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与秦汉邮驿制度研究》
作者：高荣
内容简介：
本书所收24篇文章，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论述了秦汉邮驿机构渊源流变及其职能和相互关系；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秦汉公文的收发、传递与管理；第三部分为邮驿吏员杂考，涉及郡督邮、边塞部候史和各邮驿机构服役的刑徒及汉化的羌人；第四部分考证汉代武威郡治移徙和居延郡县建置，其内容与邮驿管理密切相关，故作为“附录”置于文末。
目 录
前言
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
秦汉的邮与邮人
张家山汉简所见的亭及其吏员
——秦汉亭制研究之一
论秦汉的都亭与乡亭
——秦汉亭制研究之二
“十里一亭”说考辨
——秦汉亭制研究之三
秦汉驿的职能考述
简牍所见秦汉驿制诸问题考述
汉代“传驿马名籍”简若干问题考述
论秦汉的置
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置
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
秦代的公文记录
简牍所见秦汉邮书传递方式考辨
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
秦汉邮驿交通建设与管理
秦汉的传信
——兼论传的演变
论秦汉的传舍
汉代甲渠候官邮程考
汉简所见的“候史”
论汉代的督邮
敦煌悬泉汉简所见河西的羌人
简牍所见秦代刑徒的生活及服役范围
汉代武威郡治考辨
西汉居延郡县建置考
后记
前 言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有效管理，秦汉王朝在地方上推行郡县乡里的借理体制，在边船少数民族地区还“因其故俗”，设置了“治民比郡”的属国和“主蛮夷”的道。鉴于匈奴势力强盛，甚至威胁京城安全，秦汉王朝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实边、驻军屯田，不断充实关中和北方、西北地区人口，并因山川地理形势修筑道路和亭障烽燧，形成了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网络和便捷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为保障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的畅通和军事情报的传达，维护边疆稳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和张務通西域后， 汉朝在同匈奴的作战中占据主动，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丝绸之路日益畅通繁荣。史称汉朝“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①。这些布列于“要害之路”的邮置亭驿，为使者商旅往来和公文信息传递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但是，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人们对于秦汉邮驿机构设置、邮书传递、邮驿管理系统和管理制度的了解都非常有限。20世纪初以来，随着大址简牍材料的发现和公布，对秦汉邮驿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发现的睡虎地秦墓竹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居延肩水金关汉简和敦煌悬泉置汉简等，为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翔实的
——————————
① 《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31页。
新材料,本书取名为《简牍与秦汉邮驿制度研究》,就是利用文献记载和简牍新材料,并借鉴学界研究成果,探讨秦汉邮驿及制度管理等问题。
本书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综述与邮驿机构篇。《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一文,是对20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的冋顾与展望,文章分三个阶段回顾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学术界（也有少量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的主要成就、争论的焦点和存在的薄弱环节，因本文完成于20世纪即将结束的1999年，故称“本世纪”。鉴于各地公文往来大多借助邮驿机构而进行.学界对此又有不同认识,这一部分主要是对秦汉邮驿机构的渊源流变及其职能和相互关系进行考证辨析总体而言,秦汉邮驿机构可分为邮、亭（燧）、驿、置四种，均具有传递公文和接待过往使者、吏员的职能，但又各有侧重：邮、驿、置三者为专门的邮驿机构,亭以“司奸盗”为主要职责，同时兼顾邮驿事务。亭不是指某个单一的建筑,而是包括亭在内的一系列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亭有一定的辖区，故称亭部。其布局不是单纯以距离或以里居计，而是在综合地理位置、道里远近和人口多少等多种因素基础上设置的。亭有都亭、乡亭、门亭、市亭、边亭等类别,但不论哪一类亭, 其职能都不是单一的，故其分类不以其职能而是按所处位毀为准，除了交通主干道上与邮同处一地的邮亭和设在“畏害”“险狭”及“近边不可置邮”之地的亭直接参与公文传递外，其他地方亭的邮驿功能主要表现在为过往者提供休息和食宿之便。入宿亭舍者身份不同，其待遇也有区别。
邮为“行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主要承担诏令文书和一些紧急而重要公文的递送任务。远距离的公文传递，大多采用“以邮行”的方式。邮需对“有县官事”者提供饮食和住宿服务，故都备有供“传送文书”者止宿的房舍和炊饮所需的设施，还有一定数量的"邮人”（边塞地区为“邮卒”）和“邮吏”。充当邮人者，既不是“高爵”的豪民，也不是穷困的贫民，而是有一定财力且“辨护伉健者”。邮人不以口数而以户数计，他们专司邮务，不服其他徭役，有的还享有减免田租和蒭、稾税等优待。
驿的出现不始于秦汉，至迟在周初就已有了以马递为主的驿。但在 西汉前中期，由于马匹缺乏，很多驿曾一度被省并，故西汉公文传递多“以邮行”，而东汉则多用“驿马”传书。除了直接承担公文递送任务外，驿主耍是为某些特殊身份者出行提供车马服务，如皇帝特派的使者、奉旨到前线赴任的将领、向朝廷奏报紧急要务的州郡长吏或边地将官、与周边国家或内附少数民族部落往来的使者、向朝廷贡献方物的人员等。 驿隶属于县，但其规模小于置，在边塞地区也受候长调度。
置处秦汉时期规模故大的综合性邮驿机构，负有传递公文和接待过 往使者官员之责，不仅有房舍、厨、厩等附属设施和机构，而且有丞、 尉、啬夫、佐等专门吏员。置隶属于所在的县，置内各种事务如公文传 递、车马粮草供应及吏员调逍任免等，均由县廷决定。郡作为县的上级 组织，虽不直接干预置事，但通过派驻郡府属吏的方式，对置的事务进 行监俗。
“传”的出现虽然很早，但汉代已不再有传的建置，当时的传大多指传车、传马、传信（符传）或传舍。由于传可泛指邮驿或与邮驿有关之事，故用于使者、官民往来的符节和车马、房舍均可冠以“传”字，称为符传、节传、传信、传车、传马和传舍等。除了 “某某传舍”或“某某传舍啬夫”外，文献和简牍材料中并无以传名称“某某传”者，也无传吏、传卒（人）的记载。因此，汉代的传只是一种泛指，并非具体的邮驿机构。
第二部分为邮书运行与管理篇，主要探讨秦汉公文收发、传递与管理。
一是公文运行管理。秦及汉初的公文记录，虽已包含文书的起发与送达时间及递送者职、名等基本要素，但尚未形成严密规范的收发文记录模式。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船域的空前辽阔和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不仅建立了全国范围快速、高效的信息传递系统，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邮书寄发、运行、签收和考核制度。如在邮书寄发前要进行封缄、登记；邮书运行期间，要详细记录邮书性质、数量、种类、收文者、发文者、封泥是否完好和邮书受付时间、传递者等内容。邮书送达目的地后,要签收登记,拆发邮书须作启封记录,如果邮书递送谋期或封泥破损,要进行査核并追究责任。对邮书失期於任者的处罚，视其情节轻重而有不同为切实保证邮驿安全有效运转和政令军情及时传递,各级邮驿组织都有严格的月报、年报等考核制度。
二是邮书传递方式。秦汉邮书传递右“以邮行”“以亭行”“以次行”“亭（燧）次行"“轻是行”“行者走”和“吏马弛行”等多种方式。“以邮行”和“以亭行”的文书未必由邮、亭传递。它只表明此种邮书的递送者可在沿途邮、亭得到食宿或交通等便利.与发文者派专使递送或由邮亭吏卒接力传递并无直接关系“以邮行”者一般邮程较长，而“以亭行”者似乎主要在边塞地区，且传递距离相对较短；“以邮行”者既有朝廷诏令、军事情报、司法刑狱等重要而紧急的公文,也右地方 郡县的一般公文和官悅上书古叩的普通文书“以次行”者指依次传递的文书，因传递范围或中转区间不同.又有以县次传”“以道次传”“以亭次行”和“以燧次行”之别；“以次行”者既右上级的露布文告, 也有下级的上呈文书；“以次行”者可在所经的县（道）、亭（燧）中转交接，但仅限于承担文书递送任务者，并非所有亭燧，“轻是行”和“行者走”的文书均为步递，前者距离较近，可直接送达；后者距离校远，需中转或多人接力传递。“吏马驰行”或“吏马行”者为紧急而重 要的文书，需要快速递送；至于是否用马或由“吏”递送，则因时、因事、因地而异，与此种传递方式并无直接关系。“故行”文书强调投递结果，即要求务必送达，对其运行过程并无特别要求。
三是邮驿管理。秦汉时期已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严密完善的邮驿管理制度体系。中央由丞相府（东汉为尚书台）总领全国邮驿事务，典属国（汉成帝以后为大鸿胪）则负有实际管理的责任，地方邮驿事务寓于行政系统之中，故各地邮驿组织均由所在郡县政府管理，在边塞地区则实行郡府（太守、都尉）、候官、部、燧的分级管理体制。各地邮驿机构吏员配置、车马粮秣等物资供应、道路桥梁及各种邮亭馆舍的建造维修等，所需人财物等主要由地方政府征发徭役赋税解决，规模较大、一郡难以胜任者，则由中央调拨或由朝廷下诏向邻近郡县征调人徒物资，少部分由各邮驿组织自行筹措。
四是与邮驿书务有关的传（信）与传舍。传是用木片或绢帛制作的官民出入门关河沖的凭证，又称为传信。其上注明持传者姓名、身份、出行事由、目的地（有的还要注明随行车马，即“所赍操及所适”）及 沿途可享受的代宿车马等便利条件。传信的发放有严格的程序，百姓因私出行，先由所在的乡出具无违法和逋欠赋税等事（即“毋官狱征事”“更赋皆给”）的证明后，再由县廷签发；公务出行者所需传信，根据其身份和就近讯则，分别由御史大夫府和地方郡、县（或与其同级的都尉府及候官、仓、库等）签发。因传为出入往来之凭证，后来凡与之有关的车马食宿等均可与传连称为“传车”“传马”"传食”“传舍”等。传舍是为公务往来者提供食宿和交通便利的官方设施，某些达官贵人或朝廷征界者也可凭传信入住，但平民百姓不得入住传舍。传舍的接待对象不同。其所提供的服务也有别。传舍设在县城或交通要道上，但本身并不承担公文或信息传递任务。
第三部分为邮驿吏员杂考，其中涉及郡督邮、边塞部候史以及在各邮驿机构服杂役的刑徒和已汉化的河西羌人。
汉代督邮为郡国守相自辟的属吏，最初只负责督送邮书，又称都吏、 督邮掾、邮书掾。汉武帝为加强对地方强宗豪右和郡国二千石官员的监察，在全国设立了十三州部刺史，督邮就成为郡国守相监察所属县、邑、 道的亲信和耳目，其职责遂由督送邮书而扩大到分部监察属县，举凡所部各县的政令、赋税、民俗、治安、边塞戍务，均为督邮监察范围，其 限进一步扩大，地位也大为提高，成为“郡之极位”。汉代候史是边塞防御组织的基层官吏，常以候长副贰的身份处理部内各项事务，但与候长之间不是一般的主官与属吏的关系，候史负责起草部内文书，有时主理一燧或数燧事务，故未必与候长同驻一地；候长空缺或休假、取宁不在署时，则由候史代理其职。秦汉时期刑徒的服役范围非常广泛，几乎被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事屯垦、放牧、修桥治道、筑城、伐薪等各种杂役。对刑徒从事公文传递则有一定限制，如睡虎地秦墓竹简《行书律》就规定：“行传书、受书，……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也就是说,非老弱而又诚实可靠的隶臣妾，可以用于传送公文, 居延、敦煌汉简中就有很多刑徒递送公文的记载,敦煌悬泉汉简“归义羌人名籍”等简册则显示,在敦煌、酒泉等地有很多“归义”羌人，其中就有在悬泉置当差者，说明这些“归义”羌人也从事各项邮驿耶务,
第四部分共有《汉代武威郡治考辨》和《两汉居延郡县建置考》两篇文章,主要是对汉代武威郡治移徙和居延郡县建置的彗证，其内容与邮驿管理密切相关,故作为“附录”置于文末
收入本书的24篇文章,大部分来自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秦代刑徒的生活和服役范围》和《汉简所见的候史》两篇文章，则是我与导师张荣芳先生合作完成的，征得先生同意，也收入本书。这些文章大多是我 1996-1999年、2003—2006年在中山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可以说是我在中大研习秦汉史的总结.由于学力所限.对秦汉邮驿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还很不全面，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尤其是一些简牍新材料耒能及时补充。这次结集出版，除了校对文字外，只对个别篇目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文章结构和基本观点没有改变，敬诡读者批评指正。
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
秦汉时期，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局面，加强各地区之间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联系，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密完善的邮驿制度。但是，由于文献记载零散不是，给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本世纪以来，随着大址秦汉简牍、封泥和碑刻等的发现，为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弥是珍贵的新材料，极大地促进了该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迄今为止，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虽不及该时期其他领域诸多问题的研究那样细致深入，但与前相比，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以下就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及存在的不是作简要介绍。
一
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本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第一阶段，此阶段虽屡有秦汉简牍出土，但公布较晚。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1953年始由大英博物馆公开发表，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出版，劳榦《居延汉简考释》之《释文之部》和《考证之部》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由四川南溪石印，直到1949年始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因而，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材料，利用简牍材料的研究者不多。有关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邮政发达简史》①、杨志章《中国邮政
————————————
① 佚名：《中国邮政发达简史》，《中外经济周刊》1923年第29期。
制度考》①、张梁任《中国历代邮制概要》②、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初稿导言》和〈整理邮驿史料之商榷》《汉代邮驿交通史略》《先秦邮驿交通史略》③、贺昌群《烽燧考》④、孙毓棠《汉代的交通》⑤ 、吕思勉《汉世亭传之制》⑥、严耕望《汉代之亭制》⑦、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和《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⑧、王国维《简牍检署考》和《敦煌汉简跋十一》⑨。有关著作还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戍丛残》⑩ 张梁任 《中国邮政》⑪、白寿彝《中国交通史》⑫和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⑬等。这些论著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除楼祖诒等人以秦汉邮驿制度为题进行专门研究外，其他学者多是附带论及，偶有专门探讨也显得很寒散，阴而缺乏对秦汉邮驿制度较为系统全面的探讨；至于对某些具体问题深入细致的探讨,则显得更加薄弱。
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日本学者浜口重国和伊藤德男分别在193年和 1941年的《东洋学报》第22卷第4期和第28卷第3期上发表了《汉代的传舍——特别是其设置地点问题》和〈汉代之邮》两篇文章，对汉代邮驿
——————————
①杨志章：《中国邮政制度考》,《学林》1925年第1卷第9期,
②张梁任：《中国历代邮制概要》，《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期，
③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初稿导言》《整理邮驿史料之商榷》《汉代邮驿交通史略》《先秦邮驿交通史略》，分别载《交通杂志》1935年第3卷第1期、1936年第4卷第4期、第4 卷第8期及1937年第5卷第1期
④贺昌群：(烽燧考》，原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0年第2期，后收入《贺昌郡史 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孙毓棠：《汉代的交通》，原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 1943年第1辑,后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⑥ 吕思勉：《汉世亭传之制》，《学林》1941年第4辑。
⑦ 严耕望：《汉代之亭制》，《大公报》1946年9月10日。
⑧ 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分别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第19本。
⑨《简牍检署考》一文是王国维1912年寓居日本时撰写，由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翻译为日 文，发表在京都文学会《艺文》杂志之第4、5、6期，其中文稿在1914年《云窗丛刊》刊出， 收入《王国维遗书》第6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王国维：《敦煌汉简跋十一》，王国维：《观 堂集林》卷17,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⑩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戍丛残》，该书1914年在日本东京初版，1934年在国内再版。
⑪张梁任：《中国邮政》，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⑫白寿苏：《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⑬ 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书局1940年版。
制度进行了探讨，虽未能看到全文，但后来森鹿三和大庭脩在各自的文章 中都引用并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因而得以了解文章的梗概
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为第二阶段（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难以划入哪一阶段，姑附于此）。此阶段有关研究论著的数量不多，但不乏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前，这与居延汉简的出版是密不可分的。1957年和1960年，劳榦在台湾先后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和释文之部的重订本。此间，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部分居延汉简的照片整理释读的《居延汉简甲编》,共收入居延汉简2555枚，其中有照 片、释文和索引,虽然这些版本都很不完整（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破城子等地共获汉代简牍一万多枚），但却为更多的研究界提供了文献所不载的许多新材料，而且还可将释文与照片互参，为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此阶段对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几乎全都是山此而引发的。其中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劳榦《汉代的亭制》②、陈直《汉晋过所通考》③、陈梦家《汉简考述》④、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⑤、陈邦怀《居延汉简考略》⑥和陈公柔、徐苹芳《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⑦人民邮电出版社还于1958年出版了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此外，国外学者的多篇论文也在国内翻译发表，主要有：藤枝晃《汉简职官表》、鲁惟一《汉代的一些军事文书》⑧、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之一》《居延汉简集成之二》和《居延汉简烽燧考——特以甲
————————
① 森鹿三：《论居延简所见的马》、大庭脩《汉代的啬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 《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劳榦：《汉代的亭制》,台北：艺文印书书馆 1976年版，第735—746页。
③ 陈直：《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④陈梦家：《汉简考述》，原载《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后收入陈梦家 《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楼祖询：《汉简邮驿资料释例》,《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3-144页。
⑥陈邦怀：《居延汉简考略》，《历史教学》 1964年第2期。
⑦陈公柔、徐苹芳：《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60年第1期。
⑧藤枝晃《汉简职官表》、鲁惟一《汉代的一些军事文书》，二文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 《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渠候官为中心①、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和大庭脩《汉代的啬夫》②等。
此阶段的研究大多立是于汉简材料，又不拘泥于汉简；既有总体全面的论述.也不乏对个别问题深入细致的研究。举凡汉代邮驿制度的渊源流变、邮驿组织机构、邮书传递方式、管理制度、邮路与邮站及汉代邮驿在邮政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均有论及。如劳榦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从亭的布置、建筑、行政及都亭和传舍四个方面对汉代的亭制进行了研究。陈梦家《汉简考述》一文,根据居延汉简所见的邮书资料, 列出了邮程和邮站表,对汉代的邮书记录、运行和管理进行了探讨,把汉代邮书课的内容归纳为邮书传递方向、邮站性质、封数及其装束、发文者封泥印章、所诣即收文者、邮站和传递者姓名、邮站收发时刻、规定的邮程及时恨、传递方式和其他等10个方而，从而将汉代邮驿制度研究从校为宽泛抽象的概论引入更为具体细致的深人探讨而楼祖诒则将汉代邮驿制度置于邮政发展长河中,进行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论述了汉代邮驿制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更注重从细小问题入手，进行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如永田英正通过对陈梦家据以立论的居延汉简材料进行重新考释和分析, 指出了陈梦家先生所列邮站表中的错误，颇具说服力。虽然第二阶段的 研究成果仍存在一些不是甚至错误，但与第一阶段相比，确有很大推进 和突破，很多方而对后来的研究者也颇多启发。
从197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大量秦汉简牍先后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11号秦墓出土了 1155枚秦简，其中《秦律十八种》中的《语书》《仓律》《田律》《行书》《金布
————————————
①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宪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之二》及《居延汉简烽燧考——特以甲渠候官为中心》，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大庭脩《汉代的啬夫》，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律》《传食律》和《内史杂》等篇中有许多秦代邮驿的律文。这些材料由《文物》1976年第6—8期首次公布后，1978年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睡虎地秦墓竹简》。由于此前从未有秦简出土,故其史料价值极大。此后，又有多批汉代简牍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或出版，有的则经重新校释整理而再版，其中与邮驿有关的主要有1984年公布的《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和《甘谷汉简考释》。①文物出版社继1984 年、1985年出版林梅村等编若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后，又于1987年和1990年先后出版了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校释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单位联合整理编著的《居延新简》 198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等注的《居延新简释粹》；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吴初般、李永良、马建华释校的《敦煌汉简释文》；1997年，中华书局乂出版了由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四单位编著的《尹湾汉墓简牍》（此前，《文物》1996年第8期刊登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
随着大处新材料尤其是云梦秦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和尹湾汉简的公布、出版，学术界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 成果。其中有很多学者充分利用新资料，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同时，还补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不是和错误。这一阶段的研究论著甚多，不能一一列举，择其要者有：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②、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论秦汉时期的亭——读〈云梦秦简》札记》和《论论尹湾汉基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薄》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③、李均明《汉简所见“行书”文书述略》
————————
①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张学正《甘谷汉简考释》,二文均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
③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高敏：《论秦汉时期的亭——读《云梦秦简》札记》,原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后收入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高敏：《论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薄〉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简牍与秦汉邮驿制度研究
《封检题署考略》①、侯灿《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简牍之制〉平议》②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③、何双全《两汉时期西北邮政蠡测》④、张玉强《汉简文书传递制度述论》⑤、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考》⑥、曹尔琴《中国古都与邮驿》③、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和《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⑧、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⑨、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⑩、大庭修《再论“检”》⑪等。这一阶段出版的专著主要有：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⑫、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⑬、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著《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⑭、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⑮、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⑯、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⑰等。
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秦汉邮驿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
——————————
①李均明：《汉简所见“行书”文书述略》,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均明：《封检题署考略》,《文物》1990年第10期。
②侯灿：《劳榦〈居延汉简考释•简牍之制》平议》,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何双全：《两汉时期西北邮政蠡测》,《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
⑤张玉强：《汉简文书传递制度述论》,《人文杂志》1994年第5期。
⑥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考》,《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⑦曹尔琴：《中国古都与邮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
⑧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0年第10期、1997年第1期；谢桂华：《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⑨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⑩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⑪大庭脩：《再论“检”》,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⑫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版。
⑬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⑭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著：《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
⑮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⑯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⑰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某些方面填补了空白。如熊铁基先生充分利用云梦秦简和有关文献与汉朝制度相互参证，对秦代邮传的作用、交通工具和传递方式、传食和馆舍以及符传等进行研究，勾勒出秦代邮驿制度的基本线索和内容，论证了秦汉邮驿制度是前后相承的，从而填补了长期以来秦代邮驿制度研究中的空白。高敏先生通过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系统考察，认为虽然春秋战国就已形成邮驿制度，但其迅速发展和组织机构的逐渐完备，还是在秦汉时期。日本学者大庭俗在总结了王国维、原田淑人、劳榦、侯灿和李均明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代检署制度进行了再探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他学者的论著也多有创新，不再赘举。
二
回顾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状况，可谓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但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成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邮驿机构
关于秦汉邮驿机构，普遍认为可分为邮、传、亭、驿四种，但就相互间的关系和异同，则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高敏等认为，邮、驿、亭、传的差别，主要是职能和设置距离的不同。邮、亭均具有邮传机构与专政机构两方面的职能，而传、驿则主要是邮递性质的机构；邮是五里一个，亭是十里一个，驿、传则是三十里一置。此外，就规模而言，驿、传较邮、亭为大，除有食厨、传舍以供食宿，还有厩置以供车马；至于驿、传之别，则“传用乘车而驿用乘马而已”①。白寿彝认为，邮和亭是不同的。亭是供客止宿的地方，邮是传书的机关，也可供人止宿，郡县各行政组织间的文书、上封事、奏疏均可用邮；驿也是传达消息的设备，与邮相似，二者的不同是在传书的方法上。邮有邮人，可以负完
——————————
①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全传寄的责任：驿则只供给传书者以交通工具，传书人仍须由发书者派遣；驿主要用马，传则用车，以供政府官员或持证之人因公乘坐，其作用和驿不同，而制度与驿相类，都是在一定距离供给交通工具的改换。①森鹿三认为：“西汉时期既采用继承前代的传车制度，又采用逐渐盛行的驿骑制度。”“传就是传递，是以交通线上适当设置的车站来替换马的意思，同时又把这种替换车马的地点叫做传。又因为替换车马需要停下一次，因此这个地点也叫做置，并且村落的边界有接受和传递文书的设备，因而也叫做驿。此外，这个地点还有行人的住宿设备，因而也叫做亭。”②实际上是说邮、驿、亭、传、置可以互称，不过由于间隔距离不同，传书方式各异，一般是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三十里一驿。邮亭为戍卒步递，驿则用马传递紧急公文。陈直也认为，两汉传递文书，邮驿并称。按其实际，则步递为邮，马递曰驿；邮与亭相近，故联称邮亭，驿则因设站长短分为驿、置两种，大者称驿，小者为置。③陈梦家则认为，“邮为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它与亭、传、置、驿并为大道上有关交通的设置，且往往重叠于一处互相通用，……邮站多数为隧，少数为亭、驿、关”④。臧嵘认为，驿置是指长途传递信件文书的设施，通常以轻车快马为主，紧急和重要的文书都由驿置传递，而邮则专指短途步行传递文书的方式。⑤马楚坚与此相反，认为邮为秦汉驿传机构，专责担任长途官文书的传递，而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⑥《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的作者也认为：“邮传不承担步递的任务，而以传车、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置于交通干线上的邮亭是驿传的基层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通信，只有靠近交通干线的亭长才兼管驿传，并非所有亭长都负
——————————
①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参阅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页。
④陈梦家：《汉简考述》,原载《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后收入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⑥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有驿传的责任，因此，邮亭的数量远比普通的亭少，传则主要用来运送官物。①刘广生等人还认为，由于秦的统一带有强制性，全国一律，通信组织只有邮，邮是通信系统的总称。因而，传也可以纳入邮的范畴。两汉是从传车向骑乘过渡演变的时期，汉初基本承袭秦制，以后分工渐细，传与驿置也有所区别。传舍以迎送过往官员，提供饮食车马为主要职责，本身不直接承担通信，通信组织主要是驿置和邮亭。由于二者行进路线大致相同，故又将新开邮路上的通信组织统称为邮驿，但邮亭以步行传递为主。所谓“十里一亭”“五里一邮”,并非指长度而言，而是指闾里；邮亭的间隔距离要远超过五里和十里的长度，驿置则用以传递紧急而重要的公文，以轻车快马为主，一般间隔三十里左右。②
(二)邮驿管理系统
关于秦汉邮驿的管理系统，大致有三种观点。楼祖诒认为，秦汉因袭周制，在中央由太仆掌舆马邮驿事务。到东汉时，太仆之职并入司徒。地方除郡县外，其下的乡官组织也都负有管理邮驿事务之责。③刘广生等认为秦汉邮驿管理在中央由丞相总负其责，但九卿之一的少府则是实际的中央收发机关的首脑，九卿中的卫尉、大鸿胪(景帝时称大行令)也与邮传有密切关系。此外，兼管邮驿事务的还有御史大夫，主要是通过巡行和对使用邮传的使者发放“封传”进行监察。东汉时由太尉负责，其下的法曹仅负责邮驿科程式，即法律制度和规章，这是由邮驿主要是为军事通信服务所决定的。至于具体通信则由尚书台负责。在地方均由太守、县令掌管，但具体主管文书的属吏是令史，公文的经办人是郡县内分管某科事务的属曹。此外，在边疆地区尚有一套由都尉兼管的
————————
①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著：《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
②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版。
③楼祖诒：《汉代邮驿交通史略》,《交通杂志》1936年第4卷第8期。
候官、候燧组织。①曹尔琴也认为，西汉邮驿由丞相总管，九卿中的卫尉、大鸿胪都直接执行邮驿事务；②东汉九卿属三公，卫尉乃太尉所属，其下属法曹主邮驿科程式。高敏等认为秦时中央由隶属于典客的行人掌管邮驿事务，西汉时先后改典客为大行令、大鸿胪，其下的行人(武帝时改为大行令)、驿官令、丞主管邮驿事务；东汉时改由太尉府下的法曹掌之。地方上的各郡国都分设诸部督邮掌管邮驿事务；至于县、乡，未见有专管邮驿事务的官吏，大约与邮传事业具有全国性质不宜分割于各县、乡主管有关。但驿道所经之地，仍设有专门官吏主持其事。因此，“秦汉时从中央的‘典客’(后改为大鸿胪)、‘行人’令和太尉府下的‘法曹’,到郡国的督邮，再到每个驿站的‘厩啬夫’‘传舍啬夫’‘邮书掾’等‘吏’,构成了一个不同于地方行政系统的邮传管理系统”③。孙毓棠也认为，汉代邮驿管理在中央总辖于最高军事长官太尉，在地方则总归于太守管理，其下还有几个督邮掌管。④陈梦家认为，交通系统的关驿与军备系统的仓、库及城官都是隶属于都尉府的。⑤
(三)邮书传递方式
秦汉时期邮书传递，就其所用的交通工具而言可分为步递、马递、车递和船递，而以前三种最普遍。但就具体方式而言，又可分为“以邮行”“以次行”“以亭行”“亭次行”“隧次行”“马驰行”和“轻足行”等，对此，学者解释各异。高敏认为，以邮行即通过邮亭机构，由五里一邮，邮人居间的“邮人”传递，不必由官府另外派人，以邮行者多为远距离传递，汉代边郡烽燧间的文书往来，多采用“以邮行”。“以次行”或“以次传”即依次传递，按道里远近又可分为“以县次传”和“以隧次传”两种，前者以县为换文距离，后者按驿道两旁烽隧逐一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