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战，说起来容易，只要把战书送到使馆，限使馆人员24小时之内撤离就行了。但要准备应付宣战后的局面则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就连慈禧最倚重的荣禄、李鸿章、庆亲王、袁世凯以及地方有影响的督抚刘坤一、张之洞等都反对打这场毫无准备的战争。李鸿章、袁世凯建议慈禧应该保护外国使馆，刘坤一曾斩钉截铁地拒绝带兵攻打使馆，明确表示：“苟御外辱，则臣当立即带兵北上，若屠戮使馆中孤立之数洋人，则不愿以堂堂中国之兵作此用也。”
但十几年的惟我独尊使得慈禧已经习惯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听不进任何逆耳之言。当有的官员建议：既然义和团主要因教堂压迫而起，只向法国宣战即可，慈禧也断然拒绝。的确像当时一位官员所分析的“以一国而敌十数强国，危亡立见”。就连当了将近两年哑巴的光绪，也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开口说道：义和团全都是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洋兵利，能以骨肉相搏乎？奈何以民命为儿戏？”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对于慈禧都等于零。
独断专行，确实痛快了一时，但慈禧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居心叵测的英、法、德、美、俄、意、奥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的名义在大沽登陆后，慈禧决定出逃。据内务府大臣说：出逃的前一夜“老佛爷终夜未睡……寅刻，仓促着以昨日叫进农妇之服，以汉妆梳头……后进轿车三辆赶入大内……”逃，而且是逃得越远越好，还要挟持光绪一起出逃，她并非关心光绪的安全，而是怕光绪在同洋人的谈判中得到权力。
慈禧在从北京仓皇出逃前，还要令太监崔玉贵把支持光绪进行戊戌变法的珍妃带到颐和轩的后面给推到井里。戊戌政变后，珍妃被囚禁到北三所，在冷宫里苦熬了两年多，到头来与同治皇后一样难免一死，一个被饿死，一个被淹死。
一想到珍妃的死，荣寿固伦公主就特别内疚，甚至有种负罪感。12 年前毕竟是她越庖代俎把荷包递到长叙家的小女儿手里，一个12岁的少女变成了珍妃，而珍妃一生的厄运也就由此开始了。光绪从来就没看上过皇后，慈禧却用责罚珍妃——光绪惟一的红颜知己，来为皇后也就是自己的娘家侄女撑腰，珍妃就成为皇帝母子、皇帝夫妻关系恶化的牺牲品。荣寿固伦公主的手在颤抖，心在淌血。
珍妃井
已经47岁的荣寿固伦公主跟随慈禧踏上逃难的历程，40年前她曾逃过一次难，没想到40年后再次逃难，而且比上一次还要狼狈。出了居庸关就一直往西逃，几乎没有护卫，还要提防路上有土匪打劫。从直隶到山西，再从山西逃到陕西，惟恐洋人追上。一路上风餐露宿、蚊虫叮咬且不必说，能有青玉米充饥就很知足了。
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陷入一片血海……当慈禧派李鸿章、庆亲王奕劻同列强议和时，就连没有出兵的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也挤进来分一杯羹。一个筋斗从北京栽到西安的慈禧，到此时竟一点脾气也没了，彻底被洋人打服了。《辛丑条约》签定后，荣寿固伦公主也就伺候慈禧从西安回銮了。
经过此次颠沛流离，荣寿固伦公主发现慈禧对洋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原来洋人并不在乎谁掌权，他们最关注的是在华推销商品与投资的权力；至于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分39 年还清，连本带利九亿八千万两)说到底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要摊到每个大清子民身上；就连拆毁大沽炮台，慈禧也想开了，从英法联军逼近北京逃难承德以来，大沽炮台就没能把洋人的炮舰给挡住。列强不仅没追究她支持义和团“扶清灭洋”，反而让她继续掌权，已经给足了面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只能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了。
冷眼旁观慈禧垂帘听政40多年的荣寿固伦公主，不得不承认在后妃预政上慈禧的确汲取了历代的经验教训，她绝对不重用娘家的兄弟、内侄，顶多把内侄女选为光绪的皇后。在军机处、总理衙门、海军衙门她所任用的是咸丰的兄弟或堂兄弟，把奕䜣、奕譞、奕劻、世铎尽置于彀中。无论是两宫垂帘还是单独听政、训政以及在归政后发动戊戌政变，她都得到宗室亲王、近支的支持，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在主张维新的光绪一边，女主临朝能做到这份也堪称是绝了。
凭着几十年的从政手腕，慈禧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又开始酝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经过一番对日本及欧美等国的考察，到光绪三十二年拿出一份效法日本君主立宪的考察报告，颇有一番“咸与维新”的气象。
但忙乎了两年，也就敷衍出一个“预备立宪”，而且预备期至少是10年，正像一份法国报纸所评论的：“清太后预备立宪，实愚民之术也。”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慈禧已经72岁，以她当时的体质想再活10年，实在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绝不会在有生之年使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削弱，只要还有一口气，她就得把权力紧紧地攥在手里……
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荣寿固伦公主对于慈禧玩弄权术的把戏，已经无须揣摩就能看得入木三分了。几年前发生“庚子拳变”时，地方督抚刘坤一、张之洞敢置宣战诏书于不顾，搞“东南互保”、保护在华的侨民；虽说在事后看来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他们敢不遵从慈禧的命令，就足以反映出督抚的势力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中已经膨胀到可以同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这次正好打着“立宪”的旗号，削弱地方势力，“行中央集权之实”，把不得已失去的那部分权力再给收回来。
慈禧的心计全都用在权力之争上，为了得到权力、维护权力，不惜发动政变；她的情绪因权力而波动，她的思维被权力所禁锢；她最熟悉的是权力之争，不仅置对手于死地，就连昔日同盟者也一个个干掉；她最不熟悉的是同洋人打交道，但通过庚子拳变、《辛丑条约》，她学会了媚外。如今她又把预备立宪作为充饥画饼给抛了出来，而且要通过这个画饼得到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的实惠。年过七旬的慈禧的确想体会“随心所欲”的滋味，但事态的发展她能左右得了吗？
择立溥仪 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秋以来，慈禧终于到了残灯将尽的地步，她最不放心的是光绪。荣寿固伦公主在宫里目睹的最后一件悲惨的事就是慈禧让光绪死在自己之前。即位34年的光绪虽然身心受尽折磨，却从“无疾病……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瀛台8年多的囚禁、饥寒交迫的日子、毫无亲情的囚徒生活也没能把他摧垮，他心底始终有个百折不挠的心念：要坚持到太后百年之后，实现自己振兴国家的抱负。在从西安回京后依旧被囚禁在瀛台的光绪，“继续阅读有关中外书籍，甚至重新学习英语”。
要让光绪“病”死在慈禧前面，的确不容易，但大权在握的慈禧最终还是如愿以偿。据一位给光绪送终的太医的后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的先人在光绪驾崩后，回到家中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如风卷残云般地扫荡着家中的食品——他已经陪同大行皇帝挨了好几天的饿了……而据一位曾经给光绪看过病的外国大夫说，光绪的脸色看上去很像是砷或铅慢性中毒。在当时最容易找到的含砷的毒药就是砒霜，在食物中加些砒霜虽不至于立即致人死亡，但累积在体内的砷总有一天会夺去人的性命。从戊戌政变光绪被囚，到其在瀛台悄然逝去，有十年时间，累积在体内的毒素足以致命。
接下来就要为大清王朝选择皇位继承人，为此慈禧召集宗室成员、军机大臣商议立储的问题，已经感受到风雨飘摇的军机大臣世续在一片沉寂中说道：“太后拟选储……惟今内忧外患……窃以为宜选择年长者。”慈禧竟愤怒地拍着床，叱责世续，以至张之洞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世续承太后垂询，据所愚虑，约略言之，立储自宜承宸断”，也就是说世续奉命而言并无错误，立储自然由太后决定。慈禧把早已经考虑好的人选说了出来：决定立醇亲王奕譞的孙子、载沣的儿子——不到三岁的溥仪入承大统，作为同治的继承人，改元宣统；为了让自己的内侄女——光绪皇后当上太后，她只能接受让溥仪兼祧光绪的建议；并令载沣担任摄政王。慈禧当然了解自己内侄女的能力以及时局的动荡，不然她是不会让光绪的弟弟载沣来当摄政王的。
慈禧是个很霸道、专横的女人，虽然醇亲王奕譞对太后恭谦得都有点令人肉麻，但当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去世后还因坟前的一棵树而引起轩然大波。根据传闻：醇亲王的陵墓前有一株粗大的银杏树，一些迷信风水的人说：醇王墓有帝王陵墓的气象，醇亲王的后代依然会入承大统。慈禧听信了这话，立刻令人去砍掉那棵树。光绪在得知自己父亲坟上的一棵树都保不住，气得下谕说：谁敢砍这棵树，先来砍他光绪的头——但慈禧还是在光绪赶到墓地前把树砍了，光绪忍不住嚎啕大哭，绕着父亲的墓走了三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慈禧虽然砍了银杏树，结果仍然要从醇亲王的后裔中去选择皇位继承人，并让奕譞的儿子载沣当了摄政王……
别看慈禧对醇亲王一支接连出皇帝非常不情愿，但老醇亲王的福晋不仅不感激涕零，反而失声痛哭地说道：“既杀我子，复杀我孙，虽拥皇帝虚名，实等终身幽禁”，紧紧地抱着孙子不肯松手。去接溥仪的王公大臣，只能用不能抗旨来迫使老福晋就范。在老福晋看来，所谓入承大统就是把孙子送到终身幽禁的地方，就是生死之别……
在光绪去世的第二天——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慈禧也不得不伴随着生命的终结而放弃把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权力。由于她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已经亲政的同治与光绪、用于大权独揽，由于她的孤陋寡闻以及对世界风云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而她给过继孙子溥仪留下的是一个即将寿终正寝的王朝。摄政王载沣为了能缓和时局，把预备立宪的时间又提前了两年，改为了8年。
末代公主
伴随着慈禧的去世，荣寿固伦公主彻底离开了生活了54年的紫禁城——那个让她目睹了太多淋漓鲜血的地方，她终于回到了原本属于她的家，但这个家在42年前丈夫去世后就已经不存在了，确切地说只是一个属于她的大宅子而已。
慈禧陵寝 作为咸丰的养女，荣寿固伦公主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慈禧送葬。慈禧不仅生前挥霍无度，在陵寝的修建上也耗尽民脂民膏。慈禧与与慈安的陵寝分别建在遵化的菩陀峪与普祥峪，均称为定东陵，两座陵寝在光绪五年(1879)已经完工，各用去将近300 万两白银的巨资，已经相当可观了。两年后慈安暴亡，葬入普祥峪的陵寝。但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慈禧为了体现自己独尊的地位，下令把菩陀峪定东陵的方城、明楼、三殿(隆恩殿及东西配殿)全部拆掉重建，整整用了13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慈禧大限已到，陵寝的工程还会持续下去。
重新建成的三殿，所用木料都是最名贵的黄花梨，殿内的彩绘用的是贴金，墙壁是扫金，地面的雕砖上也都用扫金装饰……重修后的慈禧陵寝，不仅在清东陵中是最豪华的，即使把建在易县的清西陵以及建在昌平的明十三陵都加在一起，在骄奢淫逸方面也没有一座能达到慈禧陵寝的水平……请别忘了，慈禧下令重修陵寝时——1895年，正是甲午战争期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把资金用于增加或改进军事装备，而用于大肆重修陵寝，即使把富国强兵天天挂在嘴边上，又能如何呢！
至于慈禧墓中的随葬物品虽然反映了她生前的意愿，但毕竟是后人给操办的，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子李营舟写的《爱月轩笔记》以及清代档案中都对随葬的珠宝玉器进行了记载，《爱月轩笔记》对随葬物品还进行了详细的描绘，档案中的记载仅仅是器物的名称；尽管在随葬物品的名称以及数量的记载上，彼此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随葬品数量之多、价格之昂贵的确令人惊诧不已。国势已经衰落到这一步，清王朝的决策人还不思奋起，又怎能减缓向下坠落的加速度。慈禧的执迷不悟已经铸成大错，而她的后人也一个赛一个的顽固不化，荣寿固伦公主又怎能不为大清朝的命运揪心！
辛亥风云 自从溥仪即位，民间就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不用掐，不用算，宣统过不了三年半”，荣寿固伦公主当然能体会到其中的内涵。
对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的能力荣寿固伦公主实在不敢恭维。他们联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出卖维新志士的袁世凯打发回老家，而在是否赦免被通缉的康有为、梁启超的问题上，载沣就因受到隆裕太后的制约不能有所作为，康、梁依旧流亡海外。
至于他们联手所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把预备立宪的时间提前，在宣统二年十二月颁布诏书，为建立君主立宪的政体提前建立内阁，把预备立宪的时间又从8年提前到5年。宣统三年四月内阁成立，内阁总理大臣就是既贪婪又无能的庆亲王奕劻，内阁13位成员中满人8个，汉人4个，蒙古人1个，而在满人中皇族又占了5个，朝野上下称之为“皇族内阁”。别说是坚持维新的、宣传立宪的、鼓动革命的人士极为不满，就连清政府官员中有头脑的人也公开上书反对皇族内阁，弹劾庆亲王奕劻，“物议沸腾，至此于极”。其中尤以御史赵启霖、江春霖言辞激烈，斥责“奕劻窃位，多引匪人”，不足“挽危局”，“恐未至八年而天下事已败坏而不可收拾”。时人赞之为敢于讲真话的“二霖”御史。
第三件大事就是宣布铁路国有。摄政王载沣很想搞点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设，而铁路就是备受瞩目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就有“修十万里铁路”的抱负。但修铁路是需要巨额资金的，《辛丑条约》后向列强的赔款，使得财政捉襟见肘。
皇族内阁成立后，强制实行铁路国有，向外国银行进行抵押借款，经手权贵还可得到回扣中饱私囊，何乐而不为。内阁成立才十几天，外债已增加到2亿。其中大发洋财的就是庆亲王奕劻，时人称之为“庆记地皮公司”。由于川汉、粤汉铁路已经批准商办，如今又被收回国有，“庆记地皮公司”立即向英美法德四国商议借款，所谓“商议借款”不是商议利息的高低，而是回扣的多少。难怪“二霖”在上书中尖锐地提出“国之不保，家之何寄”，可除了荣寿固伦公主外，还能有几个皇族成员能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国之不保”？
为了防止川湘等地人民保护路权，皇族内阁特派端方前往武昌再次担任湖广总督。在满洲权贵中，端方是个难得的开明人，他以前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兴办实业、办新式学校、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以至武昌有小“芝加哥”之称。尽管端方在当地很有影响，但把他派出扼杀正在兴起的保路风潮，也就把他送上了不归路。
荣寿固伦公主似乎已经听到黄兴所领导的广州起义的枪声，似乎听到“保路同志会”掷地有声的宣言，建国将近300年的大清朝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荣寿固伦公主已经意识到她自己很可能就是爱新觉罗家族所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公主了，同治、光绪不仅没有子嗣，连养女也没有，至于才6岁的宣统也很难在皇位上等到大婚的那一天，即使将来有了孩子也未必会再有皇子、皇女的身份了。伴随着清帝退位诏书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 月 12日)的发布，隆裕不仅成为末代皇后，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末代太后，至于荣寿固伦公主就成了末代公主。
一个把一生都献给了清王朝的公主，终于在1924走完了孤独的一生，享年71岁。她在生命即将结束之前会有何种感受呢？国家走到这一步能怨谁呢？第一个要怨的就是祖父道光，把一个不具备能力当皇帝的咸丰立为继承人。平心而论阿玛奕䜣既有治国安邦的抱负也有力挽狂澜的能力，而且在满洲权贵中最少守旧思想，同治初年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就是一个明证。如果没有慈禧的处处掣肘，也许他就能迈过从洋务到维新的艰难一步，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可以让慈禧却步，但不会成为恭亲王的障碍。当然阿玛最缺少的是心计，因为缺少心计失去了皇位继承权；因为缺少心计，在册立同治继承人的问题上，未能联合慈安制约失去母以子贵条件的慈禧，结果是棋差一步错。难怪阿玛在临终前曾无限伤感地说：“我大清社稷乃亡于方家园。”方家园就是慈禧娘家的住地，这的确是恭亲王对其一生最大失误的自责。阿玛的自责，也为荣寿固伦公主总结自身所经历的兴衰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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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本书图片一部分由中华书局提供，其余或实地拍摄，或转引朱诚如主编的《清史图典》、金易、沈义羚著《宫女谈往录》、李治亭主编《爱新觉罗家族全书》、故宫博物院编《盛世文治》以及《乾隆皇帝全传》、《帝京旧影》等著作中的一些照片，在此向朱诚如等各位同仁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
在收集以上图片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资料中心”的王绪芬、计红、谢军等老师的大力协助，特向各位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尤感困难的是公主资料的缺乏，这也愈发证实了公主在皇家的地位比不上后妃。而笔者之所以坚持撰写此书，也正是出于恢复历史真实，还清代公主以应有地位的考虑。也许清代公主图像等的极度缺乏，恰恰能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
笔者于 2006 年三八节
皇太极的女儿下嫁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是为了表明清政府对汉族降将的倚重，但对于公主，最终却是丧夫失子，孤老一生。
乾隆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虽不含政治目的，但夫妻间的性格差异，使她享受到的只有冷落和孤寂，最后还不得不成为嘉庆与和珅矛盾的受害者。
荣寿固伦公主本是恭亲王奕䜣的女儿，却成为了咸丰的养女，成为了清王朝的末代公主。
……
本书以清实录、清代档案、清人笔记等史料为依据，聚焦于公主这样一个特殊的女性阶层，在描述清代十二位公主悲欢离和、起伏跌宕一生的同时，也揭示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兴衰废替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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