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公主的出生，也使得惇妃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愈发巩固。但老夫少妻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微妙，随着在宫内地位的提高，一向乖巧的惇妃也就变得有恃无恐了，因为一点琐事竟在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把一名宫女给活活打死。对此乾隆大怒，本拟从严处置，但“念其曾育公主”而“量从末减”，将惇妃降为惇嫔。但不到一年，乾隆为了掌上明珠十公主，就又恢复了汪氏的惇妃封号，这一次可是母亲沾了女儿的光。到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宫内设午宴时，惇妃与颖妃被安排在东边第一桌，被安排在西边第一桌的是容妃以及册封为顺妃才两个月的钮祜禄氏。而到乾隆五十三年容妃和卓氏去世后，惇妃在宫内的地位已经升至第二位，颖妃巴林氏虽然名次在她前面，但人老珠黄又无儿女，其实际地位同惇妃已不可同日而语。
错铸女儿身 如果十公主是位阿哥，乾隆很可能会要重新秘密立储，把乾隆三十八年写下的立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的密旨从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取出，而另写一份。十公主的出现给乾隆留下无限的遗憾，与父亲如此像的孩子竟然生就一个女儿身，上天的确跟乾隆及其掌上明珠开了一个玩笑！
乾隆和他特别疼爱的十公主都无力改变基于宗法制度所形成的皇位继承规则：无论女儿多么出色也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能享有任何继承权。普通人家如果没有儿子，他的女儿不能继承任何家产，倒是死者的侄子、甚至同族的人理所当然能继承这份绝户家产。至于帝王的女儿自夏、商、周以来从没有一位能继承皇位，这的确是中国政坛所特有的现象。同样是文明古国的埃及，女儿和儿子一样可以继承王位。而在欧洲，公主即位也并非凤毛麟角，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在位54年，而该国以前在位的女王则有：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安妮女王(1702—1714)、玛丽二世(1689—1694)、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玛丽一世(1553—1558)，她们都是以公主的身份继承王位的，统治时间长的五六十年，短的也有几年。与清朝毗邻的俄国，也不乏公主即位的先例，沙皇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在1741年(乾隆六年)即位，这位女皇执政20年。
然而在中国，公主即位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不可思议，唐代太平公主的下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女性预政这个问题上，公主其实连妃嫔都比不上，妃嫔的儿子一旦冲龄即位就能母以子贵并列为皇太后，还可以有垂帘听政的机会，但公主却连这种羊肠一线的机遇也不可能得到。既然由于性别的原因，乾隆不可能把皇位传给这个最满意的孩子，就该给她找个满意的归宿……
乘龙快婿
乾隆在四十五年五月把年仅5岁的十公主许字被赐名为“丰绅殷德”的一个稚童，“丰绅殷德”的满文意思是“福寿”、“福泽”。虽说民间有“七岁看大，八岁看老”之说，但当时的丰绅殷德也同十公主一样刚刚5岁，谁能保证这个孩子将来能成大器！如果丰绅殷德的父亲不是乾隆最得宠的大臣和珅，就是在满朝文武的儿子挑个遍，缺乏尚武气魄的丰绅殷德也未必能成为未来的乘龙快婿！
公公和珅 丰绅殷德并没有一个值得炫耀的显赫家世，他的五世祖尼雅哈纳姓钮祜禄氏，隶满洲正红旗，因军功得到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祖父常保也只官居八旗副都统，据《清史稿》记载，丰绅殷德的父亲和珅是在贫穷中度过少年的。又据《郎潜纪闻》所记，丰绅殷德的父亲经常向自己的外祖父——河道总督嘉谟伸手要钱。
按照丰绅殷德祖父的家境，虽然过不上钟鸣鼎食的日子，也不该如此拮据，这同他祖母早逝有很大的关系。丰绅殷德的祖母中年而逝，留下年少的两个儿子——也就是他的父亲和珅与叔父和琳。祖父在原配去世后，又续娶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为妻。史书上并未留下继母同前妻儿子关系的记录，但在经济上很可能对两个前妻留下的孩子不那样惯纵，以至两个从小花惯了的公子哥儿，为满足奢华的生活，一次次向外祖父伸手。
作为八旗子弟，和珅虽然追逐享乐，却天赋聪明，喜欢读书，在10岁时就到咸安宫官学就读。和珅不仅学习优异，而且擅长诗画，在他的诗集《嘉乐堂诗集》中，收录了不少入仕前的诗作，诸如《游西山》、《宿龙泉庵》、《香界寺》、《宝珠洞》、《游山归以诗谢同人》等等。乾隆三十三年(1768)，和珅参加戊子科顺天乡试。所谓乡试，系省一级的考试，凡考中者即为举人，便可参加会试，从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之路。
科举取士原本是汉族地区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对于清王朝来说，科举取士成为一项制度是在清军入关、定鼎中原之后。顺治元年(1644)十月三十日，迁都北京的顺治帝在皇极门颁诏，表明要沿用明代的八股取士之制，每三年开科一次，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乡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会试(选拔进士)。对以骑射为本的旗人，直到顺治八年(1651)才开始实行乡试、会试之制。由于当时清朝尚未完成一统，八旗子弟不遑文治，应试者寥寥无几，录取名额比应试人有时还要多，故八旗科举时开时停，迨至康熙十五年(1676)才开始步入正轨。
尽管八旗子弟“专重骑射，不以文事争能”，但由于八旗兵额有限，基本上保持在20万左右，面对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多的旗人子弟得不到充当兵丁的机会，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步入考场，尤其是那些就读于咸安宫官学、八旗官学的子弟，更是把参加科考作为一个步入官场的重要途径。据朱寿朋统计，自顺治八年至和珅参加的乾隆戊子科(乾隆三十三年)之前，出身科第且飞黄腾达的旗人子弟就有75人，其中名声显赫的有范承谟(隶汉军镶黄旗，顺治八年进士，曾任福建总督，死于三藩之乱)、阿克敦(隶满洲正蓝旗，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曾任《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八旗通志》等著作副总裁)、尹继善(隶满洲镶黄旗，雍正元年进士，历任两江总督、陕甘总督、军机处大臣)。
八旗子弟中，目不识丁者比比皆是，许多人既不识汉字，亦不会说满语，不学无术，沉溺于提笼架鸟。精通满、蒙、汉、藏四种语言文字的和珅在当时已经是佼佼者，更何况他对《四书》、《五经》亦能倒背如流，写八股文更是轻车熟路。然而命运之神却同和珅开了一个玩笑，在戊子科乡试中竟然名落孙山。自康熙年间以来，八旗科举的录取名额一直在减少，应试者却比以前大为增多。乾隆九年所定的名额只是顺治八年的55%，这就使得一些有才华而非显赫家庭的子弟难免落第的厄运。对考官来说，总要把有限的名额用来“纳结权贵”，“其间未必尽纳贿”，但在权衡取舍时，“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乙之，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者又将乙之”。因而自清初以来，历次科考“所中大臣子弟居多”。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在权贵云聚的帝都实在多如牛毛。尽管科举考试并不是八旗子弟入仕的惟一途径，然而落第毕竟是件令人扫兴的事，以至和珅在自己的诗集中留下“翻悔归来增怅怏，人间谁复是知音”的诗句。
一步登天 和珅在落第一年后(乾隆三十四年，1769)得以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此后三年(乾隆三十七，1772)又得到三等侍卫的空缺，并出任此职。从顺治皇帝时起，在御前充当侍卫的一般选自上三旗，下五旗的只能充当王府护卫，出自下五旗的和珅竟能到御前当差，与上三旗子弟比肩，足以反映出他在打通关节方面的确游刃有余。在清代由侍卫而一步登天的官员还是大有人在的，乾隆所倚重的大学士傅恒就是从侍卫起家。傅恒隶满洲镶黄旗，是乾隆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在乾隆五年(1740)充当蓝翎侍卫，乾隆七年(1742)任内务府大臣，三年后(1745)入军机，乾隆十四年(1749)一月，便一跃成为军机处首席大臣，内阁首辅。
和珅的家世虽然无法同傅恒那样的椒房贵戚相比，但是他毕竟得到一个可以接近皇帝的机会，在经过三年小心翼翼的侍卫生活后，终于捕捉到一个在皇帝面前展现自己的机会，时为乾隆四十年(1775)。当时的乾隆已65岁，其体力、精力及思维的敏捷与同龄人相比虽然依旧是上乘，却也今非昔比，而且也急需弥补傅恒去世所造成的人才空缺。因而当善于察言观色的和珅第一次闯入皇帝的视野时，便引起乾隆的关注，以至龙心大悦。而那一年正月恰恰是和珅得子，堪称是双喜临门。不知是儿子给和珅带来了好运，还是和珅为了儿子的将来而竭力改变家族的命运，从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起，和珅已经从御前侍卫脱颖而出，一个25岁的年轻人在官场上迅速崛起：
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和珅被授予满洲正蓝旗副都统；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和珅担任户部右侍郎；
同年三月，和珅以户部侍郎衔在军机处行走；
同年四月，和珅就任内务府总管大臣，为皇帝理财；
同年十一月，命和珅充任国史馆副总裁；
同年十二月，令和珅总管内务府三旗事务，并赐年仅26岁的和珅享受紫禁城内骑马的待遇(一般官员要在65岁以上，经个人申请并得到批准才可享受这一待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和珅兼任吏部右侍郎。
和珅并非皇帝内亲，但其升迁之快已经超过傅恒。傅恒在乾隆五年任蓝翎侍卫，两年后迁内务府大臣，而和珅在结识皇帝一年后由侍卫升为内务府大臣；傅恒从担任蓝翎侍卫到入军机用了五年的时间，而和珅却在与皇帝相识一年后便在军机处行走。
何以和珅的升迁速度竟能超过傅恒呢？这同和珅比傅恒有更多的文采有一定的关系。乾隆是个对诗文书画雅兴极高的君主，经常吟诗挥毫，往往是脱口而出，一次在去昆明湖的路上，不到半个时辰就吟诗8首。又一次去香山，5天作诗67首。皇帝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练研求警句”的，这就需要随侍臣子把脱口而吟的诗句记下来，并为之润色。更何况乾隆每年都要例行写的诗——元旦、上元、祈谷、郊天、除夕等等，在国务繁忙时也需要臣下代笔。乾隆对此并不讳言，他在《乐善堂全集》的序言中就曾明白写道：“自今以后(指即位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因而是否擅长诗文就成为乾隆简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附加条件。经常舞文弄墨的和珅当然格外受到乾隆的青睐，于是皇帝视和珅为知音，和珅则盛赞乾隆才思敏捷，出口成章，肉麻地吹捧道：“皇上几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论，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咏十余，韵至十叠者！”这一番恭维，让乾隆好不开心。
乾隆手中那架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来维护运行，皇帝头脑中那些色彩斑斓的精神空间需要用诗文唱和去填充，于是生性机敏且有点文采的和珅便时来运转，一步登天。简言之，乾隆喜欢和珅，需要和珅。
而和珅也是个善于抓住机会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的儿子丰绅殷德永远望尘莫及，自愧不如。和珅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二月初奉命前往贵州，对遭到非议的云贵总督李侍尧进行突然审讯，以查清其在受贿、勒索方面的罪行。对李侍尧一案的拟处，充分显示出和珅与皇帝“心有灵犀一点通”——既要抓到李侍尧的把柄，又不能置其于死地，乾隆还需要办事干练的李侍尧继续效力。和珅网开一面的处置意见使得龙心大悦。
联姻皇家 也许是爱屋及乌，乾隆在和珅奉旨办案回京复命不久，便把最喜欢的皇十女许配给和珅的独生子，“待年及岁时，举行指婚礼”。仅5年的时间，和珅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侍卫，变为皇帝的儿女亲家，炙手可热的新贵。没有和珅的发迹与崛起，钮祜禄家族也就出不了乘龙快婿！
皇家的女儿再高贵也得下嫁，更何况和珅已经被作为宰辅的苗子培养，到乾隆五十四年——十公主下嫁的那一年，和珅在军机处已经位列第二，军机处首席大臣是比和珅年长近30岁的阿桂，位极人臣对于和珅已经近在咫尺。而对年近八旬的乾隆来说，在大清帝国境内不可能找到比丰绅殷德更合适的额驸人选……
五十四年(1789)十一月二十七日，乾隆为十公主与丰绅殷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在十公主下嫁之前乾隆就把最高级别的封号“固伦公主”赐给这个最小的女儿。在乾隆5个长大成人的女儿中得到“固伦”封号的公主只有三位。第一个得到这一封号的是三公主，三公主的母亲是皇后富察氏，嫡出的三公主得到固伦的封号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个是七公主，七公主虽非嫡出，但七额驸的祖父策凌、父亲成衮扎布在雍、乾两朝清军同准噶尔的军事较量中都是立有殊功的人物，出于巩固北部、西北部边界的政治考虑，乾隆也该把最高级别的封号赐给七公主。只有对十公主的封号是个例外，纯粹是出于皇帝个人的意愿。乾隆给十公主——也就是固伦和孝公主陪嫁的各种物品价值数百万两，而当公主携额驸回门时，皇帝又赐银30万两。
貌合神离
十公主的丈夫额驸丰绅殷德比她晚生16天。丰绅殷德是个文采横溢儒雅风流的公子哥儿，相貌不错，人很随和，对公主更是恭敬有加。在外人看来，十公主与十额驸的确是既般配又和谐的小两口，但夫妻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君臣名分 公主与额驸的夫妻关系，与寻常百姓家不一样，是以君臣名分为前提的。按照朝廷礼制的规定：额驸本人及其父母同公主见面，必须先行屈膝叩安礼；如果公主有赏赐，额驸及其父母还要叩头谢恩。如此多的叩安、叩头在皇帝与后妃之间似乎是家常便饭，而到了公主与额驸之间就显得不那样自然了。中国的男人毕竟是在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中长大的，夫为妻纲已经深深地嵌入男性的思维模式。《打金枝》毕竟是文艺作品，但在唐代就出现过因为接到被招为驸马的圣旨而自杀的人，而在契丹所建立的辽代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娶妻得公主，平地起官府”。其间固然同一些公主在待人接物方面比较跋扈有一定的关系，而男子灵魂深处的“大男子主义”也确实在作祟，使得他们很难在大环境中的夫为妻纲与小环境中的君臣之礼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甚至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对公主就敬而远之，夫妻形同陌路。表面上看起来是恭敬之至，背后则是不尽的冷落乃至孤寂。无法调节的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对抗，决定了十公主婚后的生活模式----高处不胜寒，就连同床异梦对她都是一种奢望。
额驸纳妾 不知是公主不能生育，还是他们之间太缺少床笫(zǐ)之欢，十公主下嫁后一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而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社会，即使是金枝玉叶，在自己不能生育的情况下也要允许额驸纳妾。而对于额驸来说，纳妾则是梦寐以求的，这也是对不正常的夫妻生活进行弥补的最佳方式。
尽管和珅及其家族都希望通过与皇家联姻来巩固已经攫取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但丰绅殷德毕竟是独苗，为了延续香火也只能如此，而且森严的礼制也允许额驸纳妾。这就是小环境中的君臣之分对大环境中男尊女卑的妥协。表面上的叩安、叩头似乎使公主得到居高临下的尊严，但这种尊严在夫妻生活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允许额驸纳妾却时时影响着公主与额驸的关系，性爱本来就是排他的。
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一夫多妻，最终的受害者都是女人，身为女人就是最大的不幸，难怪十公主自幼就喜欢着男装，甚至戏称和珅为“丈人”。帝王家的女儿都不能避免一夫多妻的尴尬处境，已经得到固伦公主封号的十公主也同样要容忍其他女人在自己的家庭占有一席之地，也无法摆脱夫权的禁锢。婚姻对于固伦和孝公主，只是一个徒有其名的形式……
性格差异 公主同额驸在性格爱好以及人生追求等方面的差异，愈发使得他们之间的裂痕加大。十公主尚武，自幼就随父兄驰骋于猎场，一身戎装，煞是英武；公主虽是女儿身却不让须眉，向往文治武功青史标名，信奉的是入世之学。然而额驸生性崇文，整日与文人雅士联句唱和，文质彬彬，披服儒同，潇洒自如，不愿角逐于名利场上。他在《即事》诗中写道“嗟哉名利子，富贵何足恃。一朝难掩瑕，百口交谗毁。前车已颠覆，后车每同轨”。在他的诗中不乏“冷眼闲观名利客，到头所证总堪悲”，“谁能常富贵，慎勿逞矜骄”，“人生贵自适，身外更何求”，“少志消磨老成惫，几能麟阁注功勋”这类出世之句。而他写此类冷眼观世的诗句，正值和珅炙手可热之时。
有一年冬季天降瑞雪，额驸一时心血来潮，竟同家中奴仆在雪中嘻笑打闹，玩得很开心。可他把上朝却当成苦差事，在《退朝早寒特甚四首》的跋中写道：“王渔阳有言，常领略晓风残月者，惟朝士与梢工耳。若今之寅刻趋直，厌厌寒夜又非梢工可同日语也。十月十六日退朝早，寒意特甚，书窗独坐，偶尔寄慨呵冻，走笔赋绝句四首，可与个中人道尔。倘被役役者见之，必怪曰‘是真田舍翁，乌知此中之妙哉！’将笑之不暇矣。”这四首绝句并跋，未被“役役者”看到，却被公主“见之”，额驸这种“惟有清闲真是福”的心态，让公主已近乎绝望。她的父皇年逾八旬还要每天上早朝，从不言苦，额驸才20出头，竟不思建功立业，真是辜负父皇的一番厚爱！上早朝不胜其寒，在雪地打闹却不觉其寒，见此光景固伦和孝公主焉得不恼，遂声色俱厉对丰绅殷德言道：“汝已成人，焉能还同孩童一般？况汝父名声不佳，有皇父在尚能担待一二，一旦皇父百年之后，只恐身家难保！”额驸虽然口碑尚可，但只是一介儒生，于庶务堪称一窍不通，绝无力挽狂澜的城府，“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愈来愈浓的苦涩袭上公主那颗既自尊又无可奈何的心。
对婚后生活的失望与对未来命运的忧虑笼罩着十公主，虽然她的父皇对和珅及额驸处处关照，提携有加，虽然和珅的地位也一直在上升，虽然这位公公对十公主从来都是毕恭毕敬，并以其幽默的谈吐及善解人意的机敏，赢得公主的好感，但她已经隐约感到她的几位皇兄对暴发户和珅心存不满。在乾隆的庇护下和珅的确已经登上仕途的巅峰，但冷眼看去实际是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稍有不慎就会跌下万丈深渊……
不管十公主是否满意这门婚姻，她的命运已经同和珅在政坛上的沉浮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她的父皇弃天下而去，一旦和珅在政坛上遭遇坎坷，所有的荣华富贵就会化为过眼烟云。
帝王家的女儿仍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两难境地
十公主的父亲-----乾隆在“即位之初，曾焚香默祷上苍：若蒙眷佑，不敢上同皇祖康熙纪元六十一载之数，俾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岁月荏苒，逝者如斯，60年如白驹过隙，25岁的年轻皇帝已经变成耄耋老翁。乾隆在即位60周年的那一天——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圆明园的勤政殿召见皇子、皇孙以及王公大臣，当众公布22年前所写下的立储密旨，册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并将永琰改为颙琰，且追封皇太子生母魏佳氏为孝仪皇后，升拊奉先殿，位在孝贤皇后之次；皇太子移住毓庆宫。“嘉庆”两字摘自乾隆在二十五年元旦的试笔诗中的后两句“朝图志有以，迓新迎嘉庆”，就是在这一年十月初六皇十五子永琰降生于御园的“天地一家春”。
结怨嘉庆 十公主对于父皇要退居太上的决定是完全理解的，总有一天父亲的皇位要传给他的继承者，总有一天她要失去父皇的庇护，去面对人生的一切。除非她也像四姐、七姐、九姐那样短命。十公主对未来实在不敢有太高的奢望，额驸的父亲和珅同她的皇十五兄——即将即位的嘉庆存在解不开的过结。和珅为了讨好即将成为嗣皇帝的永琰，在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二——公布永琰为皇太子的前一天，亲自到十五阿哥永琰的藩邸递上一柄玉如意。按照满洲贵族的习俗，每到年节，宗室王公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员都要向皇帝递如意，取其吉祥如意之义。和珅向十五阿哥递如意，表明对即将成为新皇帝的永琰的恭维。孰料她的兄长永琰并不领情，而且在和珅离去之后大发雷霆，喝令王府侍卫，以后和珅来见一律不得通报。十五阿哥的敌对情绪，自然令十公主感到事态的严重。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归政大典在太和殿隆重举行；大典之后十公主的父皇从皇帝变成了太上皇帝，她的皇十五兄则从皇太子变成了嘉庆皇帝；而她的公公和珅则周旋于太上皇帝与嘉庆皇帝之间，一个在政坛上极为特殊也极为微妙的时期开始了。
十公主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了，乾隆不仅勤于政务，身体也非常硬朗，在七八十岁后除了耳朵有点背还相当健康。自从即位以来，每年的冬至郊天大典都要亲自参加，即使乾隆在六十年九月初三宣布即将退位之后，仍然前往天坛进行最后一次祭天大典。一个85岁的老人冒着刺骨的寒风，拾级而上，亲祭苍穹。看得出，她的父皇的确未衰老到难以处理军国大政的地步。
而乾隆本人又绝非怠于政务，沉溺享乐、淡薄权力之辈。尽管为了归政，已经在大内的外东路修建了宁寿宫作为退位后颐养天年的居住之地，并在宁寿宫西侧的空地上营建了古华轩、旭辉亭、养性殿、遂初堂、萃赏楼、符望阁、竹香馆、佛堂等一组楼台馆阁，回廊与山石、花木交相辉映，组成一处园中园，以遂当初周甲退位的心愿，实现“养性保无欲”的设想。但乾隆在公布立储密诏的同时，也宣布退位后仍然留在养心殿，不搬到为归政而营建的宁寿宫。
养心殿位于军机处的北面，自雍正以来就是清朝皇帝居住与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对乾隆来说，养心殿就是他行使权力的中心，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这就意味着，乾隆在退居太上以后，依然要“养心期有为”，而不是“养性保无欲”。他对此曾有如下解释：“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仍照常居此，非惟自便，兼欲便于大小臣工也”。机敏的十公主已经从乾隆对养心殿的留恋，洞察出父皇对权力的依恋……
她的皇兄永琰也觉察到这一点，在宣布被立为皇太子的第二天，即吁请父皇明令停止改元与归政大典的实施。他本人只是作为皇储，“谨当备位储宫，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本来这是个心照不宣的问题，现在却被皇太子永琰给点破了。皇太子的奏请的确让文武百官陷入两难，不奏请乾隆继续执政肯定会让老皇帝有失落感，奏请乾隆俯顺天心民意“久履天位”取消归政大典则不免开罪未来的嘉庆皇帝……和珅以及王公大臣在经过一番权衡后，还是联名具疏：恳请乾隆继续执政。十公主当然清楚，这一表态对和珅将意味着什么……
既然归政中最敏感的问题已经公开，乾隆也就不再掩饰，公开表态道：“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可以知所禀承，不致错失，而大小臣工，恪恭尽职，亦可谨凛遵循。”即将即位的嘉庆，实际上同皇太子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替乾隆到“郊坛宗社”进行祭祀，履行“跪拜仪节”。
在嘉庆改元后，她的父皇依旧大权在握，正像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帝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招待朝鲜使团时所说的：“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谢恩。”
乾隆在退居太上之后，并不显得特别衰老。嘉庆时期的盛大庆典，太上皇帝都要亲自参加，元旦他要到太和殿接受皇帝以及王公大臣的朝贺；正月十一、正月十五、正月十九，他三次设宴招待前来朝贺元旦的蒙古王公、回部伯克及外藩使节。朝鲜使节金文淳对乾隆去世前一年——嘉庆三年(1798)的元旦接见有如下记载：
第一次赐宴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前的蒙古包里进行，“太上皇帝乘黄屋小轿而出”，“入御蒙古大幕，皇帝西向侍坐，动乐设杂戏。礼部尚书德明引臣等诣御座前跪，太上皇帝手举御桌上酒盏，使近侍赐臣等”。宴迄，太上皇帝“出御‘山高水长’”观看在那里表演的摔跤、西洋秋千以及施放的烟火。
第二次赐宴在正大光明殿，在宴会结束后，乾隆观看表演的摔跤、西洋秋千及施放的烟火。
第三次赐宴在“山高水长”亭下。“太上皇帝出座，皇帝侍坐。德明以特旨引臣等至御座前，太上皇帝使和珅传言曰：‘你们还归，以平安已过之意，传于国王可也。’臣等叩头，退出班次。宴毕后，太上皇帝入内，礼部官皆退去。宦侍手招通官(即翻译)引臣等随入‘山高水长’阁之内，从后门出，逶迤数十步，太上皇帝所乘黄屋小轿载于船上，船上从官不过四五人，此时日已昏黑，而无炬火，但有一人，以火筒从岸前导，明照左右，火筒制样，以土作筒形，外施绘彩，内装火药，节次冲火，光焰烛也。臣等乘小舟从行”。88岁高龄的乾隆，在春寒料峭的岁首，尚有如此高的游兴，其身体康健可见一斑。
到嘉庆三年之后，太上皇帝的记忆力已明显衰退，很可能得了老年健忘症，经常是刚用过早饭，又传早膳，往往是“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不久，乾隆说话也变得含混不清，除了和珅没有人能听懂太上皇帝在说什么。《春冰室野乘》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珅入见，珅至，则上皇南面坐，仁皇(嘉庆庙号)西向坐一小几，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珅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珅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均为白莲教首领)’。上皇复闭目，诵不缀。移时，始挥之出，不更询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和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父皇依旧大权在握，其结果也就必然使得她的公公和珅卷进权力交接的漩涡。
十公主也太了解她的皇兄——嘉庆皇帝的为人。无论是精力、魄力，还是胸怀、才气，嘉庆同乾隆都不在一个级别上。乾隆在三十八年秘密立14岁的永琰为皇储时，也只能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实际上，乾隆对自己的抉择也无太大的把握，在密立皇十五子为皇储后的第一次祭天大典中，曾“默祷上帝：‘以所定皇子若贤，能承大清基业，则祈昊苍眷佑，俾得有成；若其人弗克负荷，则速夺其算，毋误国家之大任，予亦可另行选择。’”正像乾隆所解释的“朕非不爱己子也，然以宗社大计，不得不如此，惟愿为天下得人，以继祖宗亿万年无疆之绪”，如果所选定的皇储难当重负，宁肯“令其短命而终”。
乾隆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乾隆五十一年(1786)-也就是十公主下嫁前3年，浙江学政窦光鼐上疏参劾“浙江州县仓库多亏空”，“嘉兴与海盐诸县亏数皆逾十万”，“平阳知县黄梅假亏空苛敛”，浙江布政使兼杭州织造盛柱进京“携赀过丰”，以及盛柱曾馈赠皇十五子永琰财物。被秘密立储13年的永琰，已经流露出攫取财富的倾向，尽管乾隆对永琰很不放心，却已经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选择。乾隆早年最钟爱的孩子是皇后富察氏所生的皇二子与皇七子，而其晚年最疼爱的就是这位十公主。如果十公主是男儿身，嘉庆的皇太子位置也许早就保不住了……
且不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就凭和珅把嘉庆赋诗祝贺藩邸老师——担任两广总督的朱珪，调至京师担任大学士一事向乾隆汇报，就足以令嘉庆耿耿于怀。乾隆对嘉庆是否染指权力、是否与藩邸旧臣、朝中大臣过往从密非常敏感。嘉庆改元后，新君在藩邸的老师朱珪，同其他大臣一样向嘉庆进颂册，然而朱氏的颂册则要受到审查，看其措词是否得当，是否符合大臣之体，而和珅就是审查此类措辞的负责人。当乾隆决定把担任两广总督的朱珪调至京师担任大学士时，嘉庆立即赋诗祝贺，孰料墨迹未干，和珅早已把此事向乾隆汇报，从而使太上皇帝得出“嗣皇帝欲示恩于师傅”的结论，大动肝火，顾谓董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颇有治罪嗣皇帝之意。董诰叩首不止，请乾隆息怒，太上皇“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珪之召”。
这场风波虽然平息，但嘉庆一旦真正执政，对始作俑者和珅焉能放得过！一念及此，十公主不禁一身冷汗。
天崩地坼 嘉庆三年冬至以后，乾隆就被风寒所侵，尽管乾隆所有的儿女及近臣都竭力劝太上皇帝节劳静养，但他本人却平静不下来。平定白莲教牵动着他的心，除夕设在重华宫的筵宴以及嘉庆四年元旦的朝贺大典他要参加，外藩使臣他要接见。一连几天的劳累使他兴奋不已，到了大年初二，急切盼望平定白莲教捷音的太上皇帝，再一次拿起饱蘸墨汁的笔，写下一首五言律诗——《望捷》：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
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灾。
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
他在这首诗的自注中写道：
“现在已届新正，惟冀喜音迅递，将各路著名匪犯悉数生擒，接踵而至，即可计日戴功，盼望尤为殷切。”
正当人们为太上皇帝所表现出的旺盛的精力由衷感到欣慰之时，恰恰是死神一步步向乾隆逼近之际。就在当天下午，偶感风寒多日的太上皇帝病情急剧恶化，任何汤剂都无济于事，时至傍晚已经大渐，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虽然他的心脏依旧在顽强地跳动，他的生命还未最后终结，但对于一位大权在握的君主来说，不能再行使九五之尊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从初二下午乾隆陷入昏迷，嘉庆就自然而然接管了权力，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和珅等召到乾清宫侍疾，以便控制起来。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 年 2 月 7 日)辰时，统治清王朝将近64年的太上皇帝在乾清宫晏驾，终年89岁，结束了既漫长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
对十公主来说，天崩地坼的厄运终于从天而降。
力挽狂澜
和珅获罪 就在乾隆去世第五天——正月初八，嘉庆帝将和珅逮入刑部大狱，并于正月十六日在所颁发的上谕中，公布和珅二十大罪状，诸如“初二日即在朕前选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在行宫骑马“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在大内“乘坐椅轿”、“将出宫女子取为次妻，罔顾廉耻”、乾隆病危后“和珅毫无忧戚”、在白莲教起事后“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以及“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个，而大块真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务府所无有者”、“夹壁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家内银两及衣服等逾千万”、“附京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以首辅大臣与小民争利”等等。归纳起来就是：对太上皇帝不恭，赃私累累，泄露立储机密，延误汇报军情。
嘉庆四年正月十六日，大学士九卿科道等遵旨对和珅等拟定处理意见，经议作出“请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的判决，并把议处送至御前。大学士九卿的拟处，显然是迎合嘉庆的情绪，但嘉庆在作最终判决时不能不考虑列祖列宗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量刑尺度。从情感上说，嘉庆恨不得立即把和珅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但从律例上权衡，嘉庆又不能不有所顾虑。固伦和孝公主的荣辱，已经同对和珅的处置紧紧联系在一起……
公主求情 正当嘉庆举棋不定之际，固伦和孝公主入宫求见。公主是个有主见的人，从来说一不二，众阿哥都得让她三分。她此次入宫，为对和珅的判决而来，无论如何也要恳请大权在握的皇兄赏和珅一个全尸。固伦和孝公主很清楚，大行太上皇帝尸骨未寒，这是嘉庆必须顾及的。更何况嘉庆治罪和珅的主要罪名是贻误军机，按以往惯例，对贻误军机最重的处罚是处以死刑，如讷亲、张广泗、杨应琚、柴大纪等；而像常青、孙士毅等几乎没受到惩罚。如果按照专权擅政治罪和珅，顺治在治罪多尔衮党羽时只对何洛会一人凌迟处死(何洛会，原本是顺治之兄肃亲王豪格下属，陷害豪格致死，在豪格死后又鼓动多尔衮杀害豪格诸子)；康熙在计擒鳌拜后，念其以往赫赫战功只是将其幽禁；雍正在即位后，对恃拥立之功而自傲的隆科多与年羹尧，一予幽禁，一赐自尽。如果按照贪污受贿惩治和珅，最重也只能斩立决。
太上皇帝刚刚去世，就对他所任用的宰辅大臣处以极刑，于情于理都有点说不过去，嘉庆总要顾及国体。经过固伦和孝公主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辩，嘉庆终于对幼妹让步，在正月十八日下达赐和珅自尽的命令，谕令如下：
“就和珅罪状而论，其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指，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情罪尤为重大。即不照大逆律凌迟，亦应照讷亲之例，立正典刑。此事若于一二年后办理，断难宽其一线，惟现当皇考大事之时，即将和珅处决，在伊固为情真罪当，而朕心究有所不忍。且伊罪虽浮于讷亲，究未身在军营，与讷亲稍异。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以和珅丧心昧良，不齿人类，原难援‘八议’量从末减，姑念其曾任首辅大臣，于万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赐令自尽。朕为国体起见，非为和珅也。”
半个宅子
固伦和孝公主下嫁丰绅殷德，虽然不是政治联姻，但这桩婚事肯定要受到政局变化的牵连，在和珅锒铛入狱的同时，固伦和孝公主也经历了饱受凌辱的一幕——被抄家。自努尔哈赤开国以来，还没有一位公主被抄没家产，想当年崇祯的女儿是因为国破才家亡，而十公主却是国在而家破……
和珅家产 固伦和孝公主的夫家到底有多少财产，她也说不清，一则是她不屑管家，二则是她本人从小受到乾隆钟爱，养尊处优，衣食住行都是最高级别的，对财富从未有过需求感，她不愿被家庭琐事纠缠，乐得自在。
在和珅的巨额家产中，恐怕有一半左右来源于经商。和珅擅长经商，兼之得到皇帝的信赖，在经营的同时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敛财，很快就挣下一份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家产，一跃而成为京城首富。
和珅从他父亲常保那里承袭的家产只有一份旗地、一处房产，在经过他的经营后，田地、房产遍及直隶的三河、昌平、蓟州、密云、宛平、文安、顺义、容城、天津、静海、易州、新城、大城、交河、青县、清苑、安肃、承德等地，其中出租的房屋1000多间，出租的土地近1300顷，仅在京城前门一带出租的铺面房就有30多处。此外，他还经营钱店、当铺及粮店、酒店、古玩店、瓷器店、灰瓦店、旅店、弓箭店、柜箱店、鞍店，并在京西开煤窑。
尽管和珅也出租土地，但他更感兴趣的还是放债、开当铺、店铺等。从查抄和珅家产的档案记载：他本人所开当铺12 座，由其仆人出面所开的当铺8座，出租房屋1001间半，放债银两26355两。八十辆大车折银九千六百两；“正珠手串二百余，其余珍宝金银不可胜计”；“和珅花园内房一千零三间，游廊楼亭共房三百五十七间”；和珅花园内金银器皿有“金小如意一对，金锲九个，金盒十三个，金镶松石盒二个，银盒二十件，银壶三件，银渣斗十五件，银烛钎一对，银茶盘六件，银盖碟四个，马圈一所(计房四十五间)，善缘庵寓所一处房八十六间，游廊四十三间”。
另据档案中记载，一个叫许五德的人系庄头霍三德家奴，因“霍三德多收钱粮，并指称本主讹诈得银五百两，在步军统领衙门呈控”。许五德与和珅的亲戚恒德关系密切，求恒德托和珅照应，“许事成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送银一万两，以为酬谢”，和珅则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
从和珅所经营的范围来看，并不具有明显的“官倒”色彩，这一点在嘉庆对和珅的指控中已经得到证实，所谓“家私累累”“经营店铺”“与民争利”即此之谓。和珅并未像有些官员那样染指由国家所垄断的盐业，既未像康熙时的大学士明珠那样凭借权势委派家奴去天津盐榷衙门以批发价购买大批食盐，再用“金义”、“钱仁”的假名去零售、贩卖私盐；也未像雍正时期的夔州知府程如丝那样为贩卖私盐，封锁江面，滥杀无辜。
按照清代的法律，官员只要不在任所经商、不与属下及所管辖的百姓发生借贷关系、月利在三分以下就不算违法。但一旦他们因其他问题获罪则很难逃脱被抄家的厄运。
按照清朝法律，只有谋反大逆才抄没家产，十公主当然清楚，无论和珅多贪婪、多以权谋私也定不上谋反大逆的罪名，可是大权在握的嘉庆皇帝偏偏要按照谋反大逆来治罪和珅，抄没家产。公主的几位皇兄对于和珅的财产，早就垂涎三尺了。在乾隆退居太上之前，皇十六兄永璘就同包括被秘密立储的永琰在内的几位兄长私下议论道：即使皇帝的位子像雨点一样多，也不会有一滴落到我的头上，将来无论哪位兄长当上皇帝，只要把和珅的宅子赏给我，就行了……永璘终于得偿宿愿，不仅得到和珅宅子的一半，还得到和珅的庆余当。而皇十一兄——成亲王永瑆则得到和珅海淀园子的一半，以及和珅的永庆当。至于宅子、园子的另一半，则留给了固伦和孝公主。朝野上下谁都明白：在这场变故中，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固伦和孝公主。
公主府之谜 既然永璘对建在毗邻西苑(今北海、中南海)的什刹海的宅子朝思暮想，为何嘉庆只给同母弟半个宅子？换言之为什么还会给和孝公主留下半个？如果位于什刹海的宅子是和珅名下的财产，按照抄没家产的规定就要全部没收，给和孝公主留下半个的做法很值得推敲：
其一，清朝公主结婚时要建一座公主府，而目前却没有发现被称作和孝公主府的遗址，最被乾隆溺爱的和孝公主下嫁时不可能没有公主府，而发生在嘉庆八年的公主府长史奎福到内务府呈控丰绅殷德谋为不轨的记载，也证实了和孝公主府的存在。和孝公主府怎么能从人间蒸发，未留下任何遗迹？
其二，那所位于什刹海的宅子能被永璘看上，就说明其豪华程度比起王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元年所制订的《大清礼制》对于宅第舆服的等级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允许朝野各色人等在宅第舆服上超过自身的等级，以维护上下有别的体制。什刹海的宅子绝对超过和珅自身的等级，但不管他多得宠也不可能拥有王府级别的住宅。乾隆五十一年(1786)御史曹锡宝曾疏劾和珅家奴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曹锡宝之疏送抵御前时，正在避暑山庄的乾隆立即对在行宫伴驾的和珅进行诘问。已得到风声的和珅早已经通知刘全把逾制的房屋拆除，把其他违制的物品转移，所以便胸有成竹地请求皇帝“严查重惩”，结果当然不会查出什么。这本身就足以反映出乾隆对查处宅第舆服“逾制”的重视，和珅敢明目张胆地在乾隆眼皮底下“逾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