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乾隆帝 母：皇贵妃苏氏
三姐：固伦和敬公主 和硕和嘉公主 七妹：固伦和静公主
配偶：科尔沁部 配偶：傅恒之子 配偶：喀尔喀赛因诺颜部策凌之孙、
色布腾巴尔珠尔 福隆安 成衮扎布之子拉旺多尔济
子：丰绅济伦
在乾隆的10个女儿中，长大成人的有5个，她们是皇三女、皇四女、皇七女、皇九女、皇十女。皇三女——也就是固伦和敬公主，比皇四女大14岁，是皇后富察氏所生，在乾隆十二年下嫁蒙古王公色布腾巴尔珠尔；皇七女、皇九女是被追封为皇后的魏佳氏所生，分别嫁给了蒙古赛因诺颜部亲王成衮扎布之子拉旺多尔济、兆惠之子扎兰泰，皇十女则是四公主去世十年后才出生的，也就是下嫁给和珅儿子的固伦和孝公主。
和嘉公主
皇四女的母亲苏氏在乾隆即位前就已经到了藩邸，并在雍正十三年(1735)的五月生下皇三子永璋。乾隆即位后苏氏被封为纯妃。乾隆八年十二月纯妃生下皇六子永瑢。苏氏在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被晋封为纯贵妃，并在一个月后生下皇四女。
嫡母去世酿风波 从乾隆十二年十二月起，3岁的皇四女接连遭受家庭变故，先是比她小一岁的弟弟永琮夭折，两个多月后她的嫡母——也就是永琮的生母皇后富察氏，在陪同皇帝去山东祭孔的途中病逝，时年38岁。
皇后富察氏的去世使得乾隆情绪失控。皇四女的兄长永璋以及母亲苏氏都成为乾隆悲伤情绪的牺牲品，就连不到4岁的小公主也被压抑的气氛所笼罩。
在乾隆看来所有儿子都应该痛不欲生，所有的大臣都应该呼天抢地。他感到21岁的皇长子永璜、14岁的皇三子永璋对嫡母去世“并无哀慕之忱”，“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便怒不可遏，斥责他们“不识大体”，对嫡母之丧“全不在意”。并在王公大臣面前严正申明：“朕百年之后，皇统则二人断不能承继！……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倘仍不知追悔，尚有非分妄想，则是自干重戾矣……若不自量，各怀异志，日后必至兄弟相杀而后止，与其令伊等兄弟相杀，不如朕为父者杀之……”。
如此杀气腾腾的斥责，自然让两个皇子诚惶诚恐。与此同时，血淋淋的惩罚也在朝廷上接二连三地出现：大学士阿克敦因下属在把孝贤皇后的册文翻译成满文时有误，而被判处绞监候；在皇后百日丧期之内剃发的官员被赐令自尽的就有大学士、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而刑部尚书盛安因未将违制剃发的锦州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都司姜兴汉判处斩立决也被赐令自尽，刑部官员竟全部被革职。实际上在大清律例中，对国丧内剃发并未有明确的惩罚规定，在雍正去世时对违制剃发的人也未进行治罪，但这一切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竟成为可以引来杀身之祸的大问题。
比皇四女年长10岁的永璋，在乾隆的心目中虽然比不上嫡出的皇二子永琏、皇七子永琮，但他的确比皇长子永璜更赢得乾隆的好感。在皇七子永琮夭折之后与皇后富察氏去世之前的三个多月，乾隆曾考虑过立皇三子永璋为储，还同大学士讷亲私下说过“尚有可望”立储皇三子。然而皇后富察氏之丧所引发的风波，不仅改变了乾隆的立储意向、改变了贵妃苏氏将来母以子贵的可能，也使得贵妃苏氏在乾隆十四年的册封中与皇贵妃失之交臂。
这种不正常的压抑，在皇四女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此后又过一年(1749)，皇四女的长兄永璜郁抑而死，时年23岁。乾隆虽然对皇长子不是很喜欢，但毕竟是父子天性，更何况长子的青春早逝同他的严厉斥责又有直接关系，故追赠永璜为定安亲王。而到乾隆十七年(1751)将孝贤皇后富察氏的灵柩入葬裕陵地宫时，乾隆特令永璜生母的灵柩也随同入葬，也许乾隆想以此来减轻永璋及其生母苏氏的精神压力。但丧后所引发的一系列变故，已经摧毁苏氏的身心，她只能以缄默来面对一切，把压抑、痛苦都埋在心中。
在皇四女14岁那年，她的同母兄长16岁的永瑢出继给慎郡王允禧为孙，按照降等继承的原则永瑢被封为贝勒。慎郡王允禧是康熙第21子，热衷吟诗作画，其绘画颇有董源、文征明的遗风神韵，其绘画“自署紫琼道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五月，允禧病故，身后无嗣。乾隆在二十四年把精于书画的永瑢出继给允禧一支，苏氏、永璋及皇四女对此安排究竟该有何种感受，他们自己也说不清。他们只知道：永瑢在得到贝勒称号的同时也失去了皇子身份。
下嫁外戚
把公主下嫁外戚在清初就已有之，皇太极孝端皇后生的皇三女(马喀塔同母妹)就下嫁亲娘舅的儿子奇他特，孝庄皇后生的皇四女也下嫁给娘家的侄子弼尔塔哈尔，这种婚嫁实际是满永瑢像 蒙联姻的延续。至于康熙第九女——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所生的五公主，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嫁给已故孝懿仁皇后佟氏的侄子舜安颜，主要是为表彰忠烈，佟氏的伯父佟国纲在抗击噶尔丹的战争中阵亡，皇家在婚嫁上自然会有所考虑。
皇四女下嫁外戚同前面提到的情况并无相似之处，而是更多地打上了嫡母富察氏去世的印记。也许乾隆是希望借此机会扫去丧后风波在苏氏及皇三子心头所留下的阴影，在二十五年(1760)正月，乾隆赐予15岁的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的称号，并把她许字当朝宰辅傅恒第二子——17岁的福隆安。傅恒是已故皇后富察氏的弟弟，把皇四女许配皇后娘家的侄子，或许也包含了对苏氏及其子永璋的某种安抚。
额驸家族 额驸福隆安的父亲傅恒是皇后富察氏的幼弟，隶满洲镶黄旗。富察氏是满洲世家，在努尔哈赤创业时该家族就已经投到清太祖的麾下。傅恒的曾祖哈什屯是顺治身边一名忠心耿耿的侍卫，屡立战功，因忠于皇帝而受到摄政王多尔衮迫害。他的祖父米思翰深得康熙信赖，官至户部尚书，当康熙决定撤藩时，只有米思翰和明珠等人是康熙的支持者，米思翰的几个儿子都因此受到康熙的重用。
傅恒的二伯父马齐，在康熙抗击噶尔丹的战事中显示出组织才能，曾先后在刑部、户部、理藩院担任尚书，兼议政大臣。此外他还兼管俄罗斯佐领，负责中俄贸易。傅恒的父亲李荣保是米思翰第十子，虽然他在政坛上并不显赫，只是个察哈尔总管，但由于他的女儿嫁给了居藩邸的乾隆——宝亲王弘历，而使得富察氏家族门第生辉。
傅恒的仕途是从乾隆五年(1740)担任蓝翎侍卫开始的，在当了两年侍卫后调到内务府担任大臣，乾隆十年(1745)以户部侍郎的身份到军机处行走。傅恒之所以得到乾隆的特殊培养，不仅仅在于他是皇帝的小舅子，更在于他还有个为国尽忠的兄长傅清。
傅恒的二哥傅清早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已经在内廷担任侍卫；到乾隆二年(1737)被擢为满洲正黄旗副都统；在傅恒开始担任侍卫时傅清已经出任山海关总兵。从乾隆九年(1744)傅清开始担任驻藏大臣。清军在康熙五十九年击退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入侵以及在雍正二年平定青海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为加强对西藏、青海的治理，遂于雍正五年设置驻藏大臣。乾隆十三年(1748)傅清离任，继任驻藏大臣的是拉布敦。
西藏地方官员颇罗鼐在同准噶尔入侵者的较量及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中都同清军积极配合，得到清政府的赏识。颇罗鼐一直同中央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在其年老体弱后政务便由其子珠尔默特那木那勒处理，珠尔默特那木那勒是个野心勃勃的人。颇罗鼐于乾隆十五年去世，珠尔默特那木那勒愈发跋扈——拒绝达赖喇嘛去吊唁刚刚去世的老藏王颇罗鼐，为独揽大权对兄弟手足进行迫害，以及打着防备准噶尔的旗号在拉萨城外搞军事演习，训练军队。
乾隆对西藏局势放心不下，又派傅清前往拉萨，与拉布敦共同处理西藏问题。傅清、拉布敦接连发回的奏报表明：珠尔默特那木那勒发动叛乱在即。由于珠尔默特那木那勒切断了傅清等人与外界的联系，傅清与拉布敦已经接不到乾隆的谕旨。面对珠尔默特那木那勒的调兵遣将、筹办火炮，傅清、拉布敦不能坐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决定先发制人。二人以宣诏为名，把珠尔默特那木那勒召到驻藏大臣衙门，趁其不备诛之，从而为彻底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
珠尔默特那木那勒的数千党羽包围了驻藏大臣的衙门，“施放炮火”“放火烧房”。达赖喇嘛闻变，立即派僧众前往营救被围困在驻藏大臣衙门里的中央政府官员，但终因寡不敌众无法遏止事态的发展。傅清、拉布敦在与叛匪的搏斗中相继遇难，他们手下的官兵几十人也全部牺牲。当叛乱平定后，傅清、拉布敦的遗体被运回隆重安葬，并在京师建立双忠祠。傅清以一腔热血为富察氏家族赢得了新的荣誉。
公公傅恒 乾隆十三年对于傅恒是关键的一年，乾隆把傅恒派往金川主持战事；而傅恒在政坛上的崛起恰恰是在他的姐姐去世之后的平定金川之战。
金川系入藏必经之地，乾隆对这一地区的局势极为关注，在乾隆看来这一地区对于西部具有重大的战略地位。乾隆十一年(1746)大金川首领向小金川发动大规模进攻，根本不听清廷节制，为此乾隆下达征讨大金川的命令，时为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第一次平金川的战幕即被揭开。
金川地势险峻，碉堡林立，很难进行大兵团作战。战争之初，乾隆任命云贵总督张广泗主持战事，张广泗虽然尝试用火攻、地雷，均未达到预期目的，而张广泗误把间谍当作向导更是埋下了日后惨败的祸根。
大小金川的兵力只有八千左右，经过一年的消耗剩下四千多，然而清军用兵五万，糜饷过百万，仍未能打开通向胜利的大门。急于求胜的皇帝遂于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任命“向所倚重”的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金川督军。但由于讷亲刚愎自用，缺乏实战经验，亦未能扭转师久无功的局面，兼之讷亲与张广泗又不能同舟共济，致使战局愈发恶化。十三年八月，清军在大金川的营地遭到突然袭击，伤亡惨重，所有大炮都被敌军夺去。乾隆遂将讷亲、张广泗革职查办，又委任傅恒为经略大臣，指挥金川战事。
受任于败军之际的傅恒，在乾隆十四年(1749)抵达军前，随同傅恒出征的还有三万五千名将士。傅恒一到金川就把奸细杀掉，同时还推心置腹地与岳钟琪等老将商议进攻方略，并采纳岳钟琪的建议，集中优势兵力，连续攻克大金川一带的石碉，鼓舞了清军的士气。而此时被围困在碉堡中近两年的大金川士兵也储粮将尽，迫使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屡屡派出代表到清军营垒乞降。为了让莎罗奔亲自到清军大营投降，岳钟琪不顾个人安危，只带几十个侍卫到其居住的碉堡晓以利害，已经支撑不下去的莎罗奔遂于二月初五到傅恒的大营“仰俯帐下”，首战金川就此告终。
金川之战的胜利，为傅恒打开了通往宰辅的大门，还未到而立之年的傅恒就已经位极人臣。乾隆命令建宗祠祭祀傅恒的曾祖哈什屯，追赐其父李荣保谥，并在东华门内赐予一处住宅，以便于就近上朝。傅恒的发迹也为他的儿子福隆安得尚帝女创造了条件。
八年夫妻 乾隆二十三年(1758)，15岁的福隆安开始担任御前侍卫，他之所以能引起乾隆的瞩目，除了自身当差认真、办事得体外，主要还在于他是椒房贵戚年轻宰辅傅恒的儿子。有意在富察氏家族选择额驸的乾隆，在经过两年观察后，决定纳福隆安为婿。乾隆在二十五年(1760)三月为15岁的四公主与17岁的福隆安举行了婚礼，并在今沙滩一带建造了四公主府。
额驸福隆安生于乾隆八年，弟兄4人，兄长福灵安娶宗室之女为妻，被赐予多罗额驸。三弟福康安虽然还年少，看得出是个将帅的坯子。四弟福长安，在公主下嫁之时尚未成年，从他在乾隆三十年(1765)才出任蓝翎侍卫，可以推算出当时的福长安也不过是个10岁左右的少年。在富察氏兄弟中，最有文采的就是福隆安，乾隆一直把四额驸作为军机处后备人选来培养。
四额驸在性格上最像他的父亲傅恒——为人谦和，虽然出自椒房贵戚，却不敢有骄横之气。傅恒在平金川凯旋后，乾隆赏赐他四团补服，傅恒疏辞再三。至于四额驸，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公主府，对皇帝、对公主从来都是惟命是从，有人臣之风范。以君臣的模式来处理夫妻关系，虽然少了些情趣，却也不会闹出“打金枝”一类的波澜。四公主在婚后的生活是符合礼制的，也是平和的。
在四公主下嫁一年后，紫光阁在明代西苑(即今北海与中南海)平台旧址上建成，作为陈列功臣画像的场所，而四额驸的父亲傅恒则被列为功臣之首。乾隆在傅恒的画像赞中写道：“世胄元臣，与国休戚，早年金川，亦建殊绩，定策西师，惟汝予同，酂侯不战，宜居首功。”对于四公主来说，公公位列功臣之首自然是件极为荣耀的事，她毕竟是嫁出去的闺女，她婚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夫家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平心而论，四公主对婚姻是满意的，但母亲贵妃苏氏与兄长永璋的相继去世给她的婚姻蒙上了抹不掉的阴影。四公主的母亲在乾隆二十五年初已经一病不起，为了给贵妃冲喜，乾隆为她所生的女儿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又册封奄奄一息的苏氏为皇贵妃，并赐满姓苏佳氏，但上述种种做法并未能挽留住苏氏的生命，乾隆二十五年四月苏氏去世。四公主的同母兄长永璋在同年七月亦撒手人寰，时年25岁，以年轻的生命去陪伴母亲孤寂的亡灵。
四公主蜜月期间，母亲去世；新婚期间，兄长病故，其中一层不能捅破的窗户纸就是：母亲、兄长都是皇后富察氏之丧波澜的受害者，巨大的压力不仅摧毁了他们的身心，也最终夺取了他们的生命。四公主有一种难名的郁郁，长此以往又焉能结出长生果？四公主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九月初七去世，时年23岁，她的儿子丰绅济伦年仅5岁。四公主的墓地选在北京东郊二闸。
额驸崛起
福隆安在政坛的崛起是在四公主去世之后，而且在16年的时间里官居要职。虽然他的能力不是很突出，但他以恭顺为自己赢得了机遇。
入军机处 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福隆安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入军机处。尽管清初沿用明代内阁体制、设置内阁大学士，但这只是一种荣誉头衔，是为了笼络汉族官员所设，并非像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那样实际承担宰相的职能。清初起作用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而在军机处设置后，作为皇帝秘书班子的军机处就成为政坛上的中枢。福隆安得入军机，就意味着开始步入上层。
军机处的成员都是兼职，虽无定额，也很少超过10人。按照当时清代六部尚书满汉各设一人的编制，12位尚书也不可能都入军机，更何况还有以侍郎入军机处学习行走的特殊安排。福隆安在26岁就能进入中枢机构，同已经开始的征缅战争以及富察氏家族成员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作用都有直接关系。
缅甸在明朝统治时，一直向明朝进贡；明清之际，以云贵为基地的南明桂王政权在清军大举压境的情况下仓皇出铜壁关，逃到缅甸境内，时为顺治十六年(1659)二月底。两年后，吴三桂率领清军追至缅甸，擒获桂王朱由榔，并在康熙元年(1662)四月十五日将桂王及其子缢杀。乾隆十五年，缅甸国王莽达拉提出向清朝进贡，乾隆接受了缅王的请求，并在第二年的六月二十五日在太和殿接见了缅甸使臣，清缅之间正式建立了进贡关系。此后不久，缅甸发生内乱，缅王莽达拉遇害，刚刚建立起来的进贡关系也因之而中断。迨至乾隆三十年，新缅王孟驳在混战中完成统一，凭借武力屡屡对清王朝境内的普洱一带进行骚扰、劫掠，要求该地向缅甸进贡，清、缅关系骤然紧张。
乾隆三十年四月，四百多名缅军入境抢掠人口财物，到七月份再次入境。云贵总督刘藻原本是一介书生，不擅长用兵，虽亲自驻扎思茅仍不能把入侵者挡在境外。乾隆决定把“久任封疆，夙称历练”的陕甘总督——汉军旗人杨应琚调往云南担任云贵总督，将刘藻革职。而当时被缅甸勒索的木邦土司要求清朝保护，在杨应琚看来这的确是实现“捣其巢穴”的天赐良机。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杨应琚从普洱出发，进军缅甸，却被击败，缅军数万亦尾随而入铜壁关，大肆劫掠。乾隆三十二年正月，缅军利用清军过年疏于防备再次发起攻击，乾隆在三十二年三月初一，任命福隆安的堂兄明瑞为云贵总督，取代杨应琚，主持征缅。
福隆安的父亲、兄长都是乾隆征缅决策的坚定支持者。福灵安当时就驻扎在中缅边界的木邦。福灵安虽然只是个正白旗满洲副都统，但他有比较丰富的临战经验，在乾隆二十一年平准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他请缨出征，前往西陲，迭经苦战。在平准之后本来乾隆已经调他回京，他却请求随同兆惠翻越天山、横穿戈壁，奔赴南疆，并在夺取叶尔羌城的最艰苦最关键的战事中立有殊功。面对缅军进犯，谙于军务的福灵安扬长避短，曾多次击退入侵者，稳定了军心与民心。但西南的湿热气候却损害了福灵安的健康，尽管他已经身患疾病，依旧力竭从公，带病出征，以至中途病情加剧，壮志未酬身先死。
乾隆对已故皇后富察氏家族一直怀有异乎寻常的骨肉亲情，他对待皇后的侄子从来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培养。福灵安英年逝于军前，令乾隆悲痛不已，“深为轸惜”，并推恩其弟，令26岁的福隆安入军机。而当傅恒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去世后，傅恒的一等嘉勇公则由福隆安承袭。
善于事君 四额驸福隆安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四十九年(1784)去世前的16年时间，一直是军机处成员，只有奉命外出调查钦办的案件时才暂时出京。在傅恒主持征缅战争的乾隆三十四年，福隆安独立处理了第一件大案，这起案子因西方传教士违禁传教而引发。
自从明万历初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后，西方传教士接踵而至。西方传教士之所以能在中国站住脚，靠的就是天文历法。明代所实行的历法到成化年间后“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利玛窦在 1605 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就呼吁罗马教皇“火速派遣天文学家、懂得历算的人到北京来”。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所修订的历书在顺治二年开始实行，他也因修历有功而担任钦天监监正。康熙年间以来，来华传教士急剧增加，在北京及各省开设的教堂也随处可见，因而雍正在初年下达禁止传播天主教的命令。清朝皇帝虽然禁止传教，却依然任用传教士修订历法、烧制珐琅彩瓷器。传教士之所以在北京宫廷当差，是为了秘密传教；但清朝皇帝却只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信仰，而不允许传教。因而由秘密传教所引发的案件，在乾隆时期屡有发生。
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一起教案就牵连到钦天监二十二名中国监员。乾隆要求秘密参加天主教的官员、旗人必须自首，并宣布放弃信仰，由于一些人不肯放弃信仰，才又引发了乾隆三十四年的马若瑟一案的发生。马若瑟是一个马姓教徒的教名，官居守备，审理此案必然落到兵部尚书四额驸福隆安身上。福隆安很了解乾隆在禁教问题上的态度：不禁止在内廷当差的传教士信教，“仅命中国臣民不许入教而已”。既然皇帝还需要在北京的传教士为其服务，对秘密传教的西洋人的处理也就比较低调、平和，甚至是予以姑息，最终还是把惩处落到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人身上。福隆安在处理此案时，就把不肯放弃信教的马若瑟流放伊犁。福隆安同他的父亲傅恒一样，在所有问题上都同乾隆保持一致。
此后三年，福隆安奉命前往金川调查总兵宋元俊会同前四川总督阿尔泰参劾新任总督桂林沉溺享乐、修房居住、日与部将聚饮以至酿成惨败的问题。
在傅恒平定金川十几年后，金川土司再次滋事。担任大金川首领的是莎罗奔之侄孙索诺木，此人好战成性，屡屡侵犯周边土司。由于总督阿尔泰对在金川用兵心怀畏惧，听任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的儿子僧格桑沆瀣一气，联手进攻其他土司，搅得金川地区战火不断。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札土司，僧格桑则侵犯鄂什克土司、明正土司的土地，而当清地方官员对小金川进行节制时，小金川竟然对清军发起攻击，清军第二次对金川的战争遂爆发，乾隆任命大学士温福去前线督师，并以桂林担任四川总督，将原总督阿尔泰革职，仍留军前办理粮饷。
尽管桂林是乾隆点的将，但在第二次平金川战争爆发后，清军接连失利。按照乾隆的部署，清军应集中兵力攻打小金川，三十七年四月桂林所领南路官军3000余人从墨垄山向小金川推进，但因该地碉卡坚固而受阻。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桂林不仅自己离开军前，还令护军统领明亮、都统铁保等撤回，致使带兵进剿的参将薛琮孤军苦战；又由于僧格桑以割地换取大金川出兵援助，南路清军腹背受敌，几乎全军覆灭，只有200多人冲出重围，负责南路军务的桂林当然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乾隆接到阿尔泰、宋元俊对桂林的弹劾，十分重视，立即派四额驸前往金川调查真相。对四额驸来说查明真相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向乾隆汇报。按说应该实话实说，但实话实说很多时候会殃及自身。
从15岁就在乾隆身边当差的四额驸，对皇帝的思维方式已经有比较多的了解，桂林毕竟是乾隆点的将，因而不能涉及其军事上是否胜任，南路惨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而且乾隆已经派阿桂取代桂林统领南路军。剩下的就是在军营酣饮以及建造房屋的问题，如果把桂林的问题全都给抖落出来，会让乾隆感到难堪，总得给皇帝留点面子。无常的宦海，已经把四额驸心中的是非标准消磨殆尽，他在汇报中否认了有酣饮、造房等事。于是，乾隆就来了个各打50大板，令将宋元俊与桂林一同革职，押往行在。在金川的四额驸对总兵宋元俊熟悉军务、了解地形当然有更多的感受，为了迅速扭转金川战事的不利局面，便联合阿桂奏请免将宋元俊革职，令其带兵牵制大金川援军。
在阿桂的指挥下，清军一鼓作气攻陷小金川后便移师大金川，并于乾隆四十年(1775)八月夺取大金川首领的巢穴勒乌围。清廷在经历五年苦战后，终于彻底平定大、小金川。平定金川战事结束后，不仅阿桂以及初次参加战争的四额驸的弟弟福康安因功图形紫光阁，就连四额驸福隆安也得到图形紫光阁的殊荣。
不肖之子 和硕和嘉公主去世后，她的儿子丰绅济伦无论在皇家还是在夫家都得到呵护与关照。一方面使幼年丧母的丰绅济伦感受到亲情，另一方面也使得他缺乏应有的管教。而当时的社会风气早已使得八旗子弟失去入主中原时的锐气，在国家恩养旗人的政策下已经成为不能武、不能文的寄生虫。不幸的是，丰绅济伦也沦为了纨绔子弟。
按照清朝的惯例：不对公主所生之子赏赐品级。但乾隆在四十年正月却特颁布谕令：在京公主所生之子，其父如是固伦额驸，其子也享有固伦额驸品级的待遇，其父如系和硕额驸，其子则享有和硕额驸品级的待遇，现在丰绅济伦年已13岁，即赏给他与他的父亲和硕额驸福隆安相同品级的待遇，著为例。也就是说，从丰绅济伦开始，公主所生之子在13岁时即可得到和父亲一样品级的俸禄。
乾隆在外出时经常带着外孙丰绅济伦，还赏赐他穿黄马褂。到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又把镶蓝旗汉军副都统一职授予18岁的丰绅济伦。四年后福隆安去世，由福隆安承袭的一等嘉勇公则由丰绅济伦继承。丰绅济伦不可能像长于文墨的父亲那样进入军机处，更不可能像出将入相的祖父那样位极人臣，但在乾隆的庇护下，他一直在朝廷担任都统、护军统领等高官。
而当乾隆去世后，丰绅济伦在官场上也就开始走背字了，在武英殿担任总裁的他因“汉文平常”被调任，当了内务府大臣后又因拉不开弓而受罚，官也越做越小，从内务府大臣降为头等侍卫，又从头等侍卫降为四等侍卫。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丰绅济伦是那一时期满洲贵胄子弟的一个典型代表，不仅是富察氏家族的悲哀，更是皇家的悲哀。清帝国赖以建立、巩固的基础已然开始动摇……
额驸之弟
福康安凭借身为孝贤皇后的侄子、四额驸的弟弟得到乾隆的格外栽培，在第二次平定金川之战中，初出茅庐的福康安就立有战功，得到三等嘉勇男的封爵。尤其是在四额驸去世后，福康安更是当仁不让，承担起兄长——四额驸应尽的义务，在乾隆中期以后参与乃至指挥一系列重大战役，把内忧外患消灭在萌芽之中。皇家正是凭着公主下嫁的浩荡皇恩，使得额驸及其家族所有成员全力效忠。
平定台湾林爽文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二月二十七日，浙闽总督常青的一份急奏飞抵御前：台湾彰化县林爽文结党扰害地方，县城失陷，凤山失守。
林爽文聚众为变的直接原因，就是会党之间的械斗遭到官府的拘拿。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天地会成员——诸罗县捐贡杨福康安像 光勋，与其弟监生杨功宽因争夺家产发生矛盾。杨功宽斗不过以天地会为后台的兄长，便另立雷公会与之抗衡，于是兄弟之间争夺家产的纠纷，便演化为天地会同雷公会之间的械斗。清地方官员遂将械斗的双方——天地会的张烈及雷公会的杨功宽等数十人抓获，收禁在监，人数众多的天地会成员则聚众劫狱，救出张烈。张烈被救出后，便逃往彰化大里杙，投奔林爽文。林爽文则纠集天地会成员千余人反抗官军。
清廷在台湾驻兵一万两千，完全有力量控制住局势，但由于总兵、副将等为谋取私利，把大部分兵丁遣回内地经商，从中收受贿银，留在台湾的军士本来就微乎其微，且“经年并不操练”，凡每月能缴一定数额银两者，就可不住军营，以致“开赌窝娼，贩卖私盐”，无所不为。真正在军营吃粮当差的只是极少数，即使这很少的一部分，也由于缺乏军事训练而徒有其名。林爽文在起事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占领南北交通要道以及大部分土地。
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当福康安受命前往台湾平定起义时，凤山、彰化、诸罗三县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然失陷，这对于只有一府四县的台湾来说当然是非常严峻的。此时林爽文的部众已达二十万，而福康安所统领的军队只有四万，加上原有的驻防尚不足五万。
福康安抵台后，并未按照一般人的逻辑前往援救被围困的府城，而是扬言要直捣大里杙，实际却带五千精锐直奔被林爽文的主力所围困的南北交通要道诸罗(今彰化)，攻其不备，歼灭其主力，彻底扭转战局。在激战一昼夜后，林爽文率部退入竹林，凭借竹林、蔗林的掩护进行抵抗。福康安令当地乡勇分头砍毁竹林蔗田，得以长趋直入，把在牛栏山扎营的林爽文部团团包围。至此，被林爽文围困了八个月的诸罗，终于解围。
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率领清军与退守诸罗城北面的林爽文残部再次展开激战，林爽文接战后失利，遂退守大里杙，凭借土城枪炮负隅顽抗。十一月二十四日深夜，林爽文在同清军激战一昼夜后伤亡惨重，“携眷夜逃，先匿其妻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穷谷丛箐中”，惶惶如丧家之犬。十二月十三日，林爽文的家小被清军抓获；翌年正月初四清军在林爽文的隐匿处所----打铁寮一带将其生擒活捉。在福康安的指挥下，一场持续一年的社会动荡终于被平息。
抗击廓尔喀 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得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支持的廓尔喀(原为尼泊尔境内部落之一，清初建立政权)的摄政王派兵突然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无法抵抗，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接连失守，驻藏大臣庆麟遂飞章上奏。然而就在乾隆为迎战廓尔喀派兵遣将之时，西藏地方政府及宗教上层人物却派人前往廓尔喀同摄政王私下秘密议和。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西藏地方政府终于同意以每年向廓尔喀交纳白银300锭(一锭约合32两)，换取其撤军，此项费用自然由西藏地方政府支付。
一年300锭(约合9600 两)的额外支出，对于西藏地方政府不是一个小的数额。由于无力支付，廓尔喀已于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年两次派人索要，均空手而还。廓尔喀遂于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初派军数千北上，兵进日喀则。驻藏大臣保泰在敌军距日喀则只有四天路程时，把七世班禅送至前藏------达赖的辖区。尽管廓尔喀受到驻防绿营的顽强抵抗，但毕竟寡不敌众，扎什伦布寺被洗劫一空，聂拉木、济咙等地也被侵占。
为了确保西藏的安全，遏制廓尔喀对西藏的扩张野心，福康安再次临危受命，统精兵五千入藏，以期对廓尔喀“有所创惩，不敢复行滋事”。乾隆五十七年(1792)闰四月，福康安率精兵六千向敌军盘踞的聂拉木、济咙进发，廓尔喀军据险死守，福康安设伏诱敌，迨至五月，歼敌一千余，已经全部收复失地。
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七年五月，率领清军挺进廓尔喀境内。对于清军来说，这里的自然环境较之大小金川、缅甸要恶劣得多。其地山势险峻，丛林密布，激流险滩与碉卡林立其间，且气候多变，“惟辰巳二时稍见日，届午则云雾四合，大雨如注，山巅气寒凛，夜则成冰雪”，兼有潮湿与高寒两种气候的特点。
由于深入敌国作战，给养、弹药都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士兵的鞋子被山石磨穿，赤足行进在乱石间，“多刺伤，又为蚂蝗啃啮，两足肿烂”。白日行军备受煎熬，夜间宿营亦“无平地可搭营”，数千将士“皆露宿崖下，实甚劳苦”。孤军深入，是兵家之大忌，为了避免被敌军袭扰后方，切断退路，福康安在进入廓尔喀后，把军队分为三路，成德、岱森保与总兵诸神保分领左右路以分散敌军注意力。他本人所率领的主力直逼廓尔喀的北边门户——热索桥。
热索桥一战，是福康安在进行反击后所进行的首战。热索桥的北面是湍急的江水，廓尔喀兵阻河抗拒，福康安见难以强渡，一方面派一部分军队继续佯攻，一方面密遣一部分军士翻越两座峻岭，绕至热索桥上游，砍木结筏，偷渡过江，沿江而下，一鼓作气攻下热索桥。
为了避免两面受敌，福康安还派人同廓尔喀部南面的哲孟雄、宗木布鲁克、甲噶尔、巴作木朗等部取得联系，鼓励彼等向廓尔喀发起进攻，“许事平分其地”，从而使廓尔喀摄政王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与廓尔喀有世仇的披楞(位于印度与廓尔喀之间)见廓尔喀屡被清军所败，亦派兵船逼近廓尔喀边界。
集木集之战是福康安同廓尔喀之间所进行的最后一战，也是最艰苦的一战。因清军已逼临廓尔喀都城，故廓尔喀拼全力死战，从各地征调的援军就有三路。在福康安的率领下，清军冒雨仰攻二十里，经过两天一夜的苦战，才将集木集的四座木城十一座石卡全部夺取。福康安的大勇大智，在18世纪90 年代的军事史上写下最为辉煌的一页。清军翻越喜玛拉雅山，经过两个多月的喋血苦战，歼敌近五千，深入廓尔喀境七百余里，迨至七月初距其都城阳布只有几十里……
廓尔喀的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已经近在咫尺，乾隆所提出的摧毁好战的廓尔喀——“扫穴擒渠将其土地给还各部落，永免卫藏驻兵防守”的战略布置，即将变成现实。然而身为大将军的福康安不得不在功亏一篑的情况下结束战争。这一年西藏的冬季要比往年提前一个多月，刚到八月初，已然变冷，估计在九月以后，就会大雪封山。对福康安来说，必须在八月结束战事，否则一旦大雪封山，粮运中断，进不能捣阳布，退又被大雪所阻，就会进退失据。在千里之外指挥战争的福康安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拘泥于皇帝在战争之初的设想。
因而当廓尔喀摄政王派人前往清军营地乞降时，福康安便同廓尔喀为结束战争进行谈判。几经周折，廓尔喀摄政王终于废除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的密约，缴出西藏地方政府同廓尔喀私自订立合同两张(即向廓尔喀交纳岁币300 锭)，归还所掠扎什伦布寺的物品，并向清廷乞降纳贡。福康安此次对廓尔喀用兵，虽未倾覆其国，但却摧毁了摄政王的扩张野心，从而确保西藏免受兵，之苦。
福康安在从西藏回师之前，秉承乾隆旨意，制定并颁布了《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共29条，提高驻藏大臣的地位，扩大了驻藏大臣的权限，对达赖、班禅及地方政府的官员——喀布伦的权限进行明确的规定，使得自行其事的西藏地方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听命于中央，标志清王朝对西藏的治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盛年而逝 从乾隆四十五年起，福康安就开始担任地方总督，一直到他在嘉庆元年六月死于征苗前线，担任总督长达16 年。在此期间，他曾担任过云贵总督(乾隆四十五年四十六年，乾隆五十九年六十年)、四川总督(乾隆四十六年一四十八年，乾隆五十八年一五十九年)、陕甘总督(乾隆四十九年—五十三年)、浙闽总督(乾隆五十三年--五十四年，乾隆六十年)、两广总督(乾隆五十四年-五十八年)。
福康安作为乾隆的心腹股肱之臣，往往被派出应付突然事变。云贵总督李侍尧勒索属下案发后，乾隆派福康安出任云贵总督；在平定田五等领导的陕甘回民起义后，又派他接替李侍尧的陕甘总督，以加强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当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后，浙闽总督就落到福康安的肩上，令其追查天地会的内幕……
乾隆六十年初，黔、湘、川一带爆发苗民起义，贵州的石柳邓聚众包围“正大营”、“嗅脑营”、“松桃厅”三城；湖南的石三保等围困“永绥”。担任云贵总督的福康安在得悉“正大营”、“嗅脑营”、“松桃厅”三城被围后，立即率领军队前往征剿，首先在铜仁的盘塘坳击败石柳邓，解“正大营”之围，并率军扫荡“正大营”东面通向湖北的新寨，“焚大寨二十六，获粮万石，以助民食”。紧接着，又夺取倬山一带一百多个寨子，并“乘夜进兵，悉焚野牛山”，“以清后路”。福康安马不停蹄又赶往石柳邓所占据的大塘汛、大寨营，“焚贼寨四十”，石柳邓逃到湖北，投奔占据黄瓜寨的石三保，时为乾隆六十年三月。
在基本上摧毁石柳邓部后，福康安便去解永绥之围。清军在渡河时，叛军在对岸据守抵抗，福康安“乃分兵潜从上游缚木筏候渡岸上，纵民牧牛”，“设伏以待”。当苗兵乘船到对岸夺牛时，“伏兵起，夺船渡，木筏亦顺流下”，于是清军全部渡河，攻破木城，夺取石花寨，进剿土空，间道进逼永绥。经过三天的激战，终于解永绥之围，并进抵竹子山。
起义的苗民则聚集在兰草坪西北崖的板寨中，福康安令“设伏 对 山 石 间，藏炮焉”，督兵从山凹进攻，四月，克之，在山梁扎营。该山西面的登高坡就在石三保、石柳邓所盘踞的黄瓜寨的对面，登高坡右面的老虎海可通黄瓜寨。福康安兵分五路冒雨进剿黄瓜寨，“枪矢无虚发”，一举摧毁黄瓜寨，石三保、石柳邓退守鸦酉、鸭保等寨。
同年五月，福康安兵分五路分剿，“克大小苗寨六十，木城四，石卡三十五”。对于福康安的“运筹布置”，乾隆认为“悉合机宜”，对于福康安的“冒险进攻，勤劳懋著”，乾隆更是由衷欣赏，遂于乾隆六十年八月晋封福康安贝子爵位，在清代，贝子等同王爵。到嘉庆元年四月，因福康安推恩其父傅恒，追赠傅恒贝子。自清军入关以来，福康安是满洲贵族中赢得异姓封王殊荣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福康安转战黔湘，历尽湿热与风霜，尽管他在嘉庆元年五月因瘴气泻肚而重病在身，“犹督师前进”。据《清史列传》所载：“夜有大星陨于营西北，光芒有声。”几天后福康安在军营中病逝。已经成为太上皇的乾隆闻讯“实深震悼”，命将福康安入祀昭忠祠、贤良祠，配享太庙，追封福康安王爵，赐其子德麟为贝勒。对于为大清效命疆场20余年的将领、在安内攘外中屡建功勋的统帅、“正资依毗”的股肱，乾隆挥笔赋诗哭道：
到处称名将，功成勇有谋。
近期黄阁返，惊报大星流。
自叹贤臣失，难禁悲泪收。
深恩纵加增，忠笃那能筹。
在国家用人之际福康安撒手尘寰，太上皇帝乾隆不禁一声长叹。承平百年的盛世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叹人生终难定
乾隆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
父：乾隆帝 母：惇妃汪氏
固伦和孝公主
配偶：和珅之子丰绅殷德
乾隆共有10个女儿，其中有5个夭折，在5个长大成人的女儿中，皇三女下嫁蒙古王公色布腾巴尔珠尔；皇四女下嫁傅恒之子福隆安；皇七女下嫁蒙古赛因诺颜部亲王策凌之孙、成衮扎布之子拉旺多尔济；皇九女下嫁兆惠之子扎兰泰。其中只有十公主最受父皇宠爱，也只有十公主经历被查抄、中年孀居以及目睹国运日衰的痛苦，这也是“尘寰中消长数相当，又何必枉悲伤”！
掌上明珠
女以母贵 乾隆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的生母惇妃汪氏，系都统四格之女，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比乾隆皇帝小36岁。入宫后被封为贵人，在乾隆二十九年七月哨鹿时，汪氏就是随从的妃嫔，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以及乾隆三十一年七月的木兰秋称，汪氏都是陪同人员。在众多妃嫔中能陪同皇帝出巡的只是极少数，汪氏的频频伴驾外出足以反映出她在乾隆心中的地位。乾隆在三十六年晋封26岁的汪氏为惇嫔，不久又晋升她为惇妃。在乾隆中期以后惇妃是非常得宠的，特别是在掌管后宫事务的皇贵妃魏佳氏在乾隆四十年去世后，惇妃就已经名列第三，仅次于颖妃、容妃。来自南疆的容妃和卓氏由于始终保持伊斯兰的习俗，独自住在宝月楼，而比惇妃年长15岁的颖妃已经是人过中年，颇有些力不从心，实际上是由惇妃代管宫内事务。在后宫“子以母贵”、“女以母贵”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因而当十公主在乾隆四十年(1775)正月初三出生后，由于母亲的关系格外得到父亲的珍爱。
当时乾隆已经65岁，晚年得女本来就非常开心。已经有九个女儿的乾隆，到十公主降生时只有两个女儿——皇三女固伦和敬公主、皇九女和硕和恪公主还健在，但毕竟都嫁出去多年，难得承欢膝下。更何况这位十公主不仅长得非常像父亲，就连性格都同乾隆小的时候一样，用现在的话说像是“克隆”出来的，而用当时的语言来描述则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乾隆对幺女的喜欢，超过对身边的任何一个子女，难怪人们常说：天下父母的心都是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