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吏阶层的两班趋向
民众的两班趋向
小农阶层的形成
结语 传统与近代
参考文献
作者后记
译者后记
中文版序
拙著《两班》的中文版即将出版。该书于1995年在日本首次出版，在中国翻译和出版可以说相隔了28年。小书会译成中文并出版，在最初出版时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感怀颇深。我想这或许和最近中国对韩国文化和历史有了更多的关注有关。两班的概念在中国是如何被理解，我并不十分清楚，以下将对本书试图揭示的问题及其意义稍加叙述，以此代替中文版序文。
两班是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的统治阶层。韩国和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都如此叙述，恐怕在中国也是如此。但如本书第一章所言，两班是什么的问题事实上是很难简单回答的。这一难解和暧昧，正是我写作此书的动机。
在理解两班的时候，很容易犯的错误是将其视为身份，这点需注意。两班一词原本是指文盲和武官构成的官僚阶层，其地位并非自动世袭的身份。但到了15、16世纪，两班逐渐开始获得身份的意义。17世纪以后，祖先中有官僚经历者，其子孙便具备两班的资格，可以说两班完成了身份化的过程。
但即便两班出现了身份化的倾向，国家始终没有就两班的地位在法律中作出规定。整个朝鲜时代，法定的身份只有良、贱身份，不存在被称为两班的身份。因此，两班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身份，两班和非两班的区分依据情境是可变的。如果说中国的士大夫体现的是社会地位，不是出身即决定的身份，那么日本的武士则是严格的法定身份，而朝鲜的两班可以说具有处于两者中间的属性。
由于两班这一独特属性，18、19世纪以后，朝鲜出现了人人想成为两班，即饶有趣味的两班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样的倾向至今仍存在。对于韩国人来说，两班并不是单纯的历史故事，而是到今天仍具有生命力的概念。我关注两班的最大理由也正源于此。从这个意义出发，期待本书能成为中国读者了解韩国历史与现在的入门书籍。
最后，我想对为拙著的中文翻译付出辛劳的朱玫教授表示感谢。
宫嶋博史
2022年12月20日于首尔
序：存在于现代的儒教传统
儒教式的祖先祭祀
1987年10月秋夕①(阴历八月十五)那天，我到访韩国庆尚北道安东。我在日本京都大学时期的前辈兼老友、韩国庆熙大学教授金鸿植兄说要在这一天祭祀祖先，我便从首尔与他一同前往。
日本有在春分和秋分时节扫墓的习俗，韩国则多在春天的寒食(韩国又称植树节，4月 5 日)和秋天的秋夕时节祭拜祖先，且其祭祀祖先之竭诚，是日本难以比肩的。有许多人在中秋节回乡扫墓，形成了不亚于春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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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者注：阴历八月十五，韩国称秋夕，中国则称中秋节。
回乡潮。我们一行在秋夕前一天下午五点左右开车从首尔出发，到达安东已是秋夕当天凌晨四点多。从首尔到安东通常三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花了足足十一个小时。
小睡三个小时左右后，我们前往扫墓。金兄是以庆尚道义城为本贯(祖先出生地)的义城金氏一族，义城金氏则是庆尚道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两班名门。金兄家族的祭祀顺序是，居住在首尔或安东的族人分别到散在各处的祖先坟墓祭祀，最后全部聚集到金兄祖父的墓地祭祀。我和金兄一同前往其七代以上祖先的坟墓，途中山路相当险峻，有时不得不开辟出道路。过去，柴是重要的燃料来源，然而近年来逐渐被煤炭、石油和煤气所取代，因此不再有人利用山林采集薪柴，山路也逐渐消失了。前往墓地的路每年只有一次，即在秋夕时节才被利用，所以今后似乎也只能走“无路之路”了。
祖先的祭祀按照儒教式进行。与一般采用佛教式祭祀的日本相比，韩国祭祖最大的不同是在墓前供奉鱼和肉。儒教不实行火葬而采取土葬，因此坟墓呈大的土馒头形，需要较大的面积。据某个新闻报道，韩国全国的墓地面积与首尔特别市相当，已成为国土利用的大问题。当下在韩国找到合适的墓地越来越难，墓地也趋于缩小化和简易化，但由于韩国人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短期内无法对现存墓地进行改动。
秋夕的祭祀被称为茶礼，祭祀四代祖以内的祖先。四代祖高祖父以下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祭祀，也分别在其忌日于家庭内部进行，被称为“忌祭祀”。在长男家系，即宗家中，这种祭祀非常辛苦，主妇们从忌日的前几天就开始忙于准备，这也成为韩国女性避免与长男结婚的原因之一。
这一年的中秋节对金兄的家族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在中秋节的第二天，要举行四休书堂的新修落成仪式，该书堂供奉的是从金兄往上数的第十三代祖先金尔声。金尔声是著名的学者金近(号五休堂)的三男，号四休堂。金尔声的后代中有很多在日本殖民地时期移居到伪满洲国，金兄的父亲就是在伪满洲国长大的。
中秋节隆重的祖先祭祀，以及翻新四休书堂时对祖先的彰显，都体现了敬奉祖先的意识，反映了浓厚的儒教观念。其供奉的祖先皆与父系相关，虽然父亲和祖父等父系祖先的妻子也为祭祀对象，但母亲或祖母的祖先(被称为“外系”)则不是祭祀对象。这种重视父系血缘的祖先祭祀方式是非常具有儒教色彩的。
值得注意的是，祭祀祖先和彰显祖先不仅是为了逝者，同时也是展示生者社会地位的行为。按照儒教形式隆重地祭祀祖先，或是彰显有名的祖先，是现世子孙向社会展示自己家族渊源的行为，同时也是体现其家族拥有一定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能够举办盛大的祭祀和彰显祖先活动的行为。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现实意义，儒教的祖先崇拜观念才得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当今的韩国。
儒教礼的世界
源于中国的儒教，经过很长时间，传播至周边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这些地区也被称为东亚儒教文化圈，其中朝鲜半岛是受儒教影响最深的地区。有种说法是，日本接受了儒学，却没有接受儒教。意思就是说，日本虽然接受了作为学问或统治者教养的儒教，但在规范日常生活的礼节方面则没有接受。虽然对这种理解存在不同意见，但在婚丧嫁娶、日常生活规范以及家族、亲属制度方面，日本具有浓厚的非儒教性质。越南对儒教的接受与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日常生活方面，佛教的影响占主导地位。
与此相反，儒教的教诲浸透于韩国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影响延续至今。前文所述的祖先观念以及祭祖方式都是体现儒教渗透潜移默化的典型例子，这种现象也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到。
到韩国旅行的人应该都有这种经历：在商店买东西，店员给东西或找零钱时，一定会用右手将其交给顾客。给他人倒酒的时候，一定是用右手斟酒，接酒的人也要用右手捧着酒杯或杯子；用左手倒酒或接酒，对后辈或下级或许还可以这么做，对长辈或上司就绝对要避免。此外，在长辈面前喝酒时，应把脸转向右侧，右手持杯，左手遮杯，然后再喝下，这才是正确的礼节。如果父亲劝酒的话，可以在父亲面前喝酒，但绝对不能在父亲面前抽烟。
这些日常的举止礼节对于日本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新鲜；但对韩国人来说，儒教是规范其日常礼节世界的原则。儒教之礼的原则，正如“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句话所教诲的，根据不同人际关系，应遵守不同的礼，韩国人的礼的世界完全忠实于儒教的教诲。
韩国的家族、亲属制度与汉民族有着很大的共同点，因此与汉民族孕育的儒教家族观、亲属观相辅相成。祭祖形式上所体现的对父系血缘的重视，以及根据父系血缘形成同族集团以及禁止同族内结婚等，都与汉民族具有共同特征。不过在汉民族中，男孩因均等地继承了父亲的血脉，被视为具有平等关系，然而韩国人的长男相较于次男以下更受重视，这一点有所不同。
家族、亲属制度的问题，在现在的企业中也非常重要。从现代、三星等韩国代表性财阀企业到小型企业，企业的主要职位都由血亲占据，这是韩国企业的最大特点。金兄父亲创立的K出版社，也采取了由父亲担任会长、金兄的大弟担任副会长、小弟担任社长的典型同族企业形态，这种体制在韩国非常常见。
朝鲜的儒教传统
韩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带有浓厚的儒教色彩，那么在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儒教传统又是如何发展的呢？我只在1989年的8月末到9月初到访过朝鲜，并停留十天左右。兹就以当时的见闻为基础，来阐述我的推测吧。
在朝鲜期间，我遇到了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当时，我们日本研究人员--行访问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在从原始时代到现代的各个时代的展览中，朝鲜时代①(1392—1910)展览的比重似乎很低。朝鲜历史学界倾向于高度评价古代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高句丽及历代统一王朝中的高丽(936—1392)的地位， 而朝鲜时代则被视为高度从属于中国、自主性较弱的时代，评价相对较低。
中央历史博物馆的展览或许正反映了这种倾向，不过我还是向女讲解员询问了朝鲜时代比重小的原因。讲解员所认为的原因之一，是朝鲜时代为儒教统治的时代，对目前的朝鲜来说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时代。但听完讲解员的说明后，负责接待我们一行的朝鲜主体科学研究院的K氏提出异议，称儒教也有优点，并开始为儒教辩护。然后，女讲解员和K氏之间发生了一点争论。这两位应当都属于朝鲜知识分子中的精英，这次争论成为我思考朝鲜社会儒教传统问题的契机。
此外，我还听说在朝鲜一般不实行火葬而实行土葬，尽管政府似乎鼓励火葬。而且，据说政府还鼓励将现有的墓地迁到公墓，但少有响应者。主体科学研究院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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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注：日文版为“李朝时代”，韩文版为“朝鲜时代”，中文版译文用“朝鲜时代”。
位人员也称，他们这一代人无所谓火葬，但其父辈对火化非常反感。听到这句话，我感受到朝鲜社会仍然根深蒂固地存留着儒教传统。
在朝鲜停留期间，我们一行人逐一拜访了位于平壤的天主教和新教教堂，得知天主教徒们仍然祭祀祖先。基督教传入朝鲜半岛是在18世纪后期，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是否可以祭祖。当时儒生们强烈批判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教义比起对祖先的爱，更强调对神的爱，这种教诲与儒教的教诲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为此，虽然天主教在传入初期采取不允许祭祀祖先的态度，但后来逐渐改变并允许祭祀祖先。与之相反，19世纪末传入的新教一直不允许祭祖，这一点在韩国和朝鲜都是一样的。虽然朝鲜的基督教教徒数量非常有限，但从其中的天主教教徒仍然保留祖先祭祀这一点来看，可以推测非基督教教徒的祭祖也以某种形式普遍进行。
儒教传统在朝鲜的现状仍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但可以看到儒教生活习俗仍然根深蒂固，且政权有时也会利用这一传统。因此可以说，儒教传统的问题不管在朝鲜半岛之南还是之北，都作为当下的课题留存下来。
作为历史产物的儒教传统
虽然儒教传统至今仍保存着顽强的生命力，但实际上，这种传统在朝鲜半岛形成的年代并不久远。规范日常生活的儒教礼法，到朝鲜时代后期的18—19世纪才在一般民众中普及。换言之，今日韩国所见的儒教传统，是在朝鲜半岛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的。
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可以追溯到古代“三国时代”。据史书记载，三国中最早发展起来的高句丽在4世纪后期就设立太学，作为儒教教育机关。结束“三国时代”进入统一新罗时期后，统一新罗于682年设立了国学，788年设立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读书三品科”，在考试中考察儒教经典知识。在统一新罗时期，到唐朝留学的人也很多，其中甚至出现了通过唐朝科举成为官僚的人。
到了继承统一新罗的高丽王朝时期，儒教作为官僚应具备的知识受到重视。958年，高丽王朝制定科举制度，在其中设置明经科以考查儒教经典知识；又在中央设国子监，在地方设乡学，作为儒教教育机构。中央的国子监于1304年改称成均馆。高丽王朝的国都开城位于今朝鲜境内，而位于开城的成均馆遗址现作为高丽博物馆使用。
图1 位于朝鲜开城的成均馆遗址，其前身为高丽朝国子监
(现为高丽博物馆)
图2 开城的善竹桥
反对李成桂建立新王朝的郑梦周在此被暗杀。
如上，从“三国时代”到高丽时代的历代王朝都对儒家采取了国家性的鼓励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儒教作为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教养受到重视，在科举考试中相较于对儒教经典之精深内容的理解，汉文的写作能力更受重视。上至国王，下至平民，在日常生活方面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则是佛教及风水思想(在朝鲜民族传统萨满教信仰的基础上加入道教因素)，儒教礼法并没有支配日常生活。尤其是佛教，它在统一新罗、高丽两个王朝的统治下受到精心保护和鼓励，占据着国教地位。
儒教地位的变化是从14世纪朱子学被正式接受开始的。将中国宋代由朱子完善的新儒学(=朱子学)传到朝鲜半岛的人，是在1290年赴元的安珦。朱子学与以前的儒教相比，更具哲学思辨性，而且是兼备政治思想论和人类修养论的体系化思想。随着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熟悉朱子学的新进官僚开始进入政界，他们强烈批判居于国教地位的佛教，试图改造国家体制，使其符合朱子学理念。而长期处于国家精心保护下的佛教，不仅已经丧失了创造性的发展能力，而且利用其特权地位获得了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奴婢，引发了各种社会弊端，朱子学者针对这些方面进行了批判。
高丽自13世纪中叶以来的约一百年，处于中国元朝的统治之下，随着14世纪中叶元朝势力的衰弱，高丽开始频繁出现试图摆脱元朝统治的动向。中国建立明朝并将元朝势力击退到北方后，高丽内部出现亲明派和亲元派的对立局面，朱子学者加入了亲明派。亲明派的核心人物是作为武将崭露头角的李成桂，其周围聚集了许多朱子学者。
当时的朱子学者中，在对待高丽王朝的态度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潮流。一种是推进基于朱子学的体制改革，立志重建高丽王朝体制的潮流；另一种是主张高丽王朝的天命已尽，应根据朱子学理念建立新王朝的潮流。代表前一种潮流的是郑梦周，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郑道传。最终后者得势，1392年，李成桂即位成为国王，新的朝鲜王朝就此诞生。
郑梦周看到李成桂的力量日益强大，试图铲除李成桂，但以失败告终，反而在李成桂建朝前夕被李成桂之子李芳远(后来的第三代国王太宗)的门客杀害。他被杀害之处开城善竹桥位于成均馆旧址附近，至今仍留有纪念他的碑石。郑梦周即便在朝鲜，也作为不仕二朝的忠臣备受尊敬，后来在普及朱子学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士林派朱子学者们，将其学问渊源追溯至郑梦周。
随着高丽王朝的灭亡和朝鲜王朝的建立，朱子学取代佛教获得国教的地位。以郑道传为首的朱子学者们担任政府高官，以朱子学理念为基础，全力整顿国家体制。郑道传在《朝鲜经国典》一书中描绘了新国家应有的体制，其构想的基础来自儒教经典《周礼》。在15世纪后期完成并通行于朝鲜时代的基本法典《经国大典》，就继承了郑道传《朝鲜经国典》中的国家构想。
随着朝鲜王朝的建立，朱子学作为统治的基本理念受到重视，但值得注意的是，朝鲜社会的方方面面并没有立即发生朱子学化的转型。虽然国家的统治理念源自朱子学，但作为日常生活规范的朱子学的生根落地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儒教作为礼而深入社会是在18—19世纪，可以说，经过朝鲜王朝五百年，儒教才开始被全面接受。
本书的目的是阐明朝鲜时期儒教的渗透过程，同时考察其中形成的儒教传统。这两个问题的阐释，可以说与朝鲜半岛为何相比于日本、越南更加深入地接受儒教有所关联；换言之，这同时也是对朝鲜传统社会特征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