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后半期以降，在地两班阶层的经济能力开始下降。作为封闭性的特权集团，在地两班为了保护自身的既有权利，以朱子学意识形态作为屏障，逐渐走向保守化的道路。此时，对在地两班集团发起挑战的势力也开始出现。这些势力都希望从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升为两班身份，其中最早开始活跃的即是乡吏阶层。
乡吏阶层原本是产生在地两班阶层的群体，直到16世纪中叶，两者的区分还相当模糊。不过，随着在地两班逐渐形成一个阶层并掌握地区支配权，两者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差距，乡吏阶层地位下降，沦为受在地两班阶层监督和指挥的群体。因此，乡吏阶层有很强烈的意识，认为在地两班只不过是与乡吏有着共同祖先、同出一脉的群体，但随着在地两班阶层与自身的差距逐渐拉开，他们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乡吏阶层在17—19世纪开展各种活动，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并获得与两班阶层同等的待遇。下文结合韩国学者李勋相的研究(《朝鲜后期的乡吏》，首尔：一潮阁出版，1990年)，来介绍其具体内容。
在18—19世纪的庆尚道地区，记录乡吏事迹的书籍层出不穷。这些书籍包括前文介绍的《安东乡孙事迹通录》，还有《掾曹龟鉴》《尚山吏迹》和《襄阳耆旧录》等。这些书籍皆由乡吏阶层撰写，为的是彰显自己的祖先。可以说，乡吏编撰这些书籍，本身就是一种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活动。
1634年，安东乡吏向安东府使请愿，请求允许他们实行“三年丧”。这是安东乡吏为提高社会地位而开展的最早的活动。在朝鲜王朝时期，根据身份的不同，子女在父母去世时需服丧的时间也有所差异。朝鲜王朝的基本法典《经国大典》规定，两班需服丧三年(九百天)，而乡吏只被允许服丧一百天。
乡吏们请求纠正这种服丧时间的差别待遇，允许乡吏也实行三年丧。此外，安东乡吏还向安东周边的义城、礼安、宁海等地的乡吏发出呼吁，鼓动他们向各地方官衙提出相同的要求。虽然仍不清楚其要求是否被接受，但这是乡吏阶层要求获得与两班同等地位而引发的事件，因此值得关注。
到了18世纪，乡吏的活动更加活跃。1729年，有政令下达，允许安东乡吏使用“幼学”称号。“幼学”称号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其最基本的意义，是对专.心学问、专事科举之人赋予的称号。因此，允许乡吏使用“幼学”称号，意味着乡吏被允许专心从事科举，而不用从事地方行政工作。下达这一命令的是当时的庆尚道观察使朴文秀，他对此解释称：“安东乡孙，自是东方千年世族，有胜于庶类，许以幼学，宜当。”认同安东乡吏具有特殊地位。
生于乡吏家门而从事科业的人称为“乡孙儒业者”，这些乡孙儒业者被允许使用“幼学”称号，与其人数的逐渐增长有很大关系。《安东乡孙事迹通录》和《掾曹龟鉴》都由乡孙儒业者编纂。刊行《掾曹龟鉴》的李明九，就出身一个从曾祖父起四代人皆为乡孙儒业者的家族。
随着乡孙儒业者的增加，安东乡吏在1773年又发起
图34 《安东都会》(18世纪末绘制，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城壁的内侧是邑内，乡吏阶层居住于邑内，在地两班阶层居住于邑外。
请愿，要求废除乡校中乡吏与两班的差别待遇。乡校是为各邑的科举应试者设置的国立教育机构，乡校的校生寄宿在被称为“东斋”和“西斋”的地方，在里面学习朱子学。东斋只允许两班子弟入住，入住东斋者被另外记录在名为“青衿案”的名单上。乡吏们的诉求，即是入住东斋并被登记于“青衿案”中。他们为了能实现自身诉求，还向安东地区代表性的在地两班一族请求支持。其请求的对象中，就包括了两名权橃的六世孙。
乡吏阶层的要求最终得到了允许，而使他们开展这一行动的直接动机，则是当年政府允许两班庶孽加入乡案的决定。庶孽虽然出生于两班家族，但因为不是正妻所生之子而受到严重的差别对待。庶孽和乡吏一样，其出身与两班阶层关系非常紧密。同样地，他们也为了使自己与两班阶层地位相等，开展各种活动。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也很好地体现了乡吏阶层提高地位的意图，即族谱中对乡吏家族的录入。族谱是有权势的一族为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血统的脉络而编撰的，因此直到17世纪，拥有一族的族谱也是身为两班的一种证明。所以，希望升格为两班的乡吏阶层必然试图使自己被记录于族谱之中。
比较对照1476年制作的《安东权氏成化谱》和1957刊行的《安东权氏野翁公派谱》，可以发现后者记载了一些并没有出现在前者中的家系，这一现象值得深究。将两者中关于安东权氏从始祖权幸开始的十代人的记录进行比较，其结果如图35所示。图中，人名有下划线标记的家系是《成化谱》中没有出现的家系。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到，在当今安东权氏的十四派中，实际上有十一派的祖先没有被记录在《成化谱》里。
对于这些在《成化谱》中没有出现的家系，《野翁公派谱》中还附注了它们首次出现于族谱中的时间。例如，在《野翁公派谱》中，“四世”一栏的权光汉和权谦汉二人，就有“乙巳谱始入录”的附注。正如在第七章里之“族谱形式的变化”中提到的那样，安东权氏的族谱在《成化谱》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由这条附注可知，权光汉、权谦汉及其子孙的家系，从《乙巳谱》(制作于1605年)开始才出现于族谱之中。
乍看之下，这种现象似乎有悖于我们的常识。新族谱编撰时，由于子孙繁衍分支，收录于族谱的人不断增加，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但权光汉和权谦汉兄弟的出现方式却与此截然不同--一极其久远的四世祖突然出现，
图35 安东权氏世系图
其子孙后代也被大量载入族谱。
为了探究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族谱的性质。从表面上看，族谱似乎是以系谱的形式，记录从某位先祖到现在的子孙后代的一族之史，然而编纂族谱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讲述家族的历史本身，而是为了说明家族的现状。也就是说，当时的人为了显耀自身威信和社会地位，展示自己出身正统且一族成员在社会上位高权重，才编撰了族谱。因此，族谱既记录了一族的历史，又说明了一族的现状。
权光汉和权谦汉兄弟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制作于1605年的族谱中，意味着安东权氏中的一派在1605年时拥有了势力，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出身的正统性，他们将自己的出身追溯到遥远的祖先权光汉和权谦汉，成功使自己编入安东权氏集团。这种族谱收录者增加的方式，与收录者随着子孙繁衍而增加的方式，有着完全相反的矢量方向。后者的方向是从先代到后代，呈现出自上而下的递增，而权光汉和权谦汉兄弟在族谱中出现，则是因为后代对先代产生了自下而上的作用。
那么，这些新出现在族谱中的家系，其真实的身份又是什么呢？这些家系正是从乡吏阶层上升为两班身份的家系。17—18世纪，在安东权氏的十四派中，棣达派、时中派、副正派、大宜派、枢派这五派都属乡吏阶层，且在安东权氏乡吏阶层中最具势力。而且，这五派都是没有在《成化谱》中出现过的家系，它们在族谱中的出现绝非偶然。
据《野翁公派谱》记载，棣达派首次出现是在《甲寅谱》(1794年)，时中派亦然。大宜派、枢派都是权谦汉后代的家系，最早出现在1605年的《乙巳谱》中。虽然副正派从哪部族谱开始出现尚不明确，不过乡吏阶层的权势家族出现在安东权氏的族谱上的时间应当都是在17世纪或18世纪。笔者认为，乡吏阶层晋升为两班的志向，是乡吏家系进入族谱的最大动力。
综上，与在地两班阶层同出一源的乡吏阶层为提高自己的地位，以获得两班身份为目标，展开了各种行动。这些行动一方面挑战了在地两班阶层主导的地方统治体制，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地两班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渗透到乡吏阶层中。其典型的表现，就是乡孙儒业者增加以及乡吏家系进入族谱等事例。因此，不能武断地认为乡吏阶层的崛起就意味着两班统治体制的动摇，而应当看到，统治阶层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渗透到其下级阶层，反而使统治体制更加趋向稳定。
最早对在地两班统治体制发起挑战的，是乡吏阶层和庶孽等社会中间阶层，但到19世纪，更下级的阶层也开始出现升格为两班的趋向。下一节将探讨这个问题。
民众的两班趋向
韩国首尔大学有一座叫作奎章阁的图书馆。奎章阁继承了18世纪后期朝鲜王朝第二十二代国王正祖建立的王家图书馆，是朝鲜王朝时代各种书籍和文献史料的宝库。在奎章阁收藏的庞大史料中，最为研究者熟知的史料之一，就是朝鲜王朝大量的户籍大帐。最早使用户籍大帐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日殖时期担任京城帝国大学教授的四方博。四方博利用奎章阁收藏的户籍大帐中最为完备的庆尚道大邱户籍大帐，研究17—19世纪身份制的变动情况。
四方博在大邱户籍大帐中选取Ⅰ-1690年, Ⅱ-1729、1732年, Ⅲ-1783、1786、1789年, Ⅳ-1858年, 这四个时期的户籍，以探讨各个时期两班、.常民(良民)、奴婢人口结构的变化。如前文所述，户籍每三年制作一次，Ⅱ和Ⅲ用了复数年份的户籍，是因为有必要在同一地区内进行比较，所以需使用不同年份的户籍大帐。
根据四方博的研究，四个时期的两班户、常民户和奴婢户的数量和所占比重如表8所示。从该表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两班户明显增加，而奴婢户则急剧减少乃至几乎消失。两班户在第Ⅰ期只占总户数的9.2%，到Ⅳ期则增加到70.3%，有七成以上的户籍都为两班户，最明显的增长出现在第Ⅲ期到第Ⅳ期之间。与此相反的是，奴婢户在第Ⅰ期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到了第Ⅳ期减少到总户数的1.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常民户从第Ⅰ期至第Ⅲ期一直保持在50%左右，但到第Ⅳ期，其比重降低了一半，降低的部分应是升格成为两班户的常民户。
表8 不同身份的户数及其比率
两班户 常民户 奴婢户 总数
I期 290户 (9.2%) 1694户 (53.7%) 1172户 (37.1%) 3156户 (100%)
Ⅱ 期 579户 (18.7%) 1689户 (54.6%) 824户 (26.6%) 3092户 (100%)
Ⅲ期 1055户 (37.5%) 1616户 (57.5%) 140户 (5.0%) 2811户 (100%)
IV期 2099户 (70.3%) 848户 (28.2%) 44户 (1.5%) 2985户 (100%)
表8是以户籍大帐所记载的户为单位，按户主的身份进行分类。但如果将户籍上出现的所有人口作为统计对象，统计不同时期各身份的人口结构，其结果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表9展现的是不同身份的人口数量在各个时期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两班人口仍呈现出显著增长的趋势，而奴婢人口数量却不像户数那样出现显著减少，在第Ⅲ期至Ⅳ期期间，奴婢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反而还有所增加；常民的人口变化趋势与户数变化趋势相同，即第Ⅰ期到第Ⅲ期变动不大，第Ⅲ期到第Ⅳ期则急剧减少。
表9 不同身份的人口数及其比率
两班 常民 奴婢 总数
I期 1027人 (7.4%) 6894人 (49.5%) 5992人 (43.1%) 13913人 (100%)
Ⅱ 期 2260人 (14.8%) 8066人 (52.8%) 4940人 (32.4%) 15266人 (100%)
Ⅲ期 3928人 (31.9%) 6415人 (52.5%) 1957人 (15.9%) 12300人 (100%)
IV期 6410人 (48.6%) 2659人 (20.1%) 4126人 (31.3%) 13195人 (100%)
四方博的研究虽然只以大邱作为对象，但近年的研究证实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通过分析庆尚道的蔚山、彦阳、丹城等地的户籍大帐，可以得出与四方博关于身份制变动的论述相似的结论。目前除了庆尚道之外，其他地区的户籍大帐都只发掘出较为零碎的资料，残存的户籍史料还不足以体现时段性变化。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庆尚道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户籍中的身份制在其他各道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动。
那么，四方博的研究中所体现的身份制度变动，尤其是两班户口的显著增加的现象，究竟说明了什么？要探讨这一问题，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其研究基础，即户籍大帐这一史料的性质。这是因为，朝鲜王朝户籍的制定，并不以掌握每个人的身份作为首要目的。国家每三年制作一次户籍，是为了对每个登记在户籍的人征收劳役。朝鲜王朝的人们根据身份不同，对国家承担各类劳役，这些劳役被称为“职役”。职役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常民身份所承担的军役，其形式分为直接成为士兵，或者交纳棉布以代替参军，等等。两班们则被期待通过修习学问成为官僚，因此可以免除职役，或只承担极为轻省的职役。
朝鲜王朝时期，户籍上记录的是每个人所应承担的职役名称，而不是两班或常民等身份。前文介绍的以四方博的研究为代表的户籍研究，也是以职役名为线索，根据职役名称推测每个人的身份。因此，户籍中身份结构的变动，并不直接反映现实身份制的变化。具体而言，18—19世纪两班户和两班人口的显著增加，是户籍大帐中拥有“幼学”职衔(也被视为一种职役的名称)的人迅速增多所造成的。然而，在户籍上拥有“幼学”职衔的人，并不全都是受社会认可的作为身份阶层的两班。如前文所述，乡吏阶层在18世纪时被允许拥有“幼学”的称号；而在18世纪以后，乡吏阶层之外，在户籍上被登记为“幼学”职役的人也急剧增加。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所谓两班，并不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所规定的身份，而是一种社会认同。因此，在国家编修的户籍大帐中，即使拥有两班头衔的人增多，也不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身份阶层的两班的数量有所增长。“幼学”数量的增长，意味着两班阶层以外的人具有升格为两班的倾向，同时也意味着两班的价值观和生活观已经渗透到下级阶层之中。
体现两班价值观逐渐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另一个例子，则是族谱编撰的普及。郑炳浣对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282个同族集团的族谱进行调查之后，作出如下报告。该报告称，如果将这些集团按开始制作族谱的年代进行划分，那么在15世纪时拥有族谱的有9个，16世纪为15个, 17世纪为66个, 18世纪为78个, 19世纪为104个, 20世纪为10个。由此可见, 从15世纪到19世纪，随着年代的推移，族谱的编纂也逐渐盛行，这种现象也体现了两班价值观向下层的渗透。
族谱原本是两班为了显示自身威势而编纂的。换言之，拥有自己一族的族谱，即可证明自己的两班身份，族谱在这里起到凭证的作用。族谱编撰在18—19世纪最为盛行，程度上超过了在地两班阶层大规模形成的17世纪，这意味着两班阶层之外的人也编撰了族谱。19世纪既是户籍上拥有“幼学”头衔的人剧增的时期，同时也是族谱编撰范围扩大的时期，这一点非常值得玩味。这些现象表明，通过“幼学”名号或编撰族谱来取得两班社会地位，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户籍大帐上的身份结构变动中，除了两班户和两班人口的增加，奴婢身份的变化也备受关注。登记在户籍上的奴婢身份者，虽然独立户的数量大幅减少，然而其人口数量直到19世纪中叶时，仍占总人口的三成。奴婢户和奴婢人口所呈现的相反趋势表明，独立的奴婢户几乎消失，大部分奴婢则被吸收到其他户的户籍中。也就是说，过去独立成家的奴婢，在19世纪已逐渐成为其他户的从属劳动力，即所谓的“家内的”存在。
有趣的是，在奴婢阶层发生如上变化时，拥有奴婢的户数也有所增加，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根据四方博的研究，可以整理出不同时期各种身份中拥有奴婢的户数，其结果如表10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班户显著增多的第Ⅳ期，有九成的两班户拥有奴婢。如前文所述，这个时期的两班户，包括了大量凭借“幼学”职役从下层上升为两班的人，然而这些人大部分也拥有奴婢。两班这一阶层以修习学问为业，从事体力劳动不符合其生活方式。所以对于两班阶层来说，代替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奴婢是必不可少的，两班和奴婢因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在19世纪的户籍中大量出现的幼学大多拥有奴婢，说明其生活理念受到两班阶层的强烈影响。
表10 拥有奴婢的户数及其比率
两班户
总户数 拥有奴婢的户数 总户数
I期 290户 I期 290户
Ⅱ期 579户 Ⅱ期 579户
Ⅲ期 1055户 Ⅲ期 1055户
IV期 2.099户 IV期 2.099户
常民户
总户数 拥有奴婢的户数 总户数
I期 1694户 I期 1694户
Ⅱ期 1689户 Ⅱ期 1689户
Ⅲ期 1616户 Ⅲ期 1616户
IV期 848户 IV期 848户
奴婢户
总户数 拥有奴婢的户数 总户数
I期 1172户 I期 1172户
Ⅱ期 824户 Ⅱ期 824户
Ⅲ期 140户 Ⅲ期 140户
IV期 44户 IV期 44户
小农阶层的形成
在18世纪以后，两班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开始逐渐从乡吏阶层扩散到下层。那么，使这种现象得以实现的条件又是什么呢？我认为，一般农民阶层小农经营的稳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延续性的巩固，即是导致上述现象的最基本因素。
正如第四章所述，在地两班阶层形成于由他们主导的农田开发时代，但进入18世纪以后，耕地的开发基本已经结束。1718—1720年间， 作为农业中心地带的南部三道(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实施了量田，这个时期国家掌握的耕地，基本上直到朝鲜王朝末期都没有产生大幅增减。耕地面积的外延式扩大达到极限，因此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转向了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即集约化的方向。朝鲜半岛发生这种转变的时期是18世纪。
18世纪是朝鲜农业史上空前的“农书时代”。继17世纪编纂《农家集成》后，到18世纪又有新的农书陆续出现。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洪万选的《山林经济》、柳重临的《增补山林经济》、徐浩修的《海东农书》、禹夏永的《千一录》等。《农家集成》以15世纪的《农事直说》作为基础，对其加以增补，而18世纪的农书在受到《农事直说》影响的同时，也各自发展了新的技术体系。而且这些农书有着共同的特点：其内容都围绕着提高农业中的土地生产力(即推进集约化)的方法。以水稻为首的各种农作物的品种多样化、除草的精细化、肥料的多样化和施肥的精细化等，其目的都是开展集约化农业。
随着农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从事农业者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到16—17世纪，在地两班阶层在经营农田时，利用奴婢进行的直营地经营占据很大比重。但随着集约化的发展，这种直营地经营规模逐渐缩小。这是因为使用奴婢经营农田的效率非常低，正如吴希文在《琐尾录》中经常感叹的那样。因此，随着集约化的发展，向奴婢租出土地并委托其经营，从其农产品中收取地租，这种方式在经济上更加合理。如第三章的“权橃家的经济基础——农田所有”中所述，权橃将所拥有土地的近一半出租，委托他人经营并赚取地租收入；但到18世纪以后，两班们将所拥有的大部分土地都租借给佃农，逐渐成为地主式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曾作为直营地劳动力的奴婢们开始独立经营土地(尽管规模较小)，其作为小农的性质也逐渐加强。
随着两班作为依托于地租收入的地主的这一性质得到巩固，他们逐渐成为寄生性的群体。农业经营的责任则落到了向两班租借土地的佃户(佃农)身上。向两班租借土地的佃户们身份不定，不仅有常民和奴婢，在一些情况下，贫穷的两班阶层也可能成为佃户。在这种变动之下，不论是下层两班、常民还是奴婢，大部分的农村居民都成为小农，逐渐均质化。前文所见的户籍大帐中身份制的变动，与农村结构的巨大变化应当是息息相关的。
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小农阶层(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在广泛形成的同时，阶层中也开始形成建立延续性家庭的观念。下文将通过崔在锡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崔在锡在韩国家族史研究的划时代名著《韩国家族制度研究》(汉城：一志社，1983年)的第六章中，利用三种现存户籍分析了从17世纪到19世纪家庭结构的变化。这三种户籍分别是1630年的庆尚道山阴县户籍(685户)、1756年的全罗道谷城县户籍(414户)、1807年的庆尚道月城郡良佐洞的户口草案(254户)。崔在锡利用这些户籍，对不同身份的家庭类型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实。
表11整理了三种户籍中两班、常民和贱民(大部分是奴婢)的家庭类型。表中所示的家庭类型按以下标准分类：
夫妇家庭——由一对夫妇组成的家庭，配偶中有一方死亡的情况也包括在内(直系家庭和旁系家庭的统计亦遵循这一标准)；
直系家庭——由父母和一对或多对子辈夫妇组成的家庭；
旁系家庭——由两个以上的兄弟及其配偶组成的家庭；
过渡性家庭——由未婚的兄弟姐妹组成的家庭；
单人家庭——未婚者一人组成的家庭。
上述家庭类型，都是根据户籍上登记的一户之人有着怎样的夫妻关系进行分类的。
表11 不同身份的家庭类型 (%)
1630年 1756年
两班 常民 两班 常民 两班 常民 两班
夫妇家庭 75.9 62.8 61.4 65.4 57.8 76.3 67.1
直系家庭 8.7 6.9 4.2 6.8 23.3 6.5 14.8
旁系家庭 0 2.0 0.8 1.4 5.6 1.1 3.3
过渡性家庭 0 1.0 0.8 0.8 2.2 0 1.1
单人家庭 15.4 27.3 32.8 25.6 11.1 16.1 13.7
夫妇家庭 45.2 96.8 100 58.7
直系家庭 40.4 1.6 0 30.3
旁系家庭 9.6 0 0 7.1
过渡性家庭 0 0 0 0
单人家庭 4.8 1.6 0 3.9
表11中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单人家庭。随着时代的变迁，单人家庭的比例越来越低，然而在1630年的山阴县户籍中，单人家庭的占比因身份而异。单人家庭在常民中占总户数的27.3%，在贱民中则占32.8%。这表明，在较低身份的人群中，有很多人无法结婚。1756年的谷城县户籍中，常民中单人家庭的比例比两班高，而1807年的良佐洞户籍中，两班单人家庭的比例反而更高。随着单人家庭占比逐渐降低，不同身份中，单人家庭比例的差异逐渐消失，这说明婚姻在常民和贱民中逐渐普遍化了。
表11中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点是直系家庭，即三代同住的家庭，其比例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1630年，直系家庭仅占所有家庭的6.8%,到1807年则达到30.3%。虽然在不同的身份中，直系家庭的比例有着很大的差异，不过1807年良佐洞户籍中的两班，应当包括了从底层升上来的两班(1807年的户籍中，两班户有188户，常民户有62户，贱民户为4户)。所以可以推测，在常民户和贱民户中，直系家庭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综上，透过崔在锡所揭示的家庭类型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身份中发生的变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8—19世纪，随着时代变化，在常民和贱民阶层普及婚姻的同时，父母、子女、孙辈三代同住的家庭也逐渐增加。而且，由于常民户和贱民户发生这种变化，不同身份之间家庭类型的差别也逐渐消失了。
常民户和以奴婢为主的贱民户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其原因在于他们成了小农。这两个群体在经济上原本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在成为小农之后，其经营稳定性得到提高，因此得以成立具有延续性的家庭。普通农民在现实中拥有了家庭的连续性和延续性之后，他们开始形成祖先观念，拥有共同祖先的人之间也开始形成同族意识。以上所述的小农阶层的成长、小农阶层中家庭观念和祖先观念的普遍化、其家庭结构与两班的趋同等一系列现象，与18世纪以后两班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对整个社会的渗透是一脉相承的。
结语 传统与近代
序言中所介绍的朝鲜半岛的儒教生活习惯，就是经过上述过程而形成的。16世纪，在地两班阶层开始广泛形成，是为第一阶段；18---19世纪，两班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向下层渗透，两班趋向型社会形成，是为第二阶段。经过这两个阶段，儒教生活习惯在朝鲜半岛社会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在统称为儒教社会的东亚地区，儒教在朝鲜半岛的渗透，甚至可能比在儒教发源地的中国更加深入，时至今日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也是上述历史过程的产物，而并非出于尊崇中华之类的民族性特质。在地两班阶层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分布，对于儒教理念对整个社会的渗透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正如本书所阐述的那样，现在朝鲜、韩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大部分都是在15-16世纪才开始形成的。而且这些所谓的传统，直到18世纪以后才普及到整个社会中。相较于朝鲜半岛居民的悠久历史，这些都是极其晚近的产物。在谈起传统时，我们往往会认为传统就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东西，但这种认知往往是错误的。现在被认为是日本传统的东西，特别是与生活文化密切相关的习俗，实际上大部分也是在江户时代以后才形成并普及的。
认为传统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是错误的想法，但也不能将传统和近代对立起来。这一传统是在近代以前两个世纪左右诞生的新事物，其在全社会范围内巩固的时期则是作为近代开端的19世纪。在朝鲜半岛，传统在19世纪后半期以后并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笔者想在最后阐述传统与近代的这种关系，作为本书的结尾。
首先叙述的是在地两班阶层在近代的动向，我们将目光放在本书主角酉谷权氏身上。在近代，酉谷权氏中的著名人物有权命燮(号春樊， 1885—1949) 和权相翊(号省斋, 1868---1934)。权命燮是权橃的第十三代宗孙,师从上一辈的权相翊。1910年，日本“并合”大韩帝国，使其沦为殖民地。权命燮便杜门不出，断绝一切社会活动，专心求学。然而，在1919年“三一”独立运动爆发时，他参加了“巴黎长书事件”。“巴黎长书事件”指的是137名儒生代表向凡尔赛会议递交请愿书，请愿朝鲜独立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权相翊是核心人物之一。权命燮的名字出现在长书中，可能也是受到相翊的影响。
权相翊是权橃的第十二代孙，在朱子学上造诣颇深，留下了三十卷的文集《省斋集》。他不仅从事学术，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895年，当时内阁下达了断发令，王妃闵妃也被日本人杀害，全国各地由此掀起反日义兵运动； 在安东地区, 权橃的后代权世渊(1836—1899)作为“倡义大将”，组织义兵运动。权相翊也作为义兵部队的干部参与其中，并在三溪书院召开儒会，撰写谴责日本罪行的檄文并向全国发出。此外，1919年“三一”运动爆发后，权相翊也参与了巴黎长书的撰写，与郭钟锡、金昌淑等人一同展开活动。
由此可见，即便到了近代，权橃的后代中仍出现了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这说明酉谷权氏在这一时期的安东地区仍拥有十足的影响力。这种现象并不单单局限于酉谷权氏一族，在其他有权势的两班阶层中，或多或少也出现了相同的现象。在此后的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正式流入朝鲜半岛，率先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出身在地两班阶层。
笔者认为，自近代以来，在地两班阶层的影响力不管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上，都是非常巨大的。正如第六章所介绍的那样，1930年善生永助对当时的聚落展开调查时，同族聚落占据了相当的比重，而构成同族聚落的同族集团大多属于在地两班阶层。同族聚落在日殖时期仍然稳固地存续下去，直到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全面展开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同族聚落才开始解体。
在地两班阶层的同族结合，是在其发展陷入停滞局面的18世纪以后才正式开始的，近代日本的殖民统治反而强化了在地两班阶层的同族结合。殖民地化初期，在实施“土地调查事业”(1910—1918) 时制成的土地台帐中，常常能见到作为“宗中财产”“门中财产”的土地，即可作为例证之一。
笔者长期将“土地调查事业”作为研究主题，在1991年旅居韩国期间，笔者也调查过忠清南道论山郡连山面松山里的土地台帐。笔者之所以选择该地作为调查对象，是因为在朝鲜半岛成为殖民地之前，连山面在1898—1903年间实施了量田并制作了量案， 这些量案目前仍然保留了下来。通过比较这些量案和“土地调查事业”的土地台帐，我们可以探明殖民地化前后土地所有关系的变化。
通过那次调查，笔者发现，在量案中以个人名字登记的土地，在土地台帐中则被登记为同族集团的“宗中财产”(“宗中”和“门中”意思相同)。松山里居住着大量骊兴闵氏(即闵妃被害事件中闵妃的家族)。在土地台帐中出现了许多作为骊兴闵氏“宗中财产”的土地。然而，土地台帐十多年前制成的量案中，却不存在“宗中财产”名义的土地，在记录这些土地的所有者时，登记的都是闵氏家族成员的姓名。
这种现象说明，在殖民地政府通过“土地调查事业”确定近代土地所有权时，个人财产和宗中财产的区分变得更加明确。为了维持和运营作为同族结合核心的门中组织，其经济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土地调查事业”的实施，使门中财产在法律上更加明确。这个例子说明，近代并非必然消灭传统，反而可能使一些传统的东西具备更加明确的概念并因此得到巩固。
正如前文所述，在地两班阶层在地方社会的统治力量，从18世纪以后开始有所衰退，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地两班的统治力量直至近代仍然根深蒂固地持续存在着。其充分条件即是自18世纪以来，社会全体的两班趋向化，也就是两班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向下层的渗透。为了挑战两班阶层的地方统治而新成长起来的阶层，其目标并不是否定两班，而是使自己成为两班。这种趋势直到19世纪正式形成，并且一直延续到近代。而且，社会流动性在近代以来进一步加强，甚至加速了社会全体的两班趋向。
时至今日，很少有韩国人认为自己所属的一族不存在族谱。换言之，现在大多数韩国人都是拥有族谱的同族集团的一员，这显然标志着两班趋向型社会的形成。第八章的“民众的两班趋向”里介绍了关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族谱的调查结果。从中可以看到，19世纪首次编纂族谱的集团占大多数，然而如果从今日全体韩国人的范围来看，在近代以后才开始拥有族谱的人反而更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近代才是传统更加深入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时期。
显然，本书所叙述的朝鲜半岛的传统，在今天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韩国来说更是如此。可以说，传统直至今日才站到了十字路口。韩国和朝鲜的人民，在迎接21世纪、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又将创造出什么新传统呢？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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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后记
我在学生时代开始学习朝鲜语和朝鲜史的时候，能使用的朝鲜语辞典只有日本天理大学朝鲜语科编纂的《朝鲜语辞典》(奈良：养德社)。日本京都大学设有朝鲜语初级和中级的课程作为文学部的共通科目，然而没有开设朝鲜史课程，所以我只能独自摸索着开始学习。1970年的韩国和朝鲜，于我而言的确是遥远的国度。
在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书店中可以看到，韩朝关系的书籍足足占据了一个专柜，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朝鲜语课程。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常常介绍韩国，最近甚至出现了“韩国搓澡之旅”之类的人气节目。可以说，当今日本人所了解的韩国或朝鲜的相关信息，与我的学生时代相比有了飞跃性的增长。
虽然这种情况令人欣慰，但事实上，朝鲜半岛历史，尤其是关于高丽时代(936—1392) 和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历史的信息量仍然非常有限。以现在的韩国纸币为例，一万韩元纸币上印有世宗大王的肖像，五千韩元纸币上是栗谷李珥的肖像，一千韩元纸币上有退溪李滉的肖像，而日本对这三人的了解程度又有多少呢？
在接到中央公论社的糸鱼川昭二邀请撰写新书的委托时，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日本人了解朝鲜半岛时存在的这种片面性。糸鱼川先生的委托是“以朱子学为视角的朝鲜王朝通史”，而对于当时正在研究旧两班家族所藏的古文书的我来说，想做的则是将“两班”这一群体作为焦点，以追溯朝鲜王朝社会独特的变化轨迹。正如本书所述，两班，特别是广泛分布在农村地区的在地两班阶层，其存在对于理解朝鲜王朝时代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我认为两班也是理解当今韩国和朝鲜的关键词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