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恭亲王奕䜣在两宫皇太后面前失礼，实在是慈禧有意找碴。奕䜣被两宫召见时，每次都要商议国内外的大事，一说就是一两个时辰，两宫也都预备下赏赐的茶水，谈的时间长了两宫中的一位必然会说“给六爷茶”。然而有一次却没有预备，唇焦口躁的恭亲王下意识地从御案上拿起个茶盅，一看不是自己平时用的，赶紧又放了回去，水没喝到，反而被慈禧抓到把柄竞敢擅自动用两宫的御用茶盅！还有一次，跪着回答两宫问话的奕䜣，说的时间长了就自己站了起来……这类事情在两宫垂帘之初慈禧也未必较真，但在曾国荃收复南京后她觉得机会到了，这才是“嫌隙人有意生嫌隙”。
在慈禧的策划下，一份弹劾奕䜣“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的奏折在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四炮制出笼，慈禧遂利用这份“均系风闻”的弹劾奏折，以同治的名义罢免了奕䜣的一切职务。
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仅内阁以“此事须有实据”拒绝附和两宫的意见；在要颁布处分奕诟的谕旨时，内阁大学士周祖培竟以“此惟两宫圣裁，非臣等所敢知”为由而拒绝拟旨；以至慈禧不得不亲自动笔，把“事出有因”写成“是出有因”，“诸多狂傲”写成“诸多狂敖”，“倚仗爵高权重”写成“以仗爵高权重”，“诸多挟制”写成“诸多挟致”，“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也许她已经忘记是以同治的口气写谕旨了，竟然写成“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亲政”写成“归政”。
让慈禧惊诧的是，就连惇王、醇王、肃亲王隆懃(qín)等也公开反对罢免恭王，王公大臣的一致反对使慈禧意识到：虽然经过四年的垂帘，要甩开老六奕访还为时尚早，遂在三月十六日降旨：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达“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无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慈禧想把奕䜣从权力中枢排挤出来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毕竟削掉了奕䜣的“议政王”名号。
奕䜣当然清楚，名义上是两宫发难，实际上是慈禧一个人在筹划，缺乏主见的慈安不过是被利用。在三巨头的同盟中，别看慈安几乎什么都不插手，可谁能把她拉过去谁就占有优势。奕䜣不仅窥到慈禧的勃勃野心，也发现了慈安的价值，他知道在今后三人同治的道路上，这类风波依旧会出现。为了表明对两宫的臣服，奕䜣力辞大格格的“固伦公主”封号，最终将大格格改封为“荣寿公主”。
对此，大格格心似明镜，四年前把固伦公主的封号赐给她是为了使刚刚形成的三人同盟更有凝聚力；如今把固伦公主换成荣寿公主，是她阿玛为弥合三人联盟所出现的裂缝所做的努力。不管封号是固伦公主，还是荣寿公主，她依旧是大格格！
公主成婚
大格格在失去固伦公主封号后一年——同治五年(1866)九月，下嫁一等诚嘉毅勇公明瑞的四世孙志端，虽然是按照和硕公主的级别下嫁的，却又没把“和硕”加在荣寿的后面，不伦不类。
公公景寿 志端的父亲景寿也是额驸，道光二十五年四月娶寿恩公主为妻。寿恩固伦公主系道光第六女，生于道光十年十二月初七，是恭亲王奕䜣的同母姐姐。景寿深得道光皇帝的喜欢，在被招为额驸前就被赐予头品顶戴，并令其在上书房读书，因而同皇子奕詝(即咸丰)、奕誴、奕䜣、奕譞都是同窗，彼此之间情同手足，尤其是奕詝、奕䜣都喜欢同景寿探讨义理、切磋骑射。景寿出自满洲世家，祖上又是外戚，对宫禁之事既敏感又谨慎，称得上“敏于世，讷于言”。
凭直觉景寿能感悟到奕詝、奕䜣是道光秘密册立的目标，而且很可能还没最后作出决断。论能力奕䜣无疑是最突出的，但奕詝的生母孝全皇后钮祜禄氏深受宠幸，在道光50岁时又生下皇四子奕詝，由于前面几个皇子都已经去世，奕詝自然受到道光的格外钟爱。一年后祥妃生下奕誴，又过一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静妃生下奕䜣。在道光的几个儿子中以奕䜣最聪慧，在择立皇储的问题上奕䜣的确比奕诒更具有实力。
奕詝的生母钮祜禄氏在道光二十年突然去世，据宫里人说太后得知皇后钮祜禄氏有加害奕䜣之意，赐钮祜禄氏自尽，为了保全皇家的体面对外则宣称病故。如果皇后之死的确与太后有关，实际上是为道光择立一个出色的皇位继承人扫清了障碍。但道光对已故皇后一往情深，反而爱屋及乌，对丧母的奕詝心生更多的怜爱，愈发举棋不定。
社会在进步，道光的思维却比他的列祖列宗还要陈腐，尽管他想通过考核来做最后的决定，但他的陈旧观念使得他并不可能选择真正杰出的人。道光第一次测试，是让诸子去射猎。论射猎皇四子奕詝根本不是弟弟奕䜣的对手，已经琢磨透道光思维方式的奕詝的老师杜受田，便给自己的学生支招-根本不射猎，等皇帝询问时就以时值春日，鸟兽有孕，不忍伤生来回答，这一回答的确在道光心中留下天性仁慈“有人君之度”的印象。又有一次道光生病，把奕詝、奕䜣找去，让他们各自“条陈时政”，奕詝学识比不上奕䜣，杜受田便建议奕詝当皇帝垂询时，只管涕泣，不出一言，必然会给皇帝留下纯孝的印象。
奕詝的表演骗得了道光可骗不过景寿，身在庐山的道光焉能看清庐山的真面目？当道光在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弥留之际派人取出立储密匣、公布立储密旨时，所立的继承人最终还是奕詝，但这份立储密旨的确特殊，上面并排写了两行：“皇六子奕䜣封为亲王；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在立储密旨上写下“皇六子奕䜣封为亲王”已经是前所未有，更让人费解的是“皇六子奕䜣封为亲王”还写在“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的前面，别说两位当事人给弄糊涂了，就是包括额驸景寿在内的满朝文武也都感到云遮雾罩。
既然君臣名分已定，景寿就竭尽全力为被内忧外患所纠缠的咸丰效力。虽然他能力有限，可当太平天国的北伐军逼近畿辅时，危急的形势逼得他举贤不避亲，建议自己的小舅子恭亲王奕䜣负责京畿的守卫。当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占领通州、咸丰决定逃到承德行宫时，自然带走了一向忠心耿耿的景寿，而把最棘手的同英法侵略者谈判的包袱甩给了奕䜣。
一年后当咸丰在行宫的烟波致爽驾崩时，景寿也就被列为顾命八大臣。但四个月后的辛酉政变也牵连到景寿，但他受到的处分是最轻的，仅被革职，保住所承袭的一等诚嘉毅勇公。尽管寿恩固伦公主已经在咸丰九年四月去世，景寿依然保有额驸头衔，寿恩固伦公主毕竟是恭亲王一母同胞的姐姐，而恭亲王又是政变后三巨头之一。景寿在八大臣中不仅受处分最轻，而且在同治元年就被起用为都统、御前大臣等职。
把荣寿公主下嫁景寿之子志端，也就彻底抹掉了辛酉政变给景寿及其家族所造成的阴影。
为国舍家 荣寿公主虽然下嫁志端，但在婚后她的绝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要在宫里度过。咸丰只有一子、一女，加上她这个养女也才姐弟三人，偌大的后宫已经够冷清的了。如果她也像一般出嫁的公主那样偶尔回宫一次，慈安皇太后肯定不适应她的突然离去，就是同治的生母慈禧皇太后也希望在政务之余有这个进退得体的养女来陪陪自己，两宫皇太后离不开她。也许从她被抱进宫里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是个不能嫁出去的格格。
荣寿公主在宫里生活了十多年，目睹了太多的权力之争，虽然在她的身上也流着阿玛恭亲王的血，也有生父逞强好胜、不甘平庸的基因，但她受慈安的影响太深了，身在权力巅峰却不热衷权力。已经感受到国事日艰的荣寿公主，不能不关心大清朝的命运，尤其是一年前所发生的试图把阿玛从权力中心排挤出去的闹剧，愈发使她意识到维持两宫皇太后与阿玛共同治理朝政的必要与艰难。她已经感受到慈禧实现独尊的勃勃权欲，也感受到阿玛要实现“自强”的良苦用心。虽然她在政务上什么作用也起不了，但她毕竟是维系两宫皇太后与阿玛恭亲王合作的粘合剂。
尽管她有了自己的家，但很难见到她的身影，即使人回到家，心思也没放在家上。“国”对于她来说比家更重要，连普通百姓都懂得“覆巢之下无完卵”，何况她这个皇家之女了。她总想：能熬到同治亲政自己就解脱了，到那时两宫皇太后与阿玛共同处理朝政也就该结束了，她就可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小家。同治已经11岁，按照当年顺治帝、康熙帝14 岁亲政的惯例还差三年，三年，再等三年她就可以退步抽身了。
她万万没想到，同治到了14岁，依旧童心未泯，经常把老师李鸿藻给气哭了。她这个皇帝弟弟其实挺聪明，就是没把心思用在功课上，而用在淘气上。但愿他能快点长大，能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接过祖宗血战挣下的江山社稷。转眼到了同治十年，同治都已经16岁了，有一次慈禧抽查了皇帝的功课，据说不仅把经文背得结结巴巴，文章也写得磕磕绊绊。荣寿公主不相信这是真的，她的皇帝弟弟不可能笨到那个地步，莫非是慈禧皇太后不愿撤帘归政……荣寿公主心里泛起一阵又一阵的忧虑。
还没等熬到同治亲政，还没等熬到荣寿公主把心思放在额驸的身上，志端就一命归天了，那一年荣寿公主才17岁。如果她在婚后能在丈夫身上用一点心思、多给他一点儿女之情，会有这个结果吗？为了加强两宫与阿玛联合执政的凝聚力，她顾不上刚刚建立的家。问题是，她所做的自我牺牲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吗？即使到了同治亲政那一天，就会太平吗？万一慈禧不愿放权，那就更麻烦了……
亲人远逝
对荣寿公主来说，同治十三年(1874)是她痛断肝肠的一年，她失去了太多的亲人，她的皇帝弟弟同治、她的妹妹荣安固伦公主(丽贵妃他他拉氏所生的大公主)、同治皇后及其腹中的孩子。
同治之死 同治在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得了痘症(也称天花)，虽说在当时天花已经不像清初那样死亡率高，但同治毕竟是19岁的成年人，成年人出花的死亡率还是高于儿童的，荣寿公主对同治出花充满了恐惧。
两宫皇太后除了让太医精心切脉、开方外，还令后宫供奉起了“痘花娘娘”，为了祈福，宫中也到处悬挂起了红布，给皇上冲喜。荣寿公主总算盼到同治“痘皮外剥，痂疤渐平”的一天——十一月十四日，太医说脉象已经“喜险化平，惟余毒未尽”。谢天谢地，天花这关是闯过来了。当然“余毒未尽”也在荣寿公主的心里留下了驱不散的阴影。
荣寿公主已经感到“余毒未尽”四个字的分量。同治在天花出完后，病情反而一天天加重——“余毒挟湿，袭入经络”，腰部红肿、溃烂以至流脓，“牙龈黑糜”，而这却是花柳病的症状。太医所用的拔毒膏根本不起作用，余毒继续在蔓延……
对于同治之所以会“余毒未尽”，即使像荣寿公主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也会听到一些风声。不是她的皇帝弟弟不争气，实在是宫里的事情太复杂，就连同治大婚都闹得别别扭扭。同治十一年，已经17岁的皇帝也该册立皇后了。慈安皇太后为同治选上的是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皇太后看中的却是出自满洲世家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宫各执一词，最后由同治决定，令慈禧皇太后感到意外的是，自己生养的儿子竟然同慈安意见一致，选中了阿鲁特氏。
进宫快二十年的荣寿公主太了解慈禧皇太后了，她知道同治大婚后的日子不会和谐，慈禧皇太后会想方设法在同治与皇后阿鲁特氏之间设置障碍。大婚不久慈禧就对同治训诫道：“凤秀之女，屈为慧妃，宜加眷遇。皇后年少，不娴宫中礼节。勿常往其宫，致妨政务。”以至同治每次到皇后寝宫，阿鲁特氏都会委婉地劝皇上去咸福宫多陪陪慧妃，而同治又是个性情中人，确实同顺治一样，在床第之欢这类问题上绝不会屈服母亲的压力，索性独处乾清宫。
荣寿公主毕竟是过来人，她知道男人在婚后就更难再忍受独身的寂寞，想不到志端当年所过的苦日子如今又轮到皇帝身上。让一个 17岁的年轻人独自品尝漫漫长夜，的确是太不近人情了。可谁又敢违背慈禧皇太后的意愿呢？在宫里人看来，荣寿公主一直是慈禧皇太后身边的红人，可她敢说一个“不”字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对恩爱的小夫妻被拆开，看着弟弟同治在忍受心灵上的煎熬。尽管荣寿公主心如刀剜，却一筹莫展。
在身边太监的诱惑下，同治终于溜出一直禁锢他身心的紫禁城，耐不住寂寞的同治开始了寻花问柳。一旦受到青楼女子的撩拨，皇帝的心就很难再回到后妃身上；一旦出入风月场所也就很难避免染上脏病。事情已经严重到恭亲王联合十位大臣同时进谏，请皇帝慎言行，含蓄地提醒皇帝不要再微服私访——也就是寻花问柳。
荣寿公主不曾料到自认为快乐逍遥的同治居然连“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样的道理都给丢到一边，反而诘问恭亲王，从哪里得到他微服私访的消息。恭亲王也就把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比荣寿公主小4岁的载澂给抖落出来。同治大怒，决定报复，要革去恭亲王和载澂的一切爵位，由于一些大臣的一再求请以及慈禧的出面干预，同治才勉强同意把恭亲王降为郡王，把载澂革去郡王。同治可以堵住恭亲王的嘴，却堵不住花柳病毒。
当时的中药对此类病毒虽然在初起时可以有所控制，但不可能根治，在身体虚弱时会急剧恶化。自从同治腰部红肿、溃烂以至流脓、“牙龈黑糜”后，太医也就无药可医了。荣寿公主虽然并不精通医术，但凭直觉她意识到同治已经生命垂危，尽管她一次又一次祈祷上苍保佑这个才19岁的皇帝，尽管她一次又一次地祈求上苍以自己的死换取同治的生，但在实际上不可能把死神赶走，同治在十三年十二月初五——也就是天花痊愈后一个半月驾崩。
如果慈禧皇太后在同治婚后对儿子的个人生活不进行那样多的干预，会有这样的悲剧吗！
就在同治去世后的25 天，丽贵妃他他拉氏生的荣安固伦公主也去世了，她在一年前才下嫁满洲世家子弟——一等雄勇公符珍。紫禁城里的一群寡母，只剩下一个养女了。
荣寿公主知道，最棘手的就是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以前还搞秘密立储，现在已经用不着了，同治连子女都没有留下。按说该给同治立个子嗣，谁知道慈禧皇太后又是怎样盘算的！
光绪即位 就在同治去世的当天，咸丰的几个兄弟——恭亲王奕䜣与醇亲王奕譞、孚亲王奕谏，以及出继给惇亲王绵恺(道光的弟弟，孝静成皇后之子)为后的老五奕谅都来到养心殿西暖阁，议立嗣君。既然是为同治立继承人，却没有同治皇后的份，对此居然没有人提出异议，荣寿公主不禁为皇后阿鲁特氏的未来担起心来。
从名分上说，应该由慈安主持此次立储会议，同治的死已经使得慈禧失去母以子贵的基础，但深通权术的慈禧已经在一年前恭亲王奕䜣劝谏同治慎言行的风波中与奕䜣再次联合起来。此后，两宫垂帘就纯粹是个摆设了。按说应该在道光的曾孙中为同治立继承人，问题是如果从同治的两个堂侄中挑一个给同治为子嗣，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就要成为皇太后，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慈禧就失去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资格。
慈禧把垂帘听政看得同生命一样重，她早就盘算好了，立自己妹妹同醇亲王奕譞所生的载湉(tián)作为咸丰的继承人，改元光绪。当胸有成竹的慈禧说出要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新君的时候，“诸王皆谔”。毫无思想准备的醇亲王奕譞竟然当场昏了过去，只有恭亲王奕䜣神态自若，不仅斥责醇亲王失礼，还“令侍卫”把醇亲王“扶出”。
也许恭亲王并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他支持慈禧，慈安在政坛上已经行同傀儡。论才智、权变慈安都比不上慈禧，但她以前还支撑着，为同治亲政做准备，她不能让同治受制于人。好不容易支撑到同治大婚、亲政，她自以为可以对得起先帝临终时的重托了，偏偏同治又青春早逝。再说光绪是慈禧立的，又不是先帝的骨肉，还用得着她去操心？
十二月初六——也就是同治去世后的第二天，荣禄奉命去位于太平湖的醇亲王府接载湉入承大统，4岁的载湉还睡着，他一生与囚徒无异的傀儡生活也就从此开始了。在光绪身边侍卫多年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如实地介绍了光绪的处境：自从入宫“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子侍从宴游暇豫之乐”，连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如。
而光绪即位的余波就是同治皇后被逼而死。尽管荣寿公主同入宫才两年的皇后没有太多的接触，但皇后阿鲁特氏毕竟是同治的未亡人，她今后的处境肯定越来越艰难，就连当初支持册立阿鲁特氏为皇后的慈安都已经屈服了，还会有谁出来保护一个沦为皇嫂的女人。
荣寿公主还清晰地记得，在光绪即位后，崇绮曾试探地问慈禧：如何安置同治皇后，只见慈禧冷冷地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殉葬”！崇绮吓得脸色煞白。万般无奈，给女儿送了个空食盒，暗示她绝食而死。阿鲁特氏当然悟出父亲的意思，确切地说也就是慈禧的懿旨，摆在她面前的只有死路一条。
阿鲁特氏并不怕死，但在同治去世后她才知道自己已有身孕；虽然已经立了光绪，但她还是想把同治惟一的骨肉生下来，万一是个阿哥，大行皇帝也就有了后代；虽然慈禧已经给她断了膳，但正处在呕吐恶心的阿鲁特氏根本就吃不进任何食物，她天真地认为一旦慈禧太后知道自己怀上同治的骨肉，起码也会让她活着把孩子生下来。在阿鲁特氏已经过了妊娠反应之后，慈禧依然不许进膳，同治皇后彻底绝望了。
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日——也就是同治去世后75 天，饱经磨难的阿鲁特氏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走了。关于同治在病危时因同皇后商议立继承人之事而被生母“断医药饮食”，以及同治皇后连同腹中的孩子——也就是同治的惟一骨肉，被慈禧活活逼死，荣寿公主都是在事后才听到一些风声的。即使她在当时就知道这些残忍的内幕，就凭她一个前朝皇帝的养女、一个嫁出去的连个正式封号都没有的所谓公主、一个在娘家给养母解闷的寡妇，什么也制止不了。连慈安、她的阿玛都制约不了，还有谁能管得了？荣寿公主不禁叹了口气，为大清王朝、为同治夫妇、为那些被牺牲的鲜活生命……
慈禧专权
同治与同治皇后之死，愈发让荣寿公主感到慈禧内心权欲的膨胀，她不会放过妨碍自己专权的人，嫡养母慈安太后、她的阿玛恭亲王能逃过慈禧的算计吗？
嫡母慈安暴亡 令荣寿公主震惊的事很快发生了，身体一直康健的嫡母慈安突然在光绪七年(1881)三月十一日去世。
而在此之前闹病的是慈禧，关于慈禧的病，在萧一山先生著作中也有如此一段描述：“光绪七年，慈禧忽患疾甚剧，征中外名医治之，皆无效。盖由误认血崩所致。惟薛福辰(福成兄)诊其脉，知为小产，乃投以疏瀹(yuè)补养之品，奏效如神。”笔者引用这段材料绝无褒贬之意，慈禧是太后，但她同其他女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更何况她在27岁就开始守寡……武则天到了七八十岁还需要面首，别说才四十六七岁的慈禧了。
从名分上荣寿公主是慈安的养女，但自同治即位后她经常要往返两宫之间，而在同治去世后慈禧对荣寿公主在精神上的依赖明显加强，虽然她在慈禧身边的时间长了，但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慈安，没有任何生病迹象的慈安突然去世，是她无法接受的。
那天上午慈安还临朝听政，召见军机，脸色和怡毫无生病的样子。听说当天下午，慈安闲立庭中，倚缸看金鱼，慈禧那边的太监捧了一个食盒子进来，跪着说：外面刚给呈进的点心，慈禧皇太后特令给送过来尝个新鲜。慈安从食盒子里拣了一二块点心吃了，没过多一会儿就觉得胃口有点不舒服，立即传令太医，太医还没到慈安皇太后就归天了，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两个小时。别说荣寿公主感到意外，就连百官也都惊诧不已。
更让荣寿公主感到蹊跷的是，在慈安皇太后娘家人到来之前已经小殓，这是不合规矩的——“后妃薨，即传戚属入内瞻视后小殓，历朝以为常。慈安薨，椒房无预其事者”。不让娘家人见最后一面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宫内外传言四起，都说慈安是被慈禧毒死的。
慈禧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对于同治八年(1869)七月，恭亲王联合慈安把慈禧的心腹大太监安德海处死一直耿耿于怀。安德海以给小皇帝办龙袍为借口出京，打算到苏州玩一趟。本来清廷有太监不得擅自出京的祖制，既然太后可以垂帘听政置祖制于不顾，太监也就可以到北京城外面抖抖威风，上行下效嘛。安德海也的确有点太张扬了，“自称奉旨差遣”，“乘坐太平船两只，声势煊赫……船旁有龙凤旗帜，带有男女多人，并有女乐”，沿着运河往南而去。一路之上俨然就像钦差，安德海得意之极，甚至公然敲诈勒索……
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安德海还在直隶境内时，就已经得到安德海一路之上种种不法行迹的奏报，一方面他命令下属做好逮捕安德海的准备，另一方面把安德海在外招摇煽惑的奏折已经写好，待其行至泰安将其抓获，押往济南。与此同时丁宝桢的奏折也送往北京，恭亲王立即先向慈安报告，慈安在其垂帘期间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在奕䜣的支持下召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议论处理意见，经过两天激烈的争论，终于给丁宝桢下发了对安德海“即行就地正法”的谕令。
处死安德海，对慈禧日益膨胀的权欲无疑是个制约；但慈禧自有自己的逻辑：谁都知道安德海是西太后最赏识的奴才，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别说是把狗给打死了，她绝不会咽下这口气。
自从光绪即位，慈安已经处处退避三舍，可慈禧仍然不肯善罢甘休。慈安毕竟是咸丰的皇后，只要慈安还存在，在后宫就不可能形成慈禧独尊的局面。光绪虽然是慈禧的亲外甥，但只要有慈安活着，载湉就会像载淳一样把慈安当亲妈。她绝不能让光绪成为第二个同治，倚仗慈安和自己作对。更何况宫里还密传：咸丰在临终前给皇后留下最终处置叶赫那拉氏的遗诏，并说道：叶赫那拉氏即生皇子，必母以子贵，自不能不尊为皇太后。朕不能深信其人。此后如能安分守己则已，否则汝可出此诏，命廷臣传遗命除之。对慈禧来说，慈安手中的遗诏是个永远摆脱不了的紧箍咒，慈安就成为第一个被除掉的人。
多年的宫廷生活已经使得荣寿公主养成守口如瓶的习惯，把所有的事都存在心里，不是她麻木不仁，而是对于那些管不了的事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不行就两只眼都闭上，索性来个眼不见心不烦。至于宫闱秘事，最好不知道，实在躲不开的也要视而不见，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也许是因为荣寿公主的自知之明，也许是慈禧要彻底堵住荣寿公主的眼睛与嘴巴，光绪七年十月——也就是慈安去世后七个月，以光绪的谕令晋封荣寿公主为“荣寿固伦公主”，这一晋封绝不是11岁的光绪所能作主的，显然是慈禧对荣寿公主的格外笼络。而且更为令人费解的是，这一册封是在荣寿公主守寡10周年时颁布的，就连同慈禧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基本能揣摩出慈禧意图的荣寿公主，也对“固伦”的封号感到意外。
阿玛被罢 荣寿固伦公主当然能意识到：慈安皇太后去世后在宫内惟一能对慈禧进行制约的人不复存在，阿玛的日子会越来越艰难。
两强相遇必有一争，恭亲王是能力强，慈禧是权力欲望强。以前在奕䜣与慈禧之间还有个缓冲的人物——慈安。一年前慈禧的太监携带物品出宫被护卫截获，太监携带物品出宫违反了宫中规定，应当受责；但太监是奉慈禧之命携带物品给娘家送去的，以至叔嫂发生争论。慈禧盛怒之下要革了奕䜣的王爵，奕䜣则不客气地说“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硬碰硬谁也不退让，多亏了慈安两边劝。
三人联盟虽说有个互相制约、互相扯皮的问题，但总还可以互补，可以减少决策中的失误；没有了制约、没有了互补，只能执迷不悟，一错再错，甚至还会把最后一点回旋的余地都给断送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共同治理国家不过是昙花一现，而个人独裁却永远是那样有根基。且不说前朝，只说本朝，在太祖去世后四大贝勒共同执政也就坚持了四五年，就变成皇太极一人独尊；顺治即位初期，郑王与睿王联合辅政连头带尾也就半年；至于康熙初年的四大臣辅政，还不到六年就形成鳌拜专权的局面。
虽然奕䜣的综合能力比慈禧强，但慈禧手里有他不具备的王牌——光绪。从咸丰去世到慈安暴亡，两宫与恭亲王的合作已经整整20年了，尽管也充满了明争暗斗，但奕䜣在决策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慈禧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经过20年的磨练对执政已经相当熟悉了，现在又有光绪的父亲奕譞来帮她撑着，把奕䜣淘汰出局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平心而论，阿玛比伯父、叔父的能力都要强得多，但他就是没有当皇帝的命。当公布道光的遗诏后，他就把全部雄心化为“愿为贤王”；即使在最危机的时候他奉命留在京城同联军谈判、联军想把他推上皇帝的宝座时，他也断然拒绝了；而且真心实意奏请咸丰回銮，在咸丰驾崩后又全心全意辅佐冲龄即位的同治。可现在他才50岁，正是既有经验也有精力的时候，可朝廷——确切说慈禧已经准备把他一脚踢开了……
光绪十年(1884)中法之战前夕，慈禧以办理外交不得力将奕䜣革职，而奕䜣所负责的内外差事则分别由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乾隆第十六子永璘之孙)、礼亲王世铎(代善后裔)去掌管，一个负责军国大事，一个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另一个负责军机处，可真应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当然奕䜣的韬略、声望无法同诸葛武侯比，可那三位也不比“三个臭皮匠”强，但慈禧宁愿用容易控制的平庸之辈。
从同治即位(1862)算起到光绪十年(1884)罢免奕䜣，慈禧用了23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宫中到朝廷的大权独揽。而这23年中，特别是在1864年清军攻克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至80年代中期中法战争爆发前的20年，无论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形势都为清王朝发展自身实力、实现“自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遗憾的是，慈禧把心思都用到揽权、用到内耗上，一心要搞国家自强的奕䜣不能不有所提防，也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时间对西方列强进行研究，只满足购置洋枪洋炮、建立军事工业，没有能抓住这极为关键的20年，自强也就成为大公主的阿玛心中不可能圆的一个梦。
十年如梦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荣寿固伦公主在紫禁城中度过了最后的十年，这十年她经受了太多的国难与家难，目睹了一个衰落中的王朝行将就木。
奕䜣病逝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初十，恭亲王奕䜣病逝，享年67岁。作为亲生女儿的荣寿固伦公主当然非常难过，她了解阿玛从政坛上被排挤出去后报国无门的痛苦，更了解阿玛经常受到软禁的真实状况。尽管恭亲王已经赋闲家居，但慈禧还是放心不下。
对于恭亲王去世同样非常悲伤的就是光绪。荣寿固伦公主比堂弟光绪大16岁，是看着光绪长大的。光绪的聪明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同治，在学习方面却比同治用功，根本不用老师操心。帝师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状元，但他并不是那种纯粹的书呆子，管过户部，也在军机处、总理衙门当过差，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同治即位后，他不仅同李鸿藻一起担任帝师，还负责给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同慈禧、慈安都有半师之分。光绪二年(1876)小皇帝六岁时就在翁同龢的教育之下。翁同龢不仅给光绪讲国学，还给他讲治国安邦的道理，甚至让光绪跟同文馆的学生学习外语，从而给处在紫禁城的皇帝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小窗口。翁同龢是竭尽全力想为大清王朝培养出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一位使中国走向自强的皇帝，而这就注定了光绪同慈禧在意识上的差异。
岁月如梭，转眼就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到了皇帝亲政的年龄，但醇亲王奕譞深知太后最不能放下的就是手中的权力，于是他以国事多艰恳请慈禧太后继续训政。此后又过了两年，19岁的光绪已经到了大婚的年龄，曾伺候慈禧参加光绪选皇后的荣寿固伦公主，不会忘记光绪那天的无奈。
经过选拔，只剩下五位少女在体仁殿待选：慈禧弟弟桂祥的女儿——比光绪大3岁的叶赫那拉氏、礼部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光绪要从这五位少女中选出一后两妃，选中哪位为皇后就把玉如意递过去。光绪在见到德馨家的二女儿时兴奋得眼睛都放光，情不自禁地拿着如意走了过去；慈禧一声咳嗽就把光绪吓得定在那里，转过头朝慈禧望去，只见慈禧目不转睛地看着叶赫那拉氏，光绪自然领会慈禧的意思，只能把玉如意很不情愿地递给了表姐叶赫那拉氏。下一步就是把荷包递给选中的妃嫔，慈禧惟恐光绪把荷包递给德馨家的两个女儿，于是令荣寿固伦公主抢先拿着荷包匆匆递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光绪的一后两妃就这样决定了，叶赫那拉氏为皇后，长叙的两个女儿——14岁的大女儿为瑾妃，12岁的小女儿为珍妃。
当落选的德馨家的两个女儿从体仁殿退出时，光绪无法掩饰内心的沮丧，荣寿固伦公主这个当姐姐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恍惚中，同治皇后好像走了过来，她紧张得连头发根都立了起来，但定睛一看又不见了。想到惨死的同治皇后，荣寿固伦公主由衷地为德馨家的两个女儿庆幸，她们终于逃出了紫禁城，逃出了可以随时置人于死地的漩涡。
皇后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安排在光绪身边时刻进行监督的耳目，就凭这一点光绪能喜欢她？再说皇后的父亲桂祥是个出了名的大烟鬼，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不但肚子里没墨水，甚至说不出一句整齐话来”。用慈禧对桂祥评论的话说“只知道云土(云南出的大烟土)、广土(广东出的大烟土)，什么西口土(娘子关进来的大烟土)、北口土(古北口进来的大烟土)。整天跟底下人看什么珍珠泡、栗子包、牛皮眼(这些都是熬制鸦片膏的术语，熬鸦片最讲究火候，火候不够不香，火候过了呛人)”。去桂祥家颁过赏的太监说，桂祥“整年拖拉着鞋，永远不提鞋后跟”，而桂祥的老婆一向是“咋咋唿唿”的。连宫女都在私下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家同治皇帝的老丈人是状元，光绪的老丈人是大烟鬼，根本没法比。荣寿固伦公主当然能体会到光绪内心的凄苦与抑郁。
从光绪亲政，慈禧与光绪之间的母子关系就更微妙了，说穿了就是个“权”字。光绪虽然从小在慈禧的严厉管制下，但他的性格却偏偏不像他的生父那样谨小慎微：想当初一说册立光绪为帝，醇亲王奕譞立即请求辞去一切职务；而当光绪十二年(1886)负责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在李鸿章的陪同下乘坐军舰巡视大沽、旅顺、威海时，他主动要求慈禧身边最得宠的大太监李莲英陪同前去，当然李莲英也吸取安德海之死的教训，表面上对醇亲王伺候得非常周到，暗地里则监视醇亲王的一举一动；当光绪亲政后，河道总督吴大徵上书提出应该尊崇皇帝本生父亲醇亲王的问题，醇亲王立即在奏折中表明自己“放弃作为皇帝生父的一切权力”。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后，一些官员奏请慈禧：不要再从海军衙门挪用军费修颐和园，主战的光绪当然支持这种奏请，为此慈禧勃然大怒，将近两年的时间不搭理光绪。甲午战败后，光绪罢免了军机处两个主和的官员孙毓汶、徐用仪，愈发惹恼了慈禧。朝中一些官员对慈禧在归政后依然独揽大权非常不满，工部侍郎汪鸣銮、兵部侍郎长麟曾在光绪召见时进言道：“太后虽穆宗皇上(同治庙号)之母，而实文宗皇上(咸丰庙号)之妾。皇上入承大统，为文宗后，凡入嗣者，无以妾为母之礼，故慈安太后者，乃皇上嫡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则谓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则先皇帝之遗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揽大权。”话是不错，但晚说了20年，要是在20 年前议立光绪为君时，以奕䜣为首的宗室亲王就坚持这一观点，也许慈安的暴亡、恭亲王的被罢免都是可以避免的。
没有不透风的墙，当荣寿固伦公主听到两位侍郎同光绪的这番议论后，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万一传到慈禧的耳朵，那还了得！荣寿固伦公主所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两位侍郎因离间两宫的所谓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怒气未消的慈禧还打算废了光绪另立新君。别看恭亲王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但涉及到废立，慈禧最终还要考虑恭亲王的意见。
荣寿固伦公主很清楚，阿玛的最后四年活得很累心，他要竭力在慈禧与光绪之间调和，以维持现状，一方面要保住光绪的皇位，一方面要力劝光绪孝敬慈禧、遵从祖制，避免同慈禧的关系恶化。但恭亲王的一番苦心反而引起慈禧的猜忌，怀疑恭亲王会成为帝党的核心人物，经常把他留在颐和园，表面上是让他养身子，实际是把他看起来。不管怎样，恭亲王活着对光绪总是一个保护的屏障，在道光诸子中他是惟一能在关键时刻“抗太后之意”的人。恭亲王的去世，失去了一个敢同慈禧叫板的人，光绪的处境愈发艰难。
光绪遭囚 伴随着《马关条约》的签定，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已经迎面扑来，慈禧依然无动于衷，心思还放在揽权上。如果光绪对国家的治理同慈禧的意见一致，也许问题就不会那样尖锐。关键是光绪认为慈禧将近30年的统治经验已经难以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必须改弦更张；而慈禧对手中的权力又是如醉如痴，爱不释手，从北洋水师到军机处、总理衙门、督抚、都统的任命都把持在她的手里。对光绪来说，祖宗家法就是慈禧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像是唐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祖宗家法上哪一条允许太后垂帘听政？哪一条允许兄终弟及？哪一条允许割地赔款？再说祖宗家法也是在清朝崛起时逐渐形成的，也是在实行过程中不断改进的，哪有一成不变的道理！
荣寿固伦公主深知光绪不想做亡国之君，他在老师翁同龢的影响下同维新人士开始来往。一向惟慈禧之命是听的光绪，这次居然破釜沉舟，竟让庆亲王转告慈禧：“朕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权，宁逊位而已。”这实在太出乎慈禧的预料了，按照慈禧的性子，她恨不得立即把光绪废了。她既然有能力把光绪立为皇帝，就有能力把他废为庶人，但要找一个替代光绪的人，总得需要时间去物色新的人选。
别看慈禧对洋务、对维新不那么了解，但对变法以及变法的后果还是略知一二的。变法也好，维新也好，必然要触动方方面面的利益，堪称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就说科举考试，真的废除了，那些读书人失去入仕的前程能消停吗？再有就是旗人的钱粮，朝廷视旗人为根本已经养了200多年，士农工商他们哪样也干不了，真的断了钱粮，就得去喝西北风。最让慈禧接受不了的就是“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学西法、兴民权，皇家的权力还能保得住？于是，她决定欲擒先纵——表面上同意光绪变法，先由着他们去闹——等时机成熟了再收拾光绪以及支持变法维新的人。
光绪进行戊戌变法的时间已经是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此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完成了30年，而西方列强又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依赖——也可称之为控制进一步加强，国际环境已经不同于30年前。更何况日本的“倒幕运动”已经基本摧毁了国内的封建势力，而光绪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当维新党人得知慈禧有废黜光绪之意后，决定由谭嗣同去说服曾经同“强学会”有联系的袁世凯派军队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真正兑现归政皇帝的诺言。袁世凯表面同意支持变法，私下却立即向上司荣禄告密。而袁世凯的告密则使得本来就举步维艰的变法陷于失败——慈禧立即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
颇具讽刺的是，当年是荣禄奉旨把光绪接进宫，如今导致光绪被囚禁到西苑(今中南海)瀛台的，依旧是荣禄，这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瀛台三面环水，通向陆地只有一条通道，由士兵日夜把守。到了隆冬时节，湖面结了冰，光绪曾试着在冰面上走，慈禧得知后，马上让人把冰面敲碎。至于光绪住的房间，窗囚禁光绪的瀛台窗户上的纸早就破了，四处透风，被子、褥子都露出了棉絮。户部尚书立山，见瀛台冷得就像冰窖，就令人把窗户给糊上了。慈禧得知后，不仅搧了立山一顿耳刮子，还对光绪训斥道：“祖宗起漠北，冒苦寒立国，汝乃听朝而畏风耶？”
更让慈禧恼火的是，她的废立计划——以惇王奕誴的孙子溥儁为大阿哥作为同治继承人取代光绪，也因为光绪未能立即驾崩而推迟。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在听说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病重”后，纷纷给朝廷推荐各地的名医来给皇帝治病，其中还有外国医生，慈禧只能假戏真唱，但光绪的脉象是“六脉平和”，根本就没病，这样一来光绪驾崩的时间只能往后推。
看守光绪的一个太监随身带了本《三国演义》，被剥夺自由的光绪随手翻看，慨然叹道：朕虽非亡国之君，却连汉献帝都不如。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898—1908),只有当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前夕慈禧带着光绪到西安逃难时，光绪才走出瀛台，而到一年后回銮北京依旧被囚禁在瀛台，直到去世。大清国真的要完了，连皇帝都成了囚犯，荣寿固伦公主还能有什么指望？
再次逃难 荣寿固伦公主早就洞察到慈禧有强烈的报复心，她曾不止一次说过：谁让她一天不痛快，她就让谁一辈子不痛快。戊戌政变后被通缉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在逃跑时曾得到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外国轮船的帮助，使得慈禧对洋人怀恨在心，她一直在寻找借刀杀人的机会。
她把宝押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身上；也许其中包含了坐山观虎斗的用心：让义和团去同洋人厮杀，侥幸能灭灭洋人的威风，也出口心中的恶气；如果义和团敌不过洋枪洋炮，也可以借洋人的力量除掉肘腋之患。
从王公大臣到文武百官确实没有人能猜透慈禧的心思，倾向维新的官员在戊戌政变后已经成为惊弓之鸟，而守旧的官员则成为义和团的支持者、甚至在自己的家中也摆起了神坛。至于大阿哥溥儁的父亲端亲王载漪，更是要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废黜光绪、把自己的儿子推上皇帝的宝座，在他的王府中就供奉着“洪钧老祖、梨山圣母”。
当自下而上的浪潮席卷京城时、当义和团进攻西什库教堂时、当崇文门、宣武门一带的教堂被付之一炬时、当外国驻华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遭到围攻时、当德国驻华公使以及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被杀时、当前门外的商业区“四千余家店铺”已经成为一片火海时……机关算尽的慈禧突然感到对事态的发展失去了驾驭的能力，为了不至被汹涌的浪潮吞噬，她只能以宣战来作为退步抽身之计。朝廷上下，无人能对慈禧所作出的宣战进行任何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