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后汉书•儒林列传下》。
②《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
③《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二十二 战国秦汉时期商学和兵学对社会意识的综合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创造和丰收的历史时期。被称作“百家”之学的不同派别、不同科别的学术得以创始、发育、成熟。兵学，即后人或称之为军事学的战争经验的学术总结，在战国秦汉时期得到显著的发展。而经济生活中商贸活动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相关经营心得也有理论积累。当时，商学有用于兵战者，兵学亦有用于商战者。商学和兵学的并荣和互用，构成了学术史的特殊景象。两者的融通，又共同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意识，以致出现了注重实用的倾向。这一情形，值得历史学以及经济学、军事学研究者注意。关心社会意识表现形态和发展进程的学者，也可以通过相关考察有所发现。
(一)计然学说及其应用
《史记•货殖列传》记述越王勾践面对吴国军事强权艰苦复国的故事。其中关于强兵备战的策略，实践了计然的建议：
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据说勾践采纳了计然的建议，使得“国富”,又以物质奖励的方式激励战士英勇作战，终于击败“强吴”：
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货殖列传》中论“计然”之策，全说通过经济操作实现自强的策略。然而计然的建议，被称为“亡吴策”①,原本应包括打击强吴的谋划。
计然学说，是早期商学的结晶。同时应用于战争形势，在某种意义上也帮助了战争学的实践。至于计然学说本身是否具有兵学的内涵，也有必要进行分析。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一六“计然意林”条写道：“予按唐贞元中马总所述《意林》一书抄类诸子百余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计然者，蔡邱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晋国之公子也。为人有内无外，状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知著,其志沉沉，不肯自
——————————
①[明]徐恸撰《徐氏笔精》卷五《诗谈》“沈明臣苎萝山诗”条写道：“沈明臣《题苎萝山》云：‘越国舆图海上多，千岩万壑绕鲸波。计然空奏亡吴策，谁道功成在苎萝。’亦微婉。”
显，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范蠡请其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据此则计然姓名出处，皎然可见。裴骃注《史记》亦知引《范子》。《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正用此事。”所谓“明学阴阳，见微知著”,提示我们其学术或与“兵阴阳”有关。又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五《四部正讹中》：“马总《意林》有范子《计然》十三卷”,“汉《志》惟兵家有《范子》二篇，而农、杂、道家并亡称计然者。今《意林》所录乃阴阳历数之书，必魏晋处士因班《传》依托为此。其姓名率乌有类，恶足据哉。”虽然持否定态度，然而注意到传《计然》书“乃阴阳历数之书”,也使得人们自然会关注计然之学与“兵阴阳”的关系。
据说计然是范蠡的老师。《太平御览》卷四○四引太史公《素王妙论》曰：“计然者，蔡邱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子。当南游越，范蠡师事之。”《史记•货殖列传》裴骃《集解》引徐广曰：“计然者，范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算’。”裴骃案：“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司马贞《索隐》：“计然，韦昭云范蠡师也。蔡谟云蠡所著书名《计然》,盖非也。徐广亦以为范蠡之师，名研，所谓‘研、桑心计’也。范子曰‘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其先晋之公子。南游越，范蠡事之’。《吴越春秋》谓之‘计倪’。《汉书•古今人表》计然列在第四，则‘倪’之与‘研’是一人，声相近而相乱耳。”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计然和范蠡的师生关系。
(二)范蠡故事：兵战和商战的成功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曾以“计然之策”致富。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所谓“计然之策”“已施于国”的情形，其实有范蠡的贡献。
在吴越战争中，范蠡曾经在军事理论阐述和军事指挥实践两方面都表现出军事才干。《国语•越语下》记录了伐吴的准备，以及范蠡关于强国复仇终于灭吴的策略设计，亦记录了“越伐吴”事及范蠡所起的作用。范蠡前后言论，颇多政治哲学和军事哲学色彩。伐吴战事中范蠡克敌制胜的坚定主张亦有载录。例如：
居军三年，吴师自溃。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使王孙雒行成于越，曰：“昔者上天降祸于吴，得罪于会稽。今君王其图不谷，不榖请复会稽之和。”王弗忍，欲许之。范蠡进谏曰：“臣闻之，圣人之功，时为之庸。得时不成，天有还形。天节不远，五年复反，小凶则近，大凶则远。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则不远。’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王曰：“诺。”不许。
使者往而复来，辞愈卑，礼愈尊，王又欲许之。范蠡谏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而弃之，其可乎？王姑勿许，其事将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许，而难对其使者，子其对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袍，以应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者不祥。’今吴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孙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髦鱼鳖之与处，而意黾之与同渚。余虽腼然而人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識護者乎？”王孙雒曰：“子范子将助天为虐，助天为虐不祥。雒请反辞于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执事之人矣。子往矣，无使执事之人得罪于子。”
使者辞反。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
范蠡会见敌国使者时“左提鼓，右援袍”姿态以及“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的果断举动，表现出一个老练的军事指挥家的素养。《国语•吴语》记载公元前482年事，吴王夫差北上与晋定公会于黄池，“于是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诉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践乃率中军诉江以袭吴，入其郭，焚其姑苏，徙其大舟。”也说范蠡是有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的功绩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记述：范蠡与文种辅佐勾践艰苦复国，终于“灭吴，报会稽之耻”,又“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史记•淮阴侯列传》可见“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的历史评价，也指出了范蠡对于越国救亡复兴图霸的重要作用。后人于是有“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的说法。①
宋人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指出：“《越语下》篇所载范蠡之词，多与《管子•势》篇相出入，辞气奇峻，不类春秋时语。意者战国之初为管仲、范蠡之学者润色之。然围之三年，以待其衰，必蠡之谋也。”②论者以为《国语•越语下》范蠡之词未必当时言语，然而指出“战国之初”有“范蠡之学”,值得我们注意。“范蠡之学”,应是兵学。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学名著“兵权谋”一类中，于《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公孙鞅》、《吴起》之后，列有：
《范蠡》二篇。
原注：“越王勾践臣也。”随后为“《大夫种》二篇”,原注：“与范蠡俱事勾践。”《范蠡》二篇和《大夫种》二篇皆以为亡佚。王应麟曰：“《甘延寿传注》、《左传桓五年疏》、《文选潘安仁赋注》,并引《范蠡兵法》。”③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引《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范蠡称上将军”事，指出：“可知蠡固长于用兵，以助勾践雪耻兴邦，卒成霸业。《汉志》著录之兵书二篇，盖其克敌制胜之要论也。唐人
————————
①《后汉书•袁绍传》。
②原注：“《势》篇在《管子》十五卷。”
③今按：《左传•桓公五年》：“施动而鼓。”杜预注：“本亦作桧，建大木，置石其上；发机以础敌。”孔颖达疏：“贾逵以旝为发石，一曰飞石，引引《范蠡兵法》作飞石之事以证之。”《惠氏春秋左传补注》卷一：“贾逵曰：旝，发石，一曰飞石。《范蠡兵法》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文选》卷一六潘安仁《闲居赋》李善注：“《范蠡兵法》：‘飞石重二十斤，为机发行三百步。’”
注书，犹多引《范蠡兵法》,则唐世犹有存者。顾《隋志》已不著录，是传本已稀。”①顾实说：“唐人注书引《范蠡兵法》(《后汉书•甘延寿传》注，《左传》桓五年《疏》,《文选》潘安仁赋注),则唐世犹未亡也。”“范蠡、大夫种二人兵法言，今当犹散见《越语》、《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②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裴骃《集解》引张晏曰，说到“《范蠡兵法》”：
《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
又《汉书•甘延寿传》颜师古注引张晏曰：
《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③
可见范蠡作为军事家，确实曾有兵学论著传世。明人徐伯龄《卢生传》：“以文章举进士不第，遂弃蝌斗业，学拥剑，读《太史公》《范蠡兵法》,曰：‘熟此则取苏秦黄金印易事耳。’”④清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三《兵部二•营阵》：“范蠡兵法，先用阳后用阴，尽敌阳节盈吾阴节以夺之。其曰设右为牝，益左为牡，早晏以顺天道，盖深于计者也。”可知《范蠡兵法》的长久影响。⑤
范蠡后来成功致富，应有兵战经验用于商战的因素。宋人夏
——————————
①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张舜徽集》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76页。
②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94页。
③顾实言“《后汉书•甘延寿传》注”,误。
④《蟫精隽》卷一○。
⑤参看王子今：《“千古一陶朱”：范蠡兵战与商战的成功》,《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王子今：《关于“范蠡之学”》,《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5日；王子今：《范燕的经营理念》,《中国投资》2009年10月号；王子今：《范蠡“浮海出齐事迹考》,《齐鲁文化研究》第8辑(2009年),泰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元鼎撰《阴符经讲义原序》写道：“班孟坚志《汉艺文》,录兵书四种，以权谋言者十三家，以形势言者十一家，以阴阳言者十六家，以技巧言者亦十三家。虽门分户析，各专其一，然血脉未尝不相为贯也。孟坚之言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然则四家实一家也、虽然孟坚以形势、阴阳、技巧，总之以权谋。吾独以权谋、形势、技巧，总之于阴阳。盖天地之间，一阴一阳而已矣。权谋则有纵闭矣，形势则有离合矣，技巧则有翕张矣。而所以为之纵闭、离合、翕张者，阴阳之变化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范蠡之谋吴也，精察于赢缩蚤晏之节，而推极于稻蟹之无种。然一鼓而俘之，既以此谋人之国，亦以此自谋其家。”
正如明人沈炼所说：“陶朱公以处国则伯天下，以处家则累千金。”①兵战与商战的兼胜，是因为将兵学经验和商学经验实现了成功的融合。
(三)吕不韦的实践
范蠡是先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而后成为成功的商人的。另一位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影响的商人吕不韦，则是先作为商人，而后成为政治家、军事家的。
秦国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以战争方式和军事强权结束战国纷争局面，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大事。吕不韦作为秦国上层执政核心中的重要人物，在这一历史演进过
————————
①《赠两松郑君五十序》,《青霞集》卷一。
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唐人李商隐《井泥四十韵》诗所谓“赢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①,正指出了吕不韦在统一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起，到秦王政十年(前237)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专权十二年。而这一历史阶段，正是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亲自率领秦军灭东周，扫荡了周王室的残余，真正结束了以周天子为夭下宗主的时代。如《吕氏春秋•谨听》所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今之世当之矣。”提出了新的“天子”当政的时代要求。同年，秦军伐韩，取得成皋和荥阳，置三川郡。次年，秦军强攻魏、赵，得赵地37城。秦庄襄王三年(前247),秦军又攻韩、赵，置太原郡，并瓦解了进逼函谷关的五国联军。秦王政幼弱，而吕不韦实际执政的数年间，秦军顺利进取韩、赵、魏，又击破五国联军，逼迫楚国迁都。如果以太行山、白河、汉江下游一线贯通南北，这条线以西的辽阔地域，都已经成为秦国的疆土。应当看到，当时这一界线虽然大体两分天下，而西部地区却实际已经占据了能够控制并进取东部地区的优势。后来刘邦战胜项羽，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都同样是据这一界线以西地方，举军东进，取得成功的。在吕不韦时代，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优越于东方六国，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经强锐无敌。当时，“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大势已定。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
————————
①《李义山诗集》卷下。
的建立，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秦国用客可以专信，如商鞅、楼缓、张仪、魏冉、蔡泽、吕不韦、李斯等，如明人张燧《千百年眼》卷四所说，“皆委国而听之不疑”,而论其功业，吕不韦可以与商鞅并居前列。①
(四)白圭经验之一：犹“孙武用兵”
《史记•货殖列传》列述诸多成功的工商业主的经验，其中说到“白圭”事迹：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 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②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白圭“治生产”的经验，有与计然类似的地方。其中所谓“犹……孙
——————————
①参看王子今：《白描吕不韦》,《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王子今；《论吕不韦及其封君河南事》,《洛阳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②《太平御览》卷四七一及卷八二九引《史记》作“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汉书•货殖传》同。《齐民要术》卷七《货殖》作“趣时若猛兽鸷鸟之发”。
吴用兵”,特别指出了其商业经营运用兵战经验即兵学的情形。有人评价司马迁这段论述，以为“迁伤切于世，愤其所为，未作滥而本业衰也”①,似乎并没有准确理解司马迁的心迹。
白圭自述其成功体会时说到的“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涉及“智”之“权变”,“勇”之“决断”,“仁”之“取予”,“强”之“所守”,是可以从兵学角度理解的。所谓“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有人以为是商贾经营的共性②,其实这一特征是可以与“兵贵神速”的原则对照理解的。《史记》“猛兽挚鸟”,《汉书•货殖传》作“猛兽鸷鸟”。“猛兽挚鸟”或“猛兽鸷鸟”,是兵戎之象，曾经作为军旗画面主题。《周书•武帝纪上》记载建德二年六月事：“壬子，……大选诸军将帅。丙辰，帝御露寝，集诸军将，晶以戎事。庚申，诏诸军旌旗皆画以猛兽鸷鸟之象。”③兵战追求行军和攻击效率，往往以形容。④
前引宋夏元鼎《阴符经讲义原序》说范蠡曾经运用兵学原则“谋吴”,“既以此谋人之国，亦以此自谋其家。”又指出其所用兼行“兵权谋学”、“兵形势学”、“兵技巧学”,而以“兵阴阳学”为之总括：“所谓后人发，先人至，趋时若猛兽鸷鸟者，非阴阳之用乎？而权谋、形势、技
——————————
①[明]叶春及：《石洞集》卷二《应诏书四•安民生》“辟土田”条。又见[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六《户部二》。
②[明]朱谋玮《诗故》卷九写道：“商贾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唯利是竞，故所营常获三倍。”
③《北史•周本纪下》作“诏诸军旗旌皆画以猛兽鸷鸟之象”
④如《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平定两广》：“谷应泰曰：吴元年，太祖命平章杨璟由湖广取广西，又命征南将军廖永忠由闽之海道取广东。两路进师，克期同发，趋之如猛兽蛰鸟，迫不及待者，盖亦乘新胜之威，振发蒙之势者也。”
巧，固行乎其间矣。古人善为兵者未有不通乎阴阳者也。”
(五)白圭经验之二：犹“伊尹、吕尚之谋”、“商鞅行法”
白圭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除了所谓“犹……孙吴用兵”表现出其经营方式借鉴兵学之外，其实所谓“伊尹、吕尚之谋”和“商鞅行法”,和兵学也有密切的关系。
宋代学者石介有《贵谋》一文，其中指出：“汤能用伊尹之谋，是以克夏。文武能用吕望、周、召之谋，是以革商。”①可知通常所说“伊尹、吕尚之谋”,是军事谋略。
伊尹事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可知伊尹是在商汤“专征伐”的军事实践中参与决策的。②司马迁又记录了伊尹辅佐商汤伐桀事：“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商汤进行战前鼓动，“以告令师，作《汤誓》。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于是，“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
——————————
①[宋]石介：《徂徕集》卷八《杂文》。
②《史记•殷本纪》：“汤征诸侯”,裴骃《集解》：“孔安国曰：‘为夏方伯，得专征伐。’”
㚇，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商汤“兴师”,“伊尹从汤”,战事结束，而“伊尹报”。伊尹的角色，是实现成功战争征服的军事领袖。
在《汉书•艺文志》中，“《伊尹》五十一篇”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并列。《太公》书中，包括“《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可知主要内容是兵谋。
所谓“吕尚之谋”,《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武王伐纣，“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吕尚实际上承担了前敌指挥的职能。所谓“致师”,裴驱《集解》：“《周礼》：‘环人，掌致师。’郑玄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也。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又引《春秋传》曰：“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戢，代御执辔，御下打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截，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对于上古战争中“致师”的理解有所不同，或说阵前动员，或说亲自冲锋陷阵，“人垒，折戴，执俘”。看来，吕尚不仅主持了战略谋划，很有可能也直接参与了战役组织甚至具体的战斗。《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武王东伐，“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可以看到，吕尚是兼行阵前鼓动与前敌指挥的职任的。
据《齐太公世家》,吕尚更重要的表现应在于战略设计。“周西伯昌之脱美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传吕尚所著《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因《庄子•徐无鬼》中“金版六弢”字样的出现，可知战国后期以前已经传世。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发现简牍本《六韬》,文字与传本《文韬》、《武韬》、《龙韬》中的篇章大多相合，也证实此书成书当在战国时代。①有学者进行的辑佚工作，②使我们可以得到对吕尚兵学比较全面的认识。
白圭所谓“吾治生产，犹……商鞅行法是也”,应是强调其果敢决断。然而商鞅作为法家坚定分子，亦是改革领袖，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影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商鞅新法多有与兵战关系密切的内容。如：“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此外，商鞅同时也是一名卓有建树的军事指挥官，这一历史身份也是我们不应当忽略的。
《史记•商君列传》写道，变法取得成功，“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随后又有破魏的战役，“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陋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
——————————
① 盛东铃：《<六韬〉前言》,《武经七书》,中华书局2007年7月版，下册，第353页。
② 徐勇主编：《先秦兵书佚文辑解》,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22-286页。
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白圭对商鞅的学习和仿效，除了“行法”而外，其破魏战事的成功，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白圭的经验，体现出商业经营对兵学的利用。除了直接的兵学理论营养被利用于商战而外，兵学家在政治谋略和改革实践中的成就，也受到重视，并有以借鉴。
(六)桑弘羊轮台军屯建议
秦汉时期，受到沉重社会压迫的商贾有以“適”“谪”的方式从军的情形。秦始皇对岭南用兵，曾经调发商人。①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也强迫商人出征。对西域的远征，也曾经征发商人及商人的家属参与军运。②商人成为军人的身份转换，使得这一阶
——————————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
②《史记•大宛列传》：“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精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张守节《正义》：“张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也。’”
层的许多人们具有了军事实践的经验。
汉武帝时代，又有出身商人的官员参与高层军事战略策划的事迹。例如桑弘羊提出的轮台军屯建议，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史记•平准书》：“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军事屯田，是汉王朝抗击匈奴强化边防的重要方式。随着对匈奴战争形势的进展，北边军屯的规模愈益扩大，其地域也向西扩展。①西汉王朝远征军进入西域之后，军屯最西端的基地至于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尉犁)、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地方。《史记•大宛列传》：“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②《汉书•地理志下》：“(敦煌郡)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王先谦《汉书补注》：“《后书•明纪》注，伊吾庐城本匈奴中地名，汉破呼衍王，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为屯田。”《汉书•西域传上》：“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③《汉书•西域传下》又说，“自武帝初通西域，
——————————
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然而此所谓“北边”所指称的地域幅面，较秦汉所谓“北边”要狭小得多。“北边”所指代的地域，在汉武帝时代呈示出历史的变化。《汉书•赵充国传》：“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
②“置使者护田积粟”,《汉书•西域传上》作“置使者校尉领护”。颜师古注：“统领保护营田之事也。”
③王先谦《汉书补注》：“徐松曰：西域屯田之官，皆为校尉，此秩尊，加使者以别之，亦称使者，《史记》“置使者护田积粟’是也。”
置校尉，屯田渠犁。”①
执政集团上层有关这一时期军屯决策的设定，见诸史籍记载。《资治通鉴》卷二二“武帝征和二年”写道：太子刘据与汉武帝政见不同。“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②刘据对于“征伐四夷”的批评，从常理推想，应当是包括对于西北军事屯田的不同意见的。征和二年(前91)发生的“巫蛊之祸”,暴露了西汉王朝面临的政治危机，当时，长安发生暴乱，戾太子刘据冤死。事后汉武帝有所省悟，于怀念太子刘据的同时，宣布了基本政策的转变，所正式颁布的罪己诏书，包括对西域军事屯田的否定。《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年间，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域作战失利，以军降匈奴。汉武帝于是“悔远征伐”,然而这时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建议在“故轮台东捷枝、渠犁”扩大屯田规模，“以威西国，辅乌孙”。汉武帝则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于是，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武帝认真反思太子刘据政治主张的合理性，决心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
——————————
①王先谦《汉书补注》：“徐松曰：汉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郑吉传》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屯田渠犁。”
②据《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征和”年号的意义，即“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这正是汉武帝的思路。
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于是驳回桑弘羊等人在轮台扩大军事屯田规模的建议。这就是史称“仁圣之所悔”的著名的“轮台诏”。
“轮台诏”的颁布，在西汉历史上意义极大。①有关史实所见“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所谓“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田一岁，有积谷，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就畜积为本业，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其实是体现出具有充备军事知识的建议。汉武帝诏文所谓“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实际上是全盘考虑整体形势作出的抉择。②
——————————
①《旧唐书•褚遂良传》：“汉武负文景之聚财，断士马之余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军旅连出，将三十年。复得天马于宛城，采蒲萄于安息。而海内虚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车。因之凶年，盗贼并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复希主意，遣士卒逮田轮台，筑城以戚西域。帝翻然追侮，情发于中，弃轮台之野，下哀痛之诏，人神感悦，海内乃康。向使武帝复用弘羊之言，天下生灵皆尽之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四年”一节，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的“轮台诏”,他写道：“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参看田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版；王子今：《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载《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5期。
②《文献通考》卷七《田赋考•屯田》就此有所评论：“武帝征和中，桑弘羊与丞相御史请屯田故轮台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不从之，其事亦在昭、宜之前。然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去长安且万里，非张掖、金城之比；而欲驱汉兵远耕之，岂不谬哉！赖其说陈于帝既悔之后耳。武帝通西域，复轮台、渠犁，亦置营田校尉领护，然田卒止数百人。今弘羊建请以为溉田五千顷以上，则徙民多而骚动众矣。帝既悔往事，思富民，宜其不从也。”参看王子今：《两汉时期的北边军屯论议》,《“1—6世纪中国北方边疆•民族•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事实上，不久之后，汉昭帝时期虽然继续遵循着汉武帝的政治方向，在西域战略方面却又有所调整，最终又采纳了桑弘羊提出的设计，《汉书•西域传下》：“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杆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汉昭帝“用桑弘羊前议”,说明这位“雒阳贾人子”的军事见识和战略策划确实是比较切合西域实际的。由于军事屯田有直接的经济经营的性质，桑弘羊的财政经济方面的高明的经验也可以得以应用。
(七)商学和兵学的综合影响与社会意识注重实用的倾向
成功的商人和成功的军人分别因“富”和“贵”成为社会榜样。以“富贵”作为人生目标的相当宽广的社会层面，在向慕这种成功的同时，也接受着商学和兵学相结合的影响。在这种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当时的社会意识显现出注重实用的倾向。
因兵战崛起的秦政的主导，有富商出身的吕不韦的参与，有表彰巴寡妇清的政策取向。秦文化所具有的注重实用的风格，在追求统一的进程之中和实现统一的成功之后，都得到突出的体现。
秦的学术文化具有重视实用之学的特点。其表现，在于技术之学有突出的地位。①秦始皇、李斯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②,就显示了这一文化倾向。
————————
①参看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秦始皇嬴政的统一事业》,《秦汉史论——何清谷教授八十华诞庆祝文集》,三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秦人的机械发明》,《国学学刊》2009年第1期(创刊号)。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以农业经营为内容的“种树之书”不在禁焚之列。①可知农学理论受到特殊的重视。《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六国时”农学作品可以说已经一无所存，我们所看到的专论农业的先秦文献，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其中后三篇，都是专门总结具体的农业技术的。《汉书•艺文志》称“农家者流”计有九家，班固以为其中“《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成书在“六国时”。然而这两种农书至今已经无存。因而《吕氏春秋》中有关农业的这些重要篇章，成为战国末期至秦代极其可贵的农史文献资料。《吕氏春秋》有关农业的内容，不仅体现了一种重视农耕的政策原则，还体现了一种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
《吕氏春秋》还在《十二纪》中强调，施政要依照十二月令行事。而十二月令，实际上是长期农耕生活经验的总结。《吕氏春秋•上农》强调治国应当以农业为重，指出，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够领导民众，首先在于对农耕经济的特殊重视。民众务农不仅在于可以收获地利，而更值得重视的，还在于有益于端正民心民志。作者从这样三个方面说到推行重农政策的目的：1.“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2.“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3.“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就是说，民众致力于农耕，则朴实而易于驱使，谨慎而遵从国法，积累私产而不愿意流徙。很显然，论者是从策略方式的角度
——————————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省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鲸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提出这种政治文化的原则的。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东方名医扁鹊曾经适应社会需要，对“小儿医”的进步有所贡献的事迹：“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扁鹊据说“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名医的参与，自然会使医学的这一门类取得比较大的进步。①天文历算数术之学也为秦人所重视。里耶秦简中“九九乘法表”的发现②,为当时数学知识的普及提供了例证。
有的学者指出，“《吕氏春秋》的《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贵卒》等篇，是先秦若干兵家的军事思想，其理论与孙吴、孙膑兵法相应合，又较多地反映了秦国在统一战争中的军事经验。”③又有学者这样写道，“看样子，吕不韦对兵家是做了一些理论上的集合工作。这些都可作为论兵的理论素材。”④《吕氏春秋》对于兵家之学的重视，也与注重实用之学的文化倾向有关。虽然焚书时“所不去者”并不包括兵书，反映秦代民间依然存留兵书的史例相当多，可知这种有益于实用的技术之学并未受到禁绝。⑤《史记•项羽本纪》说：秦时“(项)籍避仇于吴中”,“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又“教(项)籍兵法”。而项羽在
————————————
① 参看王子今：《秦汉“小儿医”略议》,《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