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募 与 徵
《三国志•魏书•杜畿传》：“(叛吏都督行丞事领功曹卫)固欲大发兵，(受制于固的河东太守)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赀募兵。固以为然，从之。遂为赀调发，数十日乃定。”
《通鉴》卷六四东汉献帝建安十年关于此事注曰：“以赀募兵，则郡计不足以继，故得兵甚少。”
按两汉招集士兵办法，普通计有两种。一种是徵，即引文中所谓“大发兵”；一种就是募。据引文，是不仅又一次证明募兵需要报酬，且可看出徵的范围和影响，在一般情况下，较募为大。
四、杂募种种
《通鉴》卷一○汉高帝三年：“(韩)信募生得广武君者予千金。”
《通鉴》卷一八汉武帝元朔三年：“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汉中张骞以郎应募。”
《通鉴》卷二〇汉武帝元鼎六年：“博望侯(张骞)既以通西域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以同往。)”注引师古曰：“不为限禁远近，虽家人私隶并许应募。”
《通鉴》卷四五东汉明帝永平七年：“九江旧多虎暴，常募设槛阱。”
《通鉴》卷四七东汉章帝章和元年：“护羌校尉傅育……募人斗诸羌胡。”注曰：“募人间构诸羌，使之自斗也。”《通鉴》卷五○东汉安帝元初四年：“护羌校尉任尚复募效功种羌号封刺杀零昌。”
五年：“(度辽将军)邓遵募上郡全无种羌雕何刺杀狼莫。”
《通鉴》卷五三东汉桓帝元嘉二年：“(敦煌太守宋)亮到(官),开募于突，令自斩输僰。”注曰：“开于究国人自新之路，仍募使斩输焚也。”
《通鉴》卷五五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其(党人)辞所连及，……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
《通鉴》卷六一东汉献帝兴平元年：“马腾主攻李傕也，刘焉二子范、诞皆死，议郎河南庞羲素与焉善，乃募将焉诸孙入蜀。”
《通鉴》卷六二东汉献帝建安二年：“行到钱唐。”注引《钱唐记》曰：“昔郡议曹华信议立此塘以防海，募有能致一斛土者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
《通鉴》卷八四晋惠帝永宁元年：“(辛)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购募(李)特兄弟，许以重赏。特见之，悉取以归，与弟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酋豪李、任、阎、赵，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
《通鉴》卷九三东晋明帝太宁二年：“(吴儒)因笑谓充曰，三千户侯矣。”注曰：“时台格募斩钱凤者封五千户侯，斩沈充者封三千户侯。”
《通鉴》卷九五东晋成帝咸康二年：“一钟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取之)。”注曰：“浮没在水中能浮能没者.
《太平御览》卷四二五清廉上条引谢承《后汉书》曰：“黄向……于路中得金玑一囊，……募求得其主还之。”同书卷四六一游说中条引《后汉书》曰：“袁绍奔冀州，董卓购募求绍。”
同书卷六八二绶条引《博物志》曰：“太仆朱浮言，诏书曰，百官皆带王莽时绶，又不齐，因前袁安故绶二，李涉等六家所织绶不能具丙丁文，能如组状，募能为丙丁文谨图画一绶丙丁制度，赐缣五十匹，今王莽时六安都尉晋应募，能为丙丁文，谨处武库，给食留，昼夜思念讽诵，狂痴三十日病愈，今又以成，请赐缣五十匹。”
同书卷七三八总叙疾病上条引《吴志》曰：“(孙权)募封内有能愈(吕)蒙疾者，赐千金。”
同书卷七七七奉使上条引《汉书》曰：“(苏武使匈奴)募士斥候百余人俱。”
同书卷八〇三珠下条引《列仙传》曰：“朱仲者会稽市贩珠人也。高后时募三寸珠，乃诣阙上之。珠好过度，赐五百金。”
总上可见，募，不但是两汉魏晋的一种招兵方法，还可用来达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目的，而募的种种特点，在这里也可同样看出。
五、募非汉创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及以女配盘瓠。”
《太平御览》卷七七一楫条引《吴越春秋》曰：“子胥伐楚，因引军袭郑。献公惧，令国中有能还吴军者，吾与分国而治，渔者之子应募。”
同书卷七八五板楣蛮条引《后汉书》曰：“板楯蛮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竟，伤害千余人。昭王乃募国中，有杀虎者赏邑万家。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租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也。〕.伤人者论，杀人得以赕钱赎死〔赕，蛮夷赎罪货也。〕。”
同书卷八○九金上条引《史记》曰：“卫鞅入秦，……定变法令，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上面所说如果都是事实的话，可见募的办法又非创自两汉，老早即有，两汉魏晋不过沿而用之罢了。
节
一、节的构造
《汉书•高帝纪》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关于节，师古注曰：“节，以毛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节，因以为名。”《汉书•武帝纪》征和二年：“秋七月，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牦大战长安，死者数万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杀。初置城门屯兵，更节，加黄旄”。注引应劭日“时太子亦发节以战，故加其上黄以别之。”
《汉书•刘屈牦传》：“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事亦见《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
《汉书•霍光传》光奏昌邑王贺曰：“变易节上黄旄以赤。”师古曰：“以刘屈牦与戾太子战，加节上黄旄，遂以为常,贺今辄改之。”
《汉书•王莽传》：“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事亦见《通鉴》卷三六王莽初始元年。)
《后汉书•光武纪》：“十月，持节北渡河。”注曰：“《汉官仪》曰，节所以为信也。以竹为之，柄长八尺，以旌牛尾为其岑晊，三重。冯衍与田邑书曰.今以一节之任，建三军之威，岂特宠其八尺之竹，旄牛之尾哉”？
《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徼外白狼缕薄夷率种人内属。”注曰：“阚驷《十三州志》：族牛县属蜀郡。《前书》：旄牛所出，岁贡其尾，以为节旄。”《后汉书•百官志》符节令条注引《魏氏春秋》曰：“中平六年，始复节上赤葆。”
《后汉书•袁绍传》：“(司隶校尉绍因不满董卓，)县节于上东门(而去。)”注引《山阳公载记》曰：“卓以袁绍弃节，改第一葆为赤旄。”
《太平御览》卷六八三条引《后汉书》载徐璆曰：“昔苏武困于匈奴，不坠七尺之节。”
总上徵引，可见汉节是竹制，长七、八尺(鸿年按，汉尺一尺，约等于现在七寸。)。因此可知它相当的长和大，所以温序能够用节挝杀数敌(见《后汉书•序传》及《通鉴》卷匹二光武建武八年)。节上装饰是旄牛尾，尾由旄牛县岁贡，而旄牛县则属蜀郡。节上所饰旄尾共有三重，颜色时有变更。最初皆为赤色，武帝时以戾太子矫节发兵，乃加黄旄于第一重之上，以示区别。昌邑王且因改此黄旄为赤，被霍光劾奏。王莽时则似节旄皆黄。光武又恢复汉旧，直至中平二年，因为袁经弃节，董卓又改节上黄旄为赤。至此汉末之节，又恢复汉初I日态。魏似沿用汉末之制，所以司马师与许允书有“念足下震华鼓，建朱节”(见《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之语。
二、节的性质
《汉书•高帝纪》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 封皇帝玺、符、节降枳道旁。”师古曰：“节，……将命者持之以为信。”
《后汉书•光武纪》：“十月，持节北渡河。”注引《汉官仪》曰：“节，所以为信也。”
《太平御览》卷六八一节条引《说文》曰：“节，信也，象相合之形。”
又引《释名》曰：“节者，号令赏罚之节也。”
据此，所谓节乃是信，是号令赏罚之节。正是因为节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有些事情，无节时不能做，有节时就可以做。有节就表示权重，无节就说明权轻。
《汉书•高后纪》八年：“(太尉周)勃欲入北军，不得入。裹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勃北军。”师古曰：“矫，诈也，诈以天子之命也。”
同年：“(朱虚侯刘)章已杀(吕)产。帝令谒者持节劳章。章欲夺节，谒者不肯。章乃从与载，因节信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师古曰：“因谒者所持之节，用为信也。章与谒者同车，故为门者所信，得入长乐宫。”
《汉书•吴王濞传》：“周丘乃上谒说(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入户，使从者以罪斩令。”
这是无节不能做的事情，有节就可以做的。
《汉书•诸葛丰传》： “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时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奢淫不奉法度，宾客犯事，与章相连。丰案劾章，欲奏其事。适逢许侍中私出，丰驻车举节，诏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驰车去。丰追之。许侍中因得入宫门，自归上〔师古曰，归成乞哀于天子也。〕。丰亦上奏。于是收丰节，司隶去节自丰始。”
《通鉴》卷五九东汉灵帝中平六年：“(何)进于是以(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注曰：“汉司隶校尉本持节。至元帝时诸葛丰为司隶，始去节，今假绍节，重其权也。”
这又是有节就表示权重，无节就说明权轻的。
三、汉人重节
《汉书•爰盎传》：“(盎使吴被困，乃)解节旄怀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见。],屐步行七十里(逃归)。”
《汉书•苏武传》：“(武被困匈奴),杖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事亦见《通鉴》卷二三汉昭帝始元六年。)
《汉书•张骞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通鉴》卷九一晋元帝大兴四年：“(段)匹䃅不为(石)勒礼，常着朝服，持晋节。”
《通鉴》卷九二晋明帝大宁元年：“梁硕拔龙编，夺(交州)剌史王谅节。谅不与，硕断其右臂。谅曰，死且不避，断臂何为？逾旬而卒。”
《太平御览》卷二五四刺史上条引《晋书》曰：“王机入广州，刺史郭讷握节而避。机遂入城就讷，(讷)曰，昔苏武不失其节，前史以为美谈，此节天朝所假，义不相与，自可遣兵取之。机惭而止。”
《太平御览》卷六八一节条引《东观记》曰：“郭丹为更始谏议大夫，更始败，诸将军悉归上，普获封爵。丹无所归节、传，以弊布缠裹节合如担，昼伏夜行，诣更始妻子，奉还节、传，因归乡里。”
上引诸人在艰苦患难当中，守节不失，直至以身相殉，这是汉人重节的一种表现。
《汉书•刘屈牦传》：“太子(起兵反),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及太子败),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要斩”。(事亦见《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
任安并未应太子，更未从太子反，只因受太子节，就落得个“怀二心”“要斩”。这又是汉人重节的一种表现。
《后汉书•鲜卑传》：“(护乌桓校尉夏)育等大败，丧其节，传”。(事亦见《通鉴》卷五七东汉灵帝熹平六年)。(鸿年按，史书失节者，讥之也。)
《三国志•魏书•袁术传》注引《献帝春秋》曰：“术从(金)日䃅借节观之，因夺不还，……(日䃅)既以失节屈辱，忧恚而死”。(事亦见《通鉴》卷六一汉献帝兴平元年及《太平御览》卷六八一。)
《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载瓒表(袁)绍罪状曰：“(董)卓既入洛而主见质，绍不能权谲以济君父，而弃置节、传，进窜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忠。绍罪二也。”
《通鉴》卷九四晋成帝咸和四年：“司徒(王)导入石头，令取故节[导自讨王敦时假节。其自石头出奔也，弃之。]。陶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导有惭色〔导为侃所讥，自愧其失节。〕。
引文中人有的因失节见讥，有的因失节被罪，甚而至于有的因失节而忧恚致死。这也是汉人重节的一种表现。
《通鉴》卷六三汉献帝建安四年：“(刘表)大会察属，陈兵持节将斩之(韩嵩)。”注曰：“持节，以示将斩、犹不敢专杀，存汉志也。”
《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魏略》曰：“刘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节迎曹公。诸将皆疑诈，曹公以问(娄)子伯。子伯曰，天下扰攘，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曹公曰，大善。”(事亦见《通鉴卷六五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及《太平御览》卷四七一所引《吴书》。)
《太平御览》卷六八一节条引《汉书•匈奴传》曰：“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曰，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穹庐。单于爱之。”
杀对方威风就强令去节，表自己忠诚就“持节”“以节”,从正面好，从反面也好，都说明汉人以至匈奴皆重节。此外《汉书•王莽传》载，王匡、廉丹共击赤眉，兵败，丹将己节收拾停当，然后赴阵战死。也是汉人重节的证据。
总上所说，汉人重节是没有问题的。这种风气，魏晋仍然存在。
四、其他与节有关事项
《汉书•严助传》：“(武帝建元三年，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师古曰，以法距之，为无符验也。〕,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师古曰，以天子意指晓告之。],遂发兵。”
按虎符即铜虎符之简称。根据史、汉文纪，该符是文帝二年创制，以铜为之，形若猛虎，因以得名。符长六寸，原系整虎，顺脊梁剖而为二，右半留中央，左半与郡国，专供发兵使用。中央欲发郡兵，则出符至郡，符合乃发。汉符形象如何？现在不大清楚。惟范文澜所著《中国通史简编》载有秦虎符照片一张，据之似可推知汉符概况。读引文可见，汉人虽然重节，但在发兵场合，节却较符略差一筹了。
《通鉴》卷五一东汉安帝延光四年：“西域长史班勇……生得(车师后部王)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
据此断定，匈奴也有节。
《通鉴》卷二一汉武帝天汉二年：“乃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
这又是说，符节并不抵触，出符仍可以发节。
传
一、关 传
《汉书•文帝纪》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
《汉书•景帝纪》元年诏曰：“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注引张晏曰：“孝文十二年除关不用传，令远近若一”。
同纪四年：“春，复置诸关，用传出入。”注引应劭曰；“文帝十二年除关无用传，至此复用传，以七国新反，备非常。”
总观上文表明，汉初出入关用传，文帝十二年废传不用，景帝四年复用，自此以后，未见再废。这就是说汉世除文末景初短暂地一度废传不用之外，其余漫长时间，出关入关皆要用传。
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汉书•终军传》：“初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与军编(鸿年按，即传，详后。)。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师古曰，复，返也；谓返出关更以为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绣而去。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日，此使者乃前弃儒生也。”
《汉书•宁成传》：“(成既被刑),乃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师古注曰： “辄解脱钳铁(刑具)而亡去也。”《后汉书•郭丹传》：“郭丹字少卿，南阳穰人也。……后从师长安，买符(鸿年按，即传，详后。)入函谷关。乃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更始二年，三公举丹贤能，徵为谏议大夫，持节使归南阳，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车出关，如其志焉”。注曰：“买符，非真符也。《东观记》曰，丹从宛人陈洮买入关符，既入关，封符乞人也。” (鸿年按“封符乞人”意欠明白，《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东观记》曰：“买符入函谷关，既入，封乞符，乃慨然叹曰”,亦不强。)
《通鉴》卷三七王莽始建国二年：“(莽铸新钱，民不用，乃令)吏民出入持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
该引文可见，除掉像使者那样有特殊身分的人物之外，汉世平民出关入关，的确用传。无传的甚至使用种种非法手段，以求得传。《汉书•宣帝纪》本始四年诏曰：“今岁不登，……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师古注曰：“欲谷之多，故不问其出入也。”据此，是在一般情况下，民出关入关虽然用传；但在特殊场合，亦可废传不用。传是什么样个东西呢？
《汉书•文帝纪》十二年条关于传的注解说：“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李奇曰，传，棨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缯帛；棨者，刻木为合符也；传音张恋反，棨音启。”
《通鉴》注关于此点又加引康曰：“传，以木为之，长尺五，书符于上为信。”
《汉书•终军传》关于繻的注解说：“张晏曰，繻音须，绣符也，书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苏林曰，繻，帛边也；旧，关出入皆以传，传烦，因裂繻头，合以为符信也。师古曰，苏说是也。”
《后汉书•郭丹传》注符曰：“符，即繻也。《前书音义》曰，旧，出入关皆用传，传烦，因裂繻帛分持，后复出，合之以为符信。”
总上可见，传乃出关入关的符信，其构造情况，透过引文亦可粗知大概。《通鉴》卷四五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北宫卫士令杨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人莫敢轻进者”。注曰：“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人，本宫长吏为封檠传。”据此，是无籍外人入宫也要传。这种传与出入关之传性质相仿，同属一个类型，即同系通过关口的符信。
二、将 传
《后汉书•鲜卑传》：“(护乌桓校尉夏)育等大败，丧其节传。”
《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引《魏略》曰：“会镇北将军刘静卒，朝廷以(许)允代静，已受节传。”
《三国志•魏书•钟会传》：“(姜)维至广汉郪县，令兵悉放器仗，送节传于胡烈，便从东道诣会降。” (事亦见《通鉴》卷七八。)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公文上尚书曰：“辄解平(即严)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
《通鉴》卷九四东晋明帝咸和三年：“庾亮遣督护王彰击(苏)峻党张曜，反为所败，亮送节传以谢(陶)侃。”
读引文可见，命许允为将则授之传，解李严之任则免其传，姜维投降送传胡烈，庾亮谢过送传陶侃，以及夏育大败丧传。所有这些都说明为将领兵者，皆有传。这个传是什么东西呢？
《后汉书•窦固传》：“时诸将惟固有功，加位特进。明年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都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固。”注曰：“专将兵者并有符传，拟合之取信，今去符(传)皆受固之节度。”
《通鉴》卷四五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冬十一月，遣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西域，秉、张皆去符传以属固。”注曰：“符传皆合之以为信，符兵符也。张晏曰，传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此传盖亦行兵所用以为信，非度关所用之传也。专将则有符传，今以兵属固，故去之。”
据此，这里讲的所谓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将传，乃军用信物，与前所说的关传不同，尽管总的说来它们都是信物，都叫做传，但却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用途。将传，专将才有，偏将则无。”
《太平御览》卷三一四追奔条引《后汉书》曰：“(敌)既至营下，(大将邓禹)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遂大破之。”同书卷四三四勇二条引《东观汉记》曰：“贾复以偏将军从上拔邯郸，击青犊，大战至日中，贼阵坚不卻,传召复日，吏士饥，且朝饭。”
这又是两军对垒，大将用传指挥作战的例子。传的作用，亦可从中看出大概。
三、其他诸传
《三国志•魏书•刘虞传》：“麋兄望之，有名于世。荆州牧刘表辟为从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谗毁为表所诛。望之又以正谏不合，投传告归。”(事亦见《通鉴》卷六五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别驾条引《豫章列士传》曰：“孔恂……为别驾，(与刺史不睦，)投传而去。”
《太平御览》卷五九四劾奏条引《晋书》曰：“刘毅以孝廉辟司隶都官从事，(与司隶不睦，)投传而去。”(事亦见同书卷二六五所引王隐《晋书》。
引文这里“投传”,那里“投传”,投的究竟是什么传呢？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孙)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刘繇余众，增范兵二千，骑五十匹。后领宛陵令讨破丹阳贼，还吴迁都督。”注引《江表传》曰：“策从容独与范棋。范曰，今将军事业日大，士众日盛；范在远，闻纲纪犹有不整者，范愿暂领都督(鸿年按，这是总管内务的都督，与领兵出征的都督不同详另文。),佐将军部分之。策曰，子衡(范字),卿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众，立功于外，岂宜复屈小职，知军中细事乎？范曰，不然。……策笑，无以答。范出，便释祥，著袴褶，执鞭诣阁下启事，自称领都督。策乃授传，委以众事。庄是军中肃睦，威禁大行。”
《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别驾条引《王允别传》曰：“允仕郡，……太守王珠……收允欲杀之。刺史邓盛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
《太平御览》卷五〇八逸民八条引皇甫士安《高士传》曰：“申屠蟠……步负其(王子居)丧至济阴，遇司隶从事于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符传护送蟠，蟠不肯，投传于地而去。”
按孙策所授、邓盛所驰者，似现在之委令，所以刘望之等一且与出令长官不睦，当然就投传而去了。至于司隶从事所为，则又类当今之护照。这些东西虽皆曰传，但与关传将传的性质则又不同，自为一物。此外汉世仍有传车、传舍等物，史家叙事，往往亦简称传。因此，传字虽然仅仅是一个字，但所指之物颇多，读史的人就不得不加以区别了。
州
一、前汉诸州
《汉书•地理志》：“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关于交趾、朔方，师古注曰：“胡广记云，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分雍州，置朔方刺史。”
《通鉴》卷二一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纪元前一〇六年)；“上既攘却胡越，开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
《太平御览》卷一五七叙州条引应劭《汉官仪》曰：“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戎狄，置交趾、朔方之州，复徐、梁之地，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州。”
《通典》曰：“(汉)改周雍州曰凉州，复置夏之徐、梁二州，而改梁曰益，北置朔方，南有交趾，别置二刺史，凡十三部。”注曰：“凉、益、荆、扬、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交趾、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刺史十三人，各掌一州。”
总上可见，前汉设州始于武帝元封五年，也就是纪元前一〇六年。州数共有十三，其中交趾、朔方两州，不仅州系武帝置，名亦武帝创。下余十一州，州名虽亦间有更改，但大体上是沿旧而来。这从“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上可以看出。“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何解呢？
《通鉴》卷三七王莽始建国四年：“(莽至明堂下书日，)州从《禹贡》为九。”注曰：“《禹贡》,冀、兖、青、徐、扬、豫、荆、雍、梁凡九州。”
《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贾谊论曰),秦……招八州而朝同列。”注曰：“秦国周职方雍州之地耳，既破六国，乃举豫、兖、青、扬、荆、幽、冀、并八州有之。”
《通鉴》卷一三汉文帝二年：“(贾山上书曰，周)以九州之民。”注曰：“周改《禹贡》徐、梁二州，合之于青、雍，分冀州之地以为幽、并，职方氏所掌，曰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
按《禹贡》所载是夏九州，职方所掌是周九州。读引文可见，在夏、周两个九州之间，彼此相同的有冀、兖、青、扬、豫、荆、雍七州，此外夏有徐、梁而无幽、并，周有幽、并而无徐、梁，今汉徐、梁、幽并兼而有之，所以说兼“夏、周之制；”又汉无梁州有益州，无雍州有凉州，所以说“改雍曰凉，改梁曰益。”总结起来一句话，汉武元封五年(公元纪元前一〇六年)置州之初，除自创交趾、朔方之外，又兼引夏、周九州之制(相同者七，不同者四，共十一。)一共有州十三。
根据以上所说，所谓十三州，朔方本是其中之一。惟《汉书•平当传》载：“迁丞相司直，坐法左迁朔方刺史。”颜师古注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别令刺史监之，不在十三州之限。”颜氏此注，不知何所依据。岂以后来所设之司隶作为一州而算入十三欤，否则无法凑足十三。这是值得指出的一个问题。此外《通鉴》卷六六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载：“朝廷遣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注曰：“据史，自贾琮以前皆为交趾束史，未得为交州。晋志，(东汉顺帝)永和九年(永和只六年，九字恐误，按永和六年是公元一四一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敞为交趾刺史。(献帝)建安八年(公元二〇三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趾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又《太平御览》卷一五七叙州条引《汉官仪》说：“所以交、朔独不称州，明示帝王未必相袭，始开北方，遂交南方，为子孙基趾也。”据此，是交、朔虽与其他十一州并居十三州之数，但其性质似又与其他十一州有所不同也。
十三州制度确立以后，前汉州制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呢？《汉书》卷六考证关于“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的考证说：“监本讹十二州，今改正。臣召南按，晋志，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及朔、方交趾，所谓十三州也，至征和四年，又置司隶校尉督察三辅、三河、弘农。”据此，是司隶校尉区乃是十三州以外的一个区域，因此征和四年也就是公元纪元前八十九年以后，前汉共有州级区域十四个。
二、新莽诸州
《汉书•王莽传》上：“(莽奏曰，)臣又闻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及周，要服之内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汉地南北万三千里。〕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奏可。”(《汉书•地理志》： “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师古注曰：“(周)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营州，故曰十二。)”
同传：“莽至明堂……下书日，予以不德，袭于圣祖，为万国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风俗。追监前代，爰纲爰纪。惟在《尧典》十有二州。卫有五服，诗国十五。播遍九州，殷颂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贡》之九州无并、幽，《周礼》司马则无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义著明，其务一矣。……(今)州从《禹贡》为九，爵从周氏有五。”
据此是王莽一变汉制之十三州为《尧典》之十二州，再变《尧典》之十二州为《禹贡》之九州。
三、后汉诸州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一年：“是岁省朔方牧，并并州。”
《后汉书•郭伋传》：“(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属并州。帝以卢芳据北土，乃调伋为并州牧。”
光武是后汉第一代君主，引文是关系后汉初年州制更动的记载。记载既然提到了朔方，可知后汉初年仍系遵循前汉十四州制度，至建武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三十五年并朔方入并州以后，后汉州部也就由前汉原有的十四，一变而为十三了。这不论在《后汉书》《郡国志》或《百官志》上，都可看出。就《郡国志》说，该志所列州部计有：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为数正是十三。至于《百官志》,则于叙述司隶校尉之后，又说“外有十二州，每州刺吏一人，”也清楚地表明州部是十三。
后汉十三州部确立以后，情况又怎样呢？
《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公元一九四年)：“夏六月丙子，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注曰：“谓金城、酒泉、敦煌、张掖。”
《三国志•魏书•庞淯传》注引《典略》曰：“建安初，猛仕郡为功曹。是时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诏以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别典四郡。”
《通鉴》卷六一东汉献帝兴平元年：“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隔以河寇〔凉州刺史本治汉阳郡冀县，时寇贼繁兴，遂与河西隔绝。河寇盖群盗阻河为寇者。],上书求别置州。六月丙子，诏以陈留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典治之〔时雍州治武威。〕”。
据此，是后汉自光武建武十一年(公元三五年)制置十三州部以来，直至献帝兴平元年(公元一九四年)才又析置雍州。雍州设置以后，旧有十三州部又变成了十四州部。惟此十四州部与过去十四州部不尽相同罢了。这是一变。此外
《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春正月庚寅，复《禹贡》九州。”注引《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也。九数虽同，而《禹贡》无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
《后汉书•荀彧传》：“(建安)九年，(曹)操拔邺，自领冀州牧。有人说操宜复置九州者，以为冀部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操将从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为冀州所统，悉有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邺城，海内震骇，各惧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众；今若一处被侵，必谓以次见夺，人心易动；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愿公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楚郢，责王贡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则人人自安；须海内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操报曰，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遂寝九州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八年：“诏书并十四州复为九州。”
《通鉴》卷六六东汉献帝建安十八年： “诏并十四州复为九州。”注曰：“十四州司、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雍、并、幽、交也。复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凉州所统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农、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荆州；则省司、凉、幽、并而复《禹贡》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
此外《后汉书•百官志》刺史条注所引《献帝起居注》也有类似记载，将这些材料贯串起来，可见十四州设立不久，又合并之为九州，此又后汉末年诸州制置的第二变。至于此次改变之政治原因与合并情况，透过引文，亦可看出大概。
四、魏后诸州
三国魏有州十三，曰司、豫、兖、青、徐、凉、秦、冀、并、雍、荆、扬、幽；蜀有州一，曰益；吴有州四，曰扬、荆、交、广；合共有州十八。晋室一统，有州十九，曰司、兖、豫、冀、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青、徐、荆、扬、交、广。南北朝，南朝以梁有州最多，凡一百三十；北朝以魏有州最多，计一百一十；如果把两个数字加起来，南北共有州二百四十。历隋至唐，凡有州三百三十一。如果把这个数字，与汉武设州之初全国州数十三相比，多出几近三十倍。
按州数大量增多，始于南北朝。增多原因主要计有以下种种：一、割裂。如荆、扬二州是。查两汉是统一国家，魏晋南北朝则为割据局面。如荆、扬二州在统一时代仅仅是两个州，及晋室渡江，荆、扬损失一部，北国即以此占领部分设立州治，亦称荆、扬。因之前此之二州，现在却变成了四州。这是州数增多的一个原因。二、侨立。如司、豫、并、冀等州是盖晋既渡江，北方诸州沦陷，诸州居民亦或南迁。国家为了安置此等侨民及示不忘本州之意，乃于荆、扬二州借地侨立。侨立之初，本系一时权宜处置，意期本州能复，即行撤销。不料既置之后，稍经岁月，地位渐固，不但本州未复者不能撤废即疆场得胜本州已复，亦未能撤去。侨本并存，称谓不便，至宋则冠以南北之号，而俨然与本州成为二州矣，所复本州若再系一部，北国亦遂仍有此州，则侨、本及北国之州，已一州变为三州矣。这是州数变多的第二个原因。三、析置。如殷、卫、东梁、西河阳及洛、营等州是。前四州乃刘聪所设，后二州乃石氏所立。惟割裂、侨立须据本州割裂、侨立，以此割裂、侨立之数，皆受本州限制，且亦以本州为名。虽欲滥置，势不可能。至于析置，则无上述限制，而可任意增添。因此析置不但是州数变多之另一原因，而且是几种原因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种。这从南梁的设州一事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查南梁有州一百三十，其属于析置者，几及一百一十云。至于梁州析置众多的原因，则又有以下种种。一、国境稍扩，偶得敌郡敌县，不计多少，即行设州。如天监五年，江州刺史王茂侵魏荆州，诱魏边民及诸蛮，更立宛州是。二、地当险要，置州镇守。如《南史•吴平侯励传》,励以南江危险，宜立重镇，乃表以高凉郡立州，名曰高州是。三、收前代弃于异族之地，立州镇抚。如新、邻、戎、邛等州，前代皆曾弃于异族，或常为边患，或不听教令，梁皆进讨平之，因以立州是。四、上应详瑞，因以置州。如张维《广西郡志》载，大同三年，八龙见于江，乃于江南置龙州及龙城县是。
州既析置加多，领域遂因之缩小。倘若以历代诸州领县数目作个统计，就可明白看出，按东汉十三州，领县最多者为荆、益二州，皆一百一十余县。最少者为交州，凡五十余县。此外兖州领八十县，幽州领九十县，司隶领一百〇六县，豫、冀、扬、凉、并五州皆领九十余县。三国诸州，领县最多者为蜀之益州与吴之扬州，俱一百三十八县。领县最少者为魏之秦、扬二州，秦州二十县，扬州十九县。一般而论，诸州以领四十至七十县者为多。十八州中，有此类州十个，占总数一半以上。如果将三国诸州与东汉诸州相互比较，则三国虽然出现了几个大州，是东汉所无；但就大体而论，三国诸州领县，已有减少趋势。晋州领县最多者为荆、扬二州，荆州一六九县扬州一七二县。领县最少者为秦州，仅二十四县。一般而论以领三十一至五十县州为多。十九州中，有此类州八个，几及全数之半。如果以晋比三国，正如以三国比东汉。也就是说一般而论，诸州领县数目仍有下降趋势。南梁诸州，领县最多者为司州，凡六十余县。领县最少者为谯、南郢、西衡、利、明、都、新、应、义、南洛、沙、邻、青等州，皆仅一县。邛州且不领县。一般而论，梁州以领十县以下者为多。一百三十州中，有此类州八十一个，占总数之大半。唐共有州三百三十一，就中除雄、警二州不领县外，余三百二十九州。领县最少者为谓、武(属关内道)、云、武(属河东道)、妫、营、文、洮等八州，皆一县。领县最多者为魏、广、镇、桂等四州，魏州十四县，广州十三县，镇、桂均十一县。一般而论，唐州以领三至五县者为多。三百三十一州当中，凡有此类州一百九十一。如果说晋之比魏与魏之比汉，诸州领县数目有逐渐减少趣势，则梁、唐之比魏、晋，却更是一泻千里了。
州的数目加多与州的领县减少，又产生了下面一些结果：一、按州、郡、县三级地方政区之制，发端于西汉，形成于东汉，而延及魏晋南北朝。在其初期，州之统郡、郡之统县，多为合理之划分。故虽不能使其整齐画一，令一州统若干郡，一郡统若干县。然相悬究不甚远，而州郡之设置，亦遂有其上下相维之作用。及至末期，以州郡滥置，结果一州统一、二郡者有之；一郡统一、二县者亦有之。且有一州只统一郡，而此一郡又只统一县者。又有州不统郡，而只领一县者。因此州郡上下相维的作用，已经完全丧失，而为日后隋唐废郡存州创造了条件。是隋唐废郡乃是州的数目加多、领县减少的一种结果。二、州在汉代本是最高一级的地方政区，州长官也是最高一级的地方官吏，州长官之上再无其他高一级地方官吏。等到州的数目加多、领县减少以后，因为环境需要，遂不得不于州上设官，于是都督诸州之官，遂应运而生。至于都督所督之州，有三、五州者，有七、八州者，因时因地而异，并无一定，梁未欧阳顾且督十九州云。此后唐道、宋路、元、明、清的行省，都是州的上一级地方政区，因为这些政区的出现，州就由过去最高一级地方政区，一变而为中级地方政区了。是州的变质与州上设官，乃州数加多领县减少的又一结果。三、汉世州官是监临官，他的职掌主要是监督属郡。州的数目加多、领县减少以后，州长官有时也就一变而为亲民官了。是州长官职掌的变动，也是州数加多、领县减少的一种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