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侍中是省官，尚书是宫官，都督是外官。这是政敌争斗，将对方由省官而宫官而外官，一步一步向外排挤，且有人因为被排挤而招致消沉的。
《汉书•王莽传》：“莽即真，尤备大臣，抑夺下权。朝臣有言其过失者，辄拔擢。孔仁、赵博、费兴等，以敢击大臣，故见信任，择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宫，吏有常数，太傅平晏从吏过例，掖门仆射苛问不逊，戊曹士收系仆射〔注曰，应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置戊曹土；士，掾也。苏林曰，士者，曹掾属，公府诸曹次第之名也。师古曰，应说是。〕莽大怒，使执法发车骑数百，围太傅府捕士，即时死。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苛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邪；士以马棰击亭长，亭长斩士亡；郡县逐之，家上书；莽曰，亭长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谢〔刘攽曰，前云斩士，后云斥士，则非斩也.疑是斫字。〕。国将哀章颇不清，莽为置和叔〔师古曰，特为置此官。〕；勃曰，非但保国将闺门，当保亲属在西州者；诸公皆轻贱，而章尤甚”。
同传：“莽自见前颛权以得汉政，故务自拙众事，有司受成苟免〔师古曰，莽事事自决，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责而已。〕。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吏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其畏备臣下如此。又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当奏行者，辄质问乃以从事，前后相乘，愦眊不泄。莽常御灯火，至明犹不能胜。尚书因是为奸，寝事，上书待报者，连年不得去”。
太傅、大司空、国将等诸公是外官，尚书是宫官，宦官左右是省官。通读引文，可见王莽不但不相信外官，并且不相信宫官，所以他凡事利用省官，甚至亲御灯火，自揽众事，从而把权力由外而内集中到自己手里。王莽不是两汉君主，但两汉君主在这一点上，走的是王莽道路，因此引文是完全可以说明汉事的。
君主向内集权，大臣却又向外争权。
《后汉书•窦武传》：“时国政多失，内官专宠，李膺、杜密等为党事考逮。永康元年武上疏谏曰，臣闻古之明君，必须贤佐以成政道。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寓、荀绳刘祐魏朗、刘矩、尹勋等，皆国之贞士，朝之良佐。尚书郎张陵、妫皓、苑康、杨乔、边韶、戴恢等，文质彬彬，明达国典。内外之职，群才并列。而陛下委任近习，专树饕赛。外典州郡，内干心膂。宜以次贬黜，案罪纠罚。抑夺宦官欺国之封，案其无状诬罔之罪。信任忠良，平决臧否。使邪正毁誉，各得其所。宝爱天官，惟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应可待”。
内官近习指的是宦者，是省官；尚书令仆、尚书郎等是尚书官，是宫官。引文是要求君主废黜省官，信任宫官，从而将权力由省中而下放到省外宫内。
《后汉书•陈忠传》：“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而灾眚变咎，辄切免公台〔切，责也。〕。忠以为非国旧体，上疏谏曰。臣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称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舆为下，御坐为起。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察而董是非。汉典旧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臣忠心常独不安，是故临事战惧。不敢穴见有所兴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谬平典。而谤诺日闻，罪足万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陈褒，今者灾异复欲切让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多咎丞相。使贲丽纳说(翟)方进，方进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诚。故知是非之分，较然有归矣。又尚书决事，多违故典。罪法无例，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宜贵求其意，割而勿听。上顺国典，下防威福。置方员于规矩，审轻重于衡石。诚国家之典，万世之法也”。
《后汉书•吕强传》强上书曰：“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选举之负，尚书亦复不坐。责赏无归，岂肯空自苦劳乎”？
尚书是宫官，三公是外官。以上两段引文虽未清楚明白地要求君主将职权由宫官尚书手中，下放到外官三公手里。但细察文意，则陈忠认为三公见任太轻，吕强以为尚书被任太专。事实上都是想由宫内而宫外，将职权向外争夺。
必须指出，说两汉君主信任内官，将权力由外向内集中，也不是毫无例外的。
《汉书•贾谊传》：“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师古曰，绛、绛侯周勃也；灌，灌婴也；东阳侯，张相如也；冯敬时为御史大夫。]。乃毁谊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谊既以适去〔师古曰，适读曰谪。〕,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汉书•霍光传》：“(领尚书事霍)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与贫民，发扬大将军过失”。
太中大夫和领尚书事都是宫官，绛、灌、东阳侯、冯敬和丞相都是外官。文帝信绛、灌而驱贾谊，宣帝用丞相而抑霍山，这又是君主信任外官而疏远宫官了。不过，文帝时候汉世君主权力仍未高度集中，加上绛、灌之流多是开国勋旧，因此出现了这种以外官间宫官的特殊现象。至于宣帝信任丞相压制霍山，也是霍氏专权太甚，宣帝有意抑之的结果，从而也是非常现象。因此外官远于内官以及外官往往受制于内官的结论，决不因有此个别例外而变动。
《史记》、前后汉书叙述两汉职官时，皆先公后卿依次排列。并将其余低级官员，分别从属于诸卿之下。猛然一看，尊卑有序，秩次井然。惟究竟谁近谁远？谁在内谁在外？谁居咽喉之地？谁掌机要之权？从这些记述中，很难看得出来。从而这种办法所叙述的仅是僵尸，仅是躯壳，而未能从精神和实质上说明问题。如果把宫省制度以及省官、宫官与外官之间的大外关系搞清，即可帮助我们从精神和实质上去了解两汉职官的作用。即不怕地位再高，俸禄再多，只要是外官，就很有可能受制于内官。反之，不怕地位再低，俸禄再少，只要是内官，也就很有可能掣肘外官。这就是为什么司马迁做中书令就尊宠任职(见《汉书迁传》)石显做中书令就丞相、御史大夫皆阿附事显(见《汉书•王尊传》)以及东汉中常侍竟然能将这个封建王朝搞垮的原因。东汉太尉杨震不明此理，在他以一外官身分，与省官中常侍及帝乳母争权失败自杀时说什么：“吾蒙恩居上司(太尉),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复见日月？”真是太书生气了啊！
宫卫制度
一、执金吾管宫外
《后汉书•百官志》：“执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注引胡广曰：“卫尉巡行官中，则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关于“徼”的解释，《前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条注引如滈曰：“所谓游徼微循，禁备盗贼也。”师古又注曰：“徼谓遮绕也，徼音工钓反”。
据此，是宫外戒备事务系由执金吾掌管。依照《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执金吾原名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职主徼循京师。徼循京师，就是负责首都治安。执金吾既然负责首都治安而帝宫又在首都，那么宫外戒备事务由执金吾担任，也就理所当然了。
二、光禄勋、卫尉主宫内
《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
同表：“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
《后汉书•百官志》：“光禄勋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卫宫殿门户”。
同志：“卫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
将引文与前节所引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则金吾徼于外”对阅，可见宫外戒备事务虽由执金吾负责，而宫内戒备事务则由光禄勋与卫尉分掌。光禄勋和卫尉是怎样掌管宫内戒备事务的呢？
《汉书•周勃传》：“皇帝(文帝)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师古曰，端门，殿之正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不得入。太尉往谕，乃引兵去。皇帝遂入。”关于“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通鉴》注曰：“郎、谒者皆执戟以宿卫宫殿。”关于“端门”,《通鉴》注曰：“端门，未央宫前殿之正南门也。”
《通鉴》一八汉武帝纪元光五年：“上为窦太主(帝姑母)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君(窦太主所爱男子)。是时中郎东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董君名)有斩罪三，安得入乎？……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上曰善，有诏止，更置酒北宫。”关于“宣室”,注引苏林曰：“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又引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关于“东方朔陛戟殿
下，”注引师古曰：“持戟立列陛侧也”。
《太平御览》卷九二一鹊条引《东方朔别传》曰：“孝武皇帝时闲居无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当此时东方朔执戟在殿阶旁，屈指独语。上从殿上见朔，呼问之，生独所语者何也。朔对曰，殿后柏树上有鹊，立枯枝上，东向而鸣也。帝使视之，果然。问朔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言之，风从东方来，鹊尾长，傍风则倾，背风则蹶，必当顺风而立，是以知也。”
同书卷二一二总叙尚书条引张璠《汉记》曰：“朱穆……徵拜尚书，正月百官(正殿)朝贺毕，虎贲当陛置弓于地，谓群僚日，此天子弓，谁敢干越。百僚皆回避不敢当。穆乃叱之曰，天子弓当载之于肩首之上，乃敢置地大不谨不敬。即收虎贲付诏狱治罪”。
《后汉书•周景传》：“顷之复引拜尚书令。”注引蔡质《汉仪》曰：“延熹中京师游侠有盗发顺帝陵，卖御物于市，市长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对诘。雄伏于廷答对，景使虎贲左骏顿头，血出覆面，与三日期贼便擒也。”
《后汉书•孙程传》：“(阎)显弟卫尉景遽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程传召诸尚书使收景，尚书郭镇时卧病，闻之，即率直宿羽林(往收之)。”
按端门、前殿是宫内建筑，尚书是宫内机关(详《尚书》文),在这些建筑或机关宿卫戒备的那些谒者、郎官、虎贲、羽林都是光禄勋的属官(详前后汉书百官表志),从而光禄勋透过属官在宫内从事戒备、宿卫的情况，在引文当中可以看出大概，不要多说了。
光禄勋是担任宫内宿卫事务的官吏，但宫内宿卫事务并不是完全由光禄勋独揽的，与光禄勋共同管理宫内宿卫事务的还有卫尉。
《史记•吕后本纪》：“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吕)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徘徊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集解：徐广曰，讼亦作公。〕。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餔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集解：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宫殿门户，故其府在宫中，后转为光禄勋也。〕。”
“太尉令平阳侯吉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正因为如此，吕产也就“殿门弗得入”,结果朱虚侯“遂见产廷中”,“杀之郎中府吏厕中。”这里所谓殿门，是未央宫前殿殿门，将引文与前段引文对阅，可见宿卫未央宫前殿殿门的，不但有光禄勋的属官像东方朔那一类的郎官等等，还有卫尉，否则太尉为什么要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呢？这是卫尉与光禄勋共同管理宫内宿卫事务的一个例子。
《汉书•叔孙通传》：“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师古曰，志与帜同。〕。……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师古曰：侠与挟同，挟其两旁，每陛皆数百人也。〕。”
“侠陛”的“郎中”虽是光禄勋的下属，“设兵张旗志”的“戍卒、卫官”却是卫尉的下属，这是卫尉与光禄勋共同管理
宫内宿卫事务的第二个例子。
《后汉书•梁冀传》：“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
关于“都候剑戟士”《通鉴》注曰：“《续汉志》,左右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剑戟士，徼循宫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属卫尉。”
同书《窦武传》：“(黄门令)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张)奂合，明旦悉军阙下。”
虎贲、羽林是光禄勋下属，左右都候是卫尉下属，在君主使用宫内兵力对付宫外事变时，时常把虎贲、羽林与左右都候并列，这又是卫尉与光禄勋共同管理宫内宿卫事务的第三个例子。
宫内宿卫事务虽然由光禄勋、卫尉共同掌管，但是光禄勋与卫尉之间，还是各有各的职掌，互不干扰的。
《史记•秦二世皇帝纪》三年：“二世乃斋于望夷宫。…… (赵高)乃使郎中令(即光禄勋)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墙咸阳令阎)乐召吏发卒。……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官殿(此字应作宫)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通鉴》此处多郎宦者三字，文意较明。)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帷。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日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
《后汉书•杨仁传》：“显宗特诏补北官卫士令，……及帝崩，时诸马(后族)贵盛，各争欲入官，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
查卫士令、仆是卫尉属官，郎是光禄勋(郎中令)属官。读《二世纪》可见，阎乐至望夷宫，首先碰到的是卫土令、仆，“斩卫令，直将吏入行”以后，才得“射郎、宦者”。足证卫士令、仆在外围，郎官在内部。也就是说卫尉所管的是宫内的外围，光禄勋所管的是宫内的内部。《杨仁传》也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前书《百官表》后书《百官志》记述光禄勋的职掌时，总是标出一个殿字；而在记述卫尉职掌时，则但云宫门，而不及殿。此外，本文开头在叙述宫外宫卫事务时，曾云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徼于宫外，相为表里。这里一字不提光禄勋，也是因为光禄勋职司内部的缘故。
三、宦官管省内
《通鉴》三五汉哀帝元寿二年：“太后遣使者驰召(王)莽，诏……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注曰：“中黄门，守禁门黄闼者也。”
《汉书•王莽传》：“大司马董忠与刘歆等谋叛莽，谋泄，莽召忠等。忠与歆(等)会省户下，莽令豐恽责问，皆服。中黄门各拔刃，将忠等送庐。忠拔剑欲自刎，侍中王望传言大司马反。黄门持剑共格杀之，省中相惊传勒兵。”
《通鉴》卷四一东汉光武皇帝纪建武三年条注曰：“中黄门，宦者也，属少府。”
读引文，可见中黄门是宦官，属少府，主守禁门(即省户)黄闼。这就说明了省内宿卫事务由宦官管，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灵帝崩，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与绍谋诛诸阁官，太后不从，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常侍黄门闻之，皆诣进谢，唯所错置。时绍劝进便可于此决之，至于再三而进不许。令绍使洛阳方略武吏检司诸宦者。又令绍弟虎贲中郎将术选温厚虎贲二百人，当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守门户。”
《后汉书•何进传》：“八月，进入长乐(宫)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宦官),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
《通鉴》五九东汉灵帝纪中平六年“(时宦官已诛，献帝即位)诏除公卿以下子弟为郎，以补宦官之职。”
查虎贲、郎官都是担任省外宫内宿卫事务人员，引文有的计划在诛杀宦官以后就以虎贲、郎官来代替他们，有的明言宦官诛后就以郎官补职。这也说明宦官未罢以前，省内宿卫事务是由宦官担任。从而也就进一步说明了宫省内外宿卫事务的分工情形。即宦官主省内，光禄勋、卫尉共主省外宫内。至于宫外则由执金吾管理。
四、卫尉的重要
总上三节所述，可见汉世宫卫事务分由四个机关管理。即执金吾管宫外。光禄勋、卫尉管宫内省外。宦官中黄门管省内，而其长官为少府。执金吾、光禄勋、卫尉和少府都是卿级官吏，秩皆二千石。因此四官地位相若，品秩一样。除执金吾管宫外，关系较疏，暂且不谈外。现将其余三卿在宫卫事务中地位的轻重缓急，略述于后。
《汉书•霍光传》：“(光死，宣帝将诛霍氏而先夺其权，)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出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更以(光子)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右将军屯兵官属。……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欲夺霍氏权，就将未央卫尉范明友、长乐卫尉邓广汉分别徙为光禄勋和少府，足见光禄勋、少府不若卫尉重要。为什么卫尉重要呢？这是因为它所掌管的是所谓屯兵，用现代话说，是部队。两汉执政人物是相当重视屯兵，而要把它掌握在自己的亲信手里的。
《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二年，……大将军梁冀谋为乱。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诏司隶校尉张彪将兵围冀第，收大将军印绶，冀与妻皆自杀。卫尉梁淑，……屯骑校尉梁让、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皆伏诛。”
同书《天文志》：“孝安永初元年……是时安帝未临朝：邓太后摄政，邓骘为车骑将军，弟弘、悝、闾皆以校尉封侯秉国势。”
同书《第五伦传》：“肃宗初立，擢自远郡，代牟融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马廖兄弟并居职任。……伦以后族过盛，欲令朝廷抑损其权。上书曰：‘……窃闻卫尉廖……城门校尉防……越骑校尉光……’”。
按校尉和卫尉一样，都是主兵的军官。梁冀、邓骘、马廖都是执政的外戚。读引文可见执政的人总是攫取这些军职位置自己的宗族，用来巩固一己的权势。卫尉既然是主管军队的官吏，当然也就重要了。此外吕后时，一方面以吕禄、吕产领南北军，另一方面又以吕更始为长乐卫尉，只有未央卫尉任用欠妥，因而太尉周勃就利用这一点，命令卫尉“毋内相国产殿门”,结果助成了吕氏的失败。这也是卫尉重要的例证。
以上是从正面说明卫尉的重要。此外还可以从反面说明少府和光禄勋的不大重要，而证明卫尉的重要。现在先说少府。少府是宦官中黄门的长官，宦官中黄门管理省内宿卫事务。如果以宫省内外关系和在内机关容易得到权力的眼光看问题，少府与光禄勋、卫尉相比，位置最在内，与君主关系最密切，因而他的地位也就应该最重要。为什么事实上他的地位反到不如卫尉重要呢？这是因为：说少府地位应该最重要，是由于掌管省内宿卫事务的宦官是它的属官；事实上少府地位的不重要，却又由于宦官属于少府这个“属”字别有含义。一般我们说某一低级官吏属于某一高级官吏，这个属字至少应当包含下面两个意思当中的一个：一、这一低级官吏的任免应该由所属高级官吏支配。这就是说，或者由他直接任免，或者由他建议，再由他的上级任免。二、这一低级官吏执行职务时，要受所属高级官吏指挥监督。说宦官是少府的属官，少府对宦官有没有上述这样的权力呢？似乎没有。两汉时代少府对于主管省内宿卫事务的宦官，不但无权任免，宦官执行职务，也似不受少府监督。《后汉书•百官志》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方面把宦官列为少府的属官，另方面却又说“以文属焉”。所谓“以文属焉”,这个“属”字是别有含义的。因为属字别有含义，所以主管省内宿卫事务的宦官虽然属于少府，但少府的地位却不因此而重要。这就是汉宣帝欲夺霍氏权而徙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的道理，也是少府不及卫尉重要的道理。
再说光禄勋。光禄勋下属官参加宿卫工作的凡有谒者、郎官、虎贲、羽林四种，谒者人数不多，他的职务也不完全是宿卫，因而在宫卫工作中，他的地位并不重要。郎官人数虽然很多，但是成分杂乱，未必人人长于武事，用这种人担任宿卫平时虽然可以摆摆样子，一有事故就难免“或走或格，格者必死”了。因此就宿卫作用来说，郎官也不重要。至于虎贲、羽林人数既然相当多，军事技术也相当好，就宫卫工作说，的确是一支强有力的武装。但虎贲有虎贲中郎将作为长官，羽林有羽林监作为长官(郎官也有中郎将作为长官),这些长官都是当权执政的人安插亲信直接攫取的对象。这样一来，光禄勋就变成一个高高在上有职无权的官员了。汉宣帝欲夺霍氏权，一方面徙未央卫尉范明友为光禄勋，另一方面又出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和中郎将王汉为外郡太守。按中郎将、羽林监都是光禄勋的下属官，宣帝之所以不惜光禄勋(首长)而予之霍氏亲属，却吝中郎将羽林监(下属)而不与霍氏亲属，正说明了光禄勋高高在上有职无权的地位，同时也就反证了卫尉的重要。
根据以上所说，卫尉在宫卫事务中所处地位之所以比光禄勋、少府重要，主要是因为它所主管的是“屯兵”,是“卫士”,用现代话说是部队。
卫士，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
《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秋七月诏曰：“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注：“郑氏曰，去故置新，常二万人。”
《汉书•王尊传》尊奏曰：“又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如淳曰，诸卫士更尽得代去，故天子自临而飨之。〕。(丞相匡)衡与中二千石大鸿胪赏等会坐殿门下，衡南向，赏等西向。衡更为赏布东向席，起立延赏坐，私语如食。顷衡知行临〔如淳曰，天子当临飨士时。〕,百官供职，万众会聚，而设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为小惠于公门之下，动不中礼，乱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问行起居，还言漏上十四刻行临到〔宋祁曰，行临到当作行临时。〕,衡安坐不变色改容，无怵惕肃敬之心，骄慢不谨，皆不敬。”
《汉书•盖宽饶传》：“左迁为卫司马〔苏林曰，如今卫士令也。臣瓒日，汉有卫屯司马。〕宽饶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冠大冠，带长剑，躬案行士卒庐室，视其饮食居处，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临问，加致医药，遇之甚有恩。及岁尽交代，上临飨，罢卫卒〔师古曰，得代当归者也。〕。卫卒数千人皆叩头， 自请愿复留共更一年〔师古曰，更犹今言上番也。〕,以报宽饶厚德。宣帝嘉之。”《后汉书•礼仪志》：“飨遣故卫士仪，百官会，位定，谒者持节引故卫士入自端门。卫司马执幡钲护行。行定，侍御史持节慰劳。以诏恩问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毕，飨赐作乐，观以角抵，乐阕罢遣，劝以农桑。”
此外《汉书》魏相传、王莽传、《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通鉴》汉元帝初元三年条也都有一些有关卫士的记载，透过这些材料可见卫士是从各地征来的，是一种“徭役”,是统治者剥削人民的一种方式。在普通情况下，卫士一年更换一次，人数还相当的多。罢遣旧卫士的仪式，要君主亲临，百官到位，相当隆重。卫士是不折不扣的士兵，依照当时兵役制度，他们都是青壮年。他们的组织也完全与军队一样，所以有侯和司马等官。卫尉既然是这样一支部队的首长，在宫卫事务中他的地位之所以重要，也就是当然的了。
五、庐
《汉书•王莽传》：“大司马董忠与刘歆等谋叛莽，谋泄。莽召忠等，忠与歆(等)会省户下。莽令䠠恽责问，皆服。中黄门各拔刃，将忠等送庐。”
《后汉书•何进传》：“进入长乐(宫)白太后，请尽诛诸常侍以下(宦官),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
按中黄门宦官是省内工作人员。据引文，是省内工作人员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叫做庐。
《汉书•严助传》：“(武帝以中大夫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师古曰，无善声。〕。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注引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直宿所止曰庐。”
《太平御览》七二二医二条引《东观汉记》曰：“太医皮巡从猎上林还，暮宿殿门下，寒疝病发。时(郎官邓训直事，闻巡声起往问之。巡日，冀得火以熨背。训身至太官门为求火，不得。乃以口嘘其背，复呼同庐郎共更嘘，至朝遂愈。”
按严助为会稽太守以前是中大大，中大夫和郎官都是省外宫内工作人员(详另文),同属光禄勋。读引文，可见省外宫内工作人员工作居住的地方也叫做庐。
《史记•秦二世皇帝纪》二年：“(阎)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注引集解曰：“骃案《西京赋》曰，徼道外周，千庐内傅。薛综曰，卫士傅宫外内为庐舍，昼则巡行非常，夜则警备不虞。”
《后汉书•班固传》载固《两都赋》曰：“周庐千列，微道绮错。”注曰：“庐谓宿卫之庐周于宫也，千列言多也。”《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纪三年：“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注引胡广曰：“周庐者，卫士于周垣内为区庐。”又引师古曰：“区庐者，今之仗宿屋。”
据此，是卫士沿宫墙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又叫做庐。
总上所说，是不问省内省外以至宫墙四周，凡是宫内工作人员工作居住的地方，统统叫做庐。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汉史上又有以下记述：
《汉书•金日䃅传》：“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上行幸林光宫，日䃅小疾卧庐。(侍中莽)何罗与(弟)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作乱)。明旦，上未起。何罗亡何从外入〔师古曰，亡何，犹言无故也。〕,日䃅奏厕，心动〔师古曰，奏，向也；日䃅方向厕而心动。〕,立入坐内户下。(待何罗至而擒之。)”关于庐，师古注曰：“殿中所止曰庐。(鸿年按、“殿中所止曰庐”的殿字，师古用字欠妥。焉有人臣所止之庐设在殿中的道理。因而此处这个殿字，以改为官为佳。汉史如此使用殿字的，其例尚有，非止小颜一人。因此读史者应当注意。)《汉书•董贤传》：“上(哀帝)以(侍中驸马都尉)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师古曰：“庐谓殿中所宿止处也。”(鸿年按，文中所有殿，均以改宫为佳。)
金日䃅、董贤都是宫中办事人员，他们所卧所止也都叫做庐。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凡是宫内工作人员工作居住的地方都叫做庐。
中 常 侍
一、人 选
《后汉书•朱穆传》：“于是徵拜尚书，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省，览也。〕；黄门郎一人，传发书奏(传，通也。)；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官。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关于“中常侍参用士人”,注引《汉官仪》曰：“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珰左貂，光武以后专任宦者，右貂金珰。”关于“皆用姓族”注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
《后汉书•宦者列传》：“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
《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元年条注曰：“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参用士人，东都始以宦者为中常侍。”
《通鉴》卷三○汉成帝阳朔元年条注曰：“《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盖此时以士人为之，东都始纯用宦者。”
总上可见，中常侍乃秦官汉因。西汉参用士人，东都全是宦者。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元年：“封外祖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通鉴》卷三○汉成帝河平四年：“(丞相王商免官自杀),商子弟亲属为……侍中、中常侍……者，皆出补吏”。同卷同纪阳朔元年：“(上)欲以(刘歆)为中常侍。”
《通鉴》卷三四汉哀帝建平三年：“河内息夫躬、长安孙宠……与中郎右师谭，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
《通鉴》卷三五汉哀帝元寿元年：“立拜(孔)光两兄子为谏大夫(中)常侍。”注曰：“为谏大夫而加(中)常侍官也。”
按许嘉等人都是士人，引文有的表明他们是中常侍，有的说欲以他们为中常侍，这就证实西汉中常侍的确有士人
《后汉书•侯霸传》：“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
据此，西汉中常侍亦确有宦官。
西汉中常侍既然既有士人又有宦官，因此前汉中常侍“参用士人”这句话，也就是正确的了。说到东汉，《后汉书•百官志》在叙述中常侍时，本注首先标明宦者。而该书为许多中常侍立传时，亦以“宦官列传”四字冠首。是说东汉中常侍纯属宦官，也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由参用士人转为全属宦官，究竟始于何时呢？关于这一问题，以上引文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始于光武建武年代，一说起于和熹听政以后。
按光武是东汉第一代君主，光武以后是明帝，明帝以后是章帝，章帝以后是和帝，和熹是和帝皇后，和熹听政在和帝死后。查光武建武元年是公元二十五年，和帝去世在公元一〇五年，前后相差整整八十年。以上二说，到底谁对呢？
《后汉书•窦宪传》：“(章帝死),和帝即位，(宪女弟)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即章帝)遗诏以(宪弟)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瓌并为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通鉴》卷四七后汉章帝章和二年条所记相同)。
读引文可见，窦景、窦瓌之为中常侍，是在和帝即位之初，也就是说和帝之世，中常侍仍然参用士人。从而中常侍纯属宦官始自光武之说，似乎难以成立。始自光武之说既然难以成立，起于和熹之说理应没有问题了。不过，事情又不这么简单。
《通鉴》卷五七东汉灵帝光和三年：“以问侍中任之、乐松。”注引考异曰：“范书云中常侍乐松，松本鸿都文学，必非中常侍，袁纪云侍中，今从之。”
按和熹听政在安帝初年，安帝以后是顺帝，顺帝以后是冲帝，冲帝以后是质帝，质帝以后是桓帝，桓帝以后才是灵帝，灵帝元年是公元一六八年。如果依照范书，则灵帝之世，中常侍还在参用士人。惟范书此记可能错误，《通鉴》注中已作说明，再也用不着多说了。
这里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即《前书百官表》谓中常侍为加官。根据前引《通鉴》以“(孔)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及该句胡注来看，前汉中常侍确有时为加官。但据所举其他诸例，似亦有专任者。按中常侍性质在前汉本与侍中相仿，侍中既有加官有专任，中常侍自亦可以有加官有专任。
二、近 密
《后汉书•张奋传》：“(永元)六年，代刘方为司空。时岁灾旱，祈雨不应。乃上表曰，……章表不能叙心，愿对中常侍。”
《后汉书•郭躬传》：“又有兄弟共杀人者，而罪未有所归。(明)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而减弟死。(命)中常侍孙章宣诏。”
《后汉书•陈球传》：“熹平元年，窦太后崩。太后本迁南宫云台，……即将葬，(中常侍曹)节等……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树。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
《后汉书•蔡邕传》：“时妖异数见，人相惊扰。其年七月，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䃅、议郎张华、太史令单飏诣金商门，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节、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宜所施行。”
总上可见，诏命由中常侍宣，大臣会议由中常侍监，访灾异由中常侍问，三公言事不尽又请对中常侍。中常侍之近密，就可想而知。我们在侍中文中曾云侍中近密，这里又说中常侍近密，那么侍中和中常侍的关系又是怎样？谁最近密呢？
《后汉书•李固传》：“(固奏记大将军梁商曰，)前孝安皇帝内任伯荣、樊丰之属，外委周广、谢恽之徒。”
据《李固传》注及《后汉书•杨震传》记载，伯荣是安帝乳母王圣女，樊丰系中常侍，周广、谢恽乃侍中。李固既然称中常侍为内，而谓侍中为外，则中常侍之更密于侍中，就不言自明了。盖自东汉中常侍全用宦官以后，因为宦官与君主朝夕相处，关系至密，从而由士人充任的侍中，就显得疏远在外了。
因为中常侍是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东汉中常侍的权势也就大得可怕了。
《后汉书•宦官列传》序中有一大段文章，主要写的就是中常侍。透过文章的描绘，中常侍权力之大，势焰之盛，误国之甚，流毒之深，就暴露无遗了。
三、限制和铲除中常侍的斗争
《后汉书•襄楷传》：“楷上书曰，……今黄门常侍天刑之人，陛下爱待，兼倍常宠，继嗣未兆，岂不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而在天市，明当给使主市里也。今乃反处常伯之位，实非天意。……书上，即召诏(刘攽谓诏当作诣)尚书问状。楷曰，臣闻古者本无宦官，武帝末，春秋高，数游后宫，始置之耳。后稍见任，至于顺帝，遂益繁炽。今陛下爵之十倍于前，至今无继嗣者，岂独好之而使之然乎。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汉初张泽为大谒者，佐绛侯诛诸吕。孝文使赵谈参乘，而子孙昌盛。楷不正辞理，指陈要务。而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诬上罔事。请下司隶，正楷罪法。收送洛阳狱。”
《后汉书•朱穆传》：“于是徵拜尚书，穆既深疾宦官，及在台阁，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珰之饰，处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故放滥骄溢莫能禁御。凶狡无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势怙宠之辈，渔食百姓。穷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陛下可为尧、舜之君，众僚皆为稷、契之臣。兆庶黎民，蒙被圣化矣。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阁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官。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以参政事。帝怒不应，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传声令出。〕,良久乃趋而去。自此中官数因事称诏诋毁之。穆素刚，不得意，居无几，愤懑发疽。延熹六年卒，时年六十四。”
《后汉书•李固传》固曰：“诏书所以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乘威权容请托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州郡。而谄伪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又曰：“宜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禁中。”
《后汉书•杨秉传》：“代刘矩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任谓保任。〕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乘与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职多非其人，自顷所徵，皆特拜不试，致盗窃纵恣，怨讼纷错。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请下司隶校尉、中二千石、城门五营校尉、北军中候，各实核所部，应当斥罢，自以状言三府廉察，有遗漏续上。帝从之。于是秉条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谊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以上都是主张限制以至铲除宦官中常侍的议论和与宦官中常侍所进行的斗争。此外《后汉书•窦、何列传》所述窦武、何进与宦官中常侍斗争经过尤为详尽，以文字太多，无法尽录斗争结果，失败的多，成功者少。就中有被捕入狱者，有愤懑致死者，至于窦武、何进，结局更惨。盖积重之势已成，虽欲返之，不可得也。
四、中常侍秦有魏无
《通鉴》卷六九魏文帝黄初元年：“初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注曰：“散骑、常侍秦官也。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以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为一官，日散骑常侍。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后遂为显职。”
读引文可见秦时已有中常侍，《太平御览》卷二二四散骑常侍条所引应劭《汉官仪》,也有同样记载。至于魏后无中常侍，也是有他的政治背景的。盖自宦官中常侍搞垮东汉以后，曹氏对于宦官戒心极大，他不但限制宦人为官不得超过诸署令，不但不用宦人充任新设的散骑常侍，他连宦人曾经充任过的中常侍这一官名，也弃而不用。从而中常侍这一官名，也就成为历史上的遗物了。必须指出，曹魏虽然没有中常侍，西蜀却仍有。这是因为西蜀一向以正统自居，所以设官分职，就全以东汉为准。东汉既有中常侍，西蜀当然也就设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亡东汉的是中常侍，亡西蜀的也是中常侍。弊政不除，旧祸重演，实为可叹。
中常侍的冠服和侍中相仿，这里就不再说了。
给 事 中
一、给事中得名和给事中是省内官
《通鉴》卷一七汉武帝建元三年：“上乃拜(东方)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注曰：“《续汉志》,给事中关通内外，盖以给事禁中名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