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什刹海宅子的地基是乾隆所赐，为什么乾隆要赐给和珅一块位于黄金地段而其面积又可以建造一座王府级别的宅第？
以上三个疑点似乎暗示人们：什刹海宅子同和孝公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和珅虽然讲排场，但以他的心计绝不会公开“逾制”，他要利用同乾隆结为儿女亲家的有利条件，打着为公主下嫁营建府邸的旗号，合法地营建超越自身等级的住宅。这一招果然见效，不仅得到乾隆赏赐的宅基地，也堵住御史“风闻言事”的嘴。正因为什刹海宅子是为公主下嫁而建，其规制才能等同王府——其实由于乾隆对小女儿的溺爱以及和珅的假公济私，什刹海宅子的豪华程度不仅大大超过和敬公主府，也超过了众多王府。
也许正因为什刹海宅子在实际上并不是和珅名下的财产，嘉庆才颇费周折，在满足幼弟永璘欲望的同时，也要顾及幼妹和孝公主，因而在分掉半个宅子后，又把没收的和珅园子划出一半拨给和孝公主作为补偿。
这次抄家的最大受益者是嘉庆，和珅的金银、古玩，统统交给皇帝的内库——内务府广储司，其经营的当铺、出租的地亩均上交内务府，继续为皇帝营利。难怪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嘉庆既是最大的受益者，又不愿落下“好货之主”的恶名，自然也要极力掩盖和珅家产的真实情况。和珅的家产已经成为一笔糊涂账，而这正是嘉庆一手造成的。
对十额驸来说，经历被查抄之后能保住半所宅院和半个园子，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要不是十公主的金面，丰绅殷德最轻也要发往军前效力，而十额驸在抄家后还能住在京城过着赋闲的生活，已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雪上加霜
尽管十公主夫妇并未在经济上陷入饥寒交迫，但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往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诚所谓：“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就在和珅被处死一个多月之后，又发生了正珠朝珠一案，由于和珅家人的揭发，十公主的丈夫又被解至公堂受审。嘉庆在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针对此事发布上谕：“据绵恩等查出正珠朝珠一挂呈览，朕视之甚为骇异，正珠朝珠为乘舆服用珍物，岂臣下所应收藏？若云贡献所需，则绦辫何以皆用香色？其非预备呈进明甚。因询，据绵恩称，曾讯之和珅家人，供称‘和珅日间不敢带用，往往于灯下无人时私自悬挂，临镜徘徊，对影谈笑，其语言声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闻悉’。此种情状，竟有谋为不轨之意，若此事败露于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照叛逆凌迟处死，亦当予以大辟。今已赐令自尽，幸逃显戮，姑免磔尸。至伊子丰绅殷德，若知有此物不行举发，即当照大逆缘坐律办理。今经绵恩等再四讯究，实不知情，著加恩免其追问。但不应仍叨世袭伯爵，丰绅殷德革去伯爵，停其世袭，赏给散秩大臣衔，当差行走。”
经此处置，丰绅殷德被革去伯爵。虽然固伦公主的封号并未被剥夺，但十公主心里明白：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自从乾隆去世，固伦和孝公主家就没有消停过。朝廷上压力重重，家庭内也矛盾种种……
移情侍妾 丰绅殷德纳妾所造成的夫妻关系紧张，在此刻又凸现在和孝公主的面前。别看妻子的名分高，但在丈夫的心目中往往是“妻不如妾”。被三纲五常扭曲心灵的男人，在两性关系中的自尊已经近乎病态，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侍妾面前才能如愿以偿。身为额驸的丰绅殷德本来在公主面前就很自卑，在他的父亲被治罪、被抄家后，在公主面前愈发抬不起头。他虽然很感激公主为父亲求得全尸、使他本人免于发配军前以及为他提供栖身之地所做的一切。愈是感激公主，丰绅殷德也就愈发难以直面备受牵连的公主。但他毕竟是个男人，虽然身处逆境也有生理上的需求。他需要逃避现实，需要发泄性欲，而这一切只有同侍妾在一起才能得到满足……
自和珅被治罪，这一大家子全都仰仗十公主支撑，然而额驸还要移情侍妾，而让公主独守空房，实在伤透了公主的心。尽管十公主伤感已极，还是把打落的牙齿往肚子里咽，固伦公主的身份使得她只能对此缄默不语。可到了嘉庆八年(1803)，由于公主府被革长史奎福到内务府“呈控丰绅殷德演习武艺，谋为不轨，并欲谋害公主，将侍妾带至坟园，于国服内生女”，终于把十公主与额驸之间并不和睦的内情公开，嘉庆特令大学士董诰负责审理此案……这对固伦公主的确是件很伤自尊的事。
名义夫妻 此次风波虽然很快平息了，但十公主的心早已经被伤透了，公主对额驸既无感情可言，也不抱任何希望，彼此只是维持夫妻名义。政治上的压力已经让他们“小心翼翼，忧谗畏讥”，事事小心，“朝亦随群动，暮亦随群动”，“履薄而临深，兢兢念须笃”；而在侍妾事件被揭露后，夫妻之间愈发冷漠。十公主不可能原谅额驸，额驸也不敢再同侍妾来往，彼此都独守空房，用笔墨来打发孤独寂寞的长夜，抒发内心的苦闷，红尘离他们越来越远……
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已经与他们无缘，“功名事业俱泡影，埋骨何劳墓志铭”，“华荣瞬息间，求得将何用”，“可知名与利，得丧空为害”。虽然他们在表面上已经适应了“自由自在神俱爽，无事无非梦亦调”的生活，但其中的苦涩只有自己品味。在这个世界上惟一让十公主牵挂的就是她的母亲惇妃，和珅家庭所遭受的变故，也直接影响到惇妃在后宫的处境，惇妃早已经失去乾隆在世时的风光，嘉庆十一年(1806)，惇妃怀着对惟一骨肉——十公主的无限牵挂，离开了这个杀机四伏的大千世界，终年61岁。
在苦难中最先倒下的是十额驸，郁恺成疾的丰绅殷德在嘉庆十四年(1809)冬开始大出血，翌年春(1810)撒手尘寰，终年36岁，留有侍妾所生的两个女儿，长女11岁，次女5岁。诚如一首悼诗中所言“逝者自逍遥，生者思未安”，他给十公主以及两个女儿留下的是“家虽日渐贫，犹未苦饥冻”——粗得温饱的家业。
日之将夕
家事固然令十公主揪心，但日非的国事更令她难以释怀，这江山社稷毕竟是她父皇传下来的，毕竟凝聚着她父皇60多年的心血。嘉庆虽然处死了和珅，却无法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当今皇帝的能力也只能跻身于守成之君的行列，他的决断能力、应变能力根本不能同皇考乾隆相比，而他所面临的问题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刚一改元就遇上因擒拿教首刘之 协 所 引 发 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平定这次起义用了将近 9 年的时间，清政府为此也付出沉重的代价：动用军队十余万人；使用战马四万余匹(不包括各省所购买的)；调拨饷银二亿两。
而如何医治战争的创伤、如何恢复饱受摧残的经济以及如何妥善遣返在平定白莲教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乡勇都是很棘手的问题。上述问题解决不好，刚刚平息的动荡就又会形成燎原之势。对十公主来说，发生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的禁门之变，堪称惊心动魄。
宫禁难禁 天理教教徒林清在宫内太监的配合下，利用嘉庆去承德避暑山庄举行木兰秋弥还没有回京的机会，策划200多名教徒从黄村出发，在菜市口集合，然后分为两路，一路奔东华门，一路去西华门，突然袭击皇宫，林清则留在黄村等待援军。
从东华门混进皇宫的教徒十人左右(一说五六人)，被侍卫发现，立即关闭大门，把几十名教徒挡在宫门之外，而混进西华门的教徒则约四五十人，他们在混进皇宫以后为阻挡官军，反而把西华门关闭，手执白旗，进攻隆宗门、养心门，大内已经沦为战场……
在上书房读书的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在听到四起的杀声后，不得不手持鸟枪，以阻止歹徒攻进皇后的寝宫。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多亏仪亲王永璇率领禁军从神武门入宫，向天理教盘踞的隆宗门推进，才最终平定了这起事变。经过两天一夜的清理，生擒以及击毙闯进皇宫的歹徒共“七十二名”，留在黄村等待援军的林清及其教徒也被抓捕归案。
正在回京途中的嘉庆在接到宫禁遭到袭击的奏报后，异常震骇，于九月十七日在燕郊行宫颁布《遇变罪己诏》。
通过林清等人的口供，此次事变的轮廓基本勾画出来：
天理教的前身是八卦教、红阳教，教徒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在河南传教的是李文成，自称是“李自成转世”；在河北及北京一带传教的林清，自称姓刘，是“汉帝转世”，在山东传教的是冯克善。天理教同许多秘密宗教一样把给人看病作为传教手段，由于林清曾在西单牌楼南路的一家药铺学过三年徒，又到其他药铺当过伙计，对医道比较精通，在治病方面比一般教徒“把茶叶在香上熏绕数转，令病人煎服”的疗效，自然要明显得多。此外还编出“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等歌谣广为散布。
天理教教首根据天象变化----“彗星出西北方(根据‘讖纬’之说‘主兵相’)”，认为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即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午时发动起义，最为有利。并规定起义口号：“奉天开道”；联络暗号：“得胜”；还散布在该年九月有“白阳大劫，刮黑风七昼夜，惟入教之人给‘奉天开道’小白旗，即可免祸，其余遭劫，一概死亡”；“凡在教者，教主给白布小旗树于门，可免杀戮，无旗者尽屠之”，并传播“专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等改朝换代的论调。
林清想通过突袭皇宫夺取政权，在他看来“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即关外)”。为此，他想方设法在皇宫内的太监中传教，太监刘得财因是大兴人，便成为天理教极力争取的对象，又是赠金银，又是拜把子，于是刘得财就成为太监中第一个天理教教徒。经刘得财传教，太监阎进喜、杨进忠、王福禄、高广福、刘金、张泰等人也都相继入天理教。嘉庆十八年三月，林清两次来北京同刘得财等人见面，布置任务，并让他们作好接应的准备。
大厦将倾 十公主在得悉上述口供内容后，简直惊呆了。教匪竟然在朝廷的眼皮底下发展内线，可嘉庆皇帝却一无所知，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失职吗？这的确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对局势的失控、对民变的失控、对教匪的失控，难道是“当今大蔽，在‘因循怠玩’四字”所能解释的吗？如果在嘉庆八年的神武门遇刺事件后，嘉庆能及时加强对侍卫、太监的管理、加强对宫禁的控制，即使天理教滋事也不可能闹到喋血禁中的地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不管十公主是否愿承认，国运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
哀莫大于心死，面对从家到国所呈现出来的江河日下，十公主只能一声长叹。她既然无力扭转颓败的势头，就只能像漂浮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随同风浪沉浮，直至被汹涌澎湃的洪水所吞噬。道光三年(1823)九月初十，历经变故的十公主，离开了这个既无牵挂又无限牵挂的世界，享年 49岁。
顺便一提的是，到十公主去世之后，公主名下的另一半宅子也划归给了庆亲王永璘。迨至道光三十年(1850)永璘之孙奕劻袭辅国将军时，已无资格再享用王府。两年后(1852)咸丰皇帝把原来的庆王府邸赐给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䜣，庆王府就变成了恭王府。如果固伦和孝公主地下有知，又会对自己身后的萧条乃至一无所有有何感受呢？！
生于末世运偏消
咸丰养女荣寿固伦公主
生父：恭亲王奕䜣 养父：咸丰帝
生母：瓜尔佳氏
荣寿固伦公主 堂妹：荣安固伦公主
配偶：景寿子志端 配偶：符珍
她本是恭亲王奕䜣的长女，命运之神却让她成为皇帝咸丰的养女，成为了荣寿固伦公主，成为与清王朝衰亡同步的末代公主。
咸丰养女
咸丰四年(1854)二月初二，一个女婴在恭亲王府降生，这就是恭亲王奕䜣的福晋瓜尔佳氏给23岁的王爷生下的长女大格格。大格格出生前的几个月，太平军已经打到直隶(河北)，恭亲王已经受命负责京畿的守卫。为了应付天国狂飙逼近京畿，咸丰甚至打破乾隆以来的不许亲王入主军机的惯例，令奕䜣担任军机大臣。就在大格格出生前的一个月，奕䜣所指挥的清军已经把北伐军驱逐出直隶，到大格格出生后还不到两个月清军就在阜城把北伐军余部歼灭。从皇宫到王府都认为大格格的降生是“景星入户”，大格格是个给皇家带来幸运的格格。
意在招弟 “二月二，龙抬头”，在“龙抬头”这天出生的大格格，绝非恭王府能留得住的。比恭亲王年长一岁多的咸丰皇帝还没有一个孩子，因而对这个被视为“景星入户”的侄女格外喜欢，大格格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咸丰收为养女，派人给接进紫禁城，作为咸丰皇后钮祜禄氏的养女。
清朝皇帝自开国以来，就有把侄女收为养女的习惯，尽管皇帝儿女成群，但还觉得用以进行政治联姻的女儿不够用，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乾隆所收养的和亲王弘昼之女下嫁蒙古巴林部)都收养侄女，这些被赐号公主的皇家之女同皇帝的女儿一样，在清朝开基立业、统一海内、开拓疆域、维护北部及西北部的安全、缔造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争取盟友、巩固联盟的作用。
然而到了咸丰时期，却已是不堪回首话当年了，国势的衰微已不必说，就连皇帝繁衍子嗣的能力都微乎其微了。当17岁的咸丰还居藩邸时就已娶萨克达氏为福晋，到他20岁即位后陆续纳妃嫔累计有 19 人，然而当他都23 岁时，所有的后妃竟然没有一人能生下一男半女，他都等 6 年了。当恭亲王的大格格一出生，他就决定把侄女抱进宫中当女儿，有了女儿说不定就能招个弟弟，咸丰太需要儿子了。
要说大格格还真是能招弟，入宫没几天她的一位养母——丽嫔他他拉氏就有喜了，到年底(1855年初)生下个公主，虽说是个公主，到底是皇帝的亲骨肉。更令咸丰兴奋的是，一年多后懿嫔叶赫那拉氏生下大阿哥载淳，时为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三日，两年后玫嫔徐氏又生下二阿哥，时为咸丰八年(1858)二月初五。虽然国事依旧艰难——定都南京的太平天国依旧在同清军浴血搏斗，咄咄逼人的英法也在以武力为后盾扩大侵略，但咸丰毕竟有了子嗣。
善解人意的大格格 咸丰已经儿女双全，可养女大格格在名分上依旧是皇帝的长女，而且这个长女被咸丰的皇后钮祜禄氏视为己出。皇后天性善良，大格格在嫡养母的言教与身教下又知书达理、懂得宫里规矩。尤其当她的几位庶养母——丽嫔他他拉氏、懿嫔叶赫那拉氏、玫嫔徐氏相继生育后，大格格已经本能地感到嫡养母对孩子发自内心的喜欢，机灵的大格格也就尽可能多地呆在皇后的寝宫，承欢膝下。自幼离开母亲的大格格得到了母爱，皇后也享受到天伦之乐，虽然她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母女之情绝不亚于亲生。
不知是恭亲王对女儿有所提醒，还是自幼生活在宫中的大格格无师自通，自从大阿哥出生后，她对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就特别关照，对大阿哥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也格外尊重、亲近，难道她已经意识到总有一天叶赫那拉氏会母以子贵并列为太后？对于二阿哥及其生母玫嫔徐氏，她也是力所能及地亲近他们，遗憾的是二阿哥出生才几个月就夭折了，大格格对此伤心异常，只有5岁的大格格还要想方设法去安慰失去儿子的庶母徐氏。
在大格格的童年中最值得留恋的就是她同大阿哥、大公主在一起所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他们在一起游戏，在一起垂钓，就像三只欢快的小鸟从丽贵妃那里飞到皇后的寝宫，又从皇后的寝宫飞到大阿哥的母亲懿贵妃叶赫那拉氏的身边，三个孩子给沉闷的后宫带来了难得的生气。
逃难热河
无论是京城还是紫禁城都已经挡不住英法联军的炮火，对大格格、大阿哥、大公主来说，无忧无虑的童年过早地结束了，咸丰十年(1860)他们跟随父母从北京城逃出。
外患逼来 大格格的养父咸丰既不具备迎接挑战的勇气、力挽狂澜的能力，更不能从容地应对政坛上的种种突发事件；他欣赏风平浪静的生活，喜欢歌舞升平的气氛，陶醉于粉黛簇拥的温情……他的情趣同现实世界形成极大的反差，面对即位以来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不胜其烦：太平军和捻军让咸丰闹心，最让他头痛的还是英、法等国的得寸进尺，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一再要求修改条约。
咸丰已经烦到连奏章都懒得看的地步，对于如同一团乱麻的内政外交，他无能为力，索性就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到沙堆里，把同英、法谈判的包袱甩给了广东巡抚叶名琛。但像涉及到公使驻京、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贸易税、传教等一系列问题，则是叶名琛无权解决的。而西方列强对上述侵略要求蓄谋已久，英、法两国又利用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清朝统治者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外部事务的机会，在咸丰六年(1856)再次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
英、法、美等西方列强要扩大侵略，而清朝政府却设法拒绝，尽管咸丰很想避免战争的发生，但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爆发了，“亚罗号”事件就成为了导火线。“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船上的水手也都是中国人，只有船长是船主雇佣的英国人。由于该船曾在香港注册，故悬挂英国国旗，甚至狐假虎威，公开走私。但到了咸丰六年(1856)九月初十该船在香港的注册时间已经过期十几天，广东地方官员遂对这条多有不法行迹船只的水手进行了扣押，英国领事巴夏礼遂以此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而当时的法国又正值拿破伦的侄子——耀武扬威的拿破伦第三统治时期，遂同英国结盟，英法联军在十一月十四日攻陷广州。
占领广州的英法联军企图用武力迫使清朝皇帝接受修改条约、赔款、增开通商口岸等条款，而美、俄等也试图趁火打劫，经过一番谋划，英国军舰10余艘、法国军舰6艘、美国军舰3艘、俄国军舰1艘在咸丰八年(1858)三月初抵达天津的白河口。白河口距离天津200里，设置大沽炮台进行保护。在大沽炮台外还有一道淤积的海沙，军舰至此即搁浅，不能继续航行，堪称是大沽炮台的天然屏障。英法等国军舰在此滞留了20多天，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有一条通过小船逼近大沽炮台的水道。四月初八，联军驾驶小轮船突然闯进大沽口内，大沽炮台轻而易举地陷落了，京师戒严。咸丰立即派曾同洋人打过交道的恭亲王奕䜣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前往天津议和。
所谓议和，实际上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在“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情况下，桂良只能代表清政府在英、法、美、俄所拟订好的条约上签字。
对咸丰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公使驻京，外国公使在金銮殿上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在他看来这比割地、赔款、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自主权还要有伤尊严。当时的中国统治者，竟然闭塞到如此程度——涉及到国家主权的条款并不那么在意，涉及到觐见礼节的条款就争个没完，皇帝的面子比国家的主权更加重要。咸丰甚至让负责谈判进口税的桂良，以取消所有商品进口税来作为取消公使驻京的补偿。尽管在谈判税则时清方已经接受对面、米、熟肉、烟、酒、牛油、香水、服装等30多种日用品免收进口税，英、法等国不仅坚持公使驻京，而且坚持要到北京来互换被批准的《天津条约》。
英法公使是带着二万五千多名士兵“乘军舰赴天津”，显然是来者不善，而且敌方对大沽炮台的防御体系已经了如指掌。对方在抵达大沽后，不按照清方的规定从北塘登岸，以至双方发生冲突。联军再次占领天津，英军驻扎海河左岸，法军驻扎海河右岸；而当桂良奉命赶到天津作为全权代表同英法谈判时，英法又以桂良所携带的关防系咸丰八年所制，不具有全权谈判的资格拒绝与其谈判，尽管桂良一再解释由于情况紧急已经来不及再制关防，他本人完全具有全权，但英国公使额尔金、领事巴夏礼就是不同桂良谈判。英法要重新挑起战端的意图已经一目了然，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京师，而从天津到北京根本就无险可守……
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当联军到达通州后，北京局势已危如累卵，朝廷舆论一致谴责桂良谈判不力。实际上联军一方根本就不打算谈，派谁去都是这个结果。鉴于联军方面认为桂良不具备全权资格，咸丰改派怡亲王载垣去通州。载垣同西方列强从未打过交道，而咸丰对英法联军的态度依旧摇摆不定，为了避免“请旨往返稽延时日”就给了载垣便宜行事的权力。
八月初三载垣同英国领事巴夏礼见面，巴夏礼坚持要求驻扎在通州附近张家湾的僧格林沁退兵，载垣则要求英方在通州递交换约的文本，不必前往北京。虽然载垣接受撤兵，但巴夏礼还是坚持要带着军队来北京。经请旨，清政府已经同意以不得超过四百人为条件，但因为咸丰没有接受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的条款，联军仍不同意就此罢兵。被侵略者同侵略者的谈判，从来就是在对方开列的条件上签字，所谓据理力争不啻于天方夜谭。
处于绝境的载垣扣留了巴夏礼，想迫使对方也能给清朝皇帝留一点面子。一心要挑衅的联军遂以此为借口发起进攻，虽然僧格林沁在八里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根本不可能挡住如狼似虎的联军，八里桥、定福庄均已失守，朝阳门一战更是徒有其名，一听见枪炮声驻防军队便如鸟兽散。方寸大乱的咸丰只有一个念头：跑……
逃到行宫 咸丰与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大阿哥载淳以及大公主、大格格等都平安逃到热河行宫——承德的避暑山庄。在离京前，咸丰已经把同洋人谈判这件极为棘手的差事交给了奕䜣。危难的局势使得年仅7岁的大格格就真正懂得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含义，她时时刻刻牵挂留在北京同洋人谈判的生父——恭亲王奕䜣的安全，盼望能尽快把同洋人议和的奏本驰递到行宫。
由于联军向北京推进，本来一直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奕䜣，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匆匆逃到卢沟桥一带。紧接着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相继被劫掠、焚烧，皇家园林冒出的熊熊浓烟与窜动的火苗，对每个中国人都如同烈火焚心。这把火，从八月二十二日持续了将近半个月，到奕䜣都已经在联军拟订的《北京条约》上签字后，火势依旧……
联军已经从安定门入城，驻扎在国子监一带，京城内外一片惶恐。进入京城的联军只有三四百人，但留下交涉的奕䜣却没有一兵一卒！按照联军的安排，奕䜣在九月初三从卢沟桥迁到西便门附近的天宁寺，一天后又住进法源寺，以便能就近同占领京城的联军谈判。所谓谈判不过是个外交辞令，实际上就是在联军拟好的条款上签字，根本就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
留在北京的奕䜣惶恐不安，度日如年，逃到承德的咸丰则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惟恐洋人再追到避暑山庄。奕䜣把同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签定的《北京条约》的文本送到承德请皇帝批准，除了《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又增加了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给英法的赔款各增加到白银 800万两，同英国还有个割让九龙司的问题，而同法国则有个天主教传教以及教产的处理。趁人之危的俄国，利用《中俄天津条约》附件——《瑷辉条约》以及《中俄北京条约》把清王朝的发祥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吞并。
咸丰面对强加给自己的《北京条约》只有用玺的义务，没有审批的权利……“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可签订《北京条约》时敌军岂止兵临城下，都占领了京城，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耻”，无论对清王朝还是对中华民族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而咸丰不仅要忍受这种奇耻大辱，还要用玉玺而使其变得符合当时的国际交往惯例。
咸丰十年九月底，联军在《北京条约》正式签定后已经从北京撤走，北京又成为了京城。尽管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廷臣一再吁请皇帝回銮，但咸丰就是不想起驾，惟恐“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回銮的奏请。
尽管天气已经进入了初冬，咸丰以及后妃、子女还是都留在了建在口外的避暑山庄的行宫“避暑”。咸丰无法面对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沦为废墟的现实，也无法面对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被他抛弃的宗庙、坛社，更无法面对已经驻进北京的外国公使随时都会要求同皇帝见面、又不行叩头礼的尴尬。他既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也没有痛定思痛、励精图治的志气，宁愿躲在避暑山庄继续做着大清天子。
辛酉政变
一场战乱已经使得快8岁的大格格成了个小大人，对养父咸丰长期滞留在行宫，她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本来咸丰对道光在立储密诏中加封奕䜣为亲王就耿耿于怀，而在北京的洋人也的确有以恭亲王取代咸丰之意，只是由于奕䜣一再严词拒绝才使得洋人的阴谋未能得逞。皇帝必须得回北京，再这么下去，洋人要是再想出个什么歪点子，或者是载垣、端华、肃顺这些从驾的王公大臣再在皇帝与恭亲王之间制造点误会，就更难办了……
咸丰驾崩 看着载垣、端华、肃顺等由着皇上的性子在烟波致爽、福寿园、如意洲等处散心，甚至还把升平署的人召到行宫来上演皮黄、昆腔，大格格意识到咸丰已经到了但愿长睡不愿醒，靠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来麻醉自己的地步，她更是心急如焚。一个8岁的孩子已经在替长辈操心，承受本应由父辈担负的心理重负。
咸丰的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即位以来就面临着太平天国的攻城掠地、洋人咄咄逼人的攻势，内政外交上的接连失利都令他怒不可遏，在逃往热河的路上连急带累已经吐过血，身体愈发虚弱，刚30岁就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转过年以后，咸丰已经决定回銮，却因发病一次次推迟行期，大格格预感到事态的严重。
爽致波烟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一向喜欢看戏的咸丰已经受不了锣鼓敲打的刺激了，传谕“如意洲承应戏不必了”。连看戏的精神都没了，足以反映出皇帝的命门火已经相当微弱了。无论是皇后、懿贵妃还是才8岁的大格格都感到情况不妙。就在这一天的晚饭后，咸丰突然昏了过去。行宫的人——从皇后到妃嫔、从王公大臣到大格格都意识到天崩地坼的一刻已经到来。
等到咸丰苏醒过来时夜色已深，他自己也感受到死亡的迫近，31岁的皇帝开始安排后事：大阿哥才6岁怎能应对内忧外患？六弟奕䜣虽然有才干，万一起了篡位之心那还了得？安排大臣辅政，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当年顺治爷安排了四辅政大臣，结果还是闹出鳌拜专权。由皇后钮祜禄氏垂帘听政？不行，本朝家法从无此制，再说钮祜禄氏也不一定驾驭得了那些大臣。大阿哥的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要是能帮皇后一把——但此人心计太多，真怕钮祜禄氏将来挟制不住叶赫那拉氏……一个又一个的安排，在咸丰的脑海突然冒出，但又突然被否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绞尽脑汁考虑如何避免幼主临朝所引起的大权旁落。
当了11年皇帝的咸丰，在生命的最后四个时辰堪称是最忙的，在辅政大臣的安排上他已经费尽了心思。而伴随着皇太子载淳的即位，载淳的生母必然要同皇后并列为皇太后，肃顺曾劝自己效仿汉武帝“立昭帝、赐死赵钩弋”的做法，但赵钩弋死后出现的则是霍光专权。留下叶赫那拉氏，或许对八大臣是个挟制？但必须把最终处置叶赫那拉氏的权力交给钮祜禄氏，只有这样载淳才能真正登上皇帝的宝座。咸丰终于理出一个自认为万全的安排：把刻有“御赏”的印颁给钮祜禄氏；把刻有“同道堂”的印颁给载淳，“同道堂”暂由载淳生母叶赫那拉氏代管，待小皇帝亲政归还。八大臣所拟谕旨必须要上面盖有“御赏”、下面盖有“同道堂”之印才能生效。八大臣襄赞政务，但又不能越过两宫，单独颁给钮祜禄氏“御赏”之印则体现出皇后钮祜禄氏的地位永远在母以子贵的叶赫那拉氏之上，也就是说以两宫牵制八大臣，再以皇后钮祜禄氏制约叶赫那拉氏。
大格格知道养父最信任的是皇后，最牵挂的是弟弟载淳……实际上她同所有的母亲一样一夜没敢合眼。好容易熬到了凌晨子时三刻，侍从把候在烟波致爽外面的从驾的王公大臣带进殿里，由皇帝口授遗诏。咸丰已经连笔都拿不动了，以微弱的语气宣布：
“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
稍歇片刻又接着说道：
“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以上谕令，是大臣根据皇帝的口述记录下来，再请咸丰最后审定而通过的。
养父召见的最后一个人就是嫡母钮祜禄氏，国事、家事他都要拜托皇后了。跟皇后交代完毕后，已经是寅刻，咸丰突然觉得心里有些空，钮祜禄氏赶紧派人通知御膳房准备冰糖燕窝汤，然而当冰糖燕窝汤送到御榻前的时候，皇帝再次昏迷。到卯时，咸丰一命归天，把一个风雨飘摇、金瓯不全的江山社稷留给了6岁的载淳。
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等人成为了顾命八大臣，而大格格的亲阿玛——在危难之际留在京城的恭亲王却被排除在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养父也没同手足捐弃前嫌。要是亲阿玛真有不臣之念，早就趁乱黄袍加身了……再说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他们镇得住满朝文武吗？大格格心乱如麻。
两宫垂帘 皇太子载淳即位柩前，尊嫡母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生母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给钮祜禄氏所上的尊号中的头两个字是“慈安”，亦称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因钮祜禄氏居住的钟粹宫在紫禁城的东路，民间又称慈安为东太后。而在给叶赫那拉氏所上的尊号中的头两个字是“慈禧”，亦称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因慈禧居住的储秀宫在紫禁城的西路，故民间又称慈禧为西太后。而八大臣给新皇帝拟的年号是“祺祥”。
咸丰遗诏所安排的八位顾命大臣有两位是亲王(怡王载垣、郑王端华)、一位是额驸(景寿——咸丰的妹夫)、一位是宗室成员(肃顺——郑王端华的弟弟，时任御前大臣)，至于从驾到热河的穆荫时任兵部尚书、匡源时任吏部侍郎、杜翰时任礼部侍郎、焦佑瀛时任太仆寺少卿。在八大臣中，最有能力的是肃顺。在太平天国起事后，肃顺不止一次毫不客气地斥责沉溺于享乐的八旗子弟“混蛋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极力建议“国家遇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并一再向咸丰推荐曾国藩的胆识、胡林翼的才干、郭嵩焘的学识、左宗棠的韬略。而清王朝之所以能在江南与天平天国抗衡靠的也就是曾、胡、左等人。
先皇帝以两宫皇太后牵制八大臣的安排已经让一些政治嗅觉敏锐的人琢磨出其中含而不宣的意图——两宫垂帘的味道。最先对太后垂帘听政产生念头的就是小皇帝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但清朝从开国以来从无太后垂帘听政的惯例，要改变祖制但凭她个人是不行的，首先需要说服慈安同意太后垂帘听政。而慈安是个贤妻良母类型的人，她对处理政务无甚兴趣。但叶赫那拉氏很清楚，要打动慈安就得拿小皇帝作说辞。从载淳一出生，慈安就把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儿子看成命根子，惟恐有一点闪失，而现在慈安最担心的就是大权旁落、小皇帝受挟制。
朝廷大臣中也有人在揣摩垂帘听政的可行性，大学士周祖培等人已经窥测到慈禧有垂帘之意，便嘱托关系密切的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听政的事例，编辑《临朝备考录》一书准备呈上，为太后垂帘听政造舆论、做准备。还有比周祖培等人行动更快的，此人就是御史董元醇，他利用御史有上书言事的权力，直接吁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董元醇竟直接提出变更清朝祖制以及咸丰遗诏的奏请：“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襄赞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所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显然是指在咸丰遗诏中有意排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大格格的亲阿玛恭亲王奕䜣。
董元醇的奏请已经发出推翻咸丰遗诏的信号，但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手中的法宝就是大行皇帝的遗诏以及清朝几百年的祖制。孰不知，当咸丰在联军的逼迫下匆忙出逃的时候、当皇家园林被洋人付之一炬的时候，大清皇帝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而当继《南京条约》之后又被迫相继签定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时，人们所奉若神明的祖制也已经被无情的现实碾得粉碎。
慈禧虽然对垂帘听政孜孜以求，但她深知“欲速则不达”，在她的建议下董元醇的奏折给“留中”了，等时机成熟再批复。然而以肃顺为代表的八大臣却不依不饶，以小皇帝的名义草拟了一份严厉斥责董元醇的上谕：“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体，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奏……”
慈禧、慈安两位养母不同意发布批驳董元醇的所谓上谕，为此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召见顾命八大臣，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词语激昂，以至把小皇帝吓得都尿了裤子……慈安只能宣布“明日再说”。鉴于两宫皇太后不肯用“御赏”与“同道堂”的印，斥责董元醇的上谕也就发不出去。为了向两宫施加压力，八大臣来了个集体撂挑子——用当时的话就是“搁车”。八大臣的强硬态度，愈发坚定了慈安支持慈禧实行两宫垂帘听政的决心。
就凭慈禧、慈安绝斗不过八大臣，她们必须联合在京城的恭亲王奕䜣。在咸丰十年底，坐镇北京的奕䜣就已经成为新建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负责人，要垂帘必须得到奕䜣以及与其有密切交往的洋人的认可。为此，慈禧撺掇慈安派侍卫恒起携带密信回京，来探听恭亲王的意图。
恭亲王正因被排除在顾命大臣的行列而难以释怀，当京城、宗社不守的时候他奕䜣受任于危命之间，到联军一撤就又给撂到一边了……他吁请咸丰回銮遭到拒绝，在得悉咸丰龙体欠安后又提出到行宫看望皇帝、恭请圣安，不料咸丰却以“相见徒增悲伤，不必前来觐见”拒绝六弟去行宫。也不知咸丰怎么会对恭亲王奕䜣有那么多的积怨，毫不念及骨肉之情。
大格格本能地觉察到：无论从国事还是从家事，大行皇帝在遗诏中都不该把奕䜣排斥在外……正是因为这种排除，使得热衷于垂帘的慈禧找到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人。恭亲王的愤愤不平、慈禧的勃勃权欲以及慈安对襄赞大臣心存芥蒂，这三方合在一起就足以掀起推翻遗诏的惊天之浪。而慈禧通过自己的妹妹------醇王奕譞的福晋，令奕草拟好治罪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两宫回銮了……由慈禧策划、慈安协助以及恭亲王运作的宫廷政变，已如在弦之箭。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两宫皇太后同小皇帝回到京城，在恭亲王的导演下大学士周祖培、贾桢、驻防京畿的胜保都把吁请两宫垂帘听政“因时制宜”、“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等内容的奏折呈上。被蒙在鼓里的载垣、端华刚一上朝就被拿下，负责护送大行皇帝灵柩的肃顺行抵密云就被已在那里等候的睿亲王仁寿拿下，时为九月三十日，旋即下达了赐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正法的谕令。按照干支纪年法，咸丰十一年是辛酉年，故此政变被称为辛酉政变，也称北京政变。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一，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到养心殿垂帘听政，两宫皇太后当然清楚，外面的事务得靠恭亲王撑着，便以同治的名义封奕䜣为“议政王”。“议政王”的头衔虽然在清初就有，但享有此头衔的是若干个亲王，而在成立军机处后“议政王”已经淡出政坛；现在不仅重新提起，而且享有此头衔的只有奕䜣一人，足以反映出恭亲王在两宫皇太后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此外，奕忻还享受双亲王的俸禄,并 入 主 军机。已经坐镇北京一年的恭亲王，在同洋人的交涉中也多少有了点资本，遂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成为清王朝外交事务的负责人。为了培养同外国交涉所需要的翻译人才，奕䜣在同治元年(1862)创建“京师同文馆”，禁锢得像一块铁幕一样的京师，终于同外部世界有了些许接触。
无论是恭亲王还是两宫皇太后都意识到，要把政变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管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都是肃顺提拔、重用的人，但这些带兵同太平军打仗的人不仅未受到政变的牵连，反而依旧得到重用。至于西方列强，为了早日兑现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也加入同太平军作战的行列，在李秀成进攻上海时就遭到英法军队以及美国人华尔所组织的洋枪队的狙击。
公主封号
辛酉政变后一个月，以小皇帝载淳的名义颁布了一道诏书：册封大格格为固伦公主。按清朝的规定：只有皇后生的女儿才能得到“固伦”级别的封号，妃嫔生的一般是“和硕”级别的封号(个别例外)，抱进紫禁城的养女只有在皇后名下抚养的才能得到“和硕”的封号，而且是在下嫁前才赐给。辛酉政变后，作为皇帝养女的大格格竟破例被封为“固伦公主”；此时她才8岁，还没到下嫁的时候，又是一个破例。而作为咸丰亲女儿、同治亲妹妹的大公主，此时还没得到“固伦公主”的封号。大格格被封为“固伦公主”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既可视为两宫皇太后与恭亲王奕䜣所组成的三人联盟的形成，也可视为两宫对恭亲王的酬谢。
在三人联盟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此人的能力是最弱的。在两宫太后中起作用的是慈禧，但在垂帘之初也要有个熟悉的过程，从内务到外交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奕䜣。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同治三年(1864)，固伦公主已经是个 12岁的大姑娘了。这一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由洪秀全所掀起的反清浪涛基本被平息，“同治中兴”就像一现的昙花出现在晚清的政坛上。所谓“中兴”不过是把困扰清王朝14年的太平军的主力给镇压了下去，至于太平军余部以及捻军依然牵制着清军的大队人马。内忧的问题都未彻底解决，更不要说外患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算不上中兴的局面却使得清廷“三人联盟”的体制受到了冲击。
伴随着同治时代的开始，固伦公主对慈禧皇太后的权欲有了更多的了解，她绝对是个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况三虎了。而她的阿玛又是个有主见、有魄力的人。自从留在京城同联军交涉，奕䜣就已经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几千人的军队就逼得大清天子出逃、把皇家园林烧成一片废墟。只有“自强”才能“为国家谋久安之策”，在奕䜣的带动下，以国防工业为领军的涵盖采矿、制造、航运、近代教育等方面的洋务运动在中国悄然兴起。奕䜣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愈发凸现出他在三人联盟中地位的提高，而这是慈禧绝对不能允许的，于是她极力争取慈安，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失礼作为借口企图把奕䜣从三巨头中排挤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