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朝廷发五校三河骑士并募精勇四万余人，以左中郎将皇甫嵩和右中郎将朱㒞各领一军，进攻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黄巾。另遣北中郎将卢植征河北黄巾。
颖川黄巾击败朱㒞军，又包围了皇甫嵩军，然而因为缺乏军事知识，在大风之夜依草地结营，被皇甫嵩军借风势以火攻击破。皇甫嵩军、朱㒞军和曹操军三军合击，扑灭了颖川黄巾，被屠杀者数万人。
政府军又东进击败了汝南(郡治在今河南平舆北)黄巾、陈国(首府在今河南淮阳)黄巾。继而皇甫嵩军击败了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南)黄巾，朱㒞军击败了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黄巾。
以张角兄弟为首领的钜鹿(郡治在今河北柏乡东)黄巾，是黄巾军的主力。他们相继抗击了卢植、董卓、皇甫嵩指挥的政府军主力的进攻。张角病死，张梁率军败于皇甫嵩。被杀者三万人，赴河死者五万余人。皇甫嵩又杀张宝，斩杀俘虏其部众十万余人。
黄巾起义在二月爆发，到十一月，颍川、河北、南阳等黄巾军的主力一一被消灭。
黄巾起义的主力部队作战失败之后，各地黄巾军仍然以“黄巾”为标志坚持与东汉王朝的武装抗争，前后达10余年。汉献帝初平二年(191),青州黄巾转战太山(郡治在今山东泰安东)、勃海(郡治在今河北南皮北),人众多至百万。次年为东郡太守曹操击败收编时，仍然有“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①。
以早期道教作为观念基础的黄巾起义，其基础的广泛，计划的周密，发动的迅速，士气的旺盛，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黄巾起义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以“黄天”为象征的政权，但是却摧毁了东汉王朝的基础，扫荡了东汉王朝的皇威，这一政权从此名存实亡。而与东汉王朝相依托的代表黑暗政治势力的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经过短暂的反复之后，也在政治舞台上消逝了。
(四)“五斗米道”与张鲁政权
与张角等人宣传原始道教的同时，道教的另一派“五斗米道”在交通相对隔闭的秦岭巴山之间取得了特殊的成功。汉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地鹄鸣山中，以符书招致信徒，信道者出米五斗，于是称“五斗米道”。张陵死，其孙张鲁传其道，在汉末战乱中据有汉中地区。他自号师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用长吏。诸祭酒于途次作义舍，置义米肉，行路者可以量腹取足。道徒有病，令自首其过。百姓犯法，三次宽恕，然后才行刑。
张鲁占据汉中的二十多年中，这一地区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比较安定。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灭张鲁。他评价张鲁政权政教合一的性质，曾经称之为“此妖妄之国耳”②。可见原始道教
——————————
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②《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对于张鲁政权行政的作用之显著。
此后“五斗米道”依然流传，后世以张陵为教主的“天师道”,主要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
汉末大动乱中早期道教徒的活跃的表演，是道教思想的一种政治实践，也是道教思想的一种社会试验。这种试验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部成功，说明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十二 《焦氏易林》的社会思想史研究
《焦氏易林》是一部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汉代典籍。如果总结二十世纪历史文献研究的状况，可以发现，对于《焦氏易林》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研究成果的学术分量似乎尚略显薄弱。而一些讨论汉代思想史的论著,竟然往往忽略《焦氏易林》的社会文化影响。
尚秉和曾经考证《焦氏易林》确实为西汉人焦赣所作，并且在《周易》与《易林》及其他古籍互比互证的基础上发现了佚失的卦象。尚秉和写道：“由《易林》考之，凡《左氏》所用者，《易林》皆有也，其他各逸象所有者，《易林》无不有，若各逸象所无，为《易林》所独有者，则象之失传者也。”“故《易林》实集象学之大成。”①对于《易经》、《易传》与《易林》的关系，顾颉刚将其考论纳入“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体系之中。他认为，《易林》的著作年代在道统的故事和三皇五帝的故事建设完成之后，所以不免汉代神仙家的气味，而在历史观念方面则与《易传》是相同的。顾颉刚提醒人们注意，
————————
① 尚秉和：《焦氏易诂》卷一一。学术史研究者认为，二十世纪前期的《易》学成就，以尚秉和对《焦氏易林》的考订和对易象的诠释等最为突出。熊十力对于尚氏《易》学曾经发表这样的评价：“其以《易林》与《易》,并《左传》等互证，而破斥东汉以来群儒误解。皆饶有义据，不为妄说。盖自西汉以后，谈易象者，果未有其人。”“吾于尚君之书，深佩其精思果力，振兹绝学。”熊十力：《略评尚易》,《北平晨报》1935年7月19日。
“《易林》是汉人作的筮辞”①。当然，事实上历代已经多有学者注意到这部书的时代特征，指出其内涵与所谓“圣经”相背离，②也与“宋儒”学说不同。③但是强调《焦氏易林》的内容反映当时时代精神的意义，依然是必要的。
我们讨论《焦氏易林》,则更为重视其中体现在汉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相交接的特质。人们都注意到，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由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提升之后，有逐渐教条化、法典化的倾向。有的学者于是以为儒学已经成为“武帝政治的代数学”,又有“神学正宗思想”的定义④,其风格于是因走上殿陛而富有馆阁气。《焦氏易林》则体现出另一种文化走向，可以看作是将经学中最为精深的《易》学与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数术信仰相结合，并且应用于日常普通的民俗生活的绝好的文化标本。
通过对《焦氏易林》的思想史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经学如何普及的珍贵史料，也可以了解民间信仰的文化质地在儒术影响下有所提升的过程。而汉代社会文化高下雅俗的层次差别在这一
————————
①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收入《古史辨》第3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5—26页。
② 宋人丁易东《周易象义》说，《易林》之繇“自别成一家而不合于《易》”。明人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三○也记录了对于《焦氏易林》“非圣法”的评价。又王山史《周易能述原序》：“自焦赣出，而圣人隐；自《易林》出，而圣人之言隐。”“予为是书，必黜《易林》,惟奉《周易》之辞。”清初学者陈廷敬《午亭文编》卷二四《困学绪言如干则》也写道：“焦赣《易林》言吉凶与圣经绝相悖，盖术数之学谬妄乖离之尤可那者。”
③《四库提要》评论说，明人韩邦奇《易学启蒙意见》“所列卦图皆以一卦变六十四卦，与焦延寿《易林》同，然其宗旨，则宋儒之《易》,非汉儒之《易》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五。
④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版，第98、84页。
交接点上显现出的特殊的和谐，也可以得到说明。考察有关现象，也应当有益于全面、真切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面貌。
(一)《焦氏易林》的成书年代及其是否具有思想史料的价值
《焦氏易林》题汉焦延寿撰。焦延寿主要活动于西汉昭宣时代，闻一多考论其生卒年代大约为武帝太始二年(前95)至元帝建昭四年(前35)。①也有学者推定，“他出生年估计在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以后”,“肯定活到了汉成帝(前32年到前7年在位)时代，至少活到了七十多岁(即公元前20年前后)。”②
然而，对于焦延寿是否今本《焦氏易林》的真正的作者，多年来存在不同的意见。
明代学者郑晓《古言》指出，“疑今之《易林》未必出于焦氏。”③顾炎武曾经以“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并直称刘邦为“刘季”,“非汉人所宜言也”,于是“疑是东汉以后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④其中以“刘季”之称判断“非汉人所宜言
————————————
① 闻一多《中国上古文学年表》写道：“公元前95,武帝太始2年，焦延寿约生于此时。”“公元前35,宣帝建昭4年，焦延寿约卒于此时。”《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0—81页。在《易林琼枝》附录中，也有同样的内容。《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64页。
② 陈良运：《〈焦氏易林>作者考辨》,《周易研究》1992年第3期；《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276—277页。
③ 据余嘉锡说。余嘉锡写道：“《盐邑志林》刻本《古言》无此条，此从《经义考》转引。”《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三，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2册，第742页。
④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易林》。
也”的说法，已经有学者反驳。①清嘉庆间学者牟庭相则论定今本《易林》的作者非焦延寿，而是生活于两汉之际的学者崔篆。②张之洞《书目答问》写道：“《易林》十六卷，旧题汉焦赣，依徐养原、牟庭相定为汉崔篆。”③何焯又曾经提醒人们注意，“许峻亦著《易林》,见《方术传》。”④“今世所传《焦氏易林》,疑即峻所著。焦氏不闻有书也。”⑤1940年出版的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则仍以焦延寿作品处理，但是已经注意到其中确实“窜入”后人文辞的情形。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再次否定焦延寿作之说，并论定为崔篆所作。认为：“崔形误为焦。崔篆盖字延寿，与焦赣名偶同，此所以致误也。”不过，所谓“考《汉书》、《汉纪》均不言延寿著《易林》”,“《艺文志》只有孟氏、京房，并无焦氏《易说》”,以及“传称焦延寿长于灾变，分卦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而京房奏考功法，论消息卦气，皆传焦氏学，殊不似《易林》。《易林》乃观象玩辞，非言灾变者
——————————
① 顾炎武写道：“又曰：‘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日知录集释》注引左暄曰：“《易林》中如‘刘季发怒’等语，论者谓“非汉人所宜言’,似汉以后人所著,则不然。《史记•高祖本纪》言‘刘季’者非一，则固汉人所常言也。”《日知录》卷一八《易林》。
② 牟庭：《翟云升易林校略序》。余嘉锡说，“原署名牟庭，即庭相也。”《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三，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2册，第743页。
③ 余嘉锡说，“徐养原说不知见于何书，遍检未得。”《四库提要辨证》卷一三，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2册，第743页。
④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三。
⑤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二四。
⑥ 尚秉和在《焦氏易林注》一书的《校勘记说例》中写道：“《易林》凡下注‘一作某
某辞’者，皆非《焦氏林》辞。疑为崔篆、费直或虞翻、管辂等《易林》之辞所窜入。又有前数句与后数句吉凶不同、义不相属者，亦皆为他《林》所羼入而非《焦林》。盖唐时各《林》皆存，学者恒择他人《林》辞附《焦林》下，以备筮时参考。久之遂皆为《焦林》。故上下文义往往相反。”中国书店1990年7月版，第2页。
也”等等①,似未可作为强硬论据。胡适仿张煦《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②一文体例，著文《<易林〉归断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此文1943年写定，1948年发表，断然取消了焦延寿的著作权。其中写道：“现在审判明白，《易林》断归原著作人崔篆，应该改题《崔氏周易林》,或题《崔氏周易卦林》。”③近年又有学者坚持《焦氏易林》确为焦延寿所作之说，对于有关争议的若干疑点有所澄清。④
关于《焦氏易林》作者的争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研究者大体区分为三种态度：“至于作者为谁，似有三种说法，或焦或崔，或存疑不细究……”。⑤现在看来，也许这第三种态度是可取的。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就《焦氏易林》的著作权归属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焦欤、崔欤，将或许欤，姓氏偶留，而文献匙徵，苟得主名，亦似于知其人、读此书，无甚裨益。窃欲等楚弓之得失，毋庸判儿猫之是非也。”⑥或许在材料不足以作决断的情况下，“存疑不细究”的态度是比较科学的。
在对于其著作权暂且“存疑”的情况下，对于《焦氏易林》的成书年代自然无可断定。但是，就研究者主要取“或焦或崔”的意见
————————
①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2册，第741—758页。
②《晨报副镌》1922年2月22日，收入《古史辨》第4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07—317页。
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6月。
④ 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481—584页。
⑤ 董乃斌1998年7月致陈良运书，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2页。
⑥ 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2册，第535页。
看，我们或许可以将《焦氏易林》看作大体完成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文献，来探索其中反映当时时代风貌的思想文化信息。
《焦氏易林》中的《睽•无妄》写道：“金城朔方，处国多羊。”据《汉书•昭帝纪》,金城置郡在始元六年(前81)。又《明夷•咸》“新作初陵，逾蹈难登。”《归妹•巽》：“作新初陵，烂陷难登。”“初陵”之说，始见于《汉书•宣帝纪》：“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又《汉书•元帝纪》：永光四年(前40)九月，“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汉书•成帝纪》：建始二年(前31),“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鸿嘉元年(前20),“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赐百户牛酒。”《汉书•哀帝纪》：建平元年(前6),“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金城郡始置于汉昭帝时代。“初陵”一语的应用，在汉宣帝至西汉末年。《焦氏易林》中又多次出现关于“兰台”收藏的档案文献经过动乱得以保全的词句①,如果看作真实史实的反映，则应当考虑到王莽败亡前后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以“金城”、“初陵”以及“兰台”遭逢“乱溃”作为具有时代标记的信息作为断代的参考，和《焦氏易林》的成书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的推测是大体一致的。《焦氏易林》的《履•丰》和《颐•贲》都有“群虎入邑，求索肉食”语，又《渐•随》：“闻虎入邑，必欲逃匿。”东汉初人王充《论衡•遭虎》说到“虎时入邑，行于民间”的情形，《论衡•解除》又写道：“虎狼入都，弓弩
————————
① 如《坤•大畜》：“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逢灾。”《大有•恒》：“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菑。”《豫•蒙》：“典策法书，藏在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大过•大过》：“典策法书，藏阁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遇灾。”《巽•明夷》：“典策法书，藏阁兰台。虽道溃乱，独不逢灾。”《中孚•恒》：“典策法书，藏阁兰台。虽遭乱溃，独不逢灾。”
巡之，虽杀虎狼，不能除虎狼所为来之患。”“群虎入邑，求索肉食”情形，当出现于灾荒年代。《淮南子•览冥》：“风雨时节，五谷丰孰，虎狼不妄啮。”《论衡•遭虎》：“城且空也，草虫入邑。”①《焦氏易林》所见“群虎入邑”事，或许与西汉晚期至两汉之际的自然灾变和社会动乱有关。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宣元时期，孟喜、京房易学盛行，成为阴阳灾异的主导思想。”②而据说孟喜是焦延寿的老师，京房是焦延寿的学生。《汉书•儒林传•京房》说，“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可见焦延寿起到了在两位《易》学名人孟喜和京房之间的学术中继的作用。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不相与同”的说法，说明焦延寿学说所具有的独立风格。应当注意到，这一点恰恰是与《焦氏易林》一书的文化个性相符合的。
胡适在《<易林〉归断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一文中开篇就写道：“《易林》这部书，本来只是一部卜卦的繇辞，等于后世的神庙签诗。他本身并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③尽管胡适的
——————————
① 参看王子今：《东汉洛阳的“虎患”》,《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秦汉虎患考》,《华学》第1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
②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333页。
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6月。所谓“神庙签诗”之说，前已有人提出类似批评。如清人毛奇龄《春秋占筮书》卷一写道：“大抵作筮词法，或散或韵，总任操筮者临占撰造之语，非旧有成文”,“焦赣见他传有全用韵者，疑为成文，因造《易林》一书，预为韵词，一如神祠之筊经，以待来人之占，则可笑甚矣。”清人冯班《钝吟杂录》卷三则以《易林》“非言志缘情之文”而断言其非诗，认为：“欲以《易
这一“考证学”实践无论从方法、内容和结论来说，都多有可信可取之处，然而他以为《焦氏易林》“本身并没有思想史料的价值”的论点，却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焦氏易林》即使“本来只是一部卜卦的繇辞”,确实“等于后世的神庙签诗”,也必然包含有反映当时社会观念的文化信息。现在的社会史学者和文化史学者大多已经有这样的共识，即所谓“神庙签诗”一类文化遗存，其内质和形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具有值得重视的“思想史料的价值”的。①而《焦氏易林》的情形则要复杂得多。这部书虽然开了后世数术高下雅俗兼用之倾向的先河，但是与一
——————————
林》为诗直是不解诗，非但不解《易林》也。”“余喻之曰：夫镜圆也，饼亦圆，饼可谓镜乎？《易林》之不为诗，亦犹此耳。若四言韵语便是诗，诗亦多矣，何止《焦氏》乎。”清人冯舒《诗纪匡谬》也说：“《焦氏易林》居然入诗，岂不可叹！”有的学者则对其文辞形式评价甚高，如杨慎《丹铅余录》卷一一写道：“《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或似《诗》,或似《乐府》。”“其辞古雅，魏晋以后诗人莫及。”明人王世贞《弁州四部稿》卷一四五也赞美《焦氏易林》：“虽以数术为书，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遗法耳。”钱钟书说，“盖《易林》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镬焉。汉人依傍《易经》之作，尚有扬雄《太玄经》；雄老于文学，惨淡经营，而伟词新喻……屈指可尽，相形而见绌也。”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2册，第538页。有人甚至说，扬雄的《太玄》“有赞词全用诗体形式”,其实是“仿《焦氏易林》”。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459页。
① 葛兆光提出，“思想的历史”不应当只是“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的照片”,研究思想史还应当重视“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9-13页。对于葛氏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是对于他的这一观点，许多学者都是同意的。
般的“神庙签诗”的关系，却绝不能以“等于”两字作简单化的“判决”。
(二)《易》学的普及•《诗》学的扩张•《春秋》学的实用
《焦氏易林》成书的时代，正是儒学地位空前上升，逐渐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阶段；也是儒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适应“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而实现“更化”①,逐步走上神学化道路的历史阶段。
在这一时期，儒学影响的推广，并不仅仅限于其学术原理受到最高执政集团的尊重，其政策建议为帝王所采纳，而更突出地表现为知识阶层的广泛认同以及通过这一媒介向民间的文化渍染和精神控制。
儒学向社会基层的空前规模的渗透，也不仅仅限于简单的研习人士的增多和传布范围的扩大，而更突出地表现为对民俗生活的全面影响，包括对下层社会思想和言行的逐步规范。
《焦氏易林》从主题和内容来说，当然首先可以看作是对《易》学的宣传。如前引尚秉和所说，“《易林》实集象学之大成。”他还指出，“《易林》实为《易》象之渊薮。”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对
——————————
①《汉书•礼乐志》载董仲舒对策：“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胜残去杀者，失之当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际上完成了思想文化的“更化”,而儒学本身也经历了相应的“更化”过程。
②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例言》,《焦氏易林注》,中国书店1990年7月版，第2页。
《易》学的宣传是以“自然主义”的形式进行的，因而与后世意识形态控制那种相当普遍的干瘪、生硬、强横的方式不同。
明代学者马森曾经有这样的评价：“焦延寿本精于《易》占，所著《易林》,别自一家。”①尚秉和也指出，“《易林》虽不明解《易》,然能注《易》者，莫过于《易林》。”诸多以往以为“《易》之不能解者，皆赖以得解”。若干《易林》有所说明的问题，“而先儒皆不知，致《易》义多晦。”另一方面，“以《易林》书太古，尚存古义，能得《周易》真解，为后儒所不知。”所以说，“唯《易林》能补二千年《易》注之穷。”②尚氏指出《焦氏易林》的作者在《易》学领域内能超越“先儒”、“后儒”,是从对“古义”的理解而言，而就《易》学的普及而言，其独异于“先儒”、“后儒”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焦氏易林》对《易》学有普及化的功绩，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有艺术化的功绩。闻一多称此为“援《易》入诗”。对于《易》学的内容和《易林》的形式，闻一多写道：“《系辞》下传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这不比古今许多诗的定义来得更中肯点吗？”③闻一多又有这样的评论：“《易》与诗关系最基本——在精神不在外表。”闻一多说，从《焦氏易林》看，“预言家与诗人皆见之于文字。”他又在这一层次勾画了《焦氏易林》与《易》的关系：
占卜与诗基本态度相同。
——————————
① [明]马森：《分金用卦辩》,《明文海》卷一一六。
②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例言》,中国书店1990年7月版，第1—2页，第6页。
③ 闻一多：《易林琼枝》,《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页。
《系辞》上“探颐索隐，钩深致远”,预言吉凶悔吝。
超然。静观宇宙人生。预言家离个人感情看宇宙人生秘密。
诗人更进一步涉身处地玩索之。
宗教家又进一步谋所以拯救之——同情心的行动化。
《系辞》上：“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预言家与诗人皆见之于文字。
闻一多的这段文字有小标题“六经与文学”,然而虽题称“六经”,内容则主要是说《易》。他所指出的两个特点可能可以概括《焦氏易林》之所以能够体现“其旨远，其辞文”之特征的优异之处，一即“感情的净化”,一即“自然”。
闻一多认为，《焦氏易林》就文化境界而言，不仅超越了读《易》释《易》的“先儒”、“后儒”们，也超越了大略同时的扬雄《太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越了《易》本身：
作者个人的贡献
观察力——精深。
同情心——博大。
《周易》无此境界。《太玄》更堕魔窟。①
这样的意见，也值得《易》学家和关心《焦氏易林》的人们参考。
《焦氏易林》释《易》,甚至借用民间“歌谣”。卢文阳《抱经堂文集》卷一九《与周林汲太史书》写道：“《汉书》载童谣云：‘邪径坏良
————————
① 闻一多：《易林琼枝》附录，《闻一多全集》,第10卷，第62—64页。
田。’《易林》‘噬嗑’之‘未济’云‘径邪贼田，行不由径’之‘径’,指‘邪径’而言也。非必路之小者也，邪径必小，而小路未必皆邪。”所谓“《汉书》载童谣云”,见《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所引为“成帝时歌谣”。①
尚秉和曾经指出：“《易林》说《诗》之处最多。②昔儒考其渊源，以焦氏学于孟喜，喜父孟卿家传《齐诗》,故焦氏所说皆《齐诗》,不惟于《毛诗》十九不同，于《鲁》、《韩》亦多异。”可见，“《易林》不惟能传《周易》绝学，且能传《齐诗》。《齐诗》至东汉末即亡，亦绝学也。”③据《史记》、《汉书》等史学典籍记载，汉时政坛、学界发表论说往往引《诗》。然而以《诗》介入普世俗生活，以《诗》学原理影响民间观念，《焦氏易林》或许体现出儒学文化理念的一个重要转折，因此可以看作文化史上的一处显著的坐标。
据《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焦氏易林》④,所附注文说明《.易林》文意，往往联系其他文献，可以作为讨论《易林》内容阐说儒学经义情形的参考。注文言及《诗》者凡277条，占所涉十余种儒学
————————
①《汉书•五行志中之上》：“成帝时歌谣又曰：‘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焦氏易林》还有其他引用“童谣”的情形，如《小畜•涣》：“鹑尾奔奔，火中成军。虢叔出奔，下失其君。”注：“僖公五年童谣云：‘鹑之贲贲，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冬十二月，虞伐虢，虢公丑奔京师。”然而这是由《左传》引录“童谣”,与“成帝时歌谣”直接记述人书不同。
② 今按：《焦氏易林》引《诗》句，如《坤•履》、《遁•大过》、《晋•恒》、《涣•萃》：“敝笱在梁”,出《诗•齐风•敝笱》；《需•小过》、《睽•大过》、《克•乾》：“忧心懒懒”,出《诗•召南•草虫》；《萃•大过》：“膳夫仲允”,即本《诗•小雅•十月之交》“仲允膳夫”。
③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例言》,中国书店1990年7月版，第4页。
④ 据尚秉和说，“此本系乌程蒋氏密韵楼藏影元本……‘恒’、‘桓’等字皆缺末笔，则所据亦宋本也。”《焦氏易林注•校勘记说例》,中国书店1990年7月版，第1页。
经典总条数的36.54%。①确实可以说“《易林》说《诗》之处最多”。有的一卦中就两见《诗》中篇名，如《坤•遁》：“鸱鸮破斧，邦人危殆。”注：“《鸱鸮》《破斧》,皆《诗•豳风》篇名。”②《履•夬》：“吉日车攻，田弋获禽。”注：“《吉日》、《车攻》,皆宣王诗。”《离•大过》：“六月采芭，征伐无道。”注：“《六月》《采芭》,皆《诗》名。”③《归妹•蛊》：“旄丘新台，悔往叹息。”注：“《旄丘》、《新台》,皆《诗》篇名。”
对于《易林》言《诗》,闻一多有这样的评价：
《易林》用《诗》多于《易》,盖事虽《易》,其辞则《诗》也。
治三家《诗》者以之考《齐诗》遗说。
亦自以为《诗》,故曰：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大有之贲)④
闻说《易林》“亦自以为《诗》”的说法，其实是富含深意的。
《焦氏易林》多用《左传》故事，⑤以致顾炎武等曾经因此生疑。
——————————
① 参考《焦氏易林》注，可知儒学经典《十三经》中，除《穀梁传》外，其余12种，《焦氏易林》的内容均有涉及。以正文文字涉及频率计，居前者为《诗》、《春秋》、《尚书》、《易》、《左传》、《论语》。
② 又《否•蛊》、《随•井》同。前者“邦人危殆”作“冲人危殆”。其字有异，如同尚秉和所说，“林辞复者有数百之多，故字讹于此者，未必讹于彼。”《焦氏易林注•校勘记说例》,中国书店1990年7月版，第2页。
③《小过•未济》同。
④ 闻一多：《易林琼枝》附录，《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5页。
⑤ 如《乾•贲》：“室如悬磬，既危且殆。蚤见之士，依山处谷。”注：“室如悬磬，《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当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又如《同人•贲》、《噬嗑•震》：“车虽驾，两靷绝。”或当出自《左传•哀公二年》：“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靷皆绝。”又如钱钟书指出，“‘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谚也，《易林•未济》之《邂》引申之：‘唇亡齿寒，积日痰根，朽不可用，为身灾患’(参看《讼》之《复》：‘蹇兎缺唇，行难齿寒’),情词加急切矣。”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2册，第538页。
《日知录》卷一八《易林》写道：“延寿在昭宣之世，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然而《四库提要》就此已经有所澄清：“《左传》虽西汉未立学官，而张苍等已久相述说。延寿引用《传》语，亦不足致疑。”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也认为：“其说失之太拘，《提要》驳之是也。”①胡适《<易林>归断崔篆的判决书》也写道，“《史记》用了无数的《左传》材料，我们不能因此就疑心这些材料全是后人加进去的。(狭陋的‘今文’学者，如崔适的《史记探源》,真有这种说法！)大概《左传》或《左氏春秋》是一部很古的史书，这是无可疑的。西汉经师所争的只是《左传》‘不传《春秋》’的一个问题。司马迁作的是历史，《易林》用的是典故，都不关《左氏》不传《春秋经》的问题。所以这一大组的《左传》典故都不够作本案的证据。”②事实上，所谓“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虽然是由刘歆公开正式申明③,而“《左传》也是《春秋》学，是对孔子春秋之道的阐释”④,却始终是古文经学一派公认的事实。
据《焦氏易林》注，《焦氏易林》明确涉及《春秋》、《左传》、《公羊传》者合计257例，占涉及儒学经典次数总计的33.91%,比重也是相当大的。
虽然胡适说“《易林》用的是典故”,“不关”《左传》的儒学深意，我们却认为，“《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其实或许也应当理解为作
——————————
①《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5月版，第2册，第750页。
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6月。
③《汉书•刘歆传》。
④ 参看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365—376页。
者有意或无意地扩大儒学经典之社会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例如，《小畜•坤》所谓“子鉏执麟，《春秋》作元，阴将以终，尼父悲心”,注：“《左传》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商鈕获麟，孔子作《春秋》。”可知其文字并不仅仅是用《左传》“典故”。
至于《乾•兑》“鹚飞中退，举事不遂”①,《蹇•蛊》“六鹚退飞，为衰败祥”②,《革•遁》“退飞见祥，伤败毁坠”等，则是直接用《春秋》僖公十六年记“六鹚退飞过宋都”事。类似的实例还有一些，也是值得注意的。
(三)民间数术理论化的尝试
从较为宽广的学术视角考察《焦氏易林》的内容时，还会注意到作者特意将民间数术方式予以理论提升和文化改造的努力。
在《焦氏易林》成书的时代，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时人的知识体系中，“数术是一套广为流行且具有实际功效的技术和观念，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科学知识加迷信法术，并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这种集科学、迷信、宗教于一体的早期数术，对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影响。”也可能体现这种“早期数术的真实面貌”的所谓“《史记》、《汉书》所描述的那种集古代科学、迷信、宗教于一体的数术”③,通过对《焦氏易林》的研究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理解。
——————————
① 又见于《解•噬嗑》。
② 又见于《困•坤》、《旅•萃》。
③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4—5页。
关于秦汉时期的数术学资料，近年已经有较为集中的积累，有关研究成果也达到相当高的学术水准。①不少学者的研究实践，涉及作为当时民间普遍用以选择吉凶宜忌的读本《日书》.
从我们看到的内涵比较丰富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内容看，这种文书往往内容纷杂，语句简略，文辞朴陋，各篇相互间的逻辑结构欠完整。与《焦氏易林》相比较，可以明显感到二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层次。
然而，二者的基本性质其实又是相近的，在一定意义上，其内容也多有共通之处。
比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简文：“利市，责彻，□□□除地、饮乐。”(一五正贰)《日书》甲种与“利市”有关的简文，又有“利初市”(八九正贰),“利贾市”(一二正叁，二〇背壹),“利……贾市”(七五正壹)等，《日书》乙种也有“利……贾市”(一〇叁壹)简文。《焦氏易林》中《观•离》则可见：“福过我里，入门笑喜，与我利市。”又《睽•既济》“先易后否，告我利市”等，也是同例。
又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所谓“取妻，妻悍”(七二正壹)②,《焦氏易林》中《观•随》：“踬马破车，恶妇破家。”③体现出相
——————————
① 如李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版；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7月版；胡文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②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可以看到这样的条文：“妻悍，夫殴治之，夫(决)其耳，若折支(肢)指、肤(体),问夫可(何)论？当耐。”是“妻悍”之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亦可见：“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论。”(三二)“妻殴夫，耐为隶妾。”(三三)又《后汉书•冯衍传下》：“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李贤注：“悍，急也。”参看王子今：《张家山汉简所见“妻悍”“妻殴夫”等事论说》,《南都学坛2002年第4期。
③又《革•解》：“马蹄顺车，妇恶破家。”
同的社会文化现象。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又有所谓“妻多舌”(七四正壹),《焦氏易林》中《蛊•讼》：“长舌乱国，大斧破车。”《大过•大有》：“马踬车伤，长舌破家。”《咸•复》：“大椎破毂，长舌乱国。”《小过•小畜》：“大椎破毂，长舌乱国。”《中孚•井》：“无罪被辜，长舌为灾。”“长舌”也就是“多舌”。《艺文类聚》卷一七引《相书》：“欲知人多口舌，当视其口如鸟喙，言语皆聚此多舌人也。”都说“多舌人”因“多舌”而为人厌弃。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可见“以桃为弓”(二七背壹),《焦氏易林》中《明夷•未既》：“桃弓苇戟，除残去恶，敌人执服。”厌胜的巫术形式也是一致的。①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说到“鬼婴儿”、“哀乳之鬼”：“鬼婴儿恒为人号曰：‘鼠我食。’是哀乳之鬼。”(二九背叁)《焦氏易林》则可见：“旦生夕死，名曰‘婴鬼’,不可得视。”(《小畜•萃》,《夫•临》,《震•坤》,《兑•大过》,《未济•乾》)②所谓“婴鬼”,很可能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所见“鬼婴儿”、“哀乳之鬼”有关。
尚秉和曾经说，“《易林》之注凡人名、国名、鸟兽名、地名，随手举来，无不与象妙合。如遇‘剥’曰‘高奴’,‘高奴’地名见《汉书•地理志》,则以‘艮’为‘奴’,‘艮’一阳在上，故曰‘高奴’。遇‘乾’曰‘重耳’,互‘坎’为‘耳’,‘坤’为‘重’,故曰‘重耳’。学者苟由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