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王嘉传》：“(丞相王嘉荐前曾犯过梁相等三人),上(哀帝)乃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
《汉书•朱博传》：“(丞相博与御史大夫赵玄承傅太后旨，奏免傅喜侯),上(哀帝)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诣尚书问状，玄辞伏，(乃治博罪)。”
《汉书•孝元冯昭仪传》：“哀帝即位，遣中郎谒者张由将医治中山小王，由(狂病发擅)归长安，尚书簿责擅去状。”师古曰：“簿责，以文簿一一责问也。”
《汉书•元后传》：“(成帝怒王氏诸侯僭越),乃使尚书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阿纵不举奏正法。”
《后汉书•周景传》注引蔡质《汉仪》曰：“延熹中，京师有盗发顺帝陵(者，追捕不得，尚书令)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对诘，雄伏於廷答对，景使虎贲左骏顿头，血出覆面，与三日期贼便擒也。”
同书《左雄传》：“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同书《范滂传》：“为太尉黄琼所辟，后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驳之),吏不能诘。”
《通鉴》卷四六东汉章帝建初八年：“(雒阳令周纭得罪),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诣尚书谴问。”
以上都是臣下有过，尚书诘责的例子。诘责有的是明言奉命，有的是尚书自动；被责的人，上自公卿下至谒者与公府掾属.极为广泛，诘责结果，过轻者不问，罪重者交付治理；至于左雄顿头出血，刘据促步捶扑，更可看出尚书的气势。
《汉书•元后传》：“(王章上言成帝舅大将军王凤专权，上使尚书劾奏章……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
《汉书•董贤传》：“太后遣使召(王)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书劾(大司马董)贤(哀)帝病不亲医药，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中。”
《汉书•孝元傅昭仪传》：“(太子太傅赵玄以议礼失当),尚书劾奏玄左迁少府。”
《汉书•王莽传》：“(司命孔仁妻有罪自杀),仁见莽免冠谢，莽使尚书劾仁 …擅免天文冠，大不敬。”
这是臣下有罪尚书劾奏的。
《汉书•梅福传》福上书成帝曰：“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若此则天下之士 ……吐忠言……矣。”
《后汉书•郎顗传》：“公车徵顗，乃诣阙拜章。……书奏，帝复使对尚书〔使就尚书更对也〕顗对曰，臣……诚欲陛下修乾坤之德，……拟尧舜之道，攘灾延庆，号令天下，……。台(复)诘顗，……顗对曰，……臣顗愚蔽，不足以答圣问。”
同书《襄楷传》：“(楷)复上书(陈不宜重用宦官)。书上，即召诏(刘攽曰，诏当作诣)尚书问状。楷(复陈前意)。尚书上其对，诏下有司处正。尚书承旨奏(楷言非其实),收送洛阳狱。”
同书《梁统传》：“(统上疏言宜重刑，议者不然)。统复上言，(再申原意，并言)愿得召见若对尚书近臣，口陈其要。帝令尚书问状，统(具对)。议上，遂寝不报。”
这是臣民上书言事，意有未尽，尚书再行引问的。在这些例子里面，可以看到臣民在与尚书对答的时候，称对方为陛下，自称为臣；又称尚书所发问为圣问；梅福书和梁统书又都表示臣民上书求见，或求见不得的时候，可以用“对尚书”来代替；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尚书是君主的秘书机关，是君主的代表。
《后汉书•班勇传》：“(敦煌太守曹宗请击匈奴),因复取西域，邓太后召勇诣朝堂会议。先是公卿多以为宜闭玉门关，遂弃西域。勇上议(既不主出兵，亦不主弃西域，而谓)旧敦煌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扦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尚书问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为便，又置长史屯楼兰，利害云何；勇(又加以说明，遂从其议)。”
这是臣下会议，发言人发表意见未能了然，尚书要求澄清的。
《汉书•盖宽饶传》：“左迁为卫司马，先是时卫司马在部，见卫尉拜谒，常为卫官繇使市买；宽饶视事，案旧令，遂揖官属以下行卫者；卫尉私使宽饶出，宽饶以令诣官府上谒辞，尚书责问卫尉，由是卫官不复私使侯、司马。”
关于“宽饶以令诣官府上谒辞，”注引文颖曰：“私见使而公辞尚书也。”又引苏林曰：“以法诣卫尉府门上谣也。”
师古自注曰：“文说是也。”
关于“尚书责问卫尉”,注引文颖曰：“由宽饶以法令不给使，尚书责卫尉不复使司马。”考证关于盖宽饶事的考证说：“《盖宽饶传》,宽饶以令诣官府门上谒辞，注引文颖、如淳云云。许应元曰，文说非也，盖上谒辞阙庭耳，尚书主通章奏，故得责问卫尉，……故自是卫尉不敢私使候、司马。”
总观上引正文、注文及考证，我们的结论是，宽饶所辞的是君主；许应元说辞阙庭，因为阙庭是君主住处，所谓阙庭也就是指的君主，因此我们说可以；但尚书是君主的秘书，是君主的代表，文颖说辞尚书，我们认为也不算错；许氏硬说文说为非，太狭隘了。总之，从宽饶事又可看出尚书职掌的一个方面，即负责宫庭治安的卫官出差，应至尚书辞。
《汉书•陈遵传》：“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尝有部刺史奏事过遵，值其方饮，刺史大穷，候遵沾醉时突入见遵母，叩头自白当对尚书有期会状，母乃令从后阁出去。”
这是刺史回京奏事对尚书的。
《后汉书•梁冀传》：“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
这是百官迁召须至尚书的。
《汉书•张敞传》：“(敞为胶东相，属)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
这是陈树镛所说“吏追捕有功则上名尚书因录用之”的。
《汉书•冯野王传》：“迁为大鸿胪，数年御史大夫李延寿病卒，在位多举野王，上(元帝)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师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
这是尚书奉命选第中二干石，以便补任御史大夫的。
《汉书•谷永传》：“永为凉州刺史，奏事京师，讫当之部，时有黑龙见东莱，上(成帝)使尚书问永，受所欲言。”师古曰：“永有所言，令尚书即受之。”
这是尚书奉使访求直言的。
《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孙)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
这是尚书奉差劳军的。
《太平御览》卷六八八惨头条引《东观汉记》曰：“建武中徵周党，党着短布单衣縠布惨头待见，尚书欲令更服，(不听)。”(事亦见《后汉书•党传》。)
这又是被徵者待见，先由尚书接待的。
所有上述诸条徵引，乃是随手辑来，当然极不全面；但即就此不全面的材料观察，已可看出尚书管事之多之广。所以说它是君主的秘书机关，是极为恰当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如能掌握了尚书，也就掌握了一切。
《汉书•王莽传》：“哀帝崩，无子，而傅太后(帝亲生祖母)、丁太后(帝生母)皆先薨，太皇太后(成帝母王氏于帝亦为祖母)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遣使者驰召莽，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
观此，可见一诏尚书，百事大吉，如果尚书不是君主秘书，管的事多，怎能这样呢？
七、尚书权势消长
因为尚书是君主的秘书机关，又因为汉魏君主的权力总是在集中、加强，所以汉魏尚书的职权也就一直在扩展，它不但侵蚀了宫外官三公的职权，还侵蚀了九卿的职权。
《后汉书•吕强传》强上书曰：“旧典，选举委任三府(即三公),……今但任尚书。”
这是尚书侵蚀三公权力的例子，
《通鉴》卷八。晋武帝咸宁五年：“中书监荀勖以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以九寺并尚书，……所谓省官也。”注：“九寺，谓九卿寺也，汉初九卿各有所掌，东都以后尚书诸曹分掌众事，九卿殆为具官，故欲并之尚书。”同书卷八二晋武帝太康十年淮南相刘颂上疏曰；“秦汉以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此西都以前制也。〕.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自汉光武以来，以吏事责尚书事归台阁，诸卿奉成而已。〕于古制为太重。可出众事付外寺〔外寺，谓诸卿寺。〕,使得专之，尚书统领大纲若丞相之为，岁终课功校簿，赏罚而已，斯亦可矣。今动皆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
东晋桓温表曰：“古以九卿综事，不专尚书，今事归内台，则九卿为虚设，皆宜省并；若郊庙籍田之属，则临时权兼，事讫省矣。”
总观引文，有的人主张将九卿并入尚书，有的人又主张将职权外放九卿。不过，无论怎样争论，汉魏尚书又侵蚀了九卿权力，乃是不成问题。
因为尚书侵蚀了公卿职权，不但尚书在势焰上蒸蒸日上，就是在所管的政务上也逐渐加多，到了魏晋时代，尚书事务加多，组织扩大到了那样程度，以至尚书台的“台”字，已经变成中央政府的代词了。
《通鉴》卷八五晋惠帝永兴元年：“帝入长安，以征西府为宫，唯尚书仆射荀藩(等)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东西台。”注：“洛阳为东台，长安为西台。”
同书卷八六同纪永兴二年：“太宰(河间王)颐……遣尚书敕留台赐(羊)后死。”
同书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帝被汉俘),司徒傅祗建行台于河阴，司空荀藩(等)建行台于密。”
同年：“豫章王端太子诠之弟也，东奔仓垣，荀晞率群臣奉以为皇太子，置行台。”
同书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陈頵言于(琅琊)王睿曰，……今僚属皆承西台余弊。”注：“江东谓洛都为西台。”同书卷九一晋元帝大兴四年：“(邵)泊复欲执台使王英送于(石)虎。”注：“台使者，晋朝所遣者也。”
同书卷九二晋元帝永昌元年： “(甘卓)遣参军司马赞、孙双奉表诣台，……戴渊在江西，先得卓书，表上之，台内皆称万岁。”
同年：“司空(王)导帅其从弟，……及诸宗族二十余人，每日诣台待罪。周顗将入，导呼之曰，伯仁(顗字),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顾，既见帝，言导忠诚，申救甚至。帝纳其言，顗喜饮酒，至醉而出，导犹在门。”
同年：“王敦既得建康，乃遣台使，……驻(甘)卓军。”同书卷九三晋成帝咸和二年：“朝廷遣使谕(苏)峻，峻曰，台下云我欲反，岂得活耶。”
同书卷九四晋成帝咸和三年：“台兵御之(苏峻),屡败。”六年：“东夷校尉封抽等疏上(陶)侃府，请封(慕容)廆为燕王。……侃复书曰，……今腾战上听，可不迟速，当在天台也。”
根据以上徵引，可见留在首都的中央政府就叫做“留台”,设在首都以外的中央政府就叫做“行台”,在东的叫“东台”,在西的叫“西台”,中央政府的使者叫做“台使”,中央政府的军队叫做“台兵”,王导明明是到皇帝那里去求情，而说“诣台待罪”,陶侃意思是要听候中央政府决定，而说是“当在天台”,台之代表中央政府，直无疑问了。
尚书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关，因而自西汉中叶以后，以至魏晋，君主和大臣是否管理政务，就决定于他是否处理尚书事务，尚书事务与整个国家政治，可以说是一体化了。
《汉书•丙吉传》：“及霍氏诛，上(宣帝)躬亲政，省尚书事。”
《汉书•薛宣传》：“宣免(相)后二岁，(丞相)翟方进荐宣明习文法，……可复进用。上徵宣，……视尚书事。宣复尊重，任政数年……罢。”
《汉书•元后传》：“元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成帝。……以(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会有灾异，言者以王氏太盛所致。)凤于是惧，上书辞谢曰，陛下即位，思慕谅暗，故诏臣凤典领尚书事，上无以明圣德，下无以益政治，今有革星天地赤黄之异，咎在臣凤，当伏显戮，以谢天下，今谅暗已毕，大义皆举，宜躬亲万机，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辞职。上(不许)。”
读《丙吉传》,可见“亲政”就“省尚书事”；读《薛宣传》,又可见“视尚书事”就叫做“任政”；成帝居丧不问政事，就要王凤领尚书事，王凤辞职就要成帝亲政；所有这些都说明尚书事务就等于整个国家政治，不过问尚书事，也就谈不上管理国家事。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时的政治野心家，都企图将尚书置于自己掌握之下。
《汉书•刘向传》：“(中书令石)显干尚书事，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师古曰：“干与管同，言管主其事。”
同书《元后传》：“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王)根，……内怀奸邪，欲管朝政，推亲近吏主簿张业以为尚书。”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丁谧画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已，得制其轻重也。”
石显是中书令，王根是辅政将军，根据他们的职掌，本已可以支配尚书；但为着进一步地掌握尚书，他们又都安插自己的朋友亲信担任尚书。司马懿、曹爽本是同受明帝顾命辅少主的人，为着使自己能够完全支配尚书，曹爽也就把司马懿排挤掉；这都是政治野心家企图掌握尚书的例子。
必须指出，尚书的势焰薰人，是拿它和宫外的公卿相比的；但是尚书虽然是宫内官，毕竟是省外官，等到它和省内官相遇的时候，他却又处处居于下流，处处居于被动了。这在《宫省制度》文和《中书》文中都已详述，这里不再说了。
物极必反。就在尚书职权逐渐扩张的同时，尚书的地位，就机要来说，却又逐渐下落了。两汉尚书，一方面因为臣民所上章奏由它处决上达；另方面因为君主所下诏命由它制作下发，所以尚书的地位极为机要，而尚书这种机要地位，从当时用来形容尚书的种种词语上可以看出。
《汉书•贾捐之传》捐之曰：“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
《后汉书•韦彪传》彪上疏曰：“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同书《周顗传》颛对曰：“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关于“机衡”,注曰“北斗魁星第三为机，第五为衡，于天文为喉舌，李固对策曰，陛下之有尚书，犹天有北斗，主为喉舌，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出纳王命也。”
同书《刘恺传》：“少子茂， ……历位出纳。”注：“出纳谓尚书喉舌之官也，出谓受上言宣于下，纳谓听下言传于上。”
同书《邓彪传》：“和帝即位，以彪为太傅录尚书事，……及窦氏诛，以老病上还枢机职。”
同书《胡广传》尚书仆射胡广与尚书郭虔、史敞上疏谏顺帝曰：“臣职在拾遗，忧深责重。”
同传：“(广)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典机事十年。”
同书《袁敞传》尚书郎张俊上书曰：“圣泽以臣尝在近密。”
同书《周荣传》陈忠上疏荐荣子兴曰：“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
同书《陈忠传》：“司徒刘恺举忠明习法律，宜备机密，于是擢拜尚书。”
同书《周举传》尚书周举对策曰：“臣自藩外(冀州刺史),擢典纳言。”
同传：“(因召见，举又)对曰，臣从下州，超备机密。”《通鉴》卷二四汉宣帝地节二年：“上思振大将军(霍光)德，乃封光兄孙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魏相……奏封事言，……今光死子复为右将军，兄子秉枢机。”关于“枢机”注曰：“谓领尚书事也。贤曰，枢机近要之官也。”
总观以上徵引，所谓“百官本”、“枢要”、“机密”、“出纳”、“枢机”、“拾遗”、“机事”、“近密”,“喉舌”、“纳言”等等，都是用来形容尚书的，两汉尚书地位的机要，从这些字面上就充分表现出来。魏晋对于尚书，沿袭传统，虽亦仍有上述种种称谓，但自魏置中书主管作诏以后，尚书就逐渐变为普通的政务执行机关；就机要来说，它在两汉所处的地位，渐为中书所夺，尚书的权势就趋于衰落了。
《太平御览》卷二二○中书监条引环济《要略》曰：“中书掌内事，密诏下州郡及边将，不由尚书署也。”
据此，可知尚书不但无权作诏，密诏下州郡及边将者，且不庄尚书，与两汉相比，就大不相同了。
八、赵翼说法的商榷
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六尚书条：“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五鹿充宗为尚书令，成帝之初，萧望之领尚书事，嫉显等奸邪，乃奏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乃定置尚书员，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吏民上书事，客曹岂书主外国事，其所不掌者，惟刑罚有廷尉，礼仪有太常，军马有大司马，赋税有大司农，纠劾有御史而已。”
赵氏此段记述，缺点很多；误将萧望之在元帝之初说的话扯到成帝之初，是第一点。成帝定置尚书五员，分为五曹，赵氏只列四曹，漏脱三公一曹，是第二点。这暂不谈，至“其所不掌者”以下几句话，我也认为是不妥的。
《后汉书•钟离意传》：“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明)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将笞之。(尚书仆射)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为愆，则臣任大罪重，郎任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复冠而贳郎。”
根据这段记载，财政处理过程极为明白，即明帝要赐降胡缣，由尚书按帝意诏令主管财政的司农照办，司农照办以后回报，因为尚书误十为百，所以君主怒欲答郎。这明明是尚书承君主命，司农承尚书诏办事，也就是说君主以最高统治者身分，尚书以君主秘书身分，司农以主管财政机关身分，共同管理财政，怎能说“其所不掌者，惟……赋税有大司农”呢？
《后汉书•黄香传》：“复留为尚书令，增秩二千石，赐钱三十万，是后遂管枢机，甚见亲重。而香亦祗勤物务，忧公如家。十二年东平、清河奏妖言卿仲辽等，所连及且千人。香料别具奏，全活甚众，每郡国疑罪，辄务求轻科，爱惜人命每存忧济。又晓习边事，均量军政，皆得事宜。”
观此，可知尚书令既主刑狱又管军政，怎能说“其所不掌者，惟刑罚有廷尉，……军马有大司马”呢？此外，
《汉书•成帝纪》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师古曰：“《汉旧仪》云，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
如果说尚书不管刑罚，则“三公曹主断狱事”,如何解释呢？根据以上引证，可见赵氏说尚书与廷尉、太常等机关之间有分职，说尚书管哪些事务，廷尉、太常等管哪些事务，界限分明，互不干扰，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是靠不住的。真实情况是，就大体说，尚书是君主的秘书机关，是设在宫内；廷尉、太常这一类所谓卿，是分管政务的机关，是设在宫外，此外还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司徒、司空这一类的所谓公，是宰相机关，也是设在宫外；宫内官的尚书与宫外官的公卿之间，只有合掌，没有分职；这就是说，每一件政务，都要经过宫内官尚书和宫外官公卿之手，由他们共同管理，而不是某些事件由宫内官尚书管理，另些事件由宫外官公卿管理；就一件政务来说，尚书管，是以君主的秘书身分管的；公管，是以宰相的身分管的；卿管，是以分管政务机关的身分管的；他们之间究竟谁管得多，谁管得少，谁的办法能行得通，谁的主张能被接受，这要决定于君主信任谁；因为公卿设在宫外，距离君主远，关系与君主疏，因为尚书设在宫内，关系与君主密，所以在两汉魏晋时代，就公卿与尚书讲，除掉个别例外以外，君主总是比较信任尚书疏远公卿，从而在政务处理上，公卿总是上承尚书的下流，有时且被尚书踢开，整个不得参与处理，这在上引陈忠、吕强等人疏中，可以清楚看到。
九、尚书官员
因为职掌的逐渐加多，汉魏尚书官员就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待遇就由薄转厚了，人选也由粗变精了。
汉魏尚书官员人数的加多，可从尚书分曹由少而多和尚书官种由少而多两方面看出。
《后汉书•光武纪》：“更始亦遣尚书仆射谢躬讨(王)郎。”注引《汉官仪》曰：“尚书四员，武帝置，成帝加一为五，有侍曹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人庶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四夷事，成帝加三公尚书，主断狱事。”关于注文“侍曹尚书”,刘攽曰：“注有侍曹尚书，案前书皆太常侍曹，少一常字。”关于刘攽曰，考证曰：“谢躬讨王郎注刘攽日注有侍曹尚书，前书皆太常侍曹，少一常字，前书作常侍曹尚书，无太字。”《汉书•成帝纪》建始四年：“春，罢中书宦官，初置尚书员五人。”师古注引《汉旧仪》云：“尚书四人为四曹，常侍尚书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书主刺史、二千石事，户曹尚书主庶人上书事，主客尚书主外国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断狱事。”
《通鉴》卷七一魏明帝太和四年条注：“汉成帝罢中书宦者，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后又置三公曹，是为五曹；光武改常侍曹为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为六曹，并令仆二人谓之八坐，后改吏部为选部，魏又改选部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左右二仆射一令为八坐。”
《后汉书•百官志》：“尚书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四人，分为四曹，常侍曹尚书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书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尚书主凡吏民上书事，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世祖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关于“后分二千石曹，”《陔馀丛考》注曰：“光武分二千石曹为二。”
总观引文，可见关于何帝何时尚书究竟分为几曹，各种记载颇有不同；总括他们见解，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认为武帝时有四曹，成帝于罢中书时加一为五，光武又改五为六；二类是武帝时有四曹，成帝罢中书时仍为四曹，但后又加一为五，光武则改五为六；三类是成帝时有四曹，光武直接改四为六。三类意见谁是谁非姑且不谈，但尚书分曹越来越多，却是事实，这是尚书官员加多的一个方面。
《宋书•百官志》：“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
《通考》：“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法书，故谓之尚书。”
《晋书•职官志》：“尚书郎西汉置，四人。”
《宋书•百官志》：“汉东京，尚书令史十八人。”
据此，是秦时尚书设官，只有令、仆、丞与尚书四种，西汉增加郎一种，东汉又增加令史一种。这是尚书官种由少变多的表现，是尚书官员人数加多的另一方面。因为尚书分曹和尚书官种都由少变多， 到了东汉，尚书官员人数，已经相当可观了，根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尚书计有令一人，仆射一人尚书六人，左右丞各一人，侍郎三十六人，令史二十一人，总共已有六十七人，这与秦时尚书人数相比，已经增加得很多了。这种增加的趋势，以后并未停止，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尚书官员究竟有多少，现在尚无统计，至于赵宋，据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六所载，已经共有员吏一千四百十三人了。
汉魏尚书官员人选的由粗变精，突出地表现在尚书郎的任用上面。
《后汉书•百官志》尚书令史条注引《决录》曰：“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此句似应作：故事，尚书郎缺，以令史久次者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以孝廉丁排补焉。邯称疾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日，臣实不病，耻以孝廉为令史职耳。世祖怒曰，虎贲灭头，杖之数十。诏问欲为郎不？邯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中诏遣出，竟不为郎。”
按世祖是东汉开国君主光武皇帝，读引文可见，光武以前，尚书郎缺以令史久次者补，而孝廉则耻为尚书郎。以后情况怎样呢？
《后汉书•冯愆传》：“子豹，……举孝廉，拜尚书郎，忠勤不懈。”
同书《桓彬传》：“彬少与蔡邕齐名，初举孝廉，拜尚书郎。”
同书《应奉传》注引华峤书曰：“(曾祖)华仲，举孝廉尚书郎，转右丞(孝廉下似脱一‘拜’或‘为’字)。”同书《陈敬王羡传》注引谢承书曰：“(骆)俊……察孝廉，补尚书侍郎。”
同书《陶谦传》注引《吴书》曰：“察孝廉拜尚书郎。”
同书《阳球传》：“初举孝廉，补尚书侍郎。”
《三国志•蜀书•许靖传》：“察孝廉、除尚书郎。”
据此，是过去孝廉耻为郎的，现在却很多为郎了。不仅如此，
《后汉书•徐防传》：“永平中举孝廉，除为郎，防体貌矜严，占对可观，显宗异之，特补尚书郎，职典枢机，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尝有过。”
同书《胡广传》：“遂举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日拜尚书郎。”
徐防以“体貌矜严”胡广因“天下第一”才拜尚书郎，这又说明普通孝廉虽欲为尚书郎而不得了。将此事与丁邯事两相对照，则尚书用人由粗而精，就不言自明了。
两汉尚书因为职掌逐渐加多，人选逐渐精美，待遇也就逐渐由薄转厚了。
《后汉书•郑弘传》：“迁淮阳太守，四迁建初(刘攽谓此处少一初字)为尚书令。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补)丞、尉。弘奏以为台职虽尊而酬赏甚薄，至于开选，多无乐者，请使郎补千石，令史为长[刘攽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帝从其议。”(《太平御览》卷二一二、二一五皆有类似记载，文字脱落不全。)
这是尚书郎、尚书令史限满补官由薄而厚的。
《后汉书•钟离意传》：“乐崧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贫为郎。常独止台上，无被枕祉，食糟糠，帝每夜入台，辄见崧，问其故，甚嘉之。自此诏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注引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入直台中，官供新青缣白绫被，或锦被，昼夜更宿帷帐画，通中枕，卧旃蓐，冬夏随时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书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伯使至止车门还，女侍史絜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也。”
这又是尚书官在执行职务时，待遇由薄而厚的。
因为尚书的职掌逐渐加多，尚书官员的人选逐渐转精，尚书官的待遇逐渐变厚，两汉尚书的地位也就逐渐显出特殊了。按尚书是设在省外宫内的台官，当时这一类的台官，除与尚书台合称三台的御史台、谒者台之外，还有符节台，如果拿尚书台的一切与其他三台相比，就可清楚地看出尚书地位的特殊。
《后汉书•百官志》尚书令史条注引蔡质曰：“(尚书令史)皆选兰台(即御史台)、符节上称简精吏有能(者)为之。”
《太平御览》卷二一三令史条引《汉官仪》曰：“能通苍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
同是令史，尚书令史要求比较兰台、符节二台为高，这是尚书地位特殊的一个证据。
《后汉书•百官志》尚书仆射条注引蔡质《汉仪》曰：“凡三公、列卿、将、大五、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豫相回避，卫士传不得迕台官，过后乃得去。”
同志尚书侍郎条又引蔡质《汉仪》曰：“御史中丞遇尚书丞、郎，避车执板住揖，丞郎坐车，举手礼之，车过远乃去。”
三公、列卿等官遇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及御史中丞、侍御史皆引车回避，这表明台官尊严；但在台官之间，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长贰，尚书丞郎是尚书台的官属，御史台的长贰遇尚书台的官属，仍“避车执板住揖”,这又是尚书地位特殊的另一证据。
《太平御览》卷二三三秘书郎条引王肃表曰：“臣以为秘书职于三台为近密，中书郎在尚书丞郎上，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
同书卷二二七侍御史条引《英雄记》曰：“袁绍……迁侍御史，弟术为尚书，绍不欲为台下，告疾求退。”
按尚书和尚书丞郎是尚书台的中坚官吏，侍御史是御史台的中坚官吏，王肃求“次尚书郎下”不得，则求“次侍御史下”,以及袁绍因弟术为尚书而耻侍御史不为，这也是尚书地位特殊的一个证据。总之一句话，汉世尚书地位之特殊，是其他官员所不能比的。
大 夫
一、大夫解释与大夫种种
《太平御览》卷二四三总叙大夫条引《白虎通》曰：“大夫为言大扶进人也。”
据此，大夫之所以称为大夫，是有它的含义的。汉世有些什么样的大夫呢？
《汉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条：
“郎中令，秦官。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大夫……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
《后汉书•五百官志》光禄勋条：“光禄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无员。”又：“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无员。又：“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又：“谏议大夫，六百石。本注曰，无员。”
《通鉴》卷一三汉文帝纪三年：“拜(张释之)为中大夫。”注曰：“……胡广曰，……谏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
《通鉴》卷七六魏邵陵厉公纪嘉平五年：“(吴)中散大夫蒋延固争。”注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谏议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后汉因之。”
总上可见，汉初大夫只有两种：一为太中大夫，一为中大夫，太中大夫地位高于中大夫。至武帝元狩五年，即公元纪元前一一八年，增置谏大夫一种。至此大夫有了三种。即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一〇四年，改中大夫为光禄大夫。至此大夫仍为三种，但名称略有更改。更改后的三种大夫是，光禄大夫、太中大夫和谏大夫。王莽增置中散大夫，东汉光武改谏大夫为谏议大夫。自此以后，经过整个后汉，大夫共有四种。即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四种大夫当中，光禄大夫最为尊贵。《前汉书•百官表》、《后汉书•百官志》,虽然都说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但在有些场合，仍有提高到中二千石者。如周堪、张禹、王延世、孔光、杨赐、董恭等人为光禄大夫，秩皆中二千石。他们当中有的是帝师，有的因有功，有的是故三公，有的是幸臣之父。因为他们的地位特殊，所以他们为光禄大夫，官秩也就特别的高。(关于周堪等人事，分见《通鉴》卷二八汉元帝纪永光四年条，《通鉴》卷三〇汉成帝纪河平元年条，河平四年条，《通鉴》卷三五汉哀帝纪元寿元年条，及《后汉书•杨赐传》。)
二、大夫是宫内官
《汉书•鲍宣传》：“(宣为谏大夫，上书哀帝曰。)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豪毛。岂徒欲使臣美食太官，重高门之地哉？……臣虽愚戆，独不知多受禄赐，美食太官，广田宅，厚妻子，不与恶人结仇怨以安身邪？”关于“高门”,注引晋灼曰：“高门，殿名也。”师古自注曰：“在未央宫中。”《汉书•盖宽饶传》：“迁谏大夫，……左迁为卫司马。……宽饶初拜为司马，未出殿门，断其禅衣，令短离地〔师古曰，禅音单，其字从衣。〕,冠大冠，带长剑。躬按行士卒庐室。视其饮食居处，有疾病者，身自抚循临问，加致医药。遇之甚有恩。”
《汉书•贡禹传》：“元帝初即位，徵禹为谏大夫。……迁禹为光禄大夫。顷之，禹上书曰。臣禹年老贫穷，……陛下过意徵臣。……至，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奉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医临治。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奉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诚非少茅愚臣所当蒙也。”关于“廪食太官”,师古注曰：“谓太官给其食。”关于“侍医临治”,师古注曰：“侍医，天子之医也。”
鲍宣为谏大夫，上书言“岂徒欲使臣……重高门之地哉。”足见“高门”是代表大夫工作与居止的地方。高门殿既然在未央宫中，从而可知大夫是宫内官吏。盖宽饶自谏大夫左迁卫司马，传言“出殿门”。按卫司马是卫尉的属官，卫尉的职掌是担任宫墙四围的戒备。盖宽饶所按行的士卒庐室，都是沿着宫墙建筑的。以谏大夫迁为掌管宫墙四周戒备的卫司马而谓之出，这也说明大夫是宫内官吏。太官是主管君主饮食的官吏，侍医是替君主看病的人员。做了大夫就由太官供食，侍医看病。这就说明大夫与君主的关系相当密切，从而也是大夫是宫内官的一个旁证。
《汉书，谷永传》：“(永为光禄大夫，作书谢执政大将军王凤曰：)擢之皂衣之吏，厕之争臣之末。”
《通鉴》卷三○汉成帝纪河平四年：“(丞相王商既为大将军王凤所害，)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莫得留给事宿卫者。”
《通鉴》成纪将大夫与驸马都尉等宫省宿卫官列在一起，这固然又是大夫为宫内官的一个证据。至谷永谓大夫为“皂衣之吏”。按“皂衣”本是君主宿卫人员所着的服装(见郎官文).说大夫为“皂衣之吏”,也就等于说大夫是君主的宿卫人员。从而也是大夫为宫内官的一个例证。
因为大夫是宫内官，所以它和宫外官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出入内外的关系。
《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为相国，不治事。)参子密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密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密既洗沐归，间侍， 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答帘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
《汉书•严助传》：“严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师古曰，谓计议不如助等，每诎服也。]。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覆，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以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日，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以救东瓯)。”
《汉书•公孙弘传》：“数年迁御史大夫，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中大夫)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师古曰，言其利害十条，弘无以应之。〕。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相国府在宫外，中大夫是宫内官，所以曹参要曹究“趣入侍”。丞相是宫外官，大夫是宫内官，所以在他们彼此论难的时候，《严助传》中就说“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这就说明大夫与宫外官之间，存在着一种出入内外的关系。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大夫是宫内官。而宫外官见诎于宫内官的情况，透过引文，亦可看出大概。
三、大夫是省外官
《汉书•鲍宣传》：“(宣为谏大夫，上书哀帝曰，)高门去省户数十步，求见出入二年未省[师古曰，不被省视也。]。欲使海濒庆陋自通，远矣。愿赐数刻之间，极竭髦髦之思。退入三泉，死无所恨。”
按“高门”是代表大夫工作宿止的地方。因为“高门”在宫中，所以上节说大夫是宫内官。现在引文又说“高门去省广数十步”,足见“高门”在省外，从而也就说明大夫是省外官。
此外两汉侍中、给事中都是省官，一些省外官吏，本来不能入省的，如果加上侍中或给事中，就可以入省。因此，凡是原来就是省官而当然可以入省的，他们就无需再加侍中或给事中了。反之，凡是加侍中或给事中的，就可以反证他们在未加之前，是不能人省的。从而也就可以推知这些官是省外官。大夫怎样呢？根据史书记载，宋弘、息夫躬、师丹、张猛、张禹、陈咸均曾以光禄大夫加给事中(分见《汉书•息夫躬传》、《汉书•师丹传》、《通鉴》卷二八汉元帝纪初元三年、《通鉴》卷三〇汉成帝纪河平四年、《通鉴》卷三二汉成帝纪永始四年及《通鉴》卷三五汉哀帝纪元寿元年。),王莽曾以光禄大夫加侍中(见《通鉴》卷三一汉成帝纪永始元年。)东方朔、张猛曾以太中大夫加给事中(分见《通鉴》卷一七汉武帝纪建元三年、《通鉴》卷二八汉元帝纪永光四年。),朱买臣、严助曾以中大夫加侍中(见《汉书•朱买臣传。》)。据此种种，是大夫加侍中、给事中者，比比皆是。从而也就说明大夫是省外官。
又我们在宫省文中曾说，汉自中期以后，宫省界限日渐严密。严密的一种表现，是省内士人逐渐减少。因为省内士人减少，到了东汉，省内官职几乎全由宦官担任，从而士人能够担任的只有省外官职。大夫是士人担任的官吏，因此也就可以推知大夫是省外官。此外，
《太平御览》卷四九一惭愧条引《东观汉记》曰：“魏霸字延年，仕为光禄大夫。霸妻死，长兄伯为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儿子备具矣？何空养他家女为？即自入辞。其妻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视老夫复何用而遂失计议，不敢屈，即拜而出。妻惭，求去。”
