有三说：(1)《史记•楚世家•集解》、《水经•丹水注》定在丹江下游一带；(2)《史记•张仪列传•索隱》引刘伯庄说，定在今陕西商县及其以西一带；(3)近有学者认为在丹江中下游以西以及汉水上游两岸，今鄂豫陕三省交界地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379页。现在看来，以(1)说比较切近史实。所谓“约在怀王前期为秦所取”者，为商鞅封地商邑的遗存所否定。主持商邑发掘的考古学者认为，“丹凤古城村商邑遺址中大量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楚文化遗存的发现，说明这里在商鞅就封之前曾经为楚国所有，并且是一处具有浓厚军事气氛的楚国邑聚。”杨亚长：《商鞅封邑遗址的考古的调查、发掘和初步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基》,附录一，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188页。
③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商，楚邑，今上雒商县。”宋人罗泌《路史》卷二六《国名纪三》：“子西为商公，今商之商洛之地，志属弘农。”明人王樵《春秋辑传》卷六也说：商，“楚邑，今上雒商县。”乾隆《日讲春秋解义》卷二五《文公》亦取此说：“商，杜注：楚邑，上雒商县。今属陝西商州。”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列国疆域表•序》则说：“文十年《传》‘子西为商公’,即商州之雒南县也。”同书卷六上《列国地形犬牙相错表》：“先王建国，各有分地，纷若列碁，界如分吟。其后列侯争相侵夺，务据势胜，而春秋列国之疆域繁然乱矣。如山东濮州范县为晋士会邑，楚之子西为商公，为今陕西商州之雒南县。学
掘证实的商鞅封地，在今陕西丹凤古城。①
“四皓”所居“商山”所在，属于或说秦楚曾经发生领土纠纷的“商於之地”,一说“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而“商洛山在县南一里，一名‘楚山’,即四皓所隐之处”以及《水经注》卷二〇《丹水》发源于“楚山”的河流又称“楚水”的说法，更暗示“四皓”与楚文化的关系。东汉冯衍《显志》“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将“四皓”中"绮季”与“屈原”并说，也符合这一情形。《后汉书•冯衍传下》李贤注：“绮季，四皓之一也。《前书》曰，四皓随太子入侍，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楚汉春秋》曰‘四人冠韦冠，佩银环，衣服甚鲜’,故言‘丽服’也。”所谓“绮季之丽服”,所谓“四人”“衣服甚鲜”,也与“楚服盛服”的说法一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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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所不晓。以此读《传》,譬若矮人观场，余窃病之。”他以为，“子西之为商公，在文十年”,当时“少习、武关早为楚有”,而“商城在武关西北百二十里”。同书卷六中《列国疆域表•陕西•商州》又写道：“雒南县为楚之商邑。文十年《传》楚子西为商公，杜注：商，楚邑，今上雒商县。上雒废城在今商州东九十里。古商邑本契所封，春秋时属楚。盖近河南南阳府界。盛弘之《荆州记》：武关西北百二十里有商城。”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一六《嘉礼•设官分职》：“(宣公)十一年，《左氏传》：诸侯县公皆庆寡人。注：楚县大夫皆僭称公。”“蕙田案；楚县公之名，见于《传》者，如息公子朱、申公巫臣、期思公复遂、申公寿余、叶公诸梁、白公胜，及子西为商公、弃疾为蔡公之类，与县尹似少不同。”“商公”,即商县与“县尹”类同的地方行政主宰。今按；所谓“楚县大夫皆僭称公”,取宋人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楚僭王，其县尹皆称公”意。见「明]王道焜：《左传杜林合注》卷一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楚在“商”早已置县，
① 商洛地区考古调查组：《丹江上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王子今、周苏平、焦南峰：《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考古》1989年第7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第2—4页。
②《战国策•秦策五》：“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诱注：“楚服盛服。”鲍彪注：“以王后楚人，故服楚制以说之。”
后人诗作所谓“西见商山芝，南到楚乡竹”①,“商岭芝可茹，楚泽兰堪纫”②,“已剖巴陵橘，犹歌商岭芝”③,“又见武陵桃，更有商岭芝”④,都以“商山”、“商岭”和楚地风土对应。而“商山”亦称“楚山”的说法，又因考古资料所见丹江上游上古遗存表现出来自江汉方向的文化影响而得到了印证。商州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器物“带有屈家岭文化的因素”,体现了“江汉地区和中原地区诸原始文化逆丹江而上”的发展历程。⑤丹凤巩家坡西周遗址出土器物的文化特征“与关中地区的宗周文化”“存在有明显差异”,“而与湖北有些地区所出土的楚式陶鬲则比较接近”。主持发掘的考古学者认为，这一情形可以说明“丹江上游地区的西周中晚期遗存，应与楚人早期活动具有密切关系”。⑥位于商州市东南约3公里处丹江北岸，与传说中“四皓”活动地点“商洛山”即"楚山"非常接近的东龙山遗址，也是“西周时期的楚文化遗存”。“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以商南过风楼遗址为代表。”⑦对于丹凤古城村东周墓的发掘，判定年代为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体现出地方文化“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从文化属性看，尽管“这里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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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宋之问：《游陆浑南山自歇马岭到枫香林以诗代书答李舍人适》,《文苑英华》卷一六○。
② [元]吴皋：《拟古十首次刘闻廷韵》之六，《吾吾类稿》卷一。
③ [元]钱惟善：《题马远画商山四皓图》,《历代题画诗类》卷三四。
④ [明]孙一元：《周舜卿山水图歌》,《太白山人漫稿》卷三。
⑤ 商县图书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商洛地区图书馆：《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地区文管会：《陕西丹凤巩家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
⑦ 杨亚长：《略论秦楚关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附录二，第193—194页。
远离了楚国的腹心之地而与秦、晋邻近”,但是墓葬遗存的“总体特征与目前已知的同期楚墓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与关中、侯马等地所发现的同期秦墓和晋墓则有很大差别”。考古学者因此认为“这批墓葬应属楚系”。
这一地区考古收获所见浓厚的楚文化的风格，使得考古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考古资料来看，约自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丹江上游所发现的考古遗存为楚文化遗存”。同样，“在山阳鹃岭东周墓地，战国早期和中期墓葬均属楚系”。许多考古遗存证明，“到了战国晚期，丹江上游地区的楚文化已经被秦文化所完全取代。”①面对这样的历史趋势，“四皓遜秦”,或许也可以理解为对于一种文化传统的坚守。
应当注意到，早期道家学说正是以楚地作为最初的文化基地的。李水海曾经分析《老子》书中楚语、楚音的痕迹，②揭示了楚文化因素对老子学说的影响。任继愈亦曾指出先秦文化的区域渊源，“从文化角度看，孔孟代表周鲁文化，老庄代表荆楚文化。”③张智彦也曾论证老子思想与楚文化的密切关系。他是从6个方面进行说明的：1.楚国农业文化对老子思想的影响；2.楚国社会发展道路对老子思想的影响；3.楚国文化发展道路对老子思想成长的影响；4.楚俗对老子思想的影响；5.老子思想升华了楚人的审美情趣；6.老子哲学便是楚文化各种因素的提升，老子哲学是楚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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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洛市博物馆：《丹凤古城楚墓》,第164—166页。
②李水海：《老子道德经楚语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1月版。
③任继愈：《中国文化的两大思想流派》,《老子与中华文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核心。他认为，从道家文化的内涵去分析，楚国则是老子思想的发祥地。正是在楚文化的滋养下，老子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通过思想渊源的考察，也可以说，老子思想带有楚文化的色彩。①有学者指出，对于这样的认识尽管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老子思想具有楚文化的思想渊源，这是可以肯定的。”②
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商山”地方后世仍有传说表现出与道家文化的长期的密切关系。最著名的有《太平广记》卷五○引《传奇》“裴航”“云英”情爱故事。主人公后来双双“神化自在，超为上仙”。③至今陕西蓝田蓝桥河仍存留古石刻“拾玉白杵处”,可以与“蓝桥神仙窟”④传说对应。传吕洞宾《遇仙桥》诗：“几回秦女夜吹箫，洞底松风送寂寥。不作巫阳云雨梦，却寻仙侣到蓝桥。”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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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智彦；《老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版。
②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第501页。
③ 唐穆宗长庆年间，有裴航秀才南行湘、汉，同舟有国色佳人樊夫人，心慕而求好。夫人“操比冰霜，不可干冒”,有赠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后“不告辞而去，人不能知其所造”。裴航“遍求访之，灭迹匿形”,于是归长安，“经蓝桥驿侧近，因渴甚，遂下道求浆而饮”,有老妪咄曰“云英擎一瓯浆来”,有“芳丽”女子玉手捧瓷奉浆。裴航因樊夫人诗而惊异，于是求宿，随即求婚。老妪曰：“昨有神仙，遗灵丹一刀圭，但需玉杵白捣之百日，方可就吞。”“君约取此女者，得玉臼杵，吾当与之也。”裴航拜谢曰：“愿以百日为期，必携杵白而至，更无他许人。”后来裴航在京师竭力寻访，终于从“虢州药铺卞老书”处得到玉杵臼，急步赶往蓝桥。老妪大笑道：“有如是之信士乎？吾岂爱惜女子而不酬其劳哉。”于是与云英成婚，“引见诸宾，多神仙中人也。”有仙女云是妻之姊者，竟是“鄂渚同舟回而抵襄汉”者，“已是高真，为玉皇之女吏”。随后裴航将妻“神化自在，超为上仙”。唐文宗太和年间，有友人“遇之于蓝桥驿之西，因说得道之事，遂赠蓝田美玉十斤”。
④ [宋]朱胜非：《绀珠集》卷一一。
⑤ 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卷一七，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第552页。
秦楚通路上的“蓝桥”在后来道教文化系统中，被看作“遇仙桥”。
(三)“四皓”表演与张良的文化立场
我们分析“四皓”避世“楚山”的文化行为，或许与北上影响中原的楚文化存在某种联系。然而皇甫谧《高士传》卷中《四皓》则说：“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太平御览》卷五〇七引皇甫谧《高士传》写作：“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汶。”或许应以前者为是。“四皓”来自韩地的说法，很可能也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他们和张良的特殊关系。如果“或在汶”的说法不误，其方位也与张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被迫“更名姓，亡匿下邳”①的逃亡地点相近。
张良以对“四皓”的熟悉和理解②,启动了这四位老人影响汉王朝政治方向的表演。张良的举措意义重大。宋代学者晁说之《晁氏客语》：“张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决然之策。”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一写道：“(高帝)及得天下又溺于戚姬，几欲废太子，微四皓，则又是一场狼狈。”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四老安刘”条也说：“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为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③前引《高士传》所谓“汉高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即张良亲自入山迎致“四皓”的说法，更突出地在渲染张良与“四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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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留侯世家》。
② [唐]苏颋《夷齐四皓优劣论》：“四皓见贤于子房。”《唐文粹》卷三八。[宋]王安石《四皓二首》之二：“嫡孽一朝正，留侯果知言。”《临川文集》卷二。
③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第189页。
特殊关系。①
张良本人形迹有明显的道家色彩。《史记•留侯世家》记载他由黄石公处得传兵书的故事：“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关于老父形貌，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孔文祥云‘黄石公状，须眉皆白，杖丹黎，履赤舄’。”《留侯世家》还记载：“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家伏腊，祠黄石。”又记载，“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服辟谷之药，而静居行气。’”后来，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