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何苦生在帝王家:大清公主命运实录(出版书)》作者:李景屏/康国昌【完结】 > 何苦生在帝何王家:大清公主命运实录.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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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景屏/康国昌 当前章节:15445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17:04

盛世格格

四公主欣逢盛世,她出生后两年平定三藩的战事即胜利结束,又过两年清军兵不血刃收复台湾,结束了郑氏集团对台湾20多年的统治----郑成功的孙子、郑锦的儿子郑克塽终于接受了清王朝所册封的海澄公(其祖父、父亲都拒绝了这一封爵),江山一统已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清朝统治者的面前。

天花之喜 康熙在二十三年(1684)首次南巡,此后不久6岁的四公主就度过了人生的一次生死考验——平安地出了天花。中原地区在每年的冬春季节,都是天花的高发期。天花也称痘症,是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四公主的祖父顺治、堂伯祖岳讬、曾叔祖多铎全都死于天花。而她的阿玛(满语的父亲称谓)当年之所以能被立为皇位的继承人,就是因为已经生过天花,一辈子都有了免疫力,因而顺利地生天花也被看作一件“喜事”。

由于出天花关系生死,即使像康熙这样日理万机的皇帝,对儿女出花也亲自过问,内务府总管要及时向康熙汇报病情,有关档案中就详细记录了四公主出花的情况,诸如“本月二十三日,格格开始出痘发热”,“二十六日经大夫甄玉俊、陈天祥看视,报格格已有喜事是实(指天花已经生出痘)”。当出花第十二天——也就是开始“痘皮外剥,痘痂渐平(即在脸上留下了永久性的麻子)”时,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送圣”仪式。

四公主出痘“送圣”仪式的规格是否同诸阿哥的一样,内务府总管特请康熙帝示下,康熙在硃批中明确写道:一切事例俱照先前阿哥“送圣”之例。为了给四公主出痘“送圣”:用纸糊的“轿三乘,马三匹,香亭一座,船一只,宝幡一架,伞三把,阳屏四个”,“金银元宝四百个,饽饽一百个,猪一口,羊一口,酒一大瓶”,此外还要准备杭州细绸制造的“冠、袍、带、履”及轿夫、乐工、持仪仗者所穿的霄羽衣,太医院大夫所背的红绸缎、所插的金花等物。从送圣仪式的规格反映出,康熙对格格的关爱并不亚于阿哥。

皇帝的女儿不够嫁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思潮下,康熙对女儿为何能如此关爱?女儿夭折比较多固然是一个原因,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则是公主在联姻中所起的非同一般的作用。康熙在长女夭折后,立即把弟弟——恭亲王常宁刚刚出生的女儿接到宫中,作为大公主抚养,那一年(康熙十一年)康熙才19岁,他的众多后妃还能一个接一个地生育,但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把侄女当作女儿来抚养了。

收养侄女为公主的做法,始于太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至少收养了舒尔哈齐的三个女儿,两个先后嫁给了布占泰,一个嫁给了前来归附的蒙古部落首领恩格德尔。努尔哈赤还有一个额驸名扬古利,史书中明确记载扬古利在归附之初“年甫十四”,太祖“妻以女,号为额驸,旗制定,隶满洲正黄旗”。但在《清史稿•公主表》中,其八个女儿和三个侄女的丈夫中没有扬古利,显然还收养过其他的侄女或族女。太宗皇太极收养堂兄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科尔沁部贵族奥巴与曼珠习礼。至于康熙的父亲顺治不仅收养了一个侄女,还收养了三个堂侄女,这四位公主除了分别嫁给耿昭忠、尚之隆、耿聚忠外,还有一位嫁给了科尔沁部达尔汉亲王曼珠习礼之孙班第。

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可在清朝却是皇帝的女儿不够嫁,无论是同女真各部联姻,还是满蒙联姻、满汉联姻,皇帝的女儿总是首当其冲。为了弥补亲生女儿的不足,就收养侄女为公主,伴随着清朝开国、一统海内以及对边疆地区的开拓,这一做法在皇家代代相沿。

噶尔丹其人 准噶尔部是漠西蒙古(亦称“卫拉特”,即“瓦拉”的转音)中的一支,漠西蒙古长期以来游牧在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西的广大地区。漠西蒙古分为四部,由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其迁徙至伏尔加河流域后辉特部跻身于四部)、杜尔伯特所组成。其中以准噶尔势力最为强盛,自17世纪中叶巴图尔浑台吉统治时期,以伊犁为统治中心的准噶尔部就已经称雄西陲,成为漠西四部的盟长。

噶尔丹是巴图尔浑台吉诸子中的一个,自幼被送到西藏出家为喇嘛。自从明中叶土默特部的俺答汗信奉并扶植喇嘛教后,喇嘛教已经成为蒙古各部的精神支柱。为了利用喇嘛教的影响而扩大世俗权力,蒙古王公把子弟送到寺院当喇嘛的现象非常普遍,以至到明清之际蒙古族的呼图克图(活佛)比西藏本土的还要多。在西藏为僧的噶尔丹不仅获得达赖五世的好感,也同第巴桑结嘉错结为盟友。

噶尔丹利用巴图尔浑台吉去世后诸子争立、嫡子僧格被杀所产生的混乱,从西藏回到伊犁,不仅消灭了夺取僧格汗位的庶兄,也杀死僧格的儿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取而代之。得到桑结嘉错支持的噶尔丹很快就走上扩张的道路,不仅袭杀了有着姻亲关系的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噶尔丹妻子阿努的祖父),而且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起又利用漠北喀尔喀的上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的争端挥师东进,并于次年五月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漠北的札萨克图汗、土谢图汗,乘胜渡过土拉河侵入车臣汗的牧地,喀尔喀三汗溃不成军。

占领漠北的噶尔丹愈发不可一世,以追击喀尔喀各部为名,率领军队数十万南下,越过漠北与漠南的汛界,把侵略矛头指向早已臣服清王朝的漠南各部。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决定御驾亲征,并令漠南各部携带三个月的粮食从征。在御驾亲征之前的两个月,康熙为大公主与科尔沁台吉班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再次表明清王朝同漠南内属蒙古各部患难与共的血肉之情。为大公主举行的婚礼,就是作为御驾亲征噶尔丹前的一次誓师。

血缘纽带 准噶尔称雄漠北及其对漠南内属蒙古的袭扰,凸现出加强同漠南蒙古各部联姻的重要性,因而康熙一改顺治时强调满汉联姻的倾向,再次回到满蒙联姻的轨道,强化已经形成的血缘纽带。在大公主下嫁科尔沁台吉班第一年后,二公主下嫁巴林郡王鄂齐尔之子乌尔衮。此后又过一年,三公主下嫁喀喇沁部郡王札什之子噶尔臧。

康熙对满蒙结盟——特别是同漠南各部联姻的重视,因之而形成的就是备指额驸的制度,据《大清会典》所载:漠南各部在每年10 月以前把15岁以上20岁以下的贵族子弟的名单上报到理藩院,作为清朝皇帝挑选额驸的依据。爱新觉罗家的女儿嫁到蒙古草原、以血缘姻亲强化北方的防务,已经成为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北京皇宫内院长大的公主,很难一下子适应塞外的环境,语言隔阂与身体素质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学习蒙语与增强身体素质都需要时间。呼啸的北风、扑面的雪花、以牛羊肉为主的饮食以及缺医少药的生活环境,凡此种种即使是离中原相对近得多的漠南各部,也都无一例外地存在。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为了提高公主们适应塞外生活的能力,康熙把女儿们出阁的年龄往后推。清开国以来一直实行早婚,在十二三岁就把公主嫁出去,到十六七岁就算是晚婚了,这一做法一直持续到顺治时期。康熙把公主出阁的年龄推迟到十八九岁,大公主、二公主、三公主都是19岁才下嫁的。

需要一提的是:康熙从未把女儿嫁给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并不像某些文艺作品所虚构的那样。在康熙的八个成年女儿中有六个嫁给了蒙古各部,其中四个分别嫁给了漠南蒙古的巴林部、喀喇沁部、翁牛特部、科尔沁部;出于同漠北蒙古联姻的考虑又把两个公主分别嫁给了漠北喀尔喀左翼的土谢图汗部以及从土谢图汗部分出去的赛音诺颜部。如果再加上大公主,在康熙时共有七位皇家女儿担负起巩固满蒙联盟的重任。

联姻漠北

当四公主到了该考虑婚嫁的年龄,同漠北蒙古联姻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19岁的四公主就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个远嫁到漠北喀尔喀的皇家女儿。

漠北三汗 1368年元顺帝率领蒙古王公出居庸关逃回蒙古大草原,在持续五代后放弃了元朝皇帝的称号,改称鞑靼可汗,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内部处于分崩离析、争战不已的状态。直到明中叶达延汗即位后,才完成大漠南北的统一,进而把势力扩张到青海、西藏以及辽东边外。按照蒙古幼子守家的传统,达延汗令幼子格哷森札赉尔留在漠北故土,格哷森札赉尔便成为漠北喀尔喀的始祖,其后裔分左、右翼,有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

崇德元年(1636)清军平定察哈尔的消息传到漠北喀尔喀,慑于兵威,喀尔喀三汗开始遣使盛京,进贡驼马、貂皮、俄罗斯鸟枪等物品,此后每年进贡一头白骆驼、八匹白马,号称“九白之贡”。此后不久,由于清朝定鼎北京、政治中心南移以及忙于同抗清武装的战事而无暇北顾,车臣汗硕雷遂趁机在顺治三年(1646)煽动内蒙古苏尼特部的首领腾机思率领部众北逃喀尔喀。

豫亲王多铎、承泽亲王硕塞奉命追击叛逃的腾机思,硕雷派出三万援军接应腾机思,土谢图汗衮布也派军两万参战,与此同时衮布的族属还趁乱抢掠了内蒙古巴林部。清军在击溃腾机思后,又先后大败土谢图汗与车臣汗的援军,战场已经推进到喀尔喀的中心区土拉河流域。在清军凌厉的攻势下,衮布与硕雷试图同清王朝和解,而清朝统治者坚持以擒献腾机思及归还劫掠的巴林部人畜作为首要条件。

进退失据的腾机思遂于顺治五年(1648)又从喀尔喀逃回,向清政府投诚。由腾机思叛逃所引发的喀尔喀同清政府之间的危机得以缓解,喀尔喀也恢复了向清朝的九白之贡。但他们与漠南内蒙古不一样,并未同清王朝建立隶属关系。

施恩喀尔喀 噶尔丹的入犯导致喀尔喀三部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康熙二十七年(1688)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率领部众南下投奔清朝。对康熙来说,噶尔丹对喀尔喀的侵犯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康熙不接受漠北内附,喀尔喀三部或被准噶尔部吞并,或就近北投俄罗斯,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会使清王朝的北部疆域尽失屏障。

当时在喀尔喀内部也有北投俄罗斯之论,但由于享有盛誉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察珲多尔济的弟弟以“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否决了北上的建议,而使南下“全部内徙”成行。面对噶尔丹不可一世的气焰,康熙不为所动,命令在苏尼特部划出牧地以安置土谢图汗部众,并调拨归化、张家口的粮食,来解决他们的生计。在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带动下,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也相继率部归附清朝,全部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接纳处于危难的喀尔喀,就意味着要同穷兵黩武的噶尔丹血战到底,康熙在二十九年(1690)五月第一次御驾亲征,击败南下侵掠巴颜乌阑一带的准噶尔,噶尔丹在被击败后逃回漠北,解除了准噶尔对内蒙古的军事威胁。

为了加强喀尔喀的向心力,康熙决定在漠北蒙古贵族子弟中选择四额驸。喀尔喀三汗中最有实力、影响最大的是土谢图汗。而此次漠北喀尔喀的内迁与归附主要靠的是察珲多尔济的带动与其弟哲布尊丹巴活佛的推动,因而察珲多尔济之孙、噶勒丹多尔济之子敦多布多尔济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尽管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活佛都迫切期望尽快迎娶公主,但康熙却坚持要为女儿下嫁准备一份最为厚重的陪嫁,这份陪嫁就是彻底摧毁占据漠北的噶尔丹,让喀尔喀三部重返世代游牧的故地。为此康熙在三十五年二月进行第二次御驾亲征,兵分三路向盘踞漠北的噶尔丹发起总攻,一举收复了大漠以北的广袤牧地,喀尔喀终于回到阔别数年的家乡。

双喜临门 当喀尔喀返回漠北后,按说就该为四公主与敦多布多尔济择期举行婚礼。但康熙要以彻底消除噶尔丹对漠北的威胁,来为婚礼锦上添花。同年十一月康熙再次出边,为第三次亲征做准备。此时的噶尔丹已经精锐丧尽,而准噶尔部在天山以北的故地也被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索诺木阿拉布坦之弟)所占有,阿尔泰山以西已是他人囊中之物。曾经是噶尔丹盟友的俄罗斯也因清政府的外交谈判,拒绝接纳陷于山穷水尽的昔日盟友。深谙困兽犹斗之道的康熙,绝不会给造成漠北10年战乱的噶尔丹以喘息之机,遂决定推迟婚期,筹划第三次亲征。

已经走投无路的噶尔丹,派格垒沽英到清军营地谈判归降事宜。康熙明确表示:噶尔丹若降,必须亲自前来,清政府“以待喀尔喀恩例,招抚之,否即进兵”。为了接待噶尔丹归降,康熙特“命理藩院自独石口至宁夏设驿以待”。性格倔强的噶尔丹最终拒绝归降,康熙遂于三十六年(1696)二月第三次御驾亲征,在行至宁夏时得知噶尔丹已于该年闰三月十三日一命呜呼。

“雪花如血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这是准噶尔部的一名善弹筝笳的老乐工被俘后,在康熙皇帝所举行的庆功宴上演唱的一首悲壮凄凉的歌。

噶尔丹败亡的特大喜讯,成为四公主婚礼的前奏,康熙在从宁夏班师的途中,特意在皇太子胤礽的奏 折 上写道:“原想将四公主嫁给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孙敦多布多尔济,因噶尔丹未灭,故拖延至此。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都已前来……谨请皇太后旨。”看得出,四公主的娘家与婆家都已经开始筹备拖了一年多的婚礼,而喀尔喀重返漠北与四公主出阁完婚,无论对清朝还是对喀尔喀都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同年十一月,被封为和硕恪靖公主的四公主与喀尔喀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喜结连理。

公主远嫁

一说到远嫁塞外,人们自然就会想到王昭君、蔡文姬,其实她们都是落户南匈奴,其疆域与清代漠南蒙古的汛地大体相同,真正跨越大沙漠的中原女性是四公主。四公主在兄长胤祐的护送下,开始了将近三千里的长途跋涉,踏上通往塞外的古道,熟悉的紫禁城早已经变得渺无踪迹……

塞外风情 康熙非常重视同蒙古各部王公的关系,频频到塞外巡视,因而这条沟通塞外与中原的古道也就变得“车辚辚,马啸啸”。即使在同三藩战事最吃紧的康熙十六年(1677)九月,他还亲自“巡视沿边内外”,会见喀喇沁、科尔沁、敖汉、翁牛特、奈曼等部落的王公。到平定三藩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前夕的二十年(1681)四月,康熙再次出塞,并把定期巡视塞外作为安定北部边疆、巩固同蒙古各部联盟的重要途径,而且从二十二年起每年都要到口外巡视蒙古各部。为保证皇帝每年出巡塞外,在口内外先后建行宫二十八处。

沿古道所建立的行宫以及行宫里一幅幅御笔亲书的对联,留下了康熙太多的印记:建于康熙二十二年的刘家庄行宫的正殿东面房间悬挂着康熙手书的对联,上联是“人家烟见翠微里”,下联是“天宇晴开碧嶂头”;而西面供奉佛龛房间的对联是“香云徧满华严界,甘露长滋福慧田”;后殿悬挂着“远翠云标”的匾额;后殿东面的房间的对联是“最宜观处皆成画,于暂闲时辄咏诗”,西面房间的对联是“迳幽仍隐绿,窗启乍来春”。建于康熙三十二年的要亭行宫正殿的东墙上悬挂着康熙手书的对联“正喜轩窗无俗韵,更赏风物报新秋”;西面供奉佛龛房间的对联是“彼岸同登通筏喻,即心有契悟传灯”;而后殿外檐的匾额是“周赏远豁”……

蜿蜒万里的长城就在四公主的脚下,再向前跨过去,她就回到祖宗的发祥地——塞外。“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已经尽收眼底,崭新的生活在向她招手,一方面她要作为康熙的化身去君临塞外,另一方面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连接北京与漠北,充当“施恩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的纽带……

四公主及其扈从驰骋在一马平川的内蒙古草原上,放牧着的羊群与散落的帐篷都被抛到了身后……一池清澈的湖水已经展现在眼前,这里就是有名的多伦诺尔(汉语“七星潭”)。七年前(康熙三十年),一身铠甲的康熙曾亲自巡视这里,接受内蒙古及喀尔喀各部的一跪三叩。在多伦会盟期间,康熙解决了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交恶的问题——因争夺部民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袭杀札萨克图汗沙喇,并使得沙喇汗的继承人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捐弃前嫌,把喀尔喀左、右翼编为三部,即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并在此基础上对喀尔喀三部编旗,以示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体,标志着喀尔喀同内蒙古一样接受清朝皇帝的辖制,成为清朝的藩部。

横亘于蒙古草原的大沙漠阻隔了南北,古往今来一个又一个游牧部族从漠北崛起——匈奴、鲜卑拓跋、蒙古等越过大沙漠,纵马南下,直逼长城关口,甚至入主中原……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渐与汉族同化,也有一部分最终又回归漠北,元顺帝以及刚刚毙命的噶尔丹就都属于后者。追古抚今,四公主感慨万千……

她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两年前(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亲征时的驻跸之地。御驾亲征的皇阿玛历尽艰辛:经常是一天只吃一顿饭,即使储存的御用粮将尽,康熙也斩钉截铁地对属下说:“朕必啮雪穷追,断不回师!”为了不让马匹过度疲劳,一般情况康熙都是步行,直至得到噶尔丹的确切信息才跨上战马。因而当“出其不意,直前突击”的康熙率领中路军抵达克鲁伦河南岸时,在北孟纳兰山瞭望的噶尔丹“大惊”,立即“拔营宵遁”。

尽管在西逃途中,噶尔丹也有设伏狙击之意,但由于军心士气都已被康熙亲征所摧毁,尚未交锋已成溃败之势。在经过五昼夜的狂奔后,噶尔丹的部众抵达位于肯特岭与土拉河之间的昭莫多,而康熙的西路军已在此“恭候”,“以逸待劳”的清军“据险俯击,弩铳迭发”,就连噶尔丹的妻子阿努也被斩于阵,噶尔丹仅带着几十名侍卫拼死逃出……噶尔丹的败亡,不仅使得喀尔喀三部重返漠北游牧地,而且也使喀尔喀向西拓地千余里;又由于喀尔喀三汗已经向康熙称臣,阿尔泰山以东皆隶清廷版图。

溥仁绥远 四公主是嫁出去的女儿,但不是泼出去的水。她的阿玛时刻惦记着远嫁到漠北的骨肉,曾到漠北御驾亲征过噶尔丹的康熙,当然了解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不会忘记“雪花如血扑战袍”的情景。在皇宫长大的女儿,又怎能适应得了帐篷里狭小的空间?为了能使四公主的生活有所改善,康熙决定在内蒙古的归化(今呼和浩特)建一座公主府让女儿长期居住。公主府占地累计约一万六千七百亩,五进的院落不要说在塞外即使在京城也不多见。公主府的正殿悬挂着康熙御笔亲书的“肃娴礼范”的匾额,匾额四框饰有龙纹,龙眼上所镶嵌的宝石则发射出威严的光茫;正殿东侧的暖阁是公主的卧室,墙壁上悬挂着由翡翠、珠宝镶嵌成的“山水画”。

四公主远嫁一年多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去世,因噶勒丹多尔济已经在此之前去世,遂由噶勒丹多尔济之子额驸敦多布多尔济在三十八年(1699) 承袭土谢图汗。

以塞外为家的四公主同中原、同娘家依旧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维系紫禁城与蒙古各部的纽带就是“木兰秋称”。为了加强同蒙古各部的联络,康熙从二十年起就在河北北部的隆化一带设置围场,每年秋季都要同蒙古王公到围场射猎,正如他的曾孙嘉庆在“木兰记碑”的碑文中所归纳的:“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康熙就是要通过到口外射猎来绥远蒙古各部。每年的“木兰秋猄”,康熙都要来围场,四额驸自然要参加一年一度的射猎,“木兰秋狝”缩短了喀尔喀与北京的地理隔膜与心理距离。

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起,清政府又在围场附近的承德开始修建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以便于漠南、漠北的蒙古各部首领朝觐,这也就为四公主到行宫给皇阿玛请安并与护卫皇帝避暑、行猎的兄弟会面提供了方便。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请安令四公主终身难忘,康熙在女儿请安后前往四公主府。皇帝的驾临,对于四公主、四额驸以及喀尔喀都是件颜面有光的大事。

安定而祥和的日子总会让人有白驹过隙之感,转眼就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公主出阁已经15年,而她的父亲也到了六旬万寿之期。为了给康熙祝寿,漠南内蒙古与漠北喀尔喀各部于一年前就在热河行宫外面武烈河东的磬锤峰上建溥仁寺,以“溥仁”为名就足以反映出蒙古各部对康熙施恩喀尔喀的感激之情。溥仁寺是外八庙中的第一座,也是惟一一处由蒙古王公倡议修建的。这一年八月,康熙在行围中,特赐喀尔喀王公、台吉等衣帽、银币、鞍马等物。

频频往返于热河行宫与漠北的四公主,为自己找到了忠孝两全的支撑点,无论她是远离家园还是与亲人的短暂团聚,都能把国事、家事、天下事融为一体……

白头偕老 四额驸敦多布多尔济在雍正八年(1730)去世,这一年四公主52岁,他们之间共同生活长达34年,堪称是夫妻和睦,子孙满堂,其乐也融融。四公主与四额驸的婚姻稳定而牢固,在他们和谐婚姻的背后则是:以喀尔喀为清朝北部疆域的血肉“长城”得以奠基。

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四公主的皇阿玛曾在对古北口总兵蔡元奏请修复倾

溥仁寺塌长城的批复中就明确指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近患?明末我太宗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如古北口、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四公主的皇阿玛已经通过“施恩喀尔喀”构筑起一条血肉之躯组成的长城,“使之防备朔方”,以替代“秦兴土石之工”所修筑的长城。安置被噶尔丹逐出家园的喀尔喀是“施恩”,招敦多布多尔济为额驸也是“施恩”,给予察珲多尔济的胞弟哲布尊丹巴活佛崇高的礼遇还是“施恩”。

康熙在六十年(1721)对哲布尊丹巴活佛说道:“岁癸卯(1723)朕年七十,尔年九十,是年尔必来,无食言。”然而康熙在癸卯年的前一年——壬寅年十一月甲午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 年12月 20 日)去世,90高龄的活佛在得悉康熙驾崩后不远数千里来到京城谒见梓宫,在了却夙愿后于癸卯年正月甲午日在北京圆寂。为了贯彻康熙帝以喀尔喀为长城的战略,雍正在活佛圆寂后的第三天——丙申日亲自吊唁哲布尊丹巴,“悬帕供茶”,而且特别强调:活佛“非寻常僧人比”,“皇考升遐系甲午日,今胡图克图圆寂亦系甲午日”,足以显示“佛果圣因,证明不昧”。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圆寂之前已经暗示:转世灵童在嫡亲血胤中产生,因而四额驸敦多布多尔济的庶子继为哲布尊丹巴活佛。

四公主的弟弟雍正也非常重视同喀尔喀的联姻,在雍正元年即将四公主从和硕公主晋升为固伦公主。在四额驸去世两年后,雍正又把所抚养的侄女——怡亲王允祥的女儿——和硕和惠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的堂弟多尔济色布腾,在加强联姻的同时也能对寡居的四公主有所关照。雍正并非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远嫁漠北,他的女儿中只有一个长大成人,而且在他即位前13年就已经出阁。但雍正的设想,却由于多尔济色布腾、和惠公主的相继去世而落空。四公主人生历程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让多尔济色布腾与和惠公主的孩子享受到亲情。雍正十三年(1735)三月的一天,四公主平静地走了,享年57岁。四公主的遗骨就像她的后裔一样,留在了漠北。

在姻亲血缘的作用下,中原与漠北、京城与库仑的联系愈发密切,喀尔喀已经成为屏藩北疆的“长城”。在雍正抗击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所发动的战争中,土谢图汗家族的丹津多尔济(察珲多尔济之侄、额驸多尔济色布腾之父)、车木楚克那木札勒(察珲多尔济之侄)、成衮扎布(车木楚克那木札勒之子)均亲冒锋镝参战。车木楚克那木札勒甚至带病作战,直至“中铳阵殁”。而在乾隆同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的较量中,丹津多尔济之孙桑斋多尔济在得悉阿睦尔撒纳叛逃后不仅立即带兵追击,而且传令沿途保护好军粮防止被叛军劫掠;原本负责转运军粮的齐巴克雅喇木丕勒(车木楚克那木札勒之孙),在阿睦尔撒纳叛乱后,立即前往援助被叛军围困在伊犁的征西将军班第,迭经苦战,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大义凛然,矢志不渝……愈发凸显出,横亘于漠北的那条用血肉之躯构筑起的长城,固若金汤。

筑起血肉长城

康熙之女固伦纯悫公主

父:康熙帝 母:通嫔那拉氏

固伦纯悫(què)公主

配偶:喀尔喀赛因诺颜部策凌

成衮扎布(额驸子) 车布登扎布(额驸子)

子:拉旺多尔济

在北京东北郊的公路上有一个被称为“六公主坟”的站牌,顾名思义这里曾经是“六公主”的陵寝所在。这位六公主是康熙的女儿,她是有清一代第二个远嫁漠北的公主,她以自己的婚姻为清王朝的稳固筑起了血肉长城。但伴随着岁月的逝去,六公主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只留下这“六公主坟”的站牌供人凭吊……

千里姻缘

在康熙的女儿中,生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二十六日的六公主是第二个肩负起同漠北喀尔喀联姻的公主。六公主的婚姻与她的四姐一样,同噶尔丹的东犯、喀尔喀南下归附清廷有直接关系。六公主未来的夫婿——喀尔喀赛音诺颜部的策凌,在祖母的带领下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逃到北京。六公主的婚姻、六额驸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以及额驸的子孙在最终平定准噶尔部的远征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都曾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光辉的一页。

策凌其人 就在六公主4岁那一年,噶尔丹的铁骑已经逼近距北京只有几百里的乌兰布通,“其势甚急”,人心惶惶。为了安抚众心,康熙在亲征前夕,甚至令李光地占卜《易》,得到的却是“复之上六”,“复之上六”卦意味着“丧统帅”,见到这样的卦就连李光地也紧张起来,多亏康熙心有城府,从容解释道:“今噶尔丹背天犯顺,自蹈危机,兆乃应彼,非应我也。”事态果然像康熙所预料的,清军在乌兰布通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噶尔丹。

策凌所在的赛音诺颜部的牧地在土谢图汗部西部的塔密尔,赛音诺颜与土谢图汗本来就都出自诺诺和一支,土谢图汗的始祖阿巴岱是诺诺和的长子,而赛音诺颜的始祖图蒙肯是诺诺和的第八子。图蒙肯因支持喇嘛教,达赖喇嘛授予他“赛音诺颜”的称号,“赛音”在藏语中是“好”的意思,而“诺颜”在蒙语中是“官长”的含义,不仅带有明显的褒奖之意,也是令其区别于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

顺治十二年(1655)图蒙肯之子丹津喇嘛派遣子弟来北京朝觐,并开始向清政府“岁贡九白”。而当噶尔丹大举进犯喀尔喀时,图蒙肯的后裔率部众南下归附清廷。图蒙肯的后裔除第二子丹津喇嘛的子孙外,还有一支是其第八子丹津班珠尔的子孙,策凌就是丹津班珠尔的长孙。

虽然策凌只是个20 来岁的青年,但他属于那种“先知先觉”的人。乾隆在御制诗中就曾称赞策凌“不必读书知大义,每于临阵冠三军”,这里所说的“读书”并非单纯的读书识字,还包括了学习更重要的封建纲常。“不必读书”而“知大义”自然是上等人才,读书之后“知大义”是一般人才,读书之后仍不“知大义”就是不可教化的下等人。如果用“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标准来衡量,策凌当然属于“先知先觉”那一类。

策凌对纲常观念的自觉领悟,引起康熙的瞩目,不仅赐予他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而且把地安门宝钞胡同一处宅院赐给策凌一家,还令策凌到内廷同诸皇子一起受教育,康熙就像发现千里马的伯乐一样发现一个难得的人才。

西顾之忧 在六公主13岁那一年,尽管康熙彻底摧毁了噶尔丹的势力,但准噶尔本土——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仍然被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所盘踞。策妄阿拉布坦绝非等闲之辈,当噶尔丹打着达赖喇嘛的旗号回到伊犁争夺准噶尔汗位的时候,羽翼尚未丰满的策妄阿拉布坦立即退避三舍,表现出臣服;当噶尔丹挥师东进、占领喀尔喀后,策妄阿拉布坦则立即把伊犁据为己有,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而当噶尔丹在昭莫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后,策妄阿拉布坦封锁了从阿尔泰山退往伊犁的路,釜底抽薪,予以致命一击。尤需一提的是,策妄阿拉布坦在取代噶尔丹之初,对清政府相当友好,在康熙三十七年、四十年相继向清廷献出噶尔丹的骸骨及噶尔丹之女锺齐海。

同准噶尔较量过多年的康熙,从策妄阿拉布坦表面恭谦的背后洞察到那掩藏得很深的韬晦……既利用噶尔丹的东进得到准噶尔部故地,也利用了清军同噶尔丹的战争巩固在伊犁的统治。一个如此精通权变的人一旦统治地位巩固,就不会满足局处一隅。而在达赖六世转世灵童的问题上,策妄阿拉布坦就流露出其称霸西陲的意向。

达赖五世圆寂后,西藏地方官员——同噶尔丹私交甚厚的第巴桑结嘉错,立15岁的仓央嘉错为达赖五世的转世灵童,并安排仓央嘉错于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初六在拉萨布达拉宫坐床,此即第一位达赖六世。由于第巴桑结嘉错同控制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拉藏汗权力之争的激化以及第巴桑结嘉错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被拉藏汗处死,仓央嘉错……这个八年来一直不愿接受教规约束的青年便被拉藏汗作为假达赖给废黜了,另立意希嘉错为六世达赖,此即第二位达赖六世。为了防止比邻西藏的策妄阿拉布坦把被废黜的仓央嘉错抢去作为控制西蒙古的政治资本,康熙立即派人去西藏接仓央嘉错来北京。事态如康熙所预料,策妄阿拉布坦也派人来接仓央嘉错,只是晚到了一步。

策妄阿拉布坦在康熙四十四年对被废六世达赖的兴趣,已经显示出其按捺不住的抱负,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同噶尔丹一样掀起战争的狂飙,危及清王朝西部、北部疆域。未雨绸缪的康熙坚持施恩喀尔喀的国策,六额驸的人选也就因此而确定。

  好事多磨 据几乎与策凌同时期的清朝宗室——一度承袭礼亲王的昭梿记载,策凌在来北京时已是弱冠之年,比只有6岁的公主要年长十二三岁。按照当时早婚的习俗,策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而当时康熙女儿中最大的四公主才13岁,更何况那时迫在眉睫需要联姻的是喀尔喀中最有影响的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那一支,隶属土谢图汗的赛音诺颜部的策凌不可能排在土谢图汗之孙敦多布多尔济的前面。

尽管策凌仪表堂堂,个人素质相当出色,康熙也有招策凌为婿之意,但在三十九年(1700)选择五额驸时,已经二十六七岁的策凌依旧没能当上乘龙快婿,很可能那时他已经完婚,实在是阴差阳错。到了康熙四十一年,18岁的六公主也到了出阁的年龄,但六公主的婚事却往后推了四年,不愿失去策凌为婿的康熙,或许在设法结束策凌的第一次婚姻。

关于策凌的第一次婚姻,在清代官方的记载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但策凌的确有两个儿子是在被招为额驸前出生的,虽然长子成衮扎布的生年不详,但次子车布登扎布生于六公主下嫁前的两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策凌怎样结束了第一次婚姻,始终是一个谜:是策凌之妻亡故?亦或是策凌休妻?还是以妻为妾……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清皇室同赛音诺颜部联姻,无论对清王朝还是对赛音诺颜乃至喀尔喀都是一件大事、要事。

策凌到北京14年,才被招为六额驸 康熙四十五年(1706)九月初三,22岁的六公主奉阿玛之命与策凌完婚。乾隆在悼念策凌的御制诗中就有“丁年尚主令名闻”之句,对“丁年”有两种解释:一是成丁之年(到了向政府服劳役、交纳田赋的年龄),一是指壮年。成丁之年在各朝并不划一,但一般在20岁左右,而策凌来北京时已接近20岁,再过14年后已经30开外,步入壮年,看来“丁年尚主”中的丁年属后者。同年十二月,康熙册封六公主为和硕公主,授予策凌和硕额驸,并令六公主随夫前往漠北牧地塔密尔。

六额驸策凌生长在漠北,却长期生活在北京,受过系统的中原文化教育,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已经中原化。因而即使在遥远的塔密尔游牧地,六公主同六额驸也不存在文化上的隔膜与习俗上的差异,在他们婚后的生活中家与国的利益竟能如此统一,这在以政治利益为目的的婚姻中是不可多见的。

去也匆匆 他们和谐的夫妻生活来也姗姗,却去也匆匆。六公主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二十四日去世,时年26岁,三年半的婚姻给六额驸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六公主的早逝,很可能同往返于塔密尔与京师之间、过度疲劳有直接关系。额驸要驻扎塔密尔,而额驸的母亲却住在北京地安门宝钞胡同的宅邸,老人已经习惯了北京的生活环境,公主必须兼顾婆婆与丈夫。

六公主的早逝,对额驸、对康熙都是个沉重的打击。康熙在为六公主所撰写的“扩志”(即墓志)中盛赞公主柔嘉、和顺、娴静以及下嫁(即“于归”)后的种种美德,诸如“柔嘉秉质,和顺居衷,自幼严训是遵;允娴内则,于归令仪益茂,式著贤声,敬以持身,聿成勤俭之德,慈能逮下,克推仁孝之思”。对于“方冀永年,忽伤奄逝”的六公主,康熙不仅下令在京邸抚养她的遗孤,还令在北京近郊选择墓地,以表明对策凌、对赛音诺颜、对喀尔喀“恩施弗替”。这就使得六公主也成了下嫁蒙古各部的清代公主中,惟一一个没有归葬蒙古的公主。

六额驸的母亲在六公主去世后依旧住在京师,依旧受到清政府无微不至的关照。六公主的陵寝已经成为联系两个家庭、两个民族的纽带;额驸对康熙、对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也依然如故,而他在政坛上的崛起恰恰是在六公主去世后的漫漫岁月里。

额驸策凌

策凌在清政坛上初露锋芒,是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发动突袭之后。

策妄阿拉布坦同当年的和硕特部的顾实汗一样,觊觎喇嘛教圣地西藏。拉藏汗对桑结嘉错的铲除及另立意希嘉错为六世达赖的做法,不仅引起西藏僧俗的强烈不满,也遭到青海蒙古王公的抵制,青海各部于康熙四十九年又在里塘选出达赖六世的转世灵童。尽管清政府从稳定西陲的大局出发,拒绝了青海各部请求册封里塘转世灵童的做法,但里塘转世灵童的存在已经显示出和硕特内部矛盾的加剧。上述种种,都使策妄阿拉布坦捕捉到染指西藏的机会。

策妄阿拉布坦利用拉藏汗陷于孤立的不利状态,伸出了联姻的橄榄枝,愿把女儿博托洛克许配给拉藏汗的儿子丹衷为妻,但缔结婚姻的前提是:丹衷必须亲自到伊犁迎娶。康熙在五十三年(1714)得悉丹衷前往伊犁招亲后,很为其安危与西藏的局势担心,曾对领侍卫内大臣等议论道:“拉藏汗一子前往策妄阿拉布坦处娶亲,一子现在青海地方驻扎……伊处总无人矣,岂不孤危?况拉藏汗年近六十,自当为其身计,伊之人少……可常保无事乎……伊亦系晓事之人,若不深谋防范,断乎不可,朕为拉藏汗时常留念。”

康熙的忧虑很快就变成了严峻的现实:策妄阿拉布坦在举办盛大的婚礼后就把丹衷扣压在伊犁;此后,不仅秘密杀害了丹衷,还派堂弟策零敦多布(史称大策零敦多布)率兵六千以护送丹衷夫妇回拉萨为名抵达西藏北部,时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待拉藏汗了解准噶尔军队的真正意图、组织抵抗时,为时已晚,拉藏汗于该年九月退守拉萨。尽管拉藏汗向清政府紧急求援,但当这份紧急奏疏送抵御前时,拉萨已经陷落,拉藏汗也早已经遇害。

为了解决准噶尔部侵占西藏以及向青海扩张问题,康熙一方面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率领军队西征,入藏讨伐策零敦多布,另一方面又派一部分清军从北路牵制准噶尔的军队,减轻西征军的压力,额驸策凌就担任北路军的先锋。

尽管这是策凌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事,但六额驸在与准部军队遭遇后,接连取得胜利,先是在格尔额尔格击败一支准军——杀伤数百、生擒百余,紧接着又在乌兰济尔焚毁准军存储的军粮,并在哈达青吉勒击退准部的增援军队,凡此种种都为十四阿哥胤视所率领的西征军向拉萨挺进并最终把策零敦多布驱逐出西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同准噶尔的战争中,策凌脱颖而出。

此后,连年的从军,不仅使得策凌熟悉漠北的山川,也使他了解到:擅长突袭的准噶尔

正是利用喀尔喀各部自身的涣散而屡屡得手。为了改变这一状态,他以军法管理部众,每当游牧扎营时,均用行军布阵的方法进行约束。经过他的训练,赛音诺颜面貌焕然一新,万众森严,如同临敌。策凌还从部属中选拔猛士千人,严格进行军事训练,作为帐下亲兵。因而他所管辖的赛音诺颜、他所训练的亲军在喀尔喀三部中纪律最严明,战斗力最强。

力挽狂澜 因额驸在抗击准噶尔的入侵中立下赫赫战功,已经去世21年的六公主,在雍正九年(1731)从和硕公主晋升为固伦公主。身为金枝玉叶的公主,竟然沾了额驸的光,这种情况不要说在清代就是在历朝历代也是极为罕见的。

从准噶尔军队入侵西藏,策凌就开始效命于疆场,康熙在六十年(1721),赐予堪当大任的策凌“贝子品级”。雍正即位后又赐予妹夫“多罗郡王”的爵位,并令策凌所指挥的军队使用“正黄旗”旗蠹。如果说,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染指为策凌提供了初露锋芒的机会,那么其子噶尔丹策零对喀尔喀的进犯则为策凌在军事上大展宏图造就了一个绘声绘色的舞台。雍正五年(1727),准噶尔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立。噶尔丹策零“好兵如其父,屡犯边”,而其称雄喀尔喀之心则不亚于曾掀起十年战争狂飙的叔祖噶尔丹。

噶尔丹策零即位也同乃父当年一样,经历了兄弟手足之间的激烈争夺与残酷杀戮;在汗位得到巩固后,即开始东进,频频制造军事冲突。清朝统治者已经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在雍正七年(1729)特建立军机处,以便及时处理西北用兵的各项事宜。军机处的建立,足以反映出准噶尔军事威胁的日益严重。

为了抗击准噶尔,西路清军驻扎巴里坤,并在巴里坤与哈密之间设牧场。噶尔丹策零在雍正八年年底出兵两万,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劫掠了清军放牧的驼、马。数万驼马的损失,削弱了清军的战斗力,雍正在接到奏报后慨然叹道:驼马损失大半,今年断不能徒步进剿。然而噶尔丹策零却不会错过机会,在雍正九年(1731)五月初一派大策零敦多布、小策零敦多布(巴图尔珲台吉之弟的曾孙)叔侄率兵三万杀向喀尔喀,五月初六在和通泊大败统帅北路清军的傅尔丹,率军一万迎敌的傅尔丹只带二千残部逃回科布多营地。

和通泊之战结束才两个多月,噶尔丹策零就派大、小策零敦多布统兵将近三万再次东进,策凌抓住了准部在和通泊之战后滋长的轻敌情绪,派六百人夜袭敌营而将追击的准军诱至有重兵埋伏的鄂登楚勒(也译作:欧登楚尔),恭候多时的策凌在经过三个时辰(约五六个小时)的激战后,几乎全歼这支准军。策凌率部连续作战,又会同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察珲多尔济之侄)向大、小策零敦多布的营地发起攻击,并击败小策零敦多布之子曼济所率领的一支三千人的军队。大、小策零敦多布在接连被挫败后,无心恋战,率部退至阿尔泰山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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