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冯嫽，《汉书》说她“能史书，习事”。关于汉成帝许皇后，也有“聪慧，善史书”的记录。“史书”,指相当高的文字学、文书学和书法造诣。汉代史籍记载所谓“善史书”,是对其人学力和才质的很高的评价。汉明帝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汉书》说她“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就是《周礼》。《董仲舒书》应当就是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汉章帝窦皇后六岁的时候就“能书”。汉和帝皇后邓绥是名将邓禹的孙女，六岁“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可以和兄长们讨论儒学经传中的学术问题。《后汉书》说她“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时常批评说：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难道会被推举为“博士”吗？邓绥不愿意违抗母命，于是白天按照常例完成女子的家政训练，晚上诵读经典，家中都称她为“诸生”。任朝廷高官的父亲邓训欣赏她的才能，事无大小，都与邓绥商议。入宫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又兼及天文、算数之学，往往白天处理政务，夜间勤奋读书。她发现书籍文字多有错误，于是指派专人进行整理。“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汉殇帝的生母左姬“善史书，喜辞赋”。汉顺帝梁皇后名叫梁妫，据说小时候就“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汉灵帝喜爱的王美人，“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也是宫廷贵族女子热心掌握知识的例子。汉末中山无极女子，后来的魏文帝甄皇后，据《三国志》注引《魏书》说，“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她经常使用兄长们的笔砚，兄长说：汝当习女工，读书写字，难道要做“女博士”吗？她回答道：“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甄家女儿的这番话，表达了好学女子博古通今的志向。向邓绥传授经书和天文、算术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他去世时，这部史学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谏、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留到今天的还有《东征赋》、《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欹器颂》以及《女诫》等。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
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丰生，据说“亦有才惠”,曾经写信就《女诫》的内容向班昭提出批评，且“辞有可观”。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子相互进行学术文化辩论或者道德伦理辩论的故事。班昭的论著由她的儿媳丁氏整理。这位丁氏，又曾经作《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看来，在特定情形下，汉代甚至曾经出现过才具先进的由女性组成的文化群体。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学习儒学经典的风气：“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马融让自己的妻女一起习读班昭的《女诫》,也是当时妇女共同学习的实例。
关于汉代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字。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又如，“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苔书记，众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应当注意，所谓“善属文”,是对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评价。《汉书》和《后汉书》对于儿宽、陈汤这样的名臣，对于崔骃、张衡这样的学者，对于曹植、王粲这样的大文学家，也都是使用了“善属文”这样的文字。
(四)石渠千秋
唐代诗人王涯《宫词》中有这样的诗句：“春风摆荡禁花枝，寒食秋千满地时。又落深宫石渠里，尽随流水入龙池。”①这里所说的“石渠”,借用了西汉长安城未央宫中石渠阁故事。石渠阁是汉代皇家图书馆。据《三辅黄图》卷六《阁》记录，石渠阁是萧何建造，下有確石为渠，以此为阁定名。其中收藏了刘邦军入关后萧何收存的秦王朝的档案图籍。汉成帝时，又在这里收藏皇家“秘书”。这里还曾经召开儒学经典研究的学术会议。如《汉书•儒林传•施雠》记载：“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未央宫中又有另一藏书之处，称“天禄阁”。据说扬雄、刘向都曾经在天禄阁参与整理编校图书文献的工作。石渠阁和天禄阁的位置，都在未央宫前殿的北面，至今犹有地面夯土台基的遗存。唐人权德舆有“风流仕石渠”,“守职正图书”的诗句。②此外，刘禹锡诗所谓“石渠甘对图书老”③,周朴诗所谓“名自石渠书典籍”④,宋人范成大诗所谓“经谊金华省，文采石渠阁”⑤等，也都反映了对于石渠阁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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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宫词三十首》,《全唐诗》卷三四六。
②《送许著作分司东都》,《权文公集》卷四。
③《和令狐相公言懷寄河中杨少尹》,《刘宾客文集》外集卷三
④《喜贺拔先辈衡阳徐正字》,《文苑英华》卷二六四。
⑤《重送伯卿》,《石湖诗集》卷二八。
化作用的历史记忆。元人刘性有《石渠阁赋》,其中写道：“藏以石渠之固，鐍以金匮之珍。异孔壁之断烂，匪汲冢之怪神。斯石渠之为阁，彰万代之斯文。”①有关“孔壁”“汲冢”的文句，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唐人李德裕诗“青编尽以汲冢来，科斗皆从鲁室至”②说的也是“孔壁”“汲冢”的图书发现。“汲冢”云云，指晋武帝时代盗墓者发掘战国古墓得到大批古书的事件。由于其中有体现神秘主义色彩的《穆天子传》等古籍，所以说“汲家之怪神”。而“孔壁之断烂”,则是西汉故事。汉武帝时，鲁恭王为扩建宫室拆毁孔子旧宅，在建筑的夹壁中发现了古文经传多种，其中包括《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
在儒学地位空前上升的背景下，汉武帝命令广开献书之路，又设写书官抄写书籍。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汉武帝时代，“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刘歆《七略》说，当时的藏书机构，“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说当时集中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等部门的收藏，宫内又有命名为延阁、广内、秘室的书库。汉成帝时，又进一步访求天下遗书，并指令刘向总校诸书。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儒学经典的不同底本。他宣布自己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以及《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据说都是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所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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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历代赋汇》卷七五。
②《诗上并唱和酬答三十六首》,《会昌一品集》别集卷三。
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且与反对这一主张的博士进行激烈的论辩，于是经学中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流派。唐人崔日知“孔壁采遗篆，周韦考绝编”的诗句①,又如元人柳贯诗所谓“孔壁发神秘”②,王逢诗所谓“简册潜回孔壁光”③等，也都是对“孔壁”图书发现的感叹。
中国的古书，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浩劫，使原有的数量大为减少。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秦始皇时代的“焚书”运动。先秦古籍历经秦火，损失非常严重。一直到西汉前期，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而“孔壁”故事，告诉我们民间图书收藏行为以怎样的文化远见和文化勇气，保存和延续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以“文献”为记录形式的文化生命，为后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储备和建设基础。
汉代的国家藏书，有了确定的制度，而民间图书收藏也有可观的规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病重，汉武帝吩咐臣下：“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者前往司马相如家，“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这里所说的“家无书”,“未尝有书”,是指司马相如的论著,而并非图书收藏。《后汉书•方术列传下•王和平》记载：“北海王和平，性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事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殁，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宝书仙药焉。”从王和平出行携带图书多达百余卷，可以推想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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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冬日述怀奉呈韦祭酒张左丞兰台名贤》,《唐诗纪事》卷一四。
②《尊经堂诗》,《待制集》卷一。
③《后无题五首》,《梧溪集》卷四。
文献的数量。
死后随葬图书的情形，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乌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老子》、《五行》、《九主》、《经法》、《五星占》、《刑德》等，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河北定州八角廊村四十号汉墓出土《论语》、《文子》、《太公》、《儒家者言》等，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诗经》、《周易》、《苍颉篇》、《万物》等，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木简《仪礼》等，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算数书》、《盖庐》、《引书》、《脉书》等，都是墓主生前极其宝爱，甚至死后仍不愿舍弃的图书珍藏。
《后汉书•列女传•陈留董祀妻》说，蔡邕之女蔡文姬“博学有才辩”,曹操曾经询问：“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蔡文姬答道：“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曹操吩咐派十名文吏记录，被蔡文姬谢绝。她只是请求提供纸笔，“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宋人王安石诗“蔡琰能传业”①,李彭诗“传家惟蔡琰”②,都称赞了蔡文姬继承父业的事迹。而蔡邕“赐书四千多卷”,应是当时私人藏书数量较多的一例。
(五)汉代民间“书肆”
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扬雄在《法言•吾子》中写道：“好书而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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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逢原挽辞》,《临川文集》卷三五。
②《余与刘壮舆先大父屯田父秘丞为契家壮舆又与予厚不数年皆下世今过其故居》,《日涉园集》卷四。
诸仲尼，书肆也。”强调应当理解和领会孔子的思想实质，而不仅仅是熟悉和爱好孔子的文字言谈。关于“书肆”,注家解释说：“卖书市肆，不能释义。”涉及“书肆”的这句话，可能是关于出售书籍的商店的最早的记载。扬雄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是喜欢孔子的书，而不懂得其中的真义，则不过只是陈列和出售书籍的店铺而已。《法言》中所说到的“书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文化信息：在秦始皇推行焚书之令、制定挟书之律的政策成为历史之后，民间书籍流通显现出新的形势，专营图书销售的“书肆”已经出现。
记录汉长安城地方风俗制度的《三辅黄图》一书中，说到长安有一处特殊的市场“槐市”。据《艺文类聚》卷三八引文：“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说槐下。”都城中有以槐树为标志的专门设置的空地，国家官学的学生们在月初和月中聚会在这里，以家乡土产以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彼此交换，“相与买卖”。这样定时交易的图书市场，参与流通者是特定的人群。所谓“雍容揖让，论说槐下”,形容了这个特殊市场的特殊的文化气氛。唐代诗人刘禹锡写道：“槐市诸生夜对书，北窗分明辩鲁鱼。”①又如宋代诗人葛胜仲诗：“旧直蓬山无俗梦，今官槐市有清阴。”②周必大也有这样的诗句：“君不见，汉京辟雍载《黄图》,博士直舍三十区，分行数百曰槐市，下有诸生讲唐虞。”③似乎“槐市”的商业色彩较为淡薄，而学术气氛相当浓烈。人们或以“槐市”与“杏坛”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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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秋萤引》,《刘宾客文集》卷二一。
②《近蒙夏蒙夫之文教授用赠太守韵见贻辄复和苔》,《丹阳集》卷二○。
③《龙泉李宗儒师儒兄弟槐阴书院》,《文忠集》卷四三。
或以“槐市”与“兰台”为对，也体现出这样的认识。
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太平御览》卷六一四引司马彪《续汉书》曰：“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汉代图书在市场的流通，有不同的情形。卖书的人有时候是出于特殊的目的。《后汉书•文苑传下•刘梁》写道：“(刘)梁，宗室子孙，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太平御览》卷四八五引《文士传》说，“(刘梁)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梁贫，恒卖书以供衣食。”学者因为贫困不得不“卖书于市”,以求取最基本的“衣食”的资费，是历史上常见的情形。“鬻书易粟”这种精神生活消费与物质生活消费的强烈对比，透露出了某种文化史的悲哀。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当时“书”可以交易于“市”并且大约可以较快销出的历史事实。
《北堂书钞》卷七三有“刘佑买书具”条：“《谢承后汉书》云：‘刘佑事郡为主簿，郡常出钱付令买果实，佑悉买笔墨书具与之，阖郡称美。’”刘佑在郡行政机关担任高级文官“主簿”,他用往常“买果实”的款项“悉买笔墨书具”,得到人们的赞美。这里所谓“书具”,是指书写文书使用的文具。推想当时买卖“笔墨书具”已经有了大体确定的营业商和营业点。这也是文化发达程度的体现。汉代曾经普遍以简帛作为主要书写材料。但是，简编笨重，缣帛昂贵，都不便于文书的普及。《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说，自古以来文书大多用竹简编集而成，也有用缣帛书写的。缣帛价贵而竹简沉重，都有不便于收藏和不便于流传的缺点。蔡伦于是独创新意，使用树皮、麻头、破布和鱼网加工造成新的“纸”,呈献汉和帝。于是夭下都称这种纸为“蔡侯纸”。现在人们一般公认，所谓“蔡侯纸”并不是最早的纸。近数十年考古工作的收获表明，早在西汉中期纸已经出现。而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中出土的纸质地图残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可以证实西汉早期已经发明了可以用于绘写的纸。至西汉末年，造纸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甘肃武威旱滩坡东汉晚期墓中，还发现了留有文字墨迹的纸片，可以辨识“青贝”等字。可知偏远地区已经用纸。新疆民丰东汉墓曾经出土揉成卷的纸，说明当时纸已经传布到西域地方。《艺文类聚》卷三一引马融《与窦伯向书》：“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又引张奂《与阴氏书》：“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又如《北堂书钞》卷一〇四引延笃《答张奂书》：“伯英来，惠书四纸，读之反复，喜不可言。”可见纸已经逐渐应用于民间通信活动中。《艺文类聚》卷三一又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这四封年代大约为东汉中期的书信，都反映当时纸已经成为较为普遍地应用于民间的书写材料。我们现在还不能确知“刘佑买书具”是否包括纸，也不能确知王充和荀悦在“市肆”读到的书籍是否有用纸书写的。《晋书•文苑列传•左思》说，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是发生在西晋时期的事，然而为书籍流通创造良好条件的纸，却是汉代的伟大发明。汉代出现早期纸本书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洛阳纸贵”故事中说到的“传写”,也是汉代书籍流通的重要方式。荀悦事迹所谓“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后汉书•荀悦传》写作“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太平御览》卷三八〇引《荀氏家传》写作“家贫无书，每借人读，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至人间”“借人读”,是另一种图书传播形式。由口授、传写到“书肆”的出现，是文献流通方式的重大进步，也是文化史进程中的重大进步。
(六)汉代社会的识字率
秦末民众暴动的著名故事，有陈胜、吴广利用同行戍卒神秘主义意识进行宣传鼓动的情节。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陈胜、吴广策划起义时曾经“行卜”。卜者暗示“卜之鬼”,“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臀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所谓“丹书帛曰‘陈胜王’”是秘密的地下行动，可推知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戍卒，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可以写字的。而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的经历，是大家都熟悉的。他们虽然在戍卒中身为“屯长”,但应当仍然是平民身份。
汉代普通人识字的例证，则有《史记•外戚世家》记载的窦少君故事。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字少君。窦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此后相继“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听说窦皇后新立，出身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于是“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以回忆分别时细节，得以证实身份。“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这位年幼时就被拐卖，身为奴隶，承担伐薪烧炭艰苦劳作且九死一生的窦少君，竟然是能够识字、可以“上书自陈”的。《史记•平准书》说，“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这位上书者也是从事“田牧”的平民。司马迁写道：“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买田宅。”他自称“少牧”即牧童出身。而《汉书•卜式传》的记录是“自小牧羊”。
而汉代民间基础教育的普及，可以通过《四民月令》等文献提供的关于乡村“小学”的记录得以反映。乡村学校的学期设置往往避开农忙季节，又有“贫子冬日乃得学书”的说法，这一情形，或许是为了使当时的民间教育可以保证较高的入学率。
汉文帝时代少女缇萦直接上书皇帝的故事，是人们熟悉的。①女子上书，更早有战国时期的史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括将得到统帅地位时，“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汉武帝的乳母曾经上书，事见《史记•滑稽列传》褚少孙补述：“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宫廷中皇室亲族女子识字的史例，有《汉书•薛宣传》所见敬武长公主上书事，《汉书•外戚传下•中山卫姬》所见“卫后上书”事②,《汉书•叙传上》所见“太后与上书”事，《后汉书•皇后纪上•章德窦皇后》所见“梁贵人姊嫕上书陈贵人枉殁之状”事，《后汉书•梁竦传》所见“贵人姊南阳樊调妻嫕上书自讼”事等。其他女子上书的史例，还有班昭上书请求准许班超回归，③以及《后汉书•党锢列传•岑睡》记录的“中常侍侯览使(张)泛妻上书讼其冤”故事等。班昭是著名才女。张泛“富贾”,“桓帝美人之外亲”,其妻也应当不是寻常女子。然而这些女子上书的情节，对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识字者的比率，依然是有意义的。与和亲史事有关的贵族女子识字的例子，有《汉书•常惠传》、《汉书•匈奴传上》、《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乌孙公主上书，《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解忧公主上书，《汉书•西域传下》记载的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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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说“乃随父西，上书曰”,《史记•孝文本纪》说“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汉书•刑法志》的说法相同。裴骃《集解》引班固诗曰：“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缇萦在长安上书，请别人代书的可能性不大。
②《后汉书•陈宠传》李贤注：“平帝时，王莽辅政，隔绝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师，莽子宇，恐帝长大后见怨，教帝舅卫宝令帝母上书求人，莽不许。”
③《后汉书•班超传》。
夫人上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的“昭君上书求归”等。
居延汉简中关于西北边塞守备部队军人学习风习的数据，有蒙学书如《仓颉篇》、《急就章》等以及“九九表”的发现。数量颇多的习字简，是书写练习的遗存。军队基层组织关于戍卒日常劳作的记录《日迹簿》,关于武器装备的登记《守备器簿》,此外，粮食发放的记录、衣物存放的记录、个人债务的记录等等，应当多是出自普通军人之手。在基层烽燧承担后世称作“文书”的责任的士兵们，保留了书体精美的作品，今天的书法研究者仍然视为珍宝。而烽燧一般值勤人数不过三五人。这样的识字率，是惊人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张骞通西域之后，其随从吏卒多上书求使：“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是“卒”也可以上书的实例。《汉书•张骞传》说：“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史记》“吏卒”,此称“吏士”。然而下文依然说到“吏卒”上书情形：“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
《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以“卒”的身份“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这是与娄敬类似的经历。①不过，朱买臣是具有学者的资质而承当“卒”的职任的，与一般的“卒”不同。然而普通的“卒”用文字发表意见的情形也是可以看到的。据《汉书•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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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敏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于是有定都关中的建议。
传》,河南太守魏相得罪霍光，受到迫害，“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将军，自言愿复留作一年以赎太守罪，河南老弱万余人守关欲入上书。”普通百姓上书似乎是汉代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情形，《汉书•宣帝纪》载“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的诏书文字，可以说明这样的事实。《汉书•丙吉传》记载，汉宣帝亲政，“掖庭宫婢则令民夫上书，自陈尝有阿保之功。”就是社会下层人士识字足以上书的例证。《汉书•艺文志》引录汉代法律，说到“尚书御史史书令史”职责：“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可见“民”上书的普遍。《汉书•王莽传上》的历史记录告诉我们，汉平帝元始五年(5)正月，“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短时间内密度如此之高。这些上书者中，应当有相当数量是普通百姓。
我们现在尚不能准确统计汉代社会识字者占有怎样的比率。但是许多迹象告诉我们，由于民间教育的普及，这一比率是相当可观的。
(七)东汉“学习型社会”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前往长安读书，专门研修儒学经典《尚书》。就读期间，因为资用不足，曾经和同学合资买驴，让从者代人载运，以运费补给开支。刘秀求学有艰苦经历，但是后来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成就。然而他却以成功的政治经营，建立了一个王朝。而一个具有特殊文化风貌的时代，也由此开始。
汉光武帝刘秀与他的祖上，那位鄙视儒生，甚至朝儒冠里撒尿的汉高祖刘邦不同。清代史学家赵翼注意到这一点，说“帝本好学问”。他的功臣集团中儒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军事领袖也“皆有儒者气象”。“诸将之应运而兴者，亦皆多近于儒。”“东汉功臣多近儒”的情形，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往往出于亡命无赖明显有别。刘秀身边的主要将领，确实多有儒学资质。赵翼所举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算、祭遵、李忠、朱佑等凡14例，都具有一定的儒学修养。所谓“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①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每到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问雅，对于儒学学术建设予以特殊的关心。于是“四方学士”“云会京师”。建武五年(29),天下未定，刘秀即“修起太学”,“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吸引诸多学士云集京师，一时形成了“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②本人能通《春秋》和《尚书》的汉明帝，永平二年(59)曾经亲自到太学讲经，《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记载当时情形：“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旁听围观的群众多至以十万计。可见儒学隆赫一时的盛况。又为功臣贵族后代别立校舍，挑选其中有才能者入学，并要求近卫武士都应通《孝经》章句。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又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解说儒家经典。汉和帝曾经“数幸东观，览阅书林”。汉顺帝永建六年(131),又重修太学，扩建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令公卿子弟为诸生。汉质帝时，临朝执政的梁太后颁布诏书，令秩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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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
②《后汉书•翟酺传》。
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遣子就学。太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关于东汉洛阳人口数，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提出“东汉洛阳城内人口为二十万，洛阳地区人口为四十万左右”的认识，①这种意见大体可信。当时太学生在洛阳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惊人的。就全国而言，有人测算，东汉后期每万人中即有太学生六人，②顶级学历的知识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率如此之高，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又诏令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刊于石碑，树立于太学之门，使天下读书人有所标范，也成为文化史上的要闻。一时“东京学者猥众”,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而各地的地方官办学校，也有空前的规模。
不仅帝王亲自倡导儒家经典的认真研读，太学和郡国官学都得到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东汉私学也繁盛一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士大夫家族。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许多名师教授的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先后注册的学生多达一万六千人。“负笈”千里求学，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习见现象。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在路途中结束其学术生命的名儒，就有牟纡“道物故”,任末“奔师丧，于道物故”,服虔“遭乱行客，病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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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方原：《东汉洛阳历史地理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②郝建平：《论汉代教育对社会的影响》,《阴山学刊》1993年第3期。
读书学习也是宫廷生活的重要内容。《后汉书•皇后纪》说，汉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汉和帝皇后邓绥六岁即“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可以和兄长们讨论儒学经传中的学术问题。入宫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往往夜间勤奋读书。她发现书籍文字多有错误，于是指派专人进行整理。汉殇帝的生母左姬“善史书，喜辞赋”。汉顺帝梁皇后据说幼时就“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汉灵帝喜爱的王美人，“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也是宫廷贵族女子热心掌握知识的例子。
向邓绥传授经书和天文、算术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著作家班昭。班昭是《汉书》主要作者班固的妹妹。班固去世时，这部史学名著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著作，有“赋、颂、铭、诛、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丰生，据说“亦有才惠”,曾经写信就《女诫》的内容向班昭提出批评，且“辞有可观”。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子相互进行学术文化辩论或者道德伦理辩论的故事。班昭的论著由她的儿媳丁氏整理。这位丁氏，又曾经作《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看来，在特定情形下，汉代甚至曾经出现过才具先进的由女性组成的文化群体。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儒学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左右习诵，朝夕济济”的学习风气。
关于东汉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句。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安定人皇
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
东汉时期成书的《四民月令》,被看作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论著。《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说到“成童已上入大学”、“幼童入小学”的情形。根据原书本注，“幼童”是指九岁至十四岁的孩子。《东观汉记》中，有著名学者承宫幼时艰苦求学的故事。承宫自小是孤儿，八岁时为人牧猪为生。乡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读书人，为数百名学生教授儒学经典《春秋》。承宫路过其门下，听诸生讲诵，心中欣慕，久久不愿离去，因为以“弃其猪听经”,招致雇主追寻责打。承宫为诸生所同情，于是留下来，一边为学堂打柴，一边旁听学习，后来竟然成为大儒名臣。承宫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乡间学校的教育形式。看来，当时上自宫廷，下至山野，儒学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正如班固《东都赋》所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
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据司马彪《续汉书》记录：“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东汉砖文可以看到《公羊传》文字：“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统也。”泥砖上刻画文字，很可能是普通劳动者所为。结合居延汉简边防军人书写文字也有“元年春，王正月”(EPT52：A,EPT52：B)的情形，可以体会当时儒学经典在社会下层普及之广。由执政集团刻意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可以说有所成功。以此确立意识形态正统并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也是有效的。后世的统治者，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中找到了仿拟的标本。
东汉社会经学“学习”气氛如此浓厚，有人认为对于稳定政局有积极的效应。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最后的总结中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他说：东汉自桓帝、灵帝时代起，政治危局的迹象已经显现，“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然而“权强之臣，息其题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与“人诵先王言也”,儒学政治原则深入人心有密切关系。范晔说，儒学道德的约束，实现了社会安定，所以说“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意义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认真思索，我们又可以发现，儒学在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学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社会文化的发育呈畸重畸轻的倾向。以经学为主体的东汉儒学因谶纬的牵坠，在神学化的同时走向消极。不仅儒家经学的文化垄断和思想控制压抑着社会的创新力，就东汉王朝的政治威权而言，“崩离”趋势的出现，也不能说与单一化、公式化、教条化、严重僵化的文化导向所引致的思想禁锢无关。东汉是师儒兴学成就显著的时代，但是这一情形对社会演进的总体意义，还应当作全面的分析。当时江南地方得到开发，表现出突出的经济跃进。而全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可以有乐观的评价。从现有户口统计数字看，汉和帝至汉质帝时代，虽然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战乱，人口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从东汉后期的历史看，正统儒学不能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亦无力挽救政治危局。
回顾当时的学术史，我们看到，随着东汉儒学地位的上升，学界同时也出现了阴暗与腐败。《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指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的现象，“遂至忿争，更相言告”的现象，“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泰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的现象，都有发生。“举秀才，不知书”的批评已经成为民谚，①反映儒者徒有虚名的情形相当普遍。顾炎武以为这种“滥举”的现象，“可以见东汉之流风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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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抱朴子》。
②《日知录》卷一三“分居”条。
面对东汉晚期的黑暗政治，太学生运动和党人的抗争表现出激进的斗争精神。顾炎武就此有肯定的评价：“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①但是这种抗争并不能扭转东汉王朝的败亡。而回避社会矛盾的处士们明哲保身的表现，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在腐恶强权压力下，也有蔡邕悲剧的发生。蔡邕虽高名大儒，却有附从董卓的言行。据说董卓看重蔡邕的才学，“厚相遇待”,蔡邕于是“怀其私遇，以忘大节”。②王允杀董卓，蔡邕流露出哀伤之意，受到严厉惩处，最终死于狱中。宋人张耒《权势》诗写道：“颇怪蔡中郎，为董受疵瑕。因之以取死，曾不念汉家。”③或说“蔡中郎失身于董卓，故不为君子所与”④,有人甚至说他“附董卓，以身殉之”。⑤于是亦有“晚节不自守，一跌变前躅”的批评。⑥陆游有诗句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⑦元代仍有“至今人惜蔡中郎”的诗句。（有啥惜的？汉武大帝未诛司马阉驴，遗祸华夏千年，王允岂能重蹈覆辙！杀得好！若汉武大帝直接将司马阉驴夷三族，实华夏大幸！从司马阉驴之事，我便坚定地认为，文人只宜诛，只宜烧！绝不能留，更不能阉，阉了牠更变态，更无耻！）⑧人们在惋惜其才学的同时也会想到，当时渊博如蔡邕一般的大学问家，也往往不能明辨政治争斗中的“是非”。
东汉末年，一些开明士人，如后来在民间成为智慧象征的政治活动家诸葛亮等，以对实用之学以及法家文化遗产的重视，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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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条。
②《后汉书•蔡邕传》。
③《柯山集》卷八。
④[宋]张孝祥《于湖集》附录《宜城张氏信谱传》。
⑤[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八“人品难预定”条。
⑥ [宋]周紫芝：《读蔡中郎传》,《太仓稊米集》卷二○。
⑦《剑南诗稿》卷三三。
⑧[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七。
对“浮华”、“迂滞”①的经学的厌弃。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抄写，实际上即专意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②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学经典。他提示吕蒙“宜急读”的建议阅读书目，都是史书和兵书。③引导思想学术新潮流的玄学的发生，以对儒学消极面的批判为观念背景，明确“托好老庄”的文化倾向。嵇康《难自然好学论》中表达的“以六经为芜秽”,“睹文籍则目燃”的态度，前则鄙儒，后则厌学，都是对东汉学风的反动。嵇康发表的所谓“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的宣言，体现了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对东汉全民倾向经学的文化潮流的清醒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