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杂役名目繁多，《仓律》中就有随其母为官府服各种零散杂役的“冗居公者”。《仓律》还规定：“更隶妾节(即)有急事，总冗，以律稟食；不急勿总。”即如有紧急差役，就将服杂役的隶臣妾集合起来，平时则无需集合。《徭律》规定，各县应负责维修所在县的禁苑及牧养官有牛马苑囿的堑壕、墙垣和藩篱。这些事务一般由在苑囿附近有田者按其田地多少分担，但不算作徭役。各县不得擅自拆除或扩建官有房舍和衙署，但“欲以城旦舂益为公舍官府及补缮之，为之，勿谳”。即如果用城旦舂扩建或维修官有房舍衙署，则无须上报请示。故官府各种临时性杂役，多由刑徒承担。
综观秦代刑徒的衣、食及劳作情况，可见其生活是极为悲惨的。他们“衣赤衣，冒赤憻(氈)”,戴着木械、黑索和胫钳等各种刑具，在官府的严密监视下被迫从事各种劳役，稍不如意，就会遭到严厉的斥责和毒打，动辄被扣发衣粮，延长刑期，额外增加劳动量。如此服役期间损坏器物，折断大车轮圈等，都会招致笞打等惩罚，且所损器物每值一钱，即笞打十下；20钱以上则要重打。如果做工被评为下等，每人要受到笞打100的惩罚。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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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6页。
②《周礼•夏官司马第四》：“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与其禁令，以设候人。若有方治，则帅而致于朝，及归，送之于竟。”《国语•周说中•单襄公论陈必亡》有“火朝觌矣，道弟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视途”等语，可证候为设于边地以伺望敌情、接待宾客之人。秦代之候可能即源于西周的候人和春秋时之候。
③参阅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90、221页。
刑徒的行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司空律》规定：“舂城旦出繇(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阅外；当行市中者、回，勿行。”①即舂城旦外出服役，不得进入市场和在市场门外停留休息；如果路经市场，要绕道远行，不得从市场中间通过。
刑徒辛勤劳动，除了得到维持最基本生活所需的衣、食之物外，就无他获。不仅受到饥饿和寒冷的折磨，还受到野蛮的奴役，不论是精神和肉体均承受了极大伤害。虽然秦代刑徒的刑期从一年到五六年，并不很长.“但由于当时刑徒的生活极其艰苦，劳役十分繁重，鞭挞、重罚、疾病和饥懂，往往使许多人刑期未尽而身先亡。所以秦被判徒刑的人们的下场是非常悲惨的”②。
——本文与张荣芳教授合作，高荣为第二作者。
原载《秦文化论丛》第7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收入张荣芳著《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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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0页。
②刘海年：《秦律刑罚考析》,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9页。
汉代武威郡治考辨
武威是汉代“河西四郡”之一，也是河西走廊东部门户和丝绸之路重镇，在汉匈关系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对于西汉武威设郡及其治所等问题，迄今仍存在分歧。本文拟在学习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武威郡治所及相关问题作简要梳理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武威郡初治武威县
关于武威郡设置时间，由于诸书记载各异，甚至连《汉书》之《武帝纪》与《地理志》所记年代也不一致，后之学者对武威郡始设年代也众说纷纭。但是，如果我们将《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进行排比分析，并与居延汉简的相关内容进行对照比较，基本可以断定：在汉代河西四郡中，酒泉郡最先置，其次为张掖郡和敦煌郡，武威郡最后置；武威设郡既不在汉武帝时，也不是汉昭帝末年，而是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对此，周振鹤先生论之甚详，①故不再赘言。
许协《镇番县志》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武威郡置武威、宣威二县”。《水经注》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所在》载：“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置武威县，武威郡治，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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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周振鹤《西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西北史地》1985年第1期；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71—183页；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页。
莽更名张掖。”①据此，则汉武帝太初四年时就设置了武威县，后来的武威郡治所就在武威县。但《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记西汉武威郡辖有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扑懷、媪围、苍松、宣威等十县。根据“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②之义例，武威郡治所应在姑臧县，而不是与其同名的武威县(今民勤县连城古城)。《大清一统志•凉州府•武威县》亦云：“汉置姑臧县，为武威郡治，后汉因之，三国魏兼为凉州治，晋因之。”清人周寿昌在其《汉书注校补》卷二十四中，还以汉昭帝时设立的金城郡治首县允吾，与郡同名的金城县仅列第五为例，说明西汉武威郡治亦不在与其同名的武威县，而在其首县姑臧。后之学者也大多认为西汉武威郡治在姑臧。③若就《汉书•地理志》的叙事“义例”来看，此说固然不误。然而，《地理志》所载以汉平帝元始二年(2)版籍为准，但“西汉二百余年，郡国疆域种种变迁甚剧，治所亦常有迁移，至有一徙再徙乃至三四徙者”,对于此间的种种变化，只能择其最要者如郡国增设废省等略加说明，其他则一概从略。像武威、张掖等郡县同名但郡治在他县者，正是郡治曾经迁徙变化的缘故，只不过《地理志》略而未论罢了。故上引《水经注》对武威郡初置时治武威县的记载是可信的，但并没有反映后来的变化，因而“不足以概哀平之世。”④
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之事发生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但《水经注》云“汉武帝太初四年”,应本于《汉书•地理志》关于“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莽曰张掖”的记载。虽然武威郡始设并非武帝太初四年，但其所辖区域确为匈奴休屠王故地，因其最初为张掖郡辖区，新莽时为恢复以往的“故制”“旧规”,遂将武威郡更名为张掖。至于郦道元以武威县为武威郡治，亦必有所依本。也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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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页。
②《后汉书》志第一九《郡国一》,第3385页。
③李鼎文先生就认为西汉武威郡治姑减县(今武威市),《水经注》关于“武威县，为武威郡治”之说则不可信。说见李鼎文《西汉武威郡治为武威说质疑》,原载《丝绸之路》1993年第6期，收入《陇上学人文存》第3辑《李鼎文卷》,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2—34页。
④参阅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603页。
者认为，《水经注》版本很多，“以其众置武威县，武威郡治”的记载来自清代赵一清、戴震、王先谦、杨守敬、熊会贞等的校释本，但更早的明代朱谋璋校释本作“以其众置武威县，武威郡”,其中并无“治”字。其中将“县、郡并列，意思是武威县属于武威郡，并非说武威县即是武威郡治。清代注家徒增一‘治’字，清初经学家间若琼亦曾认为武威县为郡治，均系臆测，不足为据，而应以较早的明代注释本为是”①。《水经注》的确有很多版本，但除《永乐大典》本外，“明刊其他版本没有什么可取的。他们的底本大多是宋朝流行的坊刻本”。虽然明代朱谋墟《水经注笺》在校勘和笺注方面颇有成就，但清人赵一清更胜一筹，尤其是赵氏致力郦学研究数十年，其《水经注释》参校版本多达29种，而且也与朱氏笺相参证，取其所长补其所短，不论是区分经注、注释疑难，还是订正错漏、辑录缺佚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可谓后来居上。②就连《四库全书总目》也称赞其“旁征博引，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来，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③。因此，仅以赵一清注释本和清代其他学者论述晚出，就断定其说不足为据，并转而采信底本较差的明刊本，就显得草率而不可取了。对此，《水经注疏》考证云：
朱脱治字。赵增云：阎若璩曰，汉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地置武威县，为武威郡治。县居班《志》之第二，戴增同。赵又云：齐召南曰，《本纪》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郡。《志》云武威郡太初四年开，则不同时矣。疑当以《纪》为是。按《功臣表》昆邪以元狩二年封，则《志》误也。善长又误仍之。守敬按：《注》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以其众云云，此明明引《武纪》之文。疑郦氏本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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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②陈桥驿：《论《水经注》的版本》,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收入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381页。
③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47页。
狩二年，后人据《汉志》改之。①
由此可见，今本《水经注》对武威县设置时间的记载虽经后人改动，但武威郡最初的治所就在武威县(今民勤县连城古城)则是可信的。
根据汉语行文习惯，一般是大地名在前、小地名在后，即按郡县乡里的次序排列。在居延、敦煌汉简中，往往省去乡名，而记其“名县爵里”。如“成卒上党郡屯留畅石里公乘赵柱”(敦2077)、“酒泉禄福广汉里”(73EJT37：1004)。对于被通缉的逃亡者，则要详细说明其“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303.15,513.17)等，如为本郡则仅列县(乡)里名，如“姑臧北乡西夜里”“觻得成汉里”等。《汉书》中并列的行政区皆为同一级别，没有郡县混列者，如“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②。其中并列的朔方、五原等都是郡名。史书又有“益发成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之说。③其中酒泉、张掖为郡名，其后并列的居延、休屠则均为县名。虽然在汉简中常见有“张掖居延界中”这样郡县并列的表述，但都是郡在县前，绝无县名置于郡前者。前引《水经注》“以其众置武威县，武威郡治”句中，“武威郡治”是对“武威县”的注释和说明，并不存在发生误解的问题。如果真如明人朱谋璋《水经注笺》所记作“以其众置武威县武威郡”,既与行文惯例不符，其文意也显得堆砌重复、扞格难通。尤其《水经注》“记载县名，往往上溯先秦，下及当代，历史沿革，一览无余”④。对于郡治所在的县，往往注明其为某郡治并简述其沿革变化情况，如在狄道下云：“汉陇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王莽更郡县之名，郡曰厌戎，县曰操虏也。”记允吾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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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40,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356—3576页。按：其中“班《志》之第二”应为“第三”。
②《汉书》卷6《武帝纪》,第170、177、189、194页。
③参阅《史记》卷110《大宛列传》,第3176页；《汉书》卷61《李广利传》,第2699页。
④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7页。
“金城郡治也。汉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为修远县。”记高平县云：“汉武帝元鼎三年置，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县曰铺睦。”记姑臧城则云：“武威郡、凉州治。《地理风俗记》曰：汉武帝元朔三年，改雍为凉州……迁于冀，晋徙治此。”即使是一度曾为郡治的县，也都简要注明。如金城郡属县临羌，一度曾为西海郡治，故在其县下云：“王莽纳西零之献，以为西海郡，治此城。”①对于非郡治所在的县，一般只记本县山川地理而不言郡，如安故、安夷、令居、枝阳、休屠等县，都是如此。②武威县与临羌县一样，都曾一度为郡治，故云“武威县，武威郡治。”这种县、郡并列，并不意味着县属于郡，而是指县为郡治。如果武威县只是一般的属县而未曾为郡治，在叙述武威置县后就无需再提及武威郡了。正因为武威县曾为郡治，故在其后简述其历史沿革，并特别注明王莽改武威郡为张掖之事，就是顺理成章的。由于武威设郡时已有武威县存在，遂因县设郡、郡从县名。正如严耕望先生所论，《汉书•地理志》中郡“因县受名，即治本县，……在郡县同名之情形下，盖可推知郡国建置之初大抵治同名之县也。”③由此可见，武威郡最初的治所就在汉武威县城(今民勤县连城古城),而不是姑臧城(今武威三摞城)。
二 武威郡移治姑臧
汉代武威县地处石羊河下游，与河西地区大多数位于走廊腹地平原的县相比，不仅位置偏远，而且其地正“当北塞”④,又远离河西走廊东西交通主干道上，⑤难以有效发挥郡治的枢纽作用，也不利于同其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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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②参阅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33、706页。
③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
④《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8页。
⑤关于汉代河西走廊交通线，在居延汉简(E.P.T59：582)和敦煌悬泉汉简(X六〇、X六一)中均有记载，基本上是在走廊腹地沿姑臧——觻得——酒泉——敦煌一线展开。位居汉姑臧城北三百里的武威县城，不在河西走廊交通干线上。
郡联系。为加强对辖区的管理，更好地服务于“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①的战略，遂溯石羊河而上，将郡治迁到交通和自然条件都更为优越的姑臧。至于移治姑臧的时间，应在武威设郡不久。
据《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载，武威郡“北部都尉治休屠城。”既称“北部都尉”,其驻地地应在武威郡治以北。但考古发现表明，汉休屠城(今凉州区四坝镇三岔故城)遗址在汉武威县城以南很远，而在汉姑臧县北约60里处，故所谓“北部”,显然是就武威郡治姑臧而言的。“若郡治仍在武威，则北部都尉决不当治此，是西汉末郡治不在武威而在姑臧必矣。”②由于《汉书•地理志》以汉平帝元始二年(2)版籍为准，且以姑臧为武威郡首县，故武威郡移治姑臧的时间应在元始二年以前。③如果从汉匈双方实力的消长和武威置郡前后河西走廊南北部的防御形势来看，其移治姑臧的时间或在元康三年(前63)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前后。
武威设郡是汉宣帝时河西政治军事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河西四郡的设立，是汉朝为实现“隔绝羌胡，断匈奴右臂”战略的重要举措。河西走廊的得失，对汉匈双方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故匈奴始终不甘心失败，试图重新夺回河西。如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单于使犁汗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匈奴右贤王、犁汗王乃以四千骑分路进攻日勒、屋兰、番和三县，但惨遭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加之这一时期“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④匈奴既无力与汉朝正面交锋，夺取河西的希望也彻底破灭，遂将兵锋转向西域，派兵在车师屯田，并与车师“共侵乌孙”。汉朝本欲发兵击匈奴，但因昭帝去世而罢。宣帝继位后，“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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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928页。
②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③梁新民先生也认为：“元始二年以前，即西汉末年，武威郡治所由武威县迁至姑臧县。”说见梁新民：《武威史地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④《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83—3784页。
欲隔绝汉”,乌孙王上书愿发国半精兵五万骑，配合汉朝尽力击匈奴。①汉朝遂于本始二年(前72)秋，派御史大夫田广明等五将军率十多万骑，从西河、张掖、酒泉、云中、五原等郡分道并出，与乌孙兵共击匈奴。此后，“匈奴遂衰耗，怨乌孙……于是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②。据《肃镇华夷志》《重修肃州新志》等载，在高台县镇夷所北一百八十里处，有一座汉代赵姓将军墓，墓主人“本涿郡人，秦赵高之后，汉广汉之子，名通。宣帝本始四年拜宣武将领，与乌孙同攻匈奴，累有实效，留镇边庭，竟死于西军之手，精英未散”③。该墓所在的镇夷城(今高台县正义峡一带)北一带，在汉代属张掖郡肩水都尉防区。赵通奉命参与对匈奴作战，应是汉五将军分道并出时，从张掖郡出发的度辽将军范明友所部，足见张掖、酒泉等河西各郡确已加入到大规模征讨西域匈奴的行列。在汉朝的一再打击下，匈奴实力大为削弱，已“不能为边寇”④,故有“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之说⑤。汉朝遂于地节二年(前68),罢废了光禄塞、受降城和遮虏障等塞外诸城，以休百姓，同时设立武威郡，以加强对河西东部和石羊河下游地区的控制。因此，匈奴势力的西移与汉朝北部边防压力的减轻，实际上使得河西走廊边塞防御形势更加严峻。武威郡的设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汉朝在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随着匈奴势力的西移，汉朝也将其战略重心转到西域。尤其是经过汉军五路出击，“匈奴车师田者警去，车师复通于汉”⑥。汉宣帝遂“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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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5页。
②《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86—3787页。
③参阅李应魁撰，高启安、邰惠莉点校《《肃镇华夷志》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黄文炜撰，吴生贵、王世雄等校注《重修肃州新志校注•高台县》,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1页。
④《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87页。
⑤《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89页。
⑥《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2页。
因匈奴衰弱，出兵击其右地，使不敢复扰西域”①。虽未付诸实施，但于地节二年派侍郎郑吉等将免刑罪人屯田渠犁。进而又令已行至酒泉入朝奏事的郑吉，“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将西域屯田由渠犁扩大到千余里外的车师，是汉朝为应对匈奴势力西移作出的重大决策，反映出其西北经营重心已由河西移至西域。但因车师地近匈奴，汉兵少不足以相救，乃派长罗侯常惠“将张掖、酒泉出车师北千余里，扬威武车师旁”②。这样，河西走廊实际上已由防御和出击匈奴的军事前沿，转变为汉朝经营西域的后勤基地。因此，进一步加强河西各郡间的联系、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武威郡治南迁至交通便利的姑臧，就是势所必然了。
河西走廊南北部局势的变化也是武威郡治迁移的重要因素。与西羌结盟一直是匈奴与西汉争锋的重要筹码。自汉武帝以来，为了阻止汉朝势力向西推进，稳固其对西域的控制，匈奴时常派人经盐泽到羌中进行煽动宣传，声称：“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③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在匈奴的威逼利诱下，“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④。由于奉命处理此事的光禄大夫义渠安国措置失当，激起西羌各部反叛，汉朝只得于神爵元年(前61)调发三辅、金城等十二郡兵马，“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由老将赵充国统帅前往平叛。当时，西羌先零、罩、开等部“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汉朝则因“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屯驻武威、张掖、酒泉三郡的一万多骑兵，多为羸弱之士，战斗力不强，而且“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⑤。换言之，河西各郡由于军队数量有限，只得将兵力集中到走廊南部，以应对羌人反叛，实际上已将防御重心由走廊北部的石羊河、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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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74《魏相传》,第3136页。
②《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23页。
③《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④《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⑤《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7—2979页。
下游地区转移到南部的祁连山区。由于军事防御重心的转移，武威郡治所也随之南迁，如果继续留驻石羊河下游，显然无法适应“屯备南山”的需要。赵充国在神爵元年给朝廷的奏疏中云：“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①他将武威县与张掖日勒县并列，可见当时武威郡治已不在武威县。鉴于元康二三年(前64—前63)间，匈奴已使先零羌与各部解仇交质结盟，甚至“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的局面，赵充国建议朝廷防患于未然，“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于是始有义渠安国第二次行视诸羌之举。由于河西走廊南北部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武威郡移治姑臧或即汉朝“宜及未然为之备”“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②的具体内容之一。果如此，则武威郡移治姑臧的时间大致在元康二三年间。此时，上距武威设郡不过五六年的时间。
三 姑臧县初治不在今武威城
关于姑臧城的位置，由于文献记载缺失，人们已经难知其详了。如武威人张昭美于清乾隆年间主持撰修的《武威县志》中就认为：“府城武威置自汉武，城郭基址不可考。”③学界对汉姑臧城的位置主要有今武威城内说④、今武威东北说⑤和今武威西北说⑥三种观点。持武威城内说者，主要是依据当地的澄华井(碑)、大云寺和罗什寺等三处不可移动文物古迹及一通前凉墓表，但这三处文物建筑时间都较晚，其中澄华井碑约在东汉桓帝延熹五六年间(162—163),大云寺始建于前凉张天锡升平年间(363—376),罗什寺建于前秦苻坚建元十八年(382)。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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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8页。
②《汉书》卷69《赵充国传》,第2973页。
③张克复等校注：《五凉全志校注•武威县志•建置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④参阅梁新民《姑臧故城地理位置初探》,《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1期；梁新民《武威史地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⑤王乃昂、蔡为民：《凉都姑臧城址及茂区变适初探》,《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⑥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3页。
年代最早的澄华井碑，也比汉宣帝地节二三年间(前68—前67)武威建郡晚了230年。因此，用这些后出的文物不能说明此前200多年的沿革变迁，更何况姑臧设县还要早于武威建郡。至于前凉梁舒(应为宋华)墓表，只能说明“前凉、前秦之际的姑臧城即在今武威城这块地方”①,并不意味着汉魏时期也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在今武威市中心发现多处汉代砖室墓，表明武威城内说不能成立，因为人们一般不大可能将墓地建在城内。虽然在一些汉代城址中也曾经发现有墓葬，但基本都在城址外围或其边缘，如在洛阳西郊金谷园村和七里河村曾发现二百多座汉墓，前者多为西汉墓，距洛阳旧城约3千米、南距汉河南县城北墙1.5千米；后者主要是东汉墓，距洛阳旧城约5千米、隔涧河与河南县城西墙相邻。②在辽宁凌源安杖子古城(即西汉右北平郡石城县城遗址)之东，也曾发现大面积古墓地，距城址50—150米不等，其中已发掘的4座均为西汉墓葬；至于在该城内发现的27个人头骨(多为青壮年男子),则“很可能是故城废弃时，社会发生大变革过程中造成的悲剧。”③这些墓葬均不在城内，故有研究者认为：“城墙内不再有墓地，死人都葬在城外”,是汉代城市不同于以往的重要特点之一。①墓志、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也证明：“至少从汉代以来，汉人都是将死者葬于生者当时聚居的邑落、城池之外的特定区域”,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数以万计的汉代以来墓葬，“均位于同时代的城址之外”⑤。在今武威市中心发现多处汉墓，正可说明其地不在汉武威郡城内。
持武威东北说者，其论据基本都是明清地理文献，其中最主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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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新民：《武威史地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远安杖子古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
④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页。
⑤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3—144页。
明代陈循等《寰宇通志》卷一〇一《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古迹》关于“姑臧县城，在凉州卫城东北二里，汉置县，遗址尚存”的记载。顺治《重刊凉镇志•凉州卫•古迹》所记略同：“姑臧城，(凉州卫)城东北二里，汉置县…遗址尚存。”乾隆《五凉全志•武威县志•地理志•古迹》亦云：“姑臧，县东北二里。汉制(置)县，属武威郡治，又名龙城。”但是，由于缺乏考古资料和早期文献的支撑，相关论述又多处曲解材料，因而不能令人信服。如有的学者一方面认为，李贤关于武威郡“故城在今姑臧县西北”说只是笼统的泛指，并无确切里程和方位概念，故不能视为“姑臧城西北”；另一方面又认为，“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姑臧县西北”句与《水经注》关于武威“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的记述，“表达的意思可能是相同的”。为了证成“武威东北说”,甚至认为宋华墓表出土地太平滩(在今武威城西北7.5千米处)在姑臧故城(即三摞城)正西15里的引指有误。①实际上，在各种地志文献(包括简牍材料)中，表示地理方位和道里远近时，都是以郡县或其他机构名称代指其所在的城或驻所，而不是泛指其所辖区域。如《续汉书》“武威郡”下注“洛阳西三千五百里”,就是指武威郡城在洛阳城西三千五百里；悬泉里程简中“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意即西汉张掖县城(小张掖)到姑臧县城间的距离为67里；“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东南”,则表示金城郡允吾县城在悬泉置东南2880里。因此，上引李贤注文中“姑臧县西北”无疑就是指“姑臧城西北”,其与武威“县在姑臧城北三百里”的表达方式是相同的。而宋华墓表出于武威市西北7.5千米处，墓表关于“葬城西十七里”的记载，正与武威西北说吻合，恰为“武威东北说”提供了反证。因此，“把姑臧城(汉及前凉两处)定在今武威城，是不符合其古今自然环境的”②。文献记载的凉州卫城“东北”很可能是“西北”之误。③
清代武威著名学者张澍也持武威西北说。他在辑录《汉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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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乃昂、蔡为民：《凉都姑臧城址及茂区变适初探》,《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②王宝元：《凉城沧桑——历史名城武威地名概要》,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③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志》《续汉书•郡国志》《西河旧事》《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的相关记载后指出：“姑臧县在今武威县之西北，汉时姑臧为郡治，又有武威县。”①《水经注》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猪野泽”条云：“其水上承武始泽，泽水二源，东北流为一水，迳姑臧县故城西，东北流，水侧有灵渊池。”既称“姑臧县故城”,则必另有新城，而其中的“故城”,显然是相对于北魏时的姑臧城而言的，说明姑臧县城确曾迁徙过。《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载，建武二十七年(51),“北匈奴遣使诣武威乞和亲”。李贤注云：“武威，郡，故城在今凉州姑臧县西北，故凉城是也。”这里的汉武威郡故城当即《水经注》所记“姑臧县故城”(亦即故凉城),其地在北魏隋唐时的姑臧县城西北。也就是说，姑臧城迁址以前就曾是武威郡治所在。在今武威市西北2千米的金羊镇赵家磨村南，恰有一处古城遗址，俗称锁阳城，又名三摞城。从其遗迹遗存和发现大量汉砖及汉代灰陶片等物判断，该城即匈奴盖臧城，亦即西汉最初的姑臧县城。②不过，由于姑臧故城一带低洼潮湿(这里在20世纪60年代仍为碱地和芦苇塘，到70年代才开垦为耕地③),不利于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之下，故城东南方即今武威城一带地势较高，自然和交通条件也更优越，是理想的建城之地。在锁阳城(三摞城)遗址东南、今武威市西2.5千米处发现的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面积约37万平方米，文化层0.6—3.7米，说明该遗址定居时间很长。尤其是该遗址发现9座有白灰面或红烧土的住室和56个窖穴，还发现了汉代及以后的砖、瓦片等物，④也为武威西北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我们认为，汉姑臧城在今武威西北说既有文献记载为据，也有大量考古资料佐证，是值得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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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澍辑录，周鹏飞、段宪文点校：《凉州府志备考•地理卷二•武威县》,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②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下)》(测绘出版社2011年版)也认为：“该城即匈奴盖藏城，西汉姑臧县城故址。西汉末至东汉初姑臧县城迁至今武威市区，该城废弃。”第190页。
③王宝元：《凉城沧桑——历史名城武威地名概要》,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④参阅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信的。
由“故城”迁往新址，既是城市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与西汉末“河西四郡”的布局和丝路交通的繁荣有关。由于地理环境及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历史上的故城与现在的新址不在一地的例证比比皆是，史念海先生曾以殷墟、咸阳和汉唐长安城为例说明古都的兴废，如殷墟在今河南安阳市，但安阳市并不是建在股墟之上，其间还有一段距离；秦都咸阳与现在的咸阳市、汉唐长安城等，都不是重叠在一些的。“如果因为古都和现在城市不在一起，甚至还有较远的距离，而不认可其为古都，那是厚诬古人了。”①因此，姑臧故城与今武威市区不完全重叠，丝毫不影响古都武威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那么,汉姑臧县是何时迁到今武威城内的呢？有学者根据武威市东大街原武威地区行署院内发现东汉张芝书写的“澄华井”碑判断，“至迟在东汉延熹五六年姑臧已位于今武威城了。因而应该更准确地说：东汉延熹五六年以后的姑臧县城一直在今武威城内。姑臧由古城搬迁新城的时间大约应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②如果考虑到姑臧故城与新址相隔不远，其城址变迁也未必是某个具体时间，可能是在某个阶段逐步发展演变而来的。
——原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编《凉州文化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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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念海：《河山集》九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②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3、35—37页。
西汉居延郡县建置考
关于西汉居延的行政建置，一般皆从《汉书•地理志》,认为当地设有居延县(王莽改为居成),隶属于张掖郡，居延都尉驻此。但从汉简资料来看，从宣帝至新莽时期，居延地区的行政建置曾有过较大变化。居延不仅有居延县，而且还曾设居延郡；在居延南部肩水都尉府辖区，还一度设有肩水县和肩水郡。虽然学界对此曾有论及，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近读居延汉简和肩水金关汉简，又有一些新材料可为佐证，以下就相关问题略陈管见。
一 居延郡
关于汉代居延设郡问题，陈邦怀先生在论及汉简所见之“小居延”时曾有如下推测：“盖西汉末年，居延曾置为郡，而原属张掖郡之居延县，仍存而未废，小居延当即指此。”①但是，陈先生只列举了《居延汉简甲编》1918B简中“居延郡”的记载，以及西汉既有张掖郡、又在武威郡下设有张掖县之事例作为佐证，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论证。而且，陈先生据以立论的“居延郡”,实为“居延部”之误释，故其关于西汉末年曾置居延郡的推断仍需补充完善。裘锡圭先生虽未明确提出居延置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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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邦怀：《居延汉简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期，又见作者《一得集》上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67页。
说，但认为“居延是都尉一级的行政区域”。①后来，饶宗颐、李均明先生根据居延所出新莽简中“行延亭连率事偏将军”(EPT52：490②)、“延亭连率府行事”“延亭城司马官”(EPT59：655AB)和“居成大夫史”(EPT52：121)等记载，结合文献中关于新莽天凤元年(14)“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和地皇元年(20)“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连率、大尹为偏将军”③以及改“居延”为“居成”等材料的综合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新莽时居延一带曾有“延亭”“居成”等郡级建置的论断。④但后晓荣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延亭并非新莽时在居延县基础上新设之郡，而是从千乘郡分设的；居成隶属于辅平郡，并未单独设郡。⑤但就简牍和文献记载来看，西汉后期至新莽时期，的确有居延(居成、延亭)郡的建置。
(一)新莽时居延确有郡级建置
王莽当政后，为“应符命文”,对郡县辖区进行了调整拆分，并频繁更改地方机构和职官名称，有的郡甚至被一分为五，至于地名则“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以致“吏民不能纪”。⑩河西的很多地名就是如此。据《汉书•地理志》载，王莽改武威郡为张掖、改张掖郡为设屏、改酒泉郡为辅平、改居延县为居成，但在居延所出的新莽简中往往新旧地名混用。如“居成”见于天凤三年(16)至地皇三年(22)的纪年简中，⑦但在天凤六年(19)和地皇(20—23)某年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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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裘锡圭：《汉简零拾》,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页。
②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60页。以下凡征引本书材料均只注简号，不再标页码。
③参阅《汉书》卷99《王莽传》,第4136、4158页。
④参阅饶宗颐、李均明《新莽简辑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三，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887—889页。
⑤后晓荣：《新莽置郡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
⑥参阅《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36—4137页。
⑦如简225.11：“居成甲沟第三隧长间田万岁里上造冯匡年二十一，始建国天凤三年闰月乙亥除补止北隧长”；EPT65：23A：“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五月丙辰朔乙巳裨将军辅平居成尉”。
年简中，又有“居延”之名①,甚至在同一枚新莽简中也有“张掖”“设屏”和“居延”“延亭”之名并见的现象。②这种新旧地名混用的现象，应即频繁更名所致。若就辖区而言，张掖堪称“大郡”.特别是居延一带孤悬北部，是南下河西和北进匈奴的必经之地，对于阻遏匈奴势力南下，保障张掖、酒泉安全意义重大，在其地独立设郡是完全可能的。在肩水金关汉简中也屡见有“延亭连率”(73EJF3：345A③)、“延亭大尹府”(73EJF3：311)等记载：
1.〼月乙丑朔壬申延亭行连率事将屯偏将军车骑都尉元以故张掖右大尉印
73EJF3：300
2.南书一封延亭连率后大尉印诣酒泉大尹府十月甲寅□□日入时付沙头卒□ □邮书 73EJF3：345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