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卷二〇汉武帝元鼎四年：“(南越王)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
按赐印表示任命，今赐丞相及内史、中尉、太傅等二千石印.而令“余得自置”,上面又说“请比内诸侯”“天子许之。”可见在相、二千石已由中央任命的时候，王国还有一些低于二千石的官吏仍由国王任命。它们之改由中央任命，不但晚于相，还晚于内史、中尉、太傅等二千石。至于它们究竟何时改由中央任命，因为史料关系，现在尚难确定。汉史上有关这类官吏的任用实况又怎样呢？
《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元王既(封)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
《通鉴》卷四五东汉明帝永平五年条注引《百官志》曰：“王国……中大夫，比六百石。”
《汉书•栾布传》：“及(燕王臧)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为梁大夫。”
同书《田叔传》：“赵人举之赵相赵午，言之赵王张敖，以为郎中。”
这是前汉国王任命低于二千石的王国官员的。
《太平御览》卷八二八肆条引袁山松《后汉书》曰：“世祖怜(刘)盆子，赏甚厚，以为赵王郎中。”
同书卷六八二绶条引《东观记》曰：“诸王当归国，(世祖)诏书选三署郎补王家长史，除(第五)伦为淮阳王医工长。”
《通鉴》卷四五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帝以骠骑(将军)……掾为(东平王)中大夫，令史为王家郎。”
《后汉书•顺帝纪》阳嘉二年：“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五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注引《汉官仪》曰：“太子舍人、王家郎中并秩二百石。”
这又是后汉中央任命低于二千石的王国官员的。比较两汉事例，可见前汉由国王自己任命的低于二干石的王国官员，后汉都改由中央任命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汉官仪》所说，王国郎中是二百石，而后汉中央却不止一次地为王国任命郎官。因此如果说汉武时，王恶中央才为之任命二百石官吏的话，到了后汉，王不恶，中央也替他任命二百石官吏了。这又是中央任命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总之，汉世王国官吏，由尊而卑，逐渐改由中央任命；地位越高越重要，改的时间就越早；而相则自始即系由中央任命；到了最后，差不多所有王国官吏都已改由中央任命了。国王权势之所以日趋衰落，这也是原因之一。
四、与王的关系
《汉书•田叔传》：“上(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财物自言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王。鲁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师古曰，中府，王之财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偿之，不尔，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至馆。相常暴坐苑外，终不休曰，吾王暴露，独何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汉书•王尊传》：“迁为东平相，是时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傅、相连坐。及尊视事，奉玺书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诏，尊持玺书归舍，食已乃还致诏。后谒见王，太傅在前说相鼠之诗，尊曰，毋持布鼓过雷门；王怒，起入后宫；尊亦直趋出就舍。先是王数私出入，驱驰国中，与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厩长，大王当从官属鸣和鸾乃出，自今有令驾小车，叩头争之，言相教不得。后尊朝王，王复延尊登堂。尊谓王曰，尊来为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见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顾但负贵，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色变视尊，意欲格杀之。即好谓尊曰，愿观相君佩刀。尊举掖顾谓旁侍郎：前引佩刀视王，王欲诬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闻尊高名，大为尊屈，酌酒具食，相对极欢。”
《后汉书•河间孝王开传》：“(开子惠王)政懒狠不奉法宪，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故擢为河间相。景到国谒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赞拜，景峙不为礼，问王所在。虎贲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别，今相谒王，岂谒无礼者邪？王惭而更服，景然后拜。出住宫门外，请王傅责之曰，前发京师，陛下见受以王不恭，使相检督，诸君空受爵禄而无训导之义，因奏治罪。诏书让政而诘责傅。景因捕诸奸人，上案其罪，杀戮尤恶者数十人，出冤狱百余人。政遂为改节，悔过自修。”
这是王国官吏执法不阿，约束国王行动的。
《汉书•梁孝王子传》：“立嗣(为王),鸿嘉中，太傅辅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亲近，不可谏止；愿令王非耕祠法驾毋得出宫，尽出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钱财物假赐人。事下丞相、御史，请许。奏可。后数复殴伤郎，夜私出宫，傅、相连奏，坐削或于户或五百户，如是者数焉。”
《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赵相奏(赵王)乾……白衣出司马门，坐削中丘县。”
《后汉书•任城孝王尚传》：“(尚死，)子贞王安嗣。……安性轻易贪吝，数微行出入，游观国中。……元初六年国相行弘奏请废之，安帝不忍，以一岁租五分之一赎罪。”
这是王国官吏举奏国王使他受到惩处的。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太子迁有罪，)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注弓《集解》：“如淳曰，丞主刑狱囚徒，丞顺王意，不遣太子应逮书。”
《汉书•吴王濞传》：“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发兵(与吴同反)。”
《汉书•淮南厉王传》：“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
这又是在紧急关头，王国官吏牺牲国王捍卫中央的。
王国官吏为什么老是对抗国王也就是偏向中央呢？这可能与他们都是由中央任命有关。此外，据《汉书•高五王传》记载，当时有所谓“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诸侯有罪，傅、相不奏，就是阿党，就是违法，就要追究责任。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王国官吏也就当然倾向中央，对抗国王了。
王国官吏既然这样对待国王，因而国王对于这些官吏，也就貌合神离，不能同心。有的时候他就明杀这些官吏，有的时候他又暗害这些官吏。身为这些官吏，为着自身安全，有时则又敷衍塞责，藉求苟免。
《史记•楚元王世家》：“(楚王)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
同世家：“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欲发国中兵(反).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亲信)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淮南)太子，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
《史记•吴王濞列传》：“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
这是国王明杀或谋杀王国官吏的。
《史记•五宗世家胶西于王》：“(王端行为不轨),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乘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同世家赵王彭祖：“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引》：“谓彭祖自为二千石扫除其舍以迎之也。],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此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
《汉书•长沙定王发传》：“宣帝时，(刺王建德)以县官事怨内史，教人诬告以弃市罪。”
《汉书•陈敬王羡传》：“(子钧嗣立，)性隐贼，喜文法，国相、二千石不与相得者，辄阴中之”。
这是国王暗害王国官吏的。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盎)徙为吴相，辞行。(兄子)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苛，时说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汉书•董仲舒传》：“(公孙弘嫉仲舒，)胶西王亦上(武帝)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闻仲舒(贤，)大善待之。仲舒恐久获罪，(称)病免(归)。”
这又是王国官吏，为着自身安全，而敷衍塞责，以求苟免的。
王国官吏牵制国王，是不是毫无限度呢？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劾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徵下吏，治主父。”
《汉书•常山宪王传》：“(戴王死),有遗腹子煨，相、内史不以闻。太后上书，昭帝闵之，抵相、内史罪。立媛，是为勤王。”
《后汉书•张禹传》：“父歆，……后仕为淮阳相，终于汲令。”注引《东观记》曰：“歆为相时，王新归国，宾客放纵，干乱法禁。歆将令、尉入宫搜捕。王白上，歆坐左迁为汲令。”
《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醋，酬自杀。国相赵牧以状上，因诬奏恭祠祀恶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请诛之，恭上书自讼。朝廷以其素著行义，令考实无徵，牧坐下狱。”
据此，是王国官吏之牵制诸王，也是有一定限度，而不能为所欲为。
《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丽以闻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大行令奏谥法曰，聪明睿知曰献，宜谥曰献王。”
《后汉书•东海恭王强传》：“(嗣王臻)有笃行，……国相籍褒以状闻。顺帝美之，(增封五千户)。
同书《东平宪王苍传》：“(嗣王)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行状。永宁元年，邓太后增邑五千户。”
这又说明王国官吏不仅奏国王过恶，也奏国王善行。
《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用袁盎等议，立太子，不以弟梁王为储。)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捕贼使者至梁),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邱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命胜、诡皆自杀，出之。”
这是国王有过，办案使者威逼王国官吏使王就范的。
《汉书•霍光传》：“(昌邑王既废，)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
《汉书•王尊传》：“迁为东平相，是时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傅、相连坐。”师古曰：“前任傅、相者，频坐以王得罪。”
《汉书•东平思王传》：“(王)通奸犯法，上(元帝)以至亲贳弗罪，傅、相连坐。”
这又是国王有过而惩罚王国官吏的。
最后要说的是，上面说王国官吏倾向中央牵制国王，并不是绝对的，有时也有例外。如赵相贯高、周昌之忠于赵王，以抗中央(见《汉书•张耳传》、《史记•周昌传》),齐内史头齐王计，使得安然归国(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再加上前述宋昌、张武忠于代王及魏勃、祝午忠于齐王事，可见于国官吏也有忠于国王对抗中央的。不过贯高之所以忠于赵王系因为他是“故耳客”,周昌之所以忠于赵王系因为他受高帝托，此外如齐内史等人之忠于其王，主要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国王自己任命的官吏。由此可知王国官吏之所以对抗中央忠于国王，都是有其特殊原因。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自从逐渐改由中央任命以后，王国官吏倾向中央就成了主流，而忠于国王的就很少以至几无了。
县
一、县的置罢与命名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诏曰，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三国志•吴书•贺齐传》：“(建安)十三年迁武威中郎将，讨丹阳黟歙，时武强、叶乡、东阳、丰浦四乡先降，齐表言以叶乡为始新县。”
《通鉴》卷四二东汉光武建武八年：“(封窦融)弟友为显亲候。”注：“《郡国志》汉阳郡有显亲县。贤曰，……帝置显亲县以封友，褒显窦氏有孝文皇后之亲也。”
《通鉴》卷八一晋武帝太康四年：“新沓康伯山涛薨。”注：“魏明帝景初三年以辽东东沓县吏民过海居齐郡界者，立为新沓县。”
《太平御览》卷二五六良刺史上：“晋桓尹……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伊到镇，以边境无虞，宜以恤养为务，乃上疏……宜并合小县。”
同书卷三三一备边引《后汉书》曰：“马援奏上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余里〔庭，县庭也。〕,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
总上可见，关于县的置罢，有的说“条奏”,有的说“表言”,有的说“帝置”,有的说“上疏”等等。所有这些字眼都是表示要由君主决定。置罢县既然都要君主决定，置罢郡则更可想而知，所以汉武置朔方，汉元弃珠崖，都博访众意，然后决定，这又说明郡之于县就更加重要了。反之，乡的置罢，因为地位较县为低，似可不经君主而郡可径行决定。(详乡文)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黄龙三年：“由拳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
同传嘉禾三年：“诏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
“诏复”固然表明县名更改系由君主决定；即是由拳改名，也是孙权所定。据此，是县名更改也是取决君主，臣下无权决定。
二、县有城郭
《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城上引《说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又引《释名》曰：“城，盛也，盛受国都也。”
同书卷一九三郭引《说文》曰：“郭，廓也，廓落在城也。”
又引《风俗通》曰：“郭，鄂也，亦大也。”
又引《管子》曰：“内谓之城，外谓之郭。”
又引王肃表曰：“夫城之有郭，犹里之有表，骨之有皮，表里各异则保障不完，皮骨分离，则一体不负。”
总上，是城乃内城，郭乃外城，郭在城外，而与城有表里皮骨的关系。至于为何名城名郭，亦各有其含义。汉县有没有城郭呢？
《汉书•高帝纪》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注引张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筑其城也。”师古自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
另外，《通鉴》汉景帝前三年条，汉光武建武十二年条及汉献帝建安九年条，都曾明言下邳、成都、邺城等县有城。据此种种，证明汉县的确有城。
《后汉书•虞诩传》：“明日，(武都太守诩)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一作西)郭门入。”
《通鉴》卷四三东汉光武建武十二年：“(吴汉)遂军于其(公孙述)郭中。”注：“成都郭也。”
据此，也证明汉县的确有郭。
《后汉书•臧宫传》：“(宫)乃乘兵入小雒郭门，历成都城下。”注引张载注《蜀都赋》云：“汉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八门，小雒郭门盖其数焉。”
《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汉赵染)袭长安，庚寅夜入外城。”
引文有的说入外城，有的说入郭门历城下，这不仅说明汉县有城有郭，且说明郭的确在城外，是所谓外城。因为汉县有城有郭，所以汉史叙事也就往往城郭并举。《太平御览》卷九○光武引《东观汉记》曰：“(帝崩)遗诏曰，……刺史、二千石皆无离城郭”；又同书卷七九四羌无弋引《后汉书》曰：“顺帝……乃复三郡(朔方、西河、上郡),使谒者郭璜督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都是明显的例子。
城郭的设施怎样呢？
《通鉴》卷七秦二世元年：“(陈涉)攻陈，陈守、尉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注引师古曰：“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候望者耳。楼一名谯，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车者，亦于兵车之上为楼以望敌也谯、巢声相近。”
《太平御览》卷四九四诡诈引《东观记》曰：“臧宫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与……岑彭相拒于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叛从蜀，官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周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帅乃奉牛酒以劳军。”
读引文可见城郭均有门，上有楼以供瞭望，下有限以备开闭。此外《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汉赵染)袭长安.庚寅夜入外城，……染焚龙尾及诸营。”注：“龙尾者，依城筑道，陂随而渐高，登陣所由之路也。又《水经注》曰，秦时有黑龙从南山出饮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迹，长六十余里，头临渭水，尾达樊川，汉萧何起未央宫，斩龙首山而营之，头高二十丈，尾渐下高五六丈，所谓龙尾者，此山之尾也。”鸿年按青龙饮渭，本有此说。惟赵染于战乱中焚龙尾及诸营，显见龙尾与城防设施有着密切关系，且唐世亦将宫内缓慢上升之道路称为龙尾道，从而赵染所焚，与其说是饮水的青龙尾巴，毋宁说是陂随渐高的登陴道路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城郭设施还有这种依城所筑的登陴道路。
查城既然是内城，郭既然是外城，依照常理推测，那么外城似应四面八方将内城团团围住。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通鉴》卷八三晋惠帝永康元年：“是时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注：“二城皆秦张仪所筑。仪既筑太城，后一年又筑少城。太城今成都府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东即太城之西墉也”。“太城”、“子城”意思就是说太城是城，是大城，也就意味着少城是郭，是外城。读引文可见，成都城郭布局就不是外城将内城团团围住，而是外城在内城之西。这大概是因地制宜，相势建筑。像这种现象，当不仅此一处。
说县有城郭，也只是一般而论，大体如此。《通鉴》卷八王莽地皇二年田况上言，“收合离乡小国无城郭者。”注“小国，诸列侯国也。”按汉制有蛮夷曰道，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与这里所说的列侯小国，地位均与县相仿。引文既然说“小国无城郭者”,可见有些县级单位，不但无城，且亦无郭。此外《后汉书•吕布传》：“布与磨下登白门楼。”注：“《宋武北征记》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门周四里，吕布所守也。魏武禽布于白门，白门大城之门也。郦道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禽陈宫于此。刘攽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门案文多之门二字，缘下有大城之门，遂致此衍。”这又表明个别县不仅有内城有外城，还有第三重城了。《太平御览》卷一三八魏文郭皇后引《魏志》曰：“黄初五年，……时霖雨百余日，(许昌)城楼多坏。”这又表示汉具城郭多系土制，所以怕雨。
三、县有沟堑
《通鉴》卷六一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孙瓒兵败),遂徙镇易，为围堑十重(以守焉。)”
《太平御览》卷九八晋怀帝引《晋书》曰：“刘聪攻洛阳，……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
同书卷三三七鹿角引袁华《汉献帝春秋》曰：“扬州剌史刘馥上言，荆州牧刘表与会稽太守孙权谋袭京城，遂堑许。”
据此，堑者乃是一种防御工事。汉县有没有这种工事呢？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赤乌三年：“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以备盗贼。”
《通鉴》卷七一魏明帝太和二年：“(诸葛)亮以土丸填堑，欲直攀(陈仓)城。”
《太平御览》卷二一五掩袭引《曹瞒传》曰：“刘华谏(刘勋)曰，上缭虽小，而城坚池深。”
这是说汉县的确有沟堑，间亦作池。因为汉县有堑，所以汉人说话叙事往往就把城堑或城池连在一起，而在城门外面也时而有桥出现。如太史公引贾生之言曰：“然后堑华为城，因河兴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陈汤谓甘延寿曰：“蛮夷无金城汤池之固”；以及张宾谓石勒曰，“恐城堑未固”等等；都是将城与堑或池同列并举的例子。《通鉴》卷四三东汉光武建武十二年：“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注：“贤曰，市桥，即七星桥之一桥也。李膺《益州记》,冲星桥旧市桥也，在今成都县西南四里。《水经注》,成都中两江，有七桥，西南石牛门外曰市桥。”这又是城门之外有桥的证据。堑一般虽然用于防守，但有时也用于围攻。《通鉴》卷六四东汉献帝建安九年；“五月，(曹)操毁土山地道，凿堑围(邺)城，周回四十里。”即其一例。
四、县有市、里官、寺、街、社
《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
《通鉴》卷五三东汉顺帝汉安二年： “凉州……地……震，……败坏城、寺。”
《太平御览》卷四九四诡诈引《东观记》曰：“隗嚣败，公孙述惧，欲安其众。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述诈使人言白帝仓出谷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
同书卷九一九鸭引《西京杂记》曰：“高祖既作新丰(县),并移旧社，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竞识其家。”
官寺是政府机关，市是贸易场所，里是住宅区域，社是祭祀地方，通途就是街道。如果说城郭沟堑是县的外围设施，那么官寺、市、里以及街、社等等就是县的内部机构。从而汉县内外略图，看了引文，就可窥知大概了。
五、城郭沟斩不始于汉
《史记•吴起传》：“吴起者卫人也，……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
《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注：“《淮南子》曰，鲧作城。”
《通鉴》卷三周赧王三十六年：“貂勃曰，……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据此可知，城郭制度，先秦早已有之，如果《淮南子》所记属实，则鲧时已有，汉特沿之未改耳。《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四夷交侵，以弱见夺，于是削去五等，堕城销刃。”注引应劭曰：“坏其坚城，恐复阻以害己也。”这又是说城郭制度虽然先秦已有，但秦时曾经受过一次破坏，即所谓“堕城”是也。秦皇所堕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城呢？是不是凡城皆堕了呢？
《通鉴》卷七秦二世元年：“(武臣徇赵)下十余城，余皆城守。”
同年：“燕赵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
同年：“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同年：“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
《通鉴》卷八秦二世三年：“南阳守(战败)走保(郡)城。”
总上可知，秦末诸县有城者尚多，然则秦皇所堕者并非所有县城，仅系其中一部分。所以《太平御览》卷八六秦王子婴条引太史公曰：“善哉贾生推言之(秦)曰，……堕名城，杀豪俊。”据此所堕者只是名城。不过秦皇所堕者虽仅限于名城，但经楚、汉战乱，县城被坏者可能很多，所以高帝六年“特诏天下县、邑城。”自此以后城郭制度遂被普遍保留下来，直至解放前夕还有许多县维持这种面貌。以江苏宿迁县为例，内有砖城一道，圆形，北面无门，南面二门，在西者曰大南门，在东者曰小南门，东面西面各一门，门上皆有楼。城外有土郭一道，俗呼曰圩；南面一门，东面二门，西北隅一门，西面一门，圩外有堑，号曰圩沟；南门及东面南头一门皆有木制吊桥跨堑，余门皆土路截堑而入，门上屋宇较城楼为差。自宿以南，淮阴、淮安、宝应、扬州均有砖城，此皆少时目睹，著此以见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之现象。解放后，旧城多已不在惟湖北江陵古城尤存。国家现已拨款修整，以供游览云。
县 令 长
一、令 与 长
《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后汉书•百官志》：“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
又注引应劭《汉官》曰：“《前书•百官表》云，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桓帝时以江(应作汝)南阳安为女公主邑，改号为令，主薨复复其故。”
总上，是汉大县县长官称令，地位高；小县县长官称长，地位低；不过，这只是原则，实际又有出入。因为令、长地位有高有低，所以地位低下的令长，有功就可以升为地位高的令长。《汉书•尹赏传》：“为郑令，……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后汉书•祭肜传》：“以彤为偃师长，……形有权略，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迁襄贲令。”《后汉书•虞诩传》：“为朝歌长，(有功，)迁怀令。”这都是由长迁令以及由普通县令迁京县县令的例子。
两汉县官一般虽皆称为令长，但在西汉最初以及王莽时代，却又不同。
《汉书•高帝纪》秦二世元年：“高祖乃立为沛公。”
注引孟康曰：“楚旧僭称王，其县宰为公，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
同纪元年：“(项)羽大怒，令萧公角击彭越。”注；“苏林曰，萧公官号也；孟康曰，萧令也，时令皆称公师古曰，孟说是也。”
总上可见西汉最初几年，县长官称公，至于为什么称公，则是恢复楚制。
《汉书•王莽传》始建国元年：“(改)县令长曰宰。”
《后汉书•丁鸿传》：“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颖阳(县)尉，世祖略地颖阳，颖阳城守不下，继说其宰，遂与俱降。”
据此，是王莽时县长官又称宰。不过称公好，称宰也好，都是短时期的，因而两汉县长官仍以称令长为主。
二、令长由君主任命
《后汉书•左雄传》雄上疏陈事曰：“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拜爵王庭，舆服有庸。”注：“墨绶谓令长，即古子男之国也。”又曰：“庸，常也。”
按“拜爵王庭”就是君主任命。汉世令长是不是真的由君主任命呢？
《后汉书•祭肜传》：“及(从兄)遵卒，无子，帝追伤之，以彤为偃师长，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祀之。”
《后汉书•杜林传》：“(建武二十三年大司徒林)薨，……除子乔为郎。诏曰：公侯子孙必复其始，贤者之后宜宰城邑，其以乔为丹水长。”
引文在叙述任命县令长时，有的说帝以，有的说诏曰，这是县令长由君主任命的一个证据。
《后汉书•彭宠传》：“更始立，使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鸿至蓟，以宠、(吴)汉并乡闾故人，相见欢甚。即拜宠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汉安乐令。”注：“安乐县名，属渔阳郡。”
《后汉书•伏隆传》“其冬，拜隆光禄大夫，复使于(张)步，并与新除青部牧守及都尉俱东，诏隆辄拜令长以下。”
《通鉴》卷七七魏元帝咸熙元年：“以南中监军霍弋遥领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选用长吏。”(按长吏即令长。)
按“承制”、诏令“辄拜”、“得以便宜”都是事出非常，受君主特别嘱托，任命某些令长。这些令长看来似非君主任命，实际仍系君主任命。
《后汉书•赵熹传》：“拜怀(县)令。”
《后汉书•张堪传》：“拜(蜀郡计掾樊)显为鱼复长。”
按“拜”乃君主任官之专用语，引文叙述任命令长均用拜字，也是汉世令长由君主任命的一个证据。
《后汉书•梁冀传》：“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职暴恣多非法，父商所亲客洛阳令吕放颇与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让冀。
冀即遣人于道刺杀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于放之怨仇请以放弟禹为洛阳令，使捕之，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
河南尹乃洛阳令之直属上级长官，以梁冀之暴，只能推荐洛阳令而不能径任洛阳令，这又是县令长由君主任命之一例.
总上所说，汉世令长之由君主任命，乃是事实，似无门题。
三、守令、守长
《汉书•王莽传》：“县宰缺者，数年守、兼。”师古曰“不拜正官，权令人守、兼。”
《通鉴》卷四一光武建武四年：“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注：“余谓守长者守鬲县长，非正官也。”
据此，是守令、守长，不是正官。
《后汉书•张升传》：“仕郡为纲纪，以能出守外黄令。吏有受赇者，即论杀之。或讥升守领一时，何足趋明威戮乎？对曰，昔仲尼暂相，诛齐之侏儒，首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镇强国，反其侵地，君子仕不为己，职思其忧，岂以久近而异其度哉！”
《太平御览》卷四八一仇雠引《汉书》曰：“原涉与新丰富人祁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疾涉，时为县门下掾。说(守令)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复单车归为府史(史似以作吏为好)；涉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可为寒心；今为君计，莫若条奏其旧恶，君必得真令，如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计，王莽果以尹公为真令。”
据此，是守令、守长又是临时性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转为真令。
充任守令、守长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又是由什么人任命的呢？
《后汉书•岑彭传》：“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人也，王莽时(以郡大吏)守本县长。”
《三国志•魏书•王恪传》：“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为主簿，守高密令。”
《三国志•魏书•贾逵传》：“初为郡吏，守绛邑长。”同书《满宠传》：“年十八为郡督邮，……守高平长。”
总上可见，就守令、守长人选说，引文有的说郡吏、郡大吏，有的说郡主簿、功曹与督邮，总之都是郡掾属，都是郡太守的佐属。
《后汉书•彭俗传》：“仕郡为功曹，……后州辟从事，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郡言州请俗守吴令。”
《通鉴》卷四四光武建武二十五年：“(朱)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
《通鉴》卷四六章帝元和元年：“庐江毛义、东平郑均皆以行义称于乡里，南阳张奉慕义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安阳令，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注引《东观记》曰：“义为安阳尉，府檄至，令守令也，安阳县属汝南郡。”《太平御览》卷四六五歌引《吴录》曰：“彭循字子阳，毗陵人，建国二年，海贼丁仪等万人据吴，太守秋君闻循勇谋，以守令。”
关于守令、守长的指派，引文或曰“郡言州”,或曰“扶风请”,或曰“府檄适至”,或曰“太守秋君”,无不表明守令、守长系由郡守指派。而就被指派的人选说，除郡太守佐属之外，又有州从事、县尉和平民。
《汉书•薛宣传》：“入守左冯翊，满岁称职为真。始栎阳令谢游……贪滑不逊，……宣移书显责之曰，告栎阳令，吏民言令治行烦苛，……欲遣吏考案，恐负举者，耻辱儒士，……令详思之，方调守。游得檄，……解印绶去。”关于“方调守”,师古注曰：“言欲选人，且代游守令职。”
《后汉书•卓茂传》：“迁密令。……初茂到县，有所废置，吏人笑之。邻城闻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为置守令，茂不为嫌，理事自若。数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遗。”注引《东观记》曰：“守令与茂并居，久之吏人不归往守令。”
据此，可以看出，不仅真令缺人时，郡太守可以指派守令。即真令仍在，只要认为必要，郡太守亦可指派守令。有的因为指派守令倒把真令弄跑了，有的则守令与真令同时办公。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未阳令”。
《通鉴》卷五八东汉灵帝中平元年：“(交趾刺史贾琮)简选良吏，试守诸县。”
这又是州刺史指派守令的例子。按州郡都是县的上级机构，郡既可以署置守令，在州长官职权逐渐扩大以后，州自然也就可以指派守令了。
必须指出，说州郡可以署置守令(长),并不意味着君主不能任命守令。按汉世守令凡有两种，一种就是上述的州郡所署置的守令，除这种守令之外，还有第二种守令。那就是君主在任命真令长时，如果认为被任人条件尚差，不够马上担任正式令长，为着使这样人一面做官一面学习，君主就可以任命他为守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守令。因为第一种守令是州郡署置的，又因为真令需要由君主任命，所以这种守令如果得不到君主认可，他将永远是守令，永不能变成真令，《汉书•王莽传》说“县宰缺者，数年守、兼”,正反映了这一点。第二种守令因为是君主任命的，他们之所以为守令，只因为他们的条件较差，在守过相当时期，经证明他们的能力可以胜任所职，他们就可以转为真令。《通鉴》卷四四东汉光武建武二十五年条载：“(朱)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注引《前书音义》曰：“试守者，试守一岁乃为真，食其全俸。”胡三省把《前书音义》这段话引注右扶风请朱勃试守渭城宰是不妥当的。因为右扶风所署的守宰，如果得不到君主的认可不要说一年，就是数年都是不能成为真令的。右扶风所署的守令不得到君主的认可，既然数年都不能成为真令，所以我们说胡三省引《音义》“一岁乃为真”注朱勃事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注，可能引起人误会，右扶风署置的守宰一年就可以成兴真宰，这是不符事实的。不过，我们说胡三省不对，只是说他不该拿《前书音义》的那段话来注右扶风请朱勃试守渭城宰。至于《前书音义》的那段话，我们并未说他不对，只不过这段话里所指的守令乃是君主任命的那种守令。这就是说，君主任命的守令，经过一年，是可以转为真令的。汉时有没有君主任命守令的实例呢？《后汉书•赵熹传》：“时江南未宾，道路不通，以熹守简阳侯相。熹……单车之简阳，吏民不欲内熹。熹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国家威信，其帅即开门面缚自归，由是诸营壁悉降。荆州牧奏熹才任理剧，诏以为平林侯相，攻击群贼，安集已降者，县邑平定”。按侯国相地位与县令长地位完全相同，观光武以赵熹守简阳侯相一事，可见汉世确有君主任命守令之举。
四、擅自去官
《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诏曰：“自今长吏(鸿年按即令长。)被考竟未报〔考谓考问其状也，报谓断决也。〕,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
《后汉书•左雄传》雄上疏曰：“(令长)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因罪潜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论语》曰，色斯举矣，言观前人之颜色也。〕,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今之墨绶犹古之诸侯[墨绶谓令长、即古子、男之国也。],拜爵王庭，舆服有庸，而齐于匹竖，叛命避负，非所以崇宪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禁，不式王命，锢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齿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边郡，以惩其后。”
《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曰：“初(吉)茂同产兄黄以(汉献帝建安)十二年中从公府掾为长陵令。是时科禁长吏擅去官，而黄闻司徒赵温薨，自以为故吏，违科奔丧。为司隶钟繇所收，遂伏法。”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嘉禾六年：“春正月，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割哀以从礼，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绖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已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后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详为节度。顾谭以为奔丧立科，轻则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虽严刑益设，违夺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则恩所不忍，有减则法废不行。愚以为长吏在远，苟不告语，势不得知。比选代之间，若有传者，必加大辟。则长吏无废职之负，孝子无犯重之刑。将军胡综议以为，丧纪之礼，虽有典制，苟无其时，所不得行。方今戎事，军国异容，而长吏遭丧，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闻忧不奔之耻，不计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轻所致。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故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违犯，有罪无赦。以杀止杀，行之一人，其后必绝。丞相雍奏从大辟。其后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权乃减宗(死罪)一等，后不得以为比，因此遂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