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淮阴侯列传》,作为项羽敌对一方的刘邦军事集团，在被迫南下汉中时，也多见因思乡而逃亡东归者。“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刘邦自己也说，“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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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王子今：《“姬别霸王”的历史记忆与“虞美人草”的文化象征》,《古史性别研究丛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汉《铙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其中抒发旅人思归的凄切愁绪：
巫山高，高以大；
淮水深，难以逝。
我欲东归，害梁不为？
我集无高曳。
水何深，汤汤回回。
临水远望，泣下沾衣。
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陈直分析说，“此篇疑描写汉高祖都南郑时军士思归之情，属于军乐类。”又说，“楚汉战争时，高祖所用，多丰沛子弟，久战思归，见于《汉书•韩信传》。其时都于南郑，属于巴蜀地区，故歌曲以巫山为代表，与淮水互相对照。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皆与此诗可以互证。此歌虽未必即为西汉初作品，至迟亦在西汉中期。”①
陈直所说《汉书•韩信传》的有关记载，与《史记•淮阴侯列传》同。韩信拜贺刘邦语，《史记》有所谓“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汉书》作“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不散！”陈直在《史记新证》中也特别指出：“汉《铙歌十八曲》中，有《巫山高》,盖描写汉高祖在南郑时，兵士思东归之情，与本文正和。”②
关于所谓“后高祖初拟都洛阳时，军士皆欲东归”的记载，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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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直：《汉铙歌十八曲新解》,《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76—77页。
②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第151页。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娄敬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聚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描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以描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而未能决。
高帝群臣“皆山东人”,其狭隘的乡土意识险些影响到确定国家政治重心的战略大计，幸得有较阔达的区域文化观的政治家张良支持娄敬的正确主张，于是终于排除众议，确定定都关中：“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史记•高祖本纪》记述了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回归故里的故事，其乡土情感之殷切，在司马迁笔下有生动的表现：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
“雍齿，高帝之仇”①,“平生所憎”,刘邦说，“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②这主要是因为初起兵时，“命雍齿守丰”,而雍齿竟叛归魏，“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③不过，因父兄固请，终于也给予丰地“复”的优遇。而“拜沛侯刘濞为吴王”,也是表露怀乡之情的政治动作之一。
高祖还乡时酒酣击筑、为歌起舞、慷慨伤怀、泣行数下的情节，以及所作《大风歌》中对于“海内”、“四方”与“故乡”的情感发抒，至今发人深思。
“衣绣夜行”的说法，又见于《华阳国志•巴志》：“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资人，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又《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吴人，“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又如《后汉书•景丹传》记载，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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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陈丞相世家》。
②《史记•留侯世家》。
③《史记•高祖本纪》。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景丹顿首谢。又如朱灵故事，《三国志•魏书•朱灵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文帝即位，封灵郇侯，增其户邑。诏曰：‘将军佐命先帝，典兵历年，威过方、邵，功揄绛、灌。图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喻侯。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若平常所志，愿勿难言。’灵谢曰：‘高唐，宿所愿。’于是更封高唐侯。”
两汉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已经成为通行习用语，而项羽虽然因此有“楚人沐猴而冠”之讥，此语仍然出自汉高祖、汉武帝与汉光武帝这样雄健有为的帝王之口，而且似乎并无轻忽调侃之意。对这样的现象进行社会语言学的思考，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当时人的乡土意识。
(二)齐虏•赵虏•关东鼠子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说，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楚人曹丘生不为所重，于是往见季布，说：“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可见同样都是楚人，相互间在一般情况下原本并不应当存在隔阂。
对于娄敬建议刘邦定都关中的事迹，《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写道：“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貌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娄敬于虞将军似乎并没有旧交，只是因为都是“齐人”,戍卒竟然可以得到将军与衣引见，足见当时人的乡土观念有时竟能够打破阶层等级的界限，使高级军官和普通士卒上下间的情感得以沟通。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五年(前202),“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汉书•高帝纪下》：“下令曰：‘楚地已定，义帝亡后，欲存恤楚众，以定其主，齐王(韩)信习楚风俗，更立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所谓“习楚风俗”而“徙为楚王”,似乎隐含身为齐王时而不习齐风俗的意思。《史记•高祖本纪》还说，汉高祖六年(前201),“子(刘)肥为齐王，王七十余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此言时民流移，故使齐言者还齐也。’”张守节《正义》：“按：言齐国形胜次于秦中，故封子肥七十余城，近齐城邑，能齐言者咸割属齐。亲子，故大其都也，孟说恐非。”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则以为“孟说是”。无论取何种解释，都应当注意到当时以乡土特征为主要表现之一的文化区域的存在与政治区域之确定的关系。
与怀有共同乡土情结的人们相互容易建立友爱关系相反，出身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往往容易产生相互鄙视相互敌对的情感倾向。
我们仍然以齐地为例。
主爵都尉汲黯，“濮阳人也。”①他在与左内史淄川薛人公孙弘发生争执时，曾经直接以愤怒鄙弃的口吻指斥“齐人”的品性。《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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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汲郑列传》。
(公孙)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
所谓“齐人多诈而无情实”①,当然是一种地域偏见，然而能够在御前廷上公开说这样的话，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不同文化区域间人们相互之间心境的不理解，情感的不融洽，可能是相当普遍的情形。
齐人受到楚人蔑视，又有这样的史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写道，“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赢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以业行。上怒，骂刘敬曰：
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
后来果然战事失利，有白登之围，于是赦刘敬。
“齐虏”一语，表现出绝对的蔑夷轻视。
“虏”,是秦汉时期通行的骂语。《史记•高祖本纪》：“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不同区域人们以“虏”相互辱骂的实例，见于《史记》,又可见“鲁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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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公孙弘传》作“齐人多诈而无情”。
②《史记•宋微子世家》。
“戎虏”①、“胡虏”②以及“匈奴虏”③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谓“今北虏缩窜”,则以“北虏”称北方南下的军队。又《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乃求远迁。”又说，“程郑，山东迁虏也。”所谓“迁虏”以及“山东迁虏”,大致是各地原住民对外地移民的共同的蔑称。
《汉书•江充传》记载，江充制造巫蛊大狱，“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亡，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骂曰：‘赵虏！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江充，赵国邯郸人。曾经得幸于赵敬肃王刘彭祖，为上客，后因个人私怨，举报赵太子刘丹，致使因罪处死。戾太子刘据骂曰“赵虏”,当是其他地区人对赵人的鄙称。
《汉书•朱博传》记载，杜陵人朱博任琅邪太守时，因齐地“舒缓”风习而愤怒：“齐郡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曰：‘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所谓“齐儿”,当是其他地区人们斥骂齐人的用语。
相类似的情形，又有《史记•李将军列传》所谓“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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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卫康叔世家》。
②《史记•李将军列传》。
③《史记•韩长孺列传》。
至于前引所谓“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则是其他地区人对于楚人的一种轻侮之言。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曾经反对汉武帝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的政策，汉武帝于是使朱买臣等与公孙弘就朔方政策辩论，“发十策，(公孙)弘不得一”,于是，“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自称“山东鄙人”,以表示谦诚歉疚，也是我们在讨论区域文化时应当予以注意的现象。
《汉书•王莽传下》记述，起义军兵围长安城下，“(王)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诸狱囚徒，皆授兵，杀豨饮其血，与誓曰：‘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更始将军史谌将度渭桥，皆散走。谌空还。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谓莽曰：‘城门卒，东方人，不可信。’莽更发越骑士为卫，门置六百人，各一校尉。”所谓“东方人，不可信”,也体现出不同区域间人们相互限阂，以及关中人对关东人有所歧视的情形。
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太原祁人王允对凉州人胡文才、杨整修称东方人曰：“关东鼠子欲何为邪？”也可以说明这样的心理倾向。
(三)安土重迁，黎人之性
迁徙，是秦汉时期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空间急剧转换的一种形式，一般都以为极严重的苦难。
秦汉时期，曾经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有学者指出，“在这5个世纪间的移民数量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并对此后的人口分布和迁移以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发性移民的存在，“是因为一方面，法律并不一定能得到严格的执行，特别是在社会秩序不正常，朝廷控制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如汉初关东诸侯招诱逃亡，与朝廷争夺民户；西汉中期以后、东汉大部分时期和三国时期出现大批流民，豪强将破产农民据为己有。”而政府以超经济强制的手段组织的移民，也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历史存在，即：“另一方面，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政权的巩固，也需要组织和强制推行移民，将某种类型和一定数量的人口迁到规定的地区，如秦和西汉时的实关中、自秦至东汉都在进行的移民边疆，三国时各国掳掠对方人口，对战俘和罪犯的强制迁移等。”①
《汉书•晁错传》记载，汉文帝时策划往北方边地大规模移民，在讨论新经济区的建设规划时，晁错说到妥善安置移民的措施：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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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页。
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政府移民政策要取得成功，要点是应当完善诸种安置措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使民“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就是说，首先要创造极其优厚方便的生产生活条件，才可以使百姓克服眷恋乡土的传统意识。
《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就初陵不置县邑颁布诏书，说道：
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陵邑制度废止的原因十分复杂，汉元帝诏书有自诩德政惠民的政治宣传的成分，但是其中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强制移民，“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废除此制则可以“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这样的分析，是符合当时最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民众意识的。
《后汉书•杨终传》记载，汉章帝建初元年(76),校书郎杨终“以为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者万数，又远屯绝域，吏民怨旷”,于是上疏批评这一制度：
自永平以来，仍连大狱，有司穷考，转相牵引，掠考冤滥，家属徙边。加以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频年服役，转输烦费。又远屯伊吾、楼兰、车师、戊已，民怀土思，怨结边域。传曰：“安土重迁，谓之黎庶。”昔殷民近迁洛邑，且犹怨望，何况去中土之肥饶，寄不毛之荒极乎？
他的意见，经廷前辩论，得到赞同，“帝从之，听还徙者，悉罢边屯。”’其中所谓“传曰：‘安土重迁，谓之黎庶’”,李贤注：“元帝诏曰‘安土重迁，黎人之性’也。”元帝诏命与杨终上疏，都反映政治决策不能不考虑到民间乡土意识强大的文化影响。
(四)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秦汉时期，民间乡土意识的社会文化表象，还突出体现于出行者思乡怀土的情感记录。
《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诗句：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又如《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又如《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同样用“肠中车轮转”形容怀乡之情的，还有《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前往西北“胡地”的“行役”之人思念故乡的诗作，还有《陇水歌二首》,其中写道：“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其二则作：“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
游子思乡之诗，又有《古八变歌》,也极其生动地体现出远行者极其浓烈的乡土情思：
北风初秋至，吹我章华台。
浮云多暮色，似从崦嵫来。
枯桑鸣中林，络纬响空阶。
翩翩飞蓬征，怆怆游子怀。
故乡不可见，长望始此回。
此外，所谓“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尔，不如早旋归”①,又如“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②等，也都可以作为当时民间乡土意识作为历史文化存在的写照。
汉武帝元封年间命江都王女刘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王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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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诗十九首》。
②《拟苏李诗》。
莫，细君远离汉土，难免悲愁，曾经作歌抒发身居异国深切的思乡之情：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虽然作者的身份和远行的性质与众不同，但是“心内”对“故乡”的情感，却与一般民众都是一样的。
(五)“博望”“定远”故事
尽管“安土重居”是一般人的心理定式，但是，汉代仍然有许多探险荒外、立功绝域的英雄。张骞之“博望”,班超之“定远”,都反映了这一不宜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
郦炎《见志诗》其一写道：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
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
舒吾陵霄羽，奋此千里足。
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
修翼远趾，大道长夷，超迈绝尘，志在千里，和许多行旅诗一样，借出行以比喻人生，体现了面对艰苦生涯的一种奋斗精神。曹操所谓“举翅万余里”①,“神人共远游”②,曹植所谓“丈夫志四海，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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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却东西门行》。
②《秋胡行》其二。
若比邻”①,以及“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经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游之野”②等，也都借远行为喻，用浪漫笔法展抒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③
“超野”而“远游”,其实也是一种比较开阔宏达的区域文化观的呈示。
这其实是几乎可以作为文化考古断代标尺的一种超迈其他许多历史时代的精神现象，是在秦汉时期这一中国文化史中发放出特殊光辉的重要的历史阶段的极有价值的文化遗存。
最为突出的例子，应当说是马援的“马革裹尸”壮语。《后汉书•马援传》记载：
(马)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马援本人即“北出塞漠，南度江海，触冒害气，僵死军事”,不过，死后竟然遭受诬陷，以致“家属杜门，葬不归墓”。朱勃为其鸣冤，陈述马援“间关险难，触冒万死”,“兵动有功，师进辄克”,“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之心”的事迹。其中解释马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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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赠白马王彪》。
②《七启》。
③曹操诗作中也有体现乡土观念的名句，如《塘上行》：“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苦寒行》：“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又如《却东西门行》：“田中有转蓬，随风远飘扬。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曹植诗也有“我本泰山人，何故客淮东”,“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邦”(《盘石篇》)一类辞句，又如《杂诗》：“悠悠远行客，去家千余里。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之。浮云翳日光，悲风动地起。”也都是乡土意识的反映。
远征军兵进速度缓慢的原因时，所谓“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生归哉！”应当是一般人的认识，也隐约反映了马援为国建功万里时所强力压抑的乡土意识。
《后汉书•班超传》记载，东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班超，少时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胸怀“当封侯万里之外”之志。后来果然出击匈奴，又使西域，平定50余国，以功封定远侯。汉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的使团抵达安息西境，虽然未到大秦而还，但是也创造了政府正式代表进行外交活动西行远界的历史记录。班超从事外交、军事活动31年，宽简为政，团结吏士，人心向附，威望甚高。
永元十二年(100),班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请归，言辞十分恳切：
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捐弃。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
班超的妹妹班昭也上书请求准许班超入塞回乡。其中也写道：“(班)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已物故。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汉和帝为其言所感动，终于准许班超回到中土。班超永元十四年(102)回到洛阳，不久去世。
像班超这样雄心壮志都有超常表现的人物，也因年老体衰而急切思归，说明当时较为普遍的社会观念中乡土意识的强劲而深固的作用。
十八 秦汉社会的“富贵”观
《史记•陈涉世家》写道：“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①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项羽本纪》又记载，项羽拒绝定都关中的建议，“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看来，博取“富贵”和显示“富贵”,是当时社会有突出历史表现的心理倾向。
对“富贵”的热切的追求，是秦汉社会意识考察不宜忽略的现象。这一情形，同经济生活的进步有关，也是与当时社会文化“闳放”、“毫不拘忌”②的风格相一致的。有的秦汉史研究者注意到，秦汉时期“社会上渐有崇拜金钱财富的观念；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③又指出，“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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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陈胜传》：“但一人富贵，不问彼此，皆不相忘也。”
② 鲁迅在《坟•看镜有感》中写道：“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
③《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汉书•韩信传》：“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则“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应为“甚至于凡人‘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即深为乡党所耻”。
社会上舍本逐末的潮流相随兴起，使汉代以农业为生产主体的经济结构遭到了剧烈的冲击。”①将“富贵”追求与“经济结构遭到了剧烈的冲击”相联系的观点看来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我们这里进行的讨论，只限于社会意识的分析。
(一)耻贫贱而乐富贵
《后汉书•郎顗传》说到“君子耻贫贱而乐富贵”。《三国志•魏书•卫觊传》中卫鲵上疏，也有“人之所乐者富贵显荣也”的说法。又如《三国志•魏书•王昶传》：“富贵声名，人情所乐。”都说明当时社会对于“富贵”有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
《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一时富贵，“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地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苏秦面对其嫂的感慨，指出“富贵”和“贫贱”的对立。《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曰：“丈夫龙变。传曰：‘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丈夫当时富贵，百恶灭除，光耀荣华，贫贱之时何足累之哉！”也说“贫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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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邹纪万：《秦汉史》,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9月版，第188页。
与“富贵”反义。《汉书•食货志上》：“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也是同样的例证。
《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投奔苏秦，苏秦羞辱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在这里，“富贵”的反面是“困辱”。
《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记录栾布的话：“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则以“穷困”与“富贵”对应。
《汉书•朱博传》：“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栖。”“富贵”的反义词又是“微贱”。
秦时名相李斯有著名的“仓中鼠”故事。《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厕中鼠”和“仓中鼠”的对比，使得李斯决心摆脱“卑贱”、“穷困”,力求“富贵”。李斯的得失成败，起始于这种人生道路的选择。有人分析说：“盖斯因仓鼠兴感，见逐上书，则其志在利禄也。与赵高谋杀扶苏，立二世，恐失利禄也。一有患得患失之心，故不免于大戮。诚可以为贪利禄者之戒。”①
通过朱买臣的故事，可以体会秦汉时人的“富贵”观。《汉书•朱买臣传》：“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传去。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
朱买臣争取“富贵”和表现“富贵”的形式，有一定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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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随隐漫录》卷五。
汉武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语，也具有文化代表性。①而朱买臣“故妻”故事中因“富贵”而发生的起初“羞之”而后“恚怒”,最终“自经死”的情节，特别发人深思。
《汉书•匡衡传》可见“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的说法，也从两个方面突出显现出“富贵”的意义：1.“富贵”应当得到称誉；2.“富贵”应当予以展示。
(二)“富贵累世”梦想
人们祈求“富贵”,又希望这种人生幸福能够长久。
《汉书•叙传上》说到短暂的“富贵”：“及至从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说，羇旅骋辞，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李斯奋时务而要始皇，彼皆蹑风云之会，履颠沛之势，据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福不盈眦，旤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康！”所谓“一日之富贵，朝为荣华，夕而焦瘁”,显然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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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又见于《华阳国志•巴志》：“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查人，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资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又《后汉书•景丹传》写道，景丹字孙卿，冯翊栎阳人也。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景丹顿首谢。又如《三国志•魏书•朱灵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文帝即位，封灵郇侯，增其户邑。诏曰：‘将军佐命先帝，典兵历年，威过方、邵，功瑜绛、灌，图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内，元功之将，社稷之臣，皆朕所与同福共庆，传之无穷者也。今封喻侯。富贵不归故乡，如夜行衣绣。若平常所志，愿勿难言。’灵谢曰：‘高唐，宿所愿。’于是更封高唐侯。”
《汉书•宣元六王传•淮阳宪王刘钦》记载谏大夫王骏对刘钦的劝导：“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过易行，塞重责，称厚恩者。如此，则长有富贵，社稷安矣。”所谓“长有富贵”,是一种理想。《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刘宇》：“诸侯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社稷可保。”所谓“富贵不离于身”,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汉书•元后传》说到的“富贵累世”,则显然超越了“富贵不离于身”的期望，而梦想“富贵”世袭。对于《后汉书•冯衍传上》所谓“富贵传于无穷”,也可以有同样的理解。
(三)大富•至富•长富•常富
“富贵”追求，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正面的人生目标，人们公开地毫不掩饰地宣示这一志愿。“富贵”追求，是当时社会共同的理想。
汉印可见“富贵”、“长生大富”、“至富”、“长富”、“常富贵”、“日贵”、“日就富贵”等文字，反映社会意识中对“富贵”的重视。又有“王富之印”、“毛富之印”、“周常富”、“孙贵”、“茆寿贵印”、“魏弦贵”等。①“富”“贵”成为人名用字，是重要的文化信息。
我们看到，除了“长生如石”,“生如山石”,“予(与)天相保不知老”等长生祈祝外，汉代镜铭文字还反映了当时民间对于所谓“富宜昌”、“贵富昌”的热切期盼。而人们的财富企求，体现如文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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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福颐编：《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1978年9月版，五•十四，六•十九，七•十五。
赏”、“贾万”、“百倍”、“宜古(贾)市”、“家大富”等，其强烈和迫切，是超过了平安企求(如“长乐未央(殃)”、“长乐未英(殃)”、“长保二亲宜孙子”、“除去不祥宜孙子”、“辟邪喜怒无央(殃)咎”等),多子企求(如“宜子孙”、“长宜子孙”、“众具七子九孙各有喜”、“十子九孙各有喜”等)的。而体现尊贵企求的“宜官□”、“带服章”、“宜侯王”、“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立(位)至公侯”、“官至公卿中尚(常)侍”、“□至三公中常侍”、“左右为吏高升”等文字资料，也值得注意。直接表现“富贵”追求的镜铭，多见“富贵”、“家常富贵”、“富贵昌”、“富贵且昌”、“富贵番昌”、“富贵高迁”、“富贵吉羊”、“富贵延年”、“富贵乐未央”、“富贵毋忧”、“富贵安乐”、“富贵安宁”、“富贵昌乐”、“大富贵”、“大上富贵”、“大乐富贵”等。
汉代砖文，有“阳遂富贵”、“富贵吉祥”、“昌富贵宜官秩”、“富贵昌宜宫堂意气阳……”等。
居延汉简有“富贵昌宜侯王富贵昌宜侯王”(E.P.T59：340A)简文，又可见“屋兰富贵里”(14.25),“触得富贵里”(45.7B,77.2),“氐池富贵里”(51.3,562.22)地名，敦煌汉简亦有“敦煌富贵里”(1757),烽燧也有以“富贵”命名者，如“富贵隧”(829A)。简文所见“富贵卒”(2088,2093B)、“富贵徒”(2089)有可能与“富贵隧”有关。这些现象，都是“荣莫大乎富贵”①意识的反映。
汉长安城遗址曾经采集到“富贵”、“严氏富贵”、“万岁宜富安世”、“千万岁富贵宜子孙”文字瓦当。陕西淳化汉甘泉宫遗址董家村和凉武帝村都曾经采集到“千金宜富贵当”文字瓦当。陕西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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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易•系辞》。
汉京师仓遗址曾经出土“大富”文字瓦当。西安南郊春临村又曾经采集到“富贵毋央”文字瓦当。西安灞桥乡发现的“并是富贵”文字瓦当，也是体现当时人思想意识的文物遗存。陕西耀县独家村曾经采集到的“宜富昌”、“富贵昌”、“大富吉”文字瓦当，陕西渭南辛市乡大夫张村采集到的“日乐富昌”文字瓦当，陕西安康市文管会收藏的“富贵万岁”文字瓦当，陕西兴平曾经出土的“宜钱金当”文字瓦当等等，同样反映了普遍的社会追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收藏的汉代“日入百千万”铜洗，也可以看作包含同样文化信息的资料。这些文字毫不掩饰对富贵的炽烈的追求。
汉代画像多见挽弓向树上射猴射鸟的画面。已经有学者指出，其主题，应当理解为射侯射雀(爵),应当读作“射爵图”,取义在于“射官取富贵”。①这样的理解，是有说服力的。
汉墓随葬的钱树和汉代装饰形式中常见的钱纹图案，也都是反映“富贵”追求之社会意识的文物资料。②
(四)富贵功名追求
《后汉书•鲍永传》记载：“时赤眉害更始，三辅道绝。光武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诣行在所。永疑不从，乃收系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