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齐世武，康熙在几年前还曾对大学士称赞担任甘肃巡抚的齐世武在“满洲、汉军、汉人内居官实好”，“理事极清，而且有决断，兵民俱服，朕遍加探访，无有议其后者”，“为巡抚者，必如齐世武乃善”。康熙四十七年七月齐世武担任刑部尚书，担任京官才两年就被列为太子党成员，尽管齐世武在答辩中一再向康熙解释：“臣性不能取悦于人，素无朋友，久在皇上洞鉴之中”，但康熙仍斥责他是“最无用之人，犬豕不如”，“行事粗鄙混庸，殊非人类”。
在斥责、处置鄂缮、耿额、齐世武“欲因皇太子结党”之后三个月-----康熙五十一年一月，原步军统领托和齐因与鄂缮有来往，也给揪了出来。四月十三日，康熙在托和齐等人的口供中批道：“此等事，俱因胤礽所至。胤礽行事，天下之人，无分贵贱，莫不尽知。若果以孝为本，以仁为行，天下之人皆知系朕之子，必无异心……”
“欲因皇太子结党”，所谓“欲”只是一种愿望，并未付诸实施，既然未付诸实施，太子党究竟是现实存在还是一种臆念？伴随着皇权的进一步加强，高度集中的皇权已经不能允许储权的存在。在太子第二次被废之后，康熙不再立储，尽管他的健康每况日下，尽管臣下再三呈请册立太子以便协助皇帝处理繁重的国务，但出于对太子党的防范、对储权这一潜在威胁的忧虑，康熙在其有生之年不再另立太子，以保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天下大权当统于一”。
经过几十年的思索，和硕淑慎公主终于理顺了储位、太子党与皇位继承及皇权的关系：
封建帝王的终身制与王朝的世袭制决定了储权是皇权得以延续的保证，按说皇权与储权是应该统一的，但在实际上二者发生矛盾的现象却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即在于：从王朝的延续来说需要有皇位继承人，但高度集中的皇权又不能容忍一个地位接近皇帝的皇太子的存在，就像她的阿玛在被废后对康熙所说的：“我的皇太子是皇父给的，皇父要废就废。”
然而康熙不立太子的做法，又使得和硕淑慎公主的养父雍正在即位时遇到兄弟手足的强烈抵制，为了避免最高权力更迭所引起的政局动荡，雍正在即位后又把不立太子改为秘密立储，将所立太子的姓名写在密旨之上，把密旨藏于匣内，再把密匣置于乾清宫正中“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此匾由顺治手书)，宫廷内外均不知谁是太子，就连被立为太子者也浑然不知，从而既解决了公开立储所形成的储权以及皇权同储权的矛盾，又避免了储位空虚而造成的诸王觑觎以及老皇帝晏驾之后所出现的皇位之争的白热化；既保证了王朝的延续，又保证了皇帝在有生之年不会受到一个与皇权只有一步之差的储权的威胁。和硕淑慎公主不得不佩服养父雍正因势利导的能力。
乾隆就是通过秘密立储而即位的清代皇帝，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病逝，直到这一天才由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把密旨取出，当众宣布立弘历为皇太子。
从弘皙获罪看抑制诸王 乾隆四年(1739)宗人府所处理的庄亲王胤禄与弘昇(康熙第五子胤祺长子)、弘昌(康熙十三子怡亲王胤祥长子)、弘晈(怡亲王胤祥第四子)“结党营私”一案，又把和硕淑慎公主的胞兄弘皙给卷了进来。案件的内幕绝非和硕淑慎公主所能了解，但她很清楚庄亲王胤禄与已故怡亲王胤祥在雍正时期都是最受重用的亲王，一个是食双亲王俸，一个是入主军机。按说庄亲王与怡亲王的儿子对雍正的继承人不会“结党营私”……乾隆上谕所说的“恐将来有尾大不掉之势”倒是提醒了和硕淑慎公主——很可能乾隆是要解决亲王预政的问题。
亲王预政乃至擅政，在清初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早在努尔哈赤开基创业之时，就委任子侄以重任，令彼等担任掌旗贝勒。皇太极即位后又令兄弟子侄分管六部，宗室亲王一直握有实权。皇太极死后，以两白旗为后盾的多尔衮在继立问题上，同两黄旗拥戴的皇太极长子豪格展开激烈的斗争，并最终达成由多尔衮摄政的协议，反映出亲王预政对皇权的制约。而到了康、雍时期，宗室亲王或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清初的中枢机构)，或入主军机，都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定影响，如康熙之兄裕亲王福全、康熙的堂兄安亲王岳乐在当时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乾隆即位以后，已经不让亲王入主军机，别说庄亲王胤禄与已故怡亲王胤祥的儿子、胤礽的儿子弘皙，就连乾隆的亲弟弟——和亲王弘昼、果亲王弘曕，也不能过问政治，干预政事，他们只能陪膳侍宴，赋诗饮酒，以至和亲王弘昼用养戏班，唱弋阳腔来打发日子，甚至百无聊赖地一次次演习着自己死后的葬礼场面，他本人若无其事地吃着祭品，观看人们的哭祭，就像观看演出一般。
发生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对果亲王弘瞻的严惩，终于使和硕淑慎公主弄明白：抑制宗室亲王的权力是加强皇权的另一项举措，同解决储权一样。
果亲王弘瞻是和硕淑慎公主养父雍正的幼子，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当乾隆即位时弘瞻才一岁多，比乾隆长子永璜还要小5岁。乾隆三年，不到5岁的弘瞻出继给果亲王允礼为后。允礼系康熙第17子，因支持雍正即位被封为郡王，雍正六年晋升为亲王，并先后管工部、户部事，掌管钱物。乾隆初年，一度令果亲王领取双亲王俸，因而在诸王中允礼“较为殷富”。允礼死于乾隆三年，生前无子嗣，皇帝遂令弘瞻为允礼之后，承袭果亲王的封爵与财产。“弘曕既得嗣封，租税所入，给用以外，每岁赢余，不啻巨万”。
乾隆即位后不许亲王参与政治，而弘瞻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成为了一个青年，他不想像兄长弘昼那样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既然不能预政就去经商开矿。而开矿是个投资大赢利慢的行业，即使像弘瞻这样收入巨万的领取双亲王俸禄的亲王也会在资金上有暂时周转不开的时候，为此他背着皇帝向两淮盐商江起鏏借得巨资，为尽快还上这笔外债，派人把人参带给两淮盐政高恒，托其把参卖掉，以卖参钱还债。没有不透风的墙，乾隆在得知此事后不仅将弘瞻从亲王降为贝勒，还把两江总督一并治罪。虽然弘瞻是在经商，但乾隆绝不允许亲王同官员有来往，说到底还是对亲王的抑制，两年后弘瞻郁郁而亡。
幼弟弘曕的死，终于让和硕淑慎公主看到皇权对宗室亲王权力的无情剥夺。一旦涉及到权力，父子、兄弟就都翻脸不认人，当然最终还是日益加强的皇权把储权、亲王预政的权力所吞噬，她的胞兄弘皙自然要落到被革职、被幽禁的地步。
她在冥思苦想中走完了漫漫人生路，时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
福祸无常枉自嗟
乾隆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
父：乾隆帝 母：孝贤皇后富察氏
兄：永琏 固伦和敬公主 弟：永琮
配偶：科尔沁部色布腾巴尔珠尔
一般说，君父的称呼是对臣子而言，然而对皇家儿女来说，生身的父亲首先是生杀予夺的君主。固伦和敬公主一生的荣辱，就都源于她父皇的恩威。
格格双亲
固伦和敬公主是乾隆帝的第三女，生于雍正九年(1731)五月二十四日，当时她的父亲弘历21岁，还是宝亲王，她的身份是格格。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儿都可称之为格格，但皇帝的女儿最终可以从格格变成公主——在他们下嫁前得到公主的封号，一般说只有皇后生的女儿才能得到固伦公主的封号，而一般妃嫔的女儿则是低一个等级的和硕公主。宗室亲王的女儿不可能实现从格格向公主的转变，除非她们有幸成为皇帝的养女。
宝亲王家的格格能否成为公主，就看她的阿玛是否能被祖父立为皇位继承人了。弘历是雍正第四子，格格出生时她的三位伯父都已经去世，只有一个比阿玛小三个月的叔叔弘昼。在清朝的皇位继承上，年长的皇子并不具有优势，自清开国以来，还没有一位皇帝是凭借长子的身份即位的。
清朝对皇子所进行的系统教育，不仅给弘历积累了日后治国安邦的经验，也为他提供了展示天赋的机会。按照清代皇家的规定，弘历与弘昼在6岁时(这里说的是虚岁，实际年龄是5岁)就要到上书房读书。据上书房的师傅蔡世远记载，卯时(早5点-7点)必须开始上课，酉时(下午5点--7点)才能放学，学习的时间长达五六个时辰(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从卯时到未时(上午7点—下午3点)读儒家经典、学习写诗作文，未时至酉时则学习满语、骑射。
雍正非常重视对皇子的教育，不仅严格选择师傅，还特把上书房选在乾清宫附近，以便在处理公务时能听到皇子们的朗朗读书声，而且在万机之余也可以到上书房巡视一番，来一个突然检查。在格格出生两年前的一天，雍正突然驾临上书房，看到弘历、弘昼等人学习都很认真，心里很高兴，当即写了一副对联——“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赐给他们。弘历把父亲的对联作为座右铭，推敲其中的涵义，并以此为题写了两篇文章。
到格格出生时，她的阿玛在上书房已经学习了 15年，即使按照系统的现代教育，连续 15年的教育也该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但现代教育每年有六周暑假，四周的寒假，如果再加上每周两天的公休日，至少要有五年的时间被放假放掉了。而弘历所受到的皇家教育既不放寒暑假，也无公休日，是实打实的15年，按照现在的教育体系弘历也该拿到硕士学位了。
当然，学习时间的长短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实际素质与教养，这中间还有一个个人的认知能力与悟性高低的问题。弘昼受教育的时间、内容以及教授课程的老师都同弘历一样，但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公认的。每天到放学的时候，“资性稍钝”的弘昼都未能完成当天布置的功课，为了让两位皇子一起放学，上书房的师傅总要额外再给弘历出一些题目。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弘历对儒家经典、传统文化的领悟以及对从政经验的积淀，自然远远超过了弘昼。就连弘昼自己也承认自己同兄长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弘历不仅满腹经纶，文采出众，而且掌握多种语言，除能熟练地使用汉语进行交谈写作乃至诗文唱和、挥毫泼墨外，还能用满语、蒙古语、维吾尔语、藏语进行会话。能掌握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对于多民族国家君主的理藩、密切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尽管雍正在即位后开创了秘密立储，只有等老皇帝病危才能取出立储密旨，但到了雍正九年这个问题已经相当明朗了，在雍正的两个儿子中，的确有点舍宝亲王而其谁！雍正在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二日深夜病危，次日凌晨去世。据《清世宗实录》载，鄂尔泰、张廷玉在二十二日戌刻按照雍正帝的命令，宣布“命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的谕旨。九月初三，皇太子弘历在太和殿即皇帝位，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乾隆时代也就此开始。而伴随着宝亲王变成乾隆皇帝，5岁的三格格也就成了紫禁城里的小主人。
三格格的母亲富察氏，在雍正五年(1727)同宝亲王弘历完婚，那一年新郎、新娘都17岁。富察氏是宝亲王的嫡福晋，因而在乾隆即位后被册封为皇后。在史书上关于富察氏的记载只有寥寥几笔，一是“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一是“以鹿羔氋绒制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旧制，示不忘本”。身为皇后平时只是佩戴野花、绒花，这种简朴自然是非常难得的；仿照入关前的做法——用动物的皮革制成荷包进献给皇帝，以表示不忘祖宗开基创业之艰难，这在满洲权贵中更是非常难得的。
不要说满洲权贵，就是一般的八旗子弟在入关百余年后，已经变得安于享乐，早把当年的进取精神消磨殆尽，不会说满语、不擅长骑射者已经比比皆是，乾隆对这些忘本者已经采取严厉的惩罚，不精通满语骑射者不得袭爵。在这个问题上富察氏同乾隆的确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由于父母情投意合，皇后所生的子女也就格外得到乾隆的喜爱。三格格的同母兄长——生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二十六日的永琏，在乾隆即位后被立为皇太子，并把立储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孰料永琏在乾隆三年(1738)十月病亡，伤感不已的乾隆以皇太子的礼仪安葬了永琏。清朝统治者在立储的问题上，并不像汉族统治者那样强调嫡庶之别，乾隆之所以坚持要立嫡子为皇太子纯粹是出于对皇后富察氏的感情，这就使得他极为看重嫡子。在永琏夭折之后，一心要立嫡子为皇储的乾隆等了将近8年，皇后富察氏才在乾隆十一年四月初一生下永琮。永琮的出生不仅令皇帝、皇后称心如意，也使得已经16岁的三格格满心欢喜。
喜上加喜
永琮的降生使紫禁城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紧接着三格格的婚姻大事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三格格毕竟是乾隆女儿中第一个长大成人的，更何况又是皇后所生。为了挑选额驸，当父亲的已经把朝廷大臣的子弟捋了好几遍。经过多方比较，最让乾隆感兴趣的还是科尔沁部达尔汉亲王罗布藏衮布的儿子——辅国公色布腾巴尔珠尔。
挑选额驸 色布腾巴尔珠尔的高祖达尔汉亲王满珠习礼是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弟弟，满珠习礼是凭着在同察哈尔部的战争以及平定腾机思的战事中所立下的功劳而成为第一代达尔汉亲王的。色布腾巴尔珠尔的祖父班第是顺治的额驸，得尚和硕端敬公主为妻。和硕端敬公主是顺治的堂侄女(即简亲王济度之女——也就是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孙女)，而色布腾巴尔珠尔就是班第与和硕端敬公主的孙子。从孝庄皇太后那边论，色布腾巴尔珠尔是外戚家族的后代；而从和硕端敬公主这边论，色布腾巴尔珠尔又是顺治皇帝的曾外孙，称得上是亲上加亲。
而从清朝的北部及西北部疆域的安定来说，同蒙古联姻依然是件重要的事。尽管在清政府的主持下，喀尔喀与准噶尔的牧界在乾隆三年(1738)确定，雄心勃勃、屡屡征战的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也在乾隆十年(1745)去世，但谁又能保证西北部地区不会再起狼烟！在彻底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前，乾隆对以蒙古各部建立起来的长城自然要格外关注。
更何况在色布腾巴尔珠尔 9岁时，乾隆就让他从科尔沁来到北京，同皇子永琏、永璜、永璋等一起在上书房受教育，乾隆是看着色布腾巴尔珠尔长大的。对于生性笃诚、为人忠厚、学习勤奋的色布腾巴尔珠尔，乾隆打心里喜欢，在乾隆八年就晋封他为辅国公，成为最年轻的蒙古王公。实际上从乾隆封其为辅国公时起，就有招为东床快婿之意，他的这一想法同太后、皇后也都透露过，虽然太后、皇后均无异议，但乾隆还是能感到皇后舍不得把女儿远嫁塞外。最终乾隆还是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把额驸招到京城。因而，为三公主下嫁而在毗邻皇城东北(今张自忠路)的地方营建公主府，也就提上议事日程。
隆重的婚礼 乾隆十二年(1747)元旦过后，来京朝贺的蒙古王公就该返回塞外了。就在罗布藏衮布离京前夕，乾隆下达了“指婚”的命令。受宠若惊的色布腾巴尔珠尔，在指婚的当天就身穿蟒服到乾清门东边的台阶上面朝北跪下谢恩，公主的“下嫁仪”也就此开始。而公主府的营建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指婚之后，额驸家族就该准备“纳彩礼”了，就如民间在订婚后，男方家给女方家“送彩礼”。虽说罗布藏衮布是来朝贺元旦的，但他的儿子毕竟名列“备指额驸”、而且得到在上书房同诸皇子一起学习的恩典，更何况皇帝还有个已经到了结婚年龄的女儿。别说他，所有名列“备指额驸”的蒙古王公在进京前都会做好“纳彩”的准备，以免措手不及，要是坏了皇家的规矩，可就罪在不赦了。因而到了“纳彩”的这一天，色布腾巴尔珠尔把驼马以及办订婚宴席所需要的酒、羊等送到午门，皇帝颁旨令交有关衙门收管，以便在第二天的宴席上使用。随后，色布腾巴尔珠尔率领亲属拜谒皇太后，之后再到保和殿以三跪九叩礼觐见皇帝，皇帝设宴招待额驸。皇太后、皇后则设宴招待额驸眷属。
三公主的婚期定在乾隆十二年的三月，乾隆把固伦和敬公主的封号赐给了三女儿。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额驸到宫门谢恩。此时内务府的官员则率领銮仪校卫把皇家给三公主陪嫁的金银细软、珠宝首饰、绫罗绸缎等等送到新落成的公主府。按说是该送到额驸府邸，但色布腾巴尔珠尔的府邸在科尔沁。陪同前去的还有朝廷命妇，并由命妇们把嫁妆在即将举行合卺(jǐn)礼的洞房安排妥当。次日公主下嫁，额驸家把鞍马、甲胄等送到午门，迎娶和敬公主。和敬公主身着婚庆礼服依次到祖母、父母所居住的宫殿辞行，到赐宴结束，已是傍晚。17岁的公主在命妇们的服侍下登上凤舆(相当民间的花轿)后，舆帘就被放了下来。公主乘坐的凤舆在仪仗的护卫下，由宫内校卫抬出了大内，亲王福晋、朝廷命妇等送亲的人则乘轿紧随其后。开道的灯笼火炬，则把天空映照得如同白昼，公主的婚礼就是排场非常！
和敬公主与额驸的合巹之礼把婚礼推上了高潮。所谓合巹就是新婚夫妻喝交杯酒，这一仪式是从把一个瓢剖成两半，新郎、新娘在成婚时各拿一半来饮酒而演变来的。对三公主来说生活中新的一页已经揭开，她的命运已经同这个蒙古王公紧紧连在了一起，尽管她对额驸的天生禀性、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略知一二，但真正耳鬓厮磨、朝夕相处还得有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从小就受到母亲贤淑性格影响的三公主颇懂妇道，虽然她对已经开始的新生活有些紧张，却也相当自信，她相信只要自己能按照当年太祖的圣训去做，“勿凌辱其夫、恣意骄纵”，就一定能同额驸相敬如宾，乃至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相濡以沫……
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额驸摆上了九十桌筵席招待前来贺喜的王公贵族、朝廷大臣。婚后第九天和敬公主同额驸的回宫谢恩，是“公主下嫁仪”中的最后一项。公主要到太后、皇帝与皇后的宫殿行礼，额驸则在太后居住的慈宁宫门外、皇帝的乾清宫门外、内右门外行礼谢恩。至此，忙了一个多月的公主下嫁也就落下了帷幕。但由于宫里已经20多年没有操办公主下嫁的喜事，和敬公主下嫁所引发的喜庆气氛依旧在宫中回荡着。
乐尽悲来
弟弟夭折 正处在燕尔新婚中的和敬公主被小弟弟永琮生痘(即出天花)扰得心绪不宁，虽说祖父康熙也在童年生过痘，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闯过这一关。为了保佑还不到两岁的小弟弟能平安，她在公主府也供上了痘神娘娘，为了表示虔诚，还特地让额驸搬到其他房间去住。公主度日如年，盼望弟弟顺利出痘，痘皮外剥，最后在他稚嫩的小脸蛋上留下稀稀落落的痘痂……
乾隆十二年的岁末是那样的寒冷，和敬公主的心却比天气还要冷，她虔诚供奉的痘神娘娘在死神面前是那样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永琮被痘症夺去了性命，公主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都说长姐如母，但实际上最悲痛的还是母亲。永琮的夭折使得皇后富察氏的身心受到沉重的打击，实际上她的心都已经被儿子带走了。
永琮的去世，对乾隆也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甚至认为这是自己一心要立嫡子为继承人所致，伤感不已的他为此自责道：“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即顺治)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母亲去世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不知宫里还会再闹出什么事。和敬公主心如乱麻，她一次次祈祷上苍保佑父皇母后，如果要降临什么灾难就降在自己的身上。然而，不管她怎样祈祷都未能感动上苍，灾难最终还是降落在她的母亲皇后富察氏的身上。
永琮去世还不到两个月，乾隆第一次去山东祭孔，对于这样一个隆重的祭祀，身为皇后的富察氏当然要陪同前往。依旧沉浸在失子之痛的皇后，身体已经相当虚弱，而谒孔的隆重仪式、登泰山的过度疲劳都耗尽了富察氏的元气。等回到济南，她就一病不起，而在从济南赶往德州的船上她已经气息奄奄，命在旦夕。富察氏未能回到北京，在德州病逝，时年37岁，谥曰贤，尊称为“孝贤皇后”。
皇后的去世不仅令和敬公主悲怆万分，也使得乾隆因悲伤而情绪反常。他甚至迁怒于21岁的皇长子永璜、14岁的皇三子永璋，认为他们对嫡母的去世“并无哀慕之忱”，“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斥责他们“不识大体”。据当时在京就职钦天监的奥地利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on de Hallerstein)给友人的信中披露：皇后去世后“帝痛愤之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扑地而痛击之”，有关乾隆踢打长子永璜的情节，在《实录》中是不可能见到的，凡是有损圣德的材料都会被删掉，但和敬公主还是听到兄长被责打的消息。陷于丧母之悲的和敬公主，不禁又要牵挂起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乾隆在盛怒之下的举措，令和敬公主不寒而栗，她的父皇竟然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难怪世人常说伴君如伴虎！
女以母贵
和敬公主很了解父亲对母亲那种割舍不断的情感，乾隆为悼念皇后富察氏所写的《述悲赋》在开篇就提出：“《易》何以首‘乾坤’？《诗》何以首‘关雎’？人伦之伊始。”在这里乾隆明显是把对富察氏的感情升华到人伦之首来认识的。按照儒家的纲常观念：排在第一位的是君臣，第二位是父子，第三位是夫妻，第四位是兄弟。但汉族是非常强调血缘亲情的，因而在民间所流传的口头禅则是“兄弟是手足，老婆是衣服”，手足是斩不断的，而衣服是可以换的，实际上已经把夫妻挤到第四位。乾隆在《述悲赋》中以文辞发泄着内心的悲痛，诸如“纵糟糠之未历，实同甘而共辛”，“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与随”，“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夏日冬月兮复何时”等等不一而足。
从关外崛起的满族没有那么多的假道学，和敬公主的高祖——清太宗皇太极，在攻打锦州时得到宸妃病重的消息，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往沈阳赶，还未到沈阳就得到宸妃去世的噩耗，巨大的悲痛竟使得这位驰骋疆场的开国皇帝昏了过去，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恍惚。皇太极联想到当年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去世时并未悲伤到这种程度，尽管他为此自责，但仍不能摆脱“不能自持”的状态，甚至对在宸妃丧期“作乐”的郡王阿达礼、公扎哈纳予以夺爵。至于公主的曾祖顺治，更是因董鄂妃的去世而情绪失控，甚至要遁入空门……
在皇后富察氏所生的三个孩子中，和敬公主是惟一健在的，乾隆把对富察氏的思念之情倾注到女儿身上。都说女婿顶半个儿子，乾隆在给色布腾巴尔珠尔的御制诗中也毫不掩饰地写道：“世笃姻盟拟秦晋，宫中教养喜成人。诗书大义能明要，妫汭丛祥遂降嫔。此日真堪呼半子，当年欲笑拟和亲。同来侍宴承欢处，为忆前弦转鼻辛。”“妫汭丛祥遂降嫔”引的是《尚书•尧典》中的典故 ——“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在妫汭(今山西永济)那个地方，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虞舜。三代之前，帝王女儿出嫁曰“嫔”。乾隆在诗的自注中，对最后一句解释道“固伦和敬公主，孝贤皇后所生”，充分显示出皇帝对色布腾巴尔珠尔这个“半子”的偏爱，同固伦和敬公主的母亲孝贤皇后有直接关系，以至在孝贤皇后去世多年后，乾隆一回忆起亡后依然鼻子发酸。而事实上一直到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时，还是要绕过济南，不忍心再进入让他抱憾终身的伤心之地，正像他在诗中所描绘的“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消。”
乾隆十七年(1752)，科尔沁部达尔汉亲王罗布藏衮布去世，尽管色布腾巴尔珠尔还有兄长、而额驸又居住在北京，但乾隆还是令三额驸承袭达尔汉亲王的爵位，并在二十年(1755)赐三额驸享受双亲王的俸禄。平心而论，和敬公主与额驸在成婚后最初八年的生活，基本是平静的，和谐的。
平准风波
帝王家总是同国事有着更多的牵连，一涉及到国事，亲情就要退居到次要的地位，乾隆既是子女的父亲，也是他们的君主。固伦和敬公主与三额驸第一次感受到父皇的威严是在平定准噶尔的机会突然出现之后，享受双亲王俸禄的三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因奉命征准而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
额驸受罚 自从乾隆十年噶尔丹策零去世，准噶尔部就处于争夺最高权力的激烈斗争之中。蒙古各部非常重视嫡庶之别，因而噶尔丹策零死后由其嫡出的次子那木扎尔嗣位。那木扎尔生性残暴，不但不听同母姐鄂兰巴雅尔的规劝，反而指责姐姐欲效法彼得大帝的女儿自立为女皇(彼得大帝之女于1741年发动政变登上俄皇的宝座)，并将胞姐拘系。鄂兰巴雅尔之夫帮助那木扎尔的庶兄喇嘛达尔扎发动政变，推翻那木扎尔。庶出的喇嘛达尔扎在嗣汗位后，遭到巴图尔珲台吉的后代——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等人的反对。他们密谋另立噶尔丹策零的幼子策妄达什；这一图谋却被喇嘛达尔扎察觉，他立即逮捕并杀害了达什达瓦、策妄达什，只有达瓦齐得以逃脱，投奔既是策妄阿拉布坦外孙也是拉藏汗之孙的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
乾隆十七年底(1753年初)，阿睦尔撒纳率精兵千余间道杀入伊犁，弑杀喇嘛达尔扎，拥立达瓦齐为准噶尔汗。达瓦齐在当上准噶尔汗后，因杀了阿睦尔撒纳的岳父达什而使得彼此关系恶化。乾隆十九年(1754)初，阿睦尔撒纳要求同达瓦齐分治准部遭到拒绝后，遂以兵戎相见。阿睦尔撒纳在被达瓦齐击败后，便率部众投奔清廷。同年底，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了解到准噶尔内部分崩离析的状况。准部频发的内乱，为清廷彻底解决准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尽管清军西征的准备并不充分，但乾隆还是当机立断，决定出兵伊犁。
乾隆二十年二月，清军兵分两路向伊犁挺进，三额驸奉命从征。在同准部的较量中乾隆大量起用蒙古王公，从刚刚降清的阿睦尔撒纳到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康熙四额驸之子)、三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都成为平准大军的负责人。用臣服清朝的蒙古王公去讨伐同样是蒙古人的达瓦齐，的确是乾隆的一着妙棋。清军势如破竹，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伊犁，达瓦齐也成为阶下囚。
在平定达瓦齐后，为防止准噶尔势力再度膨胀，遏制阿睦尔撒纳称雄西陲、总管四部的勃勃权欲，乾隆坚持在漠西蒙古沿袭四汗分立的传统，显而易见，清军大举出兵伊犁绝不是为了帮助阿睦尔撒纳夺取汗位。可不识时务的阿睦尔撒纳对乾隆册封四汗极为不满，而且一再撺掇三额驸向乾隆推荐自己总管漠西蒙古四部事务。生性憨厚的三额驸却被阿睦尔撒纳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看不出阿睦尔撒纳的野心，虽然他根本不敢把阿睦尔撒纳的请求向乾隆汇报，但在实际上也不可能有效地监视阿睦尔撒纳。
权迷心窍的阿睦尔撒纳却一意孤行，“隐以总汗自处，擅诛杀掳掠，擅调兵”，不穿乾隆赐给的衣服，不戴清朝赏赐的顶带花翎，不用清政府颁发的副将军印，而“自用珲台吉菊花篆印”(一说用噶尔丹策零的小红印)；在同各部交往中讳言降清，只说统领满、汉、蒙古军队来到伊犁，又“与其党晓夜聚谋，诡密莫测”。为了扩充实力，阿睦尔撒纳掠夺人口、牲畜，还把没收的达瓦齐的千余匹驼、马及二万多只羊侵吞。
乾隆在得悉阿睦尔撒纳的所作所为后，决定把变乱消灭在萌芽之中，令阿睦尔撒纳入京朝觐，并令从征伊犁的额琳沁多尔济陪同来京。阿睦尔撒纳在行至乌隆古——距其妻子牧地很近的扎布那河一带时，便向额琳沁多尔济提出要回一趟家，带一些换洗的衣服。尽管有人忠告额琳沁多尔济：阿睦尔撒纳在伺机逃跑，但额琳沁多尔济还是满足了阿睦尔撒纳的要求，结果是阿睦尔撒纳一去不回，“由额尔齐斯河间道北逸”，携眷属逃跑，时为乾隆二十年八月十九日。由于清军主力因粮食供应匮乏，已经撤回，局势危如累卵，一发千钧。
当阿睦尔撒纳叛逃后，乾隆不仅赐令额琳沁多尔济自尽，还对未能及时发现阿睦尔撒纳野心的三额驸予以夺爵，甚至“让人当着他的面打了女婿”，“又命将女婿押往刑部受审”。在阿睦尔撒纳逃跑的问题上，色布腾巴尔珠尔并不负任何责任，早在六月份三额驸就已经随同大军从伊犁撤回，阿睦尔撒纳叛逃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既然乾隆同三额驸有“半子”之分、既然乾隆对亲儿子都曾拳脚相加，和敬公主对额驸挨打受罚还能有什么可抱怨的！她只能用“打是疼，骂是爱”来聊以自慰了。
对于父皇的雷霆震怒，和敬公主完全能理解，准噶尔对北部、西北部的威胁已经有几十年，好容易才等到这样一个进兵伊犁的机会，如果能按照皇帝的安排把阿睦尔撒纳送到北京也就万事大吉了；谁料由于额琳沁多尔济的过失酿成阿睦尔撒纳的逃跑并发动叛乱，以至乾隆不得不再次部署远征伊犁。
立功复爵 乾隆在二十年十一月揭开第二次征准的序幕，三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以请缨出征、立功军前，来证明自己对君父的忠诚不贰。第二次征准，不仅要对付阿睦尔撒纳及其同党，还要对付那些响应阿睦尔撒纳的漠西蒙古四部的大小头目等。阿睦尔撒纳在发动叛乱后五个月——乾隆二十年十二月进入伊犁，在伊犁即汗位。
令和敬公主感到欣慰的是，色布腾巴尔珠尔在抵达西陲后每次交战都冲锋在前，在连山之战中三额驸被飞铅打穿肋骨，依然“裹创而接战”，终于以少胜多，真像个“拼命三郎”。而当阿睦尔撒纳窜逃后，三额驸率领军队连续行军五昼夜穷追不舍。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走投无路的阿睦尔撒纳带领20几个侍从逃到俄罗斯，并在两个月后死于天花。历经康、雍、乾三朝近70年的经营，清朝统治者终于彻底平定威胁北部、西北部地区的准噶尔部。到乾隆二十三年(1758)，色布腾巴尔珠尔因在平定阿睦尔撒纳战役中立下的军功而恢复了亲王爵位。
金川狼烟
在平定准噶尔后，固伦和敬公主与额驸又恢复了以往平静的生活。但这样的生活实在太短暂了，十几年后，第二次平金川的战争又将他们的生活彻底搅乱。
额驸名分被革 在傅恒平定金川20多年后，该地再起狼烟。乾隆三十六年(1771)，大金川首领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札土司，小金川土司泽旺的儿子僧格桑则侵犯鄂什克土司、明正土司的土地，而当清地方官员对小金川进行节制时，小金川竟然对清军发起攻击，清军第二次对金川的战争遂爆发，乾隆任命大学士温福去前线督师。
温福系满洲镶红旗人，姓费莫，因精通满、汉、蒙古文，被任命为笔帖式，在乾隆初年已经官至户部郎中，此后又先后担任过湖南布政使、贵州布政使。温福的仕途因一次断案草率遇到坎坷，被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效力。乾隆二十三年(1758)，再次回到官场的温福被授予内阁侍读学士，而此时，天山以南回部首领和卓兄弟已经利用准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机会而起兵。于是乾隆令温福随同兆惠到南疆作战，在叶尔羌城下的激战中，温福颧骨被枪刺伤。因作战勇敢，乾隆赐予他轻车都尉的世职。温福在平定和卓兄弟之战中的表现，给乾隆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经过这次战争，温福的晋升速度显然变快，乾隆在有意培养温福，让他经受多方面的锻炼：任命温福为福建巡抚、吏部侍郎，入军机处，直至担任理藩院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当乾隆决定对金川再次用兵时，便考虑到让既长于文墨又受过战争考验的温福出任主帅，培养温福独挡一面的能力，就像当年培养傅恒一样，以期温福能扫平狼烟、为入主军机铺平道路。傅恒去世已经两年，乾隆急需温福能弥补宰辅的空缺。
为此，乾隆向温福面授机宜：对大小金川要各个击破，先解决小金川，在征服小金川之前同大金川保持友好，避免同时作战。遵照乾隆的嘱咐，温福集中兵力攻打小金川，虽然由于小金川僧格桑以割地换取大金川出兵援助，但到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清军依然占领了小金川，并俘获土司泽旺，只有僧格桑率少数亲信逃到大金川，温福照会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交出僧格桑，遭到拒绝，同大金川的战事便一触即发。
大金川林立的碉堡，成为温福向前推进的阻力。温福重蹈第一次金川之战中讷亲、张广泗之覆辙，大搞碉堡战，修建碉卡一千多个，以碉对碉。当时清军二万多将士，一半以上分散在各个碉卡中，致使兵力分散。虽然屡屡攻碉，却难以攻克，士卒多伤亡，士气也日益低落。刚愎自用的温福自以为得计，“日置酒高会”。
乾隆在三十七年收到参赞大臣、都统伍岱的奏章，弹劾主帅温福用兵不当“自以为是”，“以致兵士寒心”，便任命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为参赞大臣，前往平金川的前线去调查是非曲直。三额驸到军前后，了解到温福的失策与跋扈，已经引起许多将领的不满，准备据实上奏。但温福却恶人先告状，弹劾三额驸偏袒伍岱。乾隆在三十七年五月初一收到温福的奏折，温福在奏折中指责“色布腾巴尔珠尔听信员外郎明德之言……至伍岱闻色布腾巴尔珠尔前往审讯，豫遣人迎接……伍岱、明德依仗色布腾巴尔珠尔之势朋比为奸，陷臣于罪”。也许是对着意培养的宰辅苗子温福充满希望，也许是出于对金川将帅不和的忧虑，乾隆连自己一向忠厚的女婿也不相信，反而相信了温福的一面之词。
乾隆立即谕令色布腾巴尔珠尔把伍岱、明德锁拿来京，到京后又以色布腾巴尔珠尔偏袒伍岱而革去他的亲王爵位、额驸称号，并解除所有职务。如果说三额驸在平准中遭到惩罚的确有自己疏忽之处，但在这次受谴中的确问心无愧，然而此次三额驸竟被一抹到底，不仅被革去亲王爵位、辅国公爵位，甚至被革掉额驸名分，被幽禁在家！和敬公主实在弄不明白，她的父皇为什么对有“半子”之分的女婿竟然如此绝情，以至达尔汉亲王的爵位都转到了色布腾巴尔珠尔侄子的名下，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失而复得的额驸称号 温福可以在内部排除异己，却改变不了在金川的被动局面。由于清军进攻大金川受阻，已经投降清军的小金川头目也开始蠢蠢欲动，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见有机可乘，便派人前往联络。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在小金川头目的配合下，索诺木不仅攻克清军营地、劫取粮食，还从“温福不严备的山后要隘”突破木果木大营。当时木果木大营有士兵万余，还有运粮夫役数千，完全可以组织反击。但毫无思想准备的温福已经乱了方寸，居然下令关上营门，不让数千夫役入营，听任彼等被歼。
木果木的营门挡得住夫役，却挡不住骁勇善战的大、小金川的士兵。一意孤行的温福终于尝到自己酿造的苦酒，当温福在营中同敌兵肉搏时，被枪刺中要害，倒地身亡。主帅已死，清军大溃，小金川也得而复失。直至木果木之败，乾隆才意识到精心培养的宰辅苗子，不过是个经不起风浪的豆芽。乾隆在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接到败讯的当天，连发五道谕旨，其中的一道就是恢复色布腾巴尔珠尔的额驸称号，重新任命色布腾巴尔珠尔为参赞大臣，随同新任命的定西将军阿桂南下。
飞鸿失伴
南下金川再次给了三额驸立功军前的机会，三额驸与阿桂并肩作战，“屡克险要”，夺取寨落、碉堡。在一鼓作气攻陷小金川后，便移师大金川，并向大金川首领的巢穴勒乌围推进。大功指日告成，但三额驸却病倒在了军前。
生在塞外的色布腾巴尔珠尔，实在适应不了金川的潮湿气候。兼之他在出征前被幽禁了一年多，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在抵达军前后，年近五旬的三额驸依旧不服老，还像十六七年前在平定阿睦尔撒纳的战事中那样拼命，甚至带病参战，将近两年的征战已经耗尽了他生命的活力。
乾隆在得悉三额驸病倒后，立即派御医前往军前，同行的还有额驸的儿子额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尽管御医竭力抢救，仍未能把病入膏肓的额驸从死神手中夺回来。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二十八日，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在金川病逝。三额驸去世之后五个月，清军终于攻下大金川的最后一个据点勒乌围。在经历将近五年的苦战后，清军终于彻底平定大、小金川，并在该地设置懋功厅直接进行治理，结束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司制。阿桂等人固然功不可没，但三额驸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在固伦额驸去世后，乾隆下令恢复他的亲王爵位，赐谥曰“毅”，当额驸的遗体运回北京，朝中所有大臣前往郊外迎接。乾隆在悼念三额驸的祭文中称赞他在边陲多事之秋“奋武辞禁闼以遄征，愿效前驱”，“乘晓雾之漫山，勇倡百夫”，“有进无退，嘉哉忠悃不渝”；“夺隘攻关，鼓先声而雷动遐荒”，“廿年劳绩，蚕丛留未竟之心；万里归魂，马革遂平生之志”。蚕丛，相传是蜀王先祖，后用来指蜀地，此处指四川境内的金川，所谓“蚕丛留未竟之心”，实际是为三额驸在平定金川胜利前夕而去世，感到无限遗憾。
少年夫妻老年伴，三额驸去世时固伦和敬公主才45岁，还未进入老年，就已经失去伴侣。如果在额驸弹劾主帅温福事件中皇帝能一碗水端平，她和丈夫会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吗？如果她的丈夫不到水土不服的金川转战将近两年，会一病不起吗？虽说额驸去世后得到种种哀荣，但对于逝者及他的未亡人又有多少现实意义呢！
阿玛在和敬公主的心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陌生，童年的亲情已经被无情的政坛风波消磨殆尽。独自生活了15年的和敬公主迎来了自己的60年甲子，然而六十大寿所遇到的仍是一件令她非常不舒心的事——额驸的儿子额勒哲特穆尔额尔克巴拜所承袭的辅国公被革掉了。虽然他不是公主所生，但公主毕竟是他的嫡母。
十几年的寡居，使得和敬公主的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要衰老得多，她根本记不住是什么原因让额驸的儿子受到革爵的处分。虽说一个月后又恢复了公爵，可和敬公主的思绪却又回到了30多年前的平准与15年前的平金川，她被逝去的雷霆之怒所笼罩，诚惶诚恐，食不甘味，竟至不思饮食，郁悒成疾……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二十八日，和敬公主怀着恐惧与牵挂走了，享年62岁。83岁的乾隆对和敬公主的去世相当伤心，这个女儿毕竟是他与皇后富察氏情感的结晶；但他的确无法体会到30多年来女儿心灵所受的压抑与惶恐。荣也好，辱也罢，一切都因父亲的一时喜怒而起，做女儿的只有忍受，只有当灵魂出窍之时，她的忍受才彻底结束。
浓墨重彩日过午
乾隆第四女和硕和嘉公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