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后汉书》卷23《窦融传》,第805—806页。
③《汉书》卷6《武帝纪》载，元封四年(前107)冬十月，汉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注引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如淳则据《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汧也。”颜师古以应说为是、如说为非。但正如史念海先生所论，此二回中“名虽不同，相距则弥。高平之回中适在鸡头山下，而汗县之回中又居于陇山之口，俱为交通要地”。秦始皇西巡陇西，过鸡头而至于北地，然后今回中归。说见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1944年第3卷第1、2期。元封以后，汉武帝又分别于太初元年(前104)秋八月、太始四年(前93)十二月、征和三年(前90)春正月和后元元年(前88)春正月，四次巡行至安定。可见长安至安定间的交通是非常便利的，故由河西取道安定到长安、洛阳，也就不难理解了。
安定高平的里程，可由此系连出悬泉置——冥安——张掖——武威——安定高平的交通路线；背面所记为悬泉置东南到金城允吾、天水平襄和都城长安的里程，大致为悬泉置——金城允吾——天水平襄——长安的路线。尽管正、背两面所记线路都比较粗略，但在武威以东显然已分为两条走向，而这两条路线又分别与前两枚里程简所记路线相合。由此可见，汉代从长安到河西，至少有经过安定高平和金城允吾两条交通路线。史念海先生将秦汉时期由关中到各地的交通路线概括为10条，其中有两条通往河西。其一为“经云阳、栒邑西北行，一历安定以达河西诸地，一历北地以至新秦中”。另一条“经雍县西行，以至天水、陇西、河西诸地；别有间道北行，可达安定”①。上引三简所记里程，已勾勒出这两条路线的基本走向。
就前两枚里程简所记来看，不论是京畿地区还是河西边郡，置间里程都各不相同。相邻两县置距离最长者为玉门至沙头99里，最短者为茂陵至茯置35里，其他两置相距都在50里以上，而绝大多数的置间距离都在60里以上。除了五进制和十进制的整数外，置间里程已精确到个位数，两简中出现的诸如54里、58里、62里、61里、67里、87里和99里这样的具体数字，显然不是按“统一标准”而设的。即使在同一郡境内，置间距离也有很大差别。由此可见，汉代设置并不存在统一的道里标准。即使曾有过类似的规定，也未付诸实施。
各置间道里远近的差异，除受沿途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的影响外，还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军事据点和人口疏密有关。《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②事实上，县令长的设置并不完全如此， 《续汉书•百官五》 “州郡”条引应劭《汉官》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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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1944年第3卷第1、2期。
②《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742页。
《前书•百官表》云：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惟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桓帝时，以汝南阳安为女公主邑，改号为令，主薨复复其故。若此为繁其本。俗说令长以水土为之，及秩高下，皆无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书，斯近其真。①
可见，不论是“方百里”为县，还是“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都只是“大率”而已，而且“乡亭亦如之”。至于文献中关于“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驿马三十里一置”或“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十里一亭，五里一邮”等记载，大概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规程，在实际执行中仍然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不可能完全划一。清人孙诒让云：“依《韩子》说，则周法传遽五十里一置，较汉法驿马三十里一置为略远。然据《管子•大匡篇》‘三十里置遽委’,则又似与汉同，或周末侯国各自为制，不必画一欤？”②由于《韩非子•难势》与《管子•大匡》所记不同，孙诒让遂以“周末侯国各自为制”释之。其实，驿置本为信息传递和人员往来需要而设，故其布局也会因时因地而异，不必也不能“画一”。如果强求一致，就会适得其反。上引三枚里程简中有“九十九里”“六十一里”“三千一百五十一里”等，如果这些置分别延长或缩短一里以求道里“画一”,就会带来诸多不便。故《百官公卿表》中“民稠则减，稀则旷”,虽就县的幅员而言，实际上也是设置邮驿机构所遵循的原则之一。即使在通讯发达的当今社会，水陆交通站点和邮政、电信网点的布局也是如此，秦汉时期更不能例外。
六 结 语
置是秦汉时期最重要的邮驿组织之一，其规模庞大、吏员众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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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118《百官志五》,第3623页。
②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502页。
施设备也很完善。置的起源很早，至迟在春秋时期已设有置，其职责在于传递公文和接待过往使者、官员，故置下还有供客止宿和提供饮食、车马的传舍、厨、厩等机构。置的吏员众多，主要有置丞、置尉、置啬夫和置佐，但置承和置尉似非常设吏员。在设有置丞时，丞为主官，其他为其佐吏；一般情况下，置不设丞、尉，故置啬夫为主官，置佐为其副贰。传舍、厨、厩作为置的附属机构，也各设有啬夫和佐，但他们均负责方面事务，地位应低于置啬夫。此外，郡府还派其属吏常驻各置，以置史的身份监察置事；置史受命于郡，但并不直接干预或管理置的事务。置隶属于所在的县管理，郡府的命令要通过县廷下达各置，郡府任命置史也要向县廷通报。所谓“十里一置”“三十里一置”或“五十里一置”,都只是不同时期的理想化规程，在实际执行中往往要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地理和交通条件、人口疏密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军事等因素。
——原载《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5、第6期
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置
两汉时期，为保证信息传递的顺利进行，在全国各地交通线上设立了众多的邮驿机构，在西北地区更是广设邮、亭、驿、置，史书有“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之说①。伴随着汉朝势力向西北的推进，边塞地区的邮驿建置也日渐完善。对两汉邮驿建置，学者多称邮、亭、驿、传。史籍中或单称邮、亭(燧)、驿、置，或合称为邮亭、邮传、邮驿、亭传、驿传、驿置、邮置等。前者专指某一邮驿机构，后者则多为总称或泛指。邮、亭、驿、置规模不同，职责也有别；而被学术界普遍视为邮驿机构的“传”,也是泛指，并非独立的邮驿机构。以下分别言之。
一 邮
邮作为传递信息的机构，至迟在春秋时就已出现。《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②以置邮传命比喻德政流行之速，则其为邮驿机构名称无疑。《墨子•杂守篇》又云：“筑邮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据此则邮还有亭的建筑，高三丈以上，可视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故可用以名地。当时已有以邮名地、以邮为姓者。《左传•哀公二年》：“邮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杜预注云：“邮无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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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31页。
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84页。
王良也。”孔颖达疏：“古者车驾四马，御之为难，故为六艺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于书传多称之。”①《国语》卷十五《晋语九•邮无正谏赵简子无杀尹铎》注云：“无正，晋大夫邮良，伯乐也。”②《汉书》卷六四下《王褒传》“王良执靶”注引张晏曰：“王良，邮无恤，字伯乐。”晋灼曰：“靶音霸，谓辔也。”师古曰：“参验《左氏传》及《国语》《孟子》,邮无恤、邮良、刘无止、王良，总一人也。”③可见，晋大夫王良，因封于邮邑，即以邮为姓，称邮良，又称邮无恤、邮无正。邑以邮名，当即源于该地为邮所在。此皆为春秋战国之制。及至秦汉时期，邮的设置更为普遍，王充《论衡•谈天篇》云：“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邮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④以天上的星辰喻指地上的邮亭，足见邮亭之设已很繁密，且已形成网络。史书中屡见有以邮名地者，如长安有曲邮⑤、蜀郡严道有邛邮◎,汉简中有“柳中邮”(280.20③)、“石靡邮”“悬泉邮”(X一一六，P95)⑧等。此外，河南荥阳有桃邮里(43.16,43.18),河东襄陵有邮里(37.42)。
关于邮的职能，史书或云：“邮，行书之舍，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或称：“邮，行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⑨虽然文字稍异，但文意全同，即认为邮是供传递文书者歇息止宿之所，类似于唐代的驿馆。汉代很多公文都是经邮传递的，故称邮书。汉简中就有大量“以邮行”的公文记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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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56页。
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492页。
③《汉书》卷64下《王褒传》注，第2824页。
④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4页。
⑤《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6页。
⑥《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第3079页。
⑦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以下凡此种简号均出此书，不另注。
⑧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凡出该书材料，均在简文序号前加X表示，并标注其在本书中的页码。
⑨参阅《汉书》卷83《薛宣传》、卷89《循吏传•黄霸传》颜师古注，第3397、3630页。
简1.张掖都尉章
肩水候以邮行
九月庚午府卒孙意以来 74.4
简2.张掖居城司马
甲渠鄣候以邮行
九月戊戌燧卒同以来•二事 E•P•T43：29
简3.入南书二封，皆居延都尉章，九月十日癸亥起，一诣敦煌，一诣张掖府，邮行。永元元年九月十四日夜半掾受路伯 130.8
此3简均为“以邮行”的文书。其中1、2两简分别出于汉代肩水候官所在的A33(地湾)和甲渠候官驻地A8(破城子)。这两件文书分别由张掖都尉和张掖郡居延城司马发往肩水候和甲渠鄣候，简上文字为收文者根据文书封检内容所作的记录。其中第一栏的“张掖都尉章”“张掖居城司马”为抄写的发文者封泥印文，第二栏“肩水候以邮行”“甲渠鄣候以邮行”是指收件人和传递方式，即两件文书的收文者分别是肩水候和甲渠鄣候。候为候官之长，候官驻地所在的小城称为“鄣”(或作“障”),故“甲渠鄣候”即“甲渠候”。这两件文书都是通过“邮”
传递的。第三栏“九月庚午府卒孙意以来”“九月戊戌燧卒同以来”,也都是收文者署写的记录，意即这两件文书分别是由都尉府卒孙意、燧卒同于某年九月庚午和九月戊戌日送达的。其中简2的“二事”是指居延城司马同时给甲渠鄣候发出的文书涉及两件事。简3出于A27(查科尔贴),根据这里出土的永元器物簿，知其属于广地候官。①本简为两件居延都尉府发往敦煌和张掖郡守府的文书，在途经该地时的过往记录，该文书也是采用“以邮行”的方式传递。史书中屡见汉代官民“因邮上封事②”“因邮奏③”或“因邮亭书言④”的记载。凡此均说明，邮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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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页。
②《汉书》卷75《京房传》,第3164页。
③《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第85页。
④《汉书》卷12《平帝纪》,第358页。
传递文书的专门机构。
邮设有邮人、邮卒和邮佐。新出敦煌汉简有“八月己丑，日早食时样相邮人青辟付赤土邮人语〼”(87D甜水井：33①),居延汉简有“正月辛巳鸡后鸣九分不侵邮卒建受吞远邮卒福，壬午禺中当曲卒光付收降卒马印”(E.P.T51：6)②的记载。敦煌悬泉汉简又有“入西书八，邮行。……永平十五年三月九日人定时，悬泉邮孙仲受石靡邮牛羌”(VIF13C①：5),其中的孙仲、牛羌当即邮人、邮卒之类。
邮佐虽未见于敦煌、居延汉简，但新出土的尹湾汉简《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则有某县有邮佐一人或二人的记载。西北边塞既设有邮人、邮卒，亦当有邮佐。
敦煌汉简中还有邮车的记载：
简4.入粟小石二百五十石多券八十三枚者一石
十二月庚戌使敦煌亭长邮车六两D1227⑤
从汉简材料看，各邮站递送邮书，每次都由一名邮人或邮卒承担。如果邮书内容较短，数量不多，由邮卒背负递送并无多大问题；但有些文书内容很长，如《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就长达1700多字，用简36枚(E.P.F22：1—36)。像这样长的文书如有很多封，就需要邮车载运了，简4中的邮车当即运送邮件之车。
邮还有房舍，除供邮人、邮卒住宿外，也为过往使者、行人提供食宿。《汉书•黄霸传》云：“吏出，不敢舍邮亭。”颜师古注云：“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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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何双全《敦煌新出简牍辑录》,载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35页。本简在《敦煌汉简释文》中编号为1322,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中作“……八月己丑日早食时，□相邮人青□付□土邮人……/十月丙子”,见该书第94页。
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以下凡以E开头者均出此书，不另注。
③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127页。以下凡此种简号均出此书，不另注。按：本简中的“邮车”,在上引何双全先生《敦煌新出简牍辑录》一文中释作“都车”。
书舍，谓传送文书所止处，亦如今之驿馆矣。”①又如，薛宣过彭城，见“桥梁邮亭不修”。颜师古注云：“邮亭，行书之舍，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②西北边塞政务和军情文书及使者往来非常频繁，各邮亦当设有“行书之舍”和供人止宿的“行道馆舍”。
二 亭
汉代西北边塞地区交通线上的亭既是守御组织，也是邮驿机构，负有守望御敌和传递公文的双重责任，故常与邮连称为邮亭(敦煌悬泉汉简中就有“乡邮亭”的记录③),或与燧④连称为亭燧，有时亭燧也可互称。《说文》云：“燧，塞上亭，守烽者也。”各亭(燧)吏卒，负有传递邮书的责任。如下简：
简5.居延都尉章
甲渠鄣候以亭行
九月戊戌三谯隧长得禄以来 E.P.T51：145
简6.南书一辈一封，潘和尉印，诣肩水都尉府
•六月廿三日庚申日食坐五分，沙头亭长受骍北卒音。日东中六分，沙头亭卒宣付骍马卒同 506.6
简7.南书一辈一封 张掖肩候诣肩水都尉府
•六月廿四日蚤食时，沙头亭长 受骍北卒音。日食时二分，沙头卒宣付骍马卒同 505.2
6、7两简均出于A35(大湾)即汉肩水都尉府遗址，根据简6“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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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89《循吏传•黄霸传》及颜师古注，第3630页。
②《汉书》卷83《薛宣传》及颜师古注，第3397页。
③参阅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④在文献和简牍中，燧、𤎩、隧、队通用，均指𤎩。
月廿三日庚申”记日来看，六月当为辛卯朔。据陈梦家先生的研究：“居延简以瓦因托尼出土的征和三年，破城子出土的(武帝后元)元年为最早，以白墩子南A29出土的元康三年为最晚。”其中A35(大湾)所出简纪年最早为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最晚为新莽始建国三年(11)。纪年有前85—前69年、前64年、前63年、前58年、前43年、前42年、前32年、前12年、前9年、前8年、前6年、前5年、前2年和公元11年。①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自汉武帝后元元年至新莽始建国三年间，六月辛卯朔者有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和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6、7两简所记时间相差一天，对照陈梦家先生的研究，两简应为沙头邮亭汉宣帝地节二年六月廿三、廿四日的邮书受付记录。简中亭(隧)长和亭(燧)卒都直接参与了邮书的受付和传递，其中6、7两简邮书传递方向一致，邮书受付人员相同，足见传达邮书为其日常事务，则亭为邮驿建置显然可见。
西北地区邮亭的修筑基本上是与汉朝疆域的开拓同步进行的。汉朝势力所及，莫不置亭列燧。如汉武帝“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鄣塞亭燧出长城数千里”②。继“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后，又自敦煌“西至盐水，往往有亭”③。到汉武帝末年，桑弘羊等奏“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④。王莽时，在西羌之地置西海郡，“边海亭燧相望焉”⑤。尤其是承担邮书传递的亭燧，基本上是沿额济纳河和疏勒河一线延伸分布，故张掖郡的邮书多为南北向传递，故称“南书”或“北书”；而酒泉、敦煌郡的邮书多为东西向传递，故称“西书”“入西书”等。⑥
修筑亭燧，固然是为了守望御敌，但传递情报也是其重要原因。因此，汉朝对邮亭的修治极为重视，将其作为考核地方官能力和政绩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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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页。
②《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6页。
③《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9页。
④《汉书》卷96《西域传》,第3913页。
⑤《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
⑥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22页。
要内容。如其境内道路桥梁不修，即被视为“不能”①；更有甚者，因邮亭不治而断送了性命。史载，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北出萧关，“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②。
值得注意的是，匈奴入寇或西羌反叛也多以破坏邮亭为先导。如太初三年(前102)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③。西羌反叛，或云“燔烧置亭，绝道桥”④；或称“燔烧邮亭，大掠百姓”⑤。汉宣帝时，赵充国平定西羌，因临羌至浩亹“邮亭多坏败”,只得砍伐木材，“缮治邮亭”⑥。由于边塞亭燧事关候望御敌和信息传递，二者相辅而行，难以截然分开，故有“汉时邮递之制，即寓于亭燧之中”⑦之说。
三 驿
驿作为汉代邮驿机构，已广泛用于邮书传递。据《后汉书•袁安传》载，袁安“初为县功曹，奉檄诣从事，从事因安致书于令。安曰：‘公事自有邮驿，私请则非功曹所受。’”⑧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陇西地震的消息就是由驿传至京师的；⑨使者巡行各地，如需向朝廷奏事，也以“驿马上之”⑩。可见，汉代用驿传递公文已成定制。
此外，边郡紧急文书或军事情报也多“因骑置以闻”。骑置即驿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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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汉书》卷83《薛宣传》,第3397页。
②《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8页。
③《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6页。
④《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3300页。
⑤《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7页。
⑥《汉书》卷69《赵充国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987页。
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7《敦煌汉简跋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5页；贺昌群：《烽燧考》,见《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⑧《后汉书》卷45《袁安传》,第1517页。
⑨《后汉书》卷59《张衡传》：“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第1909页。
⑩《后汉书》卷61《周举传》,第2029页。
驿马。①《汉书•丙吉传》云：“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②汉成帝时，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兵围困，也派“驿骑上书”求救。③汉简中屡见有“因驿骑遣状”(D424)、“因驿骑奉”(D138),或以“驿骑行诏”(E.P.E22：64)等记载。居延汉简有“駮南驿”(502.7)、“会水驿”(E.P.T51：555)“城北驿”(283.63)“止害驿”(E.P.T43：109)“武疆驿”(E.P.T49：28,E.P.T49：45)“万年驿”(E.P.T49：45)等驿名。
关于驿的交通工具，顾炎武引谢在杭《五杂俎》云：“汉初尚乘传车，如郑当时、王温舒皆私具驿马，后患其不速，一概乘马矣。”④日本学者森鹿三则认为：“西汉时期，既采用继承前代的传车制度，又采用了逐渐盛行的驿骑制度。”⑤就现有资料来看，汉代驿骑虽日渐盛行，但并未完全排斥驿车。《后汉书•王莽传》云：“莽以诈立，心疑大臣怨谤，欲震威以惧下，……乃流(刘)菜于幽州，放(甄)寻于三危，殛(丁)隆于羽山，皆驿车载其尸传致。”⑥据学者考证，古之三危是以敦煌三危山而得名的一个广义地名，包括罗布泊以东，疏勒河以西的广大区域。⑦据此则汉代西北边塞亦有驿车，至于驿骑则更为广泛。但如将驿骑都视为马，则未免武断和偏颇，如D849简就有“驿骑驴一匹”的记载。不仅敦煌如此，其他地方亦有用驴转运的记载，如东汉杜茂镇守北边，建置屯田，即以“驴车转运”⑧。武都郡亦以“驴马负载”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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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54《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诏令李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郭……因骑置以闻”。注引颜师古曰：“骑置，谓驿骑也。”第2451—2452页。《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载，武帝末年，搜粟都尉桑弘羊等奏请在轮台以东屯田，“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颜师古注云：“骑置即今之驿马也。”第3912页。
②《汉书》卷74《丙吉传》,第3146页。
③《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22页。
④顾炎武：《日知录》卷29“驿”条。
⑤[日]森鹿三：《居延汉简所见的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⑥《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23页。
⑦窦景椿：《古称三危与黑水之辨解》,《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⑧《后汉书》卷22《杜茂传》,第777页。
⑨《后汉书》卷58《虞诩传》,第1869页。
此可见，驴不仅用于骑乘，也用于拉车。
驿设有众多吏员，专司邮驿事务。不仅候、令、丞三官齐备①,还有驿卒(E.P.T49：45A,E.P.T49：28—29)和驿佐(E.P.T49：45A)、驿令史(E.P.T59：253)、驿小史(562.1)等佐官属吏。陈直先生认为，汉驿因设站长短有驿、置之别，“大者称驿，小者为置”②。但就马匹等配置数量而言，驿的规模似小于置(详下)。与邮、亭一样，驿也直接参与公文传递，并非仅提供车、马等交通工具。如下简：
简8.入北第一橐书一封
居延丞印十二月廿六日日食一分受武疆驿卒冯斗即弛刑张东行
E.P.T49：28
简9.□食四分万年驿卒徐讼行，封橐一封诣大将军，合檄一封付武疆驿卒，无印
E.P.T49：29
简10.正月廿五日参餔时受万年驿卒徐讼合二封武疆驿佐检悟/手书大将军檄 E.P.T49：45A/B
简11.□□大将军印章诣中郎将驿马行十二月廿二日起口觻得永元二年十二月廿四日庚辰食时E.P.T49：11A+41A③
〼年隧长育受武强驿卒□□□封完路□一随
E.P.T49：11B+41B
此四简均出于汉代甲渠候官遗址破城子。简8标明“人北”,且有“居延丞印”封，当即接收来自北边居延县廷的文书，是经过甲渠候官发往张掖太守府。汉居延县城与张掖郡治觻得县间的距离约一千五百多里④,按照“书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十里”(E.P.S4.T2：8A)的规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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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②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③此二简(木牍)出于同一探方，木质纹理、笔迹、墨色完全一致，断茬基本吻合，简文内容亦可衔接，故该二简当可级合。
④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4页。
书送达约需十天。9、10、11三简所记均为万年驿与武疆驿间的文书传递情况，其中万年驿卒为同一人，简文分别标注“封橐一封诣大将军”“手书大将军檄”“大将军印章”,显然不是在居延都尉府辖区内传递的短距离文书。据简8、简11的记载，这些文书的传递区间应是觻得与居延间。如果对照前引边郡“因骑置以闻”和“因驿骑遣状”(D424)的记载，则由驿递送的多为长距离文书。
四 置
《后汉书•郭太传》：“又识张孝中刍牧田中，知范特祖邮置之役，……并以成名。”其注云：“《广雅》曰：‘邮，驿也。’置亦驿也。《风俗通》曰：‘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①《汉书•文帝纪》：“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颜师古注云：“置者，置传驿之所，因名置也。”②是则置是按一定距离设置的邮驿机构。置设有养马的厩，故称厩置。置又与邮，亭，驿等并列，称为邮置、置亭、置驿等。
汉简所见有吞远置、橐他置、新沙置(155.15,E.P.F22：196)、遮虏置、第三置(E.P.F22：12)、茯置、平林置、义置、居延置、钧著置、县泉置、祁连置、鱼离置、遮要置等置名。置设有置候，置尉、置佐(586.5)、置啬夫、置卒(155.15),有时也称置吏(E.P.F22：196)。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汉悬(县)泉置遗址进行了发掘，不仅了解了悬泉置遗址的文化堆积及其整体布局，而且对两汉邮驿设施的职责，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管理制度等都有了初步明确的认识。从发掘情况看，汉代悬泉置由坞和厩两部分组成，坞内外各有马厩3间。悬泉置始设于西汉中期，历经修补扩建，一直沿用到东汉中期。隶属于敦煌郡效谷县，设丞一人，其下又有置啬夫、厨啬夫、厩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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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汉书》卷68《郭太列传》,第2231页。
②《汉书》卷4《文帝纪》,第116—117页。
仓啬夫、少内啬夫、都田啬夫及置佐、置令史、置史、置司御等吏员，领有御、邮人等民夫和若干罪徒、弛刑及官奴婢等。置有接待过往官员，提供食宿、车辆、马匹、草料及传递官文书等两项职能，同时耕种少量田地，解决部分口粮、饲料供给。悬泉置规模较大，有官卒徒御37人(另一简记载47人),传马40匹左右，传车少时6乘，多时15乘。①“在其规模相当完整的时候，马匹定员四十四匹左右，车在十辆左右。”②而居延简中的止害、城北等驿则只有驿马一至二匹，③与悬泉置相比，规模就很小了。
敦煌悬泉简中还有如下的记载：
简12.入西板檄二，冥安丞印，一诣亲掾治所，一诣府。元始四年四月戊午，县(悬)泉置佐宪受鱼离置佐邴卿，即时遣即行
Ⅱ0214①：125
简13.出东书四封，敦煌太守章。一诣劝农掾、一诣劝农史、一诣广至、一诣冥安、一诣渊泉。合檄一，鲍彭印，诣东道平水史杜卿。府记四，鲍彭印，一诣广至、一诣渊泉、一诣冥安、一诣宜禾都尉。元始五年四月丁未日失中时县(悬)泉置佐忠受广至厩佐车成辅。•即时遣车成辅持东。Ⅱ0114②：294
此二简中县(悬)泉置佐和鱼离置佐均直接参与公文传递和交接事宜，足见置吏除管理本置有关事务外，也直接从事邮书的受付与递送。此外，很多学者还把传也视为汉代邮驿机构之一。笔者认为，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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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悬泉置遗址发掘队：《汉悬泉遗址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1992年1月5日；张德芳《简论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光明日报》2000年8月25日，此据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206页。
②张俊民、司建晖：《简牍文书与甘肃汉代史地》,《档案》1998年第1期。
③汉简中有关于驿马的零星记载，如：“〼四月戊辰朔丁丑诚北候〼驿一所马二匹鞍勒各一〼”(18.18)、“城北隧驿马二匹，毋鞍勒〼”(E.P.T59：268)、“止害驿马一匹”(E.P.T43：109)“出麦大石三石四斗八升，闰月己丑食驿马二匹尽丁酉□”(495.11)。这里的诚北驿和止害驿都只有一两匹驿马。
出现虽然很早，但到汉代已不再有传的建置，汉代的传只是邮驿的泛称。文献和简牍中的传，多指传车、传马、传信(符传),有时也指传舍。由于传可泛指邮驿或与邮驿有关之事，故用于使者、官民往来的符节和车马、房舍均冠以“传”字，称为符传、节传、传车、传马和传舍。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田横“乘传诣洛阳”句下注云：“传者，若今之驿”,是以唐制比附汉制，并不可信。文献和简牍中“乘传”之“传”均指交通工具，不应视为邮驿建置。据《汉书•高帝纪下》载：“(田)横惧，乘传诣洛阳。”如淳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师古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①《汉书•文帝纪》：“乃令宋昌骖乘，张武等六人乘六乘传，诣长安。”张晏曰：“传车六乘也。”②《汉书•武五子传》：“玺书曰：‘制诏昌邑王：……乘七乘传诣长安邸。’”③可见，“置传”“驰传”“乘传”“轺传”之别，在于传车所用马的数量与优劣不同。据张晏说，“六乘传”即指“传车六乘”；那么, “七乘传”当即传车七乘。上引史料中的“传”均指传车，并无“驿”的含义。若果如颜师古所云，汉代传为邮驿建置的话，则必如邮、亭、驿、置那样，有以传名地称“某某传”者，其下也当有佐、啬夫、令史、小史、卒之类的吏员。但是，除了有“某某传舍”或“传舍啬夫”外，文献和简牍中并无以传名地者，也无传吏、传卒(人)的记载。凡此，亦可印证汉代的传并非邮驿组织或机构名称，只是一种泛指而已。
综上所述，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置主要有邮、亭(燧)、驿、置，就传递邮书和接待过往使者官员而言，与内地无异；但就其吏员配备、规模大小及运行管理来看，又有其特点。
第一，由于地处边防前沿，故其建置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如邮、亭(燧)、驿、置的吏员大多为军人(如邮卒、驿卒、亭卒或燧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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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第57—58页。
②《汉书》卷4《文帝纪》,第106—107页。
③《汉书》卷63《武五子传•昌邑哀王髆传》,第2764页。
卒等)身份，他们在传递邮书的同时，也负有候望敌情和安全保卫的责任，亭(燧)吏卒尤其如此。由于邮、亭、驿、置事关情报信息的传递，必须保证安全及时，如非特殊原因而使邮书失期，直接责任者及其主管官吏都要受到处罚，这在汉简中屡见不鲜。而邮驿设施不治，郡县长吏即被视为“不能”,甚至由此招致杀身之祸。为保证邮驿事务的正常运行，不得擅自将邮驿设施如车、马等移作它用。居延汉简中就有建武五年(29)十一月，城北候长王褒因见邻近的木中隧有烟不见蓬，即派城北隧助吏李丹骑驿马一匹前去察看，被匈奴兵连人带马尽行掳获，王褒因此被劾以“擅使丹乘用驿马，为虏所略得，失亡马”而“诣居延狱，以律令从事”。(参阅E.P.T68：81—90)汉简中还有塞尉“以县官马擅自假借，坐藏为盗”的事例(E.P.F22：186-201),因简文较长，不具引。
第二，邮、亭，驿、置均有止宿之所，但其规模大小与设置距离有别。《汉官仪》《汉旧仪》《汉官旧仪》均载“十里一亭，亭长、亭候；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但新出尹湾汉简记东海郡有“亭六百八十八，卒二千九百七十二人，邮卅四，人四百八”,平均每亭仅有卒四人有余，而每邮则邮人十二人，亭的数目为邮的二十倍有余，则亭的规模小于邮，这与上引文献记载相左。驿、置间的距离，文献记载也多有歧异。《韩非子•难势》云：“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后汉书•舆服志》载：“驿马三十里一置”；而《后汉书•和帝纪》又云：“十里一置，五里一候”。从破城子和悬泉置出土的汉代里程简(见E.P.T59：582、Ⅱ0214①：130)来看，驿置间的距离并不完全一致，最短者有35里，最长者可达99里。这种情况的出现，大约与自然地理条件和沿途政治、军事据点的疏密等因素有关。各种材料所反映的规模大小与间距远近的歧异，可能是由于所记时间或地域不同的缘故。因此，如没有更为翔实可靠的材料，对文献和简牍记载进行比较是不适宜的。
第三，邮、亭、驿、置均为传递邮书的机构，但其间并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就现有资料来看，邮书运行是否中程，邮驿吏员的任用、考核、调迁与管理，车马粮草的配给供应，邮驿设施的建筑维修等，均由当地郡县或所在候官、部负责，如悬泉置就是直属敦煌郡效谷县管理的。
第四，西北边塞并无军邮与民邮之别。居延汉简中虽有“军书”①与一般邮书之别，但其递送均由当地邮、亭、驿、置承担，且均为昼夜兼程。只是由于“军书”多系边塞紧急军情，故又设有专课。候官、部等边塞防御机构同时负责军事情报和一般行政公文的传递与管理，正是西北边塞不同于内地邮驿的特殊之处。
总之，汉代西北边塞的邮驿建置与内地大致相同，但因地处中西交通要道，又是边防前沿，故其运行、管理又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点。这与汉代边塞地区兵农相兼、屯戍结合的防御体系也是一致的。
——原载《简牍学研究》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收入本书时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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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居延破城子所出简E.P.F22：391云：“诚北部建武八年三月军书课•谨案，三月毋军候驿书出入界中者。”
秦汉邮书管理制度初探
邮书管理制度是古代邮驿管理的重要内容。由于文献资料零散不足，学界对秦汉邮书管理制度的专门探讨尚不多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大量秦汉简牍材料的问世、公布，熊铁基、高敏、刘广生、李均明等多位学者都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①但因当时居延新简、敦煌悬泉简尚未公布，故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仍有遗漏和不足。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利用简牍材料对秦汉邮书的寄发、运行、签收和考核等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错谬之处，敬请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